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嬗變

1. 中南財大現任校長

吳漢東教授，江西人哦！

2.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3. 誰有武漢理工大學最新的公選課分類文檔

1.教務處關於公選課的通知，網頁附件中有分類表

http://jwc.whut.e.cn/NewsShow.aspx?nId=194

2.武漢理工大學08年公共選修課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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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成為知識產權強國

一、知識產權保護是實現強國夢的戰略基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完成了發達國家數百年走過的制度變遷之路。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在短短12年間，不斷制定、完善與知識產權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已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體系完整、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體系。2008年6月，國務院正式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首次將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與管理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各相關部門通力協作、嚴格執法，開創了知識產權行政與司法保護新局面。

知識產權保護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以專利申請量為例，近年來我國專利申請量增長迅速，2013年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達到82.5萬件，同比增長26.3%；全年累計完成專利審查131.3萬件，同比增長4.6%；專利審查周期穩中有降,發明專利審查周期縮短為22.2個月。截至2013年底，經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並維持有效的發明專利為103.4萬件，同比增長15.4%。2013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依據《專利合作條約》（PCT）提出的國際申請22924件，同比增長15%；進入中國國家階段的國際申請7萬余件，同比增長4.6%；全年共收到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登記申請1561件，予以公告並發出證書1612件。中國已經邁入知識產權大國行列。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知識產權保護促進經濟轉型的功能凸現。針對這一新特徵，我們深入分析知識產權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作用，一方面著力深化各項制度改革，優化審查管理程序，不斷擴大人員規模，提高專利審批能力；另一方面推動各項專利工程與產業促進試點相結合，積極引導知識產權服務業健康發展，發揮專利對產業的導航功能，幫助市場主體實施全球專利布局，著力提升我國的產業地位。2012年，華為和中興兩家通訊企業在專利申請量上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三，表現出了強勁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這兩家企業主要受益於國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是我國較早實施知識產權試點示範的企業。華為公司近10年投入的研發費用達1300億元，中興通訊則在國內企業中率先嘗試發明專利資產經營，開創了中國通信企業向跨國通信巨頭進行專利許可的先河。正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激勵下，我國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創新型企業，並正在匯聚成為推動我國邁向經濟強國的中堅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實踐證明，知識產權保護作為一種激勵創新的政策工具，既是國家儲備創新型戰略資源的必經之途，更是未來中國贏得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制高點。當前，我國應從自身發展階段出發加快完善有利於促進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政策，努力實現創新投入與創新回報的良性循環，為建設創新型國家進而實現強國夢提供堅實基礎。

二、知識產權保護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

追溯歷史，世界上大國先後崛起，無不與知識產權保護息息相關。但早期的知識產權實際上就是一種特許權，國家通過授予市場獨占權利，鼓勵本國企業持續創新，以贏得國際競爭優勢。1624年英國頒布了《壟斷法》，以立法取代了由君主賜予特許權的制度傳統，打破了封建社會長期的技術封鎖，促進了技術交流和傳播。正是在這一制度激勵下，英國率先發起了工業革命，成功實現大國崛起。

上個世紀以來，美國立足於全球戰略，將知識產權保護列為其經濟穩定發展和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關鍵動力。在國內，美國重視從戰略層面對知識產權事務進行統籌規劃，修改美國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律，構建全方位的知識產權保護和轉化體系，推進聯邦及州政府機構間的協作，加強對中小企業的知識產權扶持，提升管理能力從而鼓勵創新。在國際上，美國通過將知識產權國際立法從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體制轉換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GATT/WTO）體制，將知識產權與對外貿易相捆綁，產生了空前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同時，美國以對外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協議的制定為契機，加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執法力度，保持其在世界知識產權規則制定中的領導地位，在全球范圍推動建立知識產權新秩序，並藉助在二戰後形成的國際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了其超級大國地位。

在全球化進程加快的今天，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發揮知識產權對於科技創新的杠桿作用，成為後發國家崛起的必然選擇。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業曾是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的被訴重點，如TDK、索尼、東芝、日立等跨國公司，經常是美國「337調查」的對象。但是，日本企業依靠技術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經歷了從最初的缺席訴訟，到之後的積極應訴，再到後來積極主動地在美國申請專利以防止或避免被調查。時至今日，日本企業已開始憑借知識產權實力，反過來頻頻起訴仿冒其產品的美國企業。藉助於知識產權保護，日本沖破了美國的知識產權封鎖和制裁，逐步成為了知識產權強國，實現了從製造業的底端向附加值較高的價值鏈頂端的嬗變。近年來，韓國作為成功進行技術追隨的典範，業已躋身知識產權強國行列，逐步實現了跟隨者向引領者的過渡；印度也正在以建設全球一流國家為目標，實施全球知識產權戰略，主張建立知識產權國際新秩序，在發展中國家中嶄露頭角。

目前，我國正處於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在這一關鍵時期，我國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資源等傳統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率出現遞減趨勢，創新日益成為支撐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因素。但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要求相比，我國自主創新的現實情況遠不盡人意，關鍵技術自給率低，高新技術產業在整個經濟中所佔的比例不高，雖在少數科技領域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但在整體上仍屬於技術引進國和模仿國的事實不容忽視。缺乏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是我國經濟的最大軟肋。總結世界大國崛起經驗，依靠知識產權保護激勵創新活動，從而引領經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進步上來，是這一時期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任務。

三、從國情出發加快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總體來看，我國已初步建立了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該體系既基本符合我國國情，也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相適應。但要成為知識產權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從知識產權保護這一基礎性制度建設做起。

加快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體制機制。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框架已基本形成，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創新實踐的需要完善各項制度，以發揮知識產權保護激勵創新的制度效能。要充分發揮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部際聯席會議作用，進一步完善部門間高層會商機制，加強知識產權政策協調。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競爭政策之間的平衡，著力構建專業化、系統化、公正化相結合的新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形成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市場主體分工協作的多層次保護途徑，增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從制定知識產權基本法入手，強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著力改善知識產權環境，使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提高保護政策的協同效應。

著力促進知識產權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作用。知識產權保護必須與國家產業、科技、財稅等政策緊密結合，才能促進創新投入和創新回報的良性循環，使全社會的創新活力迸發出來。因此，要深刻理解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對自主創新的內在要求，依託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以創新推動產業加快轉型升級。要加快知識產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引導各級政府更加重視專利信息的利用，在產業發展規劃和重大科技活動中注重加強專利工作，增強知識產權對產業發展的引領作用。要通過稅收、財政、金融等政策引導，推動企業建立現代知識產權管理制度，鼓勵企業以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多種方式全面運用知識產權，提高專利布局能力，增強核心競爭力。

不斷提升知識產權保護的公共服務能力。大力發展知識產權服務業是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基礎工作。要加強知識產權信息服務，鼓勵發展各類知識產權信息服務機構，向市場主體提供更加全面的知識產權信息；積極構建公正有效的知識產權交易秩序，逐步實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標准體系，強化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建設，活躍交易市場，提升交易功能，服務實體經濟；大力發展知識產權金融，推廣完善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工作，幫助企業尤其是科技型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指導企業制定貫穿開發、生產、經營、管理、運用、保護全過程的知識產權工作規劃，引導企業將知識產權與企業管理、技術創新、市場開拓、資本運作、經營戰略緊密結合，全面提升企業知識產權制度運用能力和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知名品牌。

積極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與修改。現行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主要體現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某些方面不利於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深入研究現行知識產權國際規則，以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根本目標，積極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和修訂，擴大影響力，增加話語權；完善我國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盡快制訂和實施相關具體規則和措施，加快形成知識產權境內保護、邊境保護和境外保護的統一協調機制，盡最大努力為我國商品出口創造更有利的內部和外部環境；立足於維護我國企業的海外權益，積極推進開展多層次、多形式、多內容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在雙邊及多邊的貿易與投資談判中增強話語權，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規則的調整和完善。

加快構建知識產權海外維權體系。近年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深入實施，我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等問題暴露無遺，屢屢在國際競爭中遭受重大損失。為此，要加快建立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援助中心，形成政府、駐外機構、中介組織、企業、專家學者有效聯動的維權機制，及時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困難；加強與國內外權利人的溝通協調，從建立企業海外維權熱線入手，加快建立海外知識產權保護網路服務平台，引導我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有效的知識產權戰略布局；推動設立海外知識產權保險，建立知識產權海外訴訟風險基金，對專利訴訟在內的法律費用進行保險，提高企業的整體抗風險能力；加強企業海外知識產權培訓，為中小型企業在海外開展業務提供便捷指導，幫助其克服法律障礙，避免遭遇專利陷阱。

5. 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與科學發展觀的關系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其實，「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源於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創新。發展觀決定發展方式，發展方式體現發展觀。有怎樣的發展觀，就有怎樣的發展方式。先進的經濟發展方式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如果仍然守著「增長等同發展、速度等同發展、GDP等同發展」的理念，不願意改變完全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支撐的發展模式，優化經濟結構就無從談起，科學發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核心是體制機制創新。必須加快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益、有利發展的體制機制。凡是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包括思想觀念、領導方式、管理方法等都在改變之列。要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發揮調控經濟、監管市場、公共服務的職能作用；要制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目標，著力解決影響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要有序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特別要建立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注重正確的用人導向，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和持久推動力量。

6. 知識產權是（）性質的權利。 A、私權 B、公權 C、債權 D、使用權

關於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再認識
[摘 要]私權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是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所具有的共同屬性。知識產權作為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這是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所決定的，並通過法律平衡與調整的制度設計而完成。上述情形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關鍵詞]知識產權 私權屬性 公權化理論批判

WTO《知識產權協定》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以私權名義強調了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性質。從條文的立法背景來說，「它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種平衡的結果」。 在《知識產權協定》擬定的談判過程中，發達國家意在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維護知識財產私有；而發展中國家卻淡化知識產權的專有性和排他性，以便於他人實施。談判妥協的結果是，協定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同時又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標。從條文的本身意蘊來看，知識產權與所有權一樣都是私的主體所享有的財產權。可以認為，權利的私權性是將知識產權歸類於民事權利范疇的基本依據，而私權的神聖性則是對知識產權提供法律保護的基本理念。

知識產權的私權化，是對封建特許權制度的一場法律革命。近代知識產權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由封建特許權向資本主義財產權嬗變的歷史過程。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君主敇令或官府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專有權利，當時的特許權是一種「欽定」 的行政庇護，而不是法定的權利保護。在歐洲的許多國家，特許令狀並未制度化，僅是一種個別保護、局部保護。創造者依法對自己的知識產品享有獨占和專有的權利，能夠隨意轉讓和處分這一權利，並分享他人利用知識產權所帶來的利益，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形成的知識產權觀念。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人享有的無體財產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得到法律普通認可和嚴格保護，並逐漸形成一種獨立而系統的法律制度。與封建特許權相比，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有如下特點：第一，它是「天賦之權」。近代啟蒙思想家認為，天賦人權是利己主義的權利，即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它不應由國家特許而產生；第二，它是「普世之權」。近代人權理論的視野中，財產權與其他人權一樣，是超時代、超社會的普遍權利。因此，知識產權是「普世」的，是一種 「普遍權利要求」，它不可能是個別的、局部的行政庇護；第三，它是「法定之權」。從法哲學理論而言，知識產權既是一種自然權，也是一種法定權。這即是說，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知識產權，即是「以實定法的名義反映了自然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在近代社會受到國家立法的保護，而不是官府特許令狀的保護。

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由國家授予而產生。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組織）享有的知識產權，即是以法律的名義賦予私有知識財產以相應的權利形態，這種私權形態並不因國家授予而具有公權的特徵。就財產權法定授予而言，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具有相似之處。美國學者認為，20世紀已經出現了「新財產」 （new property）的概念，因此應當將就業機會、養老金、政府特許作為新財產看待。 事實上，當代福利國家以養老金、傷殘補貼、社會保險、失業救濟等形式，直接賦予個人或團體大量的財產權。「依傳統大陸法系理論觀點，這些國家直接賦予的福利權利是一種公法權利，與民法上的私權差別甚大」。 為此，有學者提出詰問，「如果嚴格以公私法來劃分財產權，那麼脫離了物權、債權系統而由國家直接授予的權利只能是公權，如知識產權」。 以權利產生的原因（即源於公法或私法）來界定權利本體的屬性，這一傳統理論確有檢討的必要。美國1970年的「戈德堡訴凱利」案認定福利救濟不是一種「特權」或「恩賜」，而是一種財產權利。 在美國學者施瓦茨看來，將政府的優惠或授權僅僅看作是一種恩賜或特權的話，那麼這種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利益便不能像傳統財產權利那樣受到法律的正當程序的保護，政府取消或不公正分配「特權」的行為也難以加以監督、無法控制。這樣，廣大民眾不但無法確保其賴以為生的利益，而且在這種風險的壓力下，民眾也根本無法正常地行使其他自由權利。 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雖在權利取得方式有相似之處，但就權利取得的本源來說卻是大相徑庭的。福利救濟權利的對象，包括福利設施、社會救濟、各種生活補貼等，其主體為社會全體人民；國家即是權利的賦予者（由國家機關分配福利或決定救濟），也是福利救濟義務的承載者（福利救濟由國家財政負擔）。 知識產權則不然，筆者曾在著述中提出知識產權的法律事實構成理論，即權利產生的法律事實包括創造者的創造性行為和國家機關的授權性行為。前者屬於事實行為，是創造者取得知識產權的前提；後者是法律行為，是創造者的權利主體資格得以確認的程序。借用美國學者的說法，創造性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國家機關的授權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根據」（origin） .此處分析旨在說明，權利取得方式如何並不影響該項權利的基本屬性，質言之，知識產權的私權性取決於知識財產私人佔有的基本品性，權利的國家授予性並不能說明權利本體的公權意義。

「知識產權為私權」，在制度層面上為私人提供了獲取財產的新方式。知識財產是獨立於傳統意義上有形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的另類客體，以知識財產作為保護對象的知識產權是與傳統財產所有權相區別的嶄新財產法律制度。基於私權屬性，如果我們對知識產權作出私有產權理解的話，就不能將知識產權看作是公有產權。這一觀點主要涉及發明權、發現權的歸屬問題。有學者主張將一切智力創造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列入知識產權體系，包括發現權、發明權，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已有規定，且我國《民法通則》明確對上述權利給予保護。 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不應簡單地將知識產權定義為無體財產權，它應該包括無體財產權的知識產權和精神權利的知識產權。發現權、發明權即屬於後者。 多數學者持相反意見：有的認為，科學發現不宜作為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法律以及國際公約都沒有對科學發現授予私權性質的財產權利。 有的進而認為，諸如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並非是對智力成果的專有使用權，而是一種取得榮譽及獲取獎勵的權利，該項制度應歸類於科技法。 筆者認為，私權是財產私有的法律形態，從知識產權的本意而言，其應屬於此類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智力成果是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創造性產品的總稱，對此並沒有採取單一的私人產權形式。就發現、發明的等科技成果而言，對它們採取的是非市場機制的產權形式。上述制度實為科技獎勵制度，即通過對科技成果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進行評價，由國家給予獎勵（包括頒發榮譽證書、獎章和獎金）；與此相對應的是，發現、發明成果的所有權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可以無償使用。這即是以非市場機制的獎勵制度來換取社會對科學成果的公有產權。如果將發現權、發明權等公有產權納於知識產權體系，那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知識產權的獨占性特點、知識產權的無體財產權意義等將不復存在，這一制度架構及其學理基礎也就面目全非了。從現代各國的立法例來看，一般都是從私權屬性出發來構建其知識產權體系的。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典即 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了文學和藝術產權（包括傳統的著作權、鄰接權以及最新創設的資料庫作者權）與工業產權（包括傳統的專利權、商標權以及最新國際公約要求保護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技術秘密權等）；堪稱新民法編纂運動傑出代表的1992年荷蘭民法典，原擬定的「知識產權編」涵蓋了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商號權等；而1995年越南民法典作為後社會主義國家民法典編纂運動的產物，在其知識產權編涉及的僅是典型意義的知識產權即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地理標記權等。除俄羅斯民法典在立法規劃中擬將發明權規定在「知識產權編」外， 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者並不將發現權、發明權等科技成果權作為知識產權看待。因此，筆者建議，未來民法典的知識產權制度以不包括上述權利為宜。

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說明了它與所有權等其他民事權利所具有的共同屬性。但是，就法律價值目標而言，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是有區別的，在傳統私法理論中，所有權被描繪成私人對所有物絕對支配與排他獨占的權利。盡管法律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考慮，對所有權的行使作出某種限制，但在這種「限制」的范圍內，所有權的時間效力、地域效力、權能效力卻是無限的。從羅馬法到近代民法，都對所有權作出了絕對保護：所有人對物的所有權不僅可以終其一生，而且還延伸到身後；所有人對其所有物得直接支配，並對抗一切人。可以說，在古典所有權理論及近代立法文件中，所有物所涉及的領域，是一個絕對化的私權領域。這種無限制所有權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構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與羅馬法以至近代民法關於私的所有權無限制保護原則不同，知識產權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即是在保護創造者權利的基礎上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某種平衡。1709年的《安娜法令》在規定作者權利保護的同時，設定了一個「文學藝術公共領域」 （the public domain for literature），它來自三個方面的規定：（1）創作是新作品取得著作權的必備條件（以保護現存作品不被出版商收回）；（2）對著作權保護有一定期限（以對抗出版商永久版權主張，保證作品在一定期限後為社會自由使用）；（3）著作權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權利（即著作權窮竭）。 「公共領域」的規定，無疑在著作權的行使和限制方面劃分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各自范圍的分水線。1787年美國憲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三個原則：（1）「促進知識」（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即知識產權的立法目標旨在促進知識傳播；（2）「公共領域保留」（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domain），即知識產權被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之內；（3）「保護創造者」（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即憲法賦予創造者對其知識財產以專有權利。 與以往的物質化財產不同，知識財產是一種「新財產」即是「非物質化和受到限制的財產」。 這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一種私的權利，但並不是絕對化的私權，從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之初，該項權利就表現了有條件的獨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時間性。隨著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國立法者始終圍繞著保護創造者私權和促進知識傳播的二元目標來規制知識產權，盡管因地、因時而有程度上的差異，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限制與反限制的法律調整一直都是立法活動的重要方面。
關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我國理論界對此認識是不斷深化的。20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體財產權的定性分析；本世紀初，一些學者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和經典學說理論，將知識產權這一私人財產權定位為一項普遍的人權。 無論是一體兩權、無體財產權還是普遍人權，理論界關於知識產權屬性的認識並沒有離開私權品性的基本范疇。近年來，有的學者鑒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在肯定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同時，提出了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命題。在他們看來，「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正由傳統意義上的私權蛻變為一種私權公權化的權利」。所謂公權化，即是表明「知識產權兼具私權屬性和公權屬性」；公權化的趨向，「乃是建構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機制之所需」，是「國家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權力干預的結果」。 面對社會的迅速發展和法律的急劇變革，我們需要走出理論的困境，但是也不能步入認識的誤區。筆者認為，所謂「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問題1. 什麼是公權與私權？

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可追溯到羅馬法。在古羅馬，市民享有一種專屬性的權利即「市民權」（status civitatis），其內容包括公權與私權。其中，公權是指市民法規定的選舉權（即參與各種議會制定法律和選舉官吏的權利）和被選舉權（即被選舉為官吏或被選舉為議員的權利）；私權則包括婚姻權、財產權、遺囑能力和訴訟權。 後世學者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導源於羅馬法理論，但其分類標准不一。其主要觀點有：（1）利益說。即公權是關於社會公益方面的各種權利，私權則是關於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種權利；（2）關系說。即公權是關於國家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私權則是關於公民相互之間的權利；（3）法律說。即公權通常是公法上所確認的權利，私權通常是私法上所確定的權利。此外，學者還把公權分為國家公權（如命令權、形式權、強制權等）和公民公權（生存權、自由權、參政權、請求權等）。 公權與私權和劃分標准，盡管眾說紛紜，但有兩點必須把握：一是權利的內容，即公權一般是政治性的，私權一般是民事性的；二是權利的產生，即公權源於公法關系，私權源於私法關系。筆者認為，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基本內容而不是權利的產生方式，因此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不能成立。我們說，「一體兩權」即知識產權兼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其雙重內容概為民事權利，它們並未脫離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如果說，知識產權兼具公權與私權的內容，這種溶政治性與民事性為一體的權利在各國立法中尚無先例。筆者假定，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產生方式而不是權利的內容，這一主張可以成立的話，很多私人財產權利並非來自私法，可以認為知識產權的公權化絕非僅有現象。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現代社會，原本由私法確認和分配的財產權利越來越多地由公法來予以確認和分配了」。 如果假定成立的話，豈不是整個財產權制度皆具有公權和私權之屬性，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民事權利體系的同一性、獨立性。

問題2. 私法的公法化是否就是私權的公權化？

關於私法公法化問題，描述的是現代私法發展的一種趨向，即傳統私法的權利本位理念有所動搖。權利本位的理念包括以下幾層涵義：「其一，民法以充分創設和保護私權為己任；其二，任何私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其三，人格權神聖和所有權神聖是私權的核心內容。」 私法的公法化，導源於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具體而言，所謂私法的公法化，一是「外化」為新的法律部門、法律制度的出現。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直接產物；國家對僱主與雇員關系的干預產生了勞動法；國家對企業活動的支持與調節產生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國家對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關系的干預產生了產品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國家對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產生了能源法、環境法，等等；二是「內化」為對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近代民法意義上的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本意為私人享有權利、設定義務，實施一切民事行為取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思，不受國家和他人的干預。私法自治原則貫穿於各項民事權利制度，它具體表現為財產自主（所有權制度）、合同自由（合同制度）、婚姻自由（婚姻制度）、遺囑自由（繼承製度）、團體設立自由（法人制度）等。在現代法上，「私法自治雖仍然是民法基本原則，但已不再是從前的狀況，私法自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私法的公法化，導致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但這並沒有影響民法的本質、私權的本質。主張「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學者，無非強調的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或創造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機制的建立，但這些決不可能「內化」為知識產權從本質屬性的私權演變成私權與公權的混合體。正如有的學者在分析所有權的限制即國家對所有權制度干預這一現象時所指出的那樣，「所有權被限制後的是一種具體的權利形態，具有獨立性和同質性」。 同理，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表現為知識產權在權能范圍與效力范圍方面受到某些限制，但並不可能改變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直至發展到今天，一直處於權利保護與限制的法律調整之中。將這種情形歸結為現代法才有的「私權的公權化」，並得出知識產權也是公權的結論是沒有道理的。

問題3.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

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在於保護創造者的合法利益，促進知識技術的廣泛傳播。從上述價值目標出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應確立以下基本法律觀：一是私權神聖。私權指的是私人、個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所享有的各種民事權利。私權神聖，強調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人權利受國家法律的特別尊重和充分保護。私權神聖是人權主義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謂人權主義即是21世紀的人文主義，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將私人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 具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構是以下列思想原則為基礎的：第一，以私權領域為依歸。知識產權是知識類無體財產的權利形態，其基本屬性與財產所有權無異，都應歸類於民事權利的范疇。人權保障的任務首先在於全面維系人的各項私權，私權保護是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等其他人權實現的基礎。第二，以權利制度為體系。知識產權法總會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規定，但依然是以實體法為基礎的私權制度。諸如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概以創造者權利為中心，從而形成私權領域中的獨特的法律規范體系。第三，以權利中心為本位。所謂法律本位，是針對權利義務之關系而言的。就知識產權制度而言，在權利義務這個統一體內，是權利決定義務，而不是義務決定權利。質言之，知識產權制度是以權利為本位，在規范方法上是以授權性規范為主要內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護創造者權利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也是 「人權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則的反映」。 權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又是權利的目標指向，是人們設定該項法律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起始動機）之所在。因此，知識產權法所強調的利益衡平，實質上是同一定形態的權利限制、權利利用制度相聯系。從人權主義的角度來說，知識產權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本權與他權。創造者的權利即知識產權應為本權，是對知識財產依法進行全面支配的權利；傳播者、使用者的權利則為他權，是根據法律規定或本權人的意思對他人知識財產進行有限支配的權利。根據利益衡平原則，本權與他權的關系表現為：主體之間公平相待，交換應該是有償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識財產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圍內應該兼顧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這具象為創造者權利、傳播者權利、使用者權利三者之間的協調。第二，私益與公益。出於公共利益目標，對創造者的專有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證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識產品，或是基於表現自由的目的，或是基於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於社會公共衛生與生活的必要，這些都是正當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權公約所要求的。按照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一位高級官員的解釋是：「公共利益這種良好願望本身包含著這樣一種含義，多數人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任何一個公民都應該為了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而放棄個人私利。」

私權神聖，強調的是權利保護；利益衡平，主張的是權利限制。這兩者並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共存於知識產權的制度設計中。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在知識產權法有以下幾種表現方式：第一，抽象為法律的基本原則、立法目的。例如，我國專利法將其立法宗旨表述為「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著作權法在總則中宣稱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以及相關權益，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第二，具象為主體的權利義務。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規定相關權利的內容、期限、保護的同時，一般規定有權利人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三，內化為其他法律制度。為解決相關利益的沖突，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之上，又設定了一些權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制度、權利窮竭制度、先用權制度等。 在知識產權法的價值目標的指引下，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的理念，可以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的制度設計來完成。當然，兩者不能偏廢。所謂權利的限制，應是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的必要限制；所謂權利的保護，應是在實現社會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護。總之，這是知識產權制度內部的平衡與調整，它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

7. 吳漢東的學術觀點

綜述
經過二十多年的學術探索與追求，吳漢東教授在知識產權法和民商法領域均作了諸多開拓性的研究，在不少問題上為後來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礎，開拓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基礎理論、無形財產權理論、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終處於學術前沿。
知識產權基礎理論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法學評論》、《中國法學》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識產權理論范疇，對知識產權基礎理論進行體系化研究，其觀點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
（一）知識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財產所有權的最根本的區別。對於這一新型權利，在理論上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學說加以闡釋，在立法上，也不能簡單搬用有形財產的權利保護方法。基於平等精神，知識產權主體制度在原始取得、繼受取得及國民待遇方面有別於一般民事主體制度。此外，吳漢東教授倡導在知識產權法領域建立知識產品范疇，以概括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各類權利客體。同時，他對前蘇聯法學家將此類客體統稱為「創作活動的成果」與我國法學家關於「智力成果」的傳統說法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並以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的學說為基礎，對知識產品的概念、特徵與分類進行了描述、說明與概括，認為其種類主要有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與經營性資信。
（二）知識產權的法律定位
吳漢東教授對知識產權法進行了細致的定位分析，探討了知識產權法與民法的關系，認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結果，屬於民事權利的范疇。通過對各國立法體例的考察，他認為在立法史上，凡是範式民法典都沒有知識產權編，凡是規定知識產權編的民法典都不是範式。他指出，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但是考慮到現代知識產權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規范內容以及其權利范疇不斷變動、發展的狀況，因此該類制度可單行立法，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而不必整體納入民法典。吳教授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則規定，但同時保留民事特別法的體例。
（三）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
關於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問題，我國理論界一直未予足夠的關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形財產權的定性分析。但是，關於知識產權的這種認知仍是不完整的。吳漢東教授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宣言》為依據，以經典學說觀點為參照，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在諸多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知識產權協議》第一次明確界定了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即以私權名義強調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代表的主要國際人權公約都賦予了知識產權的人權意義。這種權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創造者對自己的智力創造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其次是社會公眾分享智力創造活動所帶來利益的權利。吳教授認為這一規定揭示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均衡保護思想，即知識財產獨占權的保護與知識財產利益的合理分享，它們構成了現代知識產權法的完整內容。
吳教授主張，私權與人權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就人權體系而言，私人財產權即是人權的基礎性權利；就知識產權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權屬性，同時又直接構成基本人權的內容。在私權與人權的統一范疇中理性把握與認知知識產權，有助於全面考察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價值理念和社會功能。
無形財產權理論
在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推動下，非物質財富成為社會重要的財產類型，非物質財產的法律制度處於不斷的變革之中。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撰文提出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基本理論問題，並在《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一書中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論證，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一） 無形財產權基礎理論
財產是民事權利的重要客體，是社會經濟運動的基礎，吳漢東教授認真考察了財產制度從古羅馬到現代的萌生及發展變革的過程，著重探討了當代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四大發展和變化：傳統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新型知識財產陸續出現；經營標記的財產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納入知識產權體系。
物、財產以至無形財產在我國法學及經濟學著述中被經常使用,且多在轉換意義中使用,因此,學者們多存歧義。吳漢東教授就財產與物這對術語作了仔細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內涵上（即權利的對象性），財產與物具有客體的同樣意義；而在外延上（即客體的指向范圍），財產與物所包容的要素並不是等同的；物為一切財產關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之客體，因此對物的概念不宜作過於狹義的解釋。吳漢東教授並不贊同將智力創造性成果概稱為無體物，剖析了作為客體的財產權利是一種制度產品，而作為客體的智力成果是一種精神產品。在對知識財產、無形財產與知識產品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品不僅概括了知識形態產品的本質涵義，明顯地表現出客體的非物質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屬性和財產性質，因而應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表述為知識產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為近代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無形財產權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的一項新型民事權利，因而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理論加以闡釋。吳漢東教授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對無形財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體的非物質是無形財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傳統意義的所有權的最根本區別。他概括了無形財產主體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徵：一是無形產權的原始取得，從創造的身份資格為基礎，以國家認可或授予為條件，二是無形財產權的繼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製取得，從而產生數個權利主體對同一知識產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無形財產權制度對外國人的主體資格，主要奉行「有條件的國民待遇原則」，以有別於一般財產權法所採取的「有限制國民待遇原則」。
通過對無形財產權的利用、限制、保護、管理、經濟分析以及它與反不正當競爭之間的關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吳教授成功地構築起無形財產權的基礎理論體系。
（二） 無形財產權具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以知識產權名義統領下的各項權利，並非都是來自知識領域，亦非都是基於智力成果而產生，「知識」一詞似乎是名不副實。從權利本源來看,主要發生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從權利對象來看,則由創造性知識及商業性標記、信譽所構成。因此,「知識產權」一詞在眾多無形財產面前已顯得力不從心。由於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財富形態的變化，財產越來越多地變為「無形的」和「非物質的」，因而應當對傳統上並不被認為是財產或財產權利的權利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保護。有鑒於此，吳教授主張，在民法學研究中，建立一個大於知識產權范圍的無形財產權體系，以包容一切基於非物質形態（包括知識經驗形態、經營標記形態、商業資信形態）所產生的權利。具體包括：
1、創造性成果權。包括著作權（含著作鄰接權、計算機軟體權）、專利權（含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權、經營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等。
2、經營性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含服務商標權）、商號權、原產地標記權、其他與制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識別性標記權。
3、經營性資信權。包括形象權、商譽權、信用權、特許經營權。商業人格利益泛指經營領域中諸如商譽、信用、形象等各種資信。資信類財產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體，其無體性指向的是一種商業人格利益。這種商業人格利益在產權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被賦予無形財產權基本品格。
吳教授對商譽權、信用權和形象權提出了新穎的見解，他認為，商譽是一種非物質形態的特殊財產，由此所生之權利當為財產權。商譽權雖然屬於知識產權的范疇，但與傳統的知識產權相比，又具有非確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時間性、非恆定的專有性等顯著特徵，並建議在我國民法中規定商譽權為一項獨立的知識產權，並採取直接保護的方式，即直接確認商譽權及其侵權責任；吳教授通過信用制度的歷史考察，從經濟學與法學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語義，並將其界定為償債能力的社會評價，他認為在民事權利體系中，信用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資信利益，是一種與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與人身權相區別的無形財產權，並建議在民事立法中確認信用權的獨立地位。吳教授關注到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知識形象的某些特徵具有「第二次開發利用」的價值。這種利用的目的，並不局限於該形象的知名度與創造性本身，而在於該形象與特定商品的結合而對消費者帶來的良好影響，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過程中，產生一種特殊的私權形態，它已不是人格意義上的一般形象權，而是具有財產價值的（商品化）形象權。形象權與知識產權關聯性極大，但真實形象不是著作權的保護對象，虛構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專利權、商標權的保護條件，形象權是一項獨立的無形財產權。
財產權體系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財產權類型不斷涌現，舊的財產權制度漸次嬗變，從而對傳統的私法制度帶來重大的沖擊，也給民法學界如何重新構建財產權體系提供了認真反思的空間。吳漢東教授在總結無形財產權理論的基礎上，主張對當代財產權體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一）財產權類型擴張與制度變革
財產權、人身權的兩分法以及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是傳統財產制度體系構建的基本范疇。吳漢東教授精闢地指出，盡管財產權的基本分類與體系構建的一般理論有著其合理意義，但也不能將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應當適應財產權類型擴張的時代需求，對財產權制度進行創新與變革。
他關注到由於所有權各項權能的分離,產生了與所有權迥異的財產權――股權與信託權；考察了在客體物利用途徑不斷擴展的情況下,他物權制度得以重新規制,出現了環境物權、區分地上權和空間役權等等新型用益物權；把握到債權的「物權化」與「證券化」使得物權與債權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賃權與票據權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屬性;分析了知識形態的各種新財產不斷涌現,從而導致現代知識產權體系不斷擴充;探討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業人格利益的逐漸演變,從而在現代法的框架下構建了與傳統人格權有別的商事人格權。
（二）財產權體系的理論建構
吳教授認為，在進行財產權的法律構造時，既要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要注重內在邏輯的聯結關系，即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在構建財產權體系時可以遵循大陸法系的傳統，繼續採用物權、債權的稱謂，但不必堅執所有權絕對中心的理念，也無須恪守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現代的財產權體系，應是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多元的權利范疇。
他主張，我國的財產權體系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即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有形財產權制度、以知識產權為主體的無形財產權制度、以債權、繼承權等為內容的其他財產權制度。在有形財產權范疇中，除所有權外，還應包括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空間利用權、典權、居住權、相鄰權以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等擔保物權；在無形財產權范疇中，除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號權、地理標記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等知識產權外，還應包括商譽權、信用權、形象權、特許經營權等非物質性權利。其他財產權包括債權、繼承權以及一些具有獨立意義的財產權，如股權、信託權、票據權利等。該類權利有些是請求性財產權，有些則是兼具物權、債權屬性的特別財產權。
（三）財產權立法與民法典編纂
自羅馬法以來，經過眾多立法者和法學家的培育，財產權制度已經形成成熟的概念構成，並產生了具有不同風格的制度體系。吳教授認為，我國的財產權立法，必須採取融經驗與理論於一體的建構方法，遵循嚴格的邏輯概念與體系要求，將各類財產權制度整合於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陸法系有兩種民法典編撰模式，即法學階梯式與潘德克吞式，它們關於財產權體系的構建，在19世紀的範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經典的表現，但是，它們各有其弊端。吳教授認為，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可以考慮借鑒20世紀的範式民法典——荷蘭新民法典的做法，設置一個財產法或財產權總則。他主張首先應當對財產進行定義，為建構開放的財產權體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構成；其次，規定「物權一般規則」，以抽象、概括不動產物權和動產物權、所有權與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共同適用的總則規范；第三，規定「債權一般規則」，以統領單獨設編的合同法和侵權法，並涵蓋不能另行歸類的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第四，規定「知識產權一般規則」，既解決知識產權制度「入典」的問題，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別法的單行體例。吳教授認為，到目前為止，民法典不專編系統規定知識產權，已為多數學者為共識。知識產權制度雖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規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後規定其他財產權，以包容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繼承權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財產權利。
知識產權的發展戰略
在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後，吳漢東教授就審時度勢地指出知識產權戰略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是中國實施市場競爭的戰略重點，是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的戰略舉措，成為當時最早提出戰略的學者之一。新國際貿易體制的形成，新技術革命的產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現，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他指出知識產權法應當不斷修改完善，順應歷史潮流，逐漸步入國際化、現代化與法典化的戰略發展道路。
吳漢東教授指出，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特徵表現了這一制度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則在全球范圍的普適性。但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並不等於在保護內容、保護標准、保護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規范的統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護」原則，各國立法提供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得低於國際公約規定的標准，這即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的一般要求。中國既是一個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進程中應當針對我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規定不同的戰略措施；既要考慮現實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國際公約規定，保護外國的高新技術，也要推動國際合作，保護本國的傳統知識。
他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現代化特徵，表現這一制度與時俱進的時代性。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法律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相互作用、相互創新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差異，實質上反映了國家間科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此，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保持其時代先進性，即通過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去推動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立法體例的選擇，不僅是一種法律傳統、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規則的運用，還應受制於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的影響。基於各國立法例的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以及對於知識產權制度定位的認識，吳教授認為，無論何時採取何種途徑，法典化將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吳漢東教授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率先對著作權領域的重大難題——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統、具體的深入研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學界首位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學者。他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綜合運用法歷史學、法哲學、法經濟學、比較法學、憲法學等研究方法，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和研究，並且兼顧了實踐性的應對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書，得到學界的高度稱譽。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學科研究
追求方法創新、理論創新一直是吳漢東教授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學術要求。他從其發展歷史的探索、哲學基石的構建、經濟品性的透視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論框架，動態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內容，全景地體現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學科研究軌跡。
吳教授認真發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創設的立法動因——平衡精神，探討了該制度從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創制歷史；將價值法學理論首次導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賦予其哲學意義；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價值——「理性的公平正義原則」，指出該原則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諸原則構成，並且得出了結論：「合理使用的價值目標，在於協調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關系，通過均衡保護的途徑，促進文化、科學事業發展」；將經濟分析納入著作權研究也是吳教授研究方法創新的大膽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領域，效益價值與正義價值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信息——公共產品理論表明，著作權的設定使得信息的產生者通過市場交易得到成本補償；而根據不相容使用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構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於合理劃分創作者和使用者的權利區域，減少額外交易成本，實現信息資源優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時，吳教授採用帕累托標准、市場均衡狀態、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論，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諸規則即正當使用、公平誠信使用、有限使用規則的經濟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憲法學研究
吳教授開拓性地將憲法學探討導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認為，合理使用與公民憲法權利緊密關聯，是公眾利用作品進行信息交流與傳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實現表現自由權利的基本條件。他發現，西方國家在相關問題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對新聞作品進行有限的權利保護，從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滯；二是賦予合理使用以准憲法權利的意義，對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權益以優先保護。通過探討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礎，也凸現出吳教授對該問題研究的嶄新視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實證研究
通過對合理使用相關制度的比較分析，吳教授在內涵上准確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對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斷標準的悉心研究，進一步為合理使用制度的確立和構建提供理論上的標准，從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這一最為艱深的難題的基本解決途徑。此外，吳教授還前瞻性地探討了現代傳播技術對合理使用制度的影響，具有理論開拓意義和實用參考價值。

8. 胡峰的學術成就

已經出版《跨國公司在華並購論》（2003年）、《跨國並購政策協調：歐盟經驗、嬗變趨勢與中國的選擇》（2007年）和《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煙草知識產權管理研究》（2008年）等學術專著7本；在《自然辯證法研究》、《國際貿易問題》、《管理世界》、《體育科學》等CSSCI 來源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80篇；學術論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20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或者《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權威刊物全文轉載4篇，被EI或者ISTP/ISSHP收錄20多篇。
研究領域主要集中於創新理論與知識產權管理、企業並購與重組、跨國經營與管理。主要從事知識產權管理等領域的教學與科研工作。

9. 求大神：有什麼關於非遺保護相關書籍可以介紹嗎最好是理論性的研究，如能有關於非遺知識產權研究的更好

書 名: 《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與實踐》
作 者：劉錫誠
出版社： 學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年05月
ISBN: 9787507733563
開本：
16開
定價: 56.00 元

內容簡介
《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與實踐》匯集了著名民間文化學者劉錫誠先生多年來在「非遺」的保護、考察、咨詢和理論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應邀在
一些省市的「非遺」保護中心、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幹部學院等專業機構的授課、講演稿，所遴選的文章均具有應「非遺
」保護工作的需要而撰的特點。對「非遺」的保護、普查、建檔、資料庫建設、傳承人認定、幹部培訓、項目論證、評審申報等工作 均有實質性的指導作用。

作者簡介

劉錫誠，山東昌樂人。1935年2月生。1957年北京大學畢業。先後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新華通訊社、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任職。1997年退休。歷任《人民文學》編輯部評論組長、《文藝報》編輯部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研究員、常務副主席、顧問，《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論壇》、《評論選刊》、《中國熱點文學》雜志主編。主要著譯有：《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選編翻譯，作家出版社1958年)、《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海防前線戰士歌謠選》(採集，與路工合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蘇聯民間文藝學40年》(與馬昌儀合譯
《落馬湖》《高爾基與民間文學》(與林陵、水夫合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1年)、《小說創作漫評》(文學評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小說與現實》(花城出版社1983年)、《俄國作家論民間文學》(選編翻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印第安人的神奇故事》(與馬昌儀合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原始藝術與民間文化》(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作家的愛與知》(文學評論文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石與石神》(合著，學苑出版社1994年)、《走出四合院》(隨筆，群眾出版社1996年)、《河邊文譚》(文學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國原始藝術》(專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象徵——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學苑出版社2001年)、《追尋生命遺韻——我眼中的文化史跡》(文化隨筆，武漢出版社2003年)、《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專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文壇舊事》(專著，武漢出版社2005年)、《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專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民間文學：理論與方法》(選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年)。

圖書目錄
全球化與文化研究
社會經濟發展與民間文化的保護

原點：多樣性與多樣化
文化圈與文化「飛地」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族文化精神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性質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以西部為例)
搶救性保護和生態性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間信仰和神秘思維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判斷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古村落
傳承與傳承人論
轉變理念正當時

對幾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問題的思考
20世紀80年代的民間文學普查
新世紀民間文學普查與保護
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理念與方法
原始藝術及其觀念在民間文化中的遺留與影響

整體研究要義
「活態」保護的一種模式
留住我們的文化根脈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四大關鍵
基於實踐的學理探索
政府主導與專家參與

保持中華文化的生命活力
守護精神家園傳承民族文脈
春節：慎終追遠生生不息

清明節的天候和物候
黃石與《端午禮俗史》
民間傳說及其保護問題

牛郎織女傳說的時代命運
「梁祝」的嬗變與文化的傳播
關於「梁祝義(宜)興說」
略談白蛇傳傳說
湮沒的文化有待出發
湘西：什麼最重要？
民族民間藝術的瑰寶
藍夾纈與崑曲的葛藤
大地震後的文化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