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對知識產權的行使進行與反壟斷法的規制
一、《反壟斷法》第55條的意義重大
我國《反壟斷法》在附則第55條確立了對知識產權行使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的基本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和實務部門對於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尤其是反壟斷法應當如何對待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我國反壟斷立法過程中，有的基於知識產權本身的合法壟斷權的性質，主張反壟斷法不應該規定知識產權問題，或者僅僅明確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領域；有的則認為反壟斷法中不僅要規定知識產權問題，而且還要具體規定，甚至要設置知識產權問題專章，以便為行政執法和司法提供明確的規則。《反壟斷法》第55條既規定將行使知識產權的正當行為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又規定對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這是一種合理的規定，它正確地把握和處理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這又是一種比較明確的規定，因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條文需要作所謂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後一方面的結論來，而本條則直接作出了正、反兩方面的規定。
『貳』 日本知識產權
日本漫畫出單行本，也可以在雜志上刊登，但是一般上若在雜志上大受歡迎的話專，就會有出版社找作者來商量屬是否要出單行本，因為這樣對作者比較有利一些。
周邊產品是可以收版權費的，不過這還是要依著合約來說，合約不同，版權費的分比例就不一樣。
日本漫畫家當然是靠自己的雙手來賺錢。畫漫畫、投稿，就賺錢了，當然前提是漫畫要受歡迎。如果排成動畫的話，薪水當然就更高了，不過一般上漫畫家的薪金都不穩定的，一些不怎麼有名氣的生活就過得慘淡，一些非常有名的當然就過得很好。
『叄』 知識產權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區別與聯系
1、立法目的。
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反對經營者出於競爭的目的，違反市場交易中誠實信用的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攫取他人競爭優勢的行為。因此，它首先保護的是受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的善意經營者的利益，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追求的價值理念是公平競爭。
反壟斷法則是從維護市場的競爭性出發，目的是保證市場上有足夠的競爭者，以便使交易對手和消費者在市場上有選擇商品的權利。根據反壟斷法的理論，只有當市場上出現了壟斷或者壟斷趨勢的時候，政府方可干預市場，干預的目的是降低市場集中度，調整市場結構。因此，概括地說，反壟斷法所追求的價值理念是自由競爭，目的是保障企業有自由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提高經濟效率和消費者的社會福利。
2、規制對象。
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關注市場上企業間的相互競爭行為，目的是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
反壟斷法關注的則是競爭者之間的協調行為，目的是防止市場上形成排除競爭或者嚴重限制競爭的局面。
因此，一個違反了反壟斷法的行為，例如競爭者之間商定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因為這個行為沒有損害任何競爭者的利益，從而不會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
另一方面，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如假冒商標或假冒專利，這些行為因為不會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不會減少市場上競爭者的數目，反壟斷法也不會把它們視為是違法行為。
當然，反壟斷法中也有一些關於企業市場行為的規范，特別是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例如禁止這種企業實施搭售行為或者價格歧視行為等。然而，反壟斷法制止這些行為不是出於這些行為不公平或者不正當（當然這些行為是不公平或者不正當的），而是因為這些行為會加強行為人已經取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從而惡化市場上的競爭條件。因此，反壟斷法關於企業市場行為的規則只是針對那些擁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大企業。
『肆』 日本知識產權法商標保護條款
有些國外品牌是需要在中國海關知識產權保護系統注冊備案的。
法律依據：根據國務院頒布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第二條的規定，我國海關保護的知識產權應當是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並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專利權。
所以，以下知識產權可以向海關申請備案保護：
1、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核准注冊的商標（服務商標除外）；
2、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注冊並延伸至我國的國際注冊商標（服務商標除外）；
3、國家知識產權局（包括原中國專利局）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外觀設計、實用新型專利；
4、《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成員國的公民或者組織擁有的著作權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
只有知識產權權利人可以申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案。這里「知識產權權利人」指我國《商標法》、《專利法》和《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商標注冊人、專利權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
使用知識產權的被許可人不能以自己的名義申請知識產權備案，但是可以接受商標注冊人、專利權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的委託，以其代理人的身份並以權利人的名義提出申請。
境外的權利人必須委託境內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海關總署辦理。
備案申請的流程：
（一）注冊為系統用戶。目前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案申請都應當通過登錄本系統提交。所以備案申請人在提交備案申請前首先要注冊為系統用戶。系統用戶應當以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名義進行注冊，填寫必要的用戶信息，以獲取用戶授權。注冊成功後系統會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
（二）錄入備案申請數據。注冊用戶登錄備案系統後，在申請新備案窗口內填寫申請備案的知識產權和其他相關信息，同時上傳有關圖片，圖片大小不能超過400K；
（三）繳納備案費；
（四）提交紙面申請。將已錄入的備案申請數據列印成紙面申請書並加蓋申請人或代理人印章，連同其他相關材料郵遞至海關總署。海關總署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6號郵編：100730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知識產權保護處；
（五）獲得核准備案信息。申請人提交紙面申請後，可隨時登錄系統查詢海關總署審核其申請的情況。海關總署應當在自收到申請人提交的全部申請文件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做出核准或者駁回申請的決定。海關總署核准或者駁回備案申請，將通過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海關總署駁回備案申請的，申請人提交的紙面材料不再退還。
『伍』 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
知識產權法是指因調整知識產權的歸屬、行使、管理和保護等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知識產權法的綜合性和技術性特徵十分明顯，在知識產權法中，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既有實體法規范，也有程序法規范。但從法律部門的歸屬上講，知識產權法仍屬於民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法律規范大多適用於知識產權，並且知識產權法中的公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都是為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一私權服務的，不佔主導地位。
『陸』 知識產權許可反壟斷法規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趨勢
不同模式：
美國：合理原則；
19世紀下半葉，美國開始形成各種壟斷組織，尤以托拉斯為主要形式，因此旨在反對壟斷活動和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的立法被稱為「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基礎是1890年的《謝爾曼法》，它禁止兩類限制競爭的行為，即以契約、聯合或共謀的方式限制貿易的行為（第一條）和從事壟斷或企圖壟斷的行為（第二條）。對於第一條，美國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標准石油案判決中明確了原則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行為才屬於該條的禁止范圍，即「合理原則」。
歐共體：豁免制度；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條例規定，達到一定份額後即可豁免。如一個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如果涉及的市場份額不超過相關市場的百分之三十，協議就可以得到豁免。
日本：傳統與借鑒；日本在這方面既結合傳統，又積極借鑒國外先進做法與經驗，比如不正當競爭行為中的「共同行為「認定」等。
共同趨勢：
關於知識產權許可法律規制，各國的立法以及規制模式不盡相同，但可以看出各國都在相互借鑒各自的優點。在對知識產權協議的反壟斷政策上，各國的趨勢也是一致的。各國在對於知識產權與反壟斷的關繫上都已經認識到兩者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知識產權制度從根本上也是激勵創新、促進競爭的，所以知識產權的行使並不因此而受到反壟斷法的特別關注，相反，西方各國反壟斷政策對此是趨於寬松。
『柒』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捌』 我國新出台的反壟斷法中是否有關於知識產權的適用除外的規定
在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法》被稱為「經濟憲法」。在我國，《反壟斷法》的制定已進入快車道：國務院法制辦在 2005年5月下旬邀請歐美等國法律專家召開了研討會，對目前的《反壟斷法》徵求意見稿進行了討論，並根據此次討論結果進行了最後的修改，在完成國務院的審議程序後向人大提交議案。我國《反壟斷法》的制定，對制止壟斷和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保護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權益等具有重要意義。
《反壟斷法》草案對知識產權濫用規定之不足
一部好的法律，除了要借鑒外國的成熟經驗，更應當結合本國的實際，而不應當偏廢某一方面。例如濫用知識產權，形成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我國在這次制定《反壟斷法》中應當在總則中，或者用一章節對此加以規定。但2005年4月8日的《反壟斷法》徵求意見稿，只是在第8章的附則第56條規定：「經營者依照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規定行使權利的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本法處理」。這樣簡單含糊的規定和濫用知識產權形成壟斷的危害性是極不相稱的，也和業內人士對這次反壟斷立法的期望相去甚遠。最重要的是在這部《反壟斷法》出台後國務院或相關部門在根據此法制定相關法規或規章時顯得依據不足。況且一部法律出台後是不能朝修暮改的，這涉及到法律嚴肅性問題。從目前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市場壟斷的形式越來越高級，利用知識產權形成的國際市場壟斷將是今後的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具有表面合法化、無形性等特點，但它的危害性更大、更深遠。所以，我們應以此次反壟斷立法為契機，對此壟斷形式加以規制，為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知識產權濫用危害重重
知識產權保護與《反壟斷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社會財富的增加，它們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國家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鄧軍認為：知識產權是調整知識創造和應用中當事方利益的政策工具；知識產權是市場競爭的工具；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從國際上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往往利用其掌握的專利，在貿易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限制，這是一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問題，是一國經濟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我國也應對此高度重視。從國內來看，我們在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也應當防止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濫用知識產權市場壟斷。所以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確定在合理范圍內，當濫用知識產權形成市場壟斷時，《反壟斷法》應對此加以限制。
知識產權濫用形成的市場壟斷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成為壟斷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關鍵因素。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主要表現為利用知識產權從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現在國際上最為嚴重的一種與知識產權濫用有關的壟斷形式發展趨勢表現為：技術專利化、專利標准化、標准市場壟斷化。如國外DVD生產廠家聯合起來，把專利綁在一起形成專利池，然後形成標准，當我國DVD生產廠家用此標准生產時，必須交納專利費。一台DVD，我國生產商向國外交納20 美元，而自己只能掙1美元，這就是專利形成的市場壟斷的危害，它的標准你不用還不行，因為這種標准已經形成了市場壟斷。與知識產權濫用有關的壟斷具體表現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限制競爭行為：如權利人拒絕許可他人使用其專利,從而阻礙其他經營者進入其所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與其競爭；權利人的目的或行為的結果，是阻礙相鄰市場上的競爭,保護與其相關者的利益；專利權人控制專利權產品的轉售價格；專利權人在銷售專利權產品時強制搭售其他產品；專利權人設置排他回授條款，即規定被許可方將任何改進的商業秘密技術或其它獨占性技術排他的只能授給許可方，以剝奪被許可方向第三方轉讓新技術的權利；專利權人利用已經獲得的專利制定技術標准，用收取高額專利費來控制技術標准，從而控制某一產品的市場；專利權人利用控制技術來源的辦法控制技術市場；專利權人利用價格歧視的方法控制產品市場等。判斷一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應遵循以下三個標准：第一，《反壟斷法》一般情況下不適用於知識產權領域，只要知識產權的行使不超出權利自身的范圍，即使存在壟斷或限制競爭的情形,也應被《反壟斷法》所寬容；第二，如果知識產權的行使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已超出其知識產權自身的范圍，那麼這種行為就應適用反壟斷法；第三，即使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沒有超出權利自身的范圍，但如果這種行為可對市場競爭帶來不應有的限制，那麼這種行為也應適用《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濫用之必要性
從1990年我國建立起較完備的知識產權制度到現在僅15年的時間，在這一時期，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必要的，但根據目前一些國外大公司利用知識產權對我國國際、國內市場形成壟斷的事實，只強調權利的行使而沒有確立相應的約束機制，導致了市場壟斷這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其中，《反壟斷法》的建立是約束知識產權濫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在我國，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之間的復雜關系似乎還沒有引起我國的足夠重視。目前，有關反壟斷法的論著一般不提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問題，而只是籠統地將知識產權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有關知識產權的論著也很少提及反壟斷法，而往往只是籠統地提及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即壟斷性；在立法上，也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比如這次我國《反壟斷法》徵求意見稿中對濫用知識產權的規定在整個《反壟斷法》中地位可謂窺豹一斑。然而，許多國家都對濫用知識產權形成的市場壟斷進行了大量相關立法進行規制，比如1999年發生的美國微軟公司利用出售 WINDOWS操作系統搭售視窗的行為，歐盟根據其有關反壟斷法對微軟罰款20億美元。現在許多在華跨國公司也有大量類似的行為，但如果我國沒有對此進行制約的法律，如何制裁？這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其實，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科技、經濟競爭中，許多國外大企業在我國市場上的壟斷行為都同知識產權的不正當行使分不開，因此建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於保護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經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有專家所分析的：「與《與貿易有關的知道產權協議》（TRIPS）中有關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定相比，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還存在不少差距；與TRIPS協議中有關對限制競爭的行為進行控制的規定相比，我國的法律法規也存在著差距。這兩種差距的不同之處在於：對於前一種差距，如果我們不設法彌補，就會導致發達國家的指責，有可能因此而產生糾紛，遭到報復；對於後一種差距，即使我們沒有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外國人也不會有什麼意見。例如，在我國與美國政府進行的知識產權談判中，美國就從來不指責我國沒有進行反壟斷控制；國務院法制辦這次邀請歐美等國法律專家召開研討會，他們也沒有提出這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因為這對他們沒有好處。2004年，我國加入 WTO已經三周年，許多國家對我國入世承諾進行評估，如英國議會貿易和工業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加拿大國際貿易委員會等都對中國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狀況進行了評價，普遍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基本上與世貿組織相關協議相一致，但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問題，首先是對侵權行為處罰力度不夠，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上下一致的執行所制定的法律；司法和行政執法部門執法效率低下。面對這些指責，筆者認為，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已經做了極大努力，並且成效顯著。少數發達國家利用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知識產權的優勢，動輒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產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體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實行「不公平貿易」。這種知識產權濫用的行為，難道不應當規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進行規制，從來就應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統一的，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社會財富的增加。發達國家將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貿易保護和貿易制裁的工具，發展中國家對此也應當進行反向規制。例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內容的修改方面存在的實質性分歧正是這種斗爭的體現。因此，無論是為了維護國內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還是為了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我們都要在制定《反壟斷法》時規定較為詳細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反壟斷法律規范。
規制知識產權濫用之立法思考
對於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形式各國立法有所不同：日本採用開放式，列舉在知識產權合同中應該控制的限制性條款,如《反壟斷法》第6條；美國雖未對其做專門規制,但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5年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法指導意見》列舉了執法機關追究反競爭行為的一般尺度；歐共體委員會頒布的1996年第240號條例，將涉及專利技術秘密的使用統一加以規定，分為可豁免和不可豁免的；我國對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制沒有統一的法律，散見於《專利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因此，我國在制定《反壟斷法》時應該對現有的規定加以整理，將《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濫用的一般立場系統准確地表述出來。
在制定了統一的《反壟斷法》後，各國在具體的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中也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專門性規范，如1995年4月6日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發布了一份《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1月31日歐盟委員會也就《羅馬條約》第85條第（3）項對若干類型技術轉讓協議的適用問題制定了240號規章（EC No240/96，一般簡稱《技術轉讓規章》）；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重新頒布了《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證合同中的反壟斷法指導方針》；我國台灣「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於2001年1月18日發布了《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我國在制定了《反壟斷法》後，還應當由國務院及其相關部門制定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實施細則，對具體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的表現形式、執法機構、法律責任進行詳細規定，使該法的規定真正落到實處。
『玖』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
1、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分別針對的是知識產權與壟斷關系。
2、知識產權是專一種合法的屬「壟斷」，不必然使其所有者擁有市場支配力。
（如果知識產權授予形成市場支配力，那麼這種市場支配力本身並不違反反壟斷法）
3、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的共同目的是鼓勵創新和提高消費者福利。
知識產權人不得濫用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