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書籍版權現狀

1. 圖書出版的行業現狀

1.圖書選題
編輯通過市場調研提出出版內容選題，經過責任編輯、編輯室主任、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或出版社選題論證委員會）的三級論證，最終由出版社選題審核委員會審批通過，報省一級新聞出版局批准。
2.選題報批
省一級新聞出版局依據國家《出版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政策對出版圖書選題內容進行審批，確保有關選題符合國家有關規定，並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備案。根據《出版管理條例》和《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新聞出版署[1997] 860 號）等法律法規，對於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內容，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會產生較大影響的選題，實行重大選題備案制度，即出版單位須向新聞出版總署專題申報備案，同意後方可出版。
3.組稿、編輯
選題經批准後，出版業務進入編輯環節。編輯組織稿件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直接與作者簽約組織稿件，或委託作者（多為知名學者）代理組織稿件。每一種圖書，都與作者簽訂出版合同，約定和保護作者和出版社雙方的合作條件和權利。出版社擁有的是著作權人（作者）許可使用的專有出版權。出版合同通常包括著作權人允許出版社對其著作的使用范圍、許可使用年限、出版社向作者支付報酬標准、付酬方式等。合同期限一般為10 年。
4.審稿、申報書號
審稿：審稿是編輯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審稿實行三審制，對稿件進行三個級別的審查，即責編初審、編輯室主任復審和社長（總編輯）終審。三審後的書稿按齊、清、定的原則，發送出版社的出版生產部門，進入生產流程。
申報書號：出版社總編室負責向出版業務部申請分配書號、條碼並向新聞出版總署信息中心申請CIP數據，即圖書在版編目數據，規定了圖書在版編目數據的內容、選取規則及印刷格式，包括書名、作者、出版社、版本、印張等。
每年12月，出版社將有關書號申請的各項材料，經由省新聞出版局報送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總署核定下一年度發給出版社的書號數量。新聞出版總署將書號按核定數量經由省新聞出版局發給出版社。出版社按照所得書號數量，填寫ISBN 條碼製作申請單，報送國家圖書條碼中心製作相應條碼。出版社也可根據需要，定期、不定期或隨時向省新聞出版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申請所需數量的書號。
5.確定印數和定價
在書號獲批後，圖書定價和印數由各出版社營銷部連同責任編輯根據市場調研情況分析確定。定價主要參考因素為成本、圖書印數、同類書市場價格及該書目標讀者群的消費能力。印刷數量的確定主要參考成本、定價及對該書銷量的預測。
6.申報CIP和實名制
編輯人員填寫《CIP 數據申請表》並填寫《實名制申請表》，實名制申請表包括書名、作者、版本、印張、印數、頁數、印廠、定價等相關內容，此內容必須詳實，再由出版社總編室將《CIP數據申請表》和《實名制申請表》報送新聞出版總署信息中心。新聞出版總署信息中心將編制完畢的CIP 數據返給出版社（申報後十五個工作日左右），以備印載在圖書上，做為版權保護的重要手段。
7.設計，排版和印刷
有關書稿經社長（或總編輯）終審簽發後，由相關出版社之業務部門完成封面設計和版式設計。出版社將達到印製標準的書稿發送到印刷廠，進行製作清樣，圖書清樣完成後，送出版社出版部進行校對，出版社將校對完的清樣退回印刷廠，印刷廠按出版社所做的改動進行改版，這樣反復三次，行業內稱為「三校」。涉及到以圖片為主體的圖書，印刷廠還應根據圖片的特點進行圖色的調整，然後進行製作彩樣，最後經該書責任核對、責任編輯和出版部主任審定簽字，交社長（或總編輯）簽批，返回印刷企業進行印製、裝訂。最後將成品出版物按照國家規定交有關部門樣書備案後，進入市場發行。

2. 你怎樣看待現在圖書行業的現狀分析

中國圖書出版行業市場規模不斷擴大

我國圖書出版行業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並且具有較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圖書出版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統計數據顯示，圖書出版業2016年實現營業收入832.3億元，實現利潤總額134.3億元，較2015年分別增長1.19%和7.18%。在零售市場端，根據數據， 2016年圖書零售市場碼洋為701億，2017年零售市場碼洋803億，2017年市場同比增長14.55%。圖書零售市場的增速相較於整體圖書市場表現更好。

2012—2017年圖書零售市場碼洋統計及增長情況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3. 國內外研究現狀與本書的研究意義

銫元素具有優良的光電特性和強烈的化學活動性，因此銫金屬及其化合物具有獨特的性能，故在多種技術領域，特別是軍事等高科技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黃萬撫等，2003)。自然界中獨立的銫礦物主要有銫沸石、南平石、Rhodizite、銫錳星葉石和銫蛋白石(A、CT與C3種)等(鄭綿平等，1995)。已知的銫礦床有:①含銫偉晶岩礦床，代表性礦床為新疆阿爾泰與四川康定等地的銫礦床(董普等，2005);②鹼性花崗岩型鈮鉭伴生銫礦，代表性礦床為湖南郴州、衡陽及江西宜春等地的銫礦床(董普等，2005);③鹼性岩石風化沉積型鈮鉭伴生銫礦，代表性礦床為廣東增城等地的銫礦床(董普等，2005);④鹽湖型銫礦床，代表性礦床為西藏扎布耶鹽湖;⑤含銫溫泉水、熱鹵水及其硅華礦床，以西藏的色米及本書的重點研究對象搭格架、谷露的銫礦床為代表。

海底熱水活動所形成的礦床具有規模大、品位高等特徵，因而有著重要的經濟價值，並且該類型礦床的研究程度也較高。同樣，也有較多的陸相熱水成因礦床被發現，例如美國的Mclauglin、ParadisePeak、Sleeper、Borealis、JaimesRidge、CerroDuro、EastRidge、Buckhoem、Hasbrouck、Sulfur、FlordaCanyon和HogRanch等金礦，巴布亞紐幾內亞的Lihir、Wau和Ken-necott金礦，日本的Akeshi、Iwato和Kasuga等金礦，紐西蘭的GreatBarrier島金礦(戴傑敏，2000)。此外，在玻利維亞發現了與近代熱泉活動有關的Sb礦化，在義大利的阿米亞特熱天邊緣發現有Hg礦等諸多礦床或礦化(朱炳球等，1992)。我國也發現了一定數量的該成因類型的礦床或金礦化，例如黑龍江虎林市四平山金礦(孫榮祥等，2000)，雲南騰沖熱海與硝塘等地的金礦化(劉寶珺等，1998)，西藏羊八井的硫礦床(張錫根，1998)及西藏搭格架、谷露與色米的銫礦床(鄭綿平等，1995)，廣東長坑金銀礦床(孫曉明等，1995)，福建太華山金礦(黃亞南，1999)和四川西部的金礦化(王登紅等，2003)等。但總體來看，該類型礦床與礦化的研究程度相對較低，盡管初步總結了包括區域構造、礦石結構構造、地球化學及礦床分帶等的陸相熱水沉積礦床的綜合判別標志，但缺乏系統的研究(王江海等，1998)。

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及其資源環境效應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領域。晚新生代以來，因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相向移動碰撞，使青藏高原隆升除了引起全球氣候變化(施雅風等，1998)外，同時也引起了高原內部的明顯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地殼的雙倍加厚、碰撞帶東西兩端出現大型構造結(Yinetal.，2000)及碰撞後伸展引起的一系列橫切IYS和BNS的近SN向正斷層系統(Tapponier et al.，1977;Molnar et al.，1978;Ni et al.，1978;侯增謙等，2004;李振清等，2005)。這些SN向正斷層系統誘發了強烈的第四紀泉水活動，構成了著名的喜馬拉雅大型地熱帶(廖志傑等，1981)。因此，西藏泉水活動是高原碰撞造山過程中的產物，泉水活動強度和時空變化真實地記錄著高原隆升的過程(趙平等，2002)。該地熱帶的部分泉水中鋰銣銫硼等元素含量較高，這些泉水也是特種鹽湖主要的成礦物質來源之一，同時也形成了部分硅華型與鹽湖銫礦床。與這種陸陸碰撞背景下的西藏硅華型銫礦床不同，北美科迪勒拉熱水礦床屬於大陸邊緣構造成礦(潘捷耶夫，1987);而海底熱水礦床和硫化物「黑礦」為洋脊擴張作用下成礦(侯增謙等，2003)。西藏泉水中的銫含量高達4.45×10^－6，為Galapagos擴張中心熱鹵水銫含量0.27×10^－6(Zheng Mianping，1999)的16.5倍。現今已知的銫礦床除了含銫偉晶岩礦床等(董普等，2005)外，還有含銫鹽湖礦床，例如我國西藏扎布耶鹽湖，其鹵水中銫含量達50mg/L(工業品位要求為10mg/L)，液體礦的銫資源量達1558.96t(曹文虎等，2004)。含銫泉水、熱鹵水及其硅華礦床，以西藏的搭格架、谷露的銫礦床為代表，該類礦床中以硅華的銫含量最高，迄今發現含銫最高者為西藏搭格架的硅華，其銫含量最高為11632×10^－6。總之，西藏的硅華型銫礦床的銫含量在泉水與硅華中均顯示奇特的高值。

關於西藏泉華的形成時代，國內對現代泉水沉積物的年齡測定多基於ESR、U系和¹⁴C方法。陳以健等(1992)與鄭綿平等(1995)測定了西藏搭格架、谷露與色米3處硅華的ESR年齡，並且鄭綿平等(1995)在15個ESR年齡的基礎上，認為泉華形成於3個時期:第一期69±1.1～＞30±6.7萬年，第二期30±6.7～2±0.5萬年，第三期＞1.5±0.54萬年(還在繼續中)。李振清(2002)根據西藏9處泉華(包括搭格架)的26個ESR年齡，提出了西藏泉華形成於4個時期:50～47萬年、40～35萬年、27～20萬年和15萬年以來。而侯增謙等(2001)則根據西藏7處泉華的ESR年齡，也給出了西藏泉華形成於4個時期的看法:0.5～0.47MaBP、0.4～0.35MaBP、0.27～0.2MaBP和＜0.1MaBP。在綜合岡底斯熱泉華熱水活動基礎上，侯增謙等(2001)曾定性地指出，0.5Ma以來，青藏高原有兩次(0.37±0.05Ma和0.1Ma以來)較大規模的快速隆升，該認識得到青藏高原相關地區沉積的響應。朱梅湘等(1993)給出了西藏羊八井地熱田水熱蝕變岩石的U系和¹⁴C年齡，該年齡可分為1.93～2.1萬年、10.2～14.2萬年、30.7～36.85萬年3個階段，並認為基本涵蓋岡底斯重要熱水時間的年齡(李振清，2002)。吳中海等(2004、2005)在研究唐古拉山北溫泉地區西緣的晚新生代正斷層作用時測定了5件鈣華的年齡，其中1件為ESR年齡，4件為U系法年齡。但詳細分析上述所有有關泉華形成時代的看法，可以發現它們僅是ESR、U系和¹⁴C年齡數據的統計結果，而缺乏這些測年樣品所在地質體的系統的第四紀地質與地貌學證據，因而對這些數據的可靠性無法做出判斷。因此，筆者認為，這些時代與分期的可靠性值得探討。同時泉華的年齡測定是零星的，缺乏系統的分析研究，應是今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趙平等，2002)。

總之，目前獲得的西藏泉華的年代學數據主要為ESR與U系法兩種方法的測年結果。本書使用的主要是U系法，其測年原理是，在地質作用過程中，U元素無處不在，只是在不同的地質體中其含量高低不同而已。在碳酸鹽樣品中，U與碳酸根形成鈾銑絡陰離子UO₂(CO₃)₃^4－和UO₂(CO₃)₃^3－，它們易溶於水並隨水而遷移;由於Th易於水解、沉澱或被吸附在其他物質上，因而純碳酸鹽中的Th含量甚微而可忽略不計。除碳酸鹽外，鈾醯與硅酸鹽離子等也形成可溶性絡合物(Gascoyne，1992)。對於泉華樣品，由於形成後較為堅硬，U沉積於泉華中後幾乎沒有被遷出的可能，導致其可能處於封閉體系。但在樣品形成初期引進了²³²Th，這樣，在計算樣品年齡時就必須對碎屑Th的污染進行校正。據此，筆者等嘗試把這類樣品看做為由兩種成分組成，即自生相的泉華物質和碎屑相的泥質物質，並假定自生相代表泉華形成的年代，且保持了封閉體系(趙元藝等，2006a、2006c)。也就是說，在該相中不存在²³²Th，全部²³²Th均應來自碎屑相。那麼從理論和從數學關繫上可以導出，所有數據點應在²³⁰Th/²³²Th對²³⁴U/²³²Th和²³⁴U/²³²Th對²³⁸U/²³²Th等時線圖中落在一條直線上。直線的斜率(²³⁰Th/²³⁴U和²³⁴U/²³⁸U)代表了去掉碎屑污染的泉華的同位素比值，或者說是年齡值。由於部分泉華的U含量低，用稀酸淋取時難於獲得可測量的U、Th同位素比值，但樣品全溶後的²³⁰Th/²³²Th比值變化在3.72～14.50之間。因此，這些樣品的年齡是假定被測試對象在久期平衡時的Th/U=3.8進行了校正之後所獲得的(Szabo et al.，1996;Shen et al.，2004)。Szabo et al.採用稀酸淋濾法對美國內華達州Pyramid湖含碎屑泉華的U系年齡做了詳細研究，經等時線校正後得到了與其他方法所獲得的年齡數據及地質背景相吻合的結果。在被分析的數十個樣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樣品的²³⁰Th相對²³⁴U過剩，一些樣品的Th含量極其高，達到(1140～3700)×10^－6，²³⁰Th/²³⁴U比值最高達到47。類似結果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DeathValley也存在(Kuetal.，1998)。而在坦尚尼亞Natron盆地湖中泉華的²³⁰Th超過母體²³⁴U，達到1200℅(Hillaire-Marcel et al.，1986;Casanova ＆ Hillaire-Marcel，1992)。

礦物形成之後的變化是普遍存在的，變化的方向是由不穩定態向穩定態轉變。蛋白石類礦物形成之後的變化路徑為結構不穩定的無定型殼體(opal-A)→方石英為主的opal-CT→結晶度高的石英(Herdianita et al.，2000;UmedaM.，2003;Hinman et al.，2005;王汝建等，2001;周永章等，2006)。盡管這種轉變是非常緩慢的，水溫、pH值以及雜質的多寡都會影響轉變的速率(Umeda M.，2003)，但這些轉變是不容懷疑的。與這種礦物結構變化而導致的礦物種類變化相對應，礦石的組構也呈現規律性的變化(Herdianitaet al.，2000;周永章等，2006;趙元藝等，2008)。

對於常量元素，由於不同成因硅質岩有著不同的SiO₂等物質來源(楊建明等，1999;曾普勝等，2004)，因此元素含量及其有關參數是判別硅質岩成因類型和沉積環境的重要標志之一，近年來廣泛使用的有Fe-Mn-Al、U-Th、Zr-Cr、Si-Mg、Fe/Ti-Al/(Al+Fe+Mn)等圖解(周永章等，1994;董維全等，1994、呂志成等，2004)。一般的，純硅質岩的SiO₂含量的變化范圍為91%～98.8%(Murray etal.，1992)。但多數硅質岩樣品比純硅質岩的SiO₂含量為低。Si/Al比值較低反映出硅華中有相對較高比例的成分相當於頁岩的富含Al₂O₃的陸源沉積物的混入(呂志成等，2004)。Al/Fe比值［Al/Fe=Al₂O₃/(Al₂O₃+Fe₂O₃)］常被用來確定硅質岩的形成環境，例如大陸邊緣硅質岩Al/Fe為0.5～0.9、大洋中脊硅質岩＜0.4(Murray et al.，1991、1994)。MnO/TiO₂常被用來探討硅質岩的形成環境(Bostrom et al.，1973;Adachi，1986)，例如大陸斜坡和邊緣海沉積的硅質岩MnO/TiO₂＜0.5，而大洋沉積的硅質岩MnO/TiO₂＞0.5。一般的，硅質岩中的Fe、Mn的富集主要與熱水的參與有關，而Al的相對富集則多與陸源物質的介入相關(呂志成等，2004)，並且Al/(Fe+Mn+Al)值由純水的0.01到純遠海生物成因的0.60，據此Adachi(1986)和Yamamoto(1987)等系統地給出了熱水沉積物和非熱水沉積物在Fe-Mn-Al圖中的位置。

對於微量元素，一般的，Cr與U主要富集在還原性的熱水沉積物中，而Zr與Th則主要富集在碎屑成因的顆粒物中。因此，在Cr-Zr與U-Th圖解中，現代熱水沉積物與其他成因沉積物應有不同的位置(RonaP.A.，1984;呂志成等，2004)。對海相成因硅質岩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學行為的研究比較深入，一般來說硅質岩的稀土元素主要來源於海水，因此硅質岩中稀土元素含量多少受控於其沉積速度，若沉積速度大，則從海水中吸收的稀土元素就少，反之亦然。並且硅質岩與海水有較為近似的稀土元素特徵，因而硅質岩中的稀土元素及有關參數常被用來判別其形成當時的古環境(丁林等，1995;Murray et al.，1991、1992;Mur-ray，1994;呂志成等，2004)。但對陸-陸碰撞條件下的硅華稀土元素地球化學行為研究較為薄弱，對一些參數的地球化學解釋也較為初步(李振清，2002)。由於硅質岩中的稀土元素主要來源於圍岩，因此∑REE的大小直接反映了圍岩所起作用的大小。La_shale/Ce_shale比值可較為准確地判別硅質岩的形成環境(Murray et al.，1991;丁林等，1995)，洋中脊附近的硅質岩該比值為3.5左右，大洋盆地硅質岩的為1～2.5，大陸邊緣硅質岩的為0.5～1.5。Eu/Eu^*為稀土元素主要的參數之一，在硅質岩的形成環境判別中廣為應用。在大洋中，隨海水的加深，負Eu異常明顯加大，若其中有熱液活動時則出現明顯的正異常(Mudhard，1989;Douville et al.，1999)，但筆者認為該結論不完全正確(趙元藝等，2007)，例如張家界柑子樣的熱水成因硅質岩Eu/Eu^*=0.70～1.04(李勝榮等，1996)。秦嶺泥盆系熱水成因鐵白雲石硅質岩和似碧玉岩的Eu具明顯的負異常(炎金才，1996)，北大巴山下寒武統黃柏樹灣、松樹灣、王家山等地以熱水成因為主的硅質岩的Eu多呈負異常(呂志成等，2004)。西藏當雄、谷露、羊八井熱水成因泉華Eu/Eu^*有正有負，三地18個Eu/Eu^*數據中，有11個負異常，7個正異常(李振清，2002)。因此，對Eu/Eu^*的正負異常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Ce常出現+3、+4兩種價態，其中Ce³⁺的溶解度較大;而Ce⁴⁺的溶解度較小，並易與Mn⁴⁺呈類質同象，而易被從液體相中沉澱析出，造成沉積物Ce的負異常。由於不同沉積環境的鐵錳氧化物的豐度不同，由此而引起的Ce虧損程度也不相同(呂志成等，2004)。丁林等(1995)、Murray等(1991)均給出了不同沉積環境的Ce/Ce^*變化范圍和平均值。另據Shimizu(1977)的研究結果，熱水成因硅質岩的Ce/Ce^*為負異常，而非熱水成因硅質岩的Ce/Ce^*為正異常。例如，湖南石門雄黃礦區(熊先孝等，1997)和江西金山金礦區(劉志遠等，2005)熱水成因硅質岩。V/Y比值對海相成因硅質岩形成環境判別的應用不多見，但近年來也有人試圖利用此比值進行研究(Murray et al.，1991;呂志成等，2004)，指出V/Y值從洋中脊(V/Y≈4.3)和大洋盆地(V/Y≈5.8)比大陸邊緣(V/Y≈1.34)的明顯偏高。U/Th比值反映了熱水物質與陸源水成物質相對貢獻的大小(呂志成等，2004)。

泉水沉積硅質岩的硅同位素組成可以用來探討其成因和沉積環境，其中低溫水體中自生沉積的石英δ³⁰Si為1.1‰～1.4‰，熱水沉積硅質岩的δ³⁰Si為－1.5‰～0.8‰，成岩過程中次生石英的δ³⁰Si為2.4‰～3.48‰，生物成因硅質岩的δ³⁰Si變化較大，並與沉積環境關系密切(呂志成等，2004)。Sr、Nd同位素在火山岩、岩漿岩與變質岩的物質來源的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海相硅質岩的研究中已有較多的數據發表(呂志成等，2004;黃思靜等，1999);但在熱水成因泉華的研究在本書相關工作之前未見報道。關於硅華的形成環境，由於海底為還原環境，故與海相熱水活動有關的成礦作用多為還原條件;而陸相泉水活動多形成於氧化條件(王江海等，1998)。

總之，西藏泉水沉積物較為准確地記錄了印度-亞洲大陸碰撞的歷史，而泉水富銫並在部分沉積物中富集成礦，這種礦床在西藏乃至全球具有極大的特殊性，為我國獨具特色的礦床類型。因此，深入系統地研究西藏第四紀泉水的成礦效應有重要的意義。

4. 中國讀書現狀怎麼樣

對於讀書這件事的看，每個人觀點各不相同，但是對於孩子多讀書這一點上得到了空前的統一。可是說到孩子讀書，反過來想作為大人的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讀點書呢？有一個現象很不好，就是現在的中國讀書現狀很不好，雖然國家一再的提倡，但是效果卻很了了。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教師閱讀的情況比中學生還要糟糕。雖然為了講課備課會努力地去閱讀，但這只是職業性閱讀，什麼叫職業性閱讀呢？就是明天、後天就要上課了，或者下個月要評職稱了，為了實現這些很實際的目標，現在趕緊閱讀。除此之外，要有一種自由的閱讀，枕頭邊上放一本書，隨便翻一翻，這樣的閱讀很少。

雜志讀的比較多，其中最多的一個是《讀者》，還算不錯的。至少《讀者》能夠給語文教師提供素材。還有一本就是《知音》，首先不是說《知音》不好，可是細分一下，《知音》為什麼影響這么大？就是一個閱讀口味的問題。

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家長幾乎不閱讀。智能手機的卻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上面可以載入各種媒體，時尚雜志、名人趣事、時事新聞、視頻購物。所有的這些在方便我們的同時，也深深的捆綁住了很多人。上班時間累，下班就是休閑的時間。很多家長回到家裡，只會簡單的過問一下孩子的學習，於是就又開始抱起了手機。兩耳不聞家中事，一心只在玩手機。這樣對孩子讀書興趣的培養是非常有害的。

作為老師，當你在課堂上講到某一書中的人物，如果你閱讀過理解過，定會講的龍飛鳳舞，精彩萬分，這樣也在變相的告訴學生閱讀的益處。作為家長回到家裡，手捧一本書，和孩子一起暢談書中的風土人情，孩子還會捨得放下嗎？所以，作為現在的教師家長，請捧起書，和孩子們一起進行閱讀。不然你拿什麼去指點孩子？

5. 幫我找幾篇關於圖書版權現狀的調查報告：採納後加至少20分！！

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現狀分析
2004-10-02 《出版廣角》

作者：王艷
版權引進「星星之火已經燎原」
十多年前，「版權貿易」在中國絕對是個陌生的概念。國外的作品拿來就譯之並出之，似乎天經地義。因為中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頒布《著作權法》並加入兩個國際性的版權公約。之後，隨著中國加強對著作權的保護，中國出版社和國外出版公司之間的圖書版權貿易從無到有，逐漸升溫。1995年之前，可統計的圖書版權貿易項目還寥寥可數。1995-1998年，根據國家版權局的統計，全國出版社四年的引進版圖書累計為14500種。而到了2002年，該年全年的圖書引進數量已達到了10235種；2003年，盡管受到SARS影響，全國引進版圖書數量也達到了近萬種。從開展版權貿易的省市來看，除了內蒙、西藏和青海，全國各省市出版社均有開展版權貿易的記錄。版權貿易這把火已經是越燒越旺。它的迅猛發展同時帶來的一些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
遵守版權貿易規則，樹立自身的品牌形象。當今的世界，歐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國的出版社為了優化自身的出版結構，積極投入版權貿易，採取「拿來主義」，這本身也無可厚非。可是，出版社萬萬不能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採取短期行為。比如沒有得到合法授權而出版，或者抱著僥幸心理出版匯編作品，又或者欺瞞印數不結版稅。孰不知，這些行為能得一時之利卻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國內外出版圈子其實並不大，國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權的態度也許早就被他們耳聞而被列入了他們的「黑名單」。去年，筆者碰到一個真實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國培生出版集團幾年來陸續簽約出版了二十多本經濟管理方面的書。去年該社突然決定調整出版方向，提出終止所有和英國培生已簽約的合同的執行。英國培生憤怒地宣稱：這是他們從未遇到過的最嚴重的毀約行為。他們會把這事情轉告英國同行，今後再沒有人會願意和這家中國出版社進行版權貿易。所以中國出版社在版權引進過程中應該以優良的圖書品質和自身誠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權貿易邁上長期良性循環的軌道。所謂「口碑在外」，版權貿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長期信譽的積累。國外有信譽的出版商和版權代理商大都很重視老客戶，版稅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標准，必須注重維護與合作夥伴的長久合作關系。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不履行和不適當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都屬於違約行為。國外對合同非常重視，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會採納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筆者曾經代理的一位美國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規版權授權合同的基礎上又讓本國律師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幾頁。一旦出版社簽字認可了，就必須嚴格履行合同約定的各項義務。例如：遵守支付預付版稅的時間、出版時間、提交銷售報告的時間、寄送樣書時間等等。哪怕是很小的義務，只要是合同中約定的條款，就必須履行，否則不但造成違約，還影響出版社的信譽和對外形象。
在合同執行過程中，除了常規問題，還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舉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裝幀設計不可以隨便拿來就用，應該先徵求國外權利人的意見。
2.現有少數國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無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權作品的國外版本的市場壽命為授權期限。這種情況下，一旦國外同本書有了最新的修訂本，他們就可以重新授權。原被授權方（國內出版社）雖然對新版本有優先購買權，但如果你放棄了，新版本的版權由其他國內出版社購得。你的舊版本在中國市場上就自然歸於失效。
3.關於分授權的約定。如果合同約定著作權人授予出版社為期若干年（不超過合同有效期）的「分許可」權，以及收益的具體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權向其他出版社發放分許可並獲得「分授權」可能帶來的利益。如早期台灣出版社或代理人對大陸分授權海外的翻譯作品，是因為大陸的版權貿易起步晚，他們搶先購得了全球中文版權。現在大多西方國家已知道中文有簡體字和繁體字版本的區分，授權也已分開。但對於和中國版權貿易不熟悉的國家及出版社，我們大陸的出版社仍可爭取全球中文版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4.關於出版前提供外方樣稿審譯。少數國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對自己作品的翻譯版本要求特別嚴格，會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譯稿給他們審核。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出版社可不要對此「視同兒戲」或採取「先斬後奏」或抱著僥幸心理，蒙騙「老外」。否則的話，你就等著對方的律師函吧。
在我們的出版社沒有對外版權貿易經驗、沒有專業人員從事版權貿易業務時，委託國內權威的版權代理機構運作不失為開展版權貿易的一條捷徑。
避免惡性競爭，以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由於引進圖書的競爭日趨激烈，導致中國出版社在版權貿易的購買條件（預付金和版稅率）方面都呈水漲船高之勢。其實，除了已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外國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國外出版商對中國圖書市場不甚了解。國外版權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國做版權貿易的）常常簡單地將中國人口數量和圖書市場購買力結合起來，對中國市場給予樂觀的預期，而忽略了中國圖書定價和西方圖書價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國出版社對國外出版商客觀分析一下中國真實的圖書市場情況，爭取到一個合理的版稅價格是可能的。問題是，現在部分國內出版社對引進外國圖書採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態度，「拿到籃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較緊俏的圖書的版權競爭中，一些出版社不顧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稅，導致版稅率被人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花高價買到版權的同時實際上也買到了高風險。更嚴重的結果是，國外出版商會認為，你們中國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這個價錢，我抬高價格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國出版公司對筆者說，以前他們賣給中國的書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預付，但他們聽說出版同類書籍的一家澳大利亞公司賣給中國的書每本預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於是大感吃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圖書的質量和澳大利亞公司出版的圖書位於同一檔次。現在這家美國公司已明確表示，今後他們的圖書版權賣給中國也要抬高價格。這活生生的事例真應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句中國老話，吃虧的最終是中國出版社。惡性的版權貿易競爭不僅有損於中國出版界的整體形象，同時也助長了部分海外權利人漫天要價、趁火打劫的氣焰。
版權輸出「路漫漫其修遠兮」
在一方面中國版權引進如火如荼的同時，版權輸出的明顯逆差已是不爭的事實。綜觀這兩年的數據，比如2002年全國版權輸出1297項，2003年1317項。其中絕大多數的是輸出到港台和亞洲國家的，如果再詳細統計輸出到歐美國家的數字，恐怕就佔一二個百分點而已。這樣的話，中國每年版權引進和輸出的比例是9:1，而事實上引進和輸出到歐美國家的比例約為400:11
版權輸出真的那麼困難嗎？盡管各級領導早就重視這個問題，也再三強調要重點落實版權輸出工作。可是由於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處的文化地位的弱勢，翻譯語言的障礙和不完善的輸出渠道，做好版權輸出工作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
首先就文化隔閡來說，筆者每每在國際書展上和國外出版商談及在他們國家讀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興趣的中國圖書題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口味所寫的小說，而且讀者的主體也還是華人華裔。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國太少！這固然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綜合國力有關。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矚目的熱土，「中國元素」在西方國家也逐漸升溫，現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國來尋找寫作素材。我們的國內的代理機構也可以考慮組織國際上對中國感興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請他們到中國來親身體驗，與中國的作家面對面溝通，以此創造機會，讓中國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漸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語言障礙來說，凡是作過嘗試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輸出版權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區容易成功是因為沒有語言的障礙。而同樣的書，如果要推薦到歐美國家，難度要大得多。因為語言問題，事先要進行大量的翻譯工作，且不論翻譯質量如何，這翻譯費由誰承擔呢？作者本人、出版社還是國外出版公司？其結果：翻譯費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長，投人大，見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對版權輸出到歐美國家的工作也就不那麼「執著」了。借鑒法國、韓國等國家輸出本國文化的機制和模式，他們通常是由政府出資組織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間的海外出版基金會，通過贊助翻譯者，補貼版權購買者或贊助出版發行的形式幫助本國圖書在海外出版發行。
還有關於推薦渠道的問題。國外的大型出版集團在開展版權輸出業務時往往會將自己出版物交由權威的專業版權代理機構處理，從而集中精力從事出版工作。在選題的挑選和決策上，國外出版公司的編輯也往往是在專業的代理機構或代理人的推薦下考慮是否出版。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把中國的書稿推薦到國外去出版，除了要有準確的翻譯，還必須要「找對人」——就是願意推薦書稿的版權代理機構或願意出版翻譯書稿的外國出版公司。阿來的《塵埃落定》之所以版權輸出到美國能取得較大的成功，除了小說本身的西藏題材較吸引西方讀者之外，美國的一家版權代理機構對這本書的成功推薦和運作是功不可沒的。
我們國內的版權代理機構如果能夠及時准確地傳導海外市場對中國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權輸出上則「集中授權」，由代理機構「統一運作」，中國版權輸出工作中的橋梁就真正建立起來了。在此，也呼籲國家在稅收、資本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扶持國內一兩家大的版權代理機構，以推動中國版權輸出事業的發展。
版權代理「朝陽還是夕陽」
在國際上，按照社會化、專業化分工的要求，版權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躍，往往在版權貿易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權貿易最活躍的美國有600多家版權代理公司。英國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權代理公司相對較少的德國、日本、法國和俄羅斯等國家，他們的版權集體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種程度上，那些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也在實施著版權代理人的角色。
那麼在中國版權代理行業的狀況如何呢？目前，經國家批准成立的專業版權代理機構有28家，從業人員不過百餘人。即使再加上行業協會、文化公司和熱衷於文化交流的海歸人士，版權代理人隊伍總共也就幾百人而已。從版權代理分布的領域看，上述28家機構，除了有5家專業從事電影、電視、音像產品的代理，其餘23家都限於圖書版權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權貿易中發揮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數的三四家。從服務內容看，版權代理機構的主要業務可分兩大塊：一塊是國際版權貿易，例如代理引進和輸出版權；另一塊是國內版權代理，諸如聯系出版、提供版權咨詢，代理解決版權糾紛和代理訴訟等等。
從版權代理機構在國際版權貿易中的角色看，在國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團設有自己專門的版權貿易部門，大多數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權貿易都是通過專業的版權代理機構去實現的。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出版社無論大小都分別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權代理機構進行業務往來，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說，還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當然這里有個客觀情況，就是版權代理行業在中國的發展也就短短的十來年，中國版權代理機構的競爭力與海外中介機構相比，相對較弱。這種情況下，海外中介機構利用他們多年的資源優勢，階段性地壟斷了海外的一大批優質的版權資源，並高價在中國兜售。這對中國出版社的涉外版權貿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中國出版社對國內自己的版權代理機構「集中授權」，把版權的引進和輸出交給專業、權威的版權代理機構去做，自己則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這一方面是對國內年輕的版權代理機構工作的支持，支持他們和海外版權中介機構的競爭；另一方面也是節省出版社在人力，財力方面的開支，充分利用版權代理機構已有的人才專、渠道廣、協調能力強等優勢，有效維護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權貿易中的不正當競爭。
從版權代理機構在國內版權貿易的角色看，中國的代理機構在提供版權咨詢，代理解決版權糾紛和代理訴訟等領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國內作者的工作幾乎沒有開展起來。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國外版權代理公司活躍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國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與出版社簽約，並承擔一攬子與其作品相關的版權事務。這樣，作家可以更專心的投入到創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國，作家代理這塊業務沒有能夠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從作家角度而言，出於中國傳統觀念，更多的人喜歡親力親為，認為自己的稿費本來就不多，哪裡願意再給別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來說，他們的作品一誕生就是「香餑餑」，哪裡需要經紀人再去給出版社推薦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動與國內的版權代理公司聯系版權代理事宜。從版權代理公司角度而言，處於最基本的經濟角度考慮，若以作家所應得稿費的10%作為代理傭金，大多數情況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暢銷作家和暢銷書鳳毛麟角，靠常規的稿費提成哪裡能養活自己？所以積極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權行業是公認的「朝陽行業」，版權代理盡管目前在中國困難重重，挑戰大於機遇，也沒有理由是「夕陽行業」。關鍵是中國的版權代理機構應當改變只為出版社服務的狀態，要善於向版權的深處和廣處挖掘潛力、求取效益。版權代理機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大潮中能否站穩腳跟，關鍵要看其擁有多少版權權利資源，如何去經營、盤活這些資源。沒有這些資源，代理機構就等於在為「無米之炊」，無法為文化產業界提供服務，當然也就無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說發展了。
版權代理機構，通常被稱作一座橋梁，一頭連接著著作權人，另一頭連接著著作權使用者。當前對國內的版權代理機構而言，當務之急是要開掘並抓住國內外兩頭的版權資源，積極嘗試影視作品、計算機軟體、美術攝影作品、實用藝術品和信息產業的版權市場；培養人才，找好定位，創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具備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權代理公司。

6. 圖書版權什麼情況下可以共享

你好，很高興為你解答

徵得作者同意即可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

如有不當之處還望諒解

希望能夠幫到你

7. 我國出版行業的現狀

4月20日剛剛公布的新聞出版產業的十二五規劃 網上應該很好查，各媒體也列舉的很多點，你要求的字數才2500，我覺得你就選一個點說清楚即可，面面俱到反而沒有重點，可選擇的有數字電子出版，這個現在熱，報道的 你的參考資料也多，還有就是版權，因為這次版權也剛推出了一個規劃，有針對性又很詳細。
一般大眾媒體都是總結性觀點，你要找全文內容就去新聞出版總署的網站，或者新聞出版報的中國新聞出版網都會有。

8. 圖書館數字版權現狀

數字圖書館一般通過購買或自建數字資源、網路採集等途徑對讀者提供網站服務、數字版資源在線權服務、虛擬參考、文獻傳遞、網路資源導航、在線展覽等多種服務。

根據我國的法律法規，履行公共文化傳播職責的公益性圖書館享有廣播台、電視台、報刊社等機構所不享有的復制權、發表權、信息網路傳播權等「豁免權」，能夠在特定情形下未經授權地使用著作權而不被追究責任。因此在模擬技術環境下，公益性圖書館很少陷入著作權糾紛，但是，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深入應用以及數字圖書館建設的開展，很多的公益性圖書館開始面臨著例如數字圖書館建設、文獻共享、文獻傳遞的著作權危機。

版權不僅是對於作者個人基於作品權利的保護，與此同時，還要考慮社會公眾對於獲取知識與信息的需求。圖書館數字資源版權管理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滿足著作權人與社會大眾利益平衡、推動數字化建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