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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檔案館知識產權狀況分析

發布時間:2021-07-05 22:31:45

1. 跪求一份較為詳細的知識產權案例分析,包括案例在內大概1500字左右。。有急用

我這兒保存了一個比較老的案例.我覺得不錯,還是網路著作權糾紛的,而且是二審。涉內及到域名、網頁設容計、網路證據取證等內容,有一定的代表性。

看你能不能用。當然字數可不止……得整理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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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原審原告,原審反訴被告)青島網星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網星公司)與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原審反訴原告)青島英網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英網公司)網頁著作權侵權糾紛一案,上訴人網星公司不服青島市市南區人民法院做出的(2001)南法民初字第30306號民事判決,提出上訴。

2. 中美知識產權案例分析

我從上海公司律師網找了個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7)滬高民三(知)終字第36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黃浦區南京東路490號。
法定代表人朱興宜,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楊軍,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劉一舟,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大關路33號。
法定代表人丁成紅,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鵬彬,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區真北路1425號。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鵬彬,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刀剪總店公司)因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於2007年4月2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刀剪總店公司的委託代理人楊軍、劉一舟,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杭州張小泉集團)和被上訴人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麥德龍公司)的共同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吳鵬彬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成立於1956年 1月6日,開業之初名稱是上海張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後變更為張小泉刀剪商店、張小泉刀剪總店、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業改制更名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經核准注冊了「泉字牌」圖形商標。1993年10 月,國內貿易部授予原告為中華老字型大小。
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前身為杭州張小泉剪刀廠。1964年8月1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經注冊取得張小泉文字與剪刀圖形組合的「張小泉牌」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為日用剪刀,注冊號為46474。 1981年5月1日,「張小泉牌」商標又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注冊,核定使用商品第20類剪刀,注冊號為129501。1993和2003年連續獲得續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經注冊獲得「張小泉」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第8類(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冊號為544568。2001年續展注冊,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兩商標均轉為國際分類,核定使用商品第8類(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張小泉牌」商標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因企業改制更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張小泉牌」及「張小泉」注冊商標先後經核准轉讓給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總店公司在被告麥德龍公司處購得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KSX-195G不銹鋼民用廚刀、ZG-175不銹鋼斬骨刀、HBSJ-174精製不銹鋼家用剪、 HSSJ-185精製不銹鋼強力剪、MY2000-1不銹鋼民用剪(2000型)、NS-7不銹鋼合金指甲剪、SSJ-125精製不銹鋼剪各一把。上海市黃浦區第一公證處對上述購買過程進行了公證,並於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滬黃一證經字第4539號公證書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購買的不銹鋼民用廚刀包裝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中國馳名商標」字樣,左下方自左向右標有「創立於1663」字樣、「張小泉」商標及產品名稱,其中「張小泉 」商標的背景圖案由醒目的紅色菱形與黑色正方形疊加形成,「創立於1663」字樣緊鄰在「張小泉」商標的左側;包裝盒的左側標有「三百年歷史 三百年盛譽」字樣,右側標有生產單位名稱及貨號。不銹鋼斬骨刀包裝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追求卓越品質」字樣,下方依次標有「張小泉」商標、「since 1663」字樣及產品名稱。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購買的五種剪刀產品外包裝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標有「創立於1663」、「張小泉」商標、「中國馳名商標」字樣,「張小泉」商標的背景圖案由醒目的紅色菱形與黑色正方形疊加形成,「創立於1663」字樣緊接在「張小泉」商標的上方;外包裝的右側標有貨號及產品名稱,下方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生產單位名稱。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999)滬二中知初字第13號生效判決書認定:「根據杭州市檔案館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記載,『張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起初由張思泉帶著兒子小泉開設『張大隆』剪刀店,1628年張小泉又率子近高來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繼續營業,招牌仍用『張大隆』,後因冒名者多,於1663年改名為『張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後,兒子近高繼承父業,並在張小泉後面加上近記,以便識別。1910年,張祖盈承業。1949年,張祖盈因虧損宣告停產,並將張小泉近記全部店基生財與牌號盤給許子耕。杭州解放後,張小泉近記剪刀復生。1953年,人民政府將當時所有的剪刀作坊並成五個張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系經營刀剪等商品的企業,符合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的經營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與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競爭關系,故原告刀剪總店公司有權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提起本案訴訟。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關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的辯稱,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和「since 1663」的行為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認為,雖然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前身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先後於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經注冊取得「張小泉牌」商標和「張小泉」商標,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是上述商標的商標權人,其在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張小泉」商標的同時,標注「創立於1663」或「since 1663」,主觀上是為了表明「張小泉」品牌創立於1663年的歷史事實,故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上述標注方式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雖於1997年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按照《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在馳名商標認定時間超過三年時重新提出認定申請,故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亦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認為,1996年8月14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布的《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明確,對於馳名商標認定時間未超過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認定申請。2003年4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頒布了《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該規定於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同時廢止。現行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中沒有關於經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需在一定期限後重新提出認定申請的相關規定。鑒於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曾在1997年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因此,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的上述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鑒於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since 1663」和「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故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要求被告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上述產品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總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均系經營刀剪等同類商品的企業,且均與「張小泉」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雙方因「張小泉」品牌的知識產權問題已經發生了多次訴訟,因此,雙方在經營活動中均應依法規范使用各自與「張小泉」品牌有關的知識產權。本案中,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刀剪產品的外包裝上將其「張小泉」商標與「創立於 1663」或「since 1663」字樣結合使用和宣傳的行為,顯屬不妥。為了正確區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商標與「張小泉」品牌的歷史,避免相關公眾的誤認和混淆,今後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應當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商標和「張小泉」品牌。
綜上所述,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停止虛假宣傳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並賠償損失,要求被告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系爭產品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九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的訴訟請求。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 3,930元,由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負擔。
判決後,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要求撤銷原判,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停止在其生產、銷售的刀剪產品外包裝上不當標注「創立於1663」、「中國馳名商標」字樣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判令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上述不當標注產品;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賠償上訴人損失人民幣10萬元;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賠償上訴人合理費用人民幣21,000元,其中公證費人民幣1,000元,律師費人民幣2萬元。其主要上訴理由為:一、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 1663」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均沒有嫡傳關系。杭州張小泉集團無論是企業、注冊商標或是生產歷史,均沒有300多年歷史。二、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在2003年6月1日《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施行前,馳名商標的管理應以《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為法律依據。在2000年「 張小泉牌」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三年後,根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杭州張小泉集團應重新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由於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提出申請,故該商標已不屬於馳名商標,不能再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 」商標和品牌的判決內容含義不明確,難以實行。
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答辯認為,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缺乏法律及事實依據,應予駁回。其主要答辯理由為:一、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關「創立於1663」的標注不構成虛假宣傳。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 」刀剪品牌與創立於1663年的張小泉刀剪之間存在密切的傳承及淵源關系,因此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刀剪產品包裝上作系爭標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淵源,不存在虛假捏造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有企業的歷史都從登記起算,不可能成立於1663年,因此消費者對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產品包裝上的標注,只會理解為該品牌的源頭和歷史,不會形成「杭州張小泉集團成立於1663年」的誤解。二、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已經被《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取代,後者中沒有關於馳名商標超過三年必須重新進行認定的規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也只是針對當事人要求工商局保護時,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認定。實踐中,國家工商局沒有重新認定過一件馳名商標。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商標廣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決中均認定「張小泉牌」商標為馳名商標,因此宣傳馳名商標並不虛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張小泉集團行為不妥,是提醒其日後要更嚴謹、規范地使用權利。
被上訴人麥德龍公司答辯認為,其同意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的意見;同時,其作為銷售商,已經盡到合理審查義務,無需承擔責任。
二審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證據材料。
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經營者違反誠信原則,實施誤導消費者並損害同業競爭者合法權益的相關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中,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since 1663」和「中國馳名商標」的行為,系為表明「張小泉」品牌的客觀歷史及「張小泉牌」商標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之身份,並非違反誠信原則、誤導相關公眾的虛假宣傳行為,亦未損害刀剪總店公司的合法權益,故未實施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禁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均沒有嫡傳關系。杭州張小泉集團無論是企業、注冊商標或是生產歷史,均沒有300多年歷史。本院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是否構成虛假宣傳,關鍵在於是否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誤解。首先,鑒於我國目前的企業和商標制度均系在建國之後設立,客觀上我國企業和商標均不可能創立於 1663年。其次,「張小泉」品牌及歷史在我國相關公眾中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其在產品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也不會導致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其企業成立於1663年或其商標權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誤解,不構成虛假宣傳。上訴人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構成虛假宣傳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在2003年6月1日《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施行前,馳名商標的管理應以《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為法律依據。在2000年「張小泉牌」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三年後,根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杭州張小泉集團應重新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提出申請,故該商標已不屬於馳名商標,不能再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本院認為,首先,《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經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認定時間未超過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認定申請。該條款僅規定已被認定的馳名商標3年內無需重新認定,至於超過3 年的情況是否必須重新提出認定申請,該條款並無明確的表述。同時,該條款亦因在後生效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而被廢止。其次,上訴人亦未提供其他相關證據證明國家商標局曾要求其他馳名商標權利人重新提出認定申請或者曾有其他馳名商標權利人向國家商標局提出重新認定的申請。因此,上訴人提出的馳名商標被認定三年後應重新提出認定申請之主張,缺乏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此外,商標是否馳名,是一種客觀事實狀態。基於國家商標局曾認定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為馳名商標,而本院(200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27號生效判決書亦確認該商標為馳名商標,在上訴人未提供相反證據足以否定上述認定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在法律並未禁止馳名商標權利人標注「中國馳名商標」的情況下,依法確認杭州張小泉集團將其「張小泉牌」商標標注為「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並無不當。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認為,原判要求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商標和品牌的判決內容含義不明確,難以實行。本院認為,雖然原判認定杭州張小泉集團的相關包裝文字未構成虛假宣傳,但為了使杭州張小泉集團的相關行為更加規范,原審法院特別提醒杭州張小泉集團今後要注意規范使用自己的知識產權,並無不當。上訴人該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上訴人的上訴請求及理由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應予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930元,由上訴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3. 知識產權戰略的現狀分析

世界經濟的每一次繁榮和新產業的興起,發達國家經濟的強盛,都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下的技術創新分不開。全世界已有170多個國家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加強和完善是國際潮流,這是因為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市場競爭是知識產權的競爭。
(一)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現狀亟須改觀
如果以《商標法》的實施視為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開始,那麼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20年的歷史。在《商標法》實施之後的10年內,全面完成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相繼出台,在第二個10年內,對部分主要法律進行了修改和完善。然而,就在中國帶著一套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加入WTO行列之後,才真正認識到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之旅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進入中國的大約有400家。在過去的10多年裡,跨國公司向中國申請的專利多數是現在迅猛發展的一些產業的核心技術,其戰略布局相當超前。他們既注重擴大權利要求,又注重擠壓我國的創新空間,以建立和鞏固其知識產權的優勢地位。現在,他們還開始聯合起來、共同提出訴求,動輒由政府出面交涉。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仍處在初步發展階段,與我國現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的需求,特別是與我國加入WTO後所面臨的十分嚴峻的挑戰不相適應。我國在知識產權競爭能力上,特別是在參與國際競爭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數量和質量上,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從專利來看,美、日等發達國家在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等關鍵技術領域占據絕對優勢,大約佔全球這些領域專利總量的90%。從商標來看,我國企業的商標注冊量極少。如2OO1年全國有各類企業300多萬家,平均近3家企業才擁有一個注冊商標。而像美國雷諾士、日本東芝等公司,一家就擁有商標上萬個。 按照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歸納,後發先至的國家,對於所在時代先進生產力及其產品,往往在第一階段從外吸納;第二階段,合理制定保護性規則,側重形成自主先進生產力;第三階段,待生產力領先後,再回到自由貿易,利用比較優勢獲利。
姜奇平認為,我國知識產權當前存在相當大的問題:之一,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政策,不符合後發先至型大國崛起的歷史規律;之二,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政策,不能充分保護企業利益;之三,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政策,不符合信息強國取向。成熟的知識產權戰略,一定是一種可以趨利避害的中性博弈工具,我國目前尚缺乏一個整體的知識產權戰略系統。

4. 試論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中的知識產權保護

倪雲英

(浙江省國土資源廳信息中心)

摘 要 地質資料是地質工作中形成的重要的基礎信息,是國家寶貴的信息財富。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迅速發展,地質資料檔案在各個行業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地質資料檔案利用過程中所存在的知識產權問題分析,提出了一些關於加強地質資料檔案利用中知識產權保護的措施。

關鍵詞 地質資料檔案 開發利用 知識產權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的需求越來越大,要求地質資料檔案開放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地質資料檔案是地質先輩工作者的辛勤勞動與智慧結晶,也是地質工作的歷史記錄與原始數據,具有非常珍貴的保存價值和利用價值。但是,地質資料檔案在開發利用中,部分內容會涉及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問題。因此,在開發利用地質資料檔案過程中,需要地質資料管理部門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採取一些相應措施,做好地質資料檔案在開發利用工作中的知識產權保護。

1 地質資料檔案利用中存在的知識產權問題

近幾年來,地質資料檔案管理部門在開發利用地質資料檔案信息為地質資料工作和經濟建設服務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過程中,不少人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任意泄漏涉密信息等。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中還存在不少知識產權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自然流失和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人為破壞兩類問題。

1.1 知識產權自然流失

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自然流失是指不是由於人的直接行為而造成的知識產權流失。如自然災害、意外災禍等造成的地質資料檔案的毀壞,地質資料檔案的只「藏」不「用」導致地質資料檔案利用價值的喪失等。在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過程中,把地質資料檔案保護與利用對立起來,過分強調地質資料檔案的技術涉密性,擔心開發利用會泄漏技術秘密,隨意擴大保密范圍,把本可以公開利用的地質資料檔案加以保密,應該解密的地質資料檔案沒有及時解密,把地質資料檔案長期擱置在庫房而不充分開發利用,這樣只能造成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過程的知識產權自然流失現象。

1.2 知識產權人為破壞

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人為破壞是指在開發利用地質資料檔案過程中,由於人的行為而造成的知識產地質資料權破壞。如由於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制度的不健全、執行不力導致無意或者蓄意破壞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

2 地質資料檔案現代化服務中的知識產權保護

2.1 數字化

地質資料檔案館將傳統地質資料檔案數字化後,既可以利用計算機對其信息作任意分解、加工與合成,並通過磁碟或光碟等載體來存儲和在數字網路上傳輸,使得更多用戶能夠更便利地獲得需要的地質資料檔案信息。利用者能充分利用相關的資料庫,通過網路在線查閱和復制,甚至不必親自去地質資料檔案館。但是,信息傳播技術的網路化發展和數字化地質資料本身的易復制性特點,造成了擅自拷貝數字化地質資料的簡單易行,更為從事盜版侵權活動的人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數字化地質資料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了著作權人的復制權保護問題。

2.2 資料庫

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資源,是提供網路地質資料檔案信息服務重要的信息資源,它不僅在地質資料檔案信息資源建設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標志著地質資料檔案信息資源建設的發展水平。由於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數字記錄技術日益普遍的使用,使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的製作者面臨著一種風險,即他人會未經其本人許可,採用電子方法拷貝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內容或將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內容重新編排,進而產生一個內容相同的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但卻不會侵犯其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編排上的任何版權。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的製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技術和資金,而他人卻可以以遠低於獨立製作其所需的費用復制或使用這些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對製作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將會妨礙對地質資料檔案資料庫這一信息市場極其重要的工具的投資,造成嚴重的經濟和技術後果。

2.3 下載網路資源方面

現代社會,網路技術引發了高科技的崛起,數字網路技術及其成果向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推廣應用,使得地質資料檔案網路下載服務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變得更加復雜。根據版權原則,下載他人地質資料檔案只許供本人研究,不可有商業上的目的。不管是部分還是全部地質資料下載,或分數次將同一地質資料全部下載,都要受到著作權法的制約。地質資料檔案館可以多利用網路資源中的公有信息,包括:第一,不適用於著作權保護的地質資料;第二,著作權過期資源,主要指著作權中的財產權過期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資源。

目前,網路技術不斷發展,人們可以通過網路實時地傳遞、交換和共享各種信息。地質資料檔案部門自然也不能落後,有了數字化和資料庫的強有力基礎,數字化後的地質資料檔案信息完全可以通過網路來進行傳播,從而達到地質資料檔案信息資源全方位地共建共享。

3 加強地質資料檔案開發利用中知識產權保護的方法

3.1 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

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迅猛發展,傳統的地質資料檔案信息服務模式已不適應當今信息技術的需求,地質資料檔案服務質量還有待提高。

3.2 健全法規體系

我們要遵守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科技檔案開發利用的過程,也是知識產權的保護過程;只有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科技檔案開發利用才能合理合法、健康有序地發展,而知識產權保護最終要依靠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來實現。

在開展地質資料檔案信息開發利用活動中,地質資料檔案部門開發出來的具有創造性的信息產品,這種智力性勞動成果由於具有獨創性,理應受到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於地質資料檔案信息的利用者,既要注重對其地質資料檔案信息資源自由閱覽、復制、轉摘的合法權利的保護,同時也要強調對其非法利用行為的控制。

因此,地質資料檔案利用者特別是地質資料檔案管理部門要樹立起強烈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注重對地質資料檔案形成者和地質資料檔案信息提供者自身權利的保護,保護好知識產權人的合法利益,避免不必要的知識產權糾紛和損失。

3.3 提高地質資料工作人員的素質

知識產權法律環境下,地質資料檔案利用服務工作的運作對地質資料工作人員的素質提出了要求。首先,必須掌握知識產權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具有較強的知識產權意識和較高的知識產權素養。唯有如此,才能敏銳地感知分析和處理地質檔案信息服務中的知識產權問題,有效地避免侵權行為的發生。其次,地質資料檔案工作人員要努力學習,拓寬視野,提高自身素質,了解所涉及工作領域的現狀及發展動態,運用地質資料檔案學科新理論、新技術來指導和改進地質資料檔案工作,努力培養適合地質資料檔案館數字化和現代化需要的復合型人才,既掌握地學理論與檔案知識,又能熟練地應用數字化技術、信息存儲技術、網路通信技術、多媒體技術等專業技能。

3.4 加強地質資料檔案規范管理

3.4.1 集中統一管理

為使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不受到人為破壞,地質資料檔案部門要加強地質資料檔案規范管理工作,做到集中統一管理,以確保地質資料檔案的完整、准確、系統和安全。集中統一管理是維護地質資料檔案完整、准確、系統和安全的有力保障。

3.4.2 健全管理制度

要建立健全地質資料檔案管理制度,促進地質資料檔案管理規范化。地質資料檔案管理,離不開地質資料檔案管理制度的支持。地質資料檔案管理制度是地質資料檔案工作者開展地質資料檔案工作的行為准則和依據。各地質資料檔案管理部門應建立健全符合本部門實際的、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適應的地質資料檔案管理制度:收集歸檔制度、借閱制度、催還制度,以求實現地質資料檔案規范化管理,維護地質資料檔案部門和地質科研人員的知識產權。

3.5 做好地質資料檔案的保密工作

3.5.1 遵守保密制度

要嚴格遵守保密制度,地質資料檔案是地質工作活動的產物和真實記錄,是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和保障知識產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依據。因此,地質資料檔案人員要嚴格遵守國家有關地質資料保密的規定,正確劃分地質資料檔案密級,合理確定使用范圍;該保密的不能內外不分,不該保密的不能借故保密影響利用,從而保證地質資料秘密及地質資料檔案的安全。

3.5.2 加強技術支持

在當今信息技術高速發展時期,地質資料檔案信息的知識產權僅有法律的保障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定的技術手段和具體措施的實施對它進行保護。採用一定的技術手段保護地質資料檔案知識產權。技術的落後和網路的不安全性,致使著作權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所以,有效地防止盜版和非法復制,需要對保護對象進行技術武裝,加強先進的技術支持。可採用的方法主要有:許可權設置、加密與數字簽名技術、CA 認證技術、數字水印技術、限定使用次數技術、防復制技術等。地質資料檔案工作者應重視對這些技術的學習和使用,防止資料庫信息被非法復制利用。

因此在開發利用時,要正確處理開發利用與保密的關系,一方面要在遵守保密制度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手段充分促進地質資料檔案信息的開發利用,做到在保密中促進開發利用;另一方面,應當注意在開發利用時加強保密工作,做到開發利用時不泄露技術秘密。

5. 知識產權狀況怎麼寫

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初探
摘要21世紀,人類進入了知識與信息主導的時代,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受到法學界的關注,已有的知識產權法律保
護體系難以應對不斷升級的犯罪新形式、新問題,本文即對已有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狀況進行簡析,並結合現實情況,表明
觀點,以期得出有益之建議。
關鍵詞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完善
「知識產權」一詞源於18世紀的德國,20世紀後成為廣泛使
用的法律概念之一。在知識經濟大背景下,知識產權已然成為衡量
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因而,知識產權保護在全球范圍內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特別是對其進行刑法保護有著特殊的意義,從
國際趨勢來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越來越成為不可忽視的話題。
一、必要性探討
知識產權作為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結合,因其特殊的存在形態,
極易復制或非法使用,侵權結果易達成且成本低廉①,隨著社會的發
展,這種侵權行為呈增加趨勢;知識產權雖是一種私權,但當侵權達
到一定程度時,結果可能關涉集體甚至國家的、社會的利益,刑法自
始具有強烈的社會保護功能,對犯罪的懲治有不可替代的效能,為
了達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刑法的介入則成為必然。②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進程與現狀
我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經歷了以下過程:
1.1979年《刑法》在知識產權犯罪方面保護范圍僅限於「工商
企業假冒他人注冊商標」。
2.1985年4月《專利法》第36條規定了對「假冒他人專利情
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3.1993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
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4.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規定對非法竊取重要技術秘密的行
為以盜竊罪追究。
5.1994年7月5日全國人大在《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
的決定》中列舉了侵犯著作權的刑事責任;
6.1997年新《刑法》將「侵犯知識產權罪」單列一節,規定了對
「假冒專利」行為、「擅自製造注冊商標、情節嚴重」行為、「以營利
為目的嚴重侵犯著作權」和「銷售侵權復製品」行為和「侵犯商業
秘密」行為處以最高「七年」並可「單處或並處罰金」的刑事處罰③。
7.2004年兩高聯合公布《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
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已有法律中相關詞語的具體涵
義、涉及范圍作了規定,並對數罪並罰和共犯的情形進行了規定,極
大增強了已有法律的可操作性,使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法律體
系的完善化推進一步。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不利的宏觀分析
總體,我國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尚處不發達階段,其中存在一
些阻礙保護力度及實現程度的問題,宏觀上講:
(一)強保護與弱保護的決擇
一般,發達國家為了通過「合法壟斷權」獲得最大利潤對知識
產權實行「強保護」,發展中國家為了促進民族產業的發展,擺脫國
際貿易中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普遍主張「弱保護」④。而我國政
府至今沒有一以貫之的態度來支撐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法律體系的
構建,直接影響了相關制度建設與執行力度的穩定性。
(二)知識產權刑法保護中的行政權立場
知識產權保護呼籲良好的法治環境,行政權力的正確行使為題
中之義,應起到推進作用,而不可基於利益或所謂「效率」,動輒以
罰款或強制調解解決,使案件根本無法進入司法程序,這種行政態
度直接導致地方保護主義等束縛。
(三)「入罪」標准過高
刑法典中對於知識產權犯罪定罪標准過高,並且存在大量「應
知」「明知」「嚴重」等模糊性規定,實踐中難以操作和舉證,這樣
規定符合刑法自身的謙抑性要求,卻忽視了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迫
切性與全面性。
四、微觀探究與建議
以下我們將從微觀方面,對我國相關法律具體規定加以分析,
並適時提出相關建議:
(一)在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構成中
新《刑法》218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罪須「以營利為目的」,但現
實中很多侵權行為僅僅為了增加知名度或進行職務評級等,且是否
以營利為目的,並不直接關涉其社會危害性,我國對此要件限定的
必要性值得商榷。
(二)法律法規建設方面:
著作權方面:我國對於數字化的新的著作權形式尚無具體法律
法規予以保護,有必要加速對此的立法研究;此外,對於著作人身
權,我國僅有第217條「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簡
單規定,顯然應在今後加強規定和保護。
專利權方面:新《刑法》僅在216條規定對「假冒他人專利,情
節嚴重的」給以處罰,兩高《解釋》中雖列舉了四項假冒他人專利
情節嚴重的行為,這種列舉有必要在以後的立法中加以擴充。
商業秘密方面:新《刑法》219條中「明知」「應知」概念過於
模糊,直接導致商業秘密權利人舉證困難,勝訴率低,甚至由於無法
取證而被拒之於刑法保護之外。
(三)網路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網路訊息的新時代,互聯網極大豐富和促進了交流與溝通,但
是由於其無形性與虛擬性⑤,盜版、走私知識產權成果等犯罪形式,
使人們防不勝防,單純的民事、行政手段已不適宜,網路時代知產權
呼籲刑法的保護。
(四)刑罰方式改革方面
我國現行刑法典對於知識產權犯罪規定了自由刑與罰金制,並
以自由刑為主。從世界范圍來看,以罰金刑為代表的財產類刑罰作為
應對知識產權犯罪已被普遍應用,而且施之以資格的剝奪也被越來
越多的國家認可,我國不僅需要強化刑罰關於財產刑的適用力度,且
不妨引入資格刑,徹底剝奪其再犯的機會,以起到警示的作用。
五、結語
隨著知識產權犯罪手法的日益升級、影響日益加劇,民事、行政
的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一如某德國學者的觀點:刑法的防線作用
日益顯現出其強有力性,我國經濟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大背
景下正在進行跨階式發展,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體系的完善與發展
已經成為焦點,兩者需要相互推進,共同解決前進中的各種問題。

6. 知識產權案例分析

電視台侵權了。
因為電視台在金說出原由後,本可以刪去他的鏡頭的,但沒有,電視台這是在有意藉助金的影響力,來宣傳自己的節目,對當事人造成了及壞的影響。侵犯了肖像權,作品權,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所以,應該對金賠償。

7. 知識產權分析怎麼寫

可以咨詢工信部軟體與集成電路中心,他們做的各類知識產權分析比較多。種類也很多,如侵權分析、競爭對手分析、無效分析、專利風險評估、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專利海外預警等都屬於專利分析業務。

8. 怎樣對產品銷售前 對產品所涉及的知識產權狀況進行全面審查和分析

這個的話建議去找專門的代理機構,他們會為你專門分析的。

9. 基金裡面知識產權狀況分析怎麼寫

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初探摘要21世紀,人類進入了知識與信息主導的時代,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受到法學界的關注,已有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難以應對不斷升級的犯罪新形式、新問題,本文即對已有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狀況進行簡析,並結合現實情況,表明觀點,以期得出有益之建議。關鍵詞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完善「知識產權」一詞源於18世紀的德國,20世紀後成為廣泛使用的法律概念之一。在知識經濟大背景下,知識產權已然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因而,知識產權保護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特別是對其進行刑法保護有著特殊的意義,從國際趨勢來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越來越成為不可忽視的話題。一、必要性探討知識產權作為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結合,因其特殊的存在形態,極易復制或非法使用,侵權結果易達成且成本低廉①,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侵權行為呈增加趨勢;知識產權雖是一種私權,但當侵權達到一定程度時,結果可能關涉集體甚至國家的、社會的利益,刑法自始具有強烈的社會保護功能,對犯罪的懲治有不可替代的效能,為了達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刑法的介入則成為必然。②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進程與現狀我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經歷了以下過程:1.1979年《刑法》在知識產權犯罪方面保護范圍僅限於「工商企業假冒他人注冊商標」。2.1985年4月《專利法》第36條規定了對「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3.1993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4.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規定對非法竊取重要技術秘密的行為以盜竊罪追究。5.1994年7月5日全國人大在《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中列舉了侵犯著作權的刑事責任;6.1997年新《刑法》將「侵犯知識產權罪」單列一節,規定了對「假冒專利」行為、「擅自製造注冊商標、情節嚴重」行為、「以營利為目的嚴重侵犯著作權」和「銷售侵權復製品」行為和「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處以最高「七年」並可「單處或並處罰金」的刑事處罰③。7.2004年兩高聯合公布《關於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已有法律中相關詞語的具體涵義、涉及范圍作了規定,並對數罪並罰和共犯的情形進行了規定,極大增強了已有法律的可操作性,使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法律體系的完善化推進一步。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不利的宏觀分析總體,我國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尚處不發達階段,其中存在一些阻礙保護力度及實現程度的問題,宏觀上講:(一)強保護與弱保護的決擇一般,發達國家為了通過「合法壟斷權」獲得最大利潤對知識產權實行「強保護」,發展中國家為了促進民族產業的發展,擺脫國際貿易中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普遍主張「弱保護」④。而我國政府至今沒有一以貫之的態度來支撐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法律體系的構建,直接影響了相關制度建設與執行力度的穩定性。(二)知識產權刑法保護中的行政權立場知識產權保護呼籲良好的法治環境,行政權力的正確行使為題中之義,應起到推進作用,而不可基於利益或所謂「效率」,動輒以罰款或強制調解解決,使案件根本無法進入司法程序,這種行政態度直接導致地方保護主義等束縛。(三)「入罪」標准過高刑法典中對於知識產權犯罪定罪標准過高,並且存在大量「應知」「明知」「嚴重」等模糊性規定,實踐中難以操作和舉證,這樣規定符合刑法自身的謙抑性要求,卻忽視了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迫切性與全面性。四、微觀探究與建議以下我們將從微觀方面,對我國相關法律具體規定加以分析,並適時提出相關建議:(一)在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構成中新《刑法》218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罪須「以營利為目的」,但現實中很多侵權行為僅僅為了增加知名度或進行職務評級等,且是否以營利為目的,並不直接關涉其社會危害性,我國對此要件限定的必要性值得商榷。(二)法律法規建設方面:著作權方面:我國對於數字化的新的著作權形式尚無具體法律法規予以保護,有必要加速對此的立法研究;此外,對於著作人身權,我國僅有第217條「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簡單規定,顯然應在今後加強規定和保護。專利權方面:新《刑法》僅在216條規定對「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給以處罰,兩高《解釋》中雖列舉了四項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行為,這種列舉有必要在以後的立法中加以擴充。商業秘密方面:新《刑法》219條中「明知」「應知」概念過於模糊,直接導致商業秘密權利人舉證困難,勝訴率低,甚至由於無法取證而被拒之於刑法保護之外。(三)網路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網路訊息的新時代,互聯網極大豐富和促進了交流與溝通,但是由於其無形性與虛擬性⑤,盜版、走私知識產權成果等犯罪形式,使人們防不勝防,單純的民事、行政手段已不適宜,網路時代知產權呼籲刑法的保護。(四)刑罰方式改革方面我國現行刑法典對於知識產權犯罪規定了自由刑與罰金制,並以自由刑為主。從世界范圍來看,以罰金刑為代表的財產類刑罰作為應對知識產權犯罪已被普遍應用,而且施之以資格的剝奪也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我國不僅需要強化刑罰關於財產刑的適用力度,且不妨引入資格刑,徹底剝奪其再犯的機會,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五、結語隨著知識產權犯罪手法的日益升級、影響日益加劇,民事、行政的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一如某德國學者的觀點:刑法的防線作用日益顯現出其強有力性,我國經濟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大背景下正在進行跨階式發展,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體系的完善與發展已經成為焦點,兩者需要相互推進,共同解決前進中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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