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圖童書版權輸出與引進報告

1. 蓋世童書引進的書是關於什麼的

就 是關 於兒童英 語啟 蒙 教 育的。

2. <<安的種子>>中,為什麼安的種子開花了,另附啟發

因為在安、靜和本三個人之中，只有安的種植方法是對的，所以只有安的種子開花了。

啟發：這個世界嘈雜喧嘩，浮躁不安。好多表面看起來圓滿的家庭，人們不知道自己活著的意義，內心沒有幸福感，生活忙碌、不安、困頓、不滿、痛苦、抑鬱。家人之間感情疏遠冷漠，沒有時間陪老人和孩子，這個畫本故事啟示人們要珍惜生活，不能急於求成，好好對待身邊人。

(2)中國圖童書版權輸出與引進報告擴展閱讀：

《安的種子》影響力

《安的種子》是一本圖畫書，精裝版於海燕社出版，5年來一直熱銷，是當當網5星圖書和暢銷書。已重印10次。在國內原創繪本銷售一直不太景氣的大環境里創下一片小小業績。

《安的種子》入選新中國出版60年影響力童書，版權輸出到台灣、韓國、法國，獲「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獲「冰心圖書獎」， 獲「台灣開卷好書最佳童書獎」，獲「新聞出版署輸出版優秀圖書獎」。

入選國家圖書館少年兒童館編制「繪本100」書目，入選選國家圖書館少年兒童館「溫暖童心繪本」書目，入選《出版人》雜志與當當網聯合推薦的2009年孩子最喜歡的圖書。被人們以博客、微信方式轉發數萬次，深得大家喜歡，並被製成動畫片在網上流傳。

3. 為什麼中國童書和西方童書差別那麼大

顏小驪認為，一方面在於國內作家的水準參差不齊，「我對文字的要求比較高，可能一個作家的作品會暢銷，但是文字不好，也不會出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國內的原創作者集中在文學領域，科普原創少得可憐，「因為中國沒有傳統，在國外哪怕是世界頂級的科學家，第一任務也是科學普及的任務，但是中國的科學家要寫一個科普作品，會寫得很高深，專業性太強，讀起來很費勁。不管是科學家的教育層面，還是職稱評定，都沒有把科學普及當成硬指標。」然而周晴也坦言，國內繪本無法與國外比，「國外繪本歷史長，繪本作家也是看繪本長大的，天然地會對繪本有一個接納度，國內近一、二十年內剛剛開始做繪本，有一個從文字到圖畫的轉化過程，我們往往請文字作家先寫出一個腳本，請插畫家去配圖，這中間就有丟失和溝通問題。國外的繪本畫面本身故事性更強，沒有文字，單純看畫，基本也明白故事的走向，對於3-6歲低齡的孩子，他們對畫面的感覺是第一位的，如果要通過把文字讀完再明白故事，就已經弱了。」
2005年，國家確立了「走出去」發展戰略，在「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推動下，中國童書出版「走出去」也由自發進入自覺，很多出版社在年度選題出版計劃中都有針對海外市場需求專題策劃的產品。
然而，與巨大的引進童書量相比，中國原創童書「走出去」的現狀卻不容樂觀。顏小驪表示，這中間當然包括語言、文化、審美習慣和價值觀念的不同，但更多的還是作品水平和作家實力的問題。「有的中國作品沒有從人性和內容本身去打磨，創作理念也沒有與國際上接軌，所以中國翻譯出去受歡迎的作品不多。作者要反省，對於輸出時的急功近利（心態）也要重新思考。」
「我和很多國外名作家也有交流，他們可能會儲備一缸的水，來調制一杯的作品；但是中國作者是想把一杯水變成一缸水，摻水太多，作品的厚度就不夠。簡簡單單校園的故事，寫一本就可以了，要寫八本十本，裹腳布越裹越長，這對中國兒童文學是自殺性行為。」顏小驪說，「如果每個作者都很真誠地為孩子創作，而不是受市場驅動，我相信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一定能上更大的台階。現在創作的人已經有很大的群體了，並不是說數量不夠，而是質量上不夠。

4. 天津海河英才人才引進落戶，按學歷型的，一定要學歷認證報告和學位認證報告嗎

是的。

天津人才落戶所需材料：

（一）學歷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證、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

（二）資格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證、職稱或執業資格證書。

（三）技能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證、職業資格證書和學歷證書、在津勞動合同或社保繳費憑證。

（四）創業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證、企業營業執照、繳納個人所得稅憑證。（五）急需型人才，需提供居民身份證、所在區人才辦出具的急需型人才認定書。

(4)中國圖童書版權輸出與引進報告擴展閱讀

來津人才可選擇以下落戶地點：

（一）本人或配偶名下的產權房；

（二）所在單位集體戶；

（三）無產權房、所在單位無集體戶的來津人才，在區人力社保部門指定的人才集體戶落戶；

（四）無就業單位的來津人才，在中國北方人才市場人才集體戶落戶並存檔。

5. 圖書出口和版權輸出有什麼不同

中國圖書出口包抄括:國內襲正規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微縮製品和資料庫等。經營的方針是一對一的為客戶體最優質的服務
版權輸出,是與版權貿易中的版權引進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特指將中國內地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通過版權貿易的形式,輸往國外

6. 青銅葵花作者簡介

青銅葵花作者曹文軒，1954年1月出生於江蘇鹽城，中國兒童文學作家。197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任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
1991年，推出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1997年，出版小說《草房子》，並擔任改編電影編劇。1999年，出版小說《根鳥》。2005年，推出小說《青銅葵花》。2016年4月4日，曹文軒獲「國際安徒生獎」， 同年8月20日，曹文軒在紐西蘭領取國際安徒生獎。
2017年3月31日，獲得2016-2017「影響世界華人大獎」。2017年12月，憑借特殊文體長篇小說《蜻蜓眼》獲得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 。

7. 童書限令是真的嗎如何看待童書限令

作者：小C
來源：知乎

這兩天的童書禁令，在出版界、教育圈炸開了鍋。
3月13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監管機構已口頭上發出指示，要求出版公司限制外國作家所著兒童讀物在中國的銷售數量。報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該決定將會讓中國每年翻譯出版的兒童讀物數量從數千部減少到僅有數百部。
童書限令政策正在被部分地印證。根據@童書媽媽三川玲 從十幾家出版社了解的信息來看，目前有關部門已經開始減緩引進外國童書的書號的發放，以前審批快的兩個星期就下來了，現在則需要兩個月左右。《環球時報》稱，過去中國引進和輸出童書的比例大約為9：1，國家希望引進童書與輸出童書逐漸形成更加合理的比例，「這樣的文化戰略考慮應當說無可厚非」。
童書限令帶來最直觀的後果就是，國內可以閱讀到的、可選擇的外國童書數量急劇減少。這不僅對於近年依靠童書熱而獲得盈利的出版社來說是個壞消息，對於媽媽們來說，也足夠叫人沮喪。像很多媽媽一樣，我家的書櫃里也擺放著許多外國童書，《猜猜我有多愛你》《袋鼠有媽媽嗎》《小豬佩琪》……它們陪伴了很多美好的親子時光，而我們也期待以後會有更多、更新穎的外國童書進入我們的生活。
不過，也有聲音說，童書限令並不是一件壞事。 @童書媽媽三川玲在《童書限令到底是好還好壞？及童書出版十年真相！》提出了這三個問題：
第一，外國童書在中國出版的太少還是太多，品質是太好還是太差？
第二，我們的孩子要看多少外國童書，要看多少中國童書，什麼樣的比例，怎樣挑選呢？
第三，外國童書的大量引進，會不會影響中國原創童書的發展？
雖然作者一再強調自己不評判童書限令好還是壞，但文章的內容似乎已經給出了傾向性的答案。我們逐個來看。
問題一
對於外國童書在中國是出版得太多還是太少，作者是這么說的：
「童書出版的巨大市場份額，由於中國原創讀物的缺失，絕大部分是由外國童書貢獻的……有些出版機構，會一口氣就買就五、六百本書的版權……我每個月會收到新出版的繪本幾百種，當然以外國繪本為主」。
乍一看，中國的本土童書已經沒有立錐之地了。但是《2015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顯示，2015年全國共出版少年兒童讀物（不包括課本）36633種（其中初版22114種）。而根據《少兒出版20年歷程 我們一起走過》一文，2014年我國引進的外國童書是4000多種。不知道外國童書所佔的這百分之十幾的比例，算不算太多？對於中國以外的全世界產出的童書引進，要佔到我國自產童書種類的百分之多少，才不算多呢？也許每年四千冊的引進量，對於一個個體、一個家庭來說，是夠大了，看都看不完，但是對於全國這么多人口這么廣袤的土地，4000種選擇並不算多。好的選擇，再多一點，不好嗎？
談及引進的外國童書的品質，作者更加痛心疾首。
「那些早已經成為經典的作品，數來數去，也就是那些……當已有的優質的童書被大大小小的中國出版機構買的差不多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從凱迪克獎、安徒生獎、格林威獎、博洛利亞插畫獎、轉戰到白烏鴉獎、父母選擇獎，出版人周刊、美國教育部推薦、紐約時報周刊榜……一直到任何地區、群體、機構所頒出的任何獎項……高品質的童書呢，也真的是越來越少了，少的稀有了……在我的工作中，我就接觸到某東亞國家極其盛產批量創作的繪本，明明是品質粗糙低劣的集體創作的培訓班教材。不知怎麼地，就被包裝成一套幾十本、甚至幾百本的巨著，堂而皇之地推銷給中國的讀者……所以，外國童書在中國的出版，由於短時間內過度地開發，我的判斷，已經到了充斥著低劣產品的階段了。」
作者有著非常典型的中國人的思考路徑：崇尚經典，覺得今不如古。且不說過去的經典外國童書是否都被買光了，即使買光了，那也只代表過去，當下為何不可有優秀的創新之作不斷涌現呢？今天的作品，同樣可能成為明天的經典。
而作者接觸到的劣質外國繪本個案，又是否能代表中國引進的外國童書都「充斥」低劣產品？尤其「充斥」這個詞如此模糊，以至於我們無法判斷作者所指的低劣產品到底佔比多少。
從實際出發，引進的外國童書難免良莠不齊，但這本身並不代表我們就應該積極地去限制外國童書的引進。
首先，市場會發揮自己一定的作用。媽媽們會去甄別、挑選和比較，找出優質的適合孩子的童書。出版社引進的粗製濫造的外國童書，必然也沒有其他經典童書具有生命力，自然也就被淘汰了，不需要政府的干預。
即使市場有失靈之時，無法杜絕一些不良作品對讀者的危害，那麼政府的措施就是限制數量嗎？目的決定手段，以引入更優質的外國童書為目的，就應該匹配相應的手段。比如設立獎項鼓勵，比如在書號審查中明確禁止性的內容。
每個出版社都限制了引進數量，慧眼識珠的出版社能引進的優秀書籍減少了，而本來就粗製濫造的出版社仍然繼續生存和引進，導致優秀書籍和劣質書籍的比例不變，但大家可以讀到的好書卻實實在在地減少了。
問題二
我們的孩子要看多少外國童書，要看多少中國童書，什麼樣的比例，怎樣挑選呢？
作者說：「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們一提中國作品就是論語詩經唐詩宋詞到了民國教材就以下全無。他們需要反映周遭世界的、反映當下時代的童書，只為他們創作的童書。比如，每年只能過春節回來陪伴孩子三天的那個名字叫《團圓》的故事；又比如那個留存三十年一代人的記憶的《獨生小孩》。這些作品對我們心靈的扣動，讓我們眼睛反復潮濕，他們對於我們的意義，跟外國童書大有不同。」
對於這段話，我不能同意更多了。但是，這個美好的願景，是童書限令可以實現的嗎？把外國童書的門關上，我們就可以擁抱更多優質的本土原創童書了嗎？這就要進入作者的第三個問題：
問題三
外國童書的大量引進，會不會影響中國原創童書的發展？
作者的回答是：「具體到童書出版上，出版社有才華的編輯是有限的，圖書推廣的經費是有限的，如果把編輯和推廣經費都用到了外國童書上，必然會減少對原創童書的哺育。」
外國童書限令，也許可以像作者的分析那樣讓原創童書獲得更多資源，也許不能——作為出版社主要盈利來源的外國童書的削減，也許會降低出版社的利潤，進一步造成出版社優秀人才的流失，也缺乏更多的資源來反哺和支持原創童書。
即使作者的分析是成立的，原創童書的發展獲得了更多出版社資源，就可以變得更優質，更受到市場的歡迎了嗎？我們追問一下，產出優質的原創童書的根本原因，是取決於最後加工的編輯和市場推廣，還是作者的視野、經歷和技能？而作者的這些素質，是如何培養出來的？也許平等、開放、鼓勵思考、鼓勵創新的土壤，才是最根本而重要的。很難想像一個閉關鎖國的狀態，可以滋養出這樣的土壤。
引進的童書數量可以從幾千冊降到幾百冊，就也可以從幾百冊降到幾十冊。書號申請本質上是一種政府部門對公民和組織的行政許可，應該符合法律程序和法治精神。而有關部門用口頭通知、拖延審查時間的方法，就可以輕易影響出版市場，不得不說這樣的權力太過任性。

童書承載著媽媽們的美好希望。但如果媽媽們不能地認識到童書限令的問題，也許希望只能是一個希望。我們在童書中給孩子以烏托邦，在生活中卻不斷和現實妥協，接受自由和權利的減少。而這，是我們應該給予孩子的榜樣嗎？

8. 海豚出版社的榮譽

建社二十多年來，版權貿易建樹頗豐，2007年榮獲「全國圖書版權輸出先進出版單位」稱號；2012年榮獲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十一屆輸出版、引進版優秀圖書推介活動」優秀獎，被列為商務部「2011-2012文化出口重點企業
近年來，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精品圖書上市後備受矚目和贊許，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並獲得不少榮譽獎項。如《中國讀本》（青少年版）、「豐子愷兒童文學全集」、《時光電影院》分別入選總署2011、2013年的「向全國青少年推薦的百種優秀圖書」；《中國讀本》（修訂版）入選2012年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新聞出版總署推介「百種優秀思想道德讀物書目」； 2011年推出的《我不是完美小孩》榮獲包括「第七屆文津圖書獎獲獎圖書」、「2011年度全行業優秀暢銷品種」等在內的多項大獎；「經典少年游」叢書入選中國教育報「2012年度十大童書」；《格薩爾王》漫畫叢書榮獲2012年第九屆子愷杯全國漫畫展優秀作品評比第一名。
2013年，因在2012年北京科技周主場活動的出色表現，我社入選北京市科委與北京市科協評審的「2013-2015年北京市科普傳媒基地」。

9. 歪歪兔早教可信嗎

可信啊，國內比較早的原創企業，前段時間還配我兒子一起看cctv兒童欄目七巧板的節目 還看到歪歪兔呢

10. 幫我找幾篇關於圖書版權現狀的調查報告：採納後加至少20分！！

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現狀分析
2004-10-02 《出版廣角》

作者：王艷
版權引進「星星之火已經燎原」
十多年前，「版權貿易」在中國絕對是個陌生的概念。國外的作品拿來就譯之並出之，似乎天經地義。因為中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頒布《著作權法》並加入兩個國際性的版權公約。之後，隨著中國加強對著作權的保護，中國出版社和國外出版公司之間的圖書版權貿易從無到有，逐漸升溫。1995年之前，可統計的圖書版權貿易項目還寥寥可數。1995-1998年，根據國家版權局的統計，全國出版社四年的引進版圖書累計為14500種。而到了2002年，該年全年的圖書引進數量已達到了10235種；2003年，盡管受到SARS影響，全國引進版圖書數量也達到了近萬種。從開展版權貿易的省市來看，除了內蒙、西藏和青海，全國各省市出版社均有開展版權貿易的記錄。版權貿易這把火已經是越燒越旺。它的迅猛發展同時帶來的一些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
遵守版權貿易規則，樹立自身的品牌形象。當今的世界，歐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國的出版社為了優化自身的出版結構，積極投入版權貿易，採取「拿來主義」，這本身也無可厚非。可是，出版社萬萬不能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採取短期行為。比如沒有得到合法授權而出版，或者抱著僥幸心理出版匯編作品，又或者欺瞞印數不結版稅。孰不知，這些行為能得一時之利卻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國內外出版圈子其實並不大，國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權的態度也許早就被他們耳聞而被列入了他們的「黑名單」。去年，筆者碰到一個真實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國培生出版集團幾年來陸續簽約出版了二十多本經濟管理方面的書。去年該社突然決定調整出版方向，提出終止所有和英國培生已簽約的合同的執行。英國培生憤怒地宣稱：這是他們從未遇到過的最嚴重的毀約行為。他們會把這事情轉告英國同行，今後再沒有人會願意和這家中國出版社進行版權貿易。所以中國出版社在版權引進過程中應該以優良的圖書品質和自身誠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權貿易邁上長期良性循環的軌道。所謂「口碑在外」，版權貿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長期信譽的積累。國外有信譽的出版商和版權代理商大都很重視老客戶，版稅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標准，必須注重維護與合作夥伴的長久合作關系。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不履行和不適當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都屬於違約行為。國外對合同非常重視，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會採納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筆者曾經代理的一位美國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規版權授權合同的基礎上又讓本國律師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幾頁。一旦出版社簽字認可了，就必須嚴格履行合同約定的各項義務。例如：遵守支付預付版稅的時間、出版時間、提交銷售報告的時間、寄送樣書時間等等。哪怕是很小的義務，只要是合同中約定的條款，就必須履行，否則不但造成違約，還影響出版社的信譽和對外形象。
在合同執行過程中，除了常規問題，還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舉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裝幀設計不可以隨便拿來就用，應該先徵求國外權利人的意見。
2.現有少數國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無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權作品的國外版本的市場壽命為授權期限。這種情況下，一旦國外同本書有了最新的修訂本，他們就可以重新授權。原被授權方（國內出版社）雖然對新版本有優先購買權，但如果你放棄了，新版本的版權由其他國內出版社購得。你的舊版本在中國市場上就自然歸於失效。
3.關於分授權的約定。如果合同約定著作權人授予出版社為期若干年（不超過合同有效期）的「分許可」權，以及收益的具體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權向其他出版社發放分許可並獲得「分授權」可能帶來的利益。如早期台灣出版社或代理人對大陸分授權海外的翻譯作品，是因為大陸的版權貿易起步晚，他們搶先購得了全球中文版權。現在大多西方國家已知道中文有簡體字和繁體字版本的區分，授權也已分開。但對於和中國版權貿易不熟悉的國家及出版社，我們大陸的出版社仍可爭取全球中文版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4.關於出版前提供外方樣稿審譯。少數國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對自己作品的翻譯版本要求特別嚴格，會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譯稿給他們審核。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出版社可不要對此「視同兒戲」或採取「先斬後奏」或抱著僥幸心理，蒙騙「老外」。否則的話，你就等著對方的律師函吧。
在我們的出版社沒有對外版權貿易經驗、沒有專業人員從事版權貿易業務時，委託國內權威的版權代理機構運作不失為開展版權貿易的一條捷徑。
避免惡性競爭，以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由於引進圖書的競爭日趨激烈，導致中國出版社在版權貿易的購買條件（預付金和版稅率）方面都呈水漲船高之勢。其實，除了已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外國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國外出版商對中國圖書市場不甚了解。國外版權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國做版權貿易的）常常簡單地將中國人口數量和圖書市場購買力結合起來，對中國市場給予樂觀的預期，而忽略了中國圖書定價和西方圖書價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國出版社對國外出版商客觀分析一下中國真實的圖書市場情況，爭取到一個合理的版稅價格是可能的。問題是，現在部分國內出版社對引進外國圖書採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態度，「拿到籃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較緊俏的圖書的版權競爭中，一些出版社不顧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稅，導致版稅率被人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花高價買到版權的同時實際上也買到了高風險。更嚴重的結果是，國外出版商會認為，你們中國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這個價錢，我抬高價格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國出版公司對筆者說，以前他們賣給中國的書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預付，但他們聽說出版同類書籍的一家澳大利亞公司賣給中國的書每本預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於是大感吃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圖書的質量和澳大利亞公司出版的圖書位於同一檔次。現在這家美國公司已明確表示，今後他們的圖書版權賣給中國也要抬高價格。這活生生的事例真應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句中國老話，吃虧的最終是中國出版社。惡性的版權貿易競爭不僅有損於中國出版界的整體形象，同時也助長了部分海外權利人漫天要價、趁火打劫的氣焰。
版權輸出「路漫漫其修遠兮」
在一方面中國版權引進如火如荼的同時，版權輸出的明顯逆差已是不爭的事實。綜觀這兩年的數據，比如2002年全國版權輸出1297項，2003年1317項。其中絕大多數的是輸出到港台和亞洲國家的，如果再詳細統計輸出到歐美國家的數字，恐怕就佔一二個百分點而已。這樣的話，中國每年版權引進和輸出的比例是9:1，而事實上引進和輸出到歐美國家的比例約為400:11
版權輸出真的那麼困難嗎？盡管各級領導早就重視這個問題，也再三強調要重點落實版權輸出工作。可是由於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處的文化地位的弱勢，翻譯語言的障礙和不完善的輸出渠道，做好版權輸出工作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
首先就文化隔閡來說，筆者每每在國際書展上和國外出版商談及在他們國家讀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興趣的中國圖書題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口味所寫的小說，而且讀者的主體也還是華人華裔。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國太少！這固然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綜合國力有關。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矚目的熱土，「中國元素」在西方國家也逐漸升溫，現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國來尋找寫作素材。我們的國內的代理機構也可以考慮組織國際上對中國感興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請他們到中國來親身體驗，與中國的作家面對面溝通，以此創造機會，讓中國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漸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語言障礙來說，凡是作過嘗試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輸出版權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區容易成功是因為沒有語言的障礙。而同樣的書，如果要推薦到歐美國家，難度要大得多。因為語言問題，事先要進行大量的翻譯工作，且不論翻譯質量如何，這翻譯費由誰承擔呢？作者本人、出版社還是國外出版公司？其結果：翻譯費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長，投人大，見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對版權輸出到歐美國家的工作也就不那麼「執著」了。借鑒法國、韓國等國家輸出本國文化的機制和模式，他們通常是由政府出資組織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間的海外出版基金會，通過贊助翻譯者，補貼版權購買者或贊助出版發行的形式幫助本國圖書在海外出版發行。
還有關於推薦渠道的問題。國外的大型出版集團在開展版權輸出業務時往往會將自己出版物交由權威的專業版權代理機構處理，從而集中精力從事出版工作。在選題的挑選和決策上，國外出版公司的編輯也往往是在專業的代理機構或代理人的推薦下考慮是否出版。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把中國的書稿推薦到國外去出版，除了要有準確的翻譯，還必須要「找對人」——就是願意推薦書稿的版權代理機構或願意出版翻譯書稿的外國出版公司。阿來的《塵埃落定》之所以版權輸出到美國能取得較大的成功，除了小說本身的西藏題材較吸引西方讀者之外，美國的一家版權代理機構對這本書的成功推薦和運作是功不可沒的。
我們國內的版權代理機構如果能夠及時准確地傳導海外市場對中國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權輸出上則「集中授權」，由代理機構「統一運作」，中國版權輸出工作中的橋梁就真正建立起來了。在此，也呼籲國家在稅收、資本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扶持國內一兩家大的版權代理機構，以推動中國版權輸出事業的發展。
版權代理「朝陽還是夕陽」
在國際上，按照社會化、專業化分工的要求，版權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躍，往往在版權貿易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權貿易最活躍的美國有600多家版權代理公司。英國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權代理公司相對較少的德國、日本、法國和俄羅斯等國家，他們的版權集體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種程度上，那些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也在實施著版權代理人的角色。
那麼在中國版權代理行業的狀況如何呢？目前，經國家批准成立的專業版權代理機構有28家，從業人員不過百餘人。即使再加上行業協會、文化公司和熱衷於文化交流的海歸人士，版權代理人隊伍總共也就幾百人而已。從版權代理分布的領域看，上述28家機構，除了有5家專業從事電影、電視、音像產品的代理，其餘23家都限於圖書版權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權貿易中發揮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數的三四家。從服務內容看，版權代理機構的主要業務可分兩大塊：一塊是國際版權貿易，例如代理引進和輸出版權；另一塊是國內版權代理，諸如聯系出版、提供版權咨詢，代理解決版權糾紛和代理訴訟等等。
從版權代理機構在國際版權貿易中的角色看，在國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團設有自己專門的版權貿易部門，大多數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權貿易都是通過專業的版權代理機構去實現的。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出版社無論大小都分別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權代理機構進行業務往來，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說，還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當然這里有個客觀情況，就是版權代理行業在中國的發展也就短短的十來年，中國版權代理機構的競爭力與海外中介機構相比，相對較弱。這種情況下，海外中介機構利用他們多年的資源優勢，階段性地壟斷了海外的一大批優質的版權資源，並高價在中國兜售。這對中國出版社的涉外版權貿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中國出版社對國內自己的版權代理機構「集中授權」，把版權的引進和輸出交給專業、權威的版權代理機構去做，自己則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這一方面是對國內年輕的版權代理機構工作的支持，支持他們和海外版權中介機構的競爭；另一方面也是節省出版社在人力，財力方面的開支，充分利用版權代理機構已有的人才專、渠道廣、協調能力強等優勢，有效維護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權貿易中的不正當競爭。
從版權代理機構在國內版權貿易的角色看，中國的代理機構在提供版權咨詢，代理解決版權糾紛和代理訴訟等領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國內作者的工作幾乎沒有開展起來。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國外版權代理公司活躍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國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與出版社簽約，並承擔一攬子與其作品相關的版權事務。這樣，作家可以更專心的投入到創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國，作家代理這塊業務沒有能夠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從作家角度而言，出於中國傳統觀念，更多的人喜歡親力親為，認為自己的稿費本來就不多，哪裡願意再給別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來說，他們的作品一誕生就是「香餑餑」，哪裡需要經紀人再去給出版社推薦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動與國內的版權代理公司聯系版權代理事宜。從版權代理公司角度而言，處於最基本的經濟角度考慮，若以作家所應得稿費的10%作為代理傭金，大多數情況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暢銷作家和暢銷書鳳毛麟角，靠常規的稿費提成哪裡能養活自己？所以積極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權行業是公認的「朝陽行業」，版權代理盡管目前在中國困難重重，挑戰大於機遇，也沒有理由是「夕陽行業」。關鍵是中國的版權代理機構應當改變只為出版社服務的狀態，要善於向版權的深處和廣處挖掘潛力、求取效益。版權代理機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大潮中能否站穩腳跟，關鍵要看其擁有多少版權權利資源，如何去經營、盤活這些資源。沒有這些資源，代理機構就等於在為「無米之炊」，無法為文化產業界提供服務，當然也就無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說發展了。
版權代理機構，通常被稱作一座橋梁，一頭連接著著作權人，另一頭連接著著作權使用者。當前對國內的版權代理機構而言，當務之急是要開掘並抓住國內外兩頭的版權資源，積極嘗試影視作品、計算機軟體、美術攝影作品、實用藝術品和信息產業的版權市場；培養人才，找好定位，創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具備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權代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