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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出版版權侵權的認定難度大

發布時間:2021-06-21 01:32:31

1. 怎樣看待數字出版時代古籍出版的侵權行為

就我所知傳媒經濟學碩士專業人大和中國傳媒大學都有開設,人大該研究生專業設在新聞學院下面,傳媒大學的設在電視新聞學院,考研的時候不用考數學的貌似。具體情況你可以去考研論壇上看看,很多學校都有這個專業吧。希望回答對你能有所幫助。

2. 2019網路著作權侵權如何打擊盜版

網路文學的保護近期收到知識產權行業的高度關注,網路侵權嚴重,那2019網路著作權侵權如何打擊盜版?接下來由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知識,歡迎大家閱讀!2019網路著作權侵權如何打擊盜版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各類版權作品開始轉向更為廣闊的網路平台,得到更為快速、廣泛的傳播,並催生了新興的數字創意產業蓬勃發展。但是,相關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日益突出。日漸猖獗的網路侵權盜版不僅損害了作者的權益及網路平台的直接利益,也給整個數字文化創意產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害。《中國網路文學版權保護白皮書》顯示,2014年全年,盜版網路文學如果全部按照正版計價,PC端付費閱讀收入損失將達到43.2億元,移動端付費閱讀收入損失達34.5億元,合計77.7億元。此外,文化創意產業還損失21.8億元的衍生產品產值。IP在知識產權領域使用方法或者本身含義不太一樣,它更像是一個負載有知識產權的成果。一個大IP,這個IP怎麼去開發時,說的是作品成果本身。為什麼著作權侵權賠償不足,是因為在侵權責任承擔過程中需要證明因果關系,要證明盜版導致的損失,這恰恰在網路當中最難證明。據了解,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盜版侵權模式變得更加復雜及隱蔽。目前網路文學領域主要的侵權模式包括:網路站點侵權模式、文檔分享平台侵權模式、雲儲存侵權模式、應用軟體(APP)侵權模式等幾大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與其他32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呼籲加強網路版權保護,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該提案就打擊網路侵權盜版行為,規范網路版權秩序的具體建議。關於維權這個事,作者本身這方面能做的很有限,即使很想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很難,主要是找不到維權的對象、缺乏維權的渠道、維權跟付出不成對比。這一系列的問題使得在網路文學領域,低廉的侵權成本與高昂的維權成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完整的盜版產業經濟鏈條也給予盜版行為以巨大的經濟扶持。當前,網路著作權領域侵權認定的原則之一便是伺服器原則。根據今天互聯網傳播的事實情況需要做一個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使平台方把作家的作品更好地集合在一起做商業化,將其權利切實地保護起來。網路侵權盜版危害,最關鍵的是破壞了網路的版權秩序,破壞了幾十年正在逐漸建立起來的版權生態,損害了公共利益,很多情況下網路侵權盜版案件都可以去適用行政處罰。如何打擊網路盜版:總結過去的經驗,應對互聯網侵權盜版,可以將防禦性策略和進攻性策略相結合。對於出版社來講,在防禦性策略上,首先要控制數字授權,尤其是對小、微、新公司的授權;其次要嚴格控制載有圖書內容的電子文檔流通和使用范圍,電子文件必須可以追根溯源,責任落實到人,不可外泄;再次,給數據加密,加大破解難度也很重要;最後,如果可能的話,電子書尤其是文學類電子書,能連載的就連載,避免一次性發布或提供下載。而進攻性策略,則主要針對侵權行為人,建議出版社要善於藉助第三方機構、消費者等社會力量,反擊分散性的、小型的侵權人。例如京版十五社反盜版聯盟里的出版社,都可以提供對於盜版書的鑒定,支持消費者投訴。借鑒阿里知識產權投訴的程序,建議出版社發現淘寶、天貓有銷售盜版圖書的情況時,應及時投訴,這樣有助於快速遏制盜版圖書的銷售。為了提高通過率,投訴時要注意言簡意賅,一次不要提交太多。

3. 數字出版的版權比較混亂的原因是什麼


1、由於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還不完善,有法律漏洞可循。
2、由於對版權問題的輕視在法律方面。
3、我國法律對於新聞內容的嚴格控制
4、我國新聞行業的競爭的不激烈

4. 網路著作權侵權的基本類型有哪些

我們根據傳統版權侵權的概念再結合網路自身的屬性,不妨對網路上版權侵權的概念做如下的界定,即網路上的版權侵權是指未經版權人許可,又無法律根據擅自上載下載在網路之間轉載或在網路上以其他不正當的方式行使專由版權人享有的權利的行為。接下來就和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網路著作權侵權的基本類型有哪些吧。網路著作權侵權的基本類型1.未經作品權利人許可,擅自發表其作品網路環境下侵犯著作權人的發表權主要有以下表現形式:(1)未經作者許可,將其創作的作品公開化;(2)違背作者的意願,提前或推遲公開作品;(3)不遵從作者的意願,以其他形式公開作品。2.未經許可擅自以復制、展覽、發行、放映等方式將作品用於網路傳播以復制、展覽、發行、放映等方式使用作品,須徵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在著作權人授意許可的范圍內進行合理使用,並支付報酬。網路服務企業在使用著作權人的作品前,雙方須就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圍達成協議,網路服務商若超過協議內容使用著作權人的作品,即構成侵權。3.將他人作品用於網路傳播,未按約定支付報酬網路環境下侵犯著作權人的財產權主要有以下情形:(1)經法定許可使用他人已發表的作品用於網路傳播,但未按規定支付報酬;(2)雙方簽訂合同,依合同許可獲得作品使用權,但未按合同約定支付報酬;(3)強制許可的使用人未依法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歪曲、篡改表現為不經作者同意,對作品進行增刪、變更,改編作品的外在表現,損害著作權人的聲譽。網路環境下,相對於傳統媒體,其他人對作品進行歪曲、篡改更加容易,著作權人保護作品完整的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另外,網路環境下的虛擬身份,也加大了確定侵權人身份的難度。5.剽竊他人作品剽竊他人作品侵犯了著作權人的發表權、署名權和復制權。剽竊他人作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完全或大部分照抄著作權人的作品,這種剽竊行為比較容易認定;另一種也是網路環境下更常見的方式,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作權人作品的內容或形式進行抄襲。網路信息發展的當下,使用者如何分辨在網路上獲取的信息是否涉及版權問題,是不可忽略的一項重要內容。

5. 目前,數字出版的版權比較混亂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為1、由於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還不完善,有法律漏洞可循。 2由於對版權問題的輕視在法律方面。 3我國法律對於新聞內容的嚴格控制 4我國新聞行業的競爭的不激烈

6. 當經典走進數字閱讀時代,如何維護版權

日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受理了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起訴 《中國學術期刊 (光碟版)》 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和同方知網 (北京) 技術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一案。由於此次涉案的作品為汪曾祺的短篇小說 《受戒》,引發業界內外關注。
業內人士表示,越來越多的經典正在走進數字閱讀,但是相關的侵權案件卻時有發生。數字網路條件下,版權作品的表現形式、傳播渠道越來越多樣化,作品相關權利的授權情況越來越復雜。著作權作為一種基礎性資源,支撐著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文化娛樂、網路信息等產業,如何有效維護,正在成為業界關注的熱點。
侵權案高發易發,數字版權盜版容易維權難
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7.31億,網路版權產業整體產值突破5600億元,同比增長超三成。不過,網路也日益成為侵權盜版的高發易發領域,業界人士認為,網路盜版讓以創新為核心的版權產業面臨嚴峻挑戰。
此次引發關注的 《受戒》 一案中,文著協訴稱,汪曾祺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為涉案作品 《受戒》 的作者,依法享有完整著作權。汪曾祺去世後,其著作權利由三名子女共同繼承,後經授權,文著協對涉案作品進行集體管理。今年6月,文著協發現,被告通過電子化復制,將 《北京文學》《文學界》 《芳草》 等九種期刊、雜志上刊載的涉案作品,在被告經營的網站和客戶端上向公眾提供。其中PC端網頁通過付費下載800餘次;安卓客戶端通過付費下載近400次;iOS客戶端通過付費下載近400次。
文著協認為,涉案作品及作者汪曾祺,在中國乃至全世界華人中享有極高的知名度,兩被告未經許可,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提供涉案作品的行為,已經侵犯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網路傳播權。為此,文著協請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連帶賠償經濟損失五萬元及相關費用支出。
數字閱讀如今已是大勢所趨,但數字出版物只需簡單的復制粘貼便可輕易盜版,因此,此類案件舉證難,往往需要面對海量的侵權方。比如,某作家在博客發表一篇文章後,後發現該文被網站大量抄襲,關鍵詞搜索網頁最多時達到160萬個,隨後便向數百家疑似侵權方表達了版權訴求。最終,在法庭調解後作者獲賠5000元。
加強監管的同時,作者和企業都需要加強版權意識
如何在行業快速發展的情況下,能夠應對不斷涌現的新型侵權盜版行為,成為當下出版界的焦點。
比如,著作權法規定,版權保護的有效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以及去世後50年,此後作品可以被任意使用。那麼涉及古籍版權應該如何處理? 此前,中華書局為 《二十四史》《清史稿》《國學備要》 等古籍版權,在全國范圍內發起13起訴訟,引起了業界對古籍數字版權問題的極大關注。其中被告之一是某知名電子書公司,其擅自在多款產品中預裝了中華書局享有著作權的點校史籍,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權、復制權等多項權利,最終,法院判定這些電子書侵害了著作權。
有業內人士指出,有時,作者的一女二嫁,也可能構成版權侵害。2010年,某知名作家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簽訂了作品的專有出版權,隨後他又與某網站簽訂了該作品的數字版權。一年後,作品的數字版上線銷售。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作家和網站告上法庭。法庭上,兩家各執一詞,也都出示了簽約合同,宣示擁有該書的數字版權。該案件涉及到數字版權的歸屬糾紛,暴露出了數字出版界行業內的一大問題———這位作家表示,自己「不懂」網路,所以才一女二嫁。有評論認為,許多作者對版權概念的「不懂」,於是既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別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也不懂得維護。
業內人士透露,面對互聯網侵權現象高發、涉案作品海量等特點,有關部門應該加強監管力度,確保監管准確有力、科學有效。一方面,通過第三方網路版權監測平台,從源頭有力地監控並預防重大侵權盜版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積極探索建立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網路版權管理模式,比如建立多樣的版權合作平台,並建立企業自律公約。此外,應加快建設包括版權在內的知識產權信用體系,提高侵權假冒的違法成本,對重復侵權和故意侵權行為規定懲罰性賠償措施,建議加大司法懲處力度。

7. 中國數字出版業在發展途中所遭遇的困境有哪些

目前,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正處於初期的高速發展階段,轉型過程中應該注意:

1. 優質內容乏善可陳,創新不足。數字世界,信息完全開放對等,消費者只會對引起自己興趣的優質產品產生購買慾望。創新將是數字出版未來一段發展時間的主要核心關鍵詞。
2. 法律保護問題。法律環境和版權保護亟須加強;侵權盜版現象嚴重;執法和監管方式亟待加強;手機成本監管亟待加強。
3. 技術標准難以統一;缺乏統一平台下的技術與資源交流。
4. 企業層面的問題。發展方向不明;領導不重視、認識不足,企業缺乏信心;
5. 缺乏復合型數字出版人才;產品缺乏競爭力;產業鏈斷裂;產業鏈利益分配不均衡。
6. 還應該注意政府對行業的支持和要求,監管機制不全。
7. 缺乏全數字化流程的操作,沒有一個統一健全的機制。
8. 傳統出版社對自己產業鏈的有效整合,形成一個全新的數字出版產業。
9. 數字出版產業要首先考慮方向。傳統出版對風險比較敏感,但數字出版的決策層要學會如何快速想明白:方向對不對、選點准不準,而不是因為算不清楚投資回報率就先袖手旁觀了。

與傳統出版業產業鏈相比,數字出版產業鏈的最大特徵是設備製造商和技術提供商的地位凸顯。它的另一特點是簡化了出版流程,縮短了流通環節,使讀者可以通過互聯網從出版社網站、光碟、智能手機、掌上電腦、電子移動終端等許多地方方便、快捷、直接地獲取到數字內容資源。
出版從傳統的物流轉變為信息流,從單向傳遞轉變為雙向互動,從以產品為主轉變為以產品和服務為主。服務為主,必將是出版社未來必不可忽視的一個發展因素。

8. 誰來講一下版權法的問題

摘 要:認定版權侵權行為的極大困難是如何確定作品的原創性。通過版權法與專利法、商標法立法目的及相關制度設計的對比,可以明確原創性的內涵;在實務操作中通過對比進行比較更易於把握作品的原創性。對於版權侵權行為,侵權人應當承擔的罪過形式,適用我國民法關於過錯責任的規定有兩大弊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已成為無法避免的國際趨勢。我國版權轉讓無須登記是著作法上一個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權轉讓登記的合理價值。

關鍵詞:版權;侵權行為;相關問題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簡介:李進一(1964—),男,四川省渠縣人,暨南大學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識產權領域,對侵權行為的認定在版權法中最為復雜。其原因在於:作品原創性(獨創性)認定的困難、作品版權的取得不依賴於任何審批手續、舉證不易等幾個方面。下面筆者就版權行為中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教於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國法院和中國法院便分別在阿爾泰案和李淑賢與王慶祥就《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一書訴賈英華案中開創了對涉嫌版權侵權行為的「三段論侵權認定法」。[1](P482)「三段論」法,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作品思想表達的原創性的註解和詮釋。其第一步為抽象法,指將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這是版權法原理的基本要求。盡管各國版權法對作品的創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沒有哪一個國家會把思想納入版權法的保護領域。《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和《WTO版權條約》第2條明確規定:「版權保護延及表達,而不延及思想、過程、操作方法或數字概念本身。」我國版權局於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第5條也增設了版權法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概念、發現、原理、方法、體現和過程的條款。這種立法體制為司法機構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中提供了一條版權法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的標准,從宏觀的角度給版權法實務指明了方向。應當說,從理論講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是明確的。然而,近年來隨著版權法將計算機軟體納入保護范圍以後,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在實務中出現了越來越模糊的趨勢。1986年,美國的威蘭訴傑斯羅一案便將版權法的保護范圍指向了思想。[2](P53)不過盡管存在著實務中這樣的困難,「三段論」的第一步抽象法的運作還是有效的,它試圖在思想和思想的表達之間劃一條線,以將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權法保護范圍的混淆。「三段論」的第二步是過濾法,指將雖屬思想的表達但又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過濾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公有領域的東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種表達的作品,超過版權保護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種作品,只有一種惟一的表達形式,則版權法不予保護,因為這與版權法促進一國文化繁榮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便終審判決了一起版權糾紛,判決中認定一幅加利福尼亞居民區的天然氣地下管道圖不受版權保護。判決的主要理由是:該圖毫無差錯地反映了該區地下管道的真實情況。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獨立地繪制該區管道圖(如果不出差錯的話),也只能與這幅已有的圖一模一樣。[3](P28)可見,雖屬作品的表達,但屬惟一的一種表達,其他任何人若要說明相關問題而只能採用該惟一的表達時,則該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超過保護期的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表明國家把繁榮本國文化與對著作權的權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權人與社會需求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而保護期的長短無非說明了誰在這場交易中處於優勢誰處於劣勢而已。對著作權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護期規定得足夠長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會需求者則希望把這種保護期規定得足夠短以期能無償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護期屆滿便是社會需求者無償使用作品的開始,也是作品進入公有領域不再受到版權法保護的開始。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著作權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論」的過濾法這一過程表明,版權法把版權看作一種私權,版權法上保護私有領域的東西,而不將公有領域的東西納入其中。對於計算機軟體來說,許多程序涉及的「內部功能」和「外部事實」多屬於公有領域,這一部分是不受版權法保護的。縱觀「三段論侵權認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筆者認為這兩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過程,思想也罷,外部事實也罷,都是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這兩個步驟的工作其實都是把屬於版權法規定的公有領域的東西劃在版權保護的界限之外。「三段論」的第三步是「對比法」,指經過「抽象」與「過濾」之後,對比原告作品與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著實質相同的部分,這涉及到對作品表達原創性的認定。

2 作品原創性的英文涵義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應當注意的是,原創性僅適用於對作者權的保護,而不適用於鄰接權。例如播放是對已有作品的重復,版權法盡管對其保護,但更多的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考慮的。英國律師PeterGrover認為要求原創性便破壞了播放組織權的整個基礎。Novelty譯為新穎性,是專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項發明若要取得專利權,享受專利法的保護,新穎性是其必要條件。原創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獨立創作的,不是抄襲的,而新穎性要求一項發明與現有技術相比是新穎的,可見新穎性比原創性的要求為高。原創性與新穎性不同的原因在於版權法與專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設計的不同。版權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推動文學藝術的發展,它要求受保護的作品與已有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著差異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個更先進、更優秀。版權法關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達的。而專利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推動技術的發展,它要求某一項發明必須在原有技術上更進一步,對處於原有技術水平的發明不授予專利權。同時,專利法為了節約技術開發成本,以利於把有限的精力用於更新技術的開發,它賦予專利法以壟斷權,即使是同樣先進的獨立開發的兩個發明也只授予一個專利權①。既然專利權是一種壟斷權,專利法便開創了一套與此相適應的審查和登記公告制度,規定一項發明者獲此權利,必須履行相應的程序。這種制度為專利法要求的技術新穎性打開了方便之門,如何認定新穎性,其參考系便是專利公報上登記的「已有技術」,這個「已有技術」是確定的。而版權法採用自動保護制度,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受版權法保護,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創性包含有新穎性的內容,那麼作為參考系的已有作品則浩如煙海,這在實務上是行不通的。同樣商標法要求的識別性(Remarkab1e)也不同於作品的原創性,其理由與版權法和專利法的區別相似。然而,這並不說明二者之間沒有交叉與重疊,《草案》第11條暗設了這種交叉地帶的存在。Uniqueness可譯為惟一性,或獨一無二,這離作品的原創性就更遠了,因為作品的創造絕大多數都是在公有領域材料的基礎上吸收他人優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權法之保護,這樣反而會阻礙文學藝術的發展和交流。惟一性不僅不是版權法對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種表達反而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這種作品在美國多半列為與「藝術作品」相對的「事實作品」,在德國多被列為與「社會科學」相對的「自然科學」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國都在相應的版權法中規定了對作品原創性的要求,但都沒有解釋何為原創性。英國的Denning認為,「原創性」一詞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獨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創作過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創作技巧、知識、創造性勞動和判斷。作品權是一個人勞動、技巧、投資的產品,這些不能為他人盜用。作品的原創性並非指其構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實。作品的構成元素、事實等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們進行創作。然而,區別一個作品與另一個作品的差異在於基於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組合,在這種組合中體現了作者的技巧、知識、投資和判斷。但是筆者認為,單純地依靠作者的知識、技巧、投資、判斷來認定作品的原創性,實際操作意義不大。而且現實生活中的作品繁多,為認定而認定作品的原創性所花費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於版權法推行的是自動取得保護原則,實行不審查主義,在訴訟過程中通過比較來認定或許更有價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處於公有領域就推定其有原創性,然後通過對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與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確定被訴作品是否有原創性。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盡管不處於公有領域,但系抄襲別人的作品,被告的舉證並不能減輕自己的責任,只能發生訴訟法上的主體變更,而被告的實體責任並不能免除,當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權利人參加訴訟。

在侵權訴訟中,確認被訴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權,直接證據較難獲得,一般採用間接方法即「實質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觸」的方法,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創作性」可以解釋為「不是模仿的結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為,只有行為人本人知道,權利人若要證明侵害者的模仿行為,除了行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實上是困難的。所以通常不去證明模仿行為本身,而是以對他人作品的接觸加以結果的類似性來證明。如果權利人與被告的作品相同或類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創作過程,成功地證明了未進行模仿而是獨立創作的,侵權也不成立。不過,這里的舉證責任發生了倒置,即由被訴作品的作者證明自己沒有接觸過原告作品,否則就可以推定存在著接觸。[4](P144)然而「實質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個較難把握的問題。有人認為,就作品而言,其質量而非數量是關鍵性的。如果一首詩中的幾個關鍵措詞被運用,即使這首詩有一百個音節,也構成了實質部分。如果你因為一個關鍵的音節的質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釋這屬於實質性部分。也有人認為,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並把那種試圖解釋實質性部分內涵的作法視為一種通過概念解釋把事實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的誤導。[2](P54)所謂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觀點,提高了版權法對作品創作性要求的高度,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被抄襲的多為創作水平較高的作品,這與德國版權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數國家的版權法並沒有對作品作這一要求。日本學者中山信弘指出,由於作品是人的個性表露,其價值不存在絕對標准。設定價值標准,等於劃分人格優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討論的是價值,而用來證明或批評價值的根據仍然是價值,於是評價作品的高低便帶來了技術性的困難。假如把某種價值看作是超載了其他價值之上的標准,那麼這種思想在學術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堅持學術的公正,使任何一種價值都可以其他價值來批判,則不存在任何標准,這應構成了一個悖論。可見,劃分作品的創作高度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筆者感到,通過比較,進行區別,或許對實質性的認識更為清晰。例如:兩首主旋律不同的音樂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構成了實質性部分。

3 作為一種民事的侵權行為,侵犯版權行為要求侵權者主觀上具備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我國版權法的規定與有關的國際公約及多數外國版權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權法上存在著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劃分。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6條至22條所列舉的行為皆屬直接侵權行為,而第22條至26條所列舉的行為是間接侵權行為。之所以作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對侵權人的主觀狀態要求不一,對他們規定了不同的責任原則。對於直接侵權行為,英國版權法暗含了應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者的犯意不是認定侵權性質的實質條件,盡管無辜可能會減少賠償,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97條1款的內容便規定了犯意並不影響侵權行為的認定問題。而對於間接侵權行為,法律要求侵權者主觀上有過錯。亦即在英國版權法上,把侵害版權法的行為分成了直接侵權行為和間接侵權行為,對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對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德國版權法第97條規定:「受侵害人可訴請對於有再次復發危險的侵權行為,現在就採用下達禁令的救濟:如果侵權系由於故意或過失,則還同時訴請獲得損害賠償。」日本1989年版權法第117條1款規定了直接侵權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而第2款規定了間接侵權應承擔過錯責任,Trips第45條1款規定:「對已知或有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的侵權人,司法當局應有權責令其向權利人支付足以彌補因侵犯知識產權而給權利持有人造成之損失的損害賠償。」第2款規定:「司法當局還應有權責令侵權人向權利持有人支付開支,其中可包括適當的律師費。在適當場合即使侵權人不知,或無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成員仍可以授權司法當局責令返還所得利潤或令其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Trips第45條對侵權人主觀上的狀態作了區分,並規定了有過錯的侵權人應給予受害人以賠償費的范圍,對於無過錯的侵權方在適當的場合也應返還所得利潤或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這就是說過錯,也構成了侵權,只是一般不支付賠償費。可見,在國際上,至少是對直接侵權行為讓侵權者承擔無過錯責任是通例。在我國版權法上,沒有區別直接侵權行為與間接侵權行為,而且也沒有明確侵害版權行為的責任原則。由於版權是一種民事權利,按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之規定,侵害版權的行為屬於過錯責任。這樣的規定存在的弊端在於:其一,證明侵權者主觀上有無過錯,權利人力不從心,因為侵權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一般只有侵權人自己知悉,這對於打擊日益猖獗的盜版行為極為不利。其二,對於侵權行為不作劃分,一律規定適用過錯責任,未免武斷,因為間接侵權行為的危害和直接侵權相比畢竟要小。我國最近的版權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第51條作了這樣的規定,即侵權復製品的製作者、發行者、出租者應承擔推定過錯責任,並在第50條2款增設了法定賠償金的規定,法定賠償金適用考慮到了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盡管版權法的修改草案向國際規則邁進了一步,然而該方案並非盡善盡美,並且網路環境下的版權侵權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基於此,有人提出對於一般情況下的直接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對於網路上的個別特殊情況讓侵權人承擔推定過錯責任的折衷方案。[6]

事實上,目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再堅持過錯責任原則或推定過錯責任原則(實際上也是一種過錯責任原則),都無多大實際意義。因為,版權法及國際版權公約發展的趨勢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尊重,是對著作權人利益保護的加強①,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也表明了這一點。而對侵權人適用無過錯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另一方面,特別是1999年以來,我國加快了恢復WTO成員國的步伐,如果我們國內的版權法達不到Trips的要求,這將會阻礙我國WTO成員國地位的恢復。從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著法律多元的現象,然而在知識產權領域各國的統一化進程卻在加快,其原因在於世界貿易大國把知識產權與經濟貿易進行了勾連,而世界上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已在所難免。這便造成了知識權法雖屬一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走著與其他法相反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看,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把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向國際規則邁進是出於無可奈何的考慮。

4 前已敘及,在版權法上採用自動取得原則,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享受版權法之保護。然而,版權被視為一種絕對權,其義務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數,對社會影響較大,而且版權法又沒有商標法和專利法上的那種公示制度,這就增大了版權侵權的系數。特別是對於後繼作品,作品的轉讓在我國並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這就有可能使原權利人受利益之驅動再許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後繼版權人的權利。因此,我們認為,對版權的發生與變動應借用物權變動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權不同於動產,因為它的無形,所以它的佔有或交付在現實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應借鑒不動產登記制,對版權的取得採用選擇登記制,對版權的轉讓採用登記制。版權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種權利,在他的作品創作完成以後,如果他怠於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到登記機關登記,在發生訴訟時,他的舉證就要比已經進行了登記困難得多。然而,多數國家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體現了對權利人權利的尊重,因為權利人可以放棄其權利。我國自1995初年開始,對軟體之外的其他作品採用了選擇登記制。而對於版權轉讓,我國著作權法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我們認為這正是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一個不足。其理由在於:第一,加拿大、美國、日本等都有版權轉讓進行登記的要求。這些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版權登記盡管會給當事人帶來一定的麻煩,但能在以後的訴訟中節約相當大的訴訟成本,而且也便於國家對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權轉讓登記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關作品,可以到有關登記管理機關去查詢,以便尋找真正的權利人。其二是對抗功能,也就是說著作權轉讓登記以後有對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權利人先把其版權轉讓給甲,但沒有進行登記,後又轉讓給乙,並且雙方到登記機關履行了登記手續,盡管甲受讓在先,該版權仍轉屬於乙。其三是證明功能,在發生糾紛時,轉讓登記可以證明誰是真正的權利人。第三,我國1995年《擔保法》第79條明確規定:以依法可以轉讓的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並且,我國已於1996年9月23日通過了《著作權質押合同登記辦法》。著作權的質押並不涉及權利的轉移,法律都明確要求登記,而版權的轉讓又有什麼理由不進行登記呢?

[參 考 文 獻]

[1] 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鄭成思.版權公約、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聞侵權與賠償[M].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體與著作權[M].張玉瑞譯,北京:專利文獻出版,1997.
[6] 李軍.計算機時代的相應版權制度探究[J].現代法學,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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