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法學包括總論，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婚姻家庭，人身權，侵權責任法構成。各個法律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呢
有不少學生問我，學習民法學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知識結構？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但卻並不好回答。因為它所涉及到的問題，往小的方面說，涉及到民法學在私法領域的一般法性質；而往大的方面談，則涉及到民法學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甚至是關繫到市民社會的孕育、成長與構成。前者涉及民法學的內部關系，後者涉及民法學的外部關系。而事實上，除此之外，它還涉及到民法思維及其研究方法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可就更加寬泛和宏大了，這里我們先放在一邊。
先讓我們從民法學內部知識體系談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調整私人之間一般社會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規定的主要內容為權利義務主體（自然人與法人）、財產關系（以所有權、契約及各種交易為中心）、身份關系（以婚姻、家庭制度為中心），以及權利義務的變動。"[1] 因此，傳統民法學的研習主要集中在民法總則、物權法、債的關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為主）、親屬法和繼承法。過去，研習民法學專業的必修課一般要求有三門，即民法總則、物權法和債法，就是建立在這種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認為，由於民事責任和法律關系理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侵權行為法也應該作為一門單獨的必修課予以重視和研習。同時，隨著近年來人格權的擴張，人格權法也逐漸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聯繫到我們自己的實際生活，從規范內容上看，這些也的確應該成為私法領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國家教育部門最近將民法學學科名稱定名為"民商法學"；法院系統也將過去所謂的"經濟審判庭"統統改為"民事審判庭"，其實這是對過去盛行的"經濟法"觀念的一種"矯枉過正"。國家教育部門將民法稱為民商法，是意在強調有關商事法的內容並不當然地是"關涉經濟的"，也並不當然地就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而是要將商事法的內容明確地納入民法學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學與民商法學兩說，也並無二端。
德國法學大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說過，"商法是基於個人主義的私法本質，為那些精於識別自己的利益並且毫無顧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極端自私和聰明的人而設計的。"因此，"至少在個人主義的法律時代，商法總在不斷扮演一般私法的開拓者和急先鋒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從1894年德國學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國民法草案關於商法的理念及其影響》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後，在日本學者的倡導之下，民法與商法相互浸潤、交融，甚至在商業社會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潛心於具體制度的研習者們卻認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質："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規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記程序及各項罰則、保險法中有關保險業的罰則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一致的：極大的自由導致極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確的形式抽象於實質之外，以便利於社會經濟和貿易交往；而經濟交往的便捷又對交易安全、秩序穩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脅。商法就是在個人與社會兩極中發展和變化著的。實際上，在洛克、休謨等啟蒙思想家開創的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理論中，在大的社會背景下，私權從來就沒有"絕對"過，只不過在討論問題的出發點或"本位"的時候，我們將之定位為"權利"，稱之為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魯赫的這一論斷："商法與勞動法構成現代私法兩個對立的極點，即個人主義和社會的極點"[6] 。當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後，經過對民商合一問題的長時間、反復地討論，商法作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並未出現，而民法淪為私法的"特別法"的危險也已經基本上消除了。但這種現象卻提示了我們，即使是在研習傳統民法學的時候，對商事法學的學習和關注確實是不可缺少的。
經濟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為德國學者倡導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高度集中，出現了大量的"卡特爾"（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獨占或聯營的經濟形式，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其他的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對於民主與自由的經濟競爭秩序也構成了威脅。於是，各國紛紛出台對經濟實行積極干預和統制政策，從而出現了一些經濟規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認為，這種規模龐大的經濟組織的日益壯大，也最終會影響到了平民政治的社會基礎。這就是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社會背景。不過，由於這種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與資本主義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雖然它在戰時經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經濟法的明確概念和地位一直處於某種未定狀態。拉德布魯赫教授說，"經濟法究竟是一個新的法律領域，或者不過是一種法律思想方法在各個領域的適用，尚可爭辯。"[7] 但是，在經濟轉軌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種國家規制經濟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經濟法學在這些國家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值得欣慰的是，由於經濟法之"獨立性"在於"促進經濟發展中關於企業及其經濟行為的特別法"[8] ，這與民事主體制度、商法中企業組織及活動（特別是公司法）發生交叉現象，影響到商事法律體系的周延性，而且因為它在本質上不能與商事法進行區別，因而經濟法大有"回歸"民商法的趨勢。
另外，大多數學者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確立了經濟法的核心內容――即反壟斷法與限制競爭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來，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然利用了公權力對民事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了干預，但其價值目標依然是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體的自由而真實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個人主義競爭秩序。商務部最近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23稿）第1條說明了"反壟斷"的目的，即"為制止壟斷，維護公平競爭，保護經營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草擬稿第3條具體列舉的禁止壟斷情形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競爭，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權益，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一）經營者之間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調一致的行為；（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三）企業過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的行為。"可見，在反壟斷法（即與競爭秩序相關的經濟法）的價值追求中，同樣體現著市民法所蘊含的"私法精神"。說明這些，不是為了跟經濟法學去"搶地盤"，相反，是意在說明經濟法學的研究與民法學關系緊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們不得不研習的內容；同時，它還是我們對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觀察和理解的新的視角。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法與私法之間，還存在"社會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經濟法，以及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和社會保障法等。這種法律觀點認為，公法關注的是國家，私法關注個人，而社會法則關注社會本身。由此產生的相關法域研究也可以稱之為"社會法學"。梅迪庫斯教授認為，私法和公法之間存在的實體性質的差異在於：在私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說明理由的決定；而在公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則是那些受約束的決定。並且，只有在權利被濫用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例外的規定。而換一個角度說就是，將私法中受到約束的那一部分分離出來，單獨稱之為"社會法"是沒有必要的，其後果就是，"大概就難以確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資明確界定的部分了。因為在私法中，也到處存在著對權利濫用行為的監督審查。"[9] 這種社會法學的提法，不同於我們經常談到的法學流派意義上的"法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或"社會法學"（社會法律學）（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會法的產生是國家在社會化加劇以後推行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的結果。這里，以社會保險為例，來說明這種社會法產生的情況。1845年普魯士工業法設立勞工強制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立法的開端。1883年，鐵血宰相俾斯麥（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國推行《疾病保險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頒布了《勞工傷害保險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頒布新法，對公務人員、軍人的災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頒布《殘疾老年保險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國社會保險法的基礎奠定。在西方諸國之中，德國向來以保守、注重國家和社會利益為其傳統，因此這種社會保險政策在19世紀末就基本上確立了。相較而言，其他西方國家，大多數是在20世紀上半葉才陸續推行的。法國的社會保險，肇始於1930年舉辦的綜合性社會保險，如疾病給付、生育給付、殘廢給付、年老給付、死亡給付等，但最初並不包括失業和勞動傷害保險。不過，其後又逐漸增進，凡65歲以上退職及勞動傷害的補償，均列入社會保險之列。英國在1912年實施國民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實施國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便將這些保險統合為"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並於1946年8月制定《國民保險法》。美國在1935年才有《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聯邦政府除了資助各州進行失業保險以外，同時進行全國性的老年、遺囑及殘廢保險（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險法》；其後，船員保險（1939年）、勞動者年金保險（1942年，現改為"厚生年金"），也相繼實施。[10]
當此之時，我國正處在戰亂頻仍之際，政府無力推行這些社會福利政策。而新中國成立之後，計劃體制之下，一切仰賴單位和政府，也無需什麼社會保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包括社會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其實，除去行業管理以外，這些社會政策，從法律關繫上多涉及僱傭合同、保險合同和損害賠償等問題，是屬於民法學的基本內容，只不過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條款或規定而已。[11] 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國家教育部門將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也明確地放在了民商法學研究之中。我記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的時候，我的畢業證書上就已經很復雜地進行了這種注釋："民商法學專業（含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研究方向）"。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機構中，是作為經濟法學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事實上也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也應該是作為社會法的一種。當然，理順這些關系，還需要一段時間，但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即使現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內容卻是民法學不可忽視的部分。
環境法學和科技法學是較為獨特的兩個學科。從自然資源所有和利用、環境侵權與救濟的角度來說，作為民法學的一個分支，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的。為了保持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12] 第3章對建設單位附加一些社會義務，也並非有礙私法本身的性質。最近，我們提出了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法》的建議，認為氣候資源也是一種可以利用的自然資源。[13] 但是，在這些相關規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規范。而且，有大量的訴訟（特別是集團訴訟）問題，雜揉其間。這是我們在理解環境法學的時候需要有清醒認識的。同時，國家教育部門對這個學科的正式定名為"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法"（？），其目的是出於對日益惡化的自然資源、生態系統和環境的保護政策。
在科技與法律問題的討論中，各國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進本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宗旨。我國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發展的促進政策。在最近參加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法制建設研究中，我建議考慮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基本法》。不過，無論這個建議是否被採納，一種將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發展納入國家科技發展和國家安全框架的新的發展觀，將日漸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之中，而且會見之於不久的將來。例如，我認為，即使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中，我們也要樹立一種大的科技安全觀和發展觀。比如對於國家信息安全問題，要像2000年《俄羅斯聯邦信息安全構想》[14] 一樣，突破了傳統消極信息安全觀的狹隘內涵，著眼於各種利益――即個人、社會、國家的利益之間的平衡，建立了積極信息安全觀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從宏觀上，將公民權利、信息產業、政務公開和信息系統等與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關的內容整合起來，不僅符合信息社會發展的特徵，也反映一個走向權利時代的新的價值取向。這種變化體現在國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導思想上，即由過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導、服務相結合的法律保障體系轉變。其實，科技發展中也同樣存在技術犯罪，但由於其間沒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為技術方面）的問題，而國家頒行中小型企業技術促進法、國立科學研究組織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科技創新條例等，以及網路侵權、電子合同和基因隱私等問題，實則是屬於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為一種國家促進科技進步的社會政策，也可以納入"社會法"的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國家教育部門將這一學科納入了行政法學的范圍，另外一些關於技術證據的問題納入了訴訟法學。這種考慮，大約也是因為早期科技法學的教學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質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但近年來的科技法學研究正在逐漸改變這種現象。
知識產權法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門新型學科。現在，人們已經不再為知識產權是否具有"國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徵進行爭論，基本上確立了其權利性質為私權，是一種民事權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審查（特別是一些實質性審查）和程序性規范，確實是令研習民法學的人感到一些不適應或難以理解的現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強調知識產權與傳統財產權的統合，試圖建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新的財產權權利體系；一是強調知識產權法的獨特性，試圖在權利客體、內容、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尋找知識產權法的獨立品格。另外還有一個引起政府和企業高度關注的問題，就是國家或企業知識產權發展戰略。這個問題更多地涉及國家促進科技與產業發展的政策，應該是科技法學（或社會法學）研究的問題。一位政府官員的話，能夠形象地說明兩者的關系。科學技術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兩位官員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說，"如果我國科技創新不夠、產業技術發展乏力、專利申請少，國務院就要打我們的板子；如果我們知識產權法制不健全、專利申請審查有問題，那麼國務院就要打你們的板子了。"這話雖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則，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盡管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動下（特別是由於TRIPS的影響），知識產權法在財產和貿易領域的研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知識產權所具有的身份性質，不應該成為學者們越來越忽視的問題。而且由於知識產權在財產法和身份法兩個方面的特點，比較契合傳統民法學的分類和研究方法，知識產權法學一直是作為民商法學專業下的一個研究方向。誠然，最近知識產權法學者們（特別是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一些學者）提出要將知識產權法學作為法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獨立於民商法學之外（最近在上海召開的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還向全國發出了一個倡議和呼籲），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識產權興市"戰略、並試圖將知識產權作為與法學一級學科並列的一個學科，但是，這種學科本位主義和國家或地方發展戰略不會影響到民法學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的內容和構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往往稱為"國際私法"問題。其中，其基礎性規范為沖突法規范。在時下制定中國民法典的討論中，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較多的討論。晚近國際私法的集中化的發展趨勢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保留國際私法作為民法典的一部分設專篇專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種是制定專門性的國際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韓德培先生建議不納入民法典而單獨進行"法典化"，並主持了起草了"國際私法示範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條：總則；管轄權；法律適用；司法協助；附則。[15] 國際上採取這種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羅馬尼亞、義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西亞等。但我國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審議的民法草案並沒有採納這種建議，這也是許多國家採取的一種立法模式。誠然，立法與學科研究是有區別的。這種討論，也不影響民法學必須對此予以研究。就我個人來看，"從具體內容上看，國際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適用、管轄權和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三大部分，這些都是民事法律適用的基本規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早先的國際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見在《民法典》或單行的民事法與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國際私法領域出現了集中化的發展趨勢，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設專篇專章規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國民議會1991年12月18日通過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國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聽了我的這些觀點以後，可能會覺得其中有一點、甚至是含有不少"學科沙文主義"的味道。其實我只是想說明，在民法學學科內部的知識體系中，需要研習的內容非常寬泛。而且，事實上我還只是從一個橫斷面說明了民法學的知識結構問題，如果我們從縱向來看，它還包括我們習慣於將它們看成是歷史學范疇的法律史問題（特別是羅馬法）。關於私法史，既是民法學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種方法論的學問。就我個人的觀點，僅從橫斷面或平面的角度來看，民法學的內部知識結構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當然，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劃分，並不表明民法學內部就存在這樣一個涇渭分明的知識體系，它們之間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彼此交叉或游離於這一框架之外的現象。這種劃分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從民法學的角度出發，釐清相關學科關注的方向和視角，並為民法知識的梳理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甚至是可以進行批判的坐標。如此而已！
一、 傳統民法學
（一） 民法總論
（二） 人格權法
（三） 親屬法
（四） 繼承法
（五） 物權法
（六） 債的關系法總則
（七） 合同法
（八） 侵權行為法
（九） 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
二、 商事法學
（一） 商法總論
（二） 公司法
（三） 票據法
（四） 保險法
（五） 金融法
（六） 證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識產權法學
（一） 知識產權法總論
（二） 專利法
（三） 著作權法
（四） 商標法
四、 經濟法學
（一） 經濟法學基礎理論
（二） 反壟斷法
（三） 反不正當競爭法
五、 社會法學
（一） 社會法學基礎理論
（二） 勞動法
（三） 社會保障法
（四） 環境法學
（五） 科技法學
（2003年11月12日初稿於武漢；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於北京）
作者簡介：易繼明，男，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私法》編輯部主編。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啟揚：《民法總則》，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6月增訂10版，第1頁。
[2] 我國台灣學者對我們過去的學科劃分和研究內容，幾乎形成了一種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關商業事務的法律。由於商業事務涵蓋於各類型企業的經濟生活之內，故有以經濟法替代傳統上商事法的名稱者，舉凡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統稱為經濟法，如中國大陸是。"參見劉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訂初版，第1頁。
[3]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頁。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劉興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頁。
[6]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頁。
[7]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頁。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參加〔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頁。
[10] 參見何孝元（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六冊•法律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6月初版，第172頁。
[11] 例如，拉德布魯赫教授認為，勞動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為前提條件。但是，民法單單規定了具體的締約人和具體的勞動契約，對企業的聯合一致也毫無所知；勞動法不同於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體化為企業主、工人、雇員，不僅有個人，還有工會和企業，不只有自由訂立的契約，還有構成所謂自由契約背景的重大經濟上的權力斗爭。因此，"勞動法的特徵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實。"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頁。
[12] 2002年10月28日9屆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通過；同日，第77號主席令頒布。
[13] 這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中科技發展法制和政策研究專題組"未來20年我國科技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課題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課題研究報告成果。專題組組長為羅玉中教授；子課題報告人為國家氣象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王志強高級工程師。
[14] 該《框架》於2000年6月23日由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通過，2000年9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批准發布。該《構想》分為4部分共11章，是一個綱領性文件（或稱"概念性的文件"）。《框架》雖然是基於發展本國信息產業和避免對國外計算機、電信技術裝備以及軟體的依賴，但實際也是在信息領域實現俄憲法中關於公民私生活、個人機密和書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規定。在西方國家的信息安全領域，一般也要將保障公民個人權利（如隱私權、言論自由等）與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統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聯系起來。例如關於個人數據保護的立法，從1970年年代就以歐美為中心展開了討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1995年10月發布《個人隱私權與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白皮書，它就比較全面地闡發了利用市場機制保護個人隱私的新思路。
[15] 參見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繼明：《將私法作為一個整體的學問》，載易繼明（主編）：《私法》第1輯第2卷/總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頁。
易繼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教授
B. 為什麼美國長期採取自由主義的公平貿易政策
一方面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和歐洲經濟的恢復，美同日、歐之間的貿易沖突有所上升，浮動匯率制度加大了貿易摩擦和國際間協調的難度，美國的貿易政策開始日趨保守；另一方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西方國家更多地重視經濟政策，政治凝聚力減弱，貿易爭端和摩擦日益突出。這一背景使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作出巨大的調整：
1．由力主自由貿易的立場轉移到強調平等開放，對等競爭，雙邊互惠市場的公平貿易立場。美國認為它的市場開放程度遠遠高於別國，別國藉此一方面廣泛運用傾銷、出口補貼等不平等的競爭手段擠佔美國市場，另一方面又築起重重壁壘將美國的商品、服務和資本拒之門外，致使美國貿易逆差居高不下，這是不公平的。美國貿易政策由公平貿易取代自由貿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從根本上增強美國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於消除貿易夥伴的「不正當、不合理、不公平的貿易政策或做法」，為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打開有利可圖的海外市場大門。1974年國會通過貿易改革法，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個分水嶺，該條款使得貿易代表能夠針對其他國家所謂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做法進行反擊，保證實現美國各項貿易協定下的權利。1978年，卡特總統提出「自由貿易也必須是公平的貿易」，從而使「公平貿易」成為貿易政策的基調之一。1985年9月23日，里根總統在「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並組成以商務部長為首的貿易反擊小組，以查明和制止外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1986年美國通過「綜合貿易法案」，強調要對實施「不正當、不合理、不公平的貿易政策或做法」的國家採取報復行動，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貿易政策向公平貿易轉變的趨勢。而1988年對外貿易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案》的出台則在法律上確定了美國國家貿易政策中公平貿易的原則立場。90年代初，柯林頓上台，開始把「公平貿易」和對等原則作為貿易政策的基調，強調貿易夥伴在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必須對等的向美國開放市場。布希上台以後，加大推行公平貿易的力度，繼續推行經濟全球化。
2．偏重雙重標准。貿易產生於貿易各方比較優勢的不同，同時也會強化貿易各方的優勢，促進產業風格的升華和產業的國際轉移。貿易各國之間不同領域的競爭優勢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貿易發展也反過來促進各國優勢產業的發展，弱化競爭中處於劣勢的產業。貿易本來是互惠互利的活動，但美國一方面高唱自由貿易大舉進軍國外市場，另一方面又揮舞著保護主義大棒保護國內市場。美國制定貿易政策的依據主要是國內法律，包括201條款（防止貿易損害）、232條款（國家安全）、301條款以及超級301條款（不公平貿易和授權總統進行貿易報復措施）、337條款（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條款用國內標准評價國際貿易，奉行單邊主義，很容易招致其他國家的報復行動，貿易摩擦也在所難免。
3．由全球的多邊主義單軌戰略逐步轉移到全球多邊主義與區域主義並行的雙軌戰略上。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烏拉圭貿易談判體制的形成，都是美國雙軌戰略的實際應用。
對外貿易政策日漸成為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對外貿易中，經濟問題政治化成為主要問題。與貿易有關的決策者面臨著重大的利益和風險，對進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勵措施動輒影響數十億美元的貿易額，也會關繫到美國國內數百萬工人的生活和生存問題。另外，受進出口競爭沖擊的產業通常結成組織嚴密的特殊利益集團，通過選票、捐款、游說對參選的政要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參選的官員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往往也會在貿易政策中實踐貿易保護主義者的要求。
C.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在價值取向上有何異同
知識產權並不是反壟斷法的例外
如果僅僅從知識產權與其他對世性的絕對權（比如物權）一樣具有排他性或者壟斷性的角度，說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這種論斷也不為錯，盡管這種壟斷性算不上是知識產權的特徵。但是，這種壟斷權在法律上具有什麼效力和意義呢？它無非是「對世權」、「絕對權」的同義反復，除此之外根本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在近現代各國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壟斷權」這個民事權利的。壟斷權實質上就是一種法律上的特權，如果法律賦予某個民事主體以「壟斷權」，本質上會與現代民法的平等原則相悖的。所以壟斷權不具有民事權利（私權）的性質，而可能帶有公權力的特點，比如煙草專賣權、鐵路專營權、電信專營權等，當然這種特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會越來越少了。而知識產權顯然不同於上述「壟斷權」 [1]，它凝結著發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創造著的勞動，無疑是一項民事權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堅持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的話，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無意地將「知識產權」與「壟斷」劃上了等號，使得知識產權多少帶上了點「壟斷」和「特權」的「原罪」。從知識產權脫胎於封建壟斷特權的歷史看來，這種觀點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著歷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發展軌跡，認識不到知識產權從壟斷權（特權）到財產權（私權）的演進，顯然是迂腐和糊塗的，其結論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國《壟斷法規》確實是把專利權視為壟斷權，並作為廢除壟斷特權的例外而保存下來的。但是透過歷史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進程中，個人權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視與保護，《壟斷法規》實際上在廢除了大量壟斷特權的同時，使專利權向私有財產權演化。「它規定了發明專利權的主體、客體、可以取得專利的發明主題、取得專利的條件、專利有效期，等等，為後來所有國家的專利立法劃出了一個基本范圍，其中的許多原則和定義一直沿用至今」[2]。這是知識產權從壟斷權過渡到財產權的第一步。而「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編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識產權就被確定了新的地位，因為人類的智力活動製造的是思想產物，與其他勞動產品一樣，同樣能夠獲得相應的財產權利（PROPERTY）」[3]，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則同樣適用於知識產權。《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第8項就明文規定：「國會應有權……通過保障作者與發明人對其相應作品與發明在限定期限內擁有專有權的方式來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的發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國憲法是用「專有權（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譯為「排他權」）而不再以「壟斷權（MONOPOLY）」來稱謂專利權等知識產權的，這就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專利權與經濟領域的壟斷或壟斷權是不同的[5]，而「排他權」正好說明了專利權作為一種對世性的財產權的法律屬性。
有外國學者認為：授予專利壟斷權以褒獎那些掌握著對社會有益的技藝的人，與認識到所授予的壟斷權力固有的對自由競爭的不利影響之間，存在著緊張的對立，這個問題在400多年前的歐洲中世紀就已經存在了[6]。也就是說，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對立自有專利壟斷權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筆者不以為然。歐洲早期的專利壟斷權主要與商業貿易有關，而與技術進步沒有多大聯系，確實屬於一種壟斷經營的特權，與現代知識產權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如果說這個時候專利壟斷權與反對壟斷之間確實存在著對立的話，那麼這種對立完全是一種反對封建壟斷特權的斗爭，其目的和結果並不是否定和放棄專利權，而恰恰是為建立一種平等的財產權（私權）做出了努力和貢獻，其結晶就是《壟斷法規》這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的誕生。如果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後來的知識產權混為一談，並且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反壟斷特權之間的斗爭和後來的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視為同一種性質的問題，就頗有「關公戰秦瓊」的味道了。
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雖然是由國家授予的權利，但這並不影響其成為一種民事權利而受私法的調整，何況有些知識產權也並非需要國家授權才能產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於首先承認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個人自由和財產的保護成為法律的首要目標，「所有權神聖」成為私法的基本原則。私有財產是自由的體現，維護財產權是社會的首要目標。財產權不僅成為近現代憲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會公正的前提和保障。當然，當歷史跨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西方經濟領域因壟斷而產生的經濟危機使國家干預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義，國家干預首先導致了包括反壟斷法（1890年謝爾曼法）在內的社會立法的大量產生，國家權力的觸角伸向社會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與此相對應，當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現私法公法化的趨勢，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得到修正，「所有權神聖」原則在當代受到沖擊。德國學者基爾克發展了「禁止權利濫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第153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於其行使應同時有益於社會公益。」但是，無論是社會立法的出現，還是私法公法化的趨勢，都並不意味著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喪失。在社會公益和個人權利之間，並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無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種標准，關鍵是要達到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一種平衡。而作為私法的財產權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作為公法的反壟斷法，兩者在價值取向上也並不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前者在強調個人權利的時候並沒有忘記社會利益，後者在注重社會公益的同時也不應該損害個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某種沖突的話，其性質也是完全與當年反對專利壟斷特權的斗爭不相同的，最多不過是兩者的立法宗旨和價值取向上的差異而已，但並不因此導致兩者的矛盾或對立。
但是，順著知識產權是壟斷權的思路，有學者論述道：「知識產權本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8]這個結論如果放在1623年《壟斷法規》的背景下，或許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和現代反壟斷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這個結論的前提就是「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和為保護社會公益的而設的反壟斷法之間是存在沖突的」，「知識產權本身雖然是合法的壟斷權，但它畢竟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競爭。」[9]
這里先不討論知識產權本身是否限制了競爭，按照上述觀點，知識產權制度似乎是反壟斷法「恩賜」的結果。但是，只要我們認真找尋一下歷史的邏輯就會發現，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作為一項財產權利雖然其產生遠遠落後於其他財產權，但起碼西方國家在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都建立起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從1623年英國制定《壟斷法規》開始，1709年英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1804年法國頒布的《拿破崙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一樣受到保護。[10]而作為現代反壟斷法鼻祖的美國《謝爾曼法》則是在19世紀末期才產生的。如果說知識產權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話，在尚不存在反壟斷法的17、18、19世紀里，知識產權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顯然這種觀點難以自圓其說。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化的背景下產生了現代反壟斷法，同時近代民法（財產法）確認的「所有權至上」原則也受到了沖擊和限制，盡管如此，大陸法系的物權法和英美法系的財產法並沒有因此而廢棄，各國知識產權制度更是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對此如果按照「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的邏輯來解釋的話，「所有權」也應該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但這種觀點顯然難以令人接受。所有權當然不可能成為反壟斷的對象，同樣知識產權也不能成為反壟斷的目標，所謂「除外」的論調是把本屬於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卻當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彷彿反壟斷法成了普遍適用的法律，而知識產權法甚至所有財產法都成為一種例外了。
還有，從我國對私有財產法律保護的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要引進技術，要促進科技的進展，「作為開始嘗試私產的界定及保障，卻選上了最難的一樣入手——抽象的新知識專利資產」，「在 1980 年 1 月決定了要保障發明專利權」[11]。 4 年多之後，經過 44 次的修改，專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過，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後又陸續頒布了商標法、著作權法，在短短十幾年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反壟斷法時至今日還未出台，那麼，知識產權怎麼會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適用除外」了呢？
其實作為保護個人權利的財產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以維護社會公益為目標的反壟斷法是兩個並行不悖的法律部門，並不相互沖突與抵觸，也不是什麼「例外」或「除外」。雖然反壟斷法被稱為「自由企業大憲章」，但並不能否定和代替財產法的效力和作用；個人財產權利雖然必須受到社會利益的限制，但是社會利益最終是存在於個人生活之中的，沒有對私人財產的保護，實現社會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當代「財產法仍如頑固的自由主義壁壘，抵禦著社會法律思想的沖擊，並且迫使其在城門口安營紮寨。」[12]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私人權利本來就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和保護的國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們精心培育與呵護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權」，而不要輕易地給它們扣上「壟斷」的帽子，使它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D. 為什麼全球化會發生逆轉
全球化其實是新自由主義裡面的一種做法了。
新自由主義簡單來說其實就是為商業盡可能開綠燈，期望商業發展來帶動經濟增長，甚至不惜干預別國內政，反對最低工資和標准工時，盡可能讓商人多賺錢。不過一兩句話不能完全概括，有興趣可以網路其他資料。
說白了全球化有其一定的問題，比方說工廠、企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那麼發達國家原先的就業崗位就沒有了，剛開始可能數十家轉走沒所謂，但是後面越轉越多，造成了很多職位流失。其實說白了，隨著工業技術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商人發現一些操作不需要太高學歷的人都能完成，好像汽車製造等工業，完全可以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去做，再加上WTO等國際組織把關稅調低，政策開綠燈，可以肆無忌憚的將工廠搬走，人力資源開銷減少了，那麼賺的就更多。而原先的，如美國人，你也不可能叫他們去第三世界國家去住，而且公司正是因為覺得他們工資高，所以才轉走的，所以造成了很多發達國家的職位流失，職位流失意味著稅收減少，稅收減少意味國力也會出現問題的。。。
還有正如前面所說，全球化也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手法，可能會干預到別國內政，舉個例子，商人希望搬去的國家是符合他們經商條件的，可能對一些環保法案啊，希望當地能盡可能開綠燈，做一個有利他們經商的環保法，或者是對其他如貪腐、政治制度、法律等給出一定的要求，比方說TPP裡面就有要保護知識產權啊，好像WTO裡面也有要求加入的國家在多少年之內要開放某些市場給其他國家的人加入，當然也會給保護期，還有比方說對知識產權法律有要求等等。。。
還有有的商人賺了錢就胡來，如08年金融海嘯，說白了就是一群資本家亂賣債權，搞房地產，結果出事了，影響了一般的美國國民，最後還要奧巴馬先救他們（因為他們手握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一旦倒閉就更嚴重），結果一般民眾得勒緊褲頭帶過日子，他們繼續奢華生活，導致矛盾產生，類似的事情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有的國家的民眾對商人並不懷有好感，所以逆全球化他們不心疼，反而他們最關心還是就業崗位的問題。
國情不同，也不可能全給你滿足吧，所以全球化有其好處也有弊端。。。。所以說發生逆轉一點也不稀奇，不過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和政策思維的進步，一定會解決的，大趨勢是全球化，但是小逆轉無可避免。。。。
E. 西歐，日本，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對外經濟政策
西歐日本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對外經濟政策？]
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
為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柯林頓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也發生相應的若干變化，主要表現如下：
1．強調經濟安全。對外戰略從軍事優先轉為以經濟為中心。
2．參與、策劃和推動多邊經濟合作組織，並繼續謀求在這些組織中的霸權地位。強調知識產權和服務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恰恰適應了美國對外經濟戰略轉變的需要。
3．組織區域性經濟集團，在世界經濟三元結構中加強以美國為核心的這一元的經濟實力，。
4．向其他區域性經濟集團滲透，擴大美國經濟影響力。
5．在雙邊經貿關系中，貿易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交替實行。
6．採取措施防止美元繼續下跌。
日本對外經濟政策的演變——從日美產業結構調整磋商到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提出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外經濟政策經歷了兩個方面的模式轉變：第一，在貿易摩擦的應對和處理方面，擺脫了以往重視雙邊磋商和達成妥協的作法，轉向通過多邊框架以法律途徑解決爭端的軌道；第二，在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促進方面，從多邊主義轉向了區域主義和雙邊主義。本文主要探討導致這一模式轉變的原因、模式轉變過程中的促進勢力和抵制勢力以及抵制勢力被克服的政策形成過程、兩個模式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及模式轉變的穩定性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分析和展望日本今後的對外經濟政策走向。
從總的來分析，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採取的是減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降低銀行存款准備金率、下調存貸款利率、減輕企業稅負等措施，更加有力的擴大國內需求並刺激投資來實現經濟的增長。調高出口退稅率，也就是減稅，有利於擴大出口，根據四部門經濟的收入構成就可以看出，出口擴大了，國民收入自然就增加了。存款准備金率的下降也是變相的創造了貨幣，增加了貨幣的供給，也就降低了利率，刺激投資，從而增加國民收入。總之，我國現在採取的各種政
F. 我需要一篇關於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論文 不需要太長 1000字即可 文章通俗易懂
中美知識產權問題：
在世界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今天 ,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相互聯系、 相互影響、 相互作用。在 21 世紀 ,中美兩國對全球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示。中國從1979年開始對內搞活經濟、 對外開放的同時進行法制建設 ,特別是在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方面 ,用 20 多年時間走過了美國等發達國家 100 多年所走過的立法路程 ,而且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已經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美國依賴其政治、 經濟、 軍事實力、 甚至法律制度對世界施加影響 ,企圖使當今時代成為美國時代。正如有學者指出的: 「對美國法律的接受就等於承認現在是美國時代。 」 〔1〕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方面 ,美國依託其科技發達的優勢 ,要求擴大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范圍 ,甚至影響了一些國際公約的部分內容 ,以自己的標准來衡量中國 ,提出中國對美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責難 ,並通過貿易報復的威脅來使其知識產權產生域外效力 ,甚至提出了所謂的 「國際化標准」 問題。美國常常以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 ,以知識產權問題威脅或遏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 ,以所謂的觀念自由來企圖 「西化」 中國。因此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方面 ,中美在貿易上經常發生爭端。由於兩國在歷史文化、 經濟結構、 法律制度、 經濟發展水平、 國家實力等方面的不同 ,知識產權的制度也必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由於兩國經常因知識產權問題引發糾紛 ,人們希望對於中美兩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行比較 ,以深層次了解兩國之間紛爭原因 ,通過比較而得出相應的啟示。
1，中美兩國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不平等的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經歷了 20 多年的敵對階段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後 ,才開始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但是從 1989 年「六四」 以後 ,則出現了多次嚴重的問題。中美關系受到政治、 經濟、 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一)中國的對美政策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獨立自主、 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對美關繫上致力於發展兩國正常的外交關系。正是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使得中國的政治、 經濟、 文化得到較快的發展。有西方學者認為 ,在一個已成為多極的世界中 ,中國是一個大國 ,它將對美國目前為全球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提出挑戰 , 「中國是亞洲惟一行動自由的國家 ,亦是該地區惟一能夠真正與白宮主子和五角大樓的老闆們平起平坐的國家。近年來 ,人們看到歐洲各國的商務代表及政治領導人不停地穿梭於北京。他們的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爭取合同;嘴上只掛著一個口號:不要得罪中國人。中國為什麼不利用這種意外收獲呢 ? 現在該輪到他們將 『不平等合同』 強加給其夥伴了。 」 〔2〕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 ,嚴格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各項原則 ,在「增進了解 ,擴大共識 ,發展合作 ,共創未來」 的戰略方針指導下 ,中國積極發展對美關系。在中國普通百姓的眼裡 ,美國是一個發達國家 ,但同時美國又是一個霸氣十足的國家。(二)美國的對華政策11美國政治陣營思潮影響下對華的敵對政策美國長期以來的反共宣傳 ,將社會主義和法西斯、 獨裁等同起來 ,形成了某些美國人的中國觀中 ,視中國為 「壞國」,甚至認為 「一個新的邪惡帝國正在出現 ,它的國名是中國」 。 〔3〕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和傳統觀念 ,促使美國應驗這樣一個預言:將中國當成一個不可避免地抱有敵意和危險的國家來加以對待。因此 ,美國希望通過和平演變 ,使中國成為其政治上的同盟。美國的 《紐約時報》 在1997年 1 月 30 日發表一篇題為 「柏林牆與中國」 的社論中說道: 「柯林頓總統本周預言 ,自由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 ,就像當年自由使柏林牆倒塌一樣。 」 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各種手段 ,使得中國成為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一員。甚至有自由主義者聲稱: 「把中國與俄羅斯吸收到世界資本主義的懷抱 ,是促進大國關系穩定、 世界繁榮與和平的最佳途徑。 」 〔4〕 出於政治陣營需要 ,美國對華的政策長期以來是 「謀求促進中國出現從共產主義到民主制度廣泛的、 和平的演變」 。 〔5〕政治上的敵對態度 ,必然造成美國對中國各方面的敵視 ,對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也必然地產生不切合實際的指責情緒。21美國經濟發展需要的對華遏制和利用政策1990 年以來 ,美國國會部分議員以所謂的人權、 貿易逆差、 敏感武器擴張、 知識產權保護不得力、 中國產品傾銷、 市場准入等問題為借口 ,多次提出議案試圖取消或者有條件地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當西方其他國家政府都在積極主動地幫助本國工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 ,美國政府才意識到 ,用取消最惠國待遇來制裁中國最終會導致自己在中國市場中喪失希望所得到的利益。布希總統明確提出: 「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 ,中國是一個競爭對手。 」 〔6〕美國認為 ,通過尋求中國加入全球經濟貿易體系 ,不但可以使中國享受到 「公共財貨」 ( Publicgoods)所帶來的好處 ,從而緩解其對既存秩序的 「不滿」,而且可以藉助多國的力量來束縛住中國這條正在騰飛的巨龍 ,使其 「融入國際社會」 。因此 , 「遏止」 與 「利用」,有條件地同意中國加入世界組織和當今國際體系 ,並准予中國在其中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 ,是美國長期以來在經濟上對華的政策導向。31美國的霸權外交政策美國以武力和 「良知」 為基礎的霸權主義和德行並非自今日始 ,從這個民族誕生的那天起就與整個美國民族不可分離。美國相信的是 「上帝、 金錢和槍桿子」,軍事上的強大導致了政治上的霸權 ,也必然導致在經濟領域的蠻橫無理。18 世紀歐洲的啟蒙主義思想的傳入 ,以及艱苦卓絕的反英獨立斗爭 ,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權宣言以及先於歐洲創建的共和國體制 ,使美國人有理由認為自己就是 「上帝的選民」,形成了強烈的種族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美國的價值觀縱深滲透 , 「經濟、 安全、 人權」 成為其未來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當今世界似乎沒有一處不關乎到美國的利益」 。 〔7〕美國所強調的 「市場民主」 和 「世界新秩序」,都是必須以符合美國利益為前提的 ,可以說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迫切渴望做包括政治、 軍事、 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全球綜合的主宰。在多極發展的世界中 ,面對著美國的霸權 ,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 ,它們越來越想把老卡頓的著名斥責 「見鬼去吧 ,美利堅 !」 變成自己的斥責。 〔8〕「中國威脅不了美國 ,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成威脅自己的對手」 。 〔9〕但是在美國人眼裡 ,總認為中國需要美國的程度大於美國需要中國的程度。柯林頓 1998 年 6 月訪華期間在北大發表演講時說 ,中國在 21 世紀成為一個強國具有什麼意義 ? 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在經濟上會取得巨大的成功 ? 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在文化方面會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 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將能夠在解決世界問題方面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 ? 或者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能夠以某種形式或方式主宰你們的鄰國 ,而不管鄰國是不是願意 ? 這是每一個偉大的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決定。 〔 10〕美國害怕中國的強大 ,但矛盾的是美國又擔心中 。
G. 人民日報：為什麼說人權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
資本主義社會分為低級的自由資本主義和高級的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1.特徵
在資本主義低級階段，企業和資本規模普遍較小，市場潛力較大，商品生產比較分散，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的運動，基本是以單個企業為核心展開的。自由資本主義以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決定了其政治生活同樣按照自由競爭的基本規則和運行方式來展開和實行。所以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特徵是資產階級以自由主義的方式來統治國家，這實際上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現方式在政治領域的體現。
自由資產階級是以個人自由和權利作為其存在和活動的基本前提的。
2．體現
a在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和價值方面，它體現為資本主義國家以所謂公民政治自由、政治權利和政治平等作為政治生活的基礎。
b在政府職能方面，它體現為「最低限度國家」和「消極國家」，即政府最低限度地敢於社會經濟生活，政府的只能只限於國防、提供法律和秩序等必要的公共事務，政府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c在政府政策方面，它體現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政府鼓勵和維護個人在市場上的自由活動。
d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是以自由主義方式為主，暴力方式既是自由主義統治方式的後盾，也是其實施統治的補充。
H. 企業國際化的發展史急用！！
國際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必修課，這在幾年前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那個時候，國際化只是個別人的事情，與大多數企業無緣。人們看到更多的是外國企業走進來，而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但是，今天不同了，好象猛然之間，我們發現一批中國企業已經踏上國際化征程，更有一批企業厲兵秣馬磨刀霍霍。
一說到國際化，人們常常有無所適從的感覺，一邊是大企業的老總們大談國際化的理想和戰略，一邊是國際化專家學者諄諄告誡當心陷阱。這其實反映出走出去之初中國企業乃至整個社會對國際化的陌生。這其實也是正常的，畢竟，當我們的企業家面對「你能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嗎？」這樣的追問時，心裡並不是那麼有底氣。
的確，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考驗著中國企業家的信心。在大多數時候，不能在短時間內贏利，可能就意味著國際化中途夭折。對於整體實力不夠強的中國企業來說，剛剛開始的國際化正是需要全方位投入的時候，投入的很大一部分從國內市場贏利得來。而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中國企業國內市場的贏利能力並不強。因此，能否對海外市場形成持久支持，是一個問題。以剛剛躋身世界500強的海爾為例，其國際化戰略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走高端路線：從高端市場（如美國市場）做起，產品同樣定位於高端。這樣的定位，讓海爾必須有能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承擔國際化帶來的虧損。但是，我們看到海爾的國內贏利能力並不強，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很難對國際化形成持久支持。
事實上，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不僅僅是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的問題。就品牌而言，中國企業同時面臨兩大品牌瓶頸，一是企業品牌瓶頸，一個是國家品牌瓶頸。所謂「企業品牌瓶頸」，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企業自身的品牌形象尚不能對國際化形成有效支持，中國品牌從全球來看，大多數屬於「國內品牌」，還沒有上升到「全球品牌」的高度，影響力基本上局限於國內市場，對海外市場沒有多大影響力。所謂「國家品牌形象瓶頸」，也不難理解。雖然近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影響力有很大提升，但是，中國在全球的形象仍然是「大而不強」。這個形象的形成，尤其和中國對世界技術創新貢獻比較小有關。事實上，中國出口到海外的產品大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的產品結構更加強化了他國消費者對中國國家品牌形象的不良印象。「國家品牌形象」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許多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過去，大家認為只要企業形象好就夠了，現在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企業形象對市場的影響是直接的，國家品牌形象的影響是間接的。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中國產品都只能在美國低端市場銷售？難道所有中國產品都沒有人家的好嗎？非也，是中國國家品牌形象不濟，造成美國消費者普遍對中國產品存在偏見。企業品牌形象和國家品牌形象「雙弱」，致使中國企業開發美國等高端市場十分困難。這也就是為什麼海爾在美國苦苦奮鬥了幾年，仍然難以獲得大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但是，我們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海爾應該退出美國市場」的結論呢？顯然不能。因為判斷一個企業國際化是否成功，有一套完整的標准，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只是這套標准中的一個，甚至一個都算不上。一般來說，一個成功的國際化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三大條件：第一，這個品牌必須建立穩定的國際影響力；第二，其全球市場地位必須處於持續強勢局面；第三，企業必須做到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持續贏利。同時符合上述三大條件，這個企業才能稱為國際化企業。當然，這三個指標是一個框架式指標，或者叫母指標，還有一些子指標也很重要，比如，企業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隊伍，要實現從產品輸出到資本的跨越等等。
中國人有時候特別不可思議，他們可以容忍一個企業的老闆在經營國內市場時不把贏利當回事兒，卻絕對不可以容忍老闆經營海外市場時出現虧損。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如果企業不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海外市場的贏利，這個國際化就一定是失敗的。這無疑是一個過去簡單化的看法，是對國際化缺乏深刻認知的表現。這種情況類似於大多數人看跳水比賽，運動員的空中姿勢是否到位他們不在意，只看這個運動員水花是否壓得好。
事實上，同為虧損情況也不相同，一種是經營性虧損，即經營不善造成企業虧損；一種是戰略性虧損，即虧損在預期之中，企業領導人有充分的心理准備，並為虧損准備了代價。對於戰略性虧損，我認為有兩個代表性的例子特別值得一提。一個是TCL。和湯姆遜彩電業務合並之後，許多媒體問李東生如何面對虧損，李的說法是爭取「18個月實現贏利」。換言之，李東生已經做好2005年底之前虧損的准備了。但是，仍然有人對TCL2004年可能不太好看的年報念念不忘，好象TCL的國際化出現了什麼大問題似的。但是，和人們疑慮重重形成強烈反差的是，TCL高層表現得很輕松，在他們看來，和湯姆遜、阿爾卡特合作，承擔一定的虧損和上學要繳學費是一個道理。TCL高層關注的是，兩個企業的合並重組，能否融合出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文化，只要文化融合順利，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另一個例子是LG。這個企業執著於國際化罔顧能否贏利，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1993年，LG正式進入中國，但是，到2004年仍然未能實現贏利。但是，虧損並沒有讓LG對中國的國際化望而卻步，其對中國的投資和開發力度反而越來越大。如果以我們通常的觀念來衡量LG的話，應該說LG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失敗者，11年的虧損不是任何企業都能接受的現實，但是，LG接受了。為什麼？答案很簡單：中國是一個大市場，對這個市場的任何投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承受十年虧損而痴心不改，表現出這個企業的遠見性。
如果以這個道理看海爾，我們同樣認為海爾今天的虧損，並不能成為我們否定它國際化的理由。
概括看來，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贏利風險。目前，走向國際市場的中國家電企業，能夠實現贏利的不多，尤其那些已經走到資本國際化階段的企業，能夠實現贏利的更是少而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化的資金補充如何保證？對於企業確實是一個問題，畢竟企業國際化必須建立在自我造血機制之上，靠輸血生存的國際化不是長久之計。
二、品牌風險。品牌形象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沒有品牌支撐的國際化不可能長久。但是，在外國強勢品牌已先期進入並占據市場主導地位情況下，中國企業作為國際化的遲到者的發展空間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品牌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下生存發展？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
三、策略風險。目前，中國企業開發國際市場的策略往往是「營銷第一，產品第二」，對營銷策略的重視明顯大於對產品的重視。這樣的策略與大多數國際巨頭的策略是不大一致的。這樣的策略，能否保證企業國際化的持久性，也是一個問題。
總之，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旅途不會是平坦的，要做好面對各種風險、困難和挑戰的准備。事實上，中國企業家們正在建立這樣的觀念。
現在，人們習慣說這是「WTO時代」，那麼，什麼是「WTO時代」呢？我想，WTO時代最顯著的標志應該是全球市場一體化。過去，中國企業心中的最高目標往往是打下中國市場，但是，現在不同了，時代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建立全球視野，把中國市場作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來考慮，在謀劃中國市場的時候，就想到未來的全球市場。也許大多數中國企業暫時沒有這個實力，但是卻不能沒有這個觀念。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走出去既不是紅毯鋪地，也不是處處陷阱。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企業戰略是否得當。
國際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必修課，這在幾年前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那個時候，國際化只是個別人的事情，與大多數企業無緣。人們看到更多的是外國企業走進來，而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但是，今天不同了，好象猛然之間，我們發現一批中國企業已經踏上國際化征程，更有一批企業厲兵秣馬磨刀霍霍。
一說到國際化，人們常常有無所適從的感覺，一邊是大企業的老總們大談國際化的理想和戰略，一邊是國際化專家學者諄諄告誡當心陷阱。這其實反映出走出去之初中國企業乃至整個社會對國際化的陌生。這其實也是正常的，畢竟，當我們的企業家面對「你能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嗎？」這樣的追問時，心裡並不是那麼有底氣。
的確，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考驗著中國企業家的信心。在大多數時候，不能在短時間內贏利，可能就意味著國際化中途夭折。對於整體實力不夠強的中國企業來說，剛剛開始的國際化正是需要全方位投入的時候，投入的很大一部分從國內市場贏利得來。而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中國企業國內市場的贏利能力並不強。因此，能否對海外市場形成持久支持，是一個問題。以剛剛躋身世界500強的海爾為例，其國際化戰略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走高端路線：從高端市場（如美國市場）做起，產品同樣定位於高端。這樣的定位，讓海爾必須有能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承擔國際化帶來的虧損。但是，我們看到海爾的國內贏利能力並不強，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很難對國際化形成持久支持。
事實上，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不僅僅是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的問題。就品牌而言，中國企業同時面臨兩大品牌瓶頸，一是企業品牌瓶頸，一個是國家品牌瓶頸。所謂「企業品牌瓶頸」，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企業自身的品牌形象尚不能對國際化形成有效支持，中國品牌從全球來看，大多數屬於「國內品牌」，還沒有上升到「全球品牌」的高度，影響力基本上局限於國內市場，對海外市場沒有多大影響力。所謂「國家品牌形象瓶頸」，也不難理解。雖然近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影響力有很大提升，但是，中國在全球的形象仍然是「大而不強」。這個形象的形成，尤其和中國對世界技術創新貢獻比較小有關。事實上，中國出口到海外的產品大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的產品結構更加強化了他國消費者對中國國家品牌形象的不良印象。「國家品牌形象」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許多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過去，大家認為只要企業形象好就夠了，現在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企業形象對市場的影響是直接的，國家品牌形象的影響是間接的。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中國產品都只能在美國低端市場銷售？難道所有中國產品都沒有人家的好嗎？非也，是中國國家品牌形象不濟，造成美國消費者普遍對中國產品存在偏見。企業品牌形象和國家品牌形象「雙弱」，致使中國企業開發美國等高端市場十分困難。這也就是為什麼海爾在美國苦苦奮鬥了幾年，仍然難以獲得大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但是，我們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海爾應該退出美國市場」的結論呢？顯然不能。因為判斷一個企業國際化是否成功，有一套完整的標准，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只是這套標准中的一個，甚至一個都算不上。一般來說，一個成功的國際化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三大條件：第一，這個品牌必須建立穩定的國際影響力；第二，其全球市場地位必須處於持續強勢局面；第三，企業必須做到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持續贏利。同時符合上述三大條件，這個企業才能稱為國際化企業。當然，這三個指標是一個框架式指標，或者叫母指標，還有一些子指標也很重要，比如，企業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隊伍，要實現從產品輸出到資本的跨越等等。
中國人有時候特別不可思議，他們可以容忍一個企業的老闆在經營國內市場時不把贏利當回事兒，卻絕對不可以容忍老闆經營海外市場時出現虧損。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如果企業不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海外市場的贏利，這個國際化就一定是失敗的。這無疑是一個過去簡單化的看法，是對國際化缺乏深刻認知的表現。這種情況類似於大多數人看跳水比賽，運動員的空中姿勢是否到位他們不在意，只看這個運動員水花是否壓得好。
事實上，同為虧損情況也不相同，一種是經營性虧損，即經營不善造成企業虧損；一種是戰略性虧損，即虧損在預期之中，企業領導人有充分的心理准備，並為虧損准備了代價。對於戰略性虧損，我認為有兩個代表性的例子特別值得一提。一個是TCL。和湯姆遜彩電業務合並之後，許多媒體問李東生如何面對虧損，李的說法是爭取「18個月實現贏利」。換言之，李東生已經做好2005年底之前虧損的准備了。但是，仍然有人對TCL2004年可能不太好看的年報念念不忘，好象TCL的國際化出現了什麼大問題似的。但是，和人們疑慮重重形成強烈反差的是，TCL高層表現得很輕松，在他們看來，和湯姆遜、阿爾卡特合作，承擔一定的虧損和上學要繳學費是一個道理。TCL高層關注的是，兩個企業的合並重組，能否融合出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文化，只要文化融合順利，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另一個例子是LG。這個企業執著於國際化罔顧能否贏利，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1993年，LG正式進入中國，但是，到2004年仍然未能實現贏利。但是，虧損並沒有讓LG對中國的國際化望而卻步，其對中國的投資和開發力度反而越來越大。如果以我們通常的觀念來衡量LG的話，應該說LG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失敗者，11年的虧損不是任何企業都能接受的現實，但是，LG接受了。為什麼？答案很簡單：中國是一個大市場，對這個市場的任何投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承受十年虧損而痴心不改，表現出這個企業的遠見性。
如果以這個道理看海爾，我們同樣認為海爾今天的虧損，並不能成為我們否定它國際化的理由。
概括看來，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贏利風險。目前，走向國際市場的中國家電企業，能夠實現贏利的不多，尤其那些已經走到資本國際化階段的企業，能夠實現贏利的更是少而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化的資金補充如何保證？對於企業確實是一個問題，畢竟企業國際化必須建立在自我造血機制之上，靠輸血生存的國際化不是長久之計。
二、品牌風險。品牌形象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沒有品牌支撐的國際化不可能長久。但是，在外國強勢品牌已先期進入並占據市場主導地位情況下，中國企業作為國際化的遲到者的發展空間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品牌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下生存發展？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
三、策略風險。目前，中國企業開發國際市場的策略往往是「營銷第一，產品第二」，對營銷策略的重視明顯大於對產品的重視。這樣的策略與大多數國際巨頭的策略是不大一致的。這樣的策略，能否保證企業國際化的持久性，也是一個問題。
總之，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旅途不會是平坦的，要做好面對各種風險、困難和挑戰的准備。事實上，中國企業家們正在建立這樣的觀念。
現在，人們習慣說這是「WTO時代」，那麼，什麼是「WTO時代」呢？我想，WTO時代最顯著的標志應該是全球市場一體化。過去，中國企業心中的最高目標往往是打下中國市場，但是，現在不同了，時代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建立全球視野，把中國市場作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來考慮，在謀劃中國市場的時候，就想到未來的全球市場。也許大多數中國企業暫時沒有這個實力，但是卻不能沒有這個觀念。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走出去既不是紅毯鋪地，也不是處處陷阱。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企業戰略是否得當。
國際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必修課，這在幾年前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那個時候，國際化只是個別人的事情，與大多數企業無緣。人們看到更多的是外國企業走進來，而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但是，今天不同了，好象猛然之間，我們發現一批中國企業已經踏上國際化征程，更有一批企業厲兵秣馬磨刀霍霍。
一說到國際化，人們常常有無所適從的感覺，一邊是大企業的老總們大談國際化的理想和戰略，一邊是國際化專家學者諄諄告誡當心陷阱。這其實反映出走出去之初中國企業乃至整個社會對國際化的陌生。這其實也是正常的，畢竟，當我們的企業家面對「你能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嗎？」這樣的追問時，心裡並不是那麼有底氣。
的確，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考驗著中國企業家的信心。在大多數時候，不能在短時間內贏利，可能就意味著國際化中途夭折。對於整體實力不夠強的中國企業來說，剛剛開始的國際化正是需要全方位投入的時候，投入的很大一部分從國內市場贏利得來。而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中國企業國內市場的贏利能力並不強。因此，能否對海外市場形成持久支持，是一個問題。以剛剛躋身世界500強的海爾為例，其國際化戰略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走高端路線：從高端市場（如美國市場）做起，產品同樣定位於高端。這樣的定位，讓海爾必須有能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承擔國際化帶來的虧損。但是，我們看到海爾的國內贏利能力並不強，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很難對國際化形成持久支持。
事實上，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不僅僅是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的問題。就品牌而言，中國企業同時面臨兩大品牌瓶頸，一是企業品牌瓶頸，一個是國家品牌瓶頸。所謂「企業品牌瓶頸」，很容易理解，那就是企業自身的品牌形象尚不能對國際化形成有效支持，中國品牌從全球來看，大多數屬於「國內品牌」，還沒有上升到「全球品牌」的高度，影響力基本上局限於國內市場，對海外市場沒有多大影響力。所謂「國家品牌形象瓶頸」，也不難理解。雖然近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影響力有很大提升，但是，中國在全球的形象仍然是「大而不強」。這個形象的形成，尤其和中國對世界技術創新貢獻比較小有關。事實上，中國出口到海外的產品大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的產品結構更加強化了他國消費者對中國國家品牌形象的不良印象。「國家品牌形象」對企業國際化的影響，許多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過去，大家認為只要企業形象好就夠了，現在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企業形象對市場的影響是直接的，國家品牌形象的影響是間接的。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中國產品都只能在美國低端市場銷售？難道所有中國產品都沒有人家的好嗎？非也，是中國國家品牌形象不濟，造成美國消費者普遍對中國產品存在偏見。企業品牌形象和國家品牌形象「雙弱」，致使中國企業開發美國等高端市場十分困難。這也就是為什麼海爾在美國苦苦奮鬥了幾年，仍然難以獲得大的突破的很重要原因。
但是，我們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海爾應該退出美國市場」的結論呢？顯然不能。因為判斷一個企業國際化是否成功，有一套完整的標准，能否在短時間內實現贏利，只是這套標准中的一個，甚至一個都算不上。一般來說，一個成功的國際化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三大條件：第一，這個品牌必須建立穩定的國際影響力；第二，其全球市場地位必須處於持續強勢局面；第三，企業必須做到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持續贏利。同時符合上述三大條件，這個企業才能稱為國際化企業。當然，這三個指標是一個框架式指標，或者叫母指標，還有一些子指標也很重要，比如，企業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隊伍，要實現從產品輸出到資本的跨越等等。
中國人有時候特別不可思議，他們可以容忍一個企業的老闆在經營國內市場時不把贏利當回事兒，卻絕對不可以容忍老闆經營海外市場時出現虧損。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如果企業不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海外市場的贏利，這個國際化就一定是失敗的。這無疑是一個過去簡單化的看法，是對國際化缺乏深刻認知的表現。這種情況類似於大多數人看跳水比賽，運動員的空中姿勢是否到位他們不在意，只看這個運動員水花是否壓得好。
事實上，同為虧損情況也不相同，一種是經營性虧損，即經營不善造成企業虧損；一種是戰略性虧損，即虧損在預期之中，企業領導人有充分的心理准備，並為虧損准備了代價。對於戰略性虧損，我認為有兩個代表性的例子特別值得一提。一個是TCL。和湯姆遜彩電業務合並之後，許多媒體問李東生如何面對虧損，李的說法是爭取「18個月實現贏利」。換言之，李東生已經做好2005年底之前虧損的准備了。但是，仍然有人對TCL2004年可能不太好看的年報念念不忘，好象TCL的國際化出現了什麼大問題似的。但是，和人們疑慮重重形成強烈反差的是，TCL高層表現得很輕松，在他們看來，和湯姆遜、阿爾卡特合作，承擔一定的虧損和上學要繳學費是一個道理。TCL高層關注的是，兩個企業的合並重組，能否融合出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文化，只要文化融合順利，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另一個例子是LG。這個企業執著於國際化罔顧能否贏利，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1993年，LG正式進入中國，但是，到2004年仍然未能實現贏利。但是，虧損並沒有讓LG對中國的國際化望而卻步，其對中國的投資和開發力度反而越來越大。如果以我們通常的觀念來衡量LG的話，應該說LG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失敗者，11年的虧損不是任何企業都能接受的現實，但是，LG接受了。為什麼？答案很簡單：中國是一個大市場，對這個市場的任何投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因此，承受十年虧損而痴心不改，表現出這個企業的遠見性。
如果以這個道理看海爾，我們同樣認為海爾今天的虧損，並不能成為我們否定它國際化的理由。
概括看來，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贏利風險。目前，走向國際市場的中國家電企業，能夠實現贏利的不多，尤其那些已經走到資本國際化階段的企業，能夠實現贏利的更是少而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化的資金補充如何保證？對於企業確實是一個問題，畢竟企業國際化必須建立在自我造血機制之上，靠輸血生存的國際化不是長久之計。
二、品牌風險。品牌形象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沒有品牌支撐的國際化不可能長久。但是，在外國強勢品牌已先期進入並占據市場主導地位情況下，中國企業作為國際化的遲到者的發展空間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品牌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下生存發展？無疑是一個嚴峻考驗。
三、策略風險。目前，中國企業開發國際市場的策略往往是「營銷第一，產品第二」，對營銷策略的重視明顯大於對產品的重視。這樣的策略與大多數國際巨頭的策略是不大一致的。這樣的策略，能否保證企業國際化的持久性，也是一個問題。
總之，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旅途不會是平坦的，要做好面對各種風險、困難和挑戰的准備。事實上，中國企業家們正在建立這樣的觀念。
現在，人們習慣說這是「WTO時代」，那麼，什麼是「WTO時代」呢？我想，WTO時代最顯著的標志應該是全球市場一體化。過去，中國企業心中的最高目標往往是打下中國市場，但是，現在不同了，時代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建立全球視野，把中國市場作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來考慮，在謀劃中國市場的時候，就想到未來的全球市場。也許大多數中國企業暫時沒有這個實力，但是卻不能沒有這個觀念。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走出去既不是紅毯鋪地，也不是處處陷阱。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企業戰略是否得當。
I. 為什麼說人權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
因為除了資產階級的階級都可以有人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