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以下轉自光明報，
首先，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是影響制約轉化運用的核心問題。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嚴重降低創新收益的預期，從而降低創新投入和先進技術的引進。現行法律法規缺乏懲罰性規定，《專利法》規定專利侵權賠償實行「填平原則」，《轉化法》草案也規定對虛假欺騙轉化行為實行「填平」原則，對權利人的保護力度較弱。知識產權實際侵權賠償標准過低嚴重影響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新的積極性。據統計，我國專利侵權實際賠償額平均只有8萬多元，商標只有7萬元，著作權只有1.5萬元，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的標准。
我國雖然建立了與世界一致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仍缺乏統一標准。在北京、上海、廣州試點建設知識產權法院取得重大進展，但仍沒有解決知識產權侵權審判標准不統一和賠償標准不統一問題。同時，我國還缺乏高素質的專業化知識產權法官隊伍，行政執法缺乏調查和法定處罰手段，而且行政與司法銜接不夠。
第二，供需矛盾問題是影響制約轉化運用的根本問題。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轉化，知識產權不能有效運用，其重要原因在於存在嚴重的供給與需求矛盾，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高校和科研機構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重大科技成果和核心知識產權供給不足，不能滿足企業需求。企業也存在創新能力弱，對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的需求不足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是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很多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是國家戰略、規劃、工程、計劃甚至是領導人指示的產物。
市場需求是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運用的根本動力，任何科技成果轉化都必須識別市場需求和符合有效需求。實際上，現有的很多科技成果轉化是通過合作或者委託研發合同方式進行的，如德國弗朗霍夫學會85%的研發資金來自於企業，需求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是主要的轉化方式。
第三，缺乏有效轉化運用模式是影響制約轉化運用的突出問題。機構團隊和能力是促進轉化運用的重要條件，我國高校科研機構沒有建立一家像發達國家那樣，具有統一的知識產權管理、技術轉移和投資功能的技術轉移辦公室。知識產權權利分散是制約轉化運用的突出問題，國外一些基於技術標準的專利池或專利組合運營企業，為企業提供一攬子許可協議，極大提高了轉化運用的效率，而我國沒有一家專利池或專利組合的許可企業。產學研合作是轉化和知識產權運用的重要途徑，而我國創新聯盟、技術聯盟等並未從根本上解決知識產權的有機組合問題尤其是專利池或專利組合許可、共享與收益分配問題。信息和風險不對稱是制約轉化運用的客觀問題，而我國科技中介機構大多是簡單第三方模式，缺乏有效解決信息與風險不對稱問題的手段和能力。創業難是制約轉化效率的主要瓶頸，國際經驗證明，知識產權轉化的最好方式是對它進行投資，而我國絕大多數轉化運用機構缺乏投資功能，投資基金又與轉化運用機構分離，現有法律政策缺乏對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創業落地環節的支持。
第四，缺乏合理利益分配製度是影響制約轉化運用的關鍵問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運用必須對職務發明人和所在單位同時進行有效的激勵。國外高校科研機構的收益分配政策兼顧了各方積極性，職務發明人基本可以分得扣除成本後收益的1/3左右。然而，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堅持合同優先原則，沒有兼顧各方利益，沒有規定獎勵報酬上限，導致一些單位和地方給發明人的獎勵比例過高，一些地方甚至高達95%，影響了單位轉化科技成果的積極性，不利於轉化運用組織機構、人才團隊和能力建設。職務發明人的獎勵和報酬實際上都是國有資產的流失，雖然一些法律允許給予職務發明人獎勵和報酬，但這並不符合國有資產管理的本意，其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建立根據職務發明人本職工作和實際貢獻的職務發明權利共有制度。
第五，法律和政策規定不完善是制約轉化運用的重要問題。我國轉化運用的有關法律可操作性存在不足，原則性和上位性規定較多，缺乏實施細則，而且大量使用政策性語言，缺乏限制和規范性規定。科技法、知識產權法之間存在交叉重復和沖突問題，概念各不相同、知識產權處置權不一致，職務成果獎酬比例也不一致。我國缺乏有效促進轉化運用的政策體系，財政投入政策用純投入方式促進轉化運用會扭曲市場。允許在科研項目經費中列支知識產權事務費的政策也不利於高校科研機構轉化運用機構、團隊和能力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知識產權服務業增值稅稅率實際高於以往的營業稅稅率，高校科研機構技術轉移收入營業稅稅收起征點過低，非職務成果轉化收入一次性徵收個人所得稅的稅負過高。缺乏支持轉化運用的保險和再保險政策。自主創新政府采購政策2011 年廢棄後，最重要的需求端創新政策陷入困境。將知識產權作為國有資產要求實現保值增值，而忽視了其維持成本和價值時效性，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在價值評估、入股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礙。簡單化的科技評價導向機制導致大量低質量知識產權產生，國家科技計劃等往往將知識產權數量作為驗收指標，科技論文和知識產權數量已成為科研人員職稱晉升與評聘的主要指標。
必須進行轉化運用體制機制的綜合改革
一是要從體系化高度完善科技法律制度。要對相關法律實行系統修改，法律規定之間應不交叉、不重復、不沖突。法律要堅持市場決定原則，規定面向市場需求的轉化運用模式並引導發展。規定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國有企業轉化運用的責任、義務。提高法律規范性，增強法律規范、限制功能，增加程序性規定和處罰性規定，尤其要加大對虛假轉移轉化行為的懲處力度。及時制定法律實施細則，重點解決在法律中沒有解決的制約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運用的突出問題。
二是構建完善促進轉化運用的政策體系。系統設計促進轉化運用投入政策，主要以貼息和後采購等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資金的支持方式。要有意識采購一批國內外產業關鍵核心技術並推廣應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發創意服務業實行低增值稅稅率，並提高高校科研機構技術轉移收入應稅起點額度。制定非職務發明人轉化激勵政策。將對新產品采購作為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替代政策，並恢復中小企業創新產品采購、首台首套采購和綠色采購。
三是推進轉化運用組織機構、人才團隊與能力建設。理工類大學和科研機構都應建立內部技術轉移機構，支持將技術轉移、知識產權管理和投資功能三合一。支持以技術標准為依託，以專利池或專利組合為主營業務的企業發展。支持有條件的科技中介發展第三方支付和擔保功能。
四是加大對知識產權創業環節的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引導資金要加大對風投、保險和擔保機構參與轉化運用的支持。降低創新引導基金的政策門檻，發展專利混合質押貸款模式。制定支持轉化運用的保險和再保險政策。
五是推動建立合理的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製度。法律要堅持遵循兼顧合同和各方利益平衡原則，對做出實質性貢獻的個人、部門和單位共享利益制度，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探索建立職務科技成果知識產權按份共有制度。
六是引導加強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產權管理工作。完善產學研合作政策，明確專利池或專利組合構建中知識產權聲明、許可、收益分配和管理的措施。
七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應允許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有一定范圍的浮動而不視為國有資產損失。主管部門要在備案中核查是否遵循了國內產業或中小企業優先原則。
八是完善科技評價制度。改革科技計劃、能力評價、機構認定、人才選拔使用等知識產權評價政策，增加知識產權質量與轉化運用指標，如專利實施率、許可合同數量與金額等。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知識產權與科技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② 基於激勵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激勵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凡是能夠對科技成果轉化起積極作用的政策法規都具有激勵的作用，但縱觀國內學者的觀點，基於激勵理論提出的關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改革利益分配機制，有效激勵科研人員
郭莉（2010）等學者均承認利益分配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由於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目前國家對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利益分配規定過於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蔣文、謝清（2010）指出由於一些科研機構擔心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會影響到教學、流失國有資產，因此在制定分配政策時，主要強調本單位的利益而忽略了科研人員的勞動，影響了科研人員從事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建議在平衡好科研機構和個人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體現科研與推廣人員的勞動與貢獻。如：建立科學的考核制度，將技術成果的應用價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效益進行量化並在科研人員的年終考核、職稱評定、晉級等方面予以體現；或在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各個環節根據科研人員和推廣人員的貢獻，制定相應的優惠和獎勵政策；亦可鼓勵科研人員利用閑暇時間從事研發、創辦科技企業、到企業兼職等。
李艷軍等人（1996）認為科研機構內部對成果轉化利益的分配沒有體現向個人傾斜的原則，不足以彌補科研人員從事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的機會成本，建議把科技成果轉化、開發的績效納入學校各種獎勵、住房分配、職稱評定的條件范圍；調整科研機構內部對成果開發利益的分配比例，科研院所應適當減少提留比例並將部分提留返還課題組，一方面可以保證成果直接研製推廣者的獲利水平，另一方面也為成果繼續研究和開發提供經費來源；探索出一套以利益分配關系為核心的科研機構附屬企業的最佳管理模式，促進其快速發展。
馮振珉、胡元清（2006）認為目前政府關於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利益分配政策和法律比較滯後，科研機構也很少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與利益分配掛鉤，影響了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建議科研機構可以按照國家和當地政府的政策，結合單位實際情況，制定各種開放、優惠政策。如：盡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的利益比例；擁有科技成果或具有從事科技咨詢資格的科研人員可以在一定年限內帶薪離崗創辦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性公司、科技咨詢公司等；有能力的科研人員可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同時去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兼職；把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與科研人員及科技管理人員的工資、獎金、福利等掛鉤，科研人員和教師的課題結余經費可以作為他們創辦科技型企業、投資其他科技成果轉化公司的資金等，以擴大自主支配許可權。
從以上的觀點中可以看出，國內學者關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利益分配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①把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與科研人員的年終考核、職稱評定、晉級等掛鉤。②盡量提高科研工作者及科技成果轉化參與者的利益比例。③鼓勵擁有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員可以在一定年限內帶薪離崗創辦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性公司。④鼓勵有能力的科研人員可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同時去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兼職等。
（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創新人才激勵機制
對於人才的激勵方式，國內學者的意見普遍一致，就是要綜合採用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相結合的方式。
曹明亮（2011）認為科學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體現出了參與科技轉化工作人員的成效，他們的付出不僅需要得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還應給予一定獎勵。如果僅側重精神獎勵而缺乏物質激勵，會使科技成果轉化失去原動力，建議設立專門的科研獎勵基金，對科研活動盡可能地提供相關的物質保障。范道勝（1997）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認為國家設立科技成果推廣獎，各部委、省市設立相應的推廣類獎，可以引導全社會注重和加強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科技成果推廣獎應主要獎勵直接從事成果推廣應用、開發轉化的人員。同時，將獲得科技成果推廣獎的數量等級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情況作為對科研院所進行評估以及下一輪科研立項的主要依據，特別是要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工程中心掛鉤。
楊蘭蓉等人（2006）認為在獲獎項目成果推廣應用中，科技人才激勵機制的不完善。提出將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科技人才分為研發人才和推廣人才，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激勵體系。對於研發人才，實行「基本收入＋風險收入」的激勵管理模式，讓他們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部分，保障研發人才的利益，激發他們對市場需求的關注；對於推廣人才，則採取「基本收入＋提成＋職務消費」的激勵管理模式，來提高推廣人才的工作熱情。
萬華（2003）則從具體的激勵方式出發，指出為使科技成果得以產業化，可以對科技創新人才採取兩種激勵方式：一種是產權激勵，就是以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作為系統對其內在的創新人才就其能力和貢獻大小進行量化，以技術入股的方式，發揮科技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快成果孵化工作。另一種是期權激勵，根據未來實際工作的貢獻大小，給予科技創新人才期權（或虛擬期權）激勵，以更好地吸納和留住優秀人才，減少優秀人才的跳槽。
（三）健全技術市場，為強化科技成果轉化搭建良好的平台
根據激勵理論，市場力量是科技成果產生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動力源泉（肖龍階，陳愛江，2007），但是市場激勵又依賴於技術市場的良性運行。因此，針對如何健全技術市場，學者們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趙正洲、李瑋（2012）認為我國的技術市場發育很不成熟，使得科技成果轉化的信息供給與需求的傳輸渠道沒有建立或健全。要按照「科學、高效、開放、共享」的原則，建立和健全全國或區域技術市場信息交流平台，促進科技成果與技術信息的及時、准確、高效流通。要按照獨立法人的屬性、條件和程序，建立和健全全國或區域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組織，強化技術市場中介服務組織的功能與作用。
游文明等人（2004）則從產學研合作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或學研機構可以通過科技成果孵化器、企業技術（科研）中心、校辦科技產業、院所辦科技產業或者以產權為紐帶合作建立股份合作制企業等方式，在組建企業內部建立一個技術市場，促使資金和技術等資源圍繞全部各方有效需求進行整合，降低科技成果的交易成本。
（四）創新管理制度，為強化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有力保障
由於市場機制的激勵作用是有限的，需要藉助政府行為來發揮宏觀調控職能，以保護科技成果轉化人員的「利他」動機。關於如何為成果轉化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主要有下列看法。
觀點一：建立和健全有利於成果轉化的評價考核體系。何先美等人（2010）認為我國的科技評價體制存在偏差，承擔國家重大計劃、獲國家獎、SCI論文等是考核教師的重要指標，這使從事應用研究的教師常處於不利地位，極大地影響了優秀的科研人員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性。建議對不同性質的教師實行分類指導：從事基礎研究的教師，考核其論文發表及引用情況；從事技術研究開發的教師，重點考核其承擔課題及成果的產業化應用情況，並在成果產業化後的利益分配上向教師傾斜。
觀點二：制定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激勵政策。劉強等人（1998）認為目前在成果轉化中存在一個普遍性問題是企業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不願過早參與成果的孵化，唯恐投入失敗。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有效地制定有利於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激勵政策，如：對企業在研究開發方面投入實施優惠利率，對實行產業化後的高新技術產品減免、返退稅收等。
觀點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郭莉（2010）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是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的重要途徑，但目前，科研工作者知識產權意識普遍較淡薄。因此，應該加強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培訓和宣傳，提高領導、管理層以及科研人員的知識產權意識，同時，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格執行《專利法》，保護企業和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陳俊（2005）也指出，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特別是專利保護所達到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需要檢視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之不足，對職務發明成果原始權利人的歸屬、專利申請人的資格、科技轉化收益、受獎勵權、技術入股等問題，對自主知識產權以及商業秘密的保護，做出立法完善。
觀點四：推動產學研合作。周玉玲（2007）認為我國政府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鼓勵大學和企業合作。政府要加強組織管理職能，在高校與企業之間搭橋鋪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起以「政府支持、依託大學、市場機制、企業運作」的運行機制，把政府、企業、高校緊密而有效地聯系在一起，有力地促進官、產、學、研的互動鏈接。
③ 知識產權與科技成果轉化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知識產權是指各種抄智力創造比如發明、文學和藝術作品，以及在商業中使用的標志、名稱、圖像以及外觀設計，都可被認為是某一個人或組織所擁有的知識產權。而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發展新產業等活動。
知識產權是關於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智力勞動成果的專有權利。隨著科技的發展，為了更好保護產權人的利益，包括保護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為智力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運用到生產建設上去，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科技成果轉化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同時也是一項風險性事業。兩者是不同的，但是兩者之前也是有聯系的，智力成果的轉化同樣也能帶來更多的科技成果的轉化，科技成果的轉化離不開知識產權的發明，兩者皆可以共同進步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建設。
④ 有專利證書就適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嗎,
是的。還需要實用的有創造價值的專利。
科技成果轉化法指的是通過專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屬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成果
具有實際意義的知識產權，比如轉知匯得相關專利，都可以用於科技成果轉化。
可以繼續問答溝通。
⑤ 成果轉化需要怎樣的法律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十二條關於「國家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等事業單位與生產企業相結合，聯合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規定，為產、學、研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我國科技部和財政部於2002年《關於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的若干規定》中做出規定：科研項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識產權，除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重大社會公共安全利益的以外，國家授予科研項目承擔單位。科研項目承擔單位可以依法自主決定實施、許可他人實施、轉讓、作價入股等並取得相應收益。以此促進產學研的合作並促進項目承擔部門建立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但是，這一規定僅是行政規章，科技進步有賴於科技立法權威性、系統性的加強。有關技術創新立法在條件尚未成熟時通過授權立法或委任立法方式發揮行政法規、規章乃至政策性文件的靈活性特點是必要的，但在條件成熟時還是要根據技術創新運行機制本身的規律性需要將有關法規規章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商品化的進程。
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投人多，但由於風險大，介入的資金少，因此更需要稅收優惠的扶植，以形成良好的科技創新循環機制。根據發達國家的實踐和我國現行稅收法律制度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存在的問題，首先，應改變按照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等標准給予差別稅收優惠的帶有歧視性的法律規定，尤其要使中小企業和民營科技企業同等地享受科技開發和成果轉化時的稅收優惠，從而激發所有企業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其次，應當進一步推行和不斷完善再投資退稅制度。企業用留利進行科技開發和成果轉化的投資時，全部或者部分退還其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以促進科技開發和成果轉化。
⑥ 基於制度變遷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研究現狀
合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保障。目前，國內學者從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投資機制創新、知識產權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風險投資機制創新
趙達薇（2004）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提出只有加快發展風險投資體系，才能彌補科技成果轉化階段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籌資能力、國家財政支持、私人資金投入和銀行貸款之間的空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健全的投資機制來保證風險投資資金充足。張興隆（2000）進一步認為風險投資體系的建立能夠激活資本運作市場，疏通融資渠道，使風險與權益有機結合，變過去那種單純的融資形式為投資、監管、參政議政有機融合的機制。這樣一來，對重大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論證更充分，評估更客觀，結論更准確。項目各方一旦達成共識，成果的轉化就得到了根本的保證。
張璞、張學東（2001）認為風險資本是適應高新技術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而成長起來的融資工具，通過風險投資機制的建立可以解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資金不足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建立風險投資機制：以風險投資基金為主要形式，充分發揮民間力量，使風險投資來源社會化，鼓勵銀行、保險公司、企業集團向風險投資公司參股，活躍風險投資資本市場。提高項目評估、會計審計、法律咨詢和產權界定等機構的服務質量和信譽，發揮他們在風險投資活動過程中的作用。除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以外，我國還應建立一個全國性集中管理、統一監管、規范運作的第二板塊市場用以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為風險資本提供多層次的上市與退出投資渠道。政府應加強對風險投資的宏觀調控和引導，通過特別法形式，為風險資本運作提供特別的法律依據。政府還應運用稅收杠桿和優惠信貸等手段，引導社會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為風險投資營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胡薇薇（2006）對此持相同的意見，但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針對高新技術產品的科學評估體系，評估非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和收益，以減少風險投資企業的盲目性。
鄒東俊（2002）則從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指出，高校應與風險投資公司建立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夥伴關系。這樣，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可以揚長避短，優勢互補。高校在成果產業化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融資、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
（二）構建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
鑒於知識產權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地位，對於知識產權的研究較豐富，各位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對策建議。
曹欽潤、蔣美仕（2004）認為知識產權制度障礙的本質是人為的社會體制或制度與科技發展內在客觀規律之間沖突的具體體現，可以綜合運用《財政法》、《產權法》及其他相關政策配合引導和開拓市場，通過市場自動合理配置科技研發資源和推動研發過程的良性運行，促進資本與技術、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從而實現官、產、學、研、商的一體化。
楊萍、張源（2010）指出科技成果的轉化需要建立在科技成果產權邊界清晰的基礎上，科技成果的產權邊界清晰將有助於科技成功產權所有者獲得合理的回報，增加科技項目研發的投入，也更有助於風險資金的進入。在科技成果的產權界限明晰以後可以通過科技成果的產權登記程序，完成科技成果的產權信息公布，這必然有助於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形成，使科技成果信息平台成為有源之水。
李序南（2004）認為我國在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對專利戰略知識的了解和研究；二是沒有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轉化運行機制和形成較強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專利知識產權制度創新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整體的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對專利戰略的運用能力以及建立以市場為核心的企業自主技術創新體系。具體來說，就是加強專利戰略管理的組織建設專業人員的配備和培養，以促進企業專利運作機制的形成和完善；有選擇性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並改造一批傳統產業；對高技術研究成果的評價要從以發表論文數量與水平為主轉變為以獲得發明專利為主；將使用權和收益權更多地讓利給承包單位和發明人，以利益機制調動專利發明人和實施人的積極性；建立支持海外專利申請的政府基金制度，使我國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上得到保護，通過採取一系列稅收減免制度和專利產品的政府采購制度，帶動企業開展自主知識產權創新的活力；建立產學研合作和企業合作共享機制，實現創新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與使用；通過產權流動組合機制，推動資本、技術、人才等創新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多渠道、多投資主體參與技術創新合作和科技投入動力機制的形成；加強專利信息發布和交流制度建設，促進專利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專利流通。
郭洪波（2005）通過對比國內外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制度，發現相對於經濟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激勵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方面還有完善空間。建議從下列幾個方面完善：完善知識成果產權歸屬制度，對《專利法》、《著作權法》中「職務成果」與「非職務成果」做出明確、具體的界定，並增加可操作性，以解決科研單位與科技人員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權益平衡機制。降低申請和授權發明專利的期限，切實改變申請專利人的時間成本過高的問題。建立健全知識產權股權化的法律制度，對知識產權投資的定義、種類、作價方式、出資比例、出資方的權利義務等做出規定，以激勵科技知識成果的迅速轉化。在科技成果轉化法律制度中增設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為科技創新主體及權利人提供更充分的司法保障。
趙達薇（2004）從分配的角度討論產學研聯合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指出在產學研聯合的實踐中，多以技術轉讓的一次支付方式為主，這種分配方式難以體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不利於產學研聯合的良性發展，建議逐步建立起產學研合作創新利益與風險共擔的責任制度，實現分層次、分階段分解風險責任，使收益的大小取決於投資的多寡、項目進展主動權的控制等因素。
冷俊峰、李明生（2008）從知識產權發明者的角度出發，指出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要建立專利等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對科研成果要多方籌集經費，積極申請專利，形成專利創造、保護、應用體系。考慮到專利等知識產權對科技人員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可以根據《合同法》和《專利法》的規定，約定單位與科研人員個人知識產權的權屬比例，進行有效的產權分割，通過明晰產權，為專利成果的有效轉化打下基礎，還可以防止科技人員對分配方式的不滿意所造成的成果流失。
錢鋒（2011）則從專利權質押融資的角度建議政府建立專業權威的技術評估機構以防止不同機構對專利權價值評估的結果差距較大。盡快制定專利權質押貸款政策及其相關的評估、流轉、擔保、貼息等政策，構建相應的運作平台、操作規程和專家庫並設立專利權質押貸款風險補償基金，對銀行發放的專利權質押貸款進行風險補償。
郭百濤等（2003）則指出了專利文獻的重要性，強調專利文獻是集技術信息、法律信息、經濟信息於一體的信息載體，蘊藏著巨大的戰略信息資源，充分利用這些信息，可為國家的科教興國和技術創新工程提供戰略決策依據，促進科技成果信息流通，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應用。
（三）科技成果轉化體制創新
制度會形成一種外在的壓力，促使相關各方開展科技成果轉化，對於創新科技成果轉化體制，主要有下列觀點：
伍湘（2002）認為我國科研和生產兩分離的現狀使高技術成果難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應實行政研分開，鼓勵科研院所以合理的方式進入企業，或按企業化方式運作，以縮短科學、技術、生產彼此之間的距離，促進潛在生產力迅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張璞、張學東（2001）也指出目前科研院所所屬的企業存在股本結構過於單一、企業體制運作不夠規范、企業資產界定不清等問題。建議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把科研院所向企業轉制，少數大型科研院所可組建成控股公司，行使國有資產經營與產權管理。對於中小型科研院所，可轉製成科技型企業，或直接進入大企業集團，或轉變成面向企業面向市場進行技術轉讓、技術服務和咨詢、技術培訓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或成為中介服務機構，實行企業化管理。
梅昌超（2003）認為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忽視科研成果市場開發前景的評價體系導致科研與市場脫節。建議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科技體制；改革科研經費撥款制度，對大多數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機構，減少政府撥款，實行技術合同制，迫使其科研工作更多地面向市場；發展技術市場，推動技術成果的商品化；改變科研機構與企業相脫離，研發、中試和成果的產業化相分離的現狀，推動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的分流與重組，鼓勵科研機構轉制或進入企業；國家直接評價體系范圍縮小，主要用於「直接控制項目」，鼓勵理論型研究；建立市場評價體系，用於「市場主導型項目」，主要以成果轉化收益和社會評價形式出現；激發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把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作為研究機構的科研立項、經費投入和評估的重要指標。
譚華等人（2010）認為科技成果轉化的先決條件是科技成果本身是優質的，為提高科技成果的質量，應對那些技術先進、應用性強、有明顯經濟效益並能自創條件盡快完成研究任務的選題在立項、申報予以傾斜；在項目研究進程中，進行定期的檢查和督促；在成果鑒定時，嚴格按程序執行成果鑒定，保證鑒定質量。除此以外，要正確確定科研投資的比例並逐步形成制度化，既要加強應用研究和科技開發，促進成果轉化，又要保證基礎研究工作的科研後勁。要徹底改革科技立項、科研選題、課題組織、成果評審及職稱評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科技項目立項選題，要立足和面向市場，一切以市場競爭力、市場效益、自主創新和自主知識產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科技成果的評審，要拋棄完全由「專家評審」的弊端，建立起「專家評審」與「市場評審」，「用戶評審」和「管理評審」相結合的新機制，真正實現科技成果評價、管理與生產應用和市場經營的內在結合。
（四）其他相關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種制度創新外，很多學者還從其他角度給出了制度變遷的建議。
王水平、蔣寒（2005）等學者指出，當前我國的技術市場發育仍不夠完善，科技服務中介機構成長不力，經紀技術從業人員綜合素質較低，使得技術市場的交易規模及成交率受到嚴重製約，要改變這種現狀，應該進一步完善對技術市場的宏觀管理，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秩序，並促進技術市場在規模、結構、水平和管理上的發展。推動技術市場與信息、勞務、金融、產權等市場對接，構造全國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並通過政策、資金上的支持，重新配置，合理利用高校的科技資源，不斷完善技術市場，建立市場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楊萍、張源（2010）從信息平台的角度指出，科技成果信息平台的缺失會導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無法適時地根據供求制定引導性的政策，從而致使科技成果轉化的「官產學研」一體化鏈條無法建立的惡性循環。通過交易市場的建立，企業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尋求資金、技術成果，應用多種組合，始終在科技成果產權流轉與整合中保證獲得最大收益。
⑦ 高企科技成果轉化，主要的評價指標是什麼是看合同，還是看知識產權
首先我們來復了解下什麼是制科技成果，什麼是科技成果轉化。
依照《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科技成果是指通過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成果。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技成果進行的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發展新產業等活動。科技成果轉化形式包括自行投資實施轉化;向他人轉讓該技術成果；許可他人使用該科技成果;以該科技成果作為合作條件,與他人共同實施轉化；以該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折算股份或者出資比例;以及其他協商確定的方式。
科技成果一般包括專利、版權、技術使用許可證、注冊的軟體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科技成果轉化的判斷依據是:企業以技術成果形成產品、服務、工藝、樣品、樣機等；
所以科技成果看知識產權的證書，科技成果轉化看運用該知識產權的產品，以及產品的銷售合同、發票、生產工藝文件等等。在申報高企時，兩者都要考慮，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且證明材料越多越好。
⑧ 為什麼國家要修改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2018年3月21日，世界來知識產權組織源(WIPO)公布消息稱，2017年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高達48882件，僅次於美國的56624件
。這其中，高校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其專利申請數量也在不斷攀升，目前國內有四所高校的專利申請數量位列全球教育機構前二十名。然而國內高校現有科技專利中，真正實現產業化的卻不足5%，存在嚴重的科學資源浪費!
高校科研工作者往往只專注於科研工作本身，實際轉移轉化的積極性不高，且對於轉化的途徑不擅長。
因此，政府應搭建專利轉移轉化服務平台，將高校專利、尤其是有價值的專利輸送到平台上，幫助科研成果買賣雙方獲得有效信息，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通過技術平台交易，能夠實現以需求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同時保障科技成果研發與轉化人員能夠獲得實際的經濟收益
，激勵和促進科研人員持續不斷地將創新成果向生產力轉化，最終形成良性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循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