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壟斷協議

1.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2. 壟斷協議的適用除外必須滿足哪些條件

根據各國的立法與實踐，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對象必須滿足以下要件：第一，根據反壟斷法的一般性規定屬於限制或禁止的行為；第二，該種行為的宏觀經濟利益大於其限制競爭所造成的損害。第三，法律規定其不適用反壟斷法限制和禁止性規定，或者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認可其不適用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規定。第四，行為因適用除外而取得合法性。盡管各國對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在具體行業和組織上有所區別，但總得看來，主要存在於以下領域：

（一）自然壟斷行業

自然壟斷行業指依其性質不宜展開競爭,由國家特許壟斷經營的行業。其次，農業、林業、漁業。這些行業由於對於自然條件的依賴性很強，生產者不便適應市場的變化而迅速轉產，產品供需彈性小，可替代性差，在國民經濟中處於基礎地位，往往會影響到人民的生產生活。[2]因此，許多國家都允許這些行業的經營者的限制競爭行為予以豁免，如「根據《歐共體條約》第36條的規定，歐共體的農業政策優先於競爭政策，而且農業是唯一可以得到歐共體反壟斷法豁免的行業。」[3]

（二）對外經濟貿易領域

無庸諱言，各國反壟斷法基於對本國利益的保護，都會對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或對本國市場會產生影響的壟斷行為，採取嚴格的管制；同時，各國幾乎無一例外地將為了發展對外貿易、加強本國企業出口競爭力而進行的有關限制競爭行為（壟斷行為）包括在合法壟斷的適用例外內。如根據美國1982年《出口貿易公司法》的規定,出口商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就可獲得商業部頒發的許可證，持證人免受美國政府任何反壟斷訴訟的追究。[4]

（三）銀行和保險業

這兩個行業性質特殊,不適用於充分競爭，但是這些行業的壟斷豁免也不是絕對的，而應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一方面，這些行業涉及面廣，影響大，不能輕易被宣告破產，因此國家應該允許它們可以在貸款政策、利率、保險等方面進行橫向的聯合或共同行動，以避免過度競爭；另一方面，上述的壟斷行為一旦形成市場進入壁壘，將會嚴重擾亂競爭秩序，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所以，這些行業中的超過合理限度的壟斷行為不應該受到反壟斷法的豁免。

（四）知識產權領域

知識產權合法壟斷地位存在的理由是:如果不賦予發明創造者一種獨占性的權利，允許他人隨意使用發明創造者的智力成果，就不會再有人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從事智力成果的創造，那麼知識創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護，其繼續智力創造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抑制，最終會阻礙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但是，知識產權的獨占性或壟斷性又必然會與反壟斷法的要求產生沖突，將知識產權轉化為「知識壟斷」。

（五）特殊卡特爾領域

卡特爾又稱「橫向協議」，是指法律上相互獨立的企業為了共同的目的，相互在市場方面達成限制競爭的協議或進行某種協調，從而限制企業在這方面的自主權。一般來說，這種橫向協議被視為限制競爭的行為。但是如果某些協議，沒有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反而提高了市場的競爭力，則應受到法律的保護，適用除外製度。例如：1.不景氣卡特爾。為應付不景氣，企業合理組合的共同行為；2.合理化卡特爾。旨在使經濟過程合理化的協議決議，但合理化的效果應當同與之相關聯的限制競爭之間保持適當的關系。3.中小企業卡特爾，為幫助中小企業彌補在與大企業競爭中的結構和規模的不利地位，提高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並且未實質性的損害競爭的中小企業之間的聯合協議，都是應當允許的。

（六）特定的組織和人員的合法壟斷

這些特定的組織和人員往往制定有特殊的職業道德和游戲規則，是市場經濟中的特殊一族，因而不適用自由競爭規則。主要包括：1.工會組織、消費者協會。2.醫生、律師、會計師、教師等自由職業，這些組織的成員的工作具有崇高的社會性質，不能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它們之間的競爭不符合該職業的道德法典。

五、我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製度的構建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草擬稿）的豁免制度的規定見於第二章禁止壟斷協議的第八條但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經營者為改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統一商品規格或者型號、研究開發或者市場的共同行為；（二）中小企業為提高經營效率，增強競爭能力的共同行為；（三）經營者為適應市場變化，制止銷售量嚴重下降或者生產明顯過剩的共同行為；（四）其它有可能排除或者限制競爭，但有利於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此條中列舉了三種除外情形，其中的第四款是原則性規定。首先，我國關於適用除外製度的適用范圍采概括與列舉相結合的體例。這也是我國加入WTO後與國際通行的反壟斷法規則接軌的需要，從上面的立法比較來看，我國的立法體例符合歐盟和德國競爭法的方式和精神相符，易於與國際慣例相統一。但在內容的確定上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下面就反壟斷法適用除外所適用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自然壟斷行業

我國自然壟斷企業的行業壟斷往往不是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形成的，而是計劃手段造成的。根據我國加入WTO的承諾，我們將給予外國市場主體以國民待遇。而在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內仍存在大量的行政壟斷現象，必須對我國的自然壟斷行業進行改革，以適應當前的形勢。

（二）銀行、保險業

國家應當允許銀行和保險公司在利息、保費以及其他方面相互進行協調和合作，避免過度競爭。但銀行、保險公司的限制競爭行為應是有限的，不能濫用其豁免待遇，不能以犧牲消費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利益為代價。建議在我國未來的反壟斷法中，採取列舉與審批相結合的方式，明確銀行、保險公司享受豁免的條件及范圍，同時建立專門的監管機構，監督、審查申請豁免的行為。

（三）卡特爾

我國現階段關於限制競爭協議的規定主要有:《價格法》第14條關於禁止操縱市場價格的規定；《反不正當竟爭法》第15條和《招標投標法》禁止串通招標投標的規定以及各地方根據本地區具體情況制定的禁止限制競爭行為的地方性法規。總體看來，我國現行法律關於限制競爭協議的規制零零散散、支離破碎，缺乏共同的基礎性規定，無法全面規制限制競爭行為。

（四）知識產權

具體立法中，可以對知識產權行使的限制採取一般界定和明確列舉相結合的方法，可將其分為三類條款:第一類是完全豁免的條款：第二類是限制豁免的條款。對此類條款可以參考美國立法的合理原則進行分析，再決定是否予以豁免；第三類屬於自身違法條款，不予豁免。[5]

（五）國際經濟貿易

在各種除外規定中，各國幾乎無例外地將為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加強與外國企業競爭而進行的有關限制競爭的行為(壟斷行為)包括在內，其目的是為了「一致對外」，使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在我國的反壟斷立法中，也應當注意協調好維護國際經濟貿易秩序與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問題。在我國反壟斷立法中也需要規定對我國出口企業的某些協調、聯合等行為豁免反壟斷法的適用。

總而言之，通過對我國目前反壟斷立法的現狀的分析，筆者以為，我國制定統一的反壟斷法非常必要。反壟斷法適用除外製度的立法原則上要寬嚴適中，既要參考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又要立足於中國國情，既設立豁免條款，又要有條件地適用；要對自然壟斷加強規制、嚴格卡特爾的豁免條件、處理好與知識產權行使的沖突、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做到內外有別；在程序上，要建立反壟斷法適用除外或豁免的審批制度。

3. "知識產權制度不允許專利所有權人對專利技術的壟斷",這句話對不對

正確。

這里說的壟斷應該指的是我國法律所規定的壟斷行為；而不是普通版意義上權的壟斷市場。
普通意義上的壟斷市場，指的是是正常的，限制他人生產、銷售、使用、許諾銷售專利產品。

而我國法律所規定的壟斷行為包括：
（一）壟斷協議；
（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
（四）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

而《專利法》第四十八條第三款有明確規定：
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為消除或者減少該行為對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4. 有沒有人有美國關於知識產權協議的反壟斷案例

美國Bayer公司利用「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摘要：專利權的法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間「天生」就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本文筆者通過翻譯，介紹美國Bayer公司一案，將對Bayer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以及如何平衡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作出解析，希望為國內反壟斷法的司法實踐工作提供又一參考實例。

關鍵字：專利權 反壟斷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Bayer公司

前 言

專利權的法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當兩者存在著矛盾時該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哪一個為重，一直都是業界備受爭議的一個問題。我國的《反壟斷法》已於2008年8月1日起頒布施行，但到目前為止，國內還少有專利權與反壟斷的案例出現。本文筆者通過整理、翻譯，介紹美國Bayer公司一案，將對Bayer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以及如何平衡反壟斷與知識產權的保護之間的關系作出解析，希望為國內反壟斷法的司法實踐工作提供又一參考實例。

一、案情介紹

本案起源於1997年Bayer公司為解決專利訴訟糾紛而與以Barr為代表的三家葯品生產廠商2之間達成簽署的一份「解決協議」，該協議涉及一項有關抗生素有效成分CIPRO的專利，Bayer公司為了使Barr停止對該專利提起的無效宣告請求訴訟，同時為了有效排除包括Barr在內的三家葯品生產廠商與其競爭銷售CIPRO相關產品，最終簽訂了該份協議。

Bayer公司是CIPRO專利的所有者（該專利1987年6月2日取得，於2004年4月9日保護期屆滿），在1991年12月6日，Barr發布公告，依照美國Hatch-Waxman法3，該公司已經向美國食品與葯品管理局 (FDA)提交了一個簡要的新葯申請以尋求在Bayer公司的專利過期
1 Bayer案例內容基於Lexis英文資料庫翻譯、編輯。案例的資料庫編號：2006 WI App 102, *; 293 Wis. 2d 770, **;718 N.W.2d 251, ***; 2006 Wisc. App. LEXIS 405

2 三家葯品生產廠商： Barr Laboratories, Inc. ("Barr"),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 and The Rugby Group ("Rugby")

3 美國的 Hatch-Waxman 法案規定了一些激勵措施來支持專利已經過期的葯物的仿製葯開發,同時允許專利所有者補回在美國食品與葯品管理局 (FDA) 審批過程中耽誤了的時間。

案例評析

能夠被許可銷售CIPRO仿製產品，依照美國Hatch-Waxman法，Bayer公司將有四十五天的時間來控告Barr專利侵權。1992年1月16日，Bayer公司在紐約南部的行政區控告Barr，控告Barr侵犯了其專利，FDA就此中止了對Barr所提申請的審批，Barr在答辯期間聯合了Rugby（三家葯品生產廠商之一）針對Bayer公司提出專利無效宣告請求並為公眾實施的反訴。
在案件進入初審法院前，即1997年1月8日，Bayer公司與Barr共商並最終與三家葯品生產廠商聯合簽訂了「解決協議」。該協議對至少六年的美國整個CIPRO產品市場作出了劃分，協議內容包括：Bayer公司向Barr, HMR 支付總價值約達$ 398百萬的報酬，作為交換，Barr承認CIPRO專利的有效性，承諾在美國的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上不與Bayer公司相競爭。基於該協議，Bayer公司在美國的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上保持住了壟斷地位，從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期間，Bayer公司所銷售的CIPRO產品的價格上漲了16.7%，成為美國處方葯價格中上漲幅度最大的之一；內部銷售文件顯示，公司的稅收和利潤在簽訂該協議後均有大幅度增長，從1998年到1999年,Bayer公司從CIPRO項目上上繳的國家稅收從$834,620,400增至$1,042,473,100,漲幅為25%,其凈利潤從$756,265,800到$921,631,900,漲幅為22%。
2000年11月6日，上訴人代表自己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州因CIPRO商標而認夠CIPRO產品的消費群體開始了訴訟之路。上訴人主張，由於Bayer公司和Barr等廠商間共謀形成的反托拉斯的「解決協議」，固定了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從而導致了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居民需要支付比沒有這樣的協議存在時高很多的價格來購買CIPRO及CIPRO相關產品，該行為實質損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並對該州產生了不良影響，違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第CH1334。

初審州法院認為，CH133僅適用於州內貿易，並以此為由駁回了起訴。二審法院認為，CH133不僅適用於州內貿易，在某些情形下，還適用於州際貿易。該法院判決認為，初審法院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存在錯誤，應當對原告訴被告違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主張予以支持，二審法院推翻了初審法院的判決。

該案經上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二審法院認為初審法院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是錯誤的認定是正確的，應當對原告訴被告違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以及原告訴被告的行為實質損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並對該州造成了不良影響的主張予以支持。但是，固定價格及壟斷行為在在專利有效期件內是合法的，在有效期外屬於非法行為，違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

二、案例解析

本案中，在CIPRO專利有效期間，即自合同簽訂日1997年1月8日至專利保護期屆滿之日2004年4月9日期間，Bayer公司作為CIPRO專利產品的所有者，其在行使該專有權的過程中，《專利法》賦予了Bayer公司在一個有限的時間段、一定地域范圍內就CIPRO產品的生產或者銷售的壟斷5地位，這種壟斷權利的賦予是作為Bayer公司向社會公眾公開其發明創
4 Wisconsin Stat. § 133.03：（1）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聯合，或共謀，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將構成重罪。如果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000美元的罰款；如果是其他參與人，將處以不超過$ 50,000美元的罰款。（2）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共謀劃壟斷州際間或與外國間的商業和貿易，將構成重罪。如果是個人，將處以不超過$ 100,000美元的罰款；如果是其他參與人，將處以不超過$ 50,000美元的罰款。

5 壟斷是指經營者或其利益代表者，濫用已經具備的市場支配地位，或者通過協議、合並或其他方式謀求或謀求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藉以排除或限制競爭，牟取超額利益，依法應予規制的行為。

造的代價或補償，壟斷權利使其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變得合法化。也就是說，此階段是以合法的方式保護壟斷，這種保護可以減少人們以暴力和欺詐手段剝奪他人財產的慾望，從而可以激勵人們從事更多的生產經營活動，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但是，在CIPRO專利期限屆滿後，即自2004年4月9日後，Bayer公司即喪失了對CIPRO產品排他性的壟斷權利，如果Bayer公司在此時間點後仍然延續其一貫的壟斷行為，就可能會導致一種利用過期專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發生。因為，在專利過期的情形下，作為CIPRO產品的經營者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他們已不再享有受法律保護的壟斷地位。此後，Bayer公司的壟斷行為在主觀方面是牟取超額利益，在客觀方面存在著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行為，行為目的是為了維持或提高市場地位，獲取超額壟斷利益，行為後果是對市場競爭的實質性的損害或損害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違法性。在專利保護期屆滿之後，Bayer公司與Barr等廠商仍然按照「解決協議」的內容執行固定價格，排除競爭的行為，完全符合壟斷行為的構成要件。

進一步地說，在專利保護期屆滿之後，Bayer公司的壟斷行為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具體表現為壟斷高價類型。Bayer公司作為CIPRO產品的經營者，在該CIPRO相關產品市場中已具有較大影響力，為了進一步排除競爭，它與Barr等三家葯品生產廠商簽訂了「解決協議」，對資源配置和利益重新作出分配，使其在CIPRO相關產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上，幾乎占據了全部市場份額，沒有其他的競爭者能夠與之形成競爭。由於制葯行業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較大，CIPRO產品作為一種最常用抗生素類葯，市場集中度高，消費者對其依賴程度越大，Bayer公司的市場支配地位也就越高，而Bayer公司正是憑借該公司的市場支配優勢地位，以遠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幅度確定銷售價格來銷售其CIPRO產品，攫取超額壟斷利潤。

該壟斷高價行為不但實質性地損害了消費群體的利益，而且使自身失去或大大降低其通過平等競爭改善管理、推進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並且阻礙了社會福利的增長，損失了社會整體福利，同時，該行為還踐踏了平等交易規則，破壞了公平競爭的秩序，掠奪了社會資財，侵犯了其他經營者的利益。因此，在這種專利權過期的情形之下，如果Bayer公司依然擁有一個長期和穩定的壟斷地位，可能會導致社會經濟效益低下，因此，這一階段利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所實施的妨礙競爭的行為，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

三、結語點評

本案給出的美國Bayer公司判例至少表明：專利權所有人的市場支配地位及壟斷高價行為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具有合法性，在此期間，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維護市場有效競爭的前提條件下，給予其最大可能地保護，然而，這種保護並不是無期限、無限制的，相同行為在專利有效期外的延續則可能構成壟斷行為，屬於非法行為，此時應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

5.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

1、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是互補的。

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有著相同目的，即推動競爭和鼓勵創新回、提高經濟效率和增大社福祉。知答識產權和反壟斷法實現上述目的的方式不同：知識產權通過對創新和發明的激勵機制來提高企業效率和增進消費者福利；反壟斷法則通過反對限制競爭來推動競爭。

2、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有潛在的沖突

知識產權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其與一般財產權一樣，因為具有限制競爭的可能，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壟斷法的制約。

(5)知識產權壟斷協議擴展閱讀

壟斷協議的認定標准包括：

第一，有書面或者口頭形式的協議或者決定；

第二，有其他協同行為。這要看雙方或多方的市場行為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進行過一絲聯絡或者信息交流，能夠對一致行為作出合理解釋，同時要觀察相關市場的結構情況、競爭情況、市場變化情況等。

第三，要求不存在豁免情形。如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等。

6.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是什麼時候誕生的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簡稱TRIPs 。（一）《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產生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科技一體化和世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使貿易問題與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在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之前，已經有一些公約對知識產權進行國際保護，例如《巴黎公約》（工業產權）、《伯爾尼公約》（版權）、《羅馬公約》（鄰接權）和《關於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等等。雖然已經簽訂的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一系列國際協議對於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以往保護知識產權的協議，令多數知識產權產品出口商不滿意：1、現行的知識產權協議未能很好地對爭端解決問題做出切合實際的規定。一旦成員國之間發生知識產權糾紛，只能談判或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2、現行的知識產權協議締結時間較早，已不能適應當今國際貿易和技術發展的需要，必須對知識產權進行高水平的保護。例如：各國國內立法規定差異較大，有的國家甚至還未訂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知識產權協議的約束力有限，保護范圍有限。具體說，他們認為：（1）《巴黎公約》沒有規定專利的最低保護期限。（2）對於商業秘密的保護沒有專門的國際條約。（3）對計算機軟體和錄音製品應當加強國際保護。（4）已有公約對假冒商品的處理不夠有力。（5）他們還要求確定一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問題。 這些現象，使得各國日益關注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產生過程。1、問題。在1947年的關貿總協定中，也涉及了知識產權問題，但是沒有明確的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從理論上講，關貿總協定的最惠國待遇（第1條）、國民待遇（第3條）、透明度（第10條）及利益的喪失或損害（第23條），都可以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但關貿總協定中直接提及知識產權的條款和內容很有限：（1）只有原產地標記（第9條），要求締約方制止濫用原產地標記的行為；（2）為收支平衡目的使用配額，不得違反知識產權法律（第12條第3款、第18條第10款）；（3）一般例外（第20條第4款）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措施應當是非歧視的。2、矛盾。關貿總協定中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主要是假冒商品貿易。假冒商品貿易的議題在1982年11月首次列入關貿總協定的議程，部長們要求理事會決定，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對假冒商品貿易採取聯合行動是否合適；如果合適，應採取怎樣的行動。關於這個問題的談判在東京回合時就開始了，美國曾就此提出過一個守則草案，但未能達成協議。1985年，理事會設立的專家組得出結論：假冒商品貿易越來越嚴重，應當採取多邊行動。但對關貿總協定是否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適當場所，各方爭議很大，為此形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截然相反的兩個陣營：1、以美國、瑞士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主張，應將知識產權列入多邊談判的議題。美國代表甚至提出，如果不將知識產權作為新議題，美國將拒絕參加第八輪談判。另外，發達國家還主張，應制訂保護所有知識產權的標准，並且必須通過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2、以印度、巴西、埃及、阿根廷和南斯拉夫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認為，保護知識產權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任務；應當把制止假冒商品貿易與廣泛的知識產權保護區別開來。發展中國家擔心，保護知識產權會構成對合法貿易的障礙；強化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跨國公司的壟斷、提高葯品和食品的價格，從而對公眾的福利產生不利的影響。 直到1986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正式開始前，各國還沒有就是否將知識產權納入談判議題達成一致意見。從政治和技術的角度看，知識產權問題是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最困難的議題之一。3、結果。最後，1986年9月發起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部長宣言（埃斯特角宣言）決定，關貿總協定締約方應談判達成一項多邊協議，確定知識產權保護的原則和規則，以促進知識產權的發展，並且使知識產權執法程序不至於成為不公平的貿易障礙。於是，確定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冒牌貨貿易問題)的三項授權：第一，為減少對國際貿易的扭曲和障礙，考慮到充分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的必要，為保證實施知識產權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對合法貿易構成障礙，談判應旨在澄清關貿總協定的規則，並視具體情況制定新的規則和紀律。第二，談判應旨在擬定處理國際冒牌貨貿易的多邊規則、原則、紀律的框架，同時應考慮總協定已承擔的工作。第三，談判不排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其它機構處理這些問題時可能採取的其它輔助行為。上述三項授權之後，談判各方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終於在1993年12月烏拉圭回合閉幕時達成包括本協議在內的多個協議，1995年7月1日生效。（三）談判各方爭議的主要內容。1、保護的標准。 最困難的一個問題是規則應如何制定，即如果通過一個協議，確定保護知識產權的實質性標准，關貿總協定締約方是否能夠接受。一些發展中國家擔心，制定知識產權的新標准，將意味著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利益凌駕於低收入國家的社會和發展需要之上。 2、停止單邊制裁。 多年來，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所謂的侵犯知識產權嚴重的東南亞、拉丁美洲和一些發達國家，常常威脅使用貿易報復。受到貿易報復威脅的國家認為，如果要他們在知識產權協議上簽字，採取單邊制裁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放棄使用單邊貿易制裁以解決知識產權問題。他們希望確保知識產權協議所提供的多邊解決爭議的辦法能夠替代單邊的辦法，而不僅僅是單邊辦法的補充。 1990年，關貿總協定專家組作出一項裁決，認定美國有關專利侵權的規定是歧視性的，但美國拒絕修改這項法律。此案發生後，有關停止單邊制裁的爭論變得更加復雜。美國聲稱，只有在烏拉圭回合對知識產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護後，美國才會根據關貿總協定的原則修改其法律。 3、對限制性商業做法的限制。 知識產權協議的談判不是關於更加自由的貿易，而是關於更多的保護。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向發明者或作者提供了一種臨時的獨占權，他人未經付費不得使用其發明或不得復制其作品。發展中國家要求大公司不得濫用其獨占權，以致於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4、過渡期。 改變國內立法需要時間。知識產權協議要求一些國家對知識產權的法律和做法進行重大修改，因為在這些國家，盜版和假冒已成為一種"新興"的產業。因此，這些國家需要更多的時間來作出這些修改。最終結果是，為執行該協議，發達國家有一年的過渡期（transitionperiod），用來修正國內立法及實務，以達到協定之要求。對於發展中國家和由「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有5年過渡期。對於低度發展國家，給予10年的期限，來調整相關的措施。如果是發展中國家，又尚未建立專利制度的，最長給予10年的時間。關於葯劑、農化產品的專利，在過渡期開始時，就應該接受此種申請，雖然在過渡期滿之前，不能獲得專利，但是，應該自提出申請之日起就獲得保留。5、知識產權協議是否應成為關貿總協定的協議 。一些發展中國家擔心，關貿總協定不是確立知識產權標準的地方，這一工作應交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解決，因為這個組織管理了20個左右的知識產權公約。發達國家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公約。他們認為，即使這樣一個公約參加者有限，也比大家都參加的低水平的公約好。 1991年，關貿總協定總幹事提出了烏拉圭回合最後文本草案的框架，其中《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基本獲得通過。由於這一協議毫無疑問地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因此，協議的標題最後沒有出現這一概念。

7.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怎樣「相處」

自反壟斷法頒布實施以來，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就一直是理論和實踐中的難點問題。事實上，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壟斷權，極有可能出現濫用情況，很多外資企業和國內高科技企業對知識產權市場競爭環境的關注和擔憂並存。控制知識產權的濫用有很多法律機制，第一是知識產權法本身，第二就是反壟斷法 我們知道，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無論是公權還是私權，權力只要被濫用，都將損害市場競爭秩序。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如果被濫用，當然也將損害市場競爭秩序。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或者刻意淡化知識產權行使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濫用行為及其對市場競爭產生的損害。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對知識產權充滿恐懼和排斥。 許多專家認為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目標是一致的。我不能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至少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直接立法目標不完全相同。例如，反壟斷法的立法目標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專利法的立法目標則是為了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此舉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承認兩者直接目標的差異性與肯定兩者終結目標的一致性並不相悖。兩者終結目標的一致性主要體現在鼓勵創新和競爭，增加消費者福利。具體地講，知識產權法，例如專利法，主要是通過授予並保護具有壟斷性質的知識產權，來達到鼓勵創新和提升競爭層次這一目標。如果知識產權沒有任何壟斷性質，那麼知識產權制度或者無從建立，或者鮮有價值。因此，賦予知識產權以法定壟斷屬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鼓勵創新的競爭力。反壟斷法則是通過事先預防和事後制裁的方式，遏制限制、排除競爭的行為。這樣，反壟斷法就可以為創新營造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起到鼓勵創新的作用。換言之，反壟斷法不是為了保護落後和低層次的競爭，而是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創新活動之中。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都以鼓勵創新和競爭為目標，但是這兩類法律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機制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導致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沖突。正是這一沖突又使我們的執法、司法和理論研究有了十分明確的方向：最大程度地協調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從而實現鼓勵創新和競爭的目標。我個人認為在處理這兩類法律之間的關系時，需要遵守一個最低標准：知識產權法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不能損害競爭；反壟斷法在保護競爭的同時不能損害了創新。 目前，學界已經達成了這樣一些共識：取得知識產權並不等於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即使取得或者佔有了市場支配地位，也不能當然地被認（推）定為構成濫用。因此，在處理有關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時，我們關注的重點不是知識產權的授予以及佔有，而是知識產權的行使是否合法，亦即是否構成知識產權的濫用。對此，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已有相應規定，即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然而，這個條文只是規定了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的原則，並未界定濫用知識產權這一核心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這將不僅影響到條文本身的操作性，而且還會使我們產生另外的擔憂反壟斷法第55條被濫用。 為了消除這種擔憂，從而使得第55條既不是一隻沒有牙齒的老虎，也不是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我們需要更為深入地研究，解決如下問題：第一，知識產權的行使問題。無論積極行使還是消極行使，都有可能導致阻礙創新和損害競爭的濫用行為的出現，那麼這些濫用行為都有哪些表現樣態呢？第二，知識產權的行使被認定為濫用行為必須具備哪些構成要素？第三，對於不同樣態知識產權的濫用行為，我們應當持有什麼樣的法律態度？第四，在反壟斷法領域，如何構建更為富有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則呢？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產業組織經濟學和競爭法術語中解釋相關市場定義時，第一句話就是任何類型的競爭法分析的起點是相關市場的界定（‘rel-evant’market）。這一觀點同樣適用於分析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法適用。因為如果不對那些與特定的知識產權相關的市場進行界定，就無法判定技術合作協議是否構成壟斷協議，就無法判斷特定技術的市場份額、經營者的市場地位、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也就是說無法確定反壟斷執法的前提。 一般情況下，我們主要從產品、地域、時間等方面來界定競爭的范圍，也就是相關市場的范圍。對於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我們多採用價格需求彈性的規則進行測試。這一規則同樣也適用於知識產權市場，即知識產權之間的替代性，包括功能的替代性、價格的替代性、技術供給的替代性、技術需求的替代性。但是，在使用替代性規則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必須考慮到知識產權的特殊性。 技術之間的競爭有時直接地表現為技術本身的競爭，例如電腦終端用戶使用的殺毒軟體的競爭，直接地發生在不同的殺毒軟體技術之間，而不是殺毒技術的載體，如光碟或者磁碟之間。我們同時需要注意到，技術之間的競爭有時並不直接地表現為技術的競爭，而表現為依不同技術生產的產品之間的競爭。例如，實質上的葯品專利之間的競爭，在表象上更多地表現為葯品之間的競爭。界定相關葯品的相關市場，需要將葯品所涉知識產權作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判斷技術之間在功能方面的替代性，不能限於考察技術的功能，還應當考慮技術的效率、成本等因素，甚至還要關注環保、能源、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強制性要求。例如，即使有些技術在功能方面可以實現相互替代，但是，有的技術因高能耗、高污染被國家限制使用甚至明令廢止，因而不再具有替代性。同樣，技術之間在價格方面的替代性，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例如，一些技術特別是新研發的技術本身市場化的程度很低，技術的貨幣評估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樣就會影響到技術在價格方面的替代性。 在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地域這一因素發揮的作用也不同於其他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例如，由於技術本身屬於智力成果的這一特點，技術在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易並不會因地域的因素而增加交易的成本，因此，界定技術競爭的市場范圍幾乎無須考慮地域的因素。再如，技術的進步與時間的流逝之間是一種正比例關系，因此，技術之間的競爭不僅涉及到新技術之間的競爭，而且涉及到了新舊技術之間的競爭。新舊技術或許在功能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是，在價格及效益等方面的替代性比較差。可見，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間因素發揮作用也是有其特點的。 綜上所述，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的界定非常復雜。如果進入到具體的技術領域，界定的難度將更大。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在我國尚處於積累經驗的過程之中。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地降低推進技術進步的法治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講，持謹慎執法的態度無疑是必要的。不過，這可能導致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經驗不足，所以需要謹慎；另一方面，因為謹慎，就不能獲得更多的經驗。為了能夠從這樣的悖論中走出來，我們需要做好執法的准備工作。其中，構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界定的規則，就應當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8. 知識產權許可反壟斷法規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趨勢

不同模式：

美國：合理原則；
19世紀下半葉，美國開始形成各種壟斷組織，尤以托拉斯為主要形式，因此旨在反對壟斷活動和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的立法被稱為「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基礎是1890年的《謝爾曼法》，它禁止兩類限制競爭的行為，即以契約、聯合或共謀的方式限制貿易的行為（第一條）和從事壟斷或企圖壟斷的行為（第二條）。對於第一條，美國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標准石油案判決中明確了原則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行為才屬於該條的禁止范圍，即「合理原則」。
歐共體：豁免制度；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條例規定，達到一定份額後即可豁免。如一個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如果涉及的市場份額不超過相關市場的百分之三十，協議就可以得到豁免。
日本：傳統與借鑒；日本在這方面既結合傳統，又積極借鑒國外先進做法與經驗，比如不正當競爭行為中的「共同行為「認定」等。
共同趨勢：
關於知識產權許可法律規制，各國的立法以及規制模式不盡相同，但可以看出各國都在相互借鑒各自的優點。在對知識產權協議的反壟斷政策上，各國的趨勢也是一致的。各國在對於知識產權與反壟斷的關繫上都已經認識到兩者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知識產權制度從根本上也是激勵創新、促進競爭的，所以知識產權的行使並不因此而受到反壟斷法的特別關注，相反，西方各國反壟斷政策對此是趨於寬松。

9. 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不被認定壟斷協議

我國法律對與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競爭行為沒有詳細的規定，《反壟斷法》以有限豁免為原則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進行原則規定，《反壟斷法》出台之前由不同部門法簡單規定。實踐中，知識產權濫用行為本身具有多樣化，認定復雜，《反壟斷法》對各種構成限制競爭行為的濫用行為做出詳細規定也存在一定困難。

10. 反壟斷和保護知識產權是不是矛盾呀求高人詳細解釋，謝了。

納入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保護的是一種智力產權，只要公開，他人就非常容易的模仿、山寨出來，如果沒有這種排他性的獨占權，沒有法律上的保護，經濟社會文化就難以進步。權利人在有效期內形成了對這種作品或產品、技術、勞務的壟斷，沒有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也沒有降低經濟運行效率，相反恰恰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是一種法律允許的行為。而壟斷法調整的壟斷行為：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這些行為破壞了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降低了經濟運行效率，同時也損害了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保護的是權利人對自己智力成果的專有獨占（壟斷）權利，不同於壟斷法調整的壟斷行為，二者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