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產權法定主義

『壹』 知識產權的特點是什麼

（1）獨占性。是指專利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具有排他性質，任何回人要實施專利，除法律另有規定的答以外，必須得到專利權人的許可，並按雙方協議支付使用費，否則構成侵權。（2）時間性。是指專利權只在授權有效期限內有效，期限屆滿或終止失效後該發明創造就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專利權的期限是由專利法規定的。（3）地域性。是指一個國家授予的專利權只在授予國或地區的區域范圍內有效，對其它國家或地區沒有法律約束力，每個國家或地區所授予的專利權，其效力是互相獨立的。

『貳』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叄』 專利訴訟案件中的即發侵權問題有哪些

專利訴訟案件的類型有哪些?
1、專利行政案件，即以專利復審委員會或專專利屬局作為被告的專利行政案件，包括應否授予發明專利權的糾紛案件、宣告授予的發明專利權無效或者維持發明專利權的糾紛案件、實施強制許可的糾紛案件。
2、專利侵權案件，即專利權人或利害關系人對專利侵權行為人提起訴訟的案件，包括：侵犯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等專利權的案件。
3、專利權屬糾紛案件，即以專利權或專利申請權歸屬發生爭議當事人雙方作為原、被告的案件，包括專利申請權糾紛案件和專利權屬糾紛案件。
4、專利合同糾紛案件，即包括專利權轉讓、專利申請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和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糾紛案件等。
5、其他專利糾紛案件，包括實施強制許可使用費糾紛、專利申請公布後專利權授予前，使用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費用的糾紛案件。

『肆』 李揚的主要代表

1、《締約過失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評合同法第43條對商業秘密的保護》，《電子知識產權》2002年第10期；
2、《網路知識產權》（專著），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湖北法律實務大全·知識產權卷》（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知識產權的合理性、危機及其未來模式》（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5、《資料庫法律保護研究》（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6、《法官辦案手跡》（叢書，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7、《知識產權基礎理論與前沿問題》《專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8、專著：《日本特許法、商標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
9、《試論資料庫的法律保護》，《法商研究》2002年第1期；
11、《魔術表演的知識產權問題》，《電子知識產權》2002年第9期；
12、譯文：《修理、更換與專利侵權》（作者為日本著名知識產權法專家田村善之），《知識產權年刊》第2卷（2006年）；
13、《技術措施權及其反思》，《北京大學網路法律評論》（第二卷）；
14、《資料庫特殊權利保護的缺陷及其完善》，《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
15、《資料庫產品責任初探》，《電子知識產權》2004年第3期；
16、《論技術措施與著作權的關系》，《電子知識產權》2003年第9期；
17、《也評洛克財產權勞動理論》，《現代法學》2004年第1期；
18、《信息產品責任問題研究》，《中國法學》2004年第6期；
19、《知識產權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問題研究》，《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20、《TRIPS協議與我國司法審查制度的變革》，《電子知識產權》2005年第3期；
21、《資料庫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及其評析》，《法律與適用》2005年第2期；
22、《知識產權霸權主義與知識產權的本土化》，《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
23、《TRIPS協議在我國實施的幾個特殊問題研究》，《中國科技法學年刊（2005年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63－136頁；
24、《知識產權法定主義及其適用》，《法學研究》2006年第1期；
25、《知的財產法定主義》，日本の「知的財產法政策學研究」2006年第12號；
26、《中國の商標法におけるの先使用の解釈》，日本の「知的財產法政策學研究」2006年第13號；
27、《在先權利的知識產權法解釋》，《法律科學》2006年第5期；
28、《中國傳統知識的法律保護》，日本の「知的財產法政策學研究」2007年第14號。
3.導演
1959年生於西安
1985-1987就讀於北京廣播學院導演系
1988-1990就讀於西柏林自由大學藝術系
1990-1992就讀於慕尼黑大學戲劇藝術系
1992-1995就讀於科隆電影電視藝術學院導演系，獲碩士學位主要作品
1991年，記錄片《婦女王國》
1994年，記錄片《歡樂絕唱》
1996年，記錄片《痕》
2002年，電影處女作《盲井》
2007年，《盲山》（風格同盲井）

『伍』 申請專利的原則是什麼

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

新穎性

新穎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也沒有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申請日以前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布的專利申請文件或者公告的專利文件中。

創造性

創造性，是指與現有技術相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該實用新型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

實用性

判斷要滿足下列條件：

專利法規定：「實用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能夠製造或者使用，並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

能夠製造或者使用，是指發明創造能夠在工農業及其它行業的生產中大量製造，並且應用在工農業生產上和人民生活中，同時產生積極效果。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專利法並不要求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申請專利之前已經經過生產實踐，而是分析和推斷在工農業及其他行業的生產中可以實現。

非顯而易見性

非顯而易見的(nonobviousness)：專利發明必須明顯不同於習知技藝(prior art)。所以，獲得專利的發明必須是在既有之技術或知識上有顯著的進步，而不能只是已知技術或知識的顯而易見的改良。這樣的規定是要避免發明人只針對既有產品做小部份的修改就提出專利申請。若運用習知技藝或為熟習該類技術都能輕易完成，無論是否增加功效，均不符合專利的進步性精神;而在該專業或技術領域的人都想得到的構想，就是顯而易見的(obviousness)，是不能獲得專利權的。

適度揭露性

適度揭露(adequate disclosure)：為促進產業發展，國家賦予發明人獨占的利益，而發明人則需充分描述其發明的結構與運用方式，以便利他人在取得專利權人同意或專利到期之後，能夠實施此發明，或是透過專利授權實現發明或者再利用再發明。如此，一個有價值的發明能對社會、國家發展有所貢獻。

『陸』 銷售17年前的庫存商品,是否侵犯商標怎權

關於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犯罪案件中尚未銷售或者部分銷售情形的定罪量刑問題

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的規定，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定罪處罰:

(一)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在十五萬元以上的;

(二)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部分銷售，已銷售金額不滿五萬元，但與尚未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貨值金額合計在十五萬元以上的。

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分別達到十五萬元以上不滿二十五萬元、二十五萬元以上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各法定刑幅度定罪處罰。

銷售金額和未銷售貨值金額分別達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達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處罰較重的法定刑或者同一法定刑幅度內酌情從重處罰。

『柒』 專利訴訟案件中的即發侵權問題有哪些

一、即發侵權的含義 關於即發侵權（imminent infringement）的含義，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即發侵權是指侵權損害的後果尚未發生的專利侵權行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即發侵權是侵權行為尚未發生，但行為人正在准備進行侵權。如果將侵權行為的完成過程區分為預備階段、實施階段、損害結果發生階段，那麼兩種界定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對「即發」所屬的階段界定不同。 筆者認為，有必要追本溯源，從該制度設計的初衷予以解釋。「即發侵權」的概念來源於《TRIPs協議》第50條第3款，該條款規定，「司法機關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任何可合理獲得的證據，以使司法機關有足夠程度的確定性確信該申請人為權利持有人，且該申請人的權利正在受到侵犯或此種侵權己迫近，並有權責令申請人提供足以保護被告和防止濫用的保證金或相當的擔保」。因此，「即發侵權」是指「侵權己迫近」（such infringement is imminent）。其中，「imminent」一詞，意指「即將發生的，逼近的」；而「infringement」一詞，系指一種侵入知識產權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同於民事侵權中的「tort」，並不考慮所謂「負賠償責任」的問題。由此可知，即發侵權所強調的應當是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即將發生而尚未發生，不應當是已經發生但尚未造成損害的行為。由此，應當將即發侵權界定為專利侵權行為尚未實際發生，但行為人已做好准備，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 二、即發侵權的相關規定 為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並使我國專利制度與國際接軌，我國於2000年對《專利法》進行了第二次修訂，其中即根據《TRIPs協議》的相關條款加入了對即發侵權的規制。修訂後的《專利法》（2000年）第六十一條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該條款中的「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即通常所說的訴前臨時禁令，其中的「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就是對即發侵權的規定。在此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又於2001年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對訴前臨時禁令申請人的范圍、管轄、申請的條件以及法院審查的標准、解除的條件等，予以了明確規定。2008年，我國第三次修訂《專利法》，仍然保留了規制「即發侵權」的相關條款。 存在爭議的是，「許諾銷售」條款是否也屬於「即發侵權」的相關規定。如馮曉青教授指出，《專利法》第十一條規定，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有「許諾銷售」等系列實施專利的行為，這里的「許諾銷售」，指的就是「即發侵權」。筆者認為，從專利權人享有的整體權利內容看，相比侵犯製造、使用、銷售、進口等權利，侵犯許諾銷售權應當是一種典型的「即發侵權」；但從知識產權法定主義的基本原則出發，一旦將許諾銷售權規定為專利權人的權利內容之一，性質將會發生變化，因專利侵權是侵入專利權人權利范圍的行為，當行為人未經許可實施許諾銷售行為，即已然實施了直接侵犯專利權人法定權利的行為，構成直接侵權，而不應再認定為「即發侵權」。同時，從司法需求的角度而言，探討「即發侵權」問題是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因規則不明而引起的處理難題，而「許諾銷售」已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並無納入「即發侵權」討論之必要。 三、即發侵權的可訴性困境 如前所述，我國法律對司法在訴前介入即發侵權並予以臨時禁令做了明確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以及《專利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對被申請人「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訴前責令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的申請，而在同時符合申請人為利害關系人、已提交包括被控侵權產品以及專利技術與被控侵權產品技術特徵對比材料等證明被申請人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的證據、不及時制止將會使申請人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責令被申請人停止有關行為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要件時，法院可做出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的裁定事項。 至於能否以訴訟裁判的形式對「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作出判決，也即專利即發侵權是否具有可訴性並無明確規定。這正是司法實踐中的缺憾所在，即一方面，即發侵權有規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專利法》的框架下，裁判存在依據不足的問題。 關於必要性問題。我國設置了臨時禁令等措施以規制即發侵權問題，但如本文所舉案例，有時權利人訴請的是法院以判決形式判令被告停止即發侵權，並非追求臨時禁令的法律效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當符合法定條件時，法院對被申請人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可作出臨時禁令；在人民法院採取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後，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必須在一定時限內提起訴訟，若不提起訴訟，法院將解除臨時禁令；臨時禁令的效力，一般維持到終審法律文書生效時止。由此，法院對即發侵權採取訴前臨時禁令後，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應當起訴，依此邏輯，認可即發侵權具有可訴性為應有之意；反之，若不認可即發侵權的可訴性問題，對即發侵權的訴前臨時禁令效果將不理想，因一旦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起訴後，法院若認為即發侵權不具有可訴性而簡單駁回，臨時禁令也將解除，權利人將又回到隨時可能被侵權的狀態。在特殊情形下，甚至於對實際實施侵權行為者都可能是無妄之災，如前述案例二的情形，施工方若將購買的壓漿劑混入水泥，將成為實施製造行為的侵權者，而從該案撤訴前已查明的事實看，施工方並不知道所購壓漿劑混入水泥將落入已有專利的保護范圍，但製造行為並無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餘地，若專利權人無權制止壓漿劑生產商的生產行為，那麼等待出現「無辜」的直接侵權者將成為必然選擇。 關於專利法框架下的裁判依據問題。根據《專利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不得實施侵犯專利權人的製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權利的行為。因此，只有在行為人侵入了權利人的上述權利范圍時，侵權行為才成立，行為人才必須停止相關行為。但對即發侵權，專利法只規定了臨時措施，卻缺少後續處理依據，造成了裁判依據不足的問題。 四、困境的緣由及訴訟規制路徑 在專利侵權理論發展過程中，曾經長期在的爭論即專利侵權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核心在於過錯是否為侵權構成的要件。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普遍認可的是知識產權是一種對世權，知識產權侵權之訴同時包含了物權之和債權之訴，即一方面是物上請求權之訴，另一方面是損害賠償之訴，歸責原則應當根據具體侵權行為類型而有所區分。正如張玉敏教授所指出的，侵害知識產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的討論應當針對具體的侵權行為類型和責任形式。停止侵害作為物權保護方法的責任形式，不管因何種侵權行為引起，均不以侵權人的過錯為必要條件。賠償損失作為債權保護方法，其歸責原則必須針對具體的侵權行為類型，在慎重的利益衡量和政策選擇的基礎上確定。而事實上，一般侵權責任所要求的「四要件——行為、過錯、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即針對損害賠償責任而言。對物上請求權之訴，則正如鄭成思先生曾反復強調的，並不需要「過錯和損害事實」才能認定構成知識產權侵權，絕大多數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均未曾規定在認定Infringement及採用禁令等民事救濟時,需要以「過錯」為要件,更談不上所謂「四要件」。 即發侵權困境的緣由也即如此，即過分的強調了屬於「債權」范疇的損害賠償問題，忽略了屬於「物權」范疇的停止「侵權」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妨害物權或者可能妨害物權的，權利人可以請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險。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物權法的規制方式，在訴訟中處理即發侵權問題，即即發侵權雖不能直接引起損害賠償，但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判令行為人停止相關行為以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險。事實上，德國、日本等國家的知識產權法中，也有以類似方式規制即發侵權的，如日本《專利法》第100條規定，專利權人或者獨占實施權人，可以請求侵害其專利權或者獨占實施權的人，或者有侵害之虞的人，停止侵害或者預防侵害，同時可以請求其廢棄侵權結果物和侵權工具，或者採取其他預防侵害的必要措施；又如德國《著作權法》第97條第1款規定，違法侵犯著作權或者本法保護的其他權利者，得由受害人要求消除損害；有再次發生侵害危險的，得要求不作為；行為有首次違法之兆的，也得要求不作為。 同時，我國《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以及新頒布的《民法總則》在民事責任承擔方式上也均規定了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險，因此，在專利法引入即發侵權的訴訟規制條款前，筆者認為，在訴訟案件中確有必要制止即發侵權行為的，可以上述法條為依據予以裁判。 至於對即發侵權的規制能否判令損害賠償問題，如本文所列舉的兩個案例，原告均同時請求了判令停止侵權以及賠償經濟損失和合理費用的訴求。對此，筆者認為，損害賠償仍應堅持損害賠償之責的構成要件，即損害必須實際發生才有考慮予以賠償之必要性，鑒於即發侵權處於侵權的准備階段，實際侵權行為仍未發生，且考慮到停止即發侵權行為本即為考慮專利權人利益的特殊措施，一般不應支持損害賠償請求。但若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存在侵犯專利權人之惡意，因維權合理開支與行為人之行為存在相當因果關系，可以判令行為承擔專利權人合理維權之費用。 五、即發侵權訴訟裁判的構成要件 我國對即發侵權採取訴前臨時禁令的構成要件進行了規定，筆者認為，訴訟裁判中仍可借鑒該規定，即在訴訟中判令停止相關行為，應滿足： 1、原告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 2、有明確證據證明被告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 3、責令被告停止有關行為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同時，考慮到訴訟裁判與訴前裁定的區別，即：1、訴前停止侵權行為僅為臨時措施，訴訟裁判則具有既判力、執行力和形成力，而非臨時性；2、裁定訴前停止相關行為，即使完全符合前述條件，一般也需申請人提供擔保，以確保申請錯誤時被申請人的損失獲得賠償，而訴訟裁判就其性質，則不太可能由原告提供擔保，有可能造成雙方利益的失衡。為確保專利權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以及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在訴訟中判令被告停止有關行為，判定標准應更為嚴格，重點審查以下幾點： 1、「被告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的證據，應達到確實充分，能證明若不由司法介入，侵權行為必定發生之程度； 2、被告的主觀狀態。主觀狀態雖非判令停止相關行為的必要條件，但仍可作為重要考量因素，若被告明知或應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侵害他人專利權卻仍積極准備，應當考慮以訴訟裁判形式予以規制； 3、若被告曾經實施過侵權行為，證據表明其有再次發生侵害之可能，可直接判令其不作為。 審視即發侵權在專利訴訟中的困境和解決之道，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向我們展示了知識產權法與傳統民法的天然聯系，在處理知識產權案件時，民法的基本規范與思維模式仍應是我們處理問題的重要依託。當然，作為專門法而言，為使裁判更為有法可依、法律適用更為統一，在《專利法》修訂時，不妨借鑒前述德日的做法，引入預防侵害請求權，以更好地規制即發侵權行為。

『捌』 高分求關於知識產權法的論文

論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內容摘要: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而且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與規范之中。它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體現了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將該原則確立為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具有其正當性。該原則具有重要功能,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進行正確分析和定位,能夠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應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關鍵詞: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正當性/制度創新

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新型類型之一。知識產權的確認和產生有賴於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在知識產權立法中,遵循著一項重要的方法性原則,即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沒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權利那樣實行意思自治原則,而是充分地實行著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這是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具有充分的根據,而且具有其正當性。

一、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內容（為了論述方便,本文中「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中的「法」以及「知識產權立法」屬於廣義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立法,也包括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等）

綜觀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立法的一個共同規律是始終貫穿著知識產權法定的原則。該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點之一,並通過知識產權規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體現。

（一）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

從一般意義上說,「知識是關於一切新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體知識的一般抽象形式」[1]。對於知識產權的內涵和外延,理論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鄭成思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可以包括一切人類智力創作的成果；狹義的知識產權包括工業產權和版權兩部分；詳見鄭成思:《知識產權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頁。也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詳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1—4頁。）盡管如此,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界定,這已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共性所在。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都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規定,以此表現一個國家對本國保護知識產權所持的態度以及所確定的不同保護范圍,或者用以表現參與締結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所持的共同態度或者確認的共同標准。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即一國國內或者國際上的知識產權內涵和類型都由知識產權立法予以直接規定,當事人不得自行約定知識產權的內涵,也不得自行創設知識產權的類型。

（二）知識產權關系的構成法定

知識產權關系由主體、客體和內容構成。知識產權立法,無論是採用國際公約、條約的形式,還是採用國內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單行法形式（如我國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對構成知識產權關系的三要素都會予以明確規定。具體來說:其一,知識產權的主體法定。知識產權立法一般都對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資格和條件予以明確規定,不是一切民事主體都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主體,一般說來（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原始主體而言）,只有實施智力勞動並取得創造性智力成果的主體,才能成為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其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法定。一定時期內存在於社會中的知識產品類型及其總量極其繁多,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產品都能被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之內。為此,就需要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予以選擇,劃定知識產權客體的范圍。其三,知識產權的內容法定。知識產權的內容包括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兩方面。但具體說來,知識產權立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內容。

（三）知識產權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轉讓等法定

首先,知識產權立法的價值在於推動知識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增進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此,其對促進和推動各種知識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規定；其次,知識產權立法在賦予知識產權主體以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基於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慮,而對知識產權給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強制許可使用等限制；我國《專利法》規定的強制許可（包括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交叉強制許可）、不視為侵犯專利權行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為了實現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干預和管理,維護經濟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的轉讓條件、程序都予以規定。

（四）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法定

其一,知識產權的受保護條件和程序法定。並不是一切知識或者知識產品都能夠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知識產權立法對其所保護的知識或者知識產品的類型和范圍都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和程序。知識產品只有符合法定保護條件並履行相應的程序時,才能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其二,知識產權受保護的地域范圍法定。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一般規定,在一國賦予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受該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而對超出該國領域范圍的知識產品不予保護,並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則。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的規定,則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法定。知識產權立法對各種受保護的知識產品都規定了特定的保護期限。對於在法定保護期限內的知識產權給予保護,而對於超過法定保護期限的知識產權不給予保護。其四,知識產權的救濟制度法定。知識產權立法為了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充分規定。如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類型法定、侵犯知識產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類型法定、不同類型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承擔方式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法定,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和規范之中。可以說,在民事權利體系中,沒有其他類型的民事權利像知識產權這樣能夠將權利法定原則體現得如此徹底,運用得如此充分。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色之一,並成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則。由此也使其確立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成為必要。

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正當性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則,又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所謂方法性原則,即為了科學、完整地表述知識產權立法內容而採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則。方法性原則不僅涉及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的立法技術,是准確表述知識產權制度內容而採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基於實現對知識產品保護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據和正當性。

（一）知識產品「天然」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保護的前提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其一,知識產品具有無形性。知識產品是一種知識形態的精神產品,其存在不表現為一定的外在形體,不佔有一定的空間。由此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們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不是一種實在而具體的控制」[2],即不是一種事實上的實際控制。一項知識產品「可以為若干主體同時佔有,被他們共同使用。知識產品一旦傳播,即可能為第三人通過非法途徑所『佔有』」[3]。法律對民事權利予以保護的條件之一是該權利客體應具有排他性。權利客體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確保權利人能夠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該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並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識產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況下,要實現對知識產品的法律保護,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強制性而使知識產品具有排他性。正是從此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賦予當事人對一部分知識財富有權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

其二,知識產品具有源自其無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識產品的無形性,導致難以確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進而使知識產品的創造人無法實現其利益,無法依靠自身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決定了「它的保護范圍無法依其本身來確定,而要求相關法律給予特別的規定。在限定的保護范圍內,權利人對自己的知識產品可以行使各種專有權利」[5]。因此,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明確界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為界定的一個無形的利益邊界」[6],「是由法律強行為權利人劃出一道無形的邊界」[7],為知識產權的創造人實現其利益提供條件,並依此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范圍,防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

（二）知識產品的社會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品具有源自於知識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識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產的知識成果,容易擴散或者溢出進入社會公共領域,成為社會所公有的知識的性質。知識的外部正效果能夠給知識的非產權所有者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8],知識的外部性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外部性。而知識產品具有的外部性,決定了「通過私人手段很難控制,即具有難以控制的特性」[9]。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克服知識產品的外部性弊端,賦予知識產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賦予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或者相關的特定主體享有對於知識產品的壟斷性權利或者享有基於知識產品而壟斷市場資源的權利,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賦予知識產品以財產屬性或商品屬性所必需的

一種標的要成為一種財產,一種利益或者權利要成為一種財產權,應具備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個條件。[10]而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三個條件都須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予以賦予。其一,知識產品的有用性須由法律加以確認。一般說來,知識產品對其創造人、對他人具有價值性和可使用性,但為了更加體現出他人對知識產品創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對知識產品的有用性加以強調；其二,知識產品的稀缺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品本來具有源自於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識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不具有物質損耗性,不會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載體」[11],知識產品「永遠不會因為不斷使用而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完善,越積累越多,是永恆資源」[12]。「知識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後,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識產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這種非稀缺性的客觀存在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本人無法實現對知識產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護。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具有「依賴於人工的、自我創造的稀缺」[14]性,以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其三,知識產品的可界定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於使知識產品具有可界定性,成為人們可以擁有、願意擁有的財產。」[15]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必備條件,進而使知識產權具備了成為財產權的必備條件。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功能

確立知識產權法定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有利於實現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戰略

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為了充分鼓勵人們進行知識產品的生產和創新,增長社會財富,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應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意義,對此,我國已於2005年6月正式啟動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基於此,應通過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將一切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和戰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為法律制度而獲得普遍遵守的效力,並以此推動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現。

（二）更加強化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知識產品的特點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自己難於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只能依賴於國家的保護,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國家有著極強的依賴性。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表明,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取決於國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識產權制度中蘊含著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傾斜。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居於核心地位。國家有效的扶持、鼓勵措施有利於提高我國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國家的強制力能夠為之提供堅強的後盾。因此,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更加充分發揮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從而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效益。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知識是資源、是資本、是財富。」[16]知識產品同時又是知識商品,「知識產權是指知識商品的產權」[17]。「知識經濟的精髓在於把知識變成財富。」[18]知識產權作為商品,只有轉化為產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因為知識的價值和知識的經濟效益都反應在知識產業上」[19]。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賦予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對知識產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產和經營的壟斷權,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提供周全的保護,從而增強了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識產品的積極性,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商品轉化率,進而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平衡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利益關系

知識產權法的核心在於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對知識產品所享有的壟斷權。但是,若對知識產權實行絕對化的保護,就可能會影響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為此,就應尋求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點。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恰當劃清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享有權利的合理界限,劃清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范圍界限和時間界限。即在法定范圍和期限內賦予知識產權人專有的、排他性權利,為權利人實現其個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護,而在法定范圍和期限之外,知識產權人不再享有專有性權利,可由國家和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共享權利,並藉此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五）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解決或緩解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矛盾

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知識產權的壟斷使用與公共利用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信息的公開和保密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的社會性與專有性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解決和協調,有賴於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為不同法律主體配置均衡性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設計出能夠消除或者緩解各種矛盾的知識產權制度。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與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

知識經濟是一場巨變的社會革命。它不僅要求不斷地進行知識創新,因為「創新是知識價值的核心,創新越是高,知識價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因為「知識產權制度是知識經濟的主要支柱,沒有知識產權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識經濟的社會」[21]。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面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只有不斷地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實現其與知識經濟發展的與時俱進,才能使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通過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分析和論證,能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貫徹和實現的。該原則並不片面強調只採用某一單一立法模式確立知識產權制度。為了更好地貫徹該原則,我國應根據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和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需要,選擇適宜的知識產權立法模式。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范圍廣泛,其中既有實體性內容,又有程序性內容；既有私法性內容,又有公法性內容；既有國內法內容,又有國際法內容。為了准確表達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設計出科學的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立法應採取適宜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我國民法通則設立了專節對知識產權做了列舉式、概括式規定,並根據不同知識產權的類型分別制定了若干知識產權單行法,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制度內容予以規定。此外,我國已加入了若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進一步擴展和充實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如何處理和鏈接民法通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條約等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間關系,頗值研究。我國目前正在進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應規定知識產權制度？如何設計其內容？學者們正在討論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民法典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關系如何協調,也需對其科學性、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二）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

知識產權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知識產權是法律對知識產品確認和確權的結果。對新型知識產品的確認,就意味著知識產權新權利類型的增加和更新。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深刻變革,知識產品的新類型必將不斷產生和涌現。為了更好調動知識產品創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為了更好地發揮知識產品在知識經濟中的作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及時調整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確認和增加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如商品化權、基因與轉基因專利權、創意權等。[22]即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要遵循法定的內容,又不宜將該原則僵化,更不能過分強調「知識產權法定」而封閉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和權利體系。

（三）知識產權制度應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

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知識經濟化的特點。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不僅應符合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而且更應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首先,應在知識產權立法中強化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在財產權體系中的地位。其次,應全面規定和充實知識財產權制度。我國現行立法規定的知識財產權的內容較薄弱,為此,應予以強化。再次,應確立以知識產權的利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強化和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實現知識產權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識產權的靜態保護轉向注重知識產權的動態利用保護的轉變。知識產權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財產法的發展歷史啟示我們,財產法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注重財產的靜態所有到注重財產動態利用的轉變。在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制度也應更加註重和提高知識產品的利用效率。

與傳統的民事權利相比,知識產權屬於新的民事權利類型,它具有不同於傳統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特徵。「相對於以保護物質（能量）的歸屬和流轉為主幹的傳統民事權利原則理念、規范體系而言,知識產權有著太多的特殊性。」[23]傳統民法設計的保護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制度和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我國應創造和構築符合知識產權特徵和保護規律的特殊規則。首先,應更加全面地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定內容,及時克服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應恰當地確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長短不同的保護期限。也就是說,應結合具體情況,使所確定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既不能過短,也不易過長,而是長短適中。再次,應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民事責任制度,如應完善知識產權的法定賠償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後,應探求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推廣知識產權保護的成功經驗。知識產權立法應及時吸收通過總結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而歸納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將凝聚著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內容及時、全面地規定於立法中而加以推廣。

（四）知識產權制度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不僅應符合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原則和國際慣例,而且應吸收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成功經驗,尋求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共同規律和共同規則,盡可能消除由於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差別性而給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造成的障礙,實現與其他國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進而實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和一體化。

注釋:

[1]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7.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3]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4]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58.

[5]吳漢東,胡開忠.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65.

[6]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00.

[7]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87.

[8]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36.

[9]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188.

[10]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47-55.

[11]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2]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3]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0

[14]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1.

[15]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17.

[16]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3.

[17]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97.

[18]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243.

[19]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273.

[20]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6.

[21]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66.

[22]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運用[J].法學研究,2005,（3）.

[23]鄭成思.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P90-9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玖』 專利認證具有什麼原則

專利認證來具有的原則有：
1、形式源法定原則。申請專利的各項手續，都應當以書面形式或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規定的其他形式辦理，否則不產生效力。
2、單一性原則。是指一份專利申請文件只能就一項發明創造提出專利申請。
3、先申請原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注意事項：
①對於專利申請日的確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收到完整專利申請文件的日期為專利申請日。
②如果申請文件是郵寄的，以寄出的郵戳日為申請日。郵戳日不清晰的，除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明的外，以專利局收到專利申請文件的日期為申請日。
③專利申請人享有優先權的，以優先權日為申請日。
4、優先權原則。專利申請人就其發明創造自第一次提出專利申請後，在法定期限內，又就相同主題的發明創造提出專利申請的，以其第一次申請的日期為其申請日，這種權利稱為優先權，此處所謂的法定期限，就是優先權期限。

『拾』 專利申請的規則有哪些

專利申請的規則其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原則。對於專利申請的規則來說，一般而言大家都知道單一性和先申請原則。今天，我們就專利申請的規則做一個最詳細的介紹。
首先是專利申請的形式法定原則申請專利的各種手續，都應當以書面形式或者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規定的其他形式辦理。以口頭、電話、實物等非書面形式辦理的各種手續，或者以電報、電傳、傳真、膠片等直接或間接產生印刷、打字或手寫文件的通訊手段辦理的各種手續均視為未提出，不產生法律效力。
其次是專利申請的申請單一性原則
（1）一件發明或實用新型專利的申請應僅限於一項發明或實用新型。但是屬於一個總的發明構思的兩項以上的發明或實用新型，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2）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應當限於一種產品所使用的一項外觀設計。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的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再次是專利利申請的先申請原則
（1）兩個以上的人就同一發明創造提出專利授權申請的，專利權授予最先提出申請的人。同時提出申請的由各申請人協商，協商不成的駁回申請。
（2）申請日期的確定。
①如果申請文件是郵寄的，以寄出的郵戳日為申請日。如果郵戳不清，以專利局收到申請之日計算。
②直接向專利局提出申請的以專利局收到專利申請文件之日為申請日。
③有優先權的以優先權日為申請日。
最後是專利申請的優先權
①國際專利申請優先權——發明、實用新型為12個月；外觀設計6個月。
②國內內專利申請優先權——發明、實用新型為12個月；外觀設計無國內優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