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知識產權法庭

㈠ 如何才能創造新的「深圳速度」

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是深圳實現「創新之都」的必由之路。深圳在全國率先出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若干規定，成立知識產權法庭，推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審合一」，從立法、執法等方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厲打擊侵權假冒行為，強力保護創新成果；同時，健全市場監管體系和社會信用體系，率先營造國際化法治化的市場環境，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對科技創新的內生激勵作用。

為了著力培育和壯大科技服務市場主體，深圳設立技術服務專項資金，成立科技服務業協會，鼓勵和引導開展各類科技服務，形成了涵蓋研發設計、技術轉移、檢驗檢測認證、創投孵化、知識產權等在內的覆蓋科技創新全鏈條的科技服務體系。目前，深圳已成為國家首批科技服務體系建設試點城市，並入選「中國創新驛站」首批試點，擁有技術轉移機構69家，其中國家技術轉移示範機構13家。2016年新成立2家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機構，全年技術交易額達468.7億元，增長20%。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新起點，深圳正以創新、寬容的姿態引領科技領域的點滴變革，煥發出日新月異的生機和活力。

㈡ 最高人民法院何時建立知識產權庭

1993年8月5日，北京市高、中級人民法院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在全國法院率先宣布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揭開了我國知識產權專業審判的序幕。隨後，上海、廣東、天津、福建、江蘇等省（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天津、廣州、深圳、廈門、汕頭、珠海、南京等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以及上海浦東區等基層法院也相繼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最高人民法院為了加強對全國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指導和監督，於1995年成立了知識產權辦公室，設在經濟審判庭內。1996年11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正式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

知識產權審判庭共下設五個合議庭，現有法官25人（含庭領導4人），法官助理1人，書記員7人。

知識產權審判庭的主要職責：

1、負責審理知識產權和競爭民事案件、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不服下級人民法院有關前兩項所列案件生效裁判的審判監督案件（包括對再審申請的審查和再審審理）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就有關前兩項所列案件向本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但本庭裁判的案件除外）以及涉及知識產權爭議的請示、復議案件。

2、負責對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和壟斷案件審判工作的調研、指導和監督工作。

3、負責人民法院貫徹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工作，具體承擔最高人民法院貫徹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

㈢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有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嗎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標準的通知》（法發〔2010〕6號）的規定，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可以管轄訴訟標的額在200萬元以下的第一審一般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㈣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專利糾紛第一審法院具體有哪些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 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可以指定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專利糾紛案件。

附：《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具有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管轄權的法院》

一、中級法院：（52個）

北京：（1個）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

上海：（1個）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

1.重慶：（1個）

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

2.安徽：（1個）

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

6.福建：（2個）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8.廣東：（8個）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

汕頭市中級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

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9.廣西：（1個）

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10.貴州：（1個）

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

13.河南：（1個）

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14.黑龍江：（1個）

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

15.湖北：（2個）

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襄樊市中級人民法院

16.湖南：（2個）

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

18.江蘇：（11個）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

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

連雲港市中級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19.江西：（2個）

景德鎮市中級人民法院、宜春市中級人民法院

20.遼寧：（2個）

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

21.內蒙古：（1個）

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

24.山東：（5個）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煙台市中級人民法院、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

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

27.四川：（1個）

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28.新疆：（2個）

兵團分院農八師中級人民法院、兵團分院農十二師中級人民法院

31.浙江：（9個）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

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

二、審理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糾紛案件基層法院：（7個）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江蘇省蘇州市工業園區人民法院

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人民法院、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人民法院

江蘇省崑山市人民法院、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

㈤ 知識產權法院跨區域管轄什麼意思

就是跨行來政區劃管轄案件。
舉個例源子，廣州知識產權法院，不僅可以管轄廣州市內的知識產權案件，還可以在廣東省內跨區域管轄（除深圳市外）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體的一審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跨區域管轄涉及馳名商標認定的一審民事案件。

㈥ 深圳出台營商環境改革措施了嗎

全方位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進出口貨物通關時間壓縮1/3以上、實施最嚴格知識產權保護……日前，深圳市出台《關於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簡稱《措施》），積極回應企業反映最突出、社會最關切的問題，為深圳推進營商環境改革再添「一把火」。

據了解，《措施》從貿易投資環境、產業發展環境、人才發展環境、政務環境、綠色發展環境和法治環境等6個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舉措、126個政策點，著力率先營造服務效率最高、管理最規范、市場最具活力、綜合成本最佳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率先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是深圳先行先試的光榮使命。」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表示，深圳將以更大力度推進營商環境改革，堅持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創新創業人才擁有更優質的發展環境，讓各類企業安心紮根深圳，做強做優做大。

實行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1月11日，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對華為訴三星全國首例無線通信國際標准必要專利侵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這是深圳知識產權法庭揭牌辦公後，首次宣判的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案件，敲響了該法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第一槌。

「深圳知識產權法庭的設立，標志著司法服務於深圳的科技創新發展，能夠體現深圳的戰略定位和城市地位。」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介紹，在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影響力創新先行區的過程中，國內甚至國際上許多新型知識產權案件都較早地出現在深圳。「深圳一定要研究最前沿性的法律問題，以一流的審判業績，提升中國司法的國際影響力。」

深圳是全國首個以城市為基本單元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是全國首批知識產權示範城市之一。目前，深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達1.12萬家，發明專利密度達80.1件/萬人，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0倍，在全球創新能力活躍的城市中排名第二。2016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近2萬件，佔全國的43.1%。

創新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數據顯示，深圳市知識產權案件基數大、增長快，2017年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案件23508件，同比增長57.9％，占廣東省的1/2、全國的1/10。

著眼優化公平公正的法治化環境，《措施》從實施最嚴格知識產權保護、打造知識產權強國建設高地、建立更加規范的涉企執法制度3個方面，提出了19個政策點。「深圳下決心實行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是抓住了營造一流營商環境的牛鼻子。」全國人大代表、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高級副總裁樊慶峰認為。

根據《措施》，深圳將率先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對知識產權違法行為依法從嚴從快處理，營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並針對知識產權維權舉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現象，提出制定知識產權特區法規，率先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等措施。

「深圳將建立完善的財產權保護機制。」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介紹，《措施》提出，要制定涉案財產處置細則，明確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涉案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合法財產和違法所得等標准和規范。「《措施》還對涉企行政執法行為進行了嚴格規范，讓企業家在深圳創業更加安心。」

㈦ 怎麼樣讓企業安心做強做優做大

全方位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進出口貨物通關時間壓縮1/3以上、實施最嚴格知識產權保護……日前，深圳市出台《關於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簡稱《措施》），積極回應企業反映最突出、社會最關切的問題，為深圳推進營商環境改革再添「一把火」。

據了解，《措施》從貿易投資環境、產業發展環境、人才發展環境、政務環境、綠色發展環境和法治環境等6個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舉措、126個政策點，著力率先營造服務效率最高、管理最規范、市場最具活力、綜合成本最佳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率先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是深圳先行先試的光榮使命。」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表示，深圳將以更大力度推進營商環境改革，堅持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創新創業人才擁有更優質的發展環境，讓各類企業安心紮根深圳，做強做優做大。

「深圳將建立完善的財產權保護機制。」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介紹，《措施》提出，要制定涉案財產處置細則，明確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涉案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合法財產和違法所得等標准和規范。「《措施》還對涉企行政執法行為進行了嚴格規范，讓企業家在深圳創業更加安心。」

㈧ 三星S24D360HL顯示器的「靈慧節能模式」是什麼意思

1. 此功能可通過降低顯示屏的電流為用戶提供低耗電模式。
   

2. 靈慧節能模式通過調節亮度來實現不同能耗水平，一共有三種模式，75%、50%和功能關閉。

3. 開啟靈慧節能，75%模式下顯示器畫面稍微變暗，這種狀態下可節約3.6W功耗，50%模式下屏幕暗的比較明顯，最多可節約11.2功耗。
   

㈨ 談談深圳唯冠公司和蘋果公司糾紛案的法律看法，知識產權法的考試，，求解答

據公開的信息資料，蘋果公司與唯冠公司關於商標轉讓協議的效力與商標權有效轉移（即所謂的「過戶」）之間的法律關系是雙方法庭交鋒中的一個重大問題。

問題二：新舊商標法體系下商標流轉制度的差異。

司法實踐中，當商標轉讓的行政核准和公告程序未完成之前發生糾紛的，受讓商標權的一方往往以轉讓協議為據，強調遵守協議的重要性；反之，轉讓商標權的一方卻以商標轉讓未經核准即沒有完成「過戶」的事實狀態為據，強調行政核准權的重要性，從而反過來否認商標權轉讓協議的效力。

那麼，到底應當如何協調適用中國大陸地區的合同法制度與商標法轉讓規則就成為司法裁判權的一個重大任務。

筆者認為，要徹底釐清商標轉讓協議的效力與商標轉讓核准制度之間的關系，必須對新舊商標法體系下「轉讓協議」在商標流轉關系中的重要作用給予重新解讀；對合同法制度與物權法制度的協調適用應給予充分的重視。

大陸地區的商標立法體系以2001年12月1日為界，對商標轉讓法律關系的設立要件作出了重大修正。此前，我國的商標轉讓核准制度十分簡單，只要求由受讓人單方辦理並提供轉讓申請表即可，而不要求提供任何「轉讓協議」。

在1983年3月10日國務院首次頒布的商標法《實施細則》中的流轉制度，是申請轉讓注冊商標的，每一宗商標轉讓應當交送轉讓注冊商標申請書一份，並交回原注冊證。經商標局核准後，將原證加註發給受讓人，並予公告。此後，國務院於1988年和1993年對該細則進行的兩次修訂中，均保留了轉讓人對原《商標注冊證》的「交回」制度和商標局在原《商標注冊證》中「加註」後發給受讓人並公告的制度。但到1995年第三次修訂細則時，取消了對原證的「交回」和「加註」制度，僅規定申請轉讓注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向商標局交送《轉讓注冊商標申請書》一份。轉讓注冊商標申請手續由受讓人辦理。經商標局核准後，發給受讓人相應證明，並予以公告。

商標法在2001年10月27日修訂時，在商標轉讓法律關系的設立要件方面有了重大的制度性變革，增加了「轉讓注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簽訂轉讓協議，並共同向商標局提出申請」的規定。可見，轉讓商標既要有轉讓協議，又要共同申請。

但是，由國務院頒布並在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標法實施條例》卻並未充分注意到這一立法上的重大變化，仍然原文「抄襲」了舊商標法在1995年第三次修訂版中的規定，只是照舊法規定商標轉讓「由受讓人辦理」，而沒有按照新商標法的要求設置「雙方共同申請」並提交「轉讓協議」等核准要件。

在商標轉讓核準的實務中，國家商標局亦只注重《條例》這一小法而忽視了商標法本身的嚴格規定，使商標法在事實上被下位法架空。應該說，我國商標行政立法的上述嚴重疏漏是一項重大的制度性瑕疵。
可以假設：如果蘋果公司受讓iPad的商標是在舊商標法體系下，則蘋果公司有權直接辦理商標的行政核准和「過戶」手續；問題是，蘋果公司的受讓行為發生在新商標法體系下，顯然蘋果公司與唯冠公司必須遵守「協議轉讓」和「共同申請」兩項規則。

問題三：商標轉讓協議的效力是否受商標核准行政行為的制約。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轉讓方或受讓方任何一方不履行申請過戶義務的，則該如何確認轉讓協議的法律效力？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在合同法和物權法制度下完全可以解決。

商標權是一種財產性權利，類似於不動產。其流轉制度應受物權法中的「所有權」制度和擔保物權制度的規范。物權法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

也就是說，轉讓方如持有「未過戶」理由來否認商標轉讓協議本身效力之主張的，除非商標法律制度要求轉讓協議必須經登記、核准後才生效的方可成立。那麼，大陸地區商標轉讓制度又是如何規定的呢？商標法關於商標轉讓制度的唯一一個條款就是該法第三十九條，即「轉讓注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簽訂轉讓協議，並共同向商標局提出申請。受讓人應當保證使用該注冊商標的商品質量。轉讓注冊商標經核准後，予以公告。受讓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標專用權」。

顯然，商標法沒有將轉讓協議的效力與登記、核准制度關聯起來。也即，商標轉讓是否「過戶」並不影響轉讓協議本身的法律效力。商標轉讓未經行政核准程序的，只是受讓方暫時沒有取得商標權，但不能就此反向否認商標轉讓協議的有效性和可履行性。事實上，合同法「解釋一」明確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後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商標轉讓法律關系正是這種制度的一個典型代表。

筆者認為，在商標的有償處分中，受讓方有權要求另一方承擔對轉讓合同的繼續履行義務，並根據此類判決向商標主管機關直接申請過戶。因此，在「未過戶」且商標轉讓方持有商標注冊證的情形下，司法機關完全有權用確權判決的方式對商標權屬進行重新確認，並不受商標注冊證所記載的權利狀態的限制。此時，法院的司法確權判決效力必然高於商標注冊證，其具有直接否決和剝奪注冊人商標權的法律效力。

此外，國家商標局對法院的司法確權裁判負有協助執行義務，不得以商標權屬確認權「專屬」於商標主管機關為由而拒絕協助執行。事實上，商標主管機關只有正常的商標行政核准權，對涉及商標民商事權益糾紛並不享有確認權。
摘自《「iPad」商標案引發的規則之問》師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