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顯名人

⑴ 誰有物權法的經典案例多多益善！！！拜託了各位 謝謝

李某與陳某是一對年輕夫妻，想要買一套房子。這 時正好某房產商推出一個樓盤，其中推介，如具有教師 資格證書，可獲得九五折優惠。因為陳某的母親王某是 教師，於是他們拿了王某的教師證以王某的名義購得了 一套房子，並在房地產證上以王某的名義登記。後來李 某與陳某鬧離婚，要分割財產。這時岳母王某出來主張 房子是她的，並有房地產證書為證。於是李某拿出購房 時銀行付款的單證，以及多年來居住該房子的事實主張 該房子實際上是屬於李某的。設：如果在訴訟期間，王 某將房子賣給袁某，並辦理了房產登記手續，該房子的 所有權該歸誰？李某有什麼辦法去防範呢？ 若以《物權法》為依據，不動產所有權的物權行為以登記為轉移要件，因此經過合法登記的不動產所有權歸「記載於登記簿」（法定）的所有人所有。因此王某是合法的權利人。如果陳某和李某或房產公司主張原來的購房合同無效並確實經仲裁或訴訟確認合同無效，這時如果能確實證明王某並無購房意思表示也未出錢購買，可以認定該房產為陳某和王某所有。 在訴訟未結束前，該房產是有爭議的財產，但並未涉及「無權處分」的問題，因為在表面上，王某仍舊是合法的房屋所有權人，因此其轉讓行為不違反法律法規，袁某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權。袁某不存在「善意」「惡意」之分，因為袁某就算是盡到了善良注意義務，房產證上載明的所有權人仍舊是王某，袁某無義務去了解房產的具體出資人是何人，因此袁某隻要是以合理價格購買的，而且辦理了登記手續，他就可以取得房屋的產權。 所謂的「防範方法」，如果擔心房屋受到轉讓或者損毀，訴前和訴中利害關系人可請求法院對該房產予以財產保全。在交納與房產價值相適應的擔保後，法院可以對該房產查封，避免無謂的物權變動 原告：甲（承租人） 被告：某供銷合作社 第三人：乙 （一）案情 原告、被告訟爭房屋坐落在秦嶼鎮康湖街279號。該房屋為木質結構，前後樓上樓下各2間，中間隔一天井。該房屋原屬第三人祖輩所有。1956年公私合營時第三人將該房前截店屋分為上、下兩間，後折價入股歸被告所有，後截上、下兩間仍屬第三人所有。出入均由前截店屋右側通行。天井、走廊、樓梯為雙方共有。 1985年5月31日，該店屋上、下兩間由原告承租使用至今。2003年7月10日，被告將該店屋上、下兩間出賣給第三人，雙方引起糾紛。原告於2008 年10月24日訴至福鼎縣人民法院，請求確認雙方房屋買賣關系無效，保護其房屋優先購買權。 （二）對本案的不同觀點 某縣人民法院認為：訟爭屋為原告承租，但該店屋與後截天井、走廊、樓梯及第三人的房屋連成一體。該店屋系屬康湖街279號房屋整體結構中的一部分，且該房屋天井、走廊、樓梯為被告與第三人共有，同時該店屋右側系第三人出入的必經之路，第三人對該店屋享有優先購買權，其與被告簽訂的店屋買賣關系有效，原告基於租賃關系的優先權不能對抗第三人的優先購買權。原告所訴無理，不予支持。 某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店屋與第三人房屋雖然連為一體，但雙方產權界限明確，第三人對被上訴人前截店屋沒有共有權。現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出賣該店屋，第三人沒有優先購買權，其與被上訴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協議無效。上訴人系該店屋承租戶，依法享有優先購買權。現其主張優先購買該屋應予支持。 請結合物權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分析本案存在的法律關系及法律適用，並說明理由，分析一下對於共有人的優先購買權及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分別應如何保護。 本人同意某縣人民法院的觀點。理由是：1、承租是債權而共有是物權，不多說物權優於債權；顯然《民法通則》第78條規定優先權優於債權優先權。2、從物的整體性上考慮乙購買後更有利於發揮物的有用性，若甲購買在實際生活中很可能與乙因通道發生沖突，從相鄰關系的本質出發賣給乙比甲更好。3、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更適合樓房，對此案不太實用。4、民法的精髓是合理、具體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生搬硬套法條，根據本案、縣人民法院的觀點更具合法、合理性。

⑵ 來物權法案例高手

1）乙丙均有優先購買權。
但是，如果幾個共有人都想購買這項份額，應由轉讓份額共有人決定將其份額轉讓給哪一個共有人。應當指出的是，其他共有人的這種優先購買權應當在一定期限內行使，以保護轉讓其份額的共有人的權益。否則，如果其他共有人無限期拖延是否購買的表示，共有人轉讓其份額的意願就有可能得不到實現。
2）共有人在不損害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條件下，可以拋棄應有份額。但是共有人拋棄份額的歸屬現在來看說法很多吧應該。
1、有人主張共有份額僅僅是共有物所有權量的部分，不是他物權對所有權的限制，也不是應有份額互相之間的限制，因此共有人拋棄份額，不會使其他共有人的應有份額恢復到圓滿狀態。2、還有一種說法是，所有權具有彈力性，應有份額也應具有彈力性，一部分應有份額的消滅意味著另一部分的擴張。因而共有人拋棄其份額後應歸屬其他共有人。這種說法比較明顯的體現是鄭玉波的《民法物權》。我國現行立法對此並沒有規定，但通常認為後者更為合理。如果支持後者，意味著這部分拋棄的份額由乙丙共同佔有（非按份佔有）。期待立法方面能對此做出規定。
3）這個簡單了。
對外三者承擔連帶賠償義務。對內，如果超出了自己應賠償的份額，可以向其他人主張按份承擔賠償義務進行追償。但是這里有個前提，如果第三人權利受到侵害，第三人如果知道共有人之間不具有連帶賠償關系的話，是不能向所有共有人主張賠償的。

希望對您有幫助，同時表示坐等其他高手解答並學習。

⑶ 物權相關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說白了就是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物權返還請求權問題。

丙系善意取得（標的物已經交付，交付即轉移佔有，且系善意），甲無權向丙追回電視；但是由於本來甲本來擁有對於電視的物權且乙向其借用，因此有權要求乙返還電視，但是乙已經無法返還電視了，因此需要向甲賠償損失。

此事的結局就是：丙取得電視；乙賠償甲損失。

⑷ 物權和所有權的區別

物權包括所有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基本內容】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所以，有所有權就代表有物權。

擁有一套房子的房產即代表有這套房子的所有權也有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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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的分類

1、自物權與他物權

自物權是權利人對於自己的物所享有的權利。以其與他人之物無關，故稱作自物權。所有權是自物權。他物權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設定的物權。他物權是對他人的物享有的權利，其內容是在佔有、使用、收益或者處分某一方面對他人之物的支配。

2、動產物權與不動產物權

這是根據物權的客體是動產還是不動產所作的分類。不動產所有權、建設用地使用權、不動產抵押權等是不動產物權，而動產所有權、動產質權、留置權則是動產物權。

3、主物權與從物權

這是以物權是否具有獨立性進行的分類。主物權是指能夠獨立存在的物權，如所有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從物權則是指必須依附於其他權利而存在的物權。如抵押權、質權、留置權，是為擔保的債權而設定的。地役權在與需役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關繫上，也是從物權。

4、所有權與限制物權

這是以對於標的物的支配范圍的不同對物權所作的區分。所有權是全面支配標的物的物權，限制物權是於特定方面支配標的物的物權。

一些學者認為所有權也要受法律、相鄰關系等的限制，故應避免使用限制物權這一概念。日本學者松岡正義首創了定限物權一詞，表示所有權以外的他物權內容是有一定限度的。但這只是名稱之爭，關於所有權與限制物權分類的實質內容是一致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物權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所有權

⑸ 什麼是物權什麼是標的

目前我國法律中還沒有物權這一說法，只有財產權的概念。財產的所有權是指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這里的財產當然包括了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物權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至今還沒有見到過。一般來說，物是指有形物，而無形的則是權。利如房屋是有形物，而相鄰關系則是權利。法律上的物都有財產的屬性。沒有財產屬性的物就不會產生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太陽月亮是物，沒有財產上的意義，沒有所有人，也就沒有法律上意義。擋了別人家的陽光，並沒有侵犯具體的物，但也是侵權，這個權是由財產的所有權派生出來的。一切有形的物都是有所有人的，包括個人，法人，國家。沒有財產意義，沒有所有人，就不存在侵權問題，也就沒有法律意義。
資源有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無形的，例如微波通道，衛星空間軌道，這些是無形的資源。顯然，資源也具有財產屬性，也可以有所有人，所以在法律上是有意義的。物權不能解釋資源和無形財產，因此不如財產權准確。作為民法，還是講財產權不要講物權為好。
至於什麼叫標的? 答案如下:
拍賣標的，是出賣人（委託人）與拍賣人、應買人之間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由
於拍賣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交易方式，具有較強的流通性和透明性，因此，大多數可用於買
賣的物品或權利均可以作為拍賣標的。
在國外，拍賣標的五花八門，包括書籍手稿、名人簽名、繪畫、熱照、汽車、名人日
常用品、稀有的歷史或自然物品、島嶼、城鎮、土地、森林等都可以作為拍賣品，甚至連
人的身體器官也能作為拍賣標的。
我國拍賣市場開放的時間雖然不長，拍賣交易也不大普及，不是所有物品都能拍賣，
但拍賣物品的種類也發展很快。《拍賣法》第六條規定：「拍賣標的應當是委託人所有或
者依法可以處分的物品或者與財產權利」。本條雖然是對委託人委託拍賣物品所有或處分
權利的規定，它同時也說明了我國拍賣標的的分類方法，即作為拍賣標的的物品主要分為
兩大類：分別是有形物品和與財產權有關的權利。
有形物品大體包括：藝術品，例如陶瓷、刺綉、書畫、玉器、首飾等；收藏品，如珠
寶、翠玉、郵票、獎牌、古舊像機、古舊鍾表等；生活用品，如電器、車輛、房屋、裘
皮、傢具等；娛樂物品，如樂器、玩具、體育用品、寵物、奇花異草等；生產用品，如機
器、設備、原材料、產成品或整個企業。
與財產權有關的權利主要包括：文化或科技成果、專利、圖文資料、稿件等；使用權，
包括土地使用權、車輛運營權、出版權、冠名權等；符號，包括電話號碼、商標商號
等。
凡屬上述類別的物品和權利，只要是委託人委託並為法律所允許的，均可以作為拍賣
標的。

保險標的指保險所要保障的對象。如財產保險中的保險標的是各種財產本身或其有關的利益或責任；人身保險中的保險標的是人的身體、生命等。

先了解在法律的概念上「標的」與「標的物」的關系,
事實上此二者是有區別的,只是很抽象罷了。

例如買賣汽車，買賣契約的「標的」是「汽車的所有權」，買賣契約的「標的物」是「汽車」。

■也可以指有紀念性的東西。
如各大學均有「標的物」。
在台灣,台灣大學的標的物之一 :[傅鍾],
即紀念傅斯年校長..等。

■在投資方面,指的是特定的商品或是契約合同 , 或股票、債券、期貨、信託、土地、房產....等概念。

■特殊風景區的景點也可稱之為「標的物」。
(如台灣北部的野柳,有許多著名 標的物....

■於競拍會場或網上拍賣等特殊物品也可稱之。

⑹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⑺ 物權法案例

摘 要:動產抵押權的登記公示制度破壞了公示方法選擇之統一性原則,導致登記公示的動產抵押權與佔有公示的動產所有權之間的矛盾,並最終將因登記而獲得對抗力的抵押權人與因信賴佔有而受公信力保護的第三人推向了利益尖銳對抗的兩極。現有的立法與學說在平衡與協調兩極利益上均無功而返,唯有將動產抵押物限制在一定范圍的「准不動產」上,並在該領域也採行物權的登記公示制度,才是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最具合理性的方案。

關鍵詞:動產抵押;物權公示;抵押權的追及效力;交易安全

在抵押期間內,抵押人將抵押物轉讓給第三人,將導致法律關繫上的何等變化;在抵押權人、抵押人與受讓人間又發生何等法律效力;特別是受讓人善意受讓抵押物時,法律優先保護善意受讓人還是權利在先的抵押權人?圍繞著這些問題,我國《擔保法》第49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7條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民法學者們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論研究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制度設計方案。但立法者和絕大部分學者顯然忽略了動產抵押與不動產抵押之區別對於研究抵押物轉讓問題的意義:在不動產領域,法律奉行物權變動(公示)的強制登記原則,抵押權和其他不動產物權一樣,其設定必須體現在登記機關的登記簿上,受讓人在受讓抵押物時有義務查詢登記簿,發現設定在先的抵押權易如反掌,故在法律上不可能出現善意的(不知不動產上既存之抵押權)不動產抵押物受讓人,法律可通過徑直賦予追及力的方式保護抵押權人;但在動產領域,並不實行物權變動的強制登記原則,受讓人完全可以信賴抵押人對抵押物的直接佔有,有可能不知道事實上也無任何途徑知道在先抵押權的存在,從而極容易出現抵押權人與抵押物的善意受讓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研究並設計平衡此等利益沖突的法律機制顯得特別重要,因此,我們將視野集中於動產抵押物的轉讓;考慮到買賣關系為標的物轉讓之常態,並為節省篇幅,本文所謂的動產抵押物轉讓,是以買賣為中心展開的。

一、兩極對立:抵押權人與善意受讓人的利益沖突

根據體系強制理論,邏輯前提的設定常常制約邏輯選擇的可能范圍[1]。為了使邏輯選擇的范圍精緻適當,必須准確地設定邏輯前提。很顯然,動產抵押物轉讓問題之所以備受關注,之所以饒有興味,就是因為它可能引發抵押權人和善意受讓人之間的矛盾與對抗;而平息紛爭、實現分配正義歷來是法律所肩負的神聖使命,任何具體的法律制度設計,越是接近完成法律的使命,就越是具有科學性與生命力。有鑒於此,本文將動產抵押權人和抵押物的善意受讓人之間的、不可兩立的利益沖突作為預置的邏輯前提,一切的研討、評價與結論都緊隨該邏輯前提而展開。那麼,是什麼原因造就了動產抵押權人與抵押物受讓人之間的兩極對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因兩極對立而產生的「你死我活」的搏殺場面又最為「慘烈」呢?

(一)動產抵押登記對抗力與佔有抵押物之公信力不能兩立

在動產物權變動領域,權利沖突最經典的體現是因無權處分導致的真正權利人①與善意第三人之間的對立。真正權利人的法定權利值得保護,善意第三人的交易預期也值得保護,前者代表著靜的財產秩序,後者攸關動的交易安全,在「由靜到動」的民商法發展潮流面前,近現代民商法更為偏愛善意第三人而創設了善意取得制度。客觀而言,在動產抵押關系中,抵押人擅自處分抵押物,與私賣他人之物的行為尚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抵押人擁有對抵押物的所有權,而所有權的核心權能為處分權,故抵押人對己物之處分難謂無權處分。雖然——如同後文所介紹的那樣——也有立法和學說主張限制抵押人的處分權,但也仍然不能否認限制處分權人之處分與全然無處分權者之處分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尤其重要的是,在傳統民法善意取得得以發生的情形,動產為無權處分人所佔有,第三人基於公信力充分相信無權處分人為法律上的權利擁有者,而真正權利人的權利卻欠缺任何公示手段,犧牲沒有公示的權利以保全對錯誤公示的信賴,在邏輯與情理上均順暢自然;而在動產抵押,抵押物的受讓人固然可以充分信賴抵押人的佔有,但抵押權人卻可能具備登記這一法定的公示方法。於是,沖突發生在法定公示的權利與信賴保護之間,這毫無疑問是更為劇烈的沖突;在如此劇烈的沖突面前,不假思索地舍棄抵押權人而遷就抵押物的善意受讓人顯然缺乏足夠的合理性。演繹「通過法定方法公示於外的權利」與「信賴法定公示方法」之間「大比拼」的「始作俑者」乃近現代擔保立法對物權公示方法選擇之統一性原則的背叛。本來,公示物權的方法應當具有統一性,同一類型的財產權利應當採用同樣的公示方法,為了踐行公示方法的統一性原則,大陸法系民法一般以登記公示不動產物權,而以佔有公示動產物權。然而在動產抵押步入法律殿堂以來,這種物權公示的二元格局不得不被打破:因為設定動產抵押時並不需要移轉標的物之佔有,於是,動產抵押權事實上不可能通過動產物權的近似於「天然」的公示方法——佔有來公示;為了實現物權公示的社會理想,法律不得不另闢他徑,以登記來表徵動產抵押權的設立與存續。問題的關鍵在於,抵押物的受讓人既然可以信賴佔有抵押物的抵押人權利的完整性,本就不必理會除此之外的登記公示的權利;與此相對應,抵押權既然通過法定方式公示於外,本就應推定公示之後無善意第三人。如果承認此時登記的(公示)對抗力,就必然否定佔有的(公示)公信力;相反,如果承認佔有的(公示)公信力,又必然否定登記的(公示)對抗力。

需要說明的是,現行動產抵押立法構造雖然孕育了抵押權與抵押物受讓人發生沖突的巨大可能,但這種沖突未必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如果並未辦理抵押登記,則欠缺公示的抵押權當然讓位於受讓人的所有權,即便受讓人明知抵押權存在的事實②;在辦理了抵押登記的情況下,如果受讓人明知或應當知道抵押權存在的事實,即受讓人陷入惡意,則其利益保護當然要劣後於抵押權人。受讓人知悉抵押權的途徑,既包括抵押權人和抵押人的主動告知,也包括主動在登記機關偶然查知。與善意取得中對第三人善意的舉證一樣,抵押物受讓人無須舉證證明自身善意,而應由抵押權人負擔受讓人惡意的舉證責任。

(二)動產抵押權人與善意受讓人利益沖突的核心:由誰蒙受向抵押人追償不能的風險

如前所述,在現行動產抵押立法構造下,抵押權登記對抗力和佔有抵押物的公信力存在著深刻而持久的矛盾,該矛盾所外化出的利益狀態如何,是值得很好研究的問題。與動產善意取得的情形不同,在抵押人擅自轉讓抵押物時,沒有抵押權人和受讓人競相爭奪以獲取抵押物所有權的可能。因為,作為一種價值權,抵押權人僅關心抵押物的交換價值,而對抵押物的實物形態和所有權歸屬並無多大的熱情,只要其債權能夠通過債務人清償或抵押人承擔(物上擔保之外的)責任的方式而滿足,就全然沒有從受讓人處追奪抵押物的必要,唯有債權人的債權不能通過其他途徑從債務人或抵押人處滿足時,抵押權人才可能要求以受讓人取得的抵押物折價、拍賣或變賣並從其價款實現自身債權,異言之,抵押權人充其量為受讓人的所有權蒙上負擔;從受讓人的角度而言,即使其鍾情於抵押物的實物形態和法律上的所有權,既然不存在在此點上與其競爭的抵押權人,受讓人完全可以蒙受抵押權負擔,縱然抵押權人主張抵押物的交換價值,受讓人也完全可以通過行使滌除權或代替債務人清償等方式從而成就抵押權人,之後再要求抵押人向自己負擔相應的責任。如此看來,債權人若能從債務人(特別是抵押人處)通過行使抵押權以外的方式實現債權,或者受讓人行使滌除權、代債務人為清償後能易如反掌地從抵押人處獲得補償,則抵押權人和受讓人圍繞著抵押物轉讓的沖突並不存在。導致沖突實在化的利益根源在於,無論是抵押權人或者善意受讓人難以或者根本不能從抵押人處獲得充分的補償,即抵押人因無資力而陷入清償不能。需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謂的「清償不能」並不僅指抵押權所擔保的主債權履行期屆滿時抵押人為不能,而且在抵押權人和受讓人沖突的處理時抵押人也沒有清償能力——這就意味著抵押人已經將轉讓抵押物所得的價款揮霍一空而沒有留待清償債權。綜上所述,抵押權人和受讓人沖突實質是,由誰蒙受向抵押人追償不能的風險。

二、山重水復:現有立法與學說均無功而返

面對著抵押權人與抵押物受讓人的兩極對立,需要相應的制度設計以盡可能地調和這種矛盾、平衡雙方利益,而不應簡單地肯定其中一種利益而否認或忽視另一種利益。應當說,優先保護抵押權人或受讓人都有理論基礎和社會支撐;並且,無明顯的論據證明其中一個價值取向重要於另一個。讓人倍感遺憾的是,與此相關的現有立法與學說,並沒有很好地把握住這一點,甚至呈現出對抵押權人和受讓人間兩極對立認識錯位之缺陷。以下,特就這些立法與學說所設計的制度方案的內容與缺陷,一一作評。

(一)受讓人的代價清償

《法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規定了不動產抵押中受讓人的代價清償,普遍的看法是,在動產抵押也完全可以類推適用。據此,抵押物的受讓人可以代替債務人向抵押權人清償被擔保的主債務,以通過消滅抵押權的方式確保自己對受讓物的完整所有權。客觀而言,通過代價清償消滅抵押權的方式以確保受讓人對抵押物的所有權不受追奪,不失為一個好思路,但其缺陷也至為明顯:在受讓人已經向抵押人支付抵押物的價款後,再使其向抵押權人清償主債務人的債務,無疑是讓受讓人以支付雙倍價款(即購買抵押物的價款和債務人的債務金額)的條件保住了其對受讓物的完整所有權。兩次支付對受讓人來說幾乎是沒有任何保護——因為抵押權人和受讓人沖突的實質是由誰蒙受向抵押人追償不能的風險,受讓人的兩次支付就意味著由其承擔了向抵押人追償不能的風險。如此制度設計實際上認可了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將法律的天平完全傾向了抵押權人一邊,不可取。

(二)抵押權滌除制度

《法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有關於抵押權滌除制度的規定,抵押物受讓人可以向抵押權人支付一定金額的滌除金而消滅抵押權。○3其實,受讓人行使滌除權也意味著要支付兩次——購買抵押物的價款和滌除金,這也變相承認了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如同代價清償一樣,實際優先保護了抵押權人。

(三)登記對抗主義

抵押權人和受讓人沖突的根源是動產抵押公示制度不足[2]。王澤鑒先生認為,「克服不佔有標的物的動產抵押權之公示欠缺,不外乎五種方式:意思成立主義、書面成立主義、登記成立主義、意思——登記對抗主義、書面——登記對抗主義」[3]。其中書面——登記對抗主義不僅受到眾多學者的支持,還為台灣地區《動產擔保交易法》和我國《擔保法》所採納。筆者認為,意思——登記對抗主義與書面——登記對抗主義在物權公示方面沒有區別,因此將其統稱為「登記對抗主義」。登記對抗主義賦予當事人充分的自主選擇權:抵押權人為了加強自己的抵押權的對世性,可以向登記機關申請抵押權登記,登記後的抵押權可以對抗後生的一切物權;若抵押權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財產或對抵押人有足夠信任,也可以不辦理抵押登記,此種抵押權並不能排斥後生的受讓人的所有權。在很多學者看來,登記對抗主義既能較為充分地保護抵押權人,也能保護善意受讓人和維護交易安全:受讓人可以查詢登記機關的登記薄從而知悉標的物上是否負有抵押權,從而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損失[4]。

從表面上看,在登記對抗主義里,抵押權人和抵押物受讓人在利益受法律保護上的確「各有千秋」,似乎是協調二者沖突的最佳選擇,實則不然。因其承認了受讓人不知悉的已登記抵押權的對抗力而隨機地認可了抵押權的追及效力,而對善意受讓人卻無任何保障可言:受讓人既然信賴了抵押人對抵押物的佔有,在佔有具有公信力的情況下其對抵押物取得的所有權就不應受到任何影響,即使是面對已登記的抵押權。也就是說,正是賦予動產抵押登記以對抗力,才造就了其與動產佔有公信力之間無窮無盡的矛盾並導致抵押權人與受讓人之間無休無止的沖突。登記對抗主義僅僅是闡明矛盾的發生原因而已,而並非化解矛盾的有效葯方。如果一定要認為登記對抗主義化解了矛盾,也只能說其在根本上忽略了矛盾的另外一方。

無獨有偶,即便徹底否定動產佔有的公信力,登記對抗主義仍是不可行的!因為其登記純屬自願,這樣就會出現有些動產抵押權已經在登記機關的登記薄上體現而有些動產抵押權卻沒有在登記機關的登記薄上體現的情況。至於哪些已經在登記機關的登記薄上體現哪些沒有全憑當事人意思自治,不具有可控制性。可見,登記對抗主義的制度設計忽視了在抵押權登記完全自願的情況下哪些抵押權已經進行了登記是買受人不可能知道的事實,在沒有可預期的情況下,他要想知道就必須在每一次交易前都到登記機關的登記薄上去查詢,如此顯然是不可能的。

(四)烙印、貼標簽

我國台灣《動產擔保交易法》意識到讓受讓人查詢登記機關的登記薄影響交易便捷,於是在第16條又作出補充規定,「登記機關應於登記標的物之顯著部分烙印或貼標簽以資區別」。這樣一來,受讓人從外觀上就能直接知悉標的物是否負有抵押權,減輕了查詢之苦。此烙印或標簽大致起到了德國物權法上的異議登記作用,否定了公示的權利正確性推定效力,受讓人看到烙印或標簽後就有義務到登記機關的登記薄上查詢從而准確了解轉讓物權屬的真實狀況,從而避免和抵押權人的正面沖突。

通過上述明了的方式使得標的物的受讓人有義務查詢登記從而從源頭上避免受讓人和抵押權人的沖突,這不啻為解決問題的最好思路,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烙印是在標的物上烙一個讓任何人一看皆知的痕跡,這有可能在物理上破壞標的物價值,部分動產如玉器、珍貴郵票、衣服、球類、電器等的使用價值會因烙印的存在而下降甚至喪失;標簽是在標的物上貼上紙張或類似質地的東西,雖對標的物本身價值影響不大,但由於抵押物被抵押人佔有,很容易被惡意的抵押人撕去,從而使其提示效果盪然無存。

(五)否認抵押權的追及效力

動產抵押權的追及效力的最大的不合理在於,其與物權公示公信原則、交易安全理念背道而馳:由於抵押並不轉移抵押物的佔有,抵押物仍由抵押人佔有,而佔有又是動產物權的公示方法,所以受讓人自然可以信賴抵押人直接佔有抵押物的事實而與之交易;但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卻使得取得抵押物所有權的受讓人遭受抵押權追及效力的危險,使其取得的抵押物所有權並不完整。異言之,抵押權的追及效力使受讓人對物權公示的信賴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這無疑是對動產物權公示公信原則的顛覆!何況,受讓人取得抵押物後,會隨時將抵押物轉讓給他人以實現抵押物價值最大化,而且第二受讓人會為同樣的目的繼續轉讓,若實行物上追及,勢必影響多方交易,從而整個社會的交易的穩定性將喪失殆盡[5]。

經由以上分析,我們會發現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在動產領域的確不該存在,但簡單否認動產抵押權的追及效力並非解決沖突、平衡利益的良策,因其徹底地保護了受讓人卻犧牲了抵押權,並與擔保制度本身的宗旨格格不入,抵押權也必將因此而形同虛設。為了彌補這一重大缺陷,又有學者建議限制抵押人對抵押物的處分權。

(六)限制抵押人對抵押物的處分權

客觀地說,抵押人隨意轉讓抵押物,可能增加抵押權人追及抵押物的難度,從而加大抵押權人行使權利的風險;同時,為避免抵押物的轉讓而可能對抵押物的交換價值產生不利影響,盡可能地維護抵押權人對抵押物的交換價值的支配力,有必要限制抵押人轉讓抵押物。再者,抵押人隨意轉讓抵押物,抵押物的受讓人不能以其所有權對抗抵押權人行使權利,抵押物的受讓人也有遭遇不必要損失的巨大危險,可能危害交易的安全和秩序,為保護善意受讓人之利益,也有必要以特定的方式限制抵押物的轉讓[6]。

具體而言,這種觀點要求抵押人轉讓抵押物時通知抵押權人並告知受讓人該物上已經設定抵押權的情況,並且轉讓應保持合理的價格,否則轉讓無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5條和《擔保法》第49條都採納了該觀點。如此想法的理想主義成分實在太重:因為法律雖然限制抵押人的處分權,但抵押人完全可以無視這些限制為處分行為,如果將抵押人的處分認定為無效,雖然能通過否定抵押物法律關系變動的方式以保全抵押權人,但抵押物的受讓人儼然面臨一場災難——非但不能夠獲得其所期待的抵押物的完整所有權,甚至連要求抵押人承擔其他賠償責任也回受到轉讓合同無效的消極影響。因此,這種觀點和立法遭到了我國民法學界近乎圍剿般的批評。

(七)擴大抵押權物上代位性的適用范圍

傳統民法物上代位僅適用於抵押物毀損或滅失,但《日本民法典》卻擴大了其適用范圍,承認了對轉讓抵押物所得價款的物上代位。○4通過物上代位使抵押權人的利益不致受損,同時善意受讓人又能取得無抵押權負擔的所有權,對轉讓抵押物的抵押人來說既可防止其逃避擔保責任又能保障他以抵押物進入交易,就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利於增加社會財富且符合鼓勵交易之政策取向[7]。從這個角度來看,擴大抵押權物上代位物的范圍未嘗不是個不錯的方案。此思路又可以設計出兩種制度:A抵押物轉讓時,抵押權人將該代位物固定,如將相應的貨幣提存或存入專門的帳戶[8],或提前清償主債務或等待所擔保的主債權屆期未獲清償後再對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權。B抵押權存續期間,抵押物可以任意轉讓,即使抵押權人對抵押物轉讓的事實和受讓人對轉讓物負有抵押權的事實並不知情,當抵押權具備其實現條件時,抵押權人直接對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權,從而受讓人的所有權因抵押權的消滅而不再有任何瑕疵。

姑且不論抵押物轉讓所得價款從性質上來說能否歸入抵押物的物上代位物中,貨幣的特殊性質使得此代位物無法與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錢區別開來。特別是,在抵押物轉讓所得價款與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錢混同後被抵押人揮霍時,擴大代位物的范圍而放棄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固然是保護了受讓人,但抵押權人卻陷入無物可支配的境地,其債權實現的前途黯然不堪。

即使不考慮此理論在價值保護上厚抵押物的受讓人而薄抵押權人的事實,基於此理論而設計的兩種制度也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制度A要將轉讓抵押物所得價款特定下來的前提是轉讓時抵押權人知悉轉讓抵押物的事實,而現實的情況是,大量受讓人對抵押權並不知情,因此制度A只是空中樓閣;○5制度B要想達到預期目的必須是抵押權實現時該代位物仍然存在,而如同前述,若混帳的抵押人已經將此筆款項揮霍一空,則抵押權人物上代位又及於何處?

(八)先代位後追及的重疊並存

此理論認為,抵押權實現時,抵押權人必須先向抵押人就抵押物出賣之價金為物上代位,如果的確不能實行或仍不能使債權得到充分清償,抵押權人才可以根據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對善意受讓人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權[9]。

此理論綜合了抵押不動產轉讓中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和制度設計(七),實為一嶄新的制度設計。遺憾的是,由於沒有重視理論的前提,此制度設計繼承了其所借鑒的兩者的缺陷:抵押人揮霍了轉讓抵押物所得價款,抵押權無代位物可支配,抵押權人利益沒有得到保護;抵押權行使物上追及效力對善意受讓人來說又是毀滅性打擊。這樣的缺陷使得此創新的理論毫無價值。

三、柳暗花明:一個全新的理論進路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死胡同,似乎任何方案都沒法解決抵押人轉讓抵押物給抵押權人和善意受讓人造成的利益沖突。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動產抵押權只能通過登記來公示,而動產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動產領域的物權變動不可能實行全部的強制登記。動產抵押權登記公示的對抗力與其他動產物權特別是所有權的佔有公信力水火難容,這就是現代民法將抵押擴展至動產領域後所導致的難以根治的「頑症」!在此「頑症」面前,甚至有學者心灰意懶,建議取消動產抵押制度[10]。○6我們認為,之所以現有立法與學說無功而返,全因為其對「頑症」僅採行「調整式療法」。倘若直面病因,釜底抽薪,我們就會拂去「山重水復疑無路」的苦惱,而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既然抵押權人和受讓人的沖突是因為動產物權公示方法的不統一,而動產抵押權又不可能以佔有來公示,我們能不能轉換一下思考問題的角度,讓動產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權特別是所有權也以登記為公示方法,通過實現抵押物上所有權與抵押權公示的統一從而從源頭上消滅二者之間的沖突呢?

(一)存在即合理:動產抵押不可廢

傳統民法所調整的農業社會的財產主要集中於不動產,動產的價值相對較小,以價值較大的不動產設定抵押、獲取貸款比較合適;但現代社會中動產與不動產的價值界線逐漸模糊,重要的生產設備、大型交通工具、原材料等動產的價值反而成為企業的資產的主體,如果不用這些財產進行融資,實屬可惜!

農業社會動產上的擔保是質押,且標的物主要集中在金銀珠寶首飾字畫上,移轉這些動產的佔有對擔保人的生產經營影響不大;但在現代社會,生產設備和交通工具已經代替金銀珠寶首飾字畫,成為高價值動產的主流,再將其移轉佔有,不僅妨礙擔保人的正常生產經營,與獲得貸款從事更大營業的宗旨相違背,而且還會增加質押權人保管這些動產的費用。

由此可見,傳統民法上的不動產抵押、動產質押是適用農業社會的,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經濟生活對擔保的需求,動產抵押遂應運而出。盡管動產抵押的出現突破了傳統民法的概念,並造成了一定理論上的混亂和法律規定上的迷茫,但法律面對的是社會實踐,既然社會實踐需要動產抵押,在法律上就不能「視而不見」,不予規定。

(二)釜底抽薪:動產抵押物上物權的登記公示主義

誠如本文反復強調的那樣,動產抵押權人和抵押物受讓人的利益沖突,集中反映出抵押權登記對抗力和抵押人佔有公信力之間的矛盾,而該矛盾又淵源於對物權公示方式選擇之統一性原則的破壞。因此,欲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統一動產上抵押權和其他物權的公示方法。鑒於抵押權之設定無須移轉動產之佔有,故其只能通過登記來公示,其公示方法不能被統一為佔有。而既然動產抵押權的公示方法不能統一為佔有,顯然只剩下另外一條路,即將抵押動產上的其他物權公示方法統一為登記。同時,為了增強登記的公示效果特別是凸現其公信力,應當消除當事人在登記決策方面的自主性和任意性,推行物權變動(包括抵押權設定)的強制登記主義。如此一來,動產抵押和不動產抵押一樣,抵押權和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權都統一地通過登記來表達,在抵押人處分抵押物時,受讓人應當而且可以查詢抵押物登記簿,應當而且可以透徹地了解抵押物上的權屬情況從而放心交易,抵押權人、抵押物受讓人甚至包括抵押人的利益和諧共振,抵押權人和受讓人之間的沖突根本不會發生。

(三)一勞永逸:限制動產抵押物的范圍

為了從源頭上排除動產抵押權人和抵押物受讓人的沖突,只能對動產抵押物上的物權實行登記公示主義並在物權變動中實行強制登記主義。但在動產領域推行登記公示,是違背動產的自然屬性和社會經濟生活實踐的。畢竟,動產的價值在總體上不如不動產巨大,動產物權變動的數量和頻率又遠在不動產之上,如果所有動產都以登記為物權公示方法,不僅既無必要也無可能,而且將嚴重阻滯動產交易的進行,犧牲社會經濟的效率,並最終使動產與不動產的差別不復存在,財產法秩序也將因此而遭受顛覆性的破壞。因此,本文建議:限制動產抵押物的范圍,將動產上物權登記公示的不良後果降低到最低限度,一方面,自動產抵押誕生以來的千古「頑症」煙消雲散;另一方面,民法上動產和不動產兩相區分的財產法秩序也能基本維持。

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人們用以設定抵押的動產本就有限。價值量甚小的動產根本不值一提,學者們常舉的以四五元一把的高級鉛筆刀設定抵押的例子徒有理論意義,實際上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不會在一把四五元的高級鉛筆刀上設定抵押,也不會接受以此等鉛筆刀設定的抵押。至於價值量較大的金銀珠寶首飾字畫,人們又往往將其作為質押的客體,以其設抵的情形甚為罕見。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日本規定可以設定動產抵押的動產范圍為機動車、飛機、船舶、發動機、電動機、原動力機、載貨機動車、脫谷機、孵卵機、揚水機、稻米脫殼機、牛馬等農業動產和建築機械;我國台灣為機器、設備、工具、原料、半製品、車輛農林魚牧產品、牲畜、總噸位未滿20噸的動力船舶或未滿50噸的非動力船舶;而在我國台灣的實踐中,動產抵押物主要集中在大型機器設備方面[11]。上述動產的大部分都可稱為「准不動產」,筆者認為,我國《擔保法》允許抵押的動產,也應當限定在「准不動產」的范圍之內,以便於在這些「准不動產」上採行登記公示的方法和物權變動的強制登記主義。事實上,我國現行《海商法》、《民用航空法》已經規定了對船舶、飛機等「准不動產」實行登記對抗主義,也為日後普遍推行「准不動產」的登記公示原則和物權變動的強制登記主義作好了一定程度的現實鋪墊。

⑻ 物權中涉及到追及效力與善意取得的問題怎麼區分

我國《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內人有權追回容。」在此種情況下所具有的追及效力顯然屬於物上請求權的一種形式，但它是一項獨立的物權效力，不能等同於物上請求權。另外當抵押人擅自轉讓抵押物給第三人時,抵押權人得追及至抵押物之所在行使抵押權。
物權的追及效力不是絕對的，法律在確認善意取得制度之後，物權的效力應當受到善意取得適用的限制。換句話說，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對物權追及效力的限制，但並不是說物權的追及效力與善意取得制度矛盾。物權追及力說的在我有物權的前提下，無論物被誰佔有控制，我都可以追及至物的所在地行使權利。善意取得說無權處分權人未經我的許可把我的物賣了，第三方不知情又支付了對價，那麼第三方即善意的第三人就對該物取得了所有權。關鍵是一物一權，你有了所有權我就自動喪失了所有權，沒有了所有權，自然沒有辦法再追及了。

⑼ 法學界有哪些名人多介紹！

1、江平：
中國著名法學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寧波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學博士生導師。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回國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是七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
江平教授被收入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並被收入中國多種版本的著名學者、著名法學家名錄。
2、陳光中
浙江永嘉縣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30年4月23日生，浙江永嘉人。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1952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2001年，被中國政法大學授予終身教授稱號。
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和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他長期致力於刑事訴訟法學、證據法學、中國司法制度史和國際刑事人權法的研究，為培養法學高級人才，發展訴訟法學特別是刑事訴訟法學，改革和健全中國刑事司法制度，加強刑事司法人權保障，開展國內外訴訟法學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3、賀衛方
賀衛方無疑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1960年7月生，山東省牟平縣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法學學士），1985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1985年起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並主持《比較法研究》季刊編輯工作。1995年調至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任教。1992年被聘為副教授，1999年被聘為教授。1993年6-7月美國密執安大學、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學院訪問學者。擔任北京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國外國法制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4、王利明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黨員，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召集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4年1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黨委原副書記、原副校長（兼）王利明接任常務副校長。
5、梁慧星
1944年1月16日生，四川青神人。中國著名民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學研究》雜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四川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2008年擔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1966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獲民法碩士學位。1990年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曾擔任職務：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合同法》起草委員會組長、《物權法》、《侵權法》、《民法通則》起草組核心成員。1990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9年起擔任第四屆及第五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2003年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屆特邀咨詢員、公安部第二屆特邀監督員，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等職；2007年擔任中央政治局《物權法》專題講座主講人。主要著作包括：獨著：《民法》、《民法總論》、《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研究》、《民法學判例與立法研究》、《民法解釋學》、《裁判的方法》、《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等；合著：《合同法》、《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民法債權》、《物權法》、《中國物權法研究》、《中國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等；主編：《民商法論叢》、《中國民商法專題研究從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