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對稱戰略主導知識產權大時代

A. 言為公器：古人有知識產權觀念嗎

隨著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提出，知識產權的制度構建和保護日益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展示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中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不是很健全，有很多不足之處。回望中國幾千年的發展史，不難看出知識產權思想在中國古代就已有萌芽，只是受到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科技發展水平的影響未形成一種法律制度確定下來。學古通今，分析研究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思想，可以對我國現代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的完善作出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我國古代存在知識產權思想

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 J. Needham 1900 - 1995) 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在近代以前的十四個世紀里，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認識和用以造福人類的知識和技術遠勝歐洲，但是為什麼在近代科學，經得起世界考驗並得到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笛斯、格斯納、牛頓的思想都產生於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在中國或亞洲任何其他地方沒有發展起來? 這一問題隨後被學術界命名為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難題，科技界、經濟界、教育界等國內外的學者從各種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法律界的研究卻寥寥無幾，最近，有部分學者開始從法律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對於我國知識產權法制史來說，這也是有研究必要的。

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確實存在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在其2003 年出版的《知識產權論》一書中，就有關知識產權的起源，作者明確指出在中國古代即存在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認為國家對觀念的控制並不一定就不能產生知識產權保護，此外，雖然中國古代商品經濟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商品經濟。只要商品經濟存在，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客觀要求就客觀存在。統治階級本身對於知識產權保護沒有興趣，但是不能排除在某些情況下，以保護知識產權為達到其他政治目可能是其一種手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通過對中國古代歷史數據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發現了大量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特別是在版權保護方面。

筆者認為，知識產權誠然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我國古代時期交通閉塞，資訊匱乏，信息流通極度不暢，發明創造沒有保護的客觀條件，也沒有必要。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慢慢才衍生發明創造，雖然集中的王權並不認可私人創造的獨占性，在我國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麼都是皇帝的，但並不表示保護知識產權的思想或者行為並不存在，也許其所體現的保護並不符合相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嚴格定義，但是並不說明它們就不是知識產權保護，只是這種保護不完全，較為片面而已。

二、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

( 一) 版權制度

版權又稱為著作權，是作者對其創作的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已發享有的某些特殊權利，非經同意，他們不得出版或者更改，原始版權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七百多年，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傳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的情況很少見。活字印刷術發明以後，一件作品可以印製多冊出售，作品載體的復製品──圖書成為印刷商謀取利潤的商品。為了壟斷某些作品的印製與銷售，印刷商將待印的作品送請官府審查，請求准許其獨家經營。中國南宋期間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東都事略》，目錄頁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的聲明。我國以禁令形式保護刻印出版者，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建立通行全國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直至1903 年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通商行船修訂條約》，從而在中文裡使用版權一詞之前，光緒皇帝仍為保護《九通分類總纂》的翻印專有權下過敕令。我國晚清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清王朝仿歐洲大陸法系立法體系，編纂新律。1910 年，《大清著作權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

版權是一種財產權，從歷史書籍或者非正統的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文人很早就有了支付稿酬的現象，大家耳熟能詳的有陳皇後千金買賦，復得幸，一篇《長門賦》價值一千金，這一千金放在現代就是所謂的稿酬。據有關史料記載，春秋戰國以來大量的古典文獻作品都會有作者的署名，比如流傳至今的《老子》、《孟子》等，這說明古代的文人已經意識到作者署名權等權利的重要性，而對於剽竊抄襲的，會受到社會的強烈譴責。從中不難看出，我國古代民間人們對文人的知識產權也普遍持尊重態度。之所以版權權利在民間廣泛存在，而法律上未對其做一定的規定，沒有將其納入制度化的軌道，這和封建社會重農抑商，思想帝王控制，不尊重個體的思潮有直接關系。

( 二) 商標權制度

商標是商品的生產者、經營者在其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或者經銷的商品上或者服務的提供者在其提供的服務上採用的，用於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是使用於商品上的專用標記，用來區分生產者和產地。

據史詩記載，我國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現在兩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比如龍門鏢局，這就是有標記識別作用的店牌。宋代時我國的商標已較為完整，名牌和商號增多，一些標識用在商品包裝上，有目的地使消費者認明商品來源，不僅有文字記載而且有實物流傳至今。茶業、絲綢、服裝、醫葯以及其他行業的生產者，通過在其器物上打出標記，公開聲明他人不得使用期相關標記，在行會和地方官署登錄其標記等方法，來維系他們使用的商標。歷朝的法典確曾通過一套精心制定的法令限制使用某些與皇族或者官府聯系在一起的標記，如代表皇權的五爪的龍，還禁止模仿由景德鎮的陶藝藝人和其他專為皇家製作器物的人使用的標志，規定某些手藝人將其技藝傳至外國為非法。然而，這些禁令並沒有預示有一個比較集中化的法規模式。

當然，擁有商標不意味著擁有對商標的保護。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觀念和整體性的私法缺失，商標保護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基礎，中國古代確實沒有產生完整的商標保護法律，在古代中國。調整民事關系的主要方式是封建禮教，封建禮教的核心之一就是仁義禮智信，沒有什麼比確定道德與舉止合宜的禮儀更有用了，就這樣，禮促成了社會的秩序化，也約束了個人的行為。因此，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商人在交易中是很重視信用的，通過禮教規范的約束，商標的專用權受到了實際有效的保護。

雖然古代的作家或者商人曾很努力的想要保護專有的標記和程序，但是要達到這一目的還是存在了極大的困難，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是由於交通的閉塞，信息的不對稱性等。所以，在遇到例如現代的侵權問題時，商人和生產者會直接的通過行會或者組織應對解決這些問題，當組織解決不了時，就轉於官府機構，向官府求救並不是說起訴仿造者違法，古代的中國並未對此類侵權做出明確的成文法規定，而是請求官員防止不公和欺詐，利用權力命令侵犯者終止仿製行為。其實古代的封建中國，對於知識產權保護的事例完完全全都是為了鞏固皇權，這些官方的對私人的創造活動的保護只是捎帶的行為，或者是在知識產權人的金錢或者權利支配下的行為。

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入侵，市場的被迫打開，民族工業的發展，近代中國隨之開始形成商標法制。在1902 年中英關於《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的談判過程中，英方強烈要求中國就商標保護問題制定法律。這是我國中央政府首次和外國簽署有關商標保護、商標注冊和商標管理的內容。1904 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標法《商標注冊試辦章程》，為中國以後的商標立法提供了體系較為完整的藍本。1923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就是以《商標注冊試辦章程》為基礎，為實施上述《商標法》，正式成立了我國商標史上第一個中央政府商標注冊管理機構北洋政府農商部商標局。按照《商標法》審定、核准注冊了第一件產品商標，編輯出版了我國商標史上第一本宣傳商標法律、法規，公告商標注冊等內容的綜合性刊物《商標公報》等。所有這些中國商標發展史上的第一，都是在1923 年北洋政府執政時期誕生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又於1935 年和1940 年對《商標法》進行了修訂，使商標的構成要素、商標專用權的范圍、保護程序等更適合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 三) 專利權制度

1859 年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仁玕總管朝政後，在《資政新篇》中提出過建立專利制度的主張。1881 年資產階級改良派鄭觀應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給予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機器織布工藝以十年專利。隨後，不斷有一些新工藝和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被批准為專利的日漸增多。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光緒帝於1898 年5 月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由於頑固派極力反對，改良派主張的興專利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專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國建立和發展。1912 年12 月當時的工商部頒布了《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這成為我國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現代專利法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

對於知識產權的發明專利方面來說，據記載: 古代有一個世家家族研製出了一種不龜手之葯。一個謀士以千金巨資買走了葯方，後來配製給本國將士使用，打敗了強敵，該謀士也封官晉爵。由記載可知，兩千多年前的人們有將發明創造當作特殊財產加以利用的覺悟，但當時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中國古代缺乏規范性、成文性的保護創新的情況下，民間通過自己的一些方式保護自己的權益。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就是通過對技術的保密以達到保護自己經濟利益的目的，比如著名的同仁堂系草葯生產者們，只靠僱傭家族成員或者閹人，靠保守關鍵生產程序的秘密，不讓家族以外的人知曉，來維系其生產過程的機密性。還比如自立門派，祖傳秘方，傳子不傳女等。古代政府對諸如此類的民問保護措施也採取了默許的態度。這支撐了中國幾千年來領先世界的民間科技的發展，雖然沒有以法律條文將其一一羅列，但是不能否認其確實是有效的。

三、結語

我國古代法制建設滋生的土壤是封建社會皇權至高無上，這種為我獨尊的皇權和封建政治不能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提供充足的條件，在古代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人們尚且可以使得知識產權在夾縫中得到存在並發展，對於我們現代社會而言，國家法制進程的加快，知識產權制度應該作為重點去建設、去發展、去完善。在德法相輔相成的今天，不能只依靠古代的禮去規范人們的行為，而應該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規，將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升到完備的法律規范層面。

B. 知識產權交易，如何進行選擇

知識產權交易存在「四難」：
一是「對接難」：突出的表現是數以萬億的創新成果處於閑置狀專態，找不到買屬主；同時許多企業卻不知道去哪裡可以買到自己公司發展所需要的專利、商標或版權。
二是「匹配難」：什麼是好的專利和商標？不是最貴的，而是最適合企業自身情況的。而要做到資源精準匹配對接，不僅需要充分了解雙方需求，還需要准確把握市場預期。
三是「評估難」：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對其價值的評估是一個難點，把知識產權低價賣出去的情況，並不罕見。
四是「成交難」：在過去，知識產權交易信息不對稱，流程不透明，各種中間環節復雜，收費無標准，因此最後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成交很難。

C. 專利制度的中國發展

一、適合專利制度發展的新「長尾」
克里斯·安德森在他的《長尾理論》一書中用簡單的「數量」和「品種」兩個維度構成的坐標，闡述了只要滿足1、製造它；2、傳播它；3、幫助找到它這三個條件，就可以把傳統的大規模生產與新興的小批量生產的特徵全部概括進去，從而形成一條數量龐大，品種繁多的長尾。專利制度下的技術創新激勵亦是如此。
中國在吸收了國外的專利制度基礎上，又利用了專利費用減緩、「一步到位」的專利申請等特色方法大大降低了申請人的經濟准入門檻，輔以專利制度的保護與公開，配合網際網路作為知識傳播工具的廣泛使用以及服務領域的不斷膨脹的創新活動，形成了一條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資源長尾。所以才有了20多年來，中國專利申請數量保持著驚人的增長。使更多的人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知識產權，形成一個鼓勵科技進步，維護知識產權的社會氛圍，促進了全國范圍內的創新發展。從而真正做到科技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和以人為本，使得申請人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推動了社會的創新與發展。
專利申請門檻的降低恰恰反襯了知識創造的不易。由於專利技術具有信息化特徵，使得侵權者復制的成本趨近於零，同時它兼備創新性和稀缺性，在同一時期很難找到替代品，如果不加以保護，就會使侵權行為變得肆虐泛濫，研發成本與收益不對稱，鮮有人願意再創造產出，結果導致供給不足，不僅造成市場失靈，而且嚴重挫傷創新者的積極性。所以，專利保護所確定的率先性和獨占性的專利控制形式是對發明者所冒風險和智力投資的回報。作為創新保護的「原動力」是專利制度與生俱來的特殊氣質。也是維系這條不斷創新長尾的保障。 二、大規模協作環境下的專利創新
多年的積累，已經使中國成為「專利大國」，但是離「專利強國」還有一定的差距。評價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高低，重要的是有效專利的擁有量，而不僅是發明專利的多少。專利只有經歷了從授權到應用、產業化等一系列過程的成功，才能稱之為「創新」的有效專利。
專利制度本身是一個「舶來品」。由於中國專利制度建立較晚，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等方面的差距，怎樣消化西方國家的百年精粹，在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語境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並且尋求有效措施來緩解、調整和消除專利制度在我國的「排異」現象，尋求以技術創新為支撐的知識密集型發展軌跡是擺在發展中國家面前嚴峻的問題。因此，提升中國專利質量，探索出一條有別於西方的差異化專利制度，形成中國自有的高效創新體系尤為關鍵。具體措施有：
合理利用國內外專利文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其一，通過對專利文獻這座寶庫中所蘊藏的技術信息進行挖掘，人們可以了解世界各國以及企業的科技發展最新水平，預測高新技術發展趨勢，分析潛在市場發展動態。從而選擇正確的技術創新方向和途徑。其二，有效地配置資源，抬高技術創新的起點和水平，避免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其三，尤其對於我國一些實力較弱、剛剛起步的企業來說，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幫助他們迅速地進入該領域。
在開放的平台上協作創新。被譽為台灣IT業「教父」的施振榮在《再造宏碁》中提出——採取與本土企業合資的方式是跨越東西方文化與商業壁壘，實現華人企業國際化的一條良好途徑。採取「專利聯盟」的策略是在當前知識經濟環境下，特別是中國入世後知識產權發展的一個新思路。
積極引進外資。資本市場是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相結合的產物，也是連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紐帶。離開了資本市場的支撐，技術創新將會困難重重。隨著中國的市場的不斷開放，國際風險資本與信貸資本逐步注入，可以通過資源的超常規配置來激勵創新和培育新興產業。
建立一系列有利於創新的文化和制度環境。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主要包括要素、需求、相關與支持性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態勢，以及政府與機遇等因子的組合。這些因子共同形成一國產業的聚集，聚集越強越緊密，該國產業之競爭力越強。所以，成功的創新要求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營銷創新等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
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應當在適合國情的基礎上調動現有的優勢，去彌補中國知識產權方面的劣勢，彌補質量的劣勢，提高市場競爭，鞏固和完善已經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制度。

D.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E. 現代專利制度是以申請人對發明創造的公開換取法律給予的保護，是現代經濟技術發展的一項重要制度保障。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