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階級

1. 知識產權為何沒有產生於中國

1.封建社會的「特權」與知識產權的起源追根溯源,知識產權起源於封建社會的「特權」,即封建社會的地方官吏、封建君主、封建國家以榜文、敕令、法令等形式授予發明創造者、圖書出版者在一定期限內的專營權、專有權。這種特權帶有一定的恩賜性質,與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它畢竟使智力成果首次被確認為一種獨占權,是知識產權發展進程上的一次飛躍。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商品生產者迫切需要獲得最新的技術成果。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原先的特權制度顯然無法適應新的形勢。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就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2.知識產權在財產權地位中的確立過程

從物權、財產權的演變及西方國家立法的進展看知識產權地位的確立以及對財產權制度和財產權理論的影響,分析物權、財產、財產權概念的演變,聯系西方國家關於財產立法的演進,我們可以對知識產權的產生及在財產權中地位的確立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都有適合其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政治制度的權利形態。在階級社會里,權利的產生則是直接基於法律的創設。在性質上,權利是國家或社會對某種社會事實狀態特別是人們對生產要素佔有狀態的確認,以及對所有人依法對其進行支配的保護。在人類力量尚不足以支配自然的條件下,人類只能在有限的權利客體面前以分裂的狀態結成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一部分人佔有物質資料並將這種佔有賦予合法佔有的權利形態,同時以社會其他人的義務履行來完善這種佔有。於是,權利形態集中表現為人對物的佔有——物權。

物權概念源於奴隸社會的羅馬法,其產生比知識產權要早得多。在羅馬法中可以看到財產的不同分類方式,如不動產與動產之分在《十二銅表法》中即有規定。然而,盡管如恩格斯所說「羅馬法雖然是簡單商品生產時期的完善法律,卻包含了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法律權利的關系」,但羅馬法並未涉及無形財產或知識產權的規定。在這一時期,由於物質資源有限,人們充分認識到了物的價值,及對其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重要意義。那時的財產觀念自然限於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物,談不上對知識產品價值的認識。由於物的佔有對於實現物權具有關鍵意義,人們特別重視對物的佔有。正如馬克思在分析羅馬社會和私有制時所指出的一樣:「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佔有,是一個事實,是一個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只是由於社會賦予實際佔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佔有才具有合法佔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

知識產權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之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英國工業革命後,不僅帶來無形財富的思想,而且由於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觀上為在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礎上考慮智力因素參與分配提供了可能。人們要求界定知識產品產權的願望日益迫切。與此同時,作為現實經濟生活反映的法律,總面臨著大量的非物質的財產關系的挑戰。財產的非物化便逐漸成為一股法學思潮。此時法學對產權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種對「物」的權利,而是一種對價值的權利。產權概念的這種演變,使有價值的權利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大量進入了財產權的范疇,如商譽、商標、著作權等。終於,在傳統物權的參天大樹旁,出現了一開始多被稱為「無形產權」的知識產權的幼苗。時至今日,這顆幼苗已長成參天大樹,正如著名知識產權法學家鄭成思教授所言,「從發展趨勢來看,知識產權肯定會在無形產權中占頭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財產中占頭等重要的地位。」

其實,西方學者對財產法的研究進展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知識產權在財產權中地位的確立狀況。根據財產的形態,西方國家學者很早就將財產分為動產、不動產和無形產三類。以英國《財產法》教科書為例,財產被分為土地、貨物、無形動產、貨幣、基金。而在無形動產中包含了知識產權、商譽、債權,不屬於債權的合同權、商業票據及股票和股份。知識產權被明確地列為財產的一種。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二、知識產權的發展階段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第二次飛躍。到了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壟斷資本家的勢力范圍也超出了國界,他們希望對國外的投資、產品和技術輸出獲得更大利潤。這些國家的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隨著有形商品輸出而進入國際市場後,在國外卻得不到保護。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壟斷資本家尋求國際市場的需要之間的矛盾便暴露出來。於是產生了簽訂國際條約的願望和要求。

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我們可以稱為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第三次飛躍。這一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三、當代知識產權發展的主要特點

保護知識產權,保護人類智力成果,已成為當代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當代知識產權發展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1.知識產權私權的公權化因素在增強

前已指出,知識產權具有私權性。知識產權是在不符合私權原則的環境下產生而逐漸演變成被多數國家普遍接受的私權。在當代,知識產權的私權性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國家介入因素在增強。當然,公權的滲入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而這種「公」、「私」融合,可使知識產權在當代更加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理由至少有二:一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平衡知識產權權利人與社會公眾利益的調節器,這種「平衡」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它需要適時由公權介入進行調整；二是知識產權由僅涉及公民、法人享有的民事權利,逐漸轉化為一種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具有公權因素的私權,能夠更好地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價值。20世紀90年代美國關於網路著作權立法的討論,就反映了這一點。

2.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趨於完備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自19世紀末誕生以來,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已日臻完備。國際公約確立的一些原則不斷為各國國內法所吸收,推動了各國知識產權國際化的進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以我國為例,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立較晚,基於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特點,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後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以來,十分注重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努力使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符合國際化協調的趨勢。具體地說,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是遵循以下原則發展的:第一,注重與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接軌,逐步使中國的知識產權符合國際公約提出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准則；第二,以中國知識產權國內法獨立保護為原則；第三,在遵守國際公約保護基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中國知識產權國內法。

當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趨於完備還表現在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數量增多,參加國增多,保護水平提高,以及國際保護組織日益健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知識產權日益成為世界性的貿易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極力主張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性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在西方一些國家的推動下,知識產權被列為三個新增議項之一納入了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並且最終達成了Trips。Trips是一個代表發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高標准、高水平的協議。隨著烏拉圭回合的結束,Trips也隨之生效,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普遍接受的知識產權多邊保護規則,並對各國知識產權法和國際公約產生重大影響。我國加入WTO以後,Trips也必將成為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准則。可以說,Trips的生效,使得當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更加完善。

3.地區性的知識產權合作與協調在加強

當代一些國家或地區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和密切的經濟交往,逐步形成了一些地區性的經濟集團,建立了一些地區性的知識產權組織,如歐洲專利局、非洲知識產權組織、安第斯組織等。以歐盟為例,隨著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歐盟先後頒布了《關於資料庫保護的指令》、《關於出租權保護的指令》、《關於著作權保護期的指令》、《關於衛星的指令》等,旨在協調歐盟范圍內的知識產權制度。

實際上,在我國當今「一國兩制」的環境下,內地與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也存在著區際性質的知識產權合作與協調問題。這方面研究亟待加強,以促進內地與港澳台之間經濟、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4.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與協調上存在矛盾與沖突

知識產權的發展狀況是和一個國家經濟和科學技術、文化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在經濟實力和科技文化方面都有差距,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在「形式」上的平等並未消除「實質」上的不平等。一些發展中國家主張對一些不利於自己的國際公約條款進行修改,這勢必會與發達國家存在矛盾與沖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南北間知識產權外交談判就是一例。由於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存在不平衡的發展格局,知識產權發展的不均衡性仍將存在。

從發達國家來說,最主要的是美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存在的磨擦較多。其實這是有深層次原因的,是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戰略和對外貿易政策的結果。美國是世界頭號經濟、科技強國,為了維護、鞏固其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把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其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方面,將知識產權保護與對外貿易掛鉤。為了維持其經濟、科技霸主地位,美國嚴格主張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限制科技資源的國際利用,加強對技術轉移的控制,對競爭對手特別提出對等性要求,並且積極主張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世界貿易體制,以使其國際化。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美國1988年修訂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的通過,使知識產權保護成為美國貿易政策核心問題之一,為保護美國的知識產品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該法追加的人們所熟悉的「特殊301款」是美國評價其貿易夥伴是否充分、有效地保護了美國的知識產權,是否給美國知識產權所有人公平進入其市場而設置的一種法律程序,旨在按照美國的標准和要求保護其在他國的知識產權,以達到保護其產品進入他國市場的目的。根據該條款的規定,美國貿易代表署可以調查其他國家對美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以確定「侵權」的重點國家,並展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談判。如果達不到美國提出的要求,美國將採取報復措施。我國曾在1992年被美國以知識產權保護不充分為由,列入報復名單。後來經過艱苦談判,最終達成了中美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諒解備忘錄,避免了一場貿易大戰。

2. 國外知識產權產生的社會背景是什麼啊

有學者考證，該詞最早於17世紀中葉由法國學者卡普佐夫提出，後為比利時著名法學家皮卡第所發展，皮卡第將之定義為「一切來自知識活動的權利」。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商品生產者迫切需要獲得最新的技術成果。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原先的特權制度顯然無法適應新的形勢。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就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從物權、財產權的演變及西方國家立法的進展看知識產權地位的確立以及對財產權制度和財產權理論的影響,分析物權、財產、財產權概念的演變,聯系西方國家關於財產立法的演進,我們可以對知識產權的產生及在財產權中地位的確立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都有適合其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政治制度的權利形態。在階級社會里,權利的產生則是直接基於法律的創設。在性質上,權利是國家或社會對某種社會事實狀態特別是人們對生產要素佔有狀態的確認,以及對所有人依法對其進行支配的保護。在人類力量尚不足以支配自然的條件下,人類只能在有限的權利客體面前以分裂的狀態結成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一部分人佔有物質資料並將這種佔有賦予合法佔有的權利形態,同時以社會其他人的義務履行來完善這種佔有。於是,權利形態集中表現為人對物的佔有——物權。

物權概念源於奴隸社會的羅馬法,其產生比知識產權要早得多。在羅馬法中可以看到財產的不同分類方式,如不動產與動產之分在《十二銅表法》中即有規定。然而,盡管如恩格斯所說「羅馬法雖然是簡單商品生產時期的完善法律,卻包含了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法律權利的關系」,但羅馬法並未涉及無形財產或知識產權的規定。在這一時期,由於物質資源有限,人們充分認識到了物的價值,及對其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重要意義。那時的財產觀念自然限於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物,談不上對知識產品價值的認識。由於物的佔有對於實現物權具有關鍵意義,人們特別重視對物的佔有。正如馬克思在分析羅馬社會和私有制時所指出的一樣:「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佔有,是一個事實,是一個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只是由於社會賦予實際佔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佔有才具有合法佔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

知識產權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之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英國工業革命後,不僅帶來無形財富的思想,而且由於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觀上為在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礎上考慮智力因素參與分配提供了可能。人們要求界定知識產品產權的願望日益迫切。與此同時,作為現實經濟生活反映的法律,總面臨著大量的非物質的財產關系的挑戰。財產的非物化便逐漸成為一股法學思潮。此時法學對產權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種對「物」的權利,而是一種對價值的權利。產權概念的這種演變,使有價值的權利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大量進入了財產權的范疇,如商譽、商標、著作權等。終於,在傳統物權的參天大樹旁,出現了一開始多被稱為「無形產權」的知識產權的幼苗。時至今日,這顆幼苗已長成參天大樹,正如著名知識產權法學家鄭成思教授所言,「從發展趨勢來看,知識產權肯定會在無形產權中占頭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財產中占頭等重要的地位。」

其實,西方學者對財產法的研究進展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知識產權在財產權中地位的確立狀況。根據財產的形態,西方國家學者很早就將財產分為動產、不動產和無形產三類。以英國《財產法》教科書為例,財產被分為土地、貨物、無形動產、貨幣、基金。而在無形動產中包含了知識產權、商譽、債權,不屬於債權的合同權、商業票據及股票和股份。知識產權被明確地列為財產的一種。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第二次飛躍。到了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壟斷資本家的勢力范圍也超出了國界,他們希望對國外的投資、產品和技術輸出獲得更大利潤。這些國家的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隨著有形商品輸出而進入國際市場後,在國外卻得不到保護。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壟斷資本家尋求國際市場的需要之間的矛盾便暴露出來。於是產生了簽訂國際條約的願望和要求。

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我們可以稱為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第三次飛躍。這一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3. 我國的知識產權法修改了幾次，分別是什麼時間

我國的知識產權法是《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四個法律的總和。

四個法律的修訂頒布與修改時間為：

《專利法》1984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08年修訂的版本。（實施細則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審查指南有效的是2009年版本，另有1997年《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及其2007年版的實施細則）

《著作權法》1990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10年修訂的版本。（實施條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另有2001年頒布的《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以及2006年頒布的《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

《商標法》1982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01年修訂的版本。（實施條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商標評審規則有效的是2005年版本）

《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17年修訂版本（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2018年1月1日施行）

(3)知識產權階級擴展閱讀：

專利法的授予范圍：

①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發明，一般都規定不授予專利。不過這項規定的應用是與國家的階級實質密切相關的。

②科學發現和自然科學基礎原理，因不能在工農業生產上直接應用，不授予專利。許多國家都依專門法律給予獎勵（見發現權）。但美國《專利法》明文規定其適用范圍包括「發明」和「發現」，其觀點是：「凡是太陽底下的新東西都可以申請專利。」

③某些物質發明，如以化學方法獲得的物質，以原子核變換的方法獲得的物質以及食品、飲料等，大多數國家不給專利，但少數工業發達國家則授予專利。其製造方法一般也可以取得專利。

④動植物新品種，許多國家不給專利，少數國家規定授予專利。

⑤診斷醫療方法和葯品，也是少數國家授予專利。

⑥計算機程序（軟體），極少數國家授予專利。

4. 馬克思怎樣看專利制度

在國內社會科學界，曾被馬克思批判為「庸俗」的西方經濟學（或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憑借數量化的「科學」話語，已然造就了一個「經濟學帝國」。西方經濟學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限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對馬克思理論的關注熱情空前降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西方經濟學產生濃厚興趣，正如人們曾熱烈地追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表現在知識產權法領域，經濟學的外部性、公共產品、「搭便車」理論隨處可見。西方經濟學似乎已經可以揭示知識產權的全部奧妙，即使是主張降低知識產權地位的論者，也能在西方經濟學中找到理論依據。[1]另一些論者，則希望從洛克的勞動價值學說中尋找知識產權的哲學基礎。[2]這恰恰是馬克思當年在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時，曾經做過的事情。

毋庸置疑，從言必稱「馬克思」到去「馬克思」，於中國的社會科學而言，似乎是一種學術繁榮的表現。然而，真理與謬誤之間往往只有一步之遙。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經濟學帝國主義」，過分強調和抬高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可能使我們失之偏頗。對知識產權的闡釋尤其如此，因為它是一個充滿生機並不斷變化的領域，需要我們進行多角度的考察。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讀馬克思，為知識產權提供一種認知視角。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獨特的闡釋力。經濟學家熊彼特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贊揚馬克思理論是具有生命力的偉大創作，它雖遭受幾度隱沒，但復又重現。[3]經由馬克思的理論，我們或許能更好地理解知識產權與經濟發展和經濟民主的關系。

一、馬克思知識產權觀的邏輯起點

考察馬克思的財產理論，是解讀其知識產權觀的邏輯起點。馬克思財產理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有形財產上。對馬克思而言，所有權是關於有形財產而不是無形財產的權利。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精通有形財產領域的法律。當他論述財產關系時，他腦海中浮現的是土地等具體物。[4]關於財產權，或者說私有財產（property），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我們可以獲得三個重要的觀念：（1）財產權是異化的一種表現形式；（2）財產權是一種統治工具；（3）財產權是一種意識形態。

（一）財產權是異化的表現

人們大多認為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持批判態度，實際上馬克思主張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馬克思有關財產與異化的關系詳細論述，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具體化的結果。「異化」是馬克思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術語。勞動者耗費在勞動中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的異己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歸他所有的東西反而越少，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異化對馬克思而言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殘酷事實，一個讓他形成異化理論的事實。但是，財產權在這一理論中是異化的一種表現而不是異化的原因。因為，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人、異化的生命是理解私有財產的前提。[5]

馬克思認為，自我異化的揚棄跟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共產主義是揚棄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表現，並且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待私有財產關系的。[6]可見，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並不是完全否認私有財產的。作為私有財產的知識產權，在異化勞動的揚棄中，同樣會找到其地位。因為，知識產權法不僅承認資本家可以對知識享有產權，更承認勞動者對其智力成果享有產權。通過知識產權，勞動者至少可以在異化勞動中部分實現自己的主體地位。

（二）財產權是統治工具

馬克思認為，財產權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一種權力工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不斷地進行著階級斗爭。法律在這種斗爭中如同歷史上其他權力工具一樣，屬於統治階級。它是統治階級成員擁有的、用來控制他們的權力資源和生產方式的工具之一。法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並且受到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在談到英國的工廠法時就說，工廠法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的一個有意識的反應，它和棉紗、自動機、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7]作為統治工具的法律觀，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觀是相聯系的。這種法律觀認為，社會生活可以被分割為一系列經濟關系，這些經濟關系是法律和政治上層建築得以建構的真正基礎。也就是說，法律不是被理解為社會生活和歷史中的一種獨立力量，而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一個結果。或者說，法律必須建立在社會物質條件之上。唯物主義者的社會歷史進化論，可以用來分析任何上層建築現象，包括法律制度。

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任何認為國家在相互競爭的利益中處於中立地位的思想，都是具有欺騙性的。[8]因此，即使是作為所謂「私法」的財產法和合同法，也是為確立不平等提供服務的。知識產權法亦不例外。最近幾十年來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內和國際上急劇擴張，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說，是一種重要的上層建築變化。這可能是一些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生產力發生根本變化的跡象。知識商品保護的國際標准，可能是一些國家（統治地位國家）在利用知識產權法來維護它們的各種統治權力，因為它們的生產方式正遭受一次深刻的變化。知識產權法的迅速發展表明，有些國家會通過生產和分配知識，來維護其統治地位。[9]不過，馬克思將法律看成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不是對法律性質的一般評價，也並未指控統治階級始終以損害被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來運用法律這一工具。恩格斯就曾指出：很少有一部法典，率直地、十足地、純粹地表示一個階級的統治。[10]現在，冷靜的馬克思主義法學者也認識到，階級斗爭範式的、泛政治化的法律觀是膚淺的、有害的。[11]許多馬克思主義法學者開始將法律看成是意志性與規律性、階級性與共同性、利益性與正義性的結合。[12]

（三）財產權是意識形態

對馬克思而言，財產權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在馬克思那裡，意識形態是指那些宗教的或者社會哲學的學說，統治階級藉助它們來為現存的法的關系和統治關系辯護。按照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認為財產法的功能在於激勵無產階級的觀點是一種謊言，它隱瞞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受到剝削這一事實。[13]知識產權法把抽象物[14]視為有財產權之物，這印證了馬克思所稱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商品和商品交換是獨立存在於人們社會關系中的各種關系。勞動產品作為人腦和人手的產物，當被作為商品來生產時，在商品拜物教里，成為有生命的東西，互相發生關系，並與人發生關系。[15]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知識產權代表著人們精神生活的商品化。在知識產權領域，商品拜物教達到了其頂峰。個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屬於個人所有的東西，外化成事物之間關系的一部分，異化成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機制的一部分。商品拜物教的一個理論結果，是庸俗經濟學孤立地分析社會生產關系中的知識產權。例如，知識產權是用來矯正信息市場、或者解決搭便車和外部性問題的一種方案。這樣的分析，沒有看到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知識產權的基礎。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質，既不是從其使用價值中發生的，也不是從其價值決定要素的性質中發生，而是從勞動產品取得商品形態這一過程中發生的。[16]在抽象物的商品化世界裡，人們將其自身從物質共同體和智力共同體中分離出來的這一事實，被商品拜物教遮蔽了。

二、馬克思知識產權觀的核心概念

在馬克思的視角之下，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需要通過能夠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勞動來維系的，而這種勞動對於工人而言，恰恰創造出了異己的力量，成為一種異化勞動。在當代，創造性勞動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和擴張至關重要，它是我們從馬克思的視角理解知識產權制度的核心概念。

（一）對創造性勞動的理解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創造性勞動不是指馬克思所期望的一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取代，就會出現的將勞動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非異化勞動的理想形式。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以一種更庸俗的方式而非批判的方式使用創造性勞動這一概念。對創造性勞動可以被理解為受雇於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用以改進生產機制、產品和生產方式的勞動。這種理解可能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有些背離，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個人喪失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正是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機制所造成的。[17]馬克思所描繪的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安寧平靜的經濟體制。除了頻繁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還具有競爭激烈和無休止地尋找新市場的特徵。雖然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勞動大量出現，但是在這些異化勞動中，依然存在著創造性勞動。因為，歷史表明，人類的勞動並不因為其處於受僱傭或受剝削的地位，就完全喪失了創造性。

正如有學者結合現實社會深刻地指出，馬克思揚棄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的人性假設，而抽象出「自由人」的人性假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但是當前我們還遠沒有達到「自由人」的社會發展階段，今天的人性假設應建立在「知識人」的基礎上，以反映知識對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主導作用。「知識人」假設是馬克思「自由人」假設基本內容與現實社會客觀要求相結合的產物，人類在尚未徹底擺脫「對物的依賴性」時，通過知識創新和知識傳播，將知識作為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物化源和價值源，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自身綜合素質時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徵，其實質可以理解為以「勞動自由」來取代「資本自由」。[18]即使在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對於勞動者而言，創造性勞動會創造出異己的力量，但對於資本家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維系而言，創造性勞動卻是必要的。除非市場經濟制度被共產主義經濟制度所揚棄，馬克思所期待的作為非異化勞動的創造性勞動才會出現。

（二）市場經濟對創造性勞動的依賴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里，有一種利潤率下降的惡劣趨勢。[19]這一趨勢使得資產階級內部產生激烈競爭。這反過來導致資本家們爭相引進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產品。革新於是成為資本家們在市場中生存的關鍵手段。雖然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闡明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理論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來的發展會顯著地依賴創造性勞動。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技術變化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他假設單個資本家對新生產方式的需求是可以滿足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依賴創造性勞動尋求新機器、新技術的生產方式，至少會暫時增加利潤，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增加剩餘價值。

5.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在價值取向上有何異同

知識產權並不是反壟斷法的例外
如果僅僅從知識產權與其他對世性的絕對權（比如物權）一樣具有排他性或者壟斷性的角度，說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這種論斷也不為錯，盡管這種壟斷性算不上是知識產權的特徵。但是，這種壟斷權在法律上具有什麼效力和意義呢？它無非是「對世權」、「絕對權」的同義反復，除此之外根本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在近現代各國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壟斷權」這個民事權利的。壟斷權實質上就是一種法律上的特權，如果法律賦予某個民事主體以「壟斷權」，本質上會與現代民法的平等原則相悖的。所以壟斷權不具有民事權利（私權）的性質，而可能帶有公權力的特點，比如煙草專賣權、鐵路專營權、電信專營權等，當然這種特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會越來越少了。而知識產權顯然不同於上述「壟斷權」 [1]，它凝結著發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創造著的勞動，無疑是一項民事權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堅持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的話，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無意地將「知識產權」與「壟斷」劃上了等號，使得知識產權多少帶上了點「壟斷」和「特權」的「原罪」。從知識產權脫胎於封建壟斷特權的歷史看來，這種觀點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著歷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發展軌跡，認識不到知識產權從壟斷權（特權）到財產權（私權）的演進，顯然是迂腐和糊塗的，其結論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國《壟斷法規》確實是把專利權視為壟斷權，並作為廢除壟斷特權的例外而保存下來的。但是透過歷史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進程中，個人權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視與保護，《壟斷法規》實際上在廢除了大量壟斷特權的同時，使專利權向私有財產權演化。「它規定了發明專利權的主體、客體、可以取得專利的發明主題、取得專利的條件、專利有效期，等等，為後來所有國家的專利立法劃出了一個基本范圍，其中的許多原則和定義一直沿用至今」[2]。這是知識產權從壟斷權過渡到財產權的第一步。而「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編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識產權就被確定了新的地位，因為人類的智力活動製造的是思想產物，與其他勞動產品一樣，同樣能夠獲得相應的財產權利（PROPERTY）」[3]，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則同樣適用於知識產權。《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第8項就明文規定：「國會應有權……通過保障作者與發明人對其相應作品與發明在限定期限內擁有專有權的方式來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的發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國憲法是用「專有權（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譯為「排他權」）而不再以「壟斷權（MONOPOLY）」來稱謂專利權等知識產權的，這就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專利權與經濟領域的壟斷或壟斷權是不同的[5]，而「排他權」正好說明了專利權作為一種對世性的財產權的法律屬性。
有外國學者認為：授予專利壟斷權以褒獎那些掌握著對社會有益的技藝的人，與認識到所授予的壟斷權力固有的對自由競爭的不利影響之間，存在著緊張的對立，這個問題在400多年前的歐洲中世紀就已經存在了[6]。也就是說，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對立自有專利壟斷權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筆者不以為然。歐洲早期的專利壟斷權主要與商業貿易有關，而與技術進步沒有多大聯系，確實屬於一種壟斷經營的特權，與現代知識產權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如果說這個時候專利壟斷權與反對壟斷之間確實存在著對立的話，那麼這種對立完全是一種反對封建壟斷特權的斗爭，其目的和結果並不是否定和放棄專利權，而恰恰是為建立一種平等的財產權（私權）做出了努力和貢獻，其結晶就是《壟斷法規》這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的誕生。如果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後來的知識產權混為一談，並且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反壟斷特權之間的斗爭和後來的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視為同一種性質的問題，就頗有「關公戰秦瓊」的味道了。
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雖然是由國家授予的權利，但這並不影響其成為一種民事權利而受私法的調整，何況有些知識產權也並非需要國家授權才能產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於首先承認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個人自由和財產的保護成為法律的首要目標，「所有權神聖」成為私法的基本原則。私有財產是自由的體現，維護財產權是社會的首要目標。財產權不僅成為近現代憲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會公正的前提和保障。當然，當歷史跨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西方經濟領域因壟斷而產生的經濟危機使國家干預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義，國家干預首先導致了包括反壟斷法（1890年謝爾曼法）在內的社會立法的大量產生，國家權力的觸角伸向社會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與此相對應，當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現私法公法化的趨勢，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得到修正，「所有權神聖」原則在當代受到沖擊。德國學者基爾克發展了「禁止權利濫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第153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於其行使應同時有益於社會公益。」但是，無論是社會立法的出現，還是私法公法化的趨勢，都並不意味著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喪失。在社會公益和個人權利之間，並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無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種標准，關鍵是要達到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一種平衡。而作為私法的財產權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作為公法的反壟斷法，兩者在價值取向上也並不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前者在強調個人權利的時候並沒有忘記社會利益，後者在注重社會公益的同時也不應該損害個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某種沖突的話，其性質也是完全與當年反對專利壟斷特權的斗爭不相同的，最多不過是兩者的立法宗旨和價值取向上的差異而已，但並不因此導致兩者的矛盾或對立。
但是，順著知識產權是壟斷權的思路，有學者論述道：「知識產權本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8]這個結論如果放在1623年《壟斷法規》的背景下，或許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和現代反壟斷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這個結論的前提就是「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和為保護社會公益的而設的反壟斷法之間是存在沖突的」，「知識產權本身雖然是合法的壟斷權，但它畢竟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競爭。」[9]
這里先不討論知識產權本身是否限制了競爭，按照上述觀點，知識產權制度似乎是反壟斷法「恩賜」的結果。但是，只要我們認真找尋一下歷史的邏輯就會發現，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作為一項財產權利雖然其產生遠遠落後於其他財產權，但起碼西方國家在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都建立起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從1623年英國制定《壟斷法規》開始，1709年英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1804年法國頒布的《拿破崙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一樣受到保護。[10]而作為現代反壟斷法鼻祖的美國《謝爾曼法》則是在19世紀末期才產生的。如果說知識產權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話，在尚不存在反壟斷法的17、18、19世紀里，知識產權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顯然這種觀點難以自圓其說。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化的背景下產生了現代反壟斷法，同時近代民法（財產法）確認的「所有權至上」原則也受到了沖擊和限制，盡管如此，大陸法系的物權法和英美法系的財產法並沒有因此而廢棄，各國知識產權制度更是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對此如果按照「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的邏輯來解釋的話，「所有權」也應該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但這種觀點顯然難以令人接受。所有權當然不可能成為反壟斷的對象，同樣知識產權也不能成為反壟斷的目標，所謂「除外」的論調是把本屬於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卻當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彷彿反壟斷法成了普遍適用的法律，而知識產權法甚至所有財產法都成為一種例外了。
還有，從我國對私有財產法律保護的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要引進技術，要促進科技的進展，「作為開始嘗試私產的界定及保障，卻選上了最難的一樣入手——抽象的新知識專利資產」，「在 1980 年 1 月決定了要保障發明專利權」[11]。 4 年多之後，經過 44 次的修改，專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過，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後又陸續頒布了商標法、著作權法，在短短十幾年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反壟斷法時至今日還未出台，那麼，知識產權怎麼會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適用除外」了呢？
其實作為保護個人權利的財產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以維護社會公益為目標的反壟斷法是兩個並行不悖的法律部門，並不相互沖突與抵觸，也不是什麼「例外」或「除外」。雖然反壟斷法被稱為「自由企業大憲章」，但並不能否定和代替財產法的效力和作用；個人財產權利雖然必須受到社會利益的限制，但是社會利益最終是存在於個人生活之中的，沒有對私人財產的保護，實現社會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當代「財產法仍如頑固的自由主義壁壘，抵禦著社會法律思想的沖擊，並且迫使其在城門口安營紮寨。」[12]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私人權利本來就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和保護的國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們精心培育與呵護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權」，而不要輕易地給它們扣上「壟斷」的帽子，使它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6. 全國人大在推進知識產權事業方面怎樣發揮作用的

全國人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版是全國人民權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
簡而言之，全國人大是立法機構。而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對社會產生最深刻直接的影響。目前全國人大積極推進知識產權立法，包括修改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拳法、廣告法等。為我國建立良好的知識產權分為，推進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7. 受僱用的（純）腦力勞動者屬於哪個階級

知識分子並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分屬不同的階級。體腦勞動的分化對立是和階級分化同時產生的，孔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恩格斯提出「腦力無產階級」，毛澤東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舊時知識分子可以自己辦私塾，可以自己行醫，可以自己寫文章，有自己的謀生手段－一種生產手段。這是一種小生產，可以說知識分子是小資產階級，有生產手段、自己勞動，不剝削或少剝削他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樣的生產逐漸擴大化，如知識分子受雇於大資本家的學校，受雇於資本家的醫院，受雇於資本家的出版社。這樣的知識分子－腦力勞動者看似不佔有生產資料－學校、醫院、出版社的資產，他們靠腦力勞動贏得工資，不剝削他人，受資本家剝削。他們好像是無產階級了。
人類的知識文化水平都在提高，腦力勞動者相對於體力勞動者知識總是多的，他們是稀缺人力資源，是相對的「知識分子」。（純）腦力勞動者的這種文化知識的技能也是一種資產、一種資源、一種生產手段。如動漫公司的創作人員、建築設計師、軟體開發人員、乃至一般打字員。他們是佔有生產資料的，知識產權、專利權就是證明。他們腦力勞動者相對於體力勞動者是優先佔有一種知識文化資源的，他們是有產階級。他們又是勞動者，不直接剝削他人。他們和舊時的小資產階級已有不同，他們的生產規模不是那種自己的小生產，是在公司里有分工，受老總的剝削。
然而這些受雇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包括職員、白領階層、公務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他們相對於產業工人，相對於物質生產的無產階級（包括體腦結合的技術工人），在整個社會結構中，他們的「生產」依舊是小規模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他們（腦力勞動者）和產業無產階級（包括技術工人）世界觀、價值觀不同，他們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優越，他們的收入相對於體力無產階級普遍的高，他們甚至鄙視體力無產階級，與體力無產階級思想感情是對立的，他們中人有的是間接分的了社會結構中的剩餘價值的。
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分屬不同階級，有依附資產階級分取剩餘價值的，如董事長僱用的經理人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是管理者是腦力勞動者也是剝削階級一分子，算作資產階級。鑒於受雇的腦力勞動者的特點，我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屬於「半無產階級或者叫新小資產階級」。自己有資產包括文化知識資產，可以自己過活，可以受雇於資本家，收入結余相對不少。他們也分上中下不同階層，上層人員不斷資產階級化稱為資產階級附庸，下層知識分子收入微薄漸漸被拋向無產階級隊伍。新小資產階級和舊小資產階級一樣，作為勞動者有革命的要求，作為私有者對革命又反抗，拚命維護自己的地位又嚮往躋身資產階級行列。
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為無產階級服務，但他們是受資產階級教育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要改造世界觀為工農無產階級服務。知識分子主要代表了小資產階級中生產資料比較多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不但要進行政治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要進行思想戰線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有道理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被暫時剝奪了生產資料，但他們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還是資產階級的影響是長期的，再說世界上還有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反作用是長期的，把知識分子劃為小資產階級是正確的。
隨著生產力發展，剝削階級的被消滅，，文化科技知識的普及提高，共產主義的實現，人們都將是體腦結合的勞動者，共產主義社會勞動者，無產者，社會雖然有分工，但體腦勞動不再對立了，「知識分子」成為歷史！

8. 無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關系

歷史上，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總是依附於剝削階級的統治階級的。在奴隸制社會里，文化完全為奴隸主階級所壟斷，奴隸主是佔有奴隸的階級，是奴隸主經濟生產力的代表，在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佔有土地，是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要素的農耕經濟生產力的代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佔有以資本為代表的生產資料，是以資本為主要生產要素的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生產力的代表，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里，現代無產階級即知識勞動階級佔有知識，是以知識為主要生產要素的公有制知識經濟生產力的代表（知識經濟在資本主義萌芽，現代無產階級已經成為知識經濟生產力的代表了）。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存在著一個不斷的知識下移的過程，開始是知識分子流落民間，不乏有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造就了一批批有進步思想，有歷史成就的人才。我國春秋戰國新興地主階級革命時期，就涌現出了很多如老子，莊子，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站在革命潮頭的人物，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也涌現出了一大批站在資產階級革命潮頭的思想解放的人物，其中也包括象哥白尼，迦利略等著名的科學家。

每一次革命時期，往往都是人才輩出的時期，這揭示了一條知識分子前進的道路。歷史上，知識分子謀生的道路是依附於剝削階級的道路，但成材的道路卻是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和工農相結合，就是一條革命的前進的道路，否則就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道路。

知識分子的歷史道路，總的來說是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脫離的道路，只在大革命時期，少數知識分子能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做出偉大的歷史貢獻。

近現代無產階級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也必將更多地涌現出傑出的歷史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就是這一革命時期的傑出代表。

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不是歷史上一般的「知識下移」了，而是「知識普及」，勞動階級要整個轉化為知識勞動階級了，浩浩盪盪的勞動大軍要成為浩浩盪盪的知識勞動大軍了。少數人統治的世界就要結束了，知識勞動大軍統治的世界就要開始了，知識分子的毛就要依附在知識勞動階級這張皮上了，實際上就要皮毛不分了，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相分離的歷史就要過去了，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融為一體的歷史就要開始了。

但是，一切反動統治階級不會自動推出歷史舞台。在知識經濟時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知識分子的斗爭將成為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的十分重要的內容。資產階級用所謂的「知識產權」和「高管高薪」收買知識分子，力圖維持和擴大知識分子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分裂。而現代無產階級革命則以促進知識經濟的發展，在自身由傳統無產階級轉化為知識勞動階級的同時，促進廣大的越來越浩盪的知識分子隊伍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轉變為知識勞動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結束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分裂的歷史。兩股潮流，從長遠看，顯然後一股潮流是歷史前進的潮流，必然淹沒前一股歷史的逆流。從近期看，資產階級收買知識分子還會有一定的有限的作用。所以爭奪知識分子的斗爭將是長期的艱苦的斗爭。

從長遠的戰略眼光看，顯然排斥知識分子的觀點是十分錯誤的。鑽進左派隊伍中的右派也裝出一副左的面孔極力挑撥工農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散布排斥知識分子的「徹底革命」觀點。但是，不同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影響做斗爭的觀點也是十分錯誤的。不能因為要爭奪知識分子，就遷就容忍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的影響，革命決不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所以，知識分子自身的改造就成為爭奪知識分子的斗爭的重要內容，無產階級不僅從外部同資產階級爭奪，而且在內部還存在一個思想爭奪的問題，而且是更重要的爭奪。不進行內部思想的爭奪，人心的爭奪，外部的爭奪也會失敗，所謂「攻心為上」，此之謂也。

對人的改造有兩種，一種是被迫的改造，如對傅義和戰犯的改造，那是迫使之向勞動人民思想投降，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種是人民內部的自覺的思想改造，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屬於這一種改造，對知識分子不能採取被迫的改造。其實，同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影響做斗爭，特別是觀點的論爭，沒有一定的理論素養文化基礎是不行的，在具體進行中，實際上往往體現為已經在同工農結合中覺悟的知識分子和被資產階級影響蒙蔽的知識分子的論爭。

人人需要改造，需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無產階級也要改造，不僅每一分子要改造，整個階級都要從傳統無產階級自覺地改造為知識勞動階級，知識分子怎麼能不需要改造呢？怎麼能說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呢？任何脫胎換骨的自覺的改造，不管經歷多少思想的痛苦，在自覺革命者看來，那是革命的洗禮，是自身污垢的洗刷，是苦中有樂，是會苦盡甘來的，最後成就的是靈魂的升華，生命的再造和提升。有把洗澡和理發認為是迫害的嗎？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世界觀的改造過程。我們說人生觀本質是世界觀，而不是價值觀，就是說，人生觀的樹立過程是一個長期的思想斗爭過程即世界觀的改造過程，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而不是一勞永逸的一次性的「價值選擇」。

從自覺的思想改造的方法上，知識分子的改造和無產階級的改造是一樣的。從改造內容上，知識分子改造要特別注重同剝削階級舊思想影響的斗爭，從改造道路上惟有一條，就是知識分子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千萬不要陷入剝削階級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脫離工農階級斗爭的「修身養性」的圈套中去。

9. 知識產權是（）性質的權利。 A、私權 B、公權 C、債權 D、使用權

關於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再認識
[摘 要]私權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是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所具有的共同屬性。知識產權作為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這是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所決定的，並通過法律平衡與調整的制度設計而完成。上述情形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關鍵詞]知識產權 私權屬性 公權化理論批判

WTO《知識產權協定》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以私權名義強調了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性質。從條文的立法背景來說，「它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種平衡的結果」。 在《知識產權協定》擬定的談判過程中，發達國家意在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維護知識財產私有；而發展中國家卻淡化知識產權的專有性和排他性，以便於他人實施。談判妥協的結果是，協定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同時又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標。從條文的本身意蘊來看，知識產權與所有權一樣都是私的主體所享有的財產權。可以認為，權利的私權性是將知識產權歸類於民事權利范疇的基本依據，而私權的神聖性則是對知識產權提供法律保護的基本理念。

知識產權的私權化，是對封建特許權制度的一場法律革命。近代知識產權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由封建特許權向資本主義財產權嬗變的歷史過程。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君主敇令或官府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專有權利，當時的特許權是一種「欽定」 的行政庇護，而不是法定的權利保護。在歐洲的許多國家，特許令狀並未制度化，僅是一種個別保護、局部保護。創造者依法對自己的知識產品享有獨占和專有的權利，能夠隨意轉讓和處分這一權利，並分享他人利用知識產權所帶來的利益，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形成的知識產權觀念。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人享有的無體財產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得到法律普通認可和嚴格保護，並逐漸形成一種獨立而系統的法律制度。與封建特許權相比，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有如下特點：第一，它是「天賦之權」。近代啟蒙思想家認為，天賦人權是利己主義的權利，即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它不應由國家特許而產生；第二，它是「普世之權」。近代人權理論的視野中，財產權與其他人權一樣，是超時代、超社會的普遍權利。因此，知識產權是「普世」的，是一種 「普遍權利要求」，它不可能是個別的、局部的行政庇護；第三，它是「法定之權」。從法哲學理論而言，知識產權既是一種自然權，也是一種法定權。這即是說，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知識產權，即是「以實定法的名義反映了自然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在近代社會受到國家立法的保護，而不是官府特許令狀的保護。

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由國家授予而產生。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組織）享有的知識產權，即是以法律的名義賦予私有知識財產以相應的權利形態，這種私權形態並不因國家授予而具有公權的特徵。就財產權法定授予而言，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具有相似之處。美國學者認為，20世紀已經出現了「新財產」 （new property）的概念，因此應當將就業機會、養老金、政府特許作為新財產看待。 事實上，當代福利國家以養老金、傷殘補貼、社會保險、失業救濟等形式，直接賦予個人或團體大量的財產權。「依傳統大陸法系理論觀點，這些國家直接賦予的福利權利是一種公法權利，與民法上的私權差別甚大」。 為此，有學者提出詰問，「如果嚴格以公私法來劃分財產權，那麼脫離了物權、債權系統而由國家直接授予的權利只能是公權，如知識產權」。 以權利產生的原因（即源於公法或私法）來界定權利本體的屬性，這一傳統理論確有檢討的必要。美國1970年的「戈德堡訴凱利」案認定福利救濟不是一種「特權」或「恩賜」，而是一種財產權利。 在美國學者施瓦茨看來，將政府的優惠或授權僅僅看作是一種恩賜或特權的話，那麼這種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利益便不能像傳統財產權利那樣受到法律的正當程序的保護，政府取消或不公正分配「特權」的行為也難以加以監督、無法控制。這樣，廣大民眾不但無法確保其賴以為生的利益，而且在這種風險的壓力下，民眾也根本無法正常地行使其他自由權利。 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雖在權利取得方式有相似之處，但就權利取得的本源來說卻是大相徑庭的。福利救濟權利的對象，包括福利設施、社會救濟、各種生活補貼等，其主體為社會全體人民；國家即是權利的賦予者（由國家機關分配福利或決定救濟），也是福利救濟義務的承載者（福利救濟由國家財政負擔）。 知識產權則不然，筆者曾在著述中提出知識產權的法律事實構成理論，即權利產生的法律事實包括創造者的創造性行為和國家機關的授權性行為。前者屬於事實行為，是創造者取得知識產權的前提；後者是法律行為，是創造者的權利主體資格得以確認的程序。借用美國學者的說法，創造性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國家機關的授權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根據」（origin） .此處分析旨在說明，權利取得方式如何並不影響該項權利的基本屬性，質言之，知識產權的私權性取決於知識財產私人佔有的基本品性，權利的國家授予性並不能說明權利本體的公權意義。

「知識產權為私權」，在制度層面上為私人提供了獲取財產的新方式。知識財產是獨立於傳統意義上有形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的另類客體，以知識財產作為保護對象的知識產權是與傳統財產所有權相區別的嶄新財產法律制度。基於私權屬性，如果我們對知識產權作出私有產權理解的話，就不能將知識產權看作是公有產權。這一觀點主要涉及發明權、發現權的歸屬問題。有學者主張將一切智力創造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列入知識產權體系，包括發現權、發明權，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已有規定，且我國《民法通則》明確對上述權利給予保護。 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不應簡單地將知識產權定義為無體財產權，它應該包括無體財產權的知識產權和精神權利的知識產權。發現權、發明權即屬於後者。 多數學者持相反意見：有的認為，科學發現不宜作為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法律以及國際公約都沒有對科學發現授予私權性質的財產權利。 有的進而認為，諸如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並非是對智力成果的專有使用權，而是一種取得榮譽及獲取獎勵的權利，該項制度應歸類於科技法。 筆者認為，私權是財產私有的法律形態，從知識產權的本意而言，其應屬於此類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智力成果是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創造性產品的總稱，對此並沒有採取單一的私人產權形式。就發現、發明的等科技成果而言，對它們採取的是非市場機制的產權形式。上述制度實為科技獎勵制度，即通過對科技成果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進行評價，由國家給予獎勵（包括頒發榮譽證書、獎章和獎金）；與此相對應的是，發現、發明成果的所有權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可以無償使用。這即是以非市場機制的獎勵制度來換取社會對科學成果的公有產權。如果將發現權、發明權等公有產權納於知識產權體系，那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知識產權的獨占性特點、知識產權的無體財產權意義等將不復存在，這一制度架構及其學理基礎也就面目全非了。從現代各國的立法例來看，一般都是從私權屬性出發來構建其知識產權體系的。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典即 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了文學和藝術產權（包括傳統的著作權、鄰接權以及最新創設的資料庫作者權）與工業產權（包括傳統的專利權、商標權以及最新國際公約要求保護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技術秘密權等）；堪稱新民法編纂運動傑出代表的1992年荷蘭民法典，原擬定的「知識產權編」涵蓋了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商號權等；而1995年越南民法典作為後社會主義國家民法典編纂運動的產物，在其知識產權編涉及的僅是典型意義的知識產權即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地理標記權等。除俄羅斯民法典在立法規劃中擬將發明權規定在「知識產權編」外， 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者並不將發現權、發明權等科技成果權作為知識產權看待。因此，筆者建議，未來民法典的知識產權制度以不包括上述權利為宜。

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說明了它與所有權等其他民事權利所具有的共同屬性。但是，就法律價值目標而言，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是有區別的，在傳統私法理論中，所有權被描繪成私人對所有物絕對支配與排他獨占的權利。盡管法律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考慮，對所有權的行使作出某種限制，但在這種「限制」的范圍內，所有權的時間效力、地域效力、權能效力卻是無限的。從羅馬法到近代民法，都對所有權作出了絕對保護：所有人對物的所有權不僅可以終其一生，而且還延伸到身後；所有人對其所有物得直接支配，並對抗一切人。可以說，在古典所有權理論及近代立法文件中，所有物所涉及的領域，是一個絕對化的私權領域。這種無限制所有權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構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與羅馬法以至近代民法關於私的所有權無限制保護原則不同，知識產權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即是在保護創造者權利的基礎上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某種平衡。1709年的《安娜法令》在規定作者權利保護的同時，設定了一個「文學藝術公共領域」 （the public domain for literature），它來自三個方面的規定：（1）創作是新作品取得著作權的必備條件（以保護現存作品不被出版商收回）；（2）對著作權保護有一定期限（以對抗出版商永久版權主張，保證作品在一定期限後為社會自由使用）；（3）著作權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權利（即著作權窮竭）。 「公共領域」的規定，無疑在著作權的行使和限制方面劃分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各自范圍的分水線。1787年美國憲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三個原則：（1）「促進知識」（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即知識產權的立法目標旨在促進知識傳播；（2）「公共領域保留」（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domain），即知識產權被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之內；（3）「保護創造者」（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即憲法賦予創造者對其知識財產以專有權利。 與以往的物質化財產不同，知識財產是一種「新財產」即是「非物質化和受到限制的財產」。 這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一種私的權利，但並不是絕對化的私權，從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之初，該項權利就表現了有條件的獨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時間性。隨著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國立法者始終圍繞著保護創造者私權和促進知識傳播的二元目標來規制知識產權，盡管因地、因時而有程度上的差異，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限制與反限制的法律調整一直都是立法活動的重要方面。
關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我國理論界對此認識是不斷深化的。20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體財產權的定性分析；本世紀初，一些學者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和經典學說理論，將知識產權這一私人財產權定位為一項普遍的人權。 無論是一體兩權、無體財產權還是普遍人權，理論界關於知識產權屬性的認識並沒有離開私權品性的基本范疇。近年來，有的學者鑒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在肯定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同時，提出了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命題。在他們看來，「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正由傳統意義上的私權蛻變為一種私權公權化的權利」。所謂公權化，即是表明「知識產權兼具私權屬性和公權屬性」；公權化的趨向，「乃是建構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機制之所需」，是「國家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權力干預的結果」。 面對社會的迅速發展和法律的急劇變革，我們需要走出理論的困境，但是也不能步入認識的誤區。筆者認為，所謂「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問題1. 什麼是公權與私權？

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可追溯到羅馬法。在古羅馬，市民享有一種專屬性的權利即「市民權」（status civitatis），其內容包括公權與私權。其中，公權是指市民法規定的選舉權（即參與各種議會制定法律和選舉官吏的權利）和被選舉權（即被選舉為官吏或被選舉為議員的權利）；私權則包括婚姻權、財產權、遺囑能力和訴訟權。 後世學者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導源於羅馬法理論，但其分類標准不一。其主要觀點有：（1）利益說。即公權是關於社會公益方面的各種權利，私權則是關於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種權利；（2）關系說。即公權是關於國家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私權則是關於公民相互之間的權利；（3）法律說。即公權通常是公法上所確認的權利，私權通常是私法上所確定的權利。此外，學者還把公權分為國家公權（如命令權、形式權、強制權等）和公民公權（生存權、自由權、參政權、請求權等）。 公權與私權和劃分標准，盡管眾說紛紜，但有兩點必須把握：一是權利的內容，即公權一般是政治性的，私權一般是民事性的；二是權利的產生，即公權源於公法關系，私權源於私法關系。筆者認為，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基本內容而不是權利的產生方式，因此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不能成立。我們說，「一體兩權」即知識產權兼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其雙重內容概為民事權利，它們並未脫離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如果說，知識產權兼具公權與私權的內容，這種溶政治性與民事性為一體的權利在各國立法中尚無先例。筆者假定，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產生方式而不是權利的內容，這一主張可以成立的話，很多私人財產權利並非來自私法，可以認為知識產權的公權化絕非僅有現象。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現代社會，原本由私法確認和分配的財產權利越來越多地由公法來予以確認和分配了」。 如果假定成立的話，豈不是整個財產權制度皆具有公權和私權之屬性，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民事權利體系的同一性、獨立性。

問題2. 私法的公法化是否就是私權的公權化？

關於私法公法化問題，描述的是現代私法發展的一種趨向，即傳統私法的權利本位理念有所動搖。權利本位的理念包括以下幾層涵義：「其一，民法以充分創設和保護私權為己任；其二，任何私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其三，人格權神聖和所有權神聖是私權的核心內容。」 私法的公法化，導源於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具體而言，所謂私法的公法化，一是「外化」為新的法律部門、法律制度的出現。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直接產物；國家對僱主與雇員關系的干預產生了勞動法；國家對企業活動的支持與調節產生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國家對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關系的干預產生了產品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國家對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產生了能源法、環境法，等等；二是「內化」為對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近代民法意義上的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本意為私人享有權利、設定義務，實施一切民事行為取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思，不受國家和他人的干預。私法自治原則貫穿於各項民事權利制度，它具體表現為財產自主（所有權制度）、合同自由（合同制度）、婚姻自由（婚姻制度）、遺囑自由（繼承製度）、團體設立自由（法人制度）等。在現代法上，「私法自治雖仍然是民法基本原則，但已不再是從前的狀況，私法自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私法的公法化，導致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但這並沒有影響民法的本質、私權的本質。主張「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學者，無非強調的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或創造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機制的建立，但這些決不可能「內化」為知識產權從本質屬性的私權演變成私權與公權的混合體。正如有的學者在分析所有權的限制即國家對所有權制度干預這一現象時所指出的那樣，「所有權被限制後的是一種具體的權利形態，具有獨立性和同質性」。 同理，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表現為知識產權在權能范圍與效力范圍方面受到某些限制，但並不可能改變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直至發展到今天，一直處於權利保護與限制的法律調整之中。將這種情形歸結為現代法才有的「私權的公權化」，並得出知識產權也是公權的結論是沒有道理的。

問題3.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

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在於保護創造者的合法利益，促進知識技術的廣泛傳播。從上述價值目標出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應確立以下基本法律觀：一是私權神聖。私權指的是私人、個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所享有的各種民事權利。私權神聖，強調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人權利受國家法律的特別尊重和充分保護。私權神聖是人權主義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謂人權主義即是21世紀的人文主義，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將私人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 具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構是以下列思想原則為基礎的：第一，以私權領域為依歸。知識產權是知識類無體財產的權利形態，其基本屬性與財產所有權無異，都應歸類於民事權利的范疇。人權保障的任務首先在於全面維系人的各項私權，私權保護是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等其他人權實現的基礎。第二，以權利制度為體系。知識產權法總會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規定，但依然是以實體法為基礎的私權制度。諸如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概以創造者權利為中心，從而形成私權領域中的獨特的法律規范體系。第三，以權利中心為本位。所謂法律本位，是針對權利義務之關系而言的。就知識產權制度而言，在權利義務這個統一體內，是權利決定義務，而不是義務決定權利。質言之，知識產權制度是以權利為本位，在規范方法上是以授權性規范為主要內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護創造者權利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也是 「人權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則的反映」。 權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又是權利的目標指向，是人們設定該項法律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起始動機）之所在。因此，知識產權法所強調的利益衡平，實質上是同一定形態的權利限制、權利利用制度相聯系。從人權主義的角度來說，知識產權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本權與他權。創造者的權利即知識產權應為本權，是對知識財產依法進行全面支配的權利；傳播者、使用者的權利則為他權，是根據法律規定或本權人的意思對他人知識財產進行有限支配的權利。根據利益衡平原則，本權與他權的關系表現為：主體之間公平相待，交換應該是有償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識財產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圍內應該兼顧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這具象為創造者權利、傳播者權利、使用者權利三者之間的協調。第二，私益與公益。出於公共利益目標，對創造者的專有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證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識產品，或是基於表現自由的目的，或是基於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於社會公共衛生與生活的必要，這些都是正當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權公約所要求的。按照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一位高級官員的解釋是：「公共利益這種良好願望本身包含著這樣一種含義，多數人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任何一個公民都應該為了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而放棄個人私利。」

私權神聖，強調的是權利保護；利益衡平，主張的是權利限制。這兩者並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共存於知識產權的制度設計中。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在知識產權法有以下幾種表現方式：第一，抽象為法律的基本原則、立法目的。例如，我國專利法將其立法宗旨表述為「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著作權法在總則中宣稱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以及相關權益，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第二，具象為主體的權利義務。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規定相關權利的內容、期限、保護的同時，一般規定有權利人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三，內化為其他法律制度。為解決相關利益的沖突，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之上，又設定了一些權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制度、權利窮竭制度、先用權制度等。 在知識產權法的價值目標的指引下，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的理念，可以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的制度設計來完成。當然，兩者不能偏廢。所謂權利的限制，應是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的必要限制；所謂權利的保護，應是在實現社會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護。總之，這是知識產權制度內部的平衡與調整，它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

10. 言為公器：古人有知識產權觀念嗎

隨著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提出，知識產權的制度構建和保護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展示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中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不是很健全，有很多不足之處。回望中國幾千年的發展史，不難看出知識產權思想在中國古代就已有萌芽，只是受到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科技發展水平的影響未形成一種法律制度確定下來。學古通今，分析研究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思想，可以對我國現代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的完善作出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我國古代存在知識產權思想

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 J. Needham 1900 - 1995) 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在近代以前的十四個世紀里，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認識和用以造福人類的知識和技術遠勝歐洲，但是為什麼在近代科學，經得起世界考驗並得到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笛斯、格斯納、牛頓的思想都產生於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在中國或亞洲任何其他地方沒有發展起來? 這一問題隨後被學術界命名為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難題，科技界、經濟界、教育界等國內外的學者從各種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法律界的研究卻寥寥無幾，最近，有部分學者開始從法律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對於我國知識產權法制史來說，這也是有研究必要的。

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確實存在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在其2003 年出版的《知識產權論》一書中，就有關知識產權的起源，作者明確指出在中國古代即存在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認為國家對觀念的控制並不一定就不能產生知識產權保護，此外，雖然中國古代商品經濟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商品經濟。只要商品經濟存在，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客觀要求就客觀存在。統治階級本身對於知識產權保護沒有興趣，但是不能排除在某些情況下，以保護知識產權為達到其他政治目可能是其一種手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通過對中國古代歷史數據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發現了大量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特別是在版權保護方面。

筆者認為，知識產權誠然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我國古代時期交通閉塞，資訊匱乏，信息流通極度不暢，發明創造沒有保護的客觀條件，也沒有必要。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慢慢才衍生發明創造，雖然集中的王權並不認可私人創造的獨占性，在我國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麼都是皇帝的，但並不表示保護知識產權的思想或者行為並不存在，也許其所體現的保護並不符合相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嚴格定義，但是並不說明它們就不是知識產權保護，只是這種保護不完全，較為片面而已。

二、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

( 一) 版權制度

版權又稱為著作權，是作者對其創作的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已發享有的某些特殊權利，非經同意，他們不得出版或者更改，原始版權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七百多年，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傳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的情況很少見。活字印刷術發明以後，一件作品可以印製多冊出售，作品載體的復製品──圖書成為印刷商謀取利潤的商品。為了壟斷某些作品的印製與銷售，印刷商將待印的作品送請官府審查，請求准許其獨家經營。中國南宋期間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東都事略》，目錄頁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的聲明。我國以禁令形式保護刻印出版者，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建立通行全國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直至1903 年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通商行船修訂條約》，從而在中文裡使用版權一詞之前，光緒皇帝仍為保護《九通分類總纂》的翻印專有權下過敕令。我國晚清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清王朝仿歐洲大陸法系立法體系，編纂新律。1910 年，《大清著作權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

版權是一種財產權，從歷史書籍或者非正統的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文人很早就有了支付稿酬的現象，大家耳熟能詳的有陳皇後千金買賦，復得幸，一篇《長門賦》價值一千金，這一千金放在現代就是所謂的稿酬。據有關史料記載，春秋戰國以來大量的古典文獻作品都會有作者的署名，比如流傳至今的《老子》、《孟子》等，這說明古代的文人已經意識到作者署名權等權利的重要性，而對於剽竊抄襲的，會受到社會的強烈譴責。從中不難看出，我國古代民間人們對文人的知識產權也普遍持尊重態度。之所以版權權利在民間廣泛存在，而法律上未對其做一定的規定，沒有將其納入制度化的軌道，這和封建社會重農抑商，思想帝王控制，不尊重個體的思潮有直接關系。

( 二) 商標權制度

商標是商品的生產者、經營者在其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或者經銷的商品上或者服務的提供者在其提供的服務上採用的，用於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是使用於商品上的專用標記，用來區分生產者和產地。

據史詩記載，我國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現在兩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比如龍門鏢局，這就是有標記識別作用的店牌。宋代時我國的商標已較為完整，名牌和商號增多，一些標識用在商品包裝上，有目的地使消費者認明商品來源，不僅有文字記載而且有實物流傳至今。茶業、絲綢、服裝、醫葯以及其他行業的生產者，通過在其器物上打出標記，公開聲明他人不得使用期相關標記，在行會和地方官署登錄其標記等方法，來維系他們使用的商標。歷朝的法典確曾通過一套精心制定的法令限制使用某些與皇族或者官府聯系在一起的標記，如代表皇權的五爪的龍，還禁止模仿由景德鎮的陶藝藝人和其他專為皇家製作器物的人使用的標志，規定某些手藝人將其技藝傳至外國為非法。然而，這些禁令並沒有預示有一個比較集中化的法規模式。

當然，擁有商標不意味著擁有對商標的保護。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觀念和整體性的私法缺失，商標保護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基礎，中國古代確實沒有產生完整的商標保護法律，在古代中國。調整民事關系的主要方式是封建禮教，封建禮教的核心之一就是仁義禮智信，沒有什麼比確定道德與舉止合宜的禮儀更有用了，就這樣，禮促成了社會的秩序化，也約束了個人的行為。因此，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商人在交易中是很重視信用的，通過禮教規范的約束，商標的專用權受到了實際有效的保護。

雖然古代的作家或者商人曾很努力的想要保護專有的標記和程序，但是要達到這一目的還是存在了極大的困難，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是由於交通的閉塞，信息的不對稱性等。所以，在遇到例如現代的侵權問題時，商人和生產者會直接的通過行會或者組織應對解決這些問題，當組織解決不了時，就轉於官府機構，向官府求救並不是說起訴仿造者違法，古代的中國並未對此類侵權做出明確的成文法規定，而是請求官員防止不公和欺詐，利用權力命令侵犯者終止仿製行為。其實古代的封建中國，對於知識產權保護的事例完完全全都是為了鞏固皇權，這些官方的對私人的創造活動的保護只是捎帶的行為，或者是在知識產權人的金錢或者權利支配下的行為。

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入侵，市場的被迫打開，民族工業的發展，近代中國隨之開始形成商標法制。在1902 年中英關於《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的談判過程中，英方強烈要求中國就商標保護問題制定法律。這是我國中央政府首次和外國簽署有關商標保護、商標注冊和商標管理的內容。1904 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標法《商標注冊試辦章程》，為中國以後的商標立法提供了體系較為完整的藍本。1923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就是以《商標注冊試辦章程》為基礎，為實施上述《商標法》，正式成立了我國商標史上第一個中央政府商標注冊管理機構北洋政府農商部商標局。按照《商標法》審定、核准注冊了第一件產品商標，編輯出版了我國商標史上第一本宣傳商標法律、法規，公告商標注冊等內容的綜合性刊物《商標公報》等。所有這些中國商標發展史上的第一，都是在1923 年北洋政府執政時期誕生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又於1935 年和1940 年對《商標法》進行了修訂，使商標的構成要素、商標專用權的范圍、保護程序等更適合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 三) 專利權制度

1859 年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仁玕總管朝政後，在《資政新篇》中提出過建立專利制度的主張。1881 年資產階級改良派鄭觀應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給予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機器織布工藝以十年專利。隨後，不斷有一些新工藝和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被批准為專利的日漸增多。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光緒帝於1898 年5 月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由於頑固派極力反對，改良派主張的興專利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專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國建立和發展。1912 年12 月當時的工商部頒布了《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這成為我國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現代專利法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

對於知識產權的發明專利方面來說，據記載: 古代有一個世家家族研製出了一種不龜手之葯。一個謀士以千金巨資買走了葯方，後來配製給本國將士使用，打敗了強敵，該謀士也封官晉爵。由記載可知，兩千多年前的人們有將發明創造當作特殊財產加以利用的覺悟，但當時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中國古代缺乏規范性、成文性的保護創新的情況下，民間通過自己的一些方式保護自己的權益。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就是通過對技術的保密以達到保護自己經濟利益的目的，比如著名的同仁堂系草葯生產者們，只靠僱傭家族成員或者閹人，靠保守關鍵生產程序的秘密，不讓家族以外的人知曉，來維系其生產過程的機密性。還比如自立門派，祖傳秘方，傳子不傳女等。古代政府對諸如此類的民問保護措施也採取了默許的態度。這支撐了中國幾千年來領先世界的民間科技的發展，雖然沒有以法律條文將其一一羅列，但是不能否認其確實是有效的。

三、結語

我國古代法制建設滋生的土壤是封建社會皇權至高無上，這種為我獨尊的皇權和封建政治不能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提供充足的條件，在古代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人們尚且可以使得知識產權在夾縫中得到存在並發展，對於我們現代社會而言，國家法制進程的加快，知識產權制度應該作為重點去建設、去發展、去完善。在德法相輔相成的今天，不能只依靠古代的禮去規范人們的行為，而應該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規，將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升到完備的法律規范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