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民法典物權

① 物權包括哪些權利

包括：佔有、收益、使用、處分權。

② 物權變動模式的不同物權變動模式之比較

物權變動模式要解決的是物權變動的條件問題，一般認為，德國、法國、瑞士三國民法典的規定具有代表性，即前述之物權形式主義、債權意思主義與債權形式主義。三種模式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是否認可「物權行為」這類表面化問題，而在於形式化與物權變動的原因兩個方面。
就形式化而論，德國、瑞士同宗，即物權變動需要一定的外在形式；就物權變動的原因而論，法國、瑞士一家，即物權變動基於債權意思的表示。在形式主義模式下，由於貫徹物權變動原因與變動結果的區分原則，從而所謂物權變動是否需要原因(即無因性或有因性)是在變動原因是否影響變動結果意義上而言的。意思主義沒有所謂區分問題，物權變動為債權意思生效的當然結果，因而所謂物權變動是否需要原因只能是在物權變動結果以債權意思為因的意義上理解。但無論如何，這種有因化的內部差異只是表現在物權變動結果是基礎行為的直接結果，還是需要具備其他要件才能構成方面。基礎行為本身獨立於物權變動結果而存在。
依孫憲忠先生研究，意思主義模式與形式主義模式在不動產物權理論上有如下差別：
1．依雙方法律行為創設、移轉、變更、廢止物權時，意思主義模式認為該行為仍然是契約或者合同，不認為該種契約與一般債權法的契約有本質的不同。而形式主義模式把該種行為規定為兩種契約：一種是目的在於建立、變更或解除債的法律關系的契約，就是債法上的合同；另一種是以物權的創設、移轉、變更、廢止為目的而成立的契約，這種契約是物權契約。在德國民法中，這兩種契約有著本質的不同。為強調其不同，《德國民法典》將物權契約命名為「合意」(Eini-gung)，以示其與債權法上的契約或者合同(Vertrag)的區別。在物權變動的法律行為中，債法上的合同為原因行為，而物權契約為結果行為。
2．依意思主義之模式，物權變動的雙方法律行為以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為生效的唯一要求，這一點與一般的債權法上的合同並無區別。但依形式主義之模式，當事人的物權合意的生效除要求雙方當事人對物權各項變動意思表示一致之外，還要求必須將其合意進行不動產物權登記，不登記者無效。
3．對雙方法律行為引起的物權變動，意思主義模式認為它是債的合同的當然結果，因此債的合同的無效必然會導致物權變動行為的無效；而形式主義模式認為它與債的合同無關，作為原因行為的債的合同的無效不能導致物權變動的當然無效，因為物權變動被認為是物權合意的結果，它是當事人之間的另一個有效的協議，即物權契約。
物權變動模式的選擇是一個思想解放和斗爭的曲折過程。羅馬法早期的嚴格形式主義為所有權籠罩上了神聖的光環，這絕非理性認識的結果，而純系古代資源稀缺狀態下對物的盲目崇拜所至。帝政後期，開始出現了觀念交付。但此時出現的觀念交付並非承認物權變動可以通過當事人的意思直接實現，而完全是為了交易便捷的需要。至法國民法典時，人性之光極盛，遂將物權變動直接視為人的意志的結果，無須任何形式要素。此後，商品經濟的發達使交易安全的保護越來越受到立法者的重視，物權變動要承擔維護交易安全的義務。因而，《奧地利民法典》選擇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應當是考慮到維護交易安全的需要。《德國民法典》則按照這一思路通過物權形式主義的方式將交易安全的保護推向了極致。《奧地利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均要求物權變動要具備一定的形式。由此，也就形成了近代以來物權變動模式意思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對立。
在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下，登記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在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下，登記則非物權變動要件，這是這兩者的根本區別。從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考察，物權形式主義與債權形式主義的區別主要在是否承認「物權行為」或者說是否承認物權的無因性。
物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將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截然分開，債權合同僅使債權發生變動，若欲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在債權合同之外，還需有專以引起物權變動為使命的物權合同和公示形式，即「物權合意+公示」。債權形式主義將物權變動規定為債權意思表示的結果，並不要求債權意思表示之外的另一以物權變動為直接目的的意思表示，若欲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在債權合同之外，還必須進行公示，即「債權合意+公示」。概言之，無公示，即無法完成物權變動，這樣觀念中的交易就外化為一定的物質形式，社會藉此獲得了認識當事人之間物權變動法律關系的手段。
從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考察，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認為，物權變動僅以當事人的意思合意足矣，即純粹根據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就可發生物權的變動，交付或登記行為僅作為物權變動的對抗要件。且物權變動為債權意思生效的當然結果，並不存在「物權合意」一說。
但需要指出的是，當代法國法的意思主義為相對意思主義，法國物權變動的發展過程是意思主義形成流程和公示主義相互影響與排斥的互動過程，並最終妥協與調和，合流為意思對抗主義。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所研究的意思主義為相對意思主義，其與絕對意思主義已有很大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盡管物權的變動僅依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就能發生，但卻要以登記或交付作為物權變動的對抗要件，嚴格說來「公示」已被引入意思主義模式。不應以絕對意思主義的觀點否定相對意思主義，這種否定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也不公平。
造成物權變動模式立法差異的原因，如於海涌先生指出的，盡管「債權具有相對性，物權具有絕對性，但是，債權往往是物權發生之原因，而物權往往又是債權履行之結果。我們不難發現物權變動其實並不純粹地屬於物權法的范疇，也不純粹地屬於債權法的范疇，而是處於物權法與債權法的交叉口上」。各國往往因為堅持不同的基本理論而導致立法體例中的制度設計相差甚遠。在我國討論不同的物權變動模式時，學者們盡管認為無孰優孰劣之分，但主流還是對形式主義情有獨鍾，大都認為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債權意思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在制度構建上存在的頗多缺陷。
其實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與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各有利弊。意思主義將公示與物權變動本身分開，不以公示作為物權變動要件，因而交易較為便捷。應當說，意思主義將物權變動從形式的樊籠中解放出來，使物權交易得純然地依當事人的意思自由地發展，是對古代法形式主義的超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意思主義模式對物權變動缺乏必要的能夠為外界知悉的表徵(公示)，過於強調主體的意思而忽視了交易安全的社會價值，很容易使第三人遭受不測之損害。形式主義將公示與物權變動本身結合為一體，「無公示，即無物權變動」，有利於統一確定物權變動時間，使物權的歸屬關系明晰化，這對保護交易安全特別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較為有利。但形式主義模式並非形式主義論者想像得那麼完美，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形式主義的局限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在價值取向上，形式主義過於注重形式，強調交易安全，忽略了對於交易效率的要求；二是過分強調公示，從而抹殺了當事人間不必公示的交換利益。通說認為意思主義模式注重當事人的意思和交易的效率，形式主義模式偏重於交易秩序的維護。

③ 物權分為( )和其他物權

物權分為所有權和他物權。

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或者說，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不動產指土地以及建築物等土地附著物；動產指不動產以外的物。制定物權法，對明確物的歸屬，充分發揮物的效用，維護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更加重要意義。

(3)奧地利民法典物權擴展閱讀：

物權是民事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直接支配特定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並得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規定，

「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

「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登記。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應當依照法律規定交付。」

「物權的取得和行使，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

「物權」一詞是由中世紀的注釋法學派首先提出來的。他們在解釋羅馬法時，以「對物之訴」為基礎，創立了具有近代意義的物權學說。

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率先在立法上使用了物權的概念。1896年《德國民法典》以其為該法第三編的編名。其後，為大陸法系眾多國家接受。

④ 物權的物權變動

物權的變動，是物權的產生、變更和消滅的總稱。物權的產生，即物權人取得物權，它在特定的權利主體與不特定的義務主體之間形成了物權法律關系，並使特定的物與物權人相結合。物權的變更，有廣義與俠義之分。廣義的物權的變更，是指物權的主體、內容或者客體的變更。俠義的物權的變更，僅指物權的內容或者客體的變更。物權的消滅，從權利人方面觀察，即物權的喪失，可以分為絕對的消滅與相對的消滅。 （一）公示原則：要求物權的產生、變更、消滅，必須以一定的可以從外部查知的方式表現出來。
（二）公信原則：物權的變動以登記或者交付為公示方法，當事人如果信賴這種公示而為一定的行為（如買賣、贈與），即使登記或者交付所表現的物權狀態與真實的物權狀態不相符合，也不能影響物權變動的效力。公信原則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記載於不動產登記簿的人推定為該不動產的權利人，動產的佔有人推定為該動產的權利人，除非有相反的證據證明。這稱為「權利的正確性推定效力」。其二，凡善意信賴公示的表象而為一定的行為，在法律上應當收到保護，保護的方式就是承認此行為所產生的物權變動的效力。 （一）物權的取得：
1、民事行為
2、民事行為以外的原因。 這主要有：
（1）因取得實效取得物權；
（2）因徵收或者沒收取得物權；
（3）因法律的規定取得物權（如留置權）；
（4）因附合、混合、加工取得所有權；
（5）因繼承取得物權；
（6）因拾得遺失物、發現埋藏物或者隱藏物取得所有權；
（7）因合法生產、建造而取得物權；
（8）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取得物權；
（9）孳息的所有權取得。
（二）物權的消滅
1、民事行為
（1）拋棄；
（2）合同；
（3）撤銷權的行使。
2、民事行為以外的原因
（1）標的物滅失；
（2）法定期間的屆滿；
（3）混同。 （一）基於民事行為引起的物權變動
對於基於民事行為的物權變動，各國民法採取不同的調整方式，學理上歸納為三種立法例：
1、採取意思主義的立法例。該立法例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它認為物權的變動是債權合同的效果，在債權合同之外，不認為有直接引起物權變動的其他合同存在，而交付和等級不過是對抗第三人的要見而已。在實踐中，采意思主義的立法會產生重復物權的現象。因為在物權轉讓時，受讓人與轉讓人之間僅憑意思表示及生效力，受讓人取得物權。但在與第三人的關繫上，沒有進行登記或者交付，讓與人仍然保有其權利，第三人仍然能有效地受讓其權利。這種重復物權的現象，使法律關系過分繁雜，會在實踐中產生很多困難。
2、采形式主義的立法例。又稱作無權鳥形式主義，該立法例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它認為債權合同僅發生以物權產生、變更、消滅為目的的債權和債務，而物權變動的效力的發生，直接以登記或交付為條件，即在債權合同之外還有以為了讓與土地所有權、為了對土地設定權利，以及為了讓與此種權利或者對此種權利再設定其他權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有權利人與相對人對於權利變更的協議，並將權利變更登入土地登記薄冊。學者中有的認為，物權變動的合意與等級或交付相結合才構成物權契約；而有的學者認為，物權變動的合意本身即是物權契約，登記或交付是契約以外的法律事實。但無論何種解釋，均一致將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進行了區分，並將無因的物權行為作為物權變動的依據。
3、采折中主義的立法例。又稱作債權形式主義，該立法例以《瑞士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為代表。它認為當物權基於民事行為發生變動時，除債權合同外，還需要登記或交付形式要件。其做法介於上述意思主義與形式注意之間。
根據我國《物權法》的規定，物權因民事行為而發生變動時，除了當事人之間須有債券合意外，僅須另外踐行登記或者交付，即能發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其基本要點是：
（1）發生債權的意思表示包含了物權變動的意思表示，即物權的變動不需另有物權變動的合意，故無獨立的物權行為。
（2）物權的變動，僅有當事人之間債權的意思表示尚且不夠，還需履行登記、交付的法定方式。
（3）由於我國物權法不承認獨立的物權行為，因此物權的變動要接受其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的影響。故我國物權法也就無所謂物權行為的無因性。
（4）通過合同使物權發生變動場合，不能僅從有效合同直接推斷出物權變動；反之，也不能僅以物權未發生變動為由判定合同無效。
（二）非基於民事行為引起的物權變動
非基於民事行為所引起的物權變動，主要有：
（1）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等，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自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等生效時發生效力。
（2）因繼承取得物權的，自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
（3）因合法建築、拆除房屋等事實行為設立或者消滅物權的，自事實行為成就是發生效力。
（4）在法院的強制執行程序中，在取得法院發出的權力轉移證書時，即取得物權。

⑤ 物權的概念

物權是民事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直接支配特定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並得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規定，
「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
「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登記。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應當依照法律規定交付。」
「物權的取得和行使，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
「物權」一詞是由中世紀的注釋法學派首先提出來的。他們在解釋羅馬法時，以「對物之訴」為基礎，創立了具有近代意義的物權學說。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率先在立法上使用了物權的概念。1896年《德國民法典》以其為該法第三編的編名。其後，為大陸法系眾多國家接受。
概念2
根據《物權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力，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物權制度濫觴於羅馬法，但羅馬法並沒有出現物權這一抽象的概念，它是中世紀注釋法學派在研究、詮釋羅馬法時創造的。一般認為，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率先在立法上採用了物權的概念，該法第307條規定：「物權，是屬於個人財產上的權力，可以對抗任何人。」《德國民法典》率先在法典中設立了「物權」編，對物權制度作了系統、完整的規定。其後，物權概念為多數國家的立法所接受，但除奧地利民法外，各國立法上並未給物權下定義。
從法律關系闡釋物權的涵義，主要有對物關系說、對人關系說和兩方面說（又稱折中說）三種說法。我國通說為折中說，認為物權關系是以對物的佔有、支配為媒介而發生的人與人的關系。《物權法》也采折中說，在物權的概念中強調了對物支配與效力排他兩個基本要素，並點明了物權的基本類別

⑥ 奧地利民法典第1326條和1328條是什麼需要中文，謝謝。

奧地利普通民法典，初名奧地利帝國普通民法典。頒布實施於1817年6月1日。第二編「物權法」(第285-1341條)，包括各種物權、財產關系和債權關系的規定。——常識法律篇。

⑦ 物權法中對物的許可權中絕對權是絕對還是相對

抵押權是物權，物權是絕對權，因此抵押權是絕對權。下面說錯了吧...

⑧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⑨ 物權與債權的區別

債權是一種民法上的權利，而債務則是一種民法上的義務。和物權不同的是，債權是一種典型專的屬相對權，只在債權人和債務人間發生效力，原則上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債之關系不能對抗第三人。從會計意義看，債權是指單位未來收取款項的權利，包括應收賬款、應收票據、預付賬款、其他應收款、應收股利、應收利息和應收補貼款告等。從會計意義看，債務是指由過去交易、事項形成的，由單位或個人承擔並預期會計導致經濟利益流出單位或個人的現時義務，包括各種借款、應付及預收款項等。有時也指所欠的債。兩者的區別如下：1、債權債務是不可以單獨存在的。錢是債權人的，他借給債務人。2 、債權是一種典型的相對權，只在債權人和債務人間發生效力，且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債之關系不能對抗第三人。3、 債發生的原因在民法通則中主要可分為契約、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和侵權行為;債的滅失則有清償、提存、抵銷、免除等。4、 債權債務中的物權行為客觀存在,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只要承認債權與物權的劃分,就必然要承認債權行為之外還有物權行為。

⑩ 什麼是物權我國民事主體如何取得物權

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民事主體主要通過轉讓、登記、買賣、繼承、受贈等方式取得物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