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與知識產權

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含義和意義

含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意義：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2、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

4、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

5、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1)供給側改革與知識產權擴展閱讀

具體內容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

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

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❷ 知識產權界聚焦如何推動供給側改革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認為，知識產權不僅可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製度供給，還可以提供技術供給，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支撐和基本保障。
「這些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出台知識產權領域的新戰略、新政策、新舉措，依靠知識產權助推經濟創新發展。」申長雨表示，中國作為一個知識產權大國，近年來為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進行了一系列新的實踐和探索，包括積極推進知識產權高效運營、大力提升知識產權公共服務水平、加快發展知識產權服務業等。特別是在專利領域，實現了發明專利年申請量、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兩個一百萬件」的重要突破。

❸ 供給側改革長利短痛 供給側改革的難點在哪

最高領導層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 一說。
這一概念本身並無定論。無論是學術上的供給主義經濟學，還是80年代以供給主義名義實施的美國經濟政策，都與中國目前的國情不相同。但如果將供給側理解為生產活動中的勞動力、資本、土地這三大要素投入，那麼則符合目前國內經濟面臨的困難——產業結構不合理，僵屍企業借新還舊、勞動生產率有待提高、製造業國際競爭力下降。

結合其他高級政府官員使用這一概念的語境來看，總書記說的「供給側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導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針對上游產能落後、產能過剩行業，要減少支持，同時將資源配置到高端裝備製造業、公共服務業以及一些戰略新興產業當中去，重塑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要素市場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沖擊大，見效慢。特別是在企業部門債務負擔較高的情況下，財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應當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內失業與金融風險有過快增加。此外，供給側改革在「破舊」的同時確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來，如何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將是制度建設和收入分配層面需要思考的長期問題。

供給側改革不是自由主義

首先要明確的是，國內所說的供給側改革並不是西方的倡導自由主義的供給主義經濟學，與曾經流行的供給主義經濟政策也有明顯距離。

以美國為代表的「供給主義」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思想。它的核心學術理念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其具體含義是在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下，供需雙方通過價格調節可以自動達到均衡。

在供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關注生產活動和總供給是經濟繁榮的關鍵，而需求只不過是一個次生現象。

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時期，美國經濟面臨滯脹，供給主義經濟學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方法。「拉佛曲線」成為了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支撐，這一理論認為在高稅率的時候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帶來總產出增長和稅收總額增長。

「供給主義」政策乍一看起來也是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減少干預，尤其是稅收和管制，認為企業在不受外部干預的情況下會發揮最大活力。讓這一經濟思想成為社會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勵政府對工薪階層實施大規模減所得稅，提倡尊重財產私有制。這不僅很容易贏得美國民眾支持，也與共和黨「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實際上，這一政策的實踐最終脫離了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原理。克魯格曼則形容這種政策「雖然比貨幣主義更好，但並未達到它承諾的效果。」

一方面，美國官方數據顯示，從1945年至2010年間，美國經濟增長與邊際稅率高低並無明顯相關性。再者，所得稅減免之後總稅收雖有所增長，卻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稅，且政府支出增長更快。因此，美國的財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債務從1980年佔GDP的26%擴大為1988年的41%，總國債從7000多億美元增長到2萬多億美元。在2003年，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減所得稅不會提升稅收收入。

也就是說，真正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滯脹的供給側政策其實是借鑒了凱恩斯理論的擴張財政政策，而不是供給主義經濟學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線」。

回到國內，多位「學者型」高級官員都曾經公開使用過「供給側改革」這一說法。結合他們的語境，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為了加速產業調整，是對實體產能過剩、金融體系高杠桿、高收益率自我循環的強力糾正。

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10月份到廣東考察時強調，「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由此可以看出，這里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強調讓市場決定資源的配置，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僵屍企業不應得到政府扶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則撰文指出，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他在談到去產能之外，還提出了建設性的四個政策，分別是「要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產；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

因此，供給側改革會是政府在經濟領域有退有進，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同時強化政府對關鍵產業的控制。這與西方曾經的「供給主義」政策也不相同。

供給側改革的難點

從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重新塑造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來看，供給側改革是必要條件。中國在工業化初期以及改革開放之後，也是向重化工業投入大量勞動力、資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積累和飛躍。目前要素市場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難點。

首先，除了勞動力、資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著的依靠生產函數中「全要素生產率」來提升總供給的說法。海外有工業革命，國內有安徽鳳陽農村承包責任制改革，這些分別是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提升了勞動生產率。

但「全要素生產率」本身實際上是難以量化的要素投入的代名詞，獲取它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或是單位勞動力的投入，例如研發蒸汽機，種地的農民在激勵下增加工作時間和強度。

然而，如今成本低廉的技術進步越來越難以獲取。技術進步總是伴隨著越來越高昂的研發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則主要指向針對壟斷行業國有企業和行政部門的低效運作，需要簡政放權以及推進國企改革。這些中央政府雖在做，但無疑都是改革深水區，而且指望憑此對沖短期的經濟下行壓力有困難。

其次，勞動生產率增長需要超過工資增長率，才能維持經濟增速。財政部部長樓繼偉5月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就明確指出，以2007年為拐點，中國的工資的增長高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時間相符。那麼中期來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緩慢的情況下，工資和社會福利的增長速度就不太可能加快，甚至不排除出現宏觀稅負的進一步提高。

最後，僅憑借供給側改革並不能夠自動產生總需求擴張，消除債務風險。企業部門債務率偏高，資產負債表衰退會帶來總需求的萎縮，企業投資意願下降。而試圖通過鼓勵居民部門、尤其是普通工薪階層借貸消費以及投資資本市場，刺激總需求和補充企業資本金，則是鼓勵宏觀經濟中抗風險能力差的一方承擔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中國。這也是為什麼大蕭條中凱恩斯傾向於擴張財政赤字，讓抗風險能力強的政府部門承擔更多不確定性。

可能增加金融與失業風險

既然供給側調整的主戰場是要素調整，那麼在重新配置資本與勞動力的過程中，就可能增加金融與失業風險。

金融風險可以分兩方面來看。在債務方面，僵屍企業的清退必然是會加快的，但違約風險在目前債務人、金融中介、投資者分擔機制不明確，尤其是P2P暴露出不少中小個人投資者不知不覺介入其中。而在新產業方面，權益投資面臨著失敗後較大的損失。目前民間資金蜂擁進入互聯網創業企業，以及部分投資者抱著暴富的心態進入側重融資功能的新三板市場，前景需要謹慎觀察。政府的合理引導與法制保護至關重要。

失業風險則更容易理解。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本來就會令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下降，而且從建築與落後製造業到科技密集型製造業與社會服務業，這里是需要職業培訓與長期教育的。解決這種結構性失業風險，需要政府做好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對中下階層的沖擊。如南歐國家在歐債危機當中的勞動力市場的劇烈調整，以及日本過於僵化的勞動力市場，都是中國本輪改革應當避免出現的兩個極端。

如果再去看里根政府時期美國經濟脫離滯脹，除了提高財政赤字以外，還藉助了時代背景，使得改革較為順利。

首先，當時美聯儲的高息政策力挺美元，這支持了美國引進資本。美元國際地位和東亞國家發展出口經濟則幫助美國用貿易赤字支持內需。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冷戰背景下全球武器交易達到了巔峰。美國及北約國家通過與蘇聯的軍備競賽給財政支出以及尋找外需拓寬了渠道。

中國雖不完全具備當時美國的背景，但在要素改革與時間賽跑的時候，仍可以適當借鑒。比如人民幣市場國際化，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通過「一帶一路」輸出產能，還有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將是對沖供給側要素改革風險的重要手段。

❹ 保險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

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
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了今後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了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
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什麼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台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台後，於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柯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柯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台。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葯。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路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於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後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幹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供給側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麼，「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麼？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屍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繫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於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其四，「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台，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台。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麼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由於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應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後，應當制訂什麼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麼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麼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於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供給側改革」強調了繼續推動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從全局來看，不僅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組織需要優化能力，數量龐大得多的微型組織能否優化，同樣重要。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態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理想狀態的表述。事實上，目前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在沖向高點後發生了逆變化，通過有形要素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已變得狹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相當迫切。
細觀之下可以發現，「供給側改革」盡管是全新表述，但與現在已經部署並次第展開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從本質上看，盡管「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宏調著力點可能發生變化，但不是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確的表達。這表明，一系列相關改革將獲得更具象、更明確的操作路徑，並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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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戶均達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超過100輛。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住」「行」的市場需求會發生明顯變化。2013年後，我國新開工房屋面積、住房銷售面積先後出現負增長，汽車銷售進入低增長階段。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佔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遊、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准、供應鏈管理、營銷網路、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鋼鐵產量出現自200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水泥產量出現自1990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後於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屍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於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症結在於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甦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禦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後，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製造業出現迴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於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澱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於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准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於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於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佔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範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屍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葯、高端裝備、智能製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麼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託，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底有哪些戰略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核心要義是通過市場取向的綜合創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學、市場更有效、企業更有活力，從而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行業出清和盈利狀況改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一步推進工作，要堅決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質屬性，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
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簡政放權改革取得顯著成績，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依然存在。以投資領域為例，當前束縛企業活力的最大障礙依然是投資審批時間長、程序多。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行政審批形成了「行政部門設權、事業單位評估、行業協會認證、關聯企業收費」的「審批套娃」，制約著企業投資經營。這些行政審批權力又通過法律、條例、辦法、細則等形成了「法規套娃」，固化了部門利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須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釐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加快拆解兩種「套娃」，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審批許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提高監管和服務水平。
通過要素價格等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價格反映供求關系，價格信號引導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我國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逐步增強，但仍有一些價格信號不明確，甚至是紊亂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清除市場壁壘，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推進水、電等領域價格改革;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加強產權保護，發展技術市場，使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第一動力。
通過深化改革使國有企業做到生產能多能少、員工能進能出、企業能生能死。當前，供給過剩的領域主要是傳統重化工業，生產要素流動難、「僵屍企業」多等問題在一些國有企業比較突出。一些國有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自己不能決定;越是經濟困難的地方，人們越往國有企業里擠，企業減員困難;企業破產涉及人員和債務，沒有錢解決不了問題，難以順利破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研究新形勢下如何推動富餘人員的分離和再就業、不良債權的重組，以及「僵屍企業」的破產重整或清算，進而激發國有企業的生機活力。
通過創新驅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當前，創新能力不強、體制機制僵化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要害問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5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內地的創新排名是第二十九位;世界銀行發布的2015年全球營商便利指數中，我國內地的排名是第八十四位。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束縛企業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突出。從國際經驗看，每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大幅提升;供給側一旦出現革命性創新，市場需求就會排浪式增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增強企業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將經濟發展切換到依靠內生性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驅動的軌道上來。

❼ 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何新特點

深化的重點主要包括以下五點：
一是穩中求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滿足於穩中求進的要求。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首先要強調有利於經濟的穩定，既以基礎性資源開采、基礎性材料供給、基礎性中間產品和零部件生產為核心，保持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並在穩定的前提下在產業鏈的末端和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穩和進」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
二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對於新發展理念從理解和樹立層面，要走向貫徹落實層面。創新發展要在積極推進技術創新的同時，做好應對高折舊風險和增強知識產權價值的安排；綠色發展要在降低排放和消耗的同時，更好地轉變經營機制，讓環境成本合理、公平、透明地落到每一個人的頭上；開放發展要在堅持「一帶一路」，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同時，堅持公平、有序和對等的原則，在承擔開放義務，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穩定的同時，更好地發展和提升自己；協調發展要重視區位、產業和模式的協調，發展的不是某一個產業，而是一個產業體系，完善的不是一個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種橫向充滿的理念和一系列縱向通貫的模式；共享發展是對分配製度和最終目標的一種強調，共享不是平均，而是帶有一種適度平衡性的分配安排，既有激勵，也有托底平均，但分配不僅僅是生產（供給）的附屬環節，更重要的是共享性的分配是生產（供給）的最終目標的組成。在貫徹落實的時候，市場能做的正向產出，在制定了政策之後就交給市場；政府主要做市場無力做，或者無法高效做到的部分，也即上文中列出來的「而」之後的部分。
三是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新常態理論體系的提出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了，我們對新常態的管理要求也從認識和適應階段，轉向適應把握和引領階段。從2017年的情況來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著力點還是適應和把握，但是要嘗試，要培育，要動起來，要因勢和造勢，所以「引領」未必是確定項，更是一種未定項和嘗試項。我們既要保持定力，合乎戰略，不急於求成，但也要把握機遇，促成要素和資源轉化，盡早實現改革目標和形成突破，以取得實際成效為目的。
四是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中國經濟的傳統模式是一種標准化、規模化的發展模式，即以最高的效率實現對經濟生產的標准化設計與改造，然後轉向產業鏈細化和規模化生產，再以低成本、規模化為基礎形成標准化產品的產出。質量和效益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心，即是對規模化和標准化的適度糾正，以質量來求得差異，並通過差異來獲得市場，進而通過差異化的市場出清來提升生產體系的效率和效益。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技術、產品和模式的創新，追求高質量、高效率、差異化產品的新生產體系。
五是適度擴大總需求。擴大總需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擴大總需求的量，二是擴大總需求的額，我們擴大總需求，需要兼顧好這兩個方面。差異化及其所擁有競爭性壟斷的市場結構是較好的擴大總需求額的方法，而高效的市場機制和智能配置是實現適度價格歧視，從而拓展總需求量的有效方法。因此，適度擴大總需求，既要求適銷對路的供給創新，也要求高效智能的市場創新，並捕捉需求特徵，加強預期引導，避免各類產品供大浪費和供小短缺的問題。

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包括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

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8)供給側改革與知識產權擴展閱讀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內容

1、改革的過程就是農民要把控好自己生產質量和規模，這個事情核心的操作主體是農民，畢竟種子是農民種的，管理是農民管的，要是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投機取巧，生產品質一般甚至假冒偽劣產品，改革也就沒法完成。

2、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宏觀調控。對於過去賣不掉的東西，中國採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電賣不出去，就有家電補貼政策，但是這種刺激消費的政策，會導致某個產業產能過剩，以至於消耗過度，污染加重。

3、農業的發展方式需要轉變，要從供給入手，改善供給結構，這才有了農產品供給側改革。

4、供給側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進，除了國家的宏觀調控之外，農民也得轉變發展觀念。通過施化肥、打農葯、單純追求產量增長的生產方式，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農民還得要調整種植結構，多生產綠色有機食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來提升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