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壹』 公共利益應如何界定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會成員所享有的超出於地方性的、明顯的、受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長遠的利益。這一概念應為概括性定義。對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可參照行政訴訟法中行政案件受案范圍的立法模式，採用概括、列舉加排除的方法 王達 實事求是而言，《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無論在公共利益的認定，還是搬遷程序、補償的市場化定價等核心問題的制度設計上，相較於2001年出台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都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就制度的演進而言，《條例》與其說是對以前拆遷管理條例的修改，毋寧說是依據憲法和物權法起草的一部全新的國家徵收法規。 可以說，《條例》在立法上的最大突破在於將房屋徵收嚴格限定在「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這個排他的理由之外，通過列舉的方式區分「公共利益」，強調公共參與，要求公正補償。 《條例》第一條即旗幟鮮明地指出：為了規范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徵收與補償活動，維護公共利益，保障被徵收人的合法權益，根據物權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決定》，制定本條例。 隨後，《條例》第三條列舉七種屬於「出於公共利益需要」而可以徵用私人房產的情形(包括：(一)國防設施建設的需要；(二)國家重點扶持並納入規劃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公共事業的需要；(三)國家重點扶持並納入規劃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和資源保護、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業的需要；(四)為改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居住條件，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等建設的需要；(五)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條件，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危舊房改造的需要；(六)國家機關辦公用房建設的需要；(七)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較之以前的拆遷條例混淆「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其基本立法要義符合憲法和物權法的精髓，實屬莫大進步。 然而，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被忽視了。事實上，「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是世界性的法律難題。在房屋徵收中，對公共利益的界定一直是利益博弈的平衡點，界定范圍過寬將損害物權穩定與安全秩序，界定過窄將影響公益事業的發展。 在我看來，《條例》對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圍似乎過窄。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會成員所享有的超出於地方性的、明顯的、受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長遠的利益。這一概念應為概括性定義。《條例》的列舉式立法體例值得推敲。 此外，《條例》第三條第(四)項規定將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等為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條件實施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嚴格規定為必須由政府組織實施，或違反立項、規劃、建設施工、安全生產、質量管理、竣工驗收等行政管理法律制度。 從經濟實力角度看，經濟發達地區的政府在此方面沒有障礙。但是，對於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而言，其財政實力決定其幾乎無力承擔保障性住房建設(在這些地區，應當允許開發商參與保障性住房建設；條件過於嚴格，城市建設必將「舍舊求新」，市場主體必將放棄舊城區改造，大量佔用集體土地，導致耕地流失過快，全國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必將很快突破)。 因此，該項規定「為改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居住條件，進行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等建設的需要」或許更為實際。 不能忽視的是，該徵求意見稿第(五)項規定危舊房改造僅由政府實施，條件似乎也過於嚴格。「工礦棚戶區」、「城中村」、「危舊房」是制約城市發展進程的瓶頸，由政府組織實施危舊房改造，對於經濟發達地區的政府而言仍無障礙，而對於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政府而言，財政無力承擔、困難依然重重(在這些地區，應當允許開發商參與「工礦棚戶區」、「城中村」、「危舊房」改造，以加快城市化進程)。 因此，該項規定為「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條件，進行工礦棚戶區、城中村、危舊房改造的需要」似乎更為理想。 公共利益如何界定非常重要。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徵收」私人財產的行為，除了通過立法對公共利益本身進行界定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對於如何認定「公共利益」本身設置一個公正的標准，這甚至可視為徵收是否公平公正的價值之所在。其實，對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可參照行政訴訟法中行政案件受案范圍的立法模式，採用概括、列舉加排除的方法。

『貳』 行政法中有哪些條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關系著國計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為其不好把握就放棄對它的界定。具體到土地行政徵收上,以公共利益為本的行政法不僅是「公共利益」保護的最佳路徑選擇同時也是對憲法原則性規定的具體化。本文指出對行政法保護「公共利益」的制度設計既有理論價值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公共利益 行政徵收 行政法保護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現狀
「公共利益」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有人類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指出:「一切運營部署都是為了對象,求取對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強者的利益」。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後落腳點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2004年修憲讓人歡欣雀躍,「公民的合法的財產不受侵犯」、保護「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紙黑字的寫進根本大法實是難能可貴,遺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沒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懸空,實踐中土地行政徵收矛盾叢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在我國到底什麼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對「公共利益」的概念進行明確的界定等問題可謂眾說紛紜。但不能因為其不好把握就放棄對它的界定,在我看來,應該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修訂過程中對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科學的界定(有總比沒有的好)。當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確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窮盡其寬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較明確的定義後,在實踐中完全可以由權威機關進行合法性的解釋。法律原本就具有滯後性,為什麼在「公共利益」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護的路徑選擇
(一)用憲法來具體實施公共利益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指出:「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可以看出,憲法是根本大法,是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據,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規范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運行的基本原則,一切國家機關、政治力量、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要用憲法來具體保護「公共利益」顯然行不通,當然不排除憲法的權威解釋。
(二)公共利益的保護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法律理論和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劃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民法主要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屬於私法的范疇,由一部私法范疇的法律去規范一個典型的公法概念顯然並不合適。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有關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是用私法限制公權的天賜良機,也有人認為公共利益是一個類似於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彈性條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權法中明細。在我們看來,在《物權法》制定中,既要考慮富人的「金馬桶」又要保護窮人的「盛水瓮」對民事立法來說已經是很大的考驗,所以就根本沒精力、也沒必要在原本屬於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領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費寶貴的立法資源。
(三)選擇「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護也存在不足
我國《刑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對罪與刑的嚴密的思辨過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實已經成立。刑事法律再進行懲罰,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護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點,是行政權力產生的緣由。「實際上,行政法的許多概念、規則、原則,都是從『公共利益』這一總的要求出發從私法中借鑒出來的」葉必豐教授將行政法定義為:「行政法是以一定層次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間的關系為基礎和調整對象的,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僅是行政法調整的對象而且是現代行政的目的,同時也是行政法成為部門法的基礎。而行政法所涵蓋下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實施者而且是憲法精神的具體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護是最佳的路徑選擇。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護的制度設計——以土地徵收為例
現階段,全球的經濟危機,糧食安全倍受各國的高度重視。如何保護耕地,規范行政徵收行為,限制公權,如何在行政徵收中體現公共利益等問題關系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敗。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確立為耕地保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保護耕地就是現階段我國「公共利益」保護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徵收的立法行為
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檢驗全部立法的准則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權應該掌握在「公眾」手裡,因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麼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應當是公共利益最權威的決定者;而由公眾決定公益內容的最好形式,莫過於通過人民的代表機關或代議機構來制定法律,在我國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於「公共利益」的內容寬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窮盡之,顯然不可能。有必要具體到個案中,這樣更好把握。「立法者於規定公益內容之時(尤在有公益授權,授權行政機關來執行公益之需求時),應盡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語,而是將公益予以類別化、特別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規范之公益的內容,能使其在該法律條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內容、動機以及范圍」。當我們的歸納受阻,我們可以選擇演繹之法。與其苦思冥想的去定義一個言語不可能窮盡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寧敞開心扉,放眼社會實踐,一事一議,由行政法律法規來落實憲法對「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從而達到准確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徵收來說,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個橫軸為具體事項,縱軸為特定歷史階段。那麼SARA中政府隔離措施無人非議,城市化的進程中政府的征地行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確坐標都活生生的躍入我們的眼簾。「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繼憲法理念,在立法技術上,強調「具體規范」原則,國家權力濫用公益之情況,將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徵收行為的做出須體現程序正義
公共利益作為一種由個人利益組成的某種派生性的復合利益,雖然與個人利益有著內在一致性,但其出現時所伴隨的對個人權利的限制與克減,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從世界各國法律規定來看,即使是在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非常全面和完備的國家,也認為私有財產權並不是絕對不受限制的權利。國家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徵收」。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去積極地思考,如何讓這種限制或者是克減恰到好處,進而維護行政相對人的正當利益;陽光是最好的殺毒劑,也是最好的防腐劑。因此,在處理公共利益問題的全部過程中,在設置其他必經的行政程序外,應該重點引入行政聽證程序,以保證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效保護和公民財產權的有合理維護。聽證程序適用領域非常廣泛,是現代程序正當原則的核心內容,它的主要內容是公開透明程序、公眾參與的程序以及說明理由程序。具體到土地徵收,就是要做到:徵收前聽取被徵收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在徵收決策前邀請被徵收行政相對人參與決策,並提出申辯的理由,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進行有意義的博弈,從而實現雙贏。
(三)司法機關有權對行政執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進行審查
「無救濟則無權利」,所以法院對有關「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進行事後審查。現實的情況是,在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徵收、徵用權與私有財產權的沖突時,公民的法律救濟途徑少,行政訴訟保障程序對於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更是猶如水中月,鏡中花。現行的《行政訴訟法》沒有把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徵收、行政徵用行為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圍,這就使公民在對行政徵收、徵用行為主體提起訴訟時缺乏法律依據,法院常常對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不是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行政徵收和行政徵用一般是針對特定人和特定事項的行政行為,不屬於抽象行政行為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而應當歸屬於具體行政行為的范圍。行政徵收、徵用行為過程中出現的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糾紛所產生的行政法律權利義務關系,也就順理地成為行政訴訟的訴訟標的。否則將會出現嚴重後果,即在政府行使徵收、徵用權有違法行為時公民無法訴之法院通過訴訟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無疑這是與行政法調整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基本理念相違背的。

『叄』 著作權法利益平衡機制的論述

著作權法律制度是一種分配圍繞作品所產生的各方權益的利益平衡機制,其中著作權人的壟斷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之間的平衡是著作權法利益平衡機制的立足點,其體現了著作權法利益平衡機制之精髓.在當代各國的著作權立法和著作權國際公約中,利益平衡始終是永恆的主題.作為著作權法的價值目標和理論基石,利益平衡機制的建立對著作權法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利益平衡是現代著作權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權法修改和著作權制度設計的指南。從著作權制度的歷史看，在著作權法中確立利益平衡原則是一個漸進過程，著作權法在平衡作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方面是成功的。著作權法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則與要求是適度的保護水平、追求著作權人的利益與公共利益間的平衡、確保公眾對作品的適當接近等。

著作權這一權利的授予具有獨特性，這在於權利的賦予具有特定的政策目標，像美國《憲法》的著作權政策目標通常被描述為在授予著作權人和公眾權利之間的一個精妙的平衡。著作權法則是調整因作品的創作、傳播和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圍繞作品所產生的利益關系是著作權法調整的核心。著作權法實際上是一部分配作品權益的知識產權法。「著作權法被認為是一種平衡的設計，在限制獲得保護作品的成本和對作品提供激勵所產生的利益之間存在一個平衡問題。」著作權法是在著作權人和社會公眾之間實現精妙平衡的法律機制，是協調著作權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器」。

『肆』 如何界定著作權侵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益」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規定，第四十七條所列侵權行為，均有可能侵犯公共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的；
（二）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作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
（三）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竊他人作品的；
（六）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展覽、攝制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編、翻譯、注釋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應當支付報酬而未支付的；
（八）未經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出租其作品或者錄音錄像製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九）未經出版者許可，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計的；
（十）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或者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或者錄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的行為。
究竟何謂在構成侵犯特定主體著作權的同時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對此立法上並無更進一步的規定。在實務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為此，國家版權局2006年在一則名為《關於查處著作權侵權案件如何理解適用損害公共利益有關問題的復函》(11月2日國權辦[2006]43號)中指出，「就如何認定損害公共利益這一問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規定，第四十七條所列侵權行為，均有可能侵犯公共利益。
參考資料:http://www.sipo.gov.cn/zcfg/flfg/bq/fl/201509/t20150911_1174554.html

『伍』 著作權（版權）是天賦人權還是法定權利

著作權（版權）從權利來源上看究竟是「自然法上的權利」（即「天賦人權」）還是「法定權利」，在理論上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著作權制度產生初期，大陸法系的學者更為注重作品中所蘊含的作者的精神和人格，將作品視為「作者的兒子」，因此強調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們自然將署名權、防止歪曲作品權等視為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同時，由於一些大陸法系學者認定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不可截然分開，而應視為一體化的整體權利，導致著作權作為一個整體也被視為天賦人權。而英美法系學者雖然也以「勞動價值論」等哲學理論解釋版權的權利來源，但更為注重版權制度起到的鼓勵作者與投資者從事創作與投資出版行業的積極作用，因此強調版權是一種推進公共利益的工具。這樣，版權就被視為一種為了實現特定公共政策而由法律人為創設的權利。可見，對於著作權（版權）究竟是天賦人權還是法定權利的問題，並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只能說是與觀察角度有關。從一般大眾對待作品的觀念來看，我個人傾向於視著作權（版權）為法定權利。

『陸』 如何認定版權侵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益

您好，版權侵權即著作權侵權，但著作權是私權，侵犯著作權一般來說是不會損害公共內利益的。有可能損容害公眾利益的應該從公眾角度出發：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導致對公眾的誤導和欺詐，確實會存在損害公共利益的情況。

『柒』 請問我國有哪些法律有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或說明謝謝

1我國現行《憲法》和《物權法》中的「公共利益」主要規定在徵收（徵用）補償條款中，但實際上，「公共利益」在1982年修憲時就在憲法第10條第3款中出現，但是直到近來才引起人們注意，並且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
2另一類比較集中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是城市房屋拆遷，城市房屋拆遷的目的是收回公民房屋所佔用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由於我國實行土地與房屋分離的制度，所以，在《土地管理法》第58條規定了國有土地使用權收回制度.

『捌』 著作權制度究竟為何而設立,其保護的核心利益是什麼

著作權法保護作者和其他著作權人的利益與促進知識與信息廣泛傳專播的雙重目的。合理使屬用的正當性可以從多方面加以認識,包括激勵與接近之平衡、憲法與公共利益、以交易成本和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經濟學分析等。
著作權法明確了著作權制度設立的目的：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

『玖』 在知識產權制度的設計中為什麼需要進行「利益均衡」

知識產權制度中的知識產權人對智力產品的壟斷和社會公眾對其的合法需求構成了矛盾的兩個方面。這種矛盾始終存在，知識產權制度從設計（立法）到實施都體現了這種矛盾的彼此消漲。為了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功能，確立平衡原則具有關鍵的意義。否則，要麼是知識產權權利的權利過大，損害了公眾接近和利用智力產品的權利和利益，從而使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目的——通過對智力產品提供充分的保護，激勵對社會有益的創造性智力產品的生產，同時有利於廣泛傳播這種知識產品，從而為社會的文明進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無從實現。或者要麼是損害知識產權權的利益，使智力產品生產的原動力不足，同樣使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不能實現。

因為知識產權涉及多個主體的利益，如權利人與公眾之間的利益是最主要的，保護期限的長短就會影響上述利益。又如專利中的權利人與在先使用人的利益平衡，為了保護在先使用人在申請日已經發明了某一技術但是沒有申請專利，所以法律賦予在先使用人先用權，可以對專利權進行抗辯。當然還有很多例子，再如版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問題，也涉及公共利益，如果個人為了欣賞或研究而復制少量作品則不構成侵權，等等。你可以在知識產權法中找找。

一、知識產權平衡原則的含義

所謂平衡，用法律經濟學的觀點看，是指每一方都同時達到最大目標而趨於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在知識產權理論上，平衡涉及到在信息的生產、專有，與信息的接近之間達成平衡。知識產權可以看成是一定的信息，從信息產權的角度看，知識產權可以被看成是一定的信息財產、信息產權。在一個特定時期內，信息的容量總是有限的。在這個有限的信息量內，信息的專有和公有具有彼此消長的關系。專有的成分太多，勢必會給信息接近造成障礙，從而影響到公眾對信息的獲取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動，最終將妨礙知識產權制度目的的實現；公有的成分太多，則會形成知識產權的弱保護，可能導致對信息生產的原動力嚴重不足，從而造成信息的稀缺，最終也不利於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在這樣一個簡單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制度應當在信息的生產、信息專有和信息的接近之間達成一個適當的平衡。

平衡論特別是強調利益平衡的平衡論是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基礎。

二、知識產權利益平衡原則的內容

1、對創造者從事智力創造的激勵與對智力創造物的傳播的激勵的平衡。

人類通過智力上的努力，創造了作品、技術、產品，形成了智力上的財產和信息資源，這些財產和資源通過進入市場流轉被社會公眾所利用而促進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這些智力財產在市場中的流通顯示了其經濟價值，在所有權被確認的范圍內，它們被稱為知識產權。從經濟和市場的角度說，這些智力財產的實現取決於智力產品的創造成本、潛在使用的需要、市場結構，以及允許其所有人控制其使用的法律權利。其中後一點尤為重要，它既涉及到智力產品所有人即知識產權人權利的實現和對智力產品生產的激勵，也涉及到對智力產品在市場中的流轉的效用。用信息產權的語言來說即是信息擴散的效用和程度，也就是對智力創造物的傳播。因此，在完整的平衡意義上，僅僅對於信息、智力創造物的創造激勵還是不夠的，信息的傳播.智力創造物的使用同樣重要。一種知識產權的制度設計能使智力創造的激勵達到最大化，但如果沒有對傳播的相應的激勵機制，這種知識產權制度的整體社會效用就難以稱得上是最佳的。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人財產權，成本與利益共存表明它在觀念上可以作為一種激勵創造的東西。但這種權利的背後支持的是對智力產品擴散和接近的需要。在建立知識產權的規則時，社會必須建立這樣一種平衡：知識產權人控制其智力產品的需要以及使用者使用的需要，如個人對智力產品的必要利用、進行後續發明、智力創作的需要等。

換言之，知識產權這種制度應當在創造和傳播知識產權方面創造一種適當的平衡。在這點上，該制度通過以下幾方面為刺激創造與激勵傳播提供了重要保障:（1）准許以市場為基礎的促進創造的刺激；（2）盡量使創造活動的成本最小化；（3）為實現經濟與社會目標，及時規定發明與創造的公開與合理的公正使用制度；（4）通過與其他規則或經濟制度相互銜接，像反壟斷政策、影響知識產權價值的貿易與政策等。

雖然知識產權中的不同的制度的經濟和社會目標不相同，它們卻都試圖在為開發新技術、信息產品和藝術創造中提供充分的激勵，並且確保在智力產品的有效分配進入經濟中達成平衡。從政策工具和市場運作機制的角度看，知識產權制度對於解決市場中開發和信息流轉的失敗，是一個極佳的手段，因為對智力創造的刺激是以市場為中心運作的。實際上，在當代的知識產權制度中，它被建構為既保護作者和發明者的努力，同時盡可能廣泛地傳播信息。

2、創造者從事智力創造的激勵與使用者對智力創造物需求、使用之間的平衡。

從「利益」的角度看，在智力產品中，智力創造者和其他對該智力創造物享有權利的知識產權人以及社會公眾都有合法的利益。創造者的合法利益的根基是其智力創造的事實行為，而社會公眾的合法利益的根基則在於智力產品的社會性、繼承性、人類自身發展對知識共有物的合法的需求。只要有一個不斷增長的思想的公有，它能夠被每個人小受限制地使用，那麼每個人至少與在荒野中第一個佔有資源的人一樣，有機會去佔有思想。在那些通過私有化從公有中移除的那些思想與社會主要依靠的那些思想之間，有一個平衡。從知識產權作為一種信息和非競爭性商品的角度看，為允許最大限度地接近信息，知識產權法在實現最佳社會效用目標中存在一個信息分配的問題。這樣也提出了在激勵信息的創造與信息的接近之間建立一個理想的平衡的問題。該問題的實質是對智力創造的激勵與公眾對智力創造的使用與需求的平衡。

3、知識產權中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

知識產權中的私人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知識產權中的私人利益表現為通過被賦予專有權，知識產權人可以憑著對智力創造的獨占而獲得精神和經濟上的利益。現代各國的知識產權法無不對知識產權人的專有權作出盡量周全的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目的，也在於保護知識所有者的知識產權。並且，近些年來，這種專有權有不斷擴張的趨勢。以我國新修改的幾部知識產權專門法律——《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為例，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強化了對權利的保護。這種強化有利於更好地實現知識產權人的私人利益。不過，在自我利益市場知識產權私人利益可能的膨脹已引起一些學者的擔憂。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只是知識產權利益平衡機制的一端——知識產權中還存在著公共利益。知識產權中私人利益的過度膨脹可能會損害公共利益，使知識產權制度的公共目標無從實現。從利益平衡論的角度看，知識產權制度也試圖在激勵功能和知識產權法的分配之間，在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間確立一個精妙的平衡。

進一步說，知識產權法盡管在總體上屬於「私法」性質，但都有公共利益目標，只是在不同的知識產權專門法律中有所不同而已。如在著作權法中表現為，增進知識的學習、促進文化和科學的進步，以及方便接近信息和信息的流動。在專利法中表現為，信息的交流和接近技術與信息，最終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沒有對公共利益的保障，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將無從實現。因此，在知識產權中，主要的公共利益也是應該受到鼓勵的。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維護上的對創造者和傳播者的保護將是實現知識產權中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平衡的主要機制。

三、知識產權利益平衡原則的作用及意義

由於知識產權是一種專有權、壟斷權。這種壟斷權的授予無論是從智力創造的勞動學說，還是從智力產品的人格屬性或者激勵主義層面都具有充分的正當性。然而，知識產權的客體——知識產品(或稱為智力產品)具有無形性、繼承性的特點，從而使之也具有公共商品的屬性。換而言之，社會公眾對其也有合法的需求。知識產權法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實現創造性表達的最大化。該法律通過創造者對其勞動果實的權利和未來的創造者自由表達的權利之問探尋一個適當的平衡，並試圖實現這樣的目標。缺少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會減少對於創造的激勵；而創造壟斷權的過度的保護會超過創造性表達的原目的。這樣一來，立法者在進行知識產權立法時，必須考慮兩個問題:第一，立法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勵創造者並在多大的程度上使公眾獲得利益；第二，在多大的程度上壟斷權的授予會損害公眾。這種壟斷權的授予，在適當的條件下，賦予公眾一個利益，該利益超過了臨時的壟斷帶來的弊端。例如，著作權法就提供了兩種機制，通過這兩種機制著作權所有人的權利可以獲得保護，而不會損害公眾接近信息。這些設計的第一個方面是，在具有著作權性的表達和不具有著作權性的思想與事實之間做了明顯的區分。一方面，作品中的思想不具有著作權性，主張保護思想會因為阻礙了信息的傳播而減緩社會效用。另一方面，思想的表達受著作權保護，通過這種保護，著作權法為作者的權利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第二個方面是確保公眾需要利用信息和作者對於原創物的壟斷之間的一個適當的平衡的手段。

知識產權制度中的知識產權人對智力產品的壟斷和社會公眾對其的合法需求構成了矛盾的兩個方面。這種矛盾始終存在，知識產權制度從設計(立法)到實施都體現丁這種矛盾的彼此消長。為了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功能，確立平衡原則具有關鍵的意義。否則，要麼是知識產權權利過大，損害了公眾接近和利用智力產品的權利和利益，從而使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目的—一通過對智力產品提供充分的保護，激勵對社會有益的創造性智力產品的生產，同時有利於廣泛傳播這種知識產品，從而為社會的文明進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一無從實現；或者要麼是損害知識產權權的利益，使智力產品生產的原動力不足，同樣使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不能實現。

從國外幾百年來知識產權立法的軌跡看，一方面，知識產權人的權利隨著新技術的發展而在不斷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是公眾信息自由的范圍也在逐漸擴大。圍繞著立法設計和實施，在背後作為一個根本的指導原則在起作用的實際上是利益、平衡的原則。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一般的法律中同樣存在這種原則，甚至它被作為一種重要的法律解釋方法論。然而，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中，利益平衡之特色較之其他的部門法可能要強得多。這主要是由於以下幾個原因所致的：（1）對於一種權利明確被法律賦予專有權，這在其他法律中不多見；並且，在知識產權法中，必須解決好這種專有權的范圍、限度—一法律上體現為對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時間性和地域性等，以及公眾可以自由或有限地接近的領域和程度；（2）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目的決定了其立法設計必須圍繞專有權的分配和公有領域的設定、專有權和公眾權利的合理、公平配置展開；（3）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產權專有權在不斷地膨脹，而社會公眾對智力產品的合理需求一樣在不斷擴大，兩者始終處於矛盾的對立和統一之中，需要不斷修改立法來加以完善；（4）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利益、平衡原則被用於指導司法實踐。

利益平衡論圍繞知識產權的專有性與社會對智力產品的合法需求這對矛盾，探討利益平衡原則在知識產權制度中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以及通過剖析知識產權中所涉及的各種權利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試圖提出一個以利益平衡原則為基礎和核心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應當說，這一思路和理論構建在知識產權法理論意義上是值得充分重視的。這里先從信息的生產、控制和信息自由、對信息的接近之間的關系初步闡述這種平衡論的思想，然後再提煉這種思想的一些實質性的原則。我們可以看出，利益平衡確實可以作為認知知識產權制度的一種方法論。

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典型的利益平衡機制。利益平衡機制的構建兼顧了知識產權人的專有權和社會公眾的自由接近信息的利益，最終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通過對信息接近的有限的抑制，擴張了信息的總量，為更大程度的信息自由提供了保障。從權利的自由度看，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社會在權利界定與分配上實行的是「專有區域」與「自由區域」的分野。所謂專有區域，是指知識產品創造者獨占的領域，在專有領域中，他人使用知識產品一般既要徵得權利人的同意也要向其付酬，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如法定許可、強制許可)，雖然不需要徵得許可，但是要向權利人付酬。所謂自由區域，是指對知識產品的使用，既不需要徵得許可，也不需要向權利人付酬。著作權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則就是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專有區域的設立，可以為智力創造者從事智力產品生產提供足夠的激勵，在經濟學上講是有效益的。自由區域的設立則在不損告智力創造者的利益的前提下促進的信息的傳播和利用也是有效益的。這種專有區域與自由區域的分配，實際上反映了知識產權人和知識產品的使用人利益的平衡問題。

四、結語

知識產權法是一種激勵知識創造，促進利技、經濟發展和文化進步的重要法律制度。社會的發展需要豐富多樣的知識產品。賦予知識產品的創造者對知識產品的專有權是激勵知識產品生產的重要法律機制。然而，知識產權法這種產權制度的運行是有代價的，這表現為專有權的授予限制了知識和信息的自由流動。為此，需要在知識專有權和知識共享權之間進行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在幾百年的知識產權立法設計和司法實踐中，人們逐漸發現，利益平衡原則作為一項根本的指導原則起著實質性的作用。從國外知識產權立法與司法實踐來看，知識產權法中利益、平衡原則通過司法實踐得到了發展，回過頭來又明確地用於指導司法實踐和立法的修改與完善。國內外學者對知識產權法中利益平衡原則與機制越來越達成共識。在知識產權法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利益、平衡始終是知識產權法發展的主旋律。知識產權在歷史上總的趨勢是不斷擴張，這種擴張的背後也是利益、平衡機制在起作用。在當代的知識產權立法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利益、平衡依然是知識產權法的重心。正是基於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利益平衡是知識產權的理論基礎。

『拾』 公共利益的實踐

憲法2004年第20修正案中對土地的徵收主要是指對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的徵收。這種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主要是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業生產用地、集體經濟組織的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用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宅基地。很多學者認為，對集體所有土地的徵收之所以濫用，是因為《土地管理法》中沒有對「公共利益」明確化。對此，筆者認為，集體所有土地徵收中的問題，並非完全歸罪於普通立法的疏忽，而是我國的土地使用制度造成了「公共利益」的「稀釋」。從《土地管理法》第43條來看，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興辦鄉鎮企業和村民建設住宅經依法批准使用本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或者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經依法批准使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可見，任何建設用地都必須使用國有土地。
現實中，這種建設用地主要有三種情況：
（1）國家進行公共設施及公益事業建設需要使用集體所有的土地；
（2）國有企事業單位需要使用集體所有的土地；
（3）需要辦理出讓手續的土地。
從上述三種情況來看，只有第一種情況是屬於公共利益，後兩種情況均屬於經營性的和主要追求經濟利潤的利益，並不符合公共利益原則，但為什麼又必須要進行徵收呢？這是因為作為「非公益用地」本來可以通過該土地的自願出租、轉讓獲得，但是，由於我國對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分別實行兩種使用制度，國有土地可以實行有償使用，可以進行出讓、轉讓、出租和抵押等；而集體土地則不能進行出租和轉讓，且對用地方式進行嚴格的用途管制，因此對於非公益使用集體土地就只能通過徵收為國有土地來實現了。在這種情形下，即使規定「公共利益」的原則，也只會導致將一些非公共利益的商業利益硬解釋成是「公共利益」，從而使「公共利益」稀釋化。這不能不說是「公共利益」與現實土地制度之間的矛盾。 另一類比較集中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是城市房屋拆遷，城市房屋拆遷的目的是收回公民房屋所佔用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由於我國實行土地與房屋分離的制度，所以，在《土地管理法》第58條規定了國有土地使用權收回制度以後，我國又建立了獨立的房屋拆遷制度，這種房屋拆遷雖然表面是拆遷人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上，拆遷人進行房屋拆遷必須獲得國家頒發的拆遷許可證，所以，對公民房屋的拆遷本質上屬於國家對公民房屋的徵收。根據《城市房屋拆遷條例》第3條的規定，城市房屋拆遷必須符合城市規劃，有利於城市舊區改造和生態環境改善，保護文物古跡。這可以被看作是城市房屋拆遷的目的。
同時，作為其前提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收回制度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關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報經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
（一）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二）為實施城市規劃進行舊城區改建，需要調整使用土地的；
（三）土地出讓等有償使用合同約定的使用期限屆滿，土地使用者未申請續期或者申請續期未獲批準的；
（四）因單位撤銷、遷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劃撥的國有土地的；
（五）公路、鐵路、機場、礦場等經核准報廢的。
可見，土地使用權收回制度中並沒有對「公共利益」予以明確，同時，根據該條文將「公共利益」與「舊城改造」分開列舉的結構來看，似乎《土地管理法》並不認為舊城改造屬於公共利益的一種，如此一來，城市房屋拆遷制度的「合憲性」何在呢？ 對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作為公民「生活的堡壘」的房屋的徵收，是最嚴重的財產權「犧牲」。財產權只對「公共利益」作出「犧牲」，因此，徵收（徵用）權的行使必須基於公益的目的。但是，由於普通立法中對「公共利益」混亂、模糊的表述，以及由於國家的其他制度，導致憲法中「公共利益」條款實際無法實現，憲法應當作何反應呢？一般來說，可以有兩種途徑來宣示憲法的效力：
第一，對於普通立法中不符合憲法規定和憲法精神的「公共利益」，以及將導致憲法中「公共利益」落空的其他制度，可以對其進行違憲審查。例如，對於一些純粹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而進行的土地開發和房屋拆遷，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德國巴登州的高等法院在1950年7月3日的判決中認為，國庫利益並非徵收上所謂的公益。蓋政府為了解決公共財政所採行的措施，雖然使公共財產單純的增加而有利於國庫，卻非該法意義下之公益，因為公共資金本身即是為了公益之用，若允許此種徵收，則任何一個財產權的轉移而有利於國庫之收入，皆可被視為合法的徵收，如此對人民財產權之保護，似嫌不足。因此，公用徵收所要求之目標應超出國庫之目的以外。一般來說，對普通立法中「公共利益」的審查可以遵循以下兩個原則：（1）利益衡量原則。利益衡量即在依據該立法所規定的「公益」徵收（徵用）後，能否給與社會、公眾、該共同體產生比先前由原財產權人使用的「更高」的公益價值。所謂「更高」的公益價值，並非是數量的問題，也就是非受益人多少的問題（因在某些徵收之個案，如建造國宅之徵收，則該國宅的受益人可能是少數的可確定的受益人），而是該徵收之目的之「質」的問題。此種「質」首先取決於——依憲法的價值秩序——於此涉及的一種利益較他種利益是否有明顯的價值優越性。無疑，相較於財產性的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嚴有較高的位階。因為言論自由權及資訊自由權對於民主社會具有「結構性的意義」，因此該兩者較財產權具有更崇高的地位。其次，如果涉及位階相同的權利，或者因涉及的權利如此歧異，因此根本無從作抽象的比較，於此種情況，則需採用（2）比例原則。首先，兩種財產權對雙方的主體的影響。如該財產權是否屬於公民的生存必需。其次，假如某種權利須作出讓步，其受害程度如何。最後，採用徵收（徵用）這種手段之後，是否能夠滿足被選擇的公益（妥當性）、徵收（徵用）對私益的侵害是否屬於諸多手段中的最小（必要性）、通過徵收（徵用）獲得的公益是否大於（不能等於）徵收帶來的侵害（均衡性）。這種違憲審查的途徑，雖然在我國《立法法》第90條中有所反映，但僅限於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審查，並不包括對違憲的法律的審查，所以，在我國，公民只能就《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此為行政法規）中「公共利益」的缺失提起違憲審查。
第二，基於憲法委託的理論，憲法上對公共利益的概括規定，雖然是出於憲法本身的特點所定，但也代表了立憲者對立法者的一種立法的委託，即寄希望於立法者續其未竟之志，而為一定之作為。因此，假如憲法並未對該內容確定之，而該內容又是必須規定者，則由立法制定執行性質法律，來貫徹憲法，不僅是許可權，亦是一種義務。立法者違反這種義務，將承擔立法不作為的責任或違反明確性的原則。從我國的普通立法觀之，我國的普通立法，如《土地管理法》並非對公共利益沒有作為，而是沒有將該概念予以明確，仍然是抄襲、照搬憲法中的概括規定。無怪乎一些學者批評這種做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建議應當仿照其他國家的先進做法，在普通立法中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列舉。但是，這種建議頂多是一種「呼籲」而已，對於立法者並沒有強制力。因此，要想使立法者接受該種建議，必須從憲法理論中找根據。德國學者就認為，憲法在委託立法者立法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蘊含了一個明確性的要求，即立法應力求明確、詳盡，以防止行政機關恣意亂為，並使人民有所遵循。因此，立法者不僅須將其所設定的基本思想與目標，完全明白的表現出來，並且應將憲法中留下的公益之空白所引起的不確定，限制在立法技術絕對必要的標准上。當以嚴謹之規定仍可規范不斷變化的公益並促其實現時，則不宜使用開放概括之條款。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許多案件的判決中表示，作為徵收目的的公共福祉是一個抽象的法律概念，其包含事實及目的的多樣性，必須在個案中具體的表現出來，故在一個徵收的法律中，立法者應該明白規定，在何種計劃及在何種要求之下，人民方可遭到徵收之侵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這種見解，無疑表明，立法者必須「預見」徵收的類型何在，並且，不能夠只是在法律內重復運用憲法的徵收（徵用）公益要求——公共利益之用語，作為授權行政自行決定徵收（徵用）類型的依據。但是，由於憲法委託理論在我國學界尚屬陌生，況且我國憲法上「公共利益」條款是否具有強制性效力，還是僅作為一個對立法者的方針指示，以及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立法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是否主張如何立法屬於自己的立法裁量，故對立法者提出違反憲法委託動議的前景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