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著作權延伸集體管理制度評析

㈠ 崔國斌的學術成果

1. 商標許可終止後的商譽分配 知識產權 2012年12期；
2. 知識產權vs.網路自由：新一輪國際立法爭議解讀 電子知識產權 2012年03期；
3. 《反假冒貿易協議》與中國知識產權法的比較研究 電子知識產權 2011年08期；
4. 單字字體和字型檔軟體可能受著作權法保護 法學 2011年07期；
5. 中國專利共有制度評述（下） 電子知識產權 2010年07期；
6. 中國專利共有制度評述（上） 電子知識產權 2010年06期；
7. 中國大陸商業秘密保護的最新進展 全國律師（台灣） 2007年第8期；
8. P2P軟體背後的版權責任認定 月旦民商法學 2006年第1期；
9. 知識產權法官造法批判 中國法學 2006年第1期；
10. 「程序+磁碟」的可專利性分析 法學雜志 2005年第6期；
11. 文字作品的專利法保護－計算機程序文本的可專利性分析 法律適用 2005年第9期；
12. 知情同意原則的專利法回應－生物材料使用者的揭示義務 環球法律評論 2005年第5期；
13. 否棄集體作者觀－民間文藝版權難題的終結 法制與社會發展 2005年第5期；
14. 專利法上的抽象思想與具體技術－計算機程序演算法的可專利性分析 清華大學學報 2005年第3期；
15.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反壟斷控制 清華法學 2004年 第6期；
16. 傳統知識保護的困境 專利法研究（專利局年刊） 2002年卷；
17. 專利技術的等同比較 北大知識產權評論 第1期 2002年；
18. 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現狀與理論基礎（合作） 北大知識產權評論 第1期 2002年；
19. 新千年的知識產權（譯作） 知識產權文叢 第5卷 2001年；
20. 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與利益分享 知識產權文叢 第3卷 2000年；
21. 基因序列的專利性 專利法研究（專利局年刊） 1999年；
22. 公司合並中的反壟斷控制 中日公司法比較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8年；
23. 美國專利有效性仲裁製度評析 知識產權 1998年第3期；
24. 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完善 民商法學 1997第10期。

㈡ 今年的知識產權法有何更新

沒更新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㈢ 好寫一點的法律論文題目

學術堂整理了十五個好寫的法律論文題目供大家進行參考:
1.論人工智慧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
2.網路游戲直播的著作權問題研究--以耀宇訴斗魚案為例
3.體育賽事直播節目的版權問題探析--以新浪網訴鳳凰網中超體育賽事直播案為例
4.同人作品的著作權問題研究--以金庸訴江南《此間的少年》侵權案為例
5.論我國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的完善
6.著作權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研究
7.圖形用戶界面(GUI)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研究--兼評奇虎訴江民案
8.我國引入局部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的思考
9.專利當然許可制度研究
10.中國好聲音商標侵權案評析
11.王老吉加多寶知名商品特有包裝裝潢糾紛案評析
12.我國聲音商標的法律保護探析--以騰訊聲音商標案為視角
13.網路環境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
14.實用藝術品的知識產權保護
15.知識產權與民法典的關系探討

㈣ 世界上第一個管理音樂作品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成立於哪裡

起源與發展

世界上的作者協會起源於法國。1777年,著名的戲劇家博馬舍(《費家羅的婚禮》的作者)創立了法國戲劇作者和作曲者協會(SACD)。但是,在著作權集體協會的發展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則是法國著名作曲家比才(歌劇《卡門》的作者)於1847年在巴黎愛麗舍田園大街的一家音樂咖啡廳里喝咖啡時,發現該咖啡廳正在免費演奏他的作品,於是拒絕支付咖啡費,並到法院起訴咖啡廳,要求咖啡廳賠償使用費。法院最終判決比才勝訴,咖啡廳支付比才音樂使用費。隨後,在比才和其他一些音樂家的倡導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管理音樂作品著作權的組織,這就是現在的法國音樂作者作曲者出版者協會(SACEM)。此後,德國、義大利、奧地利、英國以及北歐、東歐各國紛紛成立了類似的組織。1926年,18個國家的音樂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聯合組成了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CISAC)。到2004年,CISAC的會員協會包括109個國家的208家集體管理組織,代理超過200萬名各類音樂作者,成為真正世界性音樂著作權人的組織。同時,其他作品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也相繼設立,如德國文字與科學作品集體管理協會、法國多媒體作者協會等。其管理作品的范圍從最初的文學、音樂等領域逐步擴大到美術、攝影、電影、多媒體等領域,管理的權利也從傳統的表演權、復制權擴大到了廣播權、出租權以及信息網路傳播權等。
組織與任務

著作權集體管理是著作權法的重要手段。它是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獲得著作權人授權的基礎上,以自己的名義向作品的使用者行使著作權。主要包括向使用者發放作品的使用許可並收取作品使用費,將使用費分配給權利人,對侵權者提出訴訟法律等。從世界各國的著作權保護實踐看,著作權人行使權利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權利人個人可以控制和操作的情況下自己直接行使權利。例如:個人的作品由出版社出版,個人的戲劇在舞台上演出。另一種情況,是在權利人個人無法或難以控制和操作的情況下,通過著作權的集體管理組織行使和主張權利。例如,作者行使音樂作品的表演權、廣播權、信息網路傳播權等,一些發達國家規定的復印權、公共借閱權、製作多媒體的權利等等,使用者使用作品與鄰接權客體、作者獲得創作回報,均是通過集體管理組織的運行來完成的。所以,如果沒有集體管理組織替作者主張權利、替使用者轉付報酬,法律規定的這些權利就很難實現。

隨著國際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立,各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逐漸建立起國與國之間的集體管理組織的相互代表協議制度,即兩國的集體管理組織根據協議各自代表對方在本國范圍內管理對方權利人的權利。CISAC就是管理各國集體管理組織的非政府組織。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於1994年經國家版權局和外交部批准,參加了CISAC。到2004年,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已經與42個國家的集體管理組織訂立了相互代表協議。

相關鏈接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

1、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於1992年,由國家版權局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同發起,是我國第一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其會員主要是詞、曲作者和部分音像製作者和創作團體,主要管理音樂作品的表演權(包括現場表演和播放背景音樂)、廣播權和錄制發行權(包括製作廣播電視節目、背景音樂製作、音像製品製作、網路下載等)。

2、中國文字作品著作權協會(籌)

該協會是1999年11月向國家版權局提出申請,經審查批准後於2000年5月成立的,但尚未經民政主管部門批准。該協會的籌備工作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和中國作家協會權益保障委員會共同負責。協會管理的權利主要包括文字作品的法定許可報酬收轉權、信息網路傳播權、數字化復制權等。

3、中國音像著作權協會(籌)

國家版權局2001年11月5日批准中國音像協會負責籌備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工作。主要管理音像製品的公開表演權、廣播權、出租權、信息網路傳播權及經權利人特別授權的部分復制權、發行權。（中國知識產權報）

㈤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㈥ 劉學在的研究成果

1、《代表人訴訟之裁判效力擴張的幾個程序問題》，載《法學》1999年第2期；
2、《試論民事訴訟中的自認》，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與趙鋼教授合作；
3、《從法律文化背景看我國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載《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2期，與趙鋼教授合作；
4、《略論訴之預備合並》，載《政治與法律》2000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0年第10期全文轉載；
5、《論代位權訴訟》，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6期，與趙鋼教授合作；
6、《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之檢討》，載《法學評論》2000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1年第2期全文轉載；
7、《論財產保全范圍的完善》，載《人民檢察》2000年第8期；
8、《督促程序的適用現狀及其立法完善》，載《律師世界》2001年第7期；
9、《財產保全之管轄制度的缺陷與完善》，載《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0、《民事裁定上訴審程序之檢討》，載《法學評論》2001年第6期；
11、《民事訴訟法學研究述評》，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1期，與張新寶教授合作；
12、《有益的探索——評浙江省高院〈執行改革探索與實踐〉》，載2002年4月30日《人民法院報》；
13、《婚姻無效之訴與撤銷婚姻之訴研究》，載《民商法論叢》第23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與趙鋼教授合作；
14、《我國法院企業化傾向之檢討》，載《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雲南法學）》2002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
15、《論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十大區別》，載《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3年第4期全文轉載；
16、《略論民事訴訟中的訴訟系屬》，載《法學評論》2002年第6期；
17、《我國法院行政化、企業化傾向之初步批判——以民事訴訟為切入點》，載《訴訟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與趙鋼教授合作；
18、《訴訟中抵銷的程序應予以完善》，載2003年1月16日《法制日報》；
19、《我國法院行政化傾向之成因探析》，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1期；
20、《論訴訟中的抵銷》（上、下），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3、4期；
21、《督促程序的立法完善》，載《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4期；
22、《既判力論在中國的困境探析》，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
23、《中國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的建構、闡釋與重塑》，載《訴訟法學研究》第5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與江偉教授合作；
24、《略論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准》，載《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25、《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反訴、交叉訴訟與引入訴訟介評》，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
26、《「執行」與「履行」用語辨析》，載2003年11月23日《人民法院報》；
27、《實務性注釋與學理性批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初步研習之心得》，載《珞珈法學論壇》第3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與趙鋼教授合作；
28、《間接否認與抗辯對舉證責任分配的影響》，載2004年1月13日《人民法院報》；
29、《關於修訂<民事訴訟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載《法學評論》2004年第2期，與趙鋼教授合作；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4年第7期全文轉載；
30、《從本案看確立「競合權利之確認訴訟」制度的必要性》，載2004年2月17日《人民法院報》；
31、《台灣民事訴訟中合意選擇法官制度透視》，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32、《辯論主義的根據》，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
33、《是否構成親子關系應當允許推定》，載2005年7月27日《人民法院報》；
34、《論擬制的自認》，載《法學評論》2005年第5期；
35、《訴訟時效的舉證責任之分配》，載2006年3月22日《人民法院報》。
36、《參與分配若干疑難問題之處理》，載2006年12月7日《人民法院報》。與梁焱合作。獲「錢塘杯」執行工作新方法有獎徵文三等獎。
37、《論任意的訴訟擔當》，江偉教授執教五十周年慶典活動籌備組編：《民事訴訟法學前沿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38、《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所涉疑難訴訟問題初探》，載《法學評論》2006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7年第3期全文轉載。
39、《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當事人適格問題研究》，載《法學評論》2007年第6期；
40、《論訴訟信託》，載《珞珈法學論壇》（第六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1.《案外人異議制度的廢棄與執行異議之訴的構建》（與朱建敏合作），載《法學評論》2008年第6期；
42、《改革開放與中國民事訴訟制度的建立》，載黃進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43、《證據裁判之下的自由裁量權》，載《人民法院報》2008年8月19日第5版；
44、《執行異議之訴若干問題探析》（與朱建敏合作），載《人民法院報》2008年9月19日第6版；
45、《<民事訴訟法>新修訂條文之初步評析》，載齊樹潔主編：《東南司法評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
46、《民事抗訴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完善》，載《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47、《團體訴訟制度概念辨析》，載《北方法學》2010年第1期。 1、《法治與文明》，撰寫第八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國家司法考試應試教程》，撰寫民事訴訟法部分的第一、二、十七、十九章以及仲裁法部分，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民事訴訟法案例分析》，撰寫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4、《證據法學》，撰寫第十、十一章，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5、《民事訴訟法學》（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撰寫第二、三、十二、十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撰寫第一、五章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7、《民事訴訟法專論》（研究生教學指導用書），撰寫第一、四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8、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第三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撰寫第四、八、九章（約7.2萬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9、《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0、趙鋼、占善剛、劉學在：《民事訴訟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1、齊樹潔主編：《民事訴訟法》，劉老師撰寫第3、8、9、18、19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2、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典專家修改建議稿及立法理由》（劉老師撰寫第5章），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益訴訟問題研究》。

㈦ 在著作權概念體系中引入放映權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為什麼

一、判斷「著作權概念體系中引入放映權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應該在理解「根據受控行為界定專有權利」的原理前提下，「根據受控行為界定專有權利」原理主要內容為：著作權的每一項專有權利都是用來控制特定行為的，享有一項專有權利就意味著能夠控制他人利用作品的特定行為。也就是說任何人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實施了受著作權控制的特定行為，又不屬於合理使用或法定許可，均屬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反之，任何人利用作品的行為只要不屬於《著作權法》第10條列舉的行為，就不屬於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增加該項權利也就是增加了權利人的控制特定行為的能力，對更好地維護版權人的合法權益的有裨益的，
二、判斷「著作權概念體系中引入放映權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應該限定為制定著作權法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合理性，即在根據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而增加的，依據當時的技術水平，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等已經是很先進且廣泛的使用著作權的行為了，當時增加該項權利目的在於更好地維護版權人的合法權益。所以《著作權法》第十條有著作權包括下列人身權和財產權：（十）放映權，即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等的權利；
不過現在網路傳播盛行，對於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情形已經不是特別的普遍，所以在《著作權法》（送審稿）中去除了該項權利並被播放權所吸收，《著作權法》（送審稿）第十三條 著作權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六）播放權，即以無線或者有線方式公開播放作品或者轉播該作品的播放，以及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該作品的播放的權利；

㈧ 有關知識產權的論文題目

知識產權法考試參考論文題目

1、綜述：知識產權的客體（抽象）

2、綜述：知識產權的保護模式（權利及其實施）

3、綜述：知識產權的客體與保護模式之關系

4、綜述：物的分類（如古羅馬法關於物的分類）

5、綜述：物權的保護模式

6、綜述：物權的客體與物權保護模式之關系

7、綜述：服務的分類——從服務貿易的角度

8、綜述：服務與信息

9、綜述：信息與財產

10、綜述：信息之上的權利

11、綜述：作品與人格

12、綜述：原件、復製品（臨摹）與知識產權的行使

13、綜述：資料庫之上的權利

14、綜述：著作權之內容

15、綜述：專利權之內容

16、綜述：著作權內容與專利權內容之區別

17、綜述：商標權侵權理論與案例

18、綜述：商標權和商號權之沖突解決

16、綜述：未注冊商標與權利

17、綜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

18、綜述：商標與平行進口

19、綜述：商品化權的權利性質以及案例分析

20、綜述：商業秘密的保護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1、綜述：遺傳資源的內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

22、綜述：遺傳資源的歸屬以及案例分析

23、綜述：遺傳資源的保護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4、綜述：傳統知識的外延

25、綜述：傳統知識的保護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6、綜述：知識產權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以及案例分析

27、調查：各地地理標志的保護現狀與對策以及案例分析

28、調查：各地傳統知識的保護措施與問題以及案例分析

29、調查：民間文藝的保護措施與經濟效益的實現以及案例分析

30、調查：城市知識產權戰略

31、調查：企業知識產權戰略

㈨ 同一個被告侵權，被告侵權原告多個著作權的，是按照同一個案件處理，也收取50元嗎

<p>  問題提示：在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中，往往會出現一個權利人就其享有的多部作品(如音樂作品、文字作品等)著作權向一個被告在一起案件中提出訴訟，對此類訴訟法院在程序上應如何處理?</p><p>  【要點提示】</p><p>  此類訴訟就是同一原告對同一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主張兩個以上的符合人民法院受訴條件的獨立的訴，其本質是訴訟標的的合並。雖然在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基於方便當事人訴訟和方便法院審理的考慮，存在將此類案件作為一起案件立案審理的情形，但這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承認訴的合並審理。對於合並審理會使訴訟法律關系復雜化，造成當事人起訴、應訴困難，導致訴訟不經濟的案件，人民法院不應合並審理，並向當事人充分、明確地釋明。</p><p>  【案例索引】</p><p>  一審：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杭民三初字第331號(2010年3月29日)</p><p>  二審：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浙知終字第106號(2010年7月2日)</p><p>  【案情】</p><p>  原告：新京報社</p><p>  被告：浙江在線網路傳媒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浙江在線)</p><p>  原告新京報社訴稱：2007年7月，新京報社通過公證取證，浙江在線旗下的浙江在線網站未經其授權擅自轉載新京報社享有著作權的文字作品7706篇、圖片作品2477幅，侵害其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修改權和獲得報酬權，遂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請求判令浙江在線停止轉載文章的行為，公開賠禮道歉、支付稿酬及其他合理費用共計2086625元。該案後因管轄移送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p><p>  被告浙江在線辯稱：(1)對新京報社作為7000餘篇作品的著作權人主體資格有異議，其官方網站上的編輯、記者人數為330人，但本案所涉的作者人數為520人，存在明顯出入。新京報社要證明所有作品均是職務作品證據不足。(2)新京報社將凡是與「浙江在線」、「新京報」幾個字有關的內容均向法院主張不合理，所涉的7706篇文章並非全部來源於浙江在線，很多與其無關，對其被告主體資格存疑;(3)所涉作品中部分作品的字數、內容與新京報社的主張存在出入。</p><p>  本案的基本案情是：新京報社於2007年7月通過公證取證的方式，對浙江在線旗下的浙江在線網站在其網站上的文字作品和圖片作品進行證據保全，認為浙江在線未經其授權擅自轉載新京報社享有著作權的文字作品7706篇、圖片作品2477幅，侵害其著作權。新京報社於2008年1月11日以浙江在線為被告起訴至北京一中院。北京一中院立案後，由於浙江在線提出管轄權異議，北京一中院裁定本案移送至杭州中院管轄，</p><p>  【審判】</p><p>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涉及被控侵權作品7000餘篇，作者500餘人，新京報社基於不同的爭議事實向浙江在線提出訴訟請求，形成多個訴訟標的，構成多個獨立的訴，根據案件性質不宜合並審理。該院還書面通知新京報社按每篇文章一個案件或以同一作者所著的文章為一個案件分案起訴，但新京報社表示拒絕。對此，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條之規定，於2010年3月29日裁定：駁回新京報社的起訴。</p><p>  裁定送達後，新京報社不服原審裁定，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中新京報社以浙江在線侵害其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圖片作品的著作權為由，按照相應的稿酬標准在一個案件中提出了相應的訴訟請求，所指向的訴訟客體為獨立存在的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圖片作品。新京報社基於訴訟標的為同一種類、爭議事實相類似，而在同一個案件中提出共同主張實為民事訴訟程序中訴的客體合並，即同一原告對同一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主張兩個以上訴訟標的。此類訴訟其實質上包含著若干個獨立的訴訟標的，並構成若干個獨立的訴。在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存在將此類案件作為民事關聯糾紛案件合並審理的情形，即對民事訴訟中若干個具聲獨立的訴，各訴之間又具有一定的關聯的案件合並在一個程序中進行審理。但此種合並審理的目的在於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辦案效率，節省人力、物力、財力，便利人民群眾訴訟，便利人民法院辦案，並防止在同一問題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決，且通常情況下，此類案件的合並審理應充分徵求各方當事人的意見。但本案中，浙江在線以合並審理無法查明涉案事實為由明確表示不同意合並審理。同時，本案在審理中還存在以下情形：</p><p>  1.從浙江在線提出的抗辯看，其抗辯理由為：(1)對新京報社作為涉案作品的著作權人主體資格有異議，其官方網站上的編輯、記者人數為330人，但本案所涉的作者人數為520人，存在出入。新京報社要證明所有作品均是職務作品證據尚有待甄別。(2)新京報社對與「浙江在線」、「新京報」相關聯的所有內容均提出侵權主張，大部分與其無關。其作為被告主體資格存疑;(3)所涉作品中部分作品的字數、內容與新京報社的主張存有出入。上述抗辯理由法院在審理中勢必需要對相應作品的權利人、侵權人主體資格和作品字數、內容進行一一質證和比對。</p><p>  2.從證據情況看，涉案被控侵權作品清單長達857頁，共包括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圖片作品，數量龐大。且本案在管轄移送過程中，部分證據編號丟失、順序混亂，導致在原審審理中當事人甄別證據困難，訴訟活動難以正常進行。</p><p>  3.從本案的實際審理狀況和效果看：(1)在對作品權利人的身份確定上，例如，原審法院曾就前50篇作品進行公開開庭審理，僅新京報社提供有關作品權利人的質證意見中就對該50篇作品所涉的作者和編輯的勞動合同區分為四種類型：①文章作者的勞動合同中明確約定著作權(除署名權外)歸屬於新京報社，涉及19篇文章。②文章系新京報社記者、編輯集體采編，無相應作者個人署名，其著作權屬於新京報社，涉及3篇文章。③文章作者的勞動合同中通過以下兩點約定了著作權歸屬新京報社：一是合同約定新京報社為作者提供福利待遇參照該社《人力資源管理辦法》，而該社《人力資源管理辦法》第39條規定「各系統員工利用報社的物質技術條件在勞動合同期間履行工作任務創作的技術成果或作品，均屬於職務成果，著作權屬於報社」;二是勞動合同最後約定「新京報社制定的規章制度是合同的有效組成部分，對雙方均有約束力」，因此，上述《人力資源管理辦法》第39條的規定對雙方構成約束，涉及25篇文章。④南方都市報社記者采寫的文章，涉及3篇文章。也就是說，僅就50篇作品的著作權人身份確定尚存諸多情形和爭議。浙江在線在二審庭審中明確表示除對第一種類型的著作權歸屬沒有異議外，其餘均有異議。對此法院仍需一一甄別。(2)從對侵權作品的比對看，有的作品是標題相同，但內容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有的是標題不同但內容相同，且雙方當事人就所涉作品的性質也有不同的認識，浙江在線認為有部分作品是對時事新聞的合法合理使用。由此需要對相應作品的性質、內容和字數等進行分別比對。(3)從侵權主體上看，新京報社提供的被控侵權作品上有的顯示是浙江在線，有的則顯示是浙江在線的關聯網站，實際侵權主體仍有待進一步確定。因此，上述存在的問題只有通過分案審查、全面比對才能得到解決。</p><p>  4，新京報社在一審中曾提出本案所涉作品無需一一比對，可以採取抽樣比對方式來證明侵權事實的主張。但基於知識產權具有區別於有形財產權的固有法律特性，採用抽樣比對的方法既無助於客觀事實的查清，也不符合審判規律，且難以保障相關當事人的合法訴訟權利，並不可取。</p><p>  新京報社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主張其實體權利無可厚非，但主張本案並案起訴並無明確法律依據。本案合並審理既無法體現「便利人民群眾訴訟，便利人民法院辦案」的兩便原則，也無法實現公正裁決的最終目的。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應充分考慮程序的公正和平衡，確保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得以全面、平等地行使。新京報社作為權利人完全可以採用選擇其中一件作品或其中一個作者所涉的作品為訴訟標的等方式提起訴訟，以確定侵權事實和賠償標准，方便案件的審理和最終解決，且此種選擇並不會影響其訴訟權利的正常行使。</p><p>  綜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新京報社以浙江在線侵害其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圖片作品的著作權為由，作為一起訴訟先行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原審法院接受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後受理本案，在對本案所涉糾紛進入審理程序時，經過多次證據交換和開庭，發現本案的合並審理確實存在阻礙案件審理和客觀事實查明的情形後，向新京報社作了充分釋明，要求其將案件按照一定的分類方式分案起訴。原審法院在新京報社拒絕的情況下，駁回新京報社的起訴並無不當。新京報社提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裁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得當，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之規定，於2010年7月2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p><p>  【評析】</p><p>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及訴的合並的案件，在民事訴訟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訴的合並既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實務問題。在這類案件的受理和審理中，應當充分認識訴的合並的性質，明晰其與共同訴訟的區別、把握合並審理的原則和目的，並積極探索此類案件審理的新思路。</p><p>  一、訴的客觀合並</p><p>  訴是由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兩個方面構成，主觀要素就是案件的當事人，客觀要素就是訴訟標的。如果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都是單一的，稱之為單一之訴;如果兩個要素中有其中之一是多數時，稱之為復合之訴。復合之訴又叫做合並之訴，其中主觀要素為多數的訴訟，在民事訴訟中為訴的主體的合並，或者訴的主觀合並，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共同訴訟」。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並審理並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第56條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第126條規定：「原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第三人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可以合並審理。」上述三條所涉及的均系訴的主體的合並，也就是說，《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共同訴訟」並不直接涉及到訴訟標的的復數的問題，本案顯然不屬於前述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p><p>  本案中新京報社以浙江在線侵害其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圖片作品的著作權為由，在一個案件中提出了相應的訴訟請求，雖然新京報社根據所有作品的總字數計算稿酬提出主張，但並不能否認的是該訴所指向的訴訟客體仍為獨立存在的7706篇文字作品和2477幅圖片作品。新京報社在同一個案件中提出共同主張，實際上是基於訴訟標的為同一種類、爭議事實相類似，此並案起訴屬於民事訴訟程序中訴的客觀要素(訴訟標的)為復數的訴的客體合並，也就是同一原告對同一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主張兩個以上的符合法院受訴條件的獨立的訴，其實質上是包含著若干個獨立的訴訟標的，並構成若干個獨立的訴。</p><p>  二、訴的客觀合並審理的原則和目的</p><p>  根據訴訟標的的實體法學說，幾個相互獨立的請求權本來應當構成多個訴訟標的分開向人民法院主張，人民法院也應該分別判決。但在審判實踐中，對於諸如此類具有事實和法律上的聯系的若干個侵權案件，雖然在《民事訴訟法》上沒有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基於減輕當事人訴訟負擔，避免相互關聯的訴重復審理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決，增強民事訴訟功能的考慮，可以合並審理，即對民事訴訟中若干個具有獨立的訴，各訴之間又具有一定的關聯的案件合並在一個程序中進行審理。這在訴的客觀合並中是最為常見的一種。但這種訴的合並審理並不是無條件的，當事人並案主張和人民法院合並審理的原則和目的是為了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辦案效率，節省人力、物力、財力，便利人民群眾訴訟，便利人民法院辦案，並防止在同一問題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決，且通常情況下應徵得當事人同意。反之，如果合並審理會使訴訟法律關系復雜化，造成當事人起訴、應訴困難，導致訴訟不經濟，一方當事人又明確表示反對的，人民法院則應當要求當事人分案主張。本案的審理即為此種情形。由於本案所涉的證據數量龐大，當事人舉證、質證過程漫長，訴訟活動難以正常進行，且在確定權利人身份、侵權主體和侵權內容上雙方當事人均存在諸多分歧，要在一個案件中將所有侵權事實查明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人民法院先出於訴訟經濟的考慮，合並審理本案，但在審理中發現本案的合並審理確實阻礙了案件的審理和客觀事實的査明，為確保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得以充分平等地行使，確保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判，要求新京報社將案件按照一定分類方式起訴的做法是正當的，也符合立法的相關精神。</p><p>  三、示範訴訟制度對本案的啟示</p><p>  雖然本案新京報社所提出的主張實質上是數個獨立的訴的合並，但新京報社所主張的浙江在線侵權行為具有單一性，爭點具有共同性，訴與訴之間具有事實和法律上的關聯。對此類案件適時引入示範訴訟制度，無疑是十分恰當的。</p><p>  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並沒有示範訴訟的規定，但一些法院在審理群體性糾紛案件時已經採用了這一在兩大法系中普遍存在的訴訟制度。「示範訴訟」(Test
case)，是指從存在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且事實與證據相同、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亦相同的數個案件當中選出一個案件，經全體當事人同意，法庭作出相當於合並審理的裁定，對該案件首先進行審理並作出判決，全體當事人均受該判決的約束。該制度的特別之處在於用傳統的「一對一」訴訟模式來解決「小額多數」型糾紛中具有共通性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從而避免對共同爭點進行重復性的事實審理。就示範訴訟的程序步驟而言，基本上分為兩步：首先，由當事人基於協議選定或者人民法院基於職權直接指定示範訴訟案件，由人民法院對所選定的示範訴訟案件事實進行審理，其他的案件則暫時停止進行;其次，在人民法院對所選定的案件事實審理之後，如果原告勝訴，被告則不再爭辯自己的責任，對於其他案件也進行相應的賠償。如果原告在示範訴訟中敗訴，則不能再對被告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p><p>  具體到本案，新京報社和浙江在線可以通過自願簽署訴訟契約約定或由法院依職權選定，從眾多作品中選擇將某類作品或某個作品作為示範訴訟的標的起訴，人民法院通過對該個案的審理，查明諸如新京報社是否為適格的著作權人、被控侵權主體是否是浙江在線、侵權事實是否存在、賠償標准如何確定等具有共通性的，影響到同類案件的事實或法律問題，一次性解決具有共同爭點的訴訟請求，並就該訴訟作出相應的判決，該判決對於後訴的其他同類案件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拘束力。示範訴訟完全具有超越個案的意義，可以作為雙方其他同類案件解決的標准，減少其他同類紛爭為訴訟所必需支出的勞力、時間和費用，或促成雙方當事人的庭外和解，從而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的能力。</p><p>  顯然，示範訴訟制度的理解和運用完全符合審理本案的兩級法院的初衷，也與我國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司法改革的目標不謀而合，即通過多元化的方式藉助國家強制力柔性地解決社會糾紛。</p><p>  (一審合議庭成員：張政 王玲歐 林宏 二審合議庭成員：應向健 王亦非 何瓊</p><p>  編寫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王亦非 責任編輯：丁文嚴 審稿人：羅東川)</p>

㈩ 曹世華的代表作有

《版權理論中的創作概念》
《論作品獨創性之合理規定》
《論廣告創意的知識產權保護》
《現行著作權法的幾個技術性問題評析》
《論數字時代技術創新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互動》
《論數字時代的版權補償金制度及其導入》
《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壁壘的戰略應對》等。
獲安徽省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省級）1項，「安徽省法學會1997-2004年法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項；「十三省市區經濟法學術研討會」論文二等獎、三等獎各1項；「長三角法學論壇」論文三等獎1項。曾獲全省「模範教師」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