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的結構圖

Ⅰ 什麼是物權行為它的定義是什麼

⒈物權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只要承認債權與物權的劃分,就必然要承認債權行為之外還有物權行為。
首先，「法律行為」這個概念是德國學者首先提出的,它從根本上解決了一般性的法律行為與具體的法律行為形式之間的關系,為不同類型具體法律行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陸法系各國法制實踐中長期懸而未決的矛盾,解決了法律行為普遍規則與具體規則之間的關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對各種具體法律行為作出不必要的重復規定。它解決了意思自治原則與合同自由原則之間的關系,確認了法律行為不僅可以發生債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產生婚姻法、親屬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擺脫了將法律行為從屬於債法或合同法的傳統民法體系。
同時還認為,只要我國民法理論還承認債權、物權、親屬權等基本民事權利的劃分,就同樣必須承認物權行為這樣一種法律行為的客觀存在。因為作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種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們從事法律行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以發生、變動、消滅債權債務關系為目的的債權行為,順理成章地就有一個以設定、變動和消滅物權為目的的行為,這就是物權行為。
最後，物權行為是對法律行為依其法律效果進行分類的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如果否認我國民法理論中存在物權行為,那麼我們就無法對法律行為按照人們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類,整個民法的邏輯體系將可能因此而發生混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論上否認物權行為,那麼作為法律行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債權法上的合同。這樣一來,法律行為作為一項民法總則中規定的制度就成了問題,因為,只作為對債的發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規則的抽象,作為債法的一般規則尚有問題,作為民法的一般規則列入總則編的科學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關於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問題，文中是這樣說明的：無因行為必須由法律作出規定，法律可以規定某些物權行為是無因行為,也可以規定某些債權行為是無因行為,德國民法就是如此。某種行為,在理論上我們認為它「應該」是無因行為,但未規定在法律中,還是不能作為無因行為看待。
另外，孫憲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權行為）理論使民法體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邏輯性。
⒉加強了對交易安全的保護，為保護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實的理論基礎。
⒊該理論最終解釋了物權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權為什麼必須公示並能在公示後取得對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其中以王利明先生為代表3，他的意見主要有：
第一, 所謂移轉物權的合意實際上是學者虛構的產物,在現實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獨立於債權合意之外的移轉物權的合意。
⒈以買賣為例,當合人訂立買賣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價金而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而另一方通過交付標的物而取得價金的所有權。因此,移轉價金和標的物的所有權既是當事人訂立債權合同的目的,也是債權合同的基本內容,如果將移轉標的物和價金所有權的合意從買賣合同中剝離出來,買賣合同也就不復存在。而且,當事人訂立任何一份買賣合同,都必須對價金和標的物移轉問題作出規定,否則買賣合同將因缺少主要條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當事人在買賣合同中規定價金和標的物的移轉問題,那麼他們沒有必要就標的物和價金的所有權移轉問題另行達成合意。因此,所謂移轉物權的合意是包含在債權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債權合同。
⒉物權和債權的性質區別並非必然導致物權的意思表示必須獨立於債權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是產生特殊的物權變動方法的根據。
⒊就交付行為來說,它並不是獨立於債權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質是實際佔有的移轉,從物權法的理論來看,單純的實際佔有的移轉並不能必然導致所有權的移轉。交付效果不可能與買賣合同分割開來。尤其應當看到,實際交付標的物不是什麼單獨的行為,而是當事人依據債權合同而履行義務的行為。例如在買賣合同中,交付標的物是當事人應負的基本義務,而一個交付行為是否真正完成,取決於出賣人所實施的交付行為是否符合買賣合同的規定。如果出賣人未按合同規定的期限提前或遲延交付,或交付標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標的物的數量不足,顯然不符合合同的規定不能構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將交付行為與買賣合同割裂開來,那麼交付行為的正確和正當與否也失去了評價標准。
⒋就登記來說,其本身並非民事行為,而是行政行為。
而針對否認物權行為的意見，孫憲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權行為並非純屬抽象，而是事實存在的
例如，德國民法上，所有權人為自己的土地設立債務的行為，以及定限物權的設立行為都是現實中存在的物權行為。
⒉關於物權行為抽象性對原所有權人保護不利的質疑：
關鍵在於我們沒有了解到德國物權行為理論的新發展，即，在德國法上，將法律行為理論的一般規則運用於物權行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麼，物權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為撤銷，也就不存在對原所有權人不利的問題了。
⒊關於物權行為理論過於玄妙而難以被公眾理解和立法，司法運用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一個符合法理，邏輯的理論只是因為對其了解和運用的不熟悉就棄之不用，實在是為荒唐。
經過閱讀相關的一些文獻和論文，我對物權行為理論有一點自己的認識，其中主要的想法來源於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一書的後記，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楊振山先生關於物權行為理論的討論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對物權行為理論的產生背景，發展歷程和推理進路的介紹。
一?物權行為理論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薩維尼並非獨自完成了物權行為理論的發現，而是基於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於對羅馬法的研究，同時，薩維尼在發展胡果的理論時也是基於對羅馬法的研究。可以說羅馬法是物權行為理論的法源基礎。
2理論前提：
通過對羅馬法的考察，胡果發現，在法學階梯的法學體系的第二部分中，應該區分出有關對物的物法和對人的債法5。這也是德國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體系特點，即對物法和債法的截然區分6。同時，對債的性質的認識，也使物法和債法的區分得到清晰：胡果將債稱為人際間的束縛並在這個意義上將此概念稱為「羅馬法的精神」，而從這個表述中可以發現，「債權是一種權利，其針對的對象並非物，而是另外一個人；債權使這個人失去對享有除某個債權中所指的行動的自由權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這個行動因為被排除（此排除並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圍，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動，而是必須做的行動。」7
由於債法與物法的分離，所以在所有權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債的關系8，因此債權請求權被排除出所有權轉讓的要件。那麼，現在可以發現，為了物權變動的生效單單依據債的關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權和債權的二分是物權行為理論的理論前提。
二?物權行為理論的推導：
在物權行為理論發現前的時期，當時的學者通常認為，所有權繼受取得的要件被分為（合法）的名義和取得形式兩部分9。而關於名義和取得形式的具體含義則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發展。在所謂的「中世紀畸形化」的時期，取得形式被定義為交付，而（合法）名義被認為是指向所有權轉讓的債權。
為了糾正這一「中世紀畸形化」和順應「時代潮流」，於是產生了下面的結論：「在所有權的取得中，必須存在一個區別於所有權取得本身的名義。」更准確的說，所有權是在「佔有開始」之後產生的，於是將債權請求權稱為名義是一個錯誤。轉讓行為和轉讓的基礎行為相分離，是澄清了上述不準確表達的羅馬法10 。那麼，與債權請求權相分離的名義就只能是一個合同，而這個區別於建立債權請求權的債權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權合同」。11
至此，物權合同或者說物權行為已經凸現眼前，這樣一個嚴密的邏輯推導過程又是基於羅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權行為的獨立性也因此證成。
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存在是物權轉讓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動機不屬於意思，債權行為是物權轉讓行為的動機而非其意思本身。雖然，沒有人會沒有動機的為意思表示，但動機本身不能被考慮為意思表示。
從這個判斷出發，我們會發現，獨立的物權合同或許其基礎關系――債權合同會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效，被撤銷，但由於這個債權合意僅僅是物權合意的動機，所以，只要物權合意本身沒有無效或被撤銷的事由，那麼物權轉讓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債權合意失效情況下物權合同有效並發生物權轉讓的效力，於是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存在就是適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發現物權行為理論的法學家並不是以這樣的邏輯順序推理，而是從反方向進行推理。由於在羅馬法中存在這樣一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那麼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為可以因為錯誤動機而無效被撤銷，而這一錯誤的可撤銷性又來自於法律行為鑒於一個法律原因而實施，而錯誤正好涉及這一原因，這就是「錯誤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這個錯誤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涉及一個原因，而所有權轉移行為恰恰鑒於原因而實施。因此，實際中現有法的不當得利請求權是缺乏法律基礎的所有權有效這一結論的邏輯基礎。如果，基於誤想原因而實施的轉讓不能有效將所有權轉讓給受讓人，那麼這將與缺乏法律基礎而給付的不當得利相沖突。13
四?總結：
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發現，物權行為的發現是一個從羅馬法法源出發，嚴密邏輯推理和細化法律關系的過程。從這個過程中似乎沒有可以駁倒的漏洞，也許這就是物權行為這一論題不斷被爭論而未能有壓倒性反對意見的原因。那些反對意見只是集中在物權行為理論的影響和外在價值，還無法從根本上對其核心價值、推理前提和推理過程進行摧毀。所以，反對意見只能說明物權行為理論的疏漏，卻不能將其推翻。如果想做到這一點就只能將推導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認羅馬法的合理性和邏輯性，而這一點相信是難以做到的。另外，承讓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否認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邏輯和不合體系的。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邏輯上否認物權行為的抽象性。
參考資料：http://www.fawang.net/dbbs/index.asp

Ⅱ 國家關於農村宅基地確權有什麼規定

宅基地使用權的法律規定

宅基地使用權是經依法審批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分配給其成員用於建造住宅的沒有使用期限限制的集體土地使用權。

宅基地使用權人對宅基地享有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有限制的處分權，即權利人有權自主利用該土地建造住房及其附屬設施以及將房屋連同宅基地一同轉讓、出租。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准。

宅基地轉讓出租的限制：

宅基地轉讓、出租的，不得再申請宅基地;

權利人轉讓房屋及其宅基地使用權的，應當將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權轉讓給本集體經濟組織內符合建房申請宅基地條件的成員;

轉讓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權後，宅基地使用權主體發生變化，並涉及受讓人取得新的宅基地，故應當依法辦理轉讓登記手續。宅基地以及住宅房屋，不僅可以用於居住，也可以用於從事家庭生產和經營活動。

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具有無償性、福利性，申請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後，滿兩年未建設房屋的或房屋坍塌、拆除兩年以上未恢復使用的，其宅基地使用權由集體經濟組織無償收回。

《物權法》第152條至第155條專門對宅基地使用權的問題做出了規定，它明確：

宅基地使用權人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佔有和使用的權利，有權依法利用該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

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行使和轉讓，適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國家有關規定。

宅基地因自然災害等原因滅失的，宅基地使用權消滅。對失去宅基地的村民，應當重新分配宅基地。

已經登記的宅基地使用權轉讓或者消滅的，應當及時辦理變更登記或者注銷登記。

宅基地使用權的特徵

(一)主體的限定性

(二)客體僅限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

(三)宅基地使用權的用途特定

宅基地使用權的內容

一、宅基地使用權人的權利

(一)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及其他附著物的權利

(二)在宅基地空閑處建造其他建築物、附著物或種植竹木

(三)宅基地使用權的有限處分權

二、宅基地使用權人的義務

(一)按照批準的用途使用宅基地的義務

(二)按照批準的面積建造房屋的義務

(三)服從規劃的義務(四)行使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妨礙鄰人合法權益的義務

(2)物權的結構圖擴展閱讀：

使用程序

農村村民建住宅需要使用宅基地的,須要完成以下程序：

一、申請

申請人持申請材料向當地村委會提出書面用地申請。村委會應當在每一個季度集中申請材料，依法召開村委會或村民代表大會進行審議，並張榜公布，在張榜公布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本村村民未提出異議或者異議不成立的，上報給鄉鎮國土資源所初審。

二、現場勘查

鄉(鎮)人民政府組織國土資源所進行現場勘查和群眾調查，審查建房用地和建設申請條件，並製作勘查筆錄和審查意見書。

三、填申請表

國土資源所初審合格後發放《農村村民住宅用地與建設申請表》。

四、村委會審查

村委會對申請人提交的《農村村民住宅用地與建設申請表》進行審查並簽署意見，證明申請人的原住宅用地情況和家庭成員現居住情況，由負責人簽字，同時加蓋村民委員會公章，報鄉(鎮)人民政府審核。

五、審核上報

鄉(鎮)人民政府在收到村委會上報的住宅建設用地申請材料後完成審核並現場確定規劃用地范圍，並報縣國土資源局初審。縣國土資源局對符合審批條件的上報縣人民政府。

六、審批

縣人民政府批准用地的，由縣國土資源局頒發《建設用地批准書》。

七、放樣

由國土資源所牽頭協同鄉鎮政府人員根據《建設用地批准書》和《村鎮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到實地放樣，劃定范圍，填寫《放樣記錄卡》，放樣參加人應當在《放樣記錄卡》上簽字。放樣後，用地申請人方能動工建設。

八、驗收發證

新建、改建、擴建農村村民住宅，應當自房屋竣工驗收合格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依法申請辦理土地初始登記或者變更登記手續和房屋產權登記手續，領取土地使用權證書和房屋所有權證書。

申請條件

1、因子女結婚等原因確需分戶，缺少宅基地的；2、外來人口落戶，成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沒有宅基地的；

3、因發生或者防禦自然災害、實施村莊和集鎮規劃以及進行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需要搬遷的。

農村村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使用宅基地：

1、年齡未滿十八周歲的；

2、原有宅基地的面積已經達到規定標准或者能夠解決分戶需要的；

3、出賣或者出租村內住房的。

由於各省的規定有些出入，具體還要到當地的土地部門進行咨詢後才能確定，總的程序和步驟就是上面所述，如有其他問題，請補充提問。

(2)物權的結構圖擴展閱讀來源：網路：農村宅基地

Ⅲ 買新房贈送面積會寫進房本嗎擔心糾紛找上門

贈送面積寫不寫進房本，要看購房者與開發商的約定，具體要看簽訂的購房合同上，有沒有將贈送面積寫入合同。如果贈送面積沒有被寫進房本，後期無法證明這部分面積的歸屬，容易產生糾紛。

一、什麼是贈送面積？

贈送面積一般是開發商的銷售手段，一些本該不計入建築面積的部分，被開發商拿來當作贈送面積送給購房者，使購房者從心理上以為自己得到了優惠。

根據《房屋測量規范》，以下面積不計入建築面積的范圍：

1.層高小於2.20m以下的夾層、插層、技術層和層高小於2.20m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2.突出房屋牆面的構件、配件、裝飾柱、裝飾性的玻璃幕牆、垛、勒腳、台階、無柱雨篷等。

3.房屋之間無上蓋的架空通廊。

4.房屋的天面、挑台、天面上的花園、泳池。

5.建築物內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及利用建築物的空間安置箱、罐的平台。

6.騎樓、過街樓的底層用作道路街巷通行的部分。

這些面積計入一半建築面積：

1.未封閉的陽台、挑廊，按其圍護結構外圍水平投影面積的一半計算。

2.與房屋相連有上蓋無柱的走廊、檐廊，按其圍護結構外圍水平投影面積的一半計算。

3.獨立柱、單排柱的門廊、車棚、貨棚等屬永久性建築的，按其上蓋水平投影面積的一半計算。

4.無頂蓋的室外樓梯按各層水平投影面積的一半計算。

5.有頂蓋不封閉的永久性的架空通廊，按外圍水平投影面積的一半計算。

房產證-房地產平面圖

案例：

李女士購買了一樓的一套房子，開發商承諾房子前面的小花園可以贈送給她。但李女士並未注意到房本與購房合同中關於此塊面積的規定，在入住多年後，物業以重新規劃小區綠化為由，私自將花園整修。但由於李女士的房本及購房合同中並未對小花園的歸屬有約定，維權無果。李女士可以聯系開發商，與開發商進行協商，將其寫進補充協議中。

三、如何避免贈送面積的糾紛

買新房時，如果銷售人員告訴你會送你一部分的贈送面積，可以詳細詢問簽訂合同時會不會將贈送面積寫進合同。簽訂合同時，可以主動向開發商提出“將贈送面積寫進房本”的請求，如果合同中無法增加，爭取將這一條款寫進補充協議。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將開發商承諾給你的具體面積額寫清楚，以免後期產生糾紛。如果向上述案例中，在合同中已經寫明贈送面積的情況，開發商不履行承諾，可將其起訴至法庭。

買房爭取更大優惠的同時，需要注意維護自己的權益。在與開發商交談過程中，開發商給出的承諾，盡量都能落實到合同中去，以免發生糾紛。

資料來源：《房產測量規范》、《物權法》

該內容僅在北京適用

Ⅳ 物權法的立法依據是什麼

從法律角度說，法律的立法依據都在於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2004年憲法修正案明專確我國保護合法私有財屬產應該是物權法的直接依據。
對於中考政治，包括高考，做真題是最重要的，做過以後一定要研究，研究它的標准答案，中國的中考高考，都是應試考試，找到他的出題規律和答題規律的人就是王者！ 加油吧

Ⅳ 民法總則的樹狀結構

• 2017年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了民法總則，該法將於2017年10月1日施行，這為我國民法典編纂走出了重要一步。民法屬於私法，關乎每個人，故有人形象得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關懷。未來的民法典，從目前的消息來看，將包括民法總則、物權編、合同編、侵權責任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就民法總則而言，其規定的是民法各編共通的基本規則，學者稱之為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模式。現將《民法總則》各章分述如下。

• 一關於基本規定第一章基本規定共12個條文，其中第5條至第9條規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則，第10條規定了法源。民法基本原則不能作為法官判案的法律依據。有的基本原則屬於倡導式原則，比如第9條的綠色原則，法官不能根據該條規定來確定民事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在這一章中，最具意義的有兩個條文。一是第8條用國際上通用的「公序良俗」一詞代替了《民法通則》第7條的「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二是在第10條規定習慣可以作為法源，但遺憾的是，在無法律或習慣可供適用時，並沒有規定法官可以基於公平正義理念，依據法理作出判決。

• 二關於民事主體《民法總則》共規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三種民事主體。對於自然人，相較於《民法通則》，有以下幾個主要變化。一是自然人的稱法取代了《民法通則》的公民一詞，因公民是系指一國之民，而自然人不分國籍，民法適用的對象為我國法域內的所有居民而不論國籍，故自然人一詞更精確。二是在第16條明確，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胎兒可以分得遺產，這在《繼承法》第28條已經作出規定，但本條規定則不限於繼承，還包括接受贈與、向侵權人主張侵權損害賠償等凡涉及胎兒利益保護的，均視為有權利能力，也就是說，胎兒在未出生前，就可以向有關義務人主張權利，包括在娘胎里就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不需要等待出生後再提起訴訟。三是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從十周歲下調至八周歲，這個條款並不是媒體誤讀的保護打醬油的權利，恰恰相反，下調年齡將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不利。四是在監護一節，規定對於監護有爭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指定，這條規定改變了《民法通則》必須由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先行指定的前置程序之弊端，因為在實踐中，這此組織往往不願意指定監護人，這導致指定監護制度形同虛設。五是規定了成年監護制度，特別是規定了成年監護中的意定監護制度，當然，《民法總則》即使未規定成年監護制度，成年人預先安排自己老年時變痴獃等無生活自理能力時的監護人，根據私法自治原則，也沒有必要認定無效。六是更加詳細的規定了撤銷監護人資格的相關情形和程序。對於法人，相較於《民法通則》，有以下幾點變化。一是區分為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特別法人。其中營利法人包括公司等企業法人。非營利法人包括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不向出資者、設立人或者會員分配利潤的法人。其中的社會服務機構，可能包括民辦非企業單位，比如民辦學校、民辦醫院。在特別法人中，《民法總則》一方面在第96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另一方面又在第101條規定了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具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資格，兩者什麼關系需待釐清。二是明確了法人（不再局限在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理事等執行機構或者決策機構的成員為清算義務人，清算義務人未及時履行清算義務，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種民事責任屬於侵權責任。在民法理論中，侵權責任包括侵害權利、違反善良風俗故意致人受損、違反保護性法律致人受損所產生的侵權責任，其中清算義務屬於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制度，違反清算義務致人受損，屬於違反保護性法律致人受損，構成侵權行為。非法人組織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專業服務機構等。需要明確的是，法人的分支機構規定在「法人」一章的第74條，沒有規定在「非法人組織」一章，這說明立法者並沒有將法人的分支機構作為非法人組織，這與民事訴訟法中的非法人組織的概念是不同的。

• 三關於民事權利民法總則的兩個核心概念是權利與法律行為。在民法總則的立法例中，並不會詳盡列舉民事權利的類型。但我國的《民法總則》獨樹一幟，共用20個條文列舉了民事權利的類型，包括人身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必須要指出的是，在民法總則里詳細列舉權利清單，僅僅起到宣示性作用，難以單獨作為裁判規則。盡管如此，在民事權利一章中，也有進步的一面，比如第117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徵收、徵用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這是我國用法律的形式，首次明確規定徵收需要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即使《物權法》也沒有使用「公平、合理」這兩個詞。另外，第132條規定，「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這條規定是對權利行使之限制的規定，具有裁判規則的特質，法官可以拿來適用。最後要指出的是，由於立法機關擬不再規定債法總則，故將不當得利、無因管理這兩種債規定在民法總則之中，但由於只有兩個條文，不足敷用，可以想見，今後會通過司法解釋或判例的形式予以補充，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不當得利與無因管理制度。

• 四關於法律行為作者不願意使用民事法律行為一詞，蓋因法律行為一詞本就是德國民法的產物，不存在行政法律行為、刑事法律行為，所以也沒有必要創設民事法律行為這一概念，但立法機關考慮到法理學者的感情，予以妥協，加了多餘的「民事」兩字。法律行為是權利得失變更的重要法律事實，譬如物權、債權常因法律行為而創設或消滅；又如，婚姻關系始於結婚這個法律行為，終於離婚這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包括財產行為與身份行為，前者如合同，後者如結婚、收養。民法總則既然是民法各編通用規則的提取，即所謂的提取公因式，那麼法律行為一章的相關規定都應該可以適用於身份行為。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民法總則里的法律行為主要適用於財產行為。與《民法通則》相比，《民法總則》關於法律行為有如下修改。一是第139條規定意思表示可以通過公告方式作出，這對於無法尋找相對人有利。比如表達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在相對人下落不明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報紙公告的方式作出，無須通過訴訟途徑解決。但是，第139條規定，「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發布時生效」，這是不符合法理的，應當參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公告發布後兩個月後生效。二是關於無效法律行為的種類上，共有如下幾種：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第144條）、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第146條）、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第153條第一款）、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第153條第二款）、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第154條）。對比合同法第52條，你會發現，少了三種情形。一是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三是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對此，作者認為，合同法第52條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無效，已經被《民法總則》第153條第二款的違背公序良俗無效所替代。對於另外兩種情形，由於《民法總則》居於一般法的地位，而《合同法》是特別法，故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以及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法律行為，仍應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認定無效。三是關於可撤銷法律行為，與《民法通則》相比，增加了第三人實施欺詐、脅迫的情形，另外對於撤銷權消滅的情形亦作了類型化規定。

• 五關於代理對於代理制度，與《民法通則》相比，變化不大，仍然將代理限定在直接代理，不承認間接代理。主要變化是將職務行為作為代理之一種。《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58條規定，「企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以法人名義從事的經營活動，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的，企業法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兩條即所謂的職務行為。作者認為，職務行為，本質上屬於代理行為，故理應作為代理行為之一種，但《民法通則》將之不當得規定在法人一章。《民法總則》撥亂反正，在代理一章的第170條規定，「1、執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工作任務的人員，就其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發生效力。2、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對執行其工作任務的人員職權范圍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自此，職務行為回歸代理制度。

• 六關於民事責任《民法總則》的民事責任一章，是一個大雜燴，糅合了多種情形。作者嘗試分析之：（1）第176條規定：「民事主體依照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約定，履行民事義務，承擔民事責任。」這條是眾所周知的法理，無特別規定之必要。（2）第177條、第178條分別規定了按份責任與連帶責任。這里的按份責任與連帶責任，屬於債的范疇，本應規定在債法總則里，但由於立法機關不再另行規定債權總則，故將這兩個條文放置於「民事責任」一章，體例的缺陷在這兩個條文中表露無遺。（3）第179條規定了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是人格權、物權、知識產權等絕對權的排他性權能的體現；返還財產是物權請求權之行使；恢復原狀（消除影響、恢復名譽）、修理重作更換、繼續履行、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賠禮道歉是債法責任。（4）第181條和第182條規定了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制度，這兩條即學理上的自衛行為，在「台灣民法」，與禁止權利濫用（即大陸《民法總則》第132條）同屬於權利之行使的范疇，作者認為可以參照「台灣民法」，規定在「民事權利」之第132條以下，因為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屬於保護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免遭危害而設，屬於權利行使之界線。第183條以及第184條的「好人法」，類型上亦可分別歸類於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5）第185條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傳言這條是全國人大代表會議表決前臨時加上去的，這個規定存在多方面的問題：一是死者的人格權受法律保護，這不僅僅是英雄烈士，普通人也應受保護，無特別規定之必要，且即使規定，也應當規定在「民事權利」一章的人身權下。二是該條規定的原告是誰語焉不詳，是否是英雄烈士的近親屬？還是有關國家機關，比如檢察院？如果是後者，規定在民法之中並不合適，如果是前者，則根據侵權責任法即可，也無在民法總則中規定的必要。（6）第186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損害對方人身權益、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侵權責任。」此條文語意不明。（7）第187條規定，「民事主體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影響承擔民事責任；民事主體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優先用於承擔民事責任。」刑民交叉是中國式法律問題，不知這一條的規定能否讓這一問題迎刃而解？

• 七關於訴訟時效與《民法通則》相比，《民法總則》將訴訟時效期間統一規定為三年，不再規定特殊短期訴訟時效（如前者規定租金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一年）。另外，根據第188條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的客體為民事權利，但自第190條開始，採用了請求權一詞，因此，訴訟時效的客體為請求權，當屬無疑。而請求權，有基於物權者，有基於人格權者，有基於債權者。何者適用訴訟時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規定，只有債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但根據《民法總則》第196條的規定，除機動車、船舶等需要登記的動產外，其他動產的返還請求權，雖然屬於物權請求權，但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

Ⅵ 房產證什麼樣子的圖片

房產證來的內容：

1、紅色的封皮，自上面印有國徽，下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動產權證書」字樣；

2、第一頁正面有房產證號，印花稅票，以及編號；

3、第一頁背面是你房屋的信息，比如地址，產權人，面積，是否抵押等；

4、第二頁正面是空白的備注或者附記；

5、第二頁背面是你房屋的平面圖和測繪報告；

(6)物權的結構圖擴展閱讀：

（1）房產證只能由房地產主管機關發放。

（2）房產證是對特定房屋所有權歸屬的書面證明，並可記載特定房屋共有狀況以及是否設定擔保物權等狀況。一個具有獨立建築結構與使用功能的房屋(包括區分所有的房屋)只有一個所有權，在不動產登記上只能有一項所有權登記，並且據此只能發放一個房產證。

（3）房產證只能向特定房屋的所有權人發放，如房屋系共有，在房屋所有權證之外，還可向共有權人發放共有權證。

（4）房產證是登記機關在對特定房屋權屬情況進行登記之後，向特定權利人發放的權屬證明，房產證的內容應與登記簿的內容相一致。

Ⅶ 急！！關於房子公用面積使用權，懂法律的人介紹一下

你好，本就公共設施參考其他律師看法，發表如下意見：
一、 物權的設定和歸屬問題。
物權先要合法設立，然後是權利的歸屬問題。
《物權法》第九條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依法屬於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可以不登記。因此，物權的設立需經過合法登記，才能發生法律效力，受完全的法律保護。
不能進行登記、不能取得產權登記證明文件，就不具有公信力，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雙方雖然可以通過合同約定權利的歸屬，但不能受到完全的法律保護，如果約定的內容違反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則該條款無效。
二、買賣合同補充協議的效力問題。
1、實踐中，開發商往往通過補充協議來約定相關權利的歸屬。根據法律規定：由開發商預先擬定的未與對方協商的合同條款，屬於一種格式條款。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
2、格式條款無效的情形：約定違法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3、合同條款是否有效應由法院或仲裁機關來認定，任何一方無權單方提出合同無效並以此拒絕履行合同義務。
三、相關物權之權利歸屬問題的法律規定和限制
（一）關於停車庫、停車位的歸屬問題
《物權法》第七十四條建築區劃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應當首先滿足業主的需要。建築區劃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售、附贈或者出租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屬於業主共有。
1、物權法上述條款只適用於在建築規劃區域內的車位和車庫的歸屬，因違法改建而增加和規劃區之外的車位、車庫不適用上述條款。
2、「規劃許可」是指符合規劃設計文件，規劃設計文件沒有規定的，可依照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規定。
3、利用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和空地設置的車位（車庫）一定是屬於業主共有（公共用地除外），即便買賣合同約定歸屬賣方所有，也屬無效條款。
4、開發商可以通過登記或合同約定將車位、車庫歸屬賣方所有，但受到限制：
1）小區內的業主享有優先租賃權。
2）如果小區本身的車位數量不能滿足業主的需要，向小區外的業主出售車位有悖於物權法的精神。
3）可以歸屬開發商所有的車位或車庫應當滿足：車位面積未被公攤到商品房的買賣面積中、不屬於違規改造情形。
（二）其他公共設施的歸屬權問題
《物權法》第七十三條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綠地，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於個人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其他公共場所、公用設施和物業服務用房，屬於業主共有。
1、「公共設施」的范圍法律沒有明確的界定，一般是指具備自來水、泵站、污水處理、變電、燃氣、供熱、垃圾處理、環衛、公廁、消防等公共用途功能的房屋，《物權法草案稿》曾經規定：「會所、車庫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除建設單位等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外，屬於業主共有。」但該條款最終沒有被採納。依據物權法之規定，會所不能完全視為歸業主共有。
2、會所或其他獨立用房能夠辦理產權登記的，則該權利完全歸屬登記人所有。
3、如果會所或其他獨立用房不能夠辦理產權登記，合同可以約定歸賣方所有，該物業面積也應該是未被公攤到商品房的買賣面積中、也不屬於違規改造情形。
4、會所在歸屬開發商所有的前提下，開發商不能隨意改變會所原有的規劃用途。
如果會所或其他獨立用房是作為物業管理（服務）用房，則根據上述物權法規定和新的《物業管理條例》，所有權應歸業主共有，並不得改變用途。
《物業管理條例》第三十八條物業管理用房的所有權依法屬於業主。未經業主大會同意，物業服務企業不得改變物業管理用房的用途。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物權法已經生效，但規定的比較籠統，實施細則尚未出台，而且各地方的具體情況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意見書部分內容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文作為依據，主要依靠法理解釋，代表個人觀點，僅具有參考價值。

Ⅷ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Ⅸ 業主是否有權利查詢住房的結構原始圖

物權法 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