入世十四年知識產權保護

1. 國際貿易案例分析 知識產權保護案

1）在抄印度政府簽署了TRIPS後應當履行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規定，進一步規范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各成員應實施本協定的規定，不違反本協定的規定。各成員可在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實踐中確定實施本協定規定的適當方法，從而盡到TRIPS的義務。
2）印度政府的考慮存在失誤。印度政府對於簽訂了TRIPS使得葯品價格在國內的大幅波動，更主要考慮的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其他協議有利於本國。缺少對貿易知識產權的重視，導致最終的無法實現TRIPS目標的結果。
3）裁決：世界貿易組織判定印度沒有執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這個協議，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監督下，印度作出了調整。

額外資料：專利就是指一切技術領域中的任何發明，不論是產品發明還是方法發明，只要其具有新穎性、創造性並適合於工業應用，均可獲得專利。

2. 如何正確認識「入世」後給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帶來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十分重視通過立法保護知識產權，並特別強調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國際接軌，參加了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在國內立法中也注意借鑒國際通行做法。但與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下簡稱《知識產權協定》）的要求相比，尚有一些差距，入世對我國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一、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不足之處
《知識產權協定》主要規定了對版權和相關權利（包括計算機程序和數據匯編）、商標、地理標識、工業設計、專利、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未披露的信息等的保護問題，它與保護知識產權的有關國際公約如《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羅馬公約》、《華盛頓公約》等的規定是協調一致的，並對這些公約的規定有所補充。該協定主要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的最低保護水平和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措施與力度方面的要求。

與《知識產權協定》的要求相比，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保護客體不全面。我國有關立法的保護客體是版權和相關權利、商標、專利（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計算機程序和數據匯編、未披露的信息（即商業秘密），但不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地理標識。（2）救濟措施不完備。例如，商標法、專利法規定商標評審委員會、專利評審委員會作出的復審決定是終局的；沒有規定司法當局可以採取臨時措施等。（3）保護力度不合要求。例如，著作權侵權行為人對權利人提供的民事賠償，往往不足以彌補權利人的損失。

二、為適應入世需要對知識產權立法進行的完善
為了適應入世需要，我國新制定了《半導體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對半導體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予以保護，並對有關法律、法規進行了修訂。依《知識產權協定》有關條款所作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著作權法：將計算機軟體和電影作品出租權作為一項獨立財產權予以保護，規定對資料庫等匯編作品給予保護，對「合理使用」的原則與情形重新予以界定，規定司法當局為了防止任何延誤給權利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或者證據滅失，可以採取臨時措施，並且加重了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加大了對其行政懲罰力度。

（二）《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對軟體著作權人的權利做了細化，並對各項權利的內容做了界定，將軟體著作權的保護期改為自然人終生及其死後50年、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50年，並且縮小了「合理使用」作品的范圍、加大了對製作、販賣盜版軟體行為的打擊力度。

（三）商標法：將商標的構成要素由原來的文字、圖形及其組合，改為包括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維標志和顏色組合以及這些要素的組合；在禁止使用的要素中，增加了官方標志、檢驗印記；明確規定對馳名商標給予保護；規定當事人可以對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的復審決定向法院起訴；加重了商標侵權人的賠償責任，加大了對商標的司法保護力度，並規定司法當局為了防止任何延誤給權利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或者證據滅失，可以採取臨時措施；增加了對地理標識、證明商標以及團體、協會或者其他組織持有的集體商標的保護。

（四）專利法：增加規定產品的專利權人有權禁止他人許諾銷售其專利產品；加重了專利侵權人的賠償責任，加大了對專利的司法保護力度，並規定司法當局為了防止任何延誤給權利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或者證據滅失，可以採取臨時措施；規定對專利評審委員會就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的有關問題作出的復審決定，當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訴。

此外，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的實施條例或者實施細則，也將作出相應修改；《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的規定與《知識產權協定》第4節的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邊境措施的規定是一致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與《知識產權協定》第27條關於植物新品種保護的要求是一致的，這兩個行政法規這次無需修訂。

三、為適應入世需要清理的地方有關規定
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應由國家制定，因為知識產權保護具有嚴格的屬地性，一般以一個國家的整個領土為保護范圍。所以，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體標准如保護期限、專利申請維持費與年費的標准等，應由國家統一作出規定。

但是，過去我國許多地方制定了在各自轄區內適用的有關商標的實體保護制度，比如省一級的「著名商標」、地（市）的「知名商標」等。它們往往規定只有獲得本地（市）知名商標的，才能申請本省的著名商標；只有獲得本省著名商標的，才能申請國家的馳名商標。而且，只有在本地有生產基地的企業的產品，才能申請本地的知名商標、著名商標。這類規定就限制了企業申請國家馳名商標的權利，不利於我國企業獲得「馳名商標」，從而不利於我國產品將來走向國際市場、獲得其他WTO成員的自動保護。這些規定實際上設立了知識產權的實體標准，並且是以各地方的行政管轄區域為保護范圍的。因此，在這次地方性法規等的清理中，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以下簡稱「兩辦」）要求地方廢止這類規定。

為了便利專利等的申請，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申請專利手續及有關費用方面的規定。在這次地方性法規的清理中，「兩辦」要求地方按照法制統一原則，修改或者廢止與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相抵觸的規定，並要求按照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對不同成員的知識產權持有人同等對待，對其他成員知識產權持有人與本國知識產權持有人同等對待。

為了便利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行政性爭端解決程序及收費方面的規定，比如，規定了專利權人申請行政機關對侵害其專利的行為採取措施，對有關知識產權的糾紛進行調處的程序以及與此有關的收費。這些規定也要求按照法制統一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的要求進行清理，該修改的修改，該廢止的廢止。

3. WTO如何平衡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共健康權的沖突

一、WTO、國際貿易與公共健康
全球健康危機迫在眉睫。每年有數百萬的人死於傳染性疾病，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疾病本來是可以預防和醫治的。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尤其高，很多人死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無法獲得有效的、購買得起的葯品。
全球公共健康危機與知識產權保護成了當今國際上的熱點問題。這個問題在國內的討論還比較少，在國外討論比較激烈，但是這個問題的研究對中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因為隨著交通發達等因素，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逃離公共健康危機。
西方國家似乎無法想像這種危機，許多研究將之與在西方國家存在的罕見病相提並論。如有人通過研究歐盟法令141/2000第三條關於罕見病葯物的規定建議把在歐洲針對罕見病葯物的可轉讓市場獨占權(Transferable marketing exclusive)推廣到全世界從而提供傳染病治療葯物的研發激勵。[2] 健康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西方學者由於其立場的局限性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健康問題，「對於全球化引發的健康問題的普遍關注現在已經成為對自由貿易的一個障礙」 [3]，並且認為「經濟和社會因素比醫療服務在公眾健康方面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 [4]。而發展中國家的呼聲則是以自由貿易為後盾的知識產權保護影響了公共健康。當然，我們應該認識到貿易和健康之間存在著潛在的配合關系、健康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一定的雙贏關系以及WTO體系內確認WTO成員方有促進健康的權力的最新發展。WTO的最初建立者確實很少關注健康政策，但是最近幾年來，形勢的發展特別是AIDS傳染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已經將健康推到貿易問題的中心位置。貿易全球化和健康問題正在日益受到關注，健康在國際貿易法體系中的地位正在被構建。
WTO處理健康政策的幾個方面主要包括：GATT的20（b）條（允許健康規則限制貿易）；《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SPS）以及TRIPS協議（允許健康規則限制專利葯物的生產和銷售）。[5]在整個WTO體系中，WTO與健康的沖突最明顯地體現在與挽救生命葯物相關的貿易領域。
健康權在聯合國體系中卻已經被承認為一種人權，但是在WTO體系中，健康的地位還沒有得以明確。健康權作為人權在許多國際法文件中被確認，有人因此認為健康權是一種國際習慣法 [6]，也有學者認為WTO體系已經在成員之間發生關於條約義務的爭端時將保護健康作為事實上的解釋性原則。 [7] 後者觀點認為成員方之間文化和資源的差異導致健康政策的差異性，WTO無法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健康政策，無法給成員方強加一個普遍的理性健康政策，於是WTO的決策者更傾向於成員方多樣化的政策選擇，而把保護健康作為一種高度服從成員方國內健康政策的解釋性原則，而不是確定一種跨國責任。當然，這樣的原則並沒有在WTO相關的條約、宣言或司法解釋出現，甚至健康在WTO的主要協定的序言中沒有被當作目的。 [8]
TRIPS協議除明確規定平行進口和權利窮竭問題不得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外 [9]，其他諸如強制許可等彈性規定均可啟動爭端解決程序，但是WTO爭端解決上訴機構至今還沒有就TRIPS協議這些彈性規定發表意見，然而在TRIPS 協議以及GATT和SPS協議中，WTO在出現解釋性問題時已經把健康作為一個原則來處理。它雖然在WTO協議和其他相關的多邊協議之中沒有出現，但是根據GATT和SPS協議和多哈部長宣言，上訴機構可以作出有利於國家健康規定的決定。[10]GATT的第20（b）條允許成員方在「出現保護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必要」的時候採取原本被GATT所禁止的措施[11] 。根據WTO《關於爭端解決和程序的諒解書》（DSU），爭端解決專家組要對相關的事實和法律做「客觀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這一規定可被視為允許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據此支持以健康為由來限制貿易的訴求。在健康領域之外，上訴機構就經常採用「客觀評估」來支持成員方在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等方面的貿易救濟和限制措施。
實踐表明，健康的法律地位正在日益提高。多哈部長會議關於進口到貧窮國家的葯品的強制許可的延期談判可以再度澄清和確認健康地位的提升。正在進行的關於服務領域自由貿易的談判為在WTO體系內定位健康提供了又一次的機會[12] 。當然，這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不斷努力的結果。在公共健康與國際貿易領域，好的政策往往是引導著而不是後隨於法律的發展。
本文同意在WTO中國際貿易政策服從國家健康政策應該作為一種原則，但是進一步地WTO也應該承認健康權，並且WTO有關部門應該進一步採取措施使之更加明確。理由很簡單，正如知識產權保護可以建立各方接受的標准，健康權也可以在全球可以認可的標准基礎上在WTO中得以承認。

4. 加入wto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影響，並說明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作為一個企業乃至國家提高核心競爭力的戰略資源,凸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知識產權是個人或集體對其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領域里創造的精神財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由於全球科技、經濟的飛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客體范圍和內容的不斷擴大和深化，不斷給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理論研究提出嶄新的課題。而知識產權的概念是有關知識產權立法活動、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基礎，是一個必須明確的問題。因此，知識產權不但仍舊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領域，我們對知識產權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隨著對它及其他問題的研究將不斷澄清知識產權領域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並指導知識產權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實踐，使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理論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起來
由於國際經濟、文化交往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受到了空前的沖擊，知識產權法律關系也日益國際化，主要表現在主體、客體和內容方面都含有大量的涉外因素。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依知識產權法確認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包括個人、集體、法人、合夥等，從國際交往來看既有內國人又有外國人。外國人在內國以及內國人在外國享有知識產權的現象已十分普遍。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指知識產權關系主體間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知識產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工業產權，包括專利權（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工業品外觀設計）；商標權（商業商標、服務商標和製造商標）。工業產權是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工商業本身而且還包括農業、採掘業以及交通運輸業等。另一類是著作權，亦稱版權，主要包括作者對文學、藝術、音樂、攝影、電影、電視、計算機軟體等方面的專有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鄰接權。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主要是國內立法（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也有國際條約。從法律的角度看，知識產權具有以三個特點：1、專有性，專有性亦稱獨占性或壟斷性。2、時間性，它是指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有一定的保護期，過了有效保護期，這種專有權就終止了，這種智力成果就變成了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3、地域性，它是指依某一國法律而取得的某一專有權，只在該國境內有效，受該國法律保護，在其他國家無效，其他國家沒有保護的義務，除非有條約規定。

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精神財富和智力成果具有流動性。它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多種方式在國內外流動，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是沒有國界的。特別是19世紀以來，由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及通訊事業的發展，促進了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在全球范圍內的交流，各種報紙、雜志、國際學術會議、學者訪問、國際博覽會、電視、廣播、圖書資料、衛星技術、計算機的國際互聯網等的出現，使得在一個國家取得的某一知識產權很容易就會傳播到外國。這種知識產權的流動性與地域性是矛盾的，特別是對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來說，嚴格地域性對其很不利。因為，一方面他們想把自己擁有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專利產品、商標商品、文藝作品輸送到國外，佔領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又惟恐這些智力成果到所在地國家無法受到法律保護，以至被無償使用，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自己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希望在本國取得的這些權利，同樣也能夠得到有關外國的法律保護。這樣，就出現了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問題。當今世界是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各國通過國內法對涉外知識產權給予保護外，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還簽訂和制定了許多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目前，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主要有：（一）、《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巴黎公約》並沒有給締約國提供一套統一適用的專利法和商標法，它僅僅為締約國規定了相互保護工業產權的幾項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1、國民待遇原則。締約國必須把它依法給予本國國民在工業產權方面的保護，也同樣給予其他締約國國民。2、優先權原則。成員國的國民就一項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和商標首先在某個成員國提出申請，自該項申請提出之日起在一定期限內（發明、實用新型為12個月，外觀設計和商標為6個月），以同一內容向其他成員國提出申請，應以第一次申請的日期為以後提出申請的日期，在優先許可權內，即使有任何第三者就相同的內容提出申請，專有權仍授予締約國的申請人。3、強制許可原則。每一個成員國有權採取立法措施，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核准強制許可證，以防止專利權人可能對專利權的濫用，例如，專利權不實施或不充分實施專利。但強制許可只能在專利權人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滿4年，或者自批准專利權之日滿3年（取其中較長者）未實施專利時才能採取此措施。4、獨立性原則。同一發明在不同國家所獲得的專利權彼此無關。（二）、《專利合作條約》。《專利合作條約》解決了專利權國際保護的基本原則。（三）、《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簡稱《馬德里協定》）它是對《巴黎公約》中關於商標國際保護的補充。（四）、《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條約》簡稱《伯爾尼條約》基本原則：1、雙國籍的國民待遇原則2、自動保護原則3、最低限度保護原則4、獨立保護原則。（五）、《世界版權公約》，主要原則有：1、雙國籍國民待遇原則2、有條件的自動保護原則3、獨立保護原則4、最低限度保護原則。（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基本原則：1、國民待遇原則2、最惠國待遇原則3、權利用盡原則

5. WTO對知識產權的規定

1947年的關貿總協定也涉及了知識產權問題。從理論上講，關貿總協定的國民待遇(第條)、最愚國待遇(第1條)、透明度(第10條)及利益的喪失或損害(第23條)，都可以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但關貿總協定中直接提及知識產權的條款和內容很有限，只有原產地標記(第9條)，要求締約方制止濫用原產地標記的行為；為收支平衡目的使用配額，不得違反知識產權法律(第12條第3款、第18條第10款)；一般例外(第20條第4款)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措施應當是非歧視的。可以說，知識產權保護在關貿總協定中並沒有明確的規則。
關貿總協定中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主要是假冒商品貿易。關於這個問題的談判在東京回合時就開始了，美國曾就此提出過一個守則草案，但未能害成協議。假冒商品貿易的議題就在1982年11月首次列入關貿總協定的議程，部長們要求理事會決定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對假冒商品貿易採取聯合行動是否合適；如果合適，應採取怎樣的行動。1985年，理事會設立的專家組得出結論：假冒商品貿易越來越嚴重，應當採取多邊行動。但對關貿總協定是否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適當場所，各方爭議很大，為此形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截然相反的兩個陣營。
以美國、瑞士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主張，應將知識產權列入多邊談判的議題。美國代表甚至提出，如果不將知識產權作為新議題，美國將拒絕參加第八輪談判。另外，發達國家還主張，應制訂保護所有知識產權的標准，並且必須通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6. WTO15年保護期是什麼意思

中國加入WTO之後，並不存在一個籠統的適用所有義務承諾的「過渡期」概念或者時點。實際情況是依據各產業、各商品或服務部門在談判後確定的具體承諾來確定過渡期安排。

當時，中國在2001年入世談判時，其中一條談判原則是「堅持以發展中成員方身份加入」，而正是這一原則，使得中國爭取到了一些優惠待遇，包括普惠制安排、允許發展中成員方為國際收支平衡、不成熟產業保護等目的而暫時偏離世貿組織多邊紀律、某種特定義務的免除、更長的過渡期安排等。

於是，中國部分行業享受到了一定的「過渡期」安排，並且大部分行業和領域的過渡期已經結束。比如在開放外貿經營權方面，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過渡到「登記制」的期限是入世後3年;關稅總體水平由入世前的14%降到10%，最長實施期到2008年；

非關稅措施，逐步取消400多項WTO成員方不再保留的非關稅措施，在入世後1-3年內完成。在服務貿易領域，我國承諾允許外國律師事務所在華設立代表處，並在入世1年後取消對駐華代表處的地域和數量限制；

銀行商業存在方面，入世後5年允許外資銀行向中國企業和個人提供人民幣業務等等，基本上都已經履行完承諾。

(6)入世十四年知識產權保護擴展閱讀

事實上，根據2011年12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截至201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承諾全部履行完畢。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文章分析，首先，作為焦點的汽車關稅也已基本完成承諾。根據承諾，從2006年7月1日起，中國已將小轎車、越野車、小客車整車的進口稅率由28%降至25%，車身、底盤、中低排量汽油發動機等汽車零部件的進口稅率由13.8%~16.4%降至10%。

至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汽車及其零部件降稅承諾已經履行完畢。

根據協定書，中國自加入WTO當天起，就必須開始履行進口商品降低關稅的義務，並在2004年前基本履行完畢，極少數商品可以寬限至2010年。

例如，屬於農產品-其他鮮果類的「草莓」，加入之日約束稅率(bound rate at date of accession)為27.1%，最終約束稅率(final bound rate)為14%，在2010年前實施；而「護膚品」加入之日約束稅率為28.7%，2008年實施的最終約束稅率為6.5%。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世界貿易組織

7. 知識產權保護在我國做得如何

從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幾年間，我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通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七十年代末即著手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同時積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加強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合作。因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顯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在短短十幾年中，陸續頒布並實施了《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等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並積極參與有關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合作，先後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巴黎公約》、《馬德里協定》、《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等。同時相應地成立了國家商標局、專利局、版權局等知識產權法實施機構，從而初步建立起一套既體現中國特色又具有國際性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這些對維護我國智力創造者的合法權益，推動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促進對外開放和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合作與交流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時下我國政府正一步步修改與WTO不符的法律，這表明我們在誠心誠意地向WTO規則邁進，正在扎實地做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工作。但必須看到的是，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在某些方面假冒偽劣盛行，肆意侵犯知識產權，有些地方造假和黑社會、腐敗相勾結，形勢嚴峻。一些假貨已經造到了很偏僻、隱蔽的地方，使用非常現代的工具交易。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發達國家和國際保護的高水準相比，仍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如：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把葯品、化學葯品、食品、飲料等為當今大多數國家保護的發明排除在專利保護之外；1983年實施的《商標法》所保護的僅僅是商品商標的專用權；甚至在後來頒布的《著作權法》中仍保留著「內外有別」的做法。即中國公民或單位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均可自動取得著作權，外國人的作品則必須在中國境內發表才能取得著作權；對專利、商標侵權行為可以適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而唯獨著作權侵權行為無適用刑事責任的規定等等。值得欣慰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際化提供了最為有利的內部環境和堅實的經濟基礎，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國際規則的接軌。四、推進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際化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國際化工作上已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第三十五屆成員國大會上，通過了我國的提案，決定從2001年起，將每年的4月26日作為「世界知識產權日」。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知識產權的地位、作用日益凸現。在由國務院體改辦國際合作中心舉辦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美國知識產權評估權威公司M－CM的老闆馬丁對中國的記者說了一句「聳人聽聞」的話：「我們在這里探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這段時間里，中國又有數以千萬計由產權轉化的利潤落入了別人的口袋。」中國入世，知識產權保護必須作為涉外

經營的「重中之重」。自1992年起，我國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過程中，注意到了按國際規范保護知識產權，特別是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法律實施方面，逐步向關貿總協定《知識產權協議》靠攏。具體做了以下工作：立法方面：我國適時地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在新近出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增加了對商業秘密保護的內容；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先後作出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和《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從而使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基本達到了國際水平。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我國《專利法》的修改，與關貿總協定《知識產權協議》的要求大體一致，進一步提高了我國專利國際化保護的程度。法律實施方面：為了進一步加強對知識產權法律的貫徹實施，國務院建立了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負責對知識產權工作的宏觀管理和協調指導，全國主要省市也已建立了相應的協調指導機構或工作會議制度，嚴肅查處知識產權違法侵權行為。國務院發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更加強化了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手段。同時，我國也重視運用司法程序保護知識產權，不少地方成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我國海關總署還就制止侵權產品進出口採取了邊境保護措施⒋。由此可見，經過幾年來的工作，我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正在努力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和國際標准。如何進一步推進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國際接軌在知識產權制度日趨國際化、關稅壁壘逐漸拆除的今天，僅僅研製出了高新技術成果還不足以擁有市場競爭優勢，只有在其依法獲得專利並得到切實保護的前提下，才能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市場競爭優勢。「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在分得國際市場利益的同時，它還要求必須建立有利於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切實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經濟新秩序。80年代中後期，《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也就是著名的「TRIPS協議」的簽訂，已經成為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標志。在實施「TRIPS協議」的帶動之下，國際上相關國家和組織又先後締結和修改了《專利法條約》、《外觀設計國際注冊海牙協定》等。「外邊的世界」告訴我們：從閉門造車，到告訴世界「這是我的車」，我們的車輪必須趕上世界的腳步。針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不足之處，筆者在如何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國際化方面提出以下幾點構想：以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的修改為契機，在以上各法中增加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所有的行政決定享有最終司法審查權的條文，以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人的權益，並且與國際上接軌。在知識產權侵權的歸責原則上，「在修訂現有知識產權法時，全面考慮知識產權侵權的特點、平衡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和執法實踐中的可能性，參考國外已有的成例，分別直接侵權、共同侵權、間接侵權不同情況，規定無過錯責任及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場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認前者或後者」⒌。最高人民法院可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歸責原則問題作出司法解釋，明確對於不同的侵權行為種類，採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即對於知識產權直接侵權行為採取無過錯責任原則，對於知識產權間接侵權行為採取過錯責任原則。在訴訟過程中，經權利人提出申請及提供有效擔保，法院應及時採取先予執行等措施，制止侵權人的繼續侵權行為，以避免給知識產權權利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可對先予執行的條件作出新的司法解釋，以便於當事人的申請及各法院的具體操作。在判決中加大對知識產權權利人司法救濟的力度。在民事救濟方面，侵權人所負有的經濟賠償責任應以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非法利潤、被侵權人因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或者以不低於合理使用費的數額為計算依據。在這幾種方法中，權利人有選擇權。對於故意實施侵權行為，且侵害後果嚴重的侵權人，不僅應賠償因其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而且應將其侵權獲利賠償給原告，以加大對侵權者的制裁力度。我國應盡快建立法定賠償制度。依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在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或其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的情況下，其應承擔的法定賠償數額應在5000元至20萬元之間。此法定賠償數額適用於所有的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件。在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中，權利人為制止侵權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費用，如律師費、調查取證費、公證費、審計費、鑒定費、交通費等均應由侵權人負擔。在確定賠償額時應遵守的一個原則是，要侵權人明白侵權是要付出代價的，是得不償失的。只有這樣才能對侵權人具有懲戒作用。總之，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離不開國際保護這一大舞台。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既是我國知識產權法制現代化、國際化的需要，也是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可以相信，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將隨著與國際標準的進一步接軌而臻於完善。在此基礎上，我國應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有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履行知識產權領域各項國際條約和協定中應盡的義務，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平等互利原則與世界各國繼續合作，為完善和發展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共同努力，作出積極的貢獻。現在，中國已經加入了WTO，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入，意味著我們必須遵守「游戲規則」，因為只有在規則統治的游戲中，我們才有機會不斷學習和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我們才能通過自己的原創性創新，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知識產權，參與到更高級別的競爭中去-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長遠利益與目標所在！

8. WTO體系之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WIPO體系之下的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WIPO是聯合國的一個自分支，它沒有執法的功能，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沒有執法的功能。WTO是單獨的一個貿易組織，成員國違反了任何義務，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受到損害的一方可以向WTO申訴，WTO會做出處理。

9. wto是如何對國際貿易有關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

從前，特別在大陸抄法國家，把知識襲產權稱為無體財產權，列入財產權之中（與物權、債權並列）。從此「知識產權」一詞在國際上流行，特別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立之後，「知識產權」就完全取代了「無體財產權」一詞。至於把知識產權從財產權中劃分出來，則是因為知識產權有它的特點，與財產權大大不同。
知識產權包括哪些權利，也就是說知識產權再如何分類，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涉及各國法律和國際公約的規定。《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67年）第2條第8項規定：「知識產權」包括下列有關的產權：文學、藝術和科學著作或作品；表演藝術家的演出、唱片或錄音片或廣播；人類經過努力在各個領域的發明；科學發現；工業品外觀設計；商標、服務標志和商號名稱及標識；以及所有其他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中的智能活動產生的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