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商品化

⑴ 王勝民的《我國的物權法制度》的內容

摘 要]典權制度是中國所特有的經濟法律制度，其產生與中國過去特定的經濟形態相適應。在現階段物權法的制定的過程中，是否應當在物權法中規定典權制度，是我國法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本文將深入探討典權在我國現實的法律體系中是否有設立的必要。

[關鍵詞]典權制度 物權法 質疑

一典權的概念、性質及其歷史根源

典權是指支付典價，佔有特任不動產而為使用收益的權利。[1]佔有他人不動產而享有使用收益權利的一方，為出典人；收取典價而將自己的不動產交典權人佔有、使用、收益的一方，為出典人；作為典權客體的不動產，稱為典物；典權為典權人為對他人不動產佔有、使用、收益而付出的對價。

對於典權的性質，主要存在三種學說：一是用益物權說，即認為典權是用益物權；二是擔保物權說，即認為典權是擔保物權；三是特種物權說，即認為典權既不是純粹的用益物權，也不是純粹的擔保物權，而是兼具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性質之特種物權。另外還有買賣合同說，認為典權是附買回條款的買賣合同等。我認為，典權在性質上應當屬於用益物權。原因在於，典權人所享有的典權，是一種使用收益的權利。換句話說，典權人設立典權是為了獲取典物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收益權符合用益物權的性質。另外，典權設立不以先前債權的成立作為要件，是主物權，這是典權制度與擔保物權所區別的最為顯著的一點。

我國的典權制度源於唐朝，這是學界公認的事實。典權的產生和我國所具有的特有的小農經濟生活方式是分不開的。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我國古代，土地具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以為土地幾乎是一切生產生活資料的來源，為安身立命之本。對於祖輩而言，能夠留住土地房產，即是守業；對後輩來講，得到房產土地即為創業。中國老百姓敬祖觀念極深，對於祖輩遺留下來的產業均希望世代保存。變賣祖產，特別是土地房屋是很恥辱的事情。所以即使遇到急需金錢的時刻，也不願輕易放棄土地房產。第二，在我國歷史上，土地的買賣受到限制。如在唐令中規定，每丁男受田一頃，其中20畝為永業，80畝為口分。永業田可承傳，口分田在主人死後須交還政府。因此均田制下，口分田一般不準買賣。因此，在我國古代的土地制度下，縮小了利用土地融資以供繼續的范圍。但是，在商品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缺乏金錢調用的情況下，對於廣大小農來說，土地房屋為期主要家業，若遇到急需金錢的情況或因錢債無所措施時，似乎只有土地房屋可以解危。因此，典權制度就有了存在的必要。第三，土地兼並促使了典權制度的產生與反展。土地兼並始於唐朝，並且愈演愈烈，致使違法買賣之典制產生。[2]通過以上的簡要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的貧困是人們不願以通常買賣方式處置土地房屋謀取資金的根本原因，限制土地買賣的法律規定是使人們尋求其他土地房屋處置方式的制度因素。正是在貧困、禁賣、兼並等諸多主要特殊條件的共同作用下使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獨特的典權制度。

二在我國現代社會中典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與我們前述的中國特有的經濟條件不同，在古代國外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比較快，但是從未出現過典權制度。如在《漢穆拉比法典》的全部法律條文之中，民商法條文佔80％，其中存在多種類型的商品交換的方式，但並未規定典權制度。在羅馬法中也不存在典權制度的規定。後來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典型代表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中，均未規定典權制度。舊中國的民法對典權制度的專門規定，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生活條件下對我國原有的典權制度規則的系統總結。但是關於典權制度的規定不像其他的制度一樣可以參照國外的規定，所以在制定物權法的過程中，關於是否規定典權還有很大的分歧。我認為，根據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狀況，典權制度的設立已經沒有了根基和必要。

（一）從典權制度的功能和當今社會的需求來看，典權制度已經沒有了存在的根基。典權是一種用益物權，從法理的角度上來講，典權人取得典權應該是為了取得對物的用益，但從現實中典權的功能來看，其存在的意義不大。首先，典價的金額過高。典價是處於買賣的價格和租金的價格之間的價格，而典權人獲取的權利遠少於所有權人。並且從使用的角度來看，典權人享有的便利不如租賃人，而且租賃的手續要相對簡單得多。其次，對於不約定典期的典權來講，出典人隨時可以要求回贖，這無疑是對典權人的用益權的阻礙。最後，典權雖然在性質上屬於用益物權，但是在現實中，其功能還是體現在對於債的擔保上。多數人設立典權是為了獲取對方的信任並獲得資金的支持，典權的設立也多是出於出典人的要求。因此，從典權的功能來看，雖然典權重在用益，但是許多人仍然將它用於擔保。所以，典權在現實中的功能可以被其他的擔保方式所代替，典權的存在並沒有很大的意義，並不需要單獨設立典權。

（二）從典權的客體的范圍上看，典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土地的私有制被廢除以後，典物的范圍越來越小。典權的客體是不動產，最主要的不動產就是土地和房屋。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度，建立了土地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自然人手中已經不再有土地所有權。土地被出賣、出典的情況不可能出現。因此，我國現階段的典權客體只能是房屋。而且，在我國新的《物權法》草案中規定，典權的客體只能是住房，其他種類的房屋不能在作為典權的客體。可以看出，我國傳統典權制度中的典物的范圍已經非常小。有學者指出：「隨著住房商品化政策之推行，人民所有不動產將大量增加」，[3]從而得出我國典權制度將大有適用空間。但是我認為這是缺乏對我國現實情況的把握。我國過去大多數人的觀念是不惜傾盡所有而取得房屋的所有權。因此，完全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房屋很多。但是隨著房屋價格的日益攀升，房屋的價格並非一般收入得人能夠一次性付清。而且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產生了轉變，不願意將大筆的資金投入到房產中，而更願意用來作為其他的投資。因此，我國現實中大量存在的現象是利用銀行貸款，通過按揭買房，而且按揭期都很長，現代的個人取得房屋完全所有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更是少數。所以，唯一作為我國典權制度客體的住房，其范圍也受到了現實的制約，大大縮小。可以說，典權制度的客體和調整對象相當有限，在物權法中對典權單獨規定沒有必要。

⑵ 費用性擔保物權優先於融資性擔保物權

費用性擔保物權優先於融資性擔保物權。

費用性擔保物權是指依法律規定為擔保因保存或增加標的物的價值所發生的費用而產生的擔保物權，如留置權。融資性擔保物權是指為擔保融資而設立的擔保物權，如抵押、質押。由於費用性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是為保存或增加標的物的價值而發生的，是融資性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的基礎，所以法律予以特別保護，賦予其優先效力。

例如：甲因為缺錢將DVD質押給乙，乙發現該DVD有質量問題無法使用，乙就將DVD送到丙處修理，但是由於乙未支付丙的維修費，丙就對該DVD機行使留置權。兩種擔保物權存在先後順序的沖突問題，這時，作為"費用性擔保物權"的丙的留置權優先於作為「融資性的擔保物權」甲的質權。

############################關於物權優先效力的相關法理如下：

物權的優先效力，稱為優先權。其包括以下內容：

（一）物權的對外優先效力，即當物權與債權同時並存時，物權具有優先於債權的效力。物權之所以具有對外優先效力，原因在於物權系屬對物直接支配的權利，而債權非有債務人之行為介入，則不能直接支配其物，二者性質有此不同，故物權有優先效力。物權的優先效力體現在：

① 所有權的優先性。此種情況常發生於一物數賣中，已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買方之權利優先於另一買方所享有的債權，僅享有債權的買者不得依其債權請求已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買方交付標的物。

②用益物權的優先性。即當某特定物已成為債權之標的物，但該物上如有用益物權存在，該用益物權優先於債權行使。

③擔保物權的優先性。即當擔保物權與債權並存時，擔保物權具有優先於債權的效力。特別是在破產程序中，擔保物權可以產生出別除權的效力。

④物權優先於債權的例外情況是「買賣不破租賃」。在租賃期間，如果出租人將租賃物的所有權移轉給受讓人，受讓人不得依其所有權主張租賃合同終止，要求承租人交回租賃物。此時，承租人的承租權在法律上雖屬債權，但承租人對於租賃物已經取得佔有、使用的權利，該權利與單純的債權不同，具有對物支配性，而非僅為請求權。

（二）物權的對內優先效力，即在多個物權並存的情況下，先設定的物權優先於後設定的物權。在確立各物權的優先效力時，應遵循如下規則：

①先設定的物權優先於後設定的物權，即「先來後到」規則。這一規則的適用同時又引申出另一個規則，即後成立的物權不得妨礙先成立的物權。先物權的實現可導致後物權的消滅或自然排除後物權。

②定限物權優先於所有權。因為定限物權通常是根據法律規定和當所有權人的意志所產生的，其存在本身形成對所有權的限制，具有對抗所有權的效力。

③擔保物權優先於用益物權。同一標的物上存在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時，擔保物權優先於用益物權而實現。這一規則有利於建立市場經濟信用制度。

④費用性擔保物權優先於融資性擔保物權。費用性擔保物權是指依法律規定為擔保因保存或增加標的物的價值所發生的費用而產生的擔保物權，如留置權。融資性擔保物權是指為擔保融資而設立的擔保物權，如抵押、質押。由於費用性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是為保存或增加標的物的價值而發生的，是融資性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的基礎，所以法律予以特別保護，賦予其優先效力。

⑤在某些情況下，法律基於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規定某些發生在後的物權有優先於某些發生在先的物權的效力。如海商法上的船舶優先權，此時，應依據法律規定確定物權的效力。

（三）同一物上既存在著某種物權，也存在著某種既具有物權性質又具有債權性質的權利時，前一種物權優先於後一種物權。民法將一些權利如租賃權等雖然規定在債權法之中，但又賦予權利人享有物權的效力，如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然而租賃權本質上仍然是具有物權性質的債權，其債權的色彩仍十分濃厚，所以當租賃權人所享有的優先購買權與共有人享有的優先購買權發生沖突時，共有人所享有的優先購買權應當優先，因為共有人所享有的優先購買權是基於所有權而產生的，而租賃權人所享有的優先購買權是基於主要體現為債權的租賃權所產生的。所以按照物權應當優先於債權的規則，前一種優先購買權應當優先於後一種優先購買權。

總之，物權的優先效力是其區別於債權的一項很重要的特徵，也是物權作為一種對世權的效力的表現，它有利於保護物權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⑶ 為什麼說「房改房」不適用《物權法》

「房改房」是一項政策性極強的職工福利分房和優惠購房，每個職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房」是國家對職工工資中沒有包含住房消費資金的一種補償，是我國「住房分配製度」向「住房商品化」過渡的一種基本形式。 國家「房改政策」大約始於90年代初，結束於90年代末。
「房改房」與後來出現的「商品房」具有本質區別。一旦涉及「房改房」的產權問題，就不能脫離「房改政策文件」、「職工家庭福利分房」和「職工家庭優惠購房」這個本質特徵。
「房改房」不是「商品房」，它本身就是「國家在特定時期的一種政策性產物」，其「政策性極強」，其案件性質屬於國家政策性產物，其產權關系與其家庭參與分房人員有必然的聯系，它不是一般商品。另外，在七、八年後出台的《物權法》，對「房改房」歷史事實不具有「法律溯及力」。

⑷ 法律上有沒解釋房改房不適用物權法

「房改房」物權確權糾紛案，適用於國家、地方和工廠 「房改政策文件」；適用於「上海高院」關於《處理公有住房出售後糾紛的若干意見》的通知 【(1996)滬高法(1996)250號】文件；適用於《民法通則》的帝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不適用於《物權法》。
「房改房」是一項政策性極強的職工福利分房和優惠購房，每個職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房」是國家對職工工資中沒有包含住房消費資金的一種補償，是我國「住房分配製度」向「住房商品化」過渡的一種基本形式。 國家「房改政策」大約始於90年代初，結束於90年代末。
「房改房」與後來出現的「商品房」具有本質區別。一旦涉及「房改房」的產權問題，就不能脫離「房改政策文件」、「職工家庭福利分房」和「職工家庭優惠購房」這個本質特徵。

⑸ 永佃權的永佃權本質特徵

以目前之史料而觀之，永佃權制度於西方產生甚早。「永佃權」(Emphyteusis)概念本來自於希臘語，足證遠在古希臘時期永佃權已具原始雛形。1延至公元二世紀正式成為一種法律概念，優士丁尼時期形成一種完備的制度並為後世所因襲。2有學者認為永佃權制度萌芽於《漢穆拉比法典》，其時土地歸王室或公社佔有，耕地則分配給各家使用，使用者以繳納賦稅或服勞役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該種權利可世襲。3中國永佃權最早始於何時目前學界尚無定論，但在唐中葉以後，隨著大地產的形成，土地用益物權本身獲得了歷史性進步。人地資源的嚴重失衡必然帶來新的土地租佃關系，而遠在三國時期農村佃農業已基本脫離人身性依附，取得了自由的人身權利。4如所周知，唐中葉以前之土地兼並主要是土地佔有權之兼並，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租稅合一制度成為該種土地所有權之內在支撐。唐中葉以後，土地私有化已成為普遍的社會趨勢，均田制之瓦解直接衍生了庄園制經濟，同時佃農對地主之人身依附關系隨之鬆弛，現代封建租佃關系正式成立，而內容齊備、權責明確、人格平等、產權明晰的土地租佃契約遍及全國。5土地私有化與佃農人身自由化為永佃權制度之產生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土壤和廣闊的歷史生存空間。宋代因唐舊制，「不抑兼並」，6「田制不立」，7土地買賣、租賃「民自以私相貿易，而官反為之司契券而取其值」。8大庄園經濟與小農經濟最終形成中國農村經濟之歷史主流，永佃權制度也應運而生，延及明清，終成燎原之勢。
關於永佃權之名義，一般稱之為田面權，地主之所有權與之相對應稱之為田底權，田底、田面之稱，江南各地，異名頗眾。計有大買、小買，賣租、頂首，田骨、田皮，民田、客田，小租、大租，田面、田根，上皮、下皮，大業、小業，大苗、小苗，糧田、質田等數種。9永佃權之強大推進力使之在民間經濟生活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迄至民國時期，永佃權人（佃農）尚享有極大的土地經營權及該種權利之自由轉讓權，成文法與習慣法對此形成了雙重保護，最終推動了封建地產市場原始規模的形成與發展，也緩解了明清兩代因人口激增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誠如上述，永佃權之歷史演進過程說明封建大地產的規模化與佃農人身自由化使用佃權制度產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而人、地關系的高度失衡又必然催生一種新的土地租佃關系，正是基於此使得永佃權具有了與其他民事契約關系不同的特質。一般而言，永佃權制度之形成途徑或原因有以下幾種。
1、農民基於開墾地主之荒田或無主荒田而享有永久佃作之權利。以該種方式取得土地用益物權又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租佃契約形式從國家或地主處取得土地用益物權，此類為常態；另一類則是以競爭締約方式取得土地用益物權，此點足有可多者。就宋代而言，此類競爭性締約方式已然相當發達，以招標、投標方式締結契約於當時具有普遍性，以官方對土地經營權之處分為例，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八月，朝廷對浙西州縣積水減退後的露出的田土採用實封投狀方式進行招標「遠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盪及退灘沙塗等地，並打量地畝、立四至座、著望鄉村，每圍以千字型大小為號，置籍拘籍，以田鄰見納租課比撲，量減分數，出榜限一百日召人實封投狀，添租請佃，限滿拆封，給租多之人。每戶給戶貼一紙，開具所佃田色步畝，四至著望，應納租課。如將來典賣，聽依系籍田法請買印契，書填交易」。10從此則史料可知：其一，宋代之農戶或佃農可通過招投標方式取得土地用益物權，該種土地經營權具有物權效力，可以對抗原所有權人；其二，該種土地用益物權系依競爭締約方式取得，具有極強的公示性和公信力；其三，該種土地用益物權可由佃權人自由處分、典賣，所有權人（國家或原所有權人）不得非法干預。取得，具有極強的公示性和公信力；其三，該種土地用益物權可由佃權人自由處分、典賣，所有權人（國家或原所有權人）不得非法干預。
2、農民將自有土地出賣與他人但保留土地之耕作權，俗謂「賣馬不離槽」、「賣田留耕」、「賣田不賣佃」。此種情形一般表現為農民無力償債，以土地抵償，或迫於生計，或耕作不力，或為逃避經營風險（荒欠）而轉讓自有土地之所有權，但為維持生計又於出賣契約中明確約定轉讓所有權的同時保留土地之耕作權，是民間實現自我救濟與進行土地融資的有效途徑。
3、基於契約買賣取得他人土地之耕作權。此種類型是永佃權權利形態完備後而產生的一種新的買賣類型，至遲在明代，田骨、田皮已相互分離，土地上出現一種雙重所有權，此即所謂「一田二主」現象。田皮權（土地用益物權）獨立於田骨權（土地所有權）並可自由流轉，使永佃權這種權利本身也成為一種買賣標的。據現存史料考察，明清兩代永佃權本身發展成為交易標的在全社會已是相當普遍的社會經濟現象。章有義先生對清代徽州休寧朱氏之置產簿進行了極為精微的研究，發現出賣田皮權與田骨權民間俗例均獨立簽約，其中嘉慶年間吳惟大將田皮、田骨同時賣與朱氏，立契兩紙，此種一田兩契現象僅朱氏置產簿中即達伍例。11是知田皮權已然完全脫離田骨權人之制約，獲得了獨立的地位。
4、以繳納押租的方式獲取他人土地用益物權。此類獲取土地用益物權之方式是第三種之變體。明代以來定額租制度進一步完善成熟，至清代已在全國占據主導型地位。定額租制度下的地主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之分化程度越來越高，直接導致了土地用益物權之商品化，押租制的出現是其典型。所謂押租，是佃農以交付押金的形式獲取地主之土地經營權，換言之，地主通過收取押金轉讓土地經營權。該項制度可考者始於明代，清代流行於全國。此點是對傳統永佃權的改良，標志著土地用益物權的商品化、貨幣化。12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江南農村經濟為例，佃農只需交納一筆「頂首費」或「羈庄錢」，「押佃」關系即告成立並受到習慣法的保護。押租制度極大豐富了中國傳統地權內容，以前諸多禁止買賣之土地隨之進入市場流通，如「祭田」（「祀田」）、「學田」等「永禁買賣」的土地紛紛以押租形式流入市場。13嗣後押租制度通過加押減租的形式演化為名為土地用益物權轉讓實則為土地所有權轉讓，進一步推進了土地私有化、商品化程度。 永佃權之基本特徵亦即地主與佃農相互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表現為如下幾方面：
1、佃戶以繳納地租或押金形式獲取地主之土地用益物權。
2、佃戶獲取自由佃作的權利並可自由退佃，地主無權干預對土地之直接經營權，更不得隨意撤佃。此即民間著名之「只准佃辭東，不準東辭佃」；同時，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繼承、贈與均不影響佃戶之土地用益物權，此即民間法諺所謂「換東不換佃」。
3、佃戶之用益物權可自由處分，地主無權過問更不得向第三人追及。就民間習慣層面而言，土地用益物權不僅可以繼承，還可以出租、典賣或設定抵押。14此點使永佃權在佔有、使用收益、處分之外，尚具有融資功能，為土地商品化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前景。
4、地主轉讓土地所有權（田骨權）時，佃戶（田面權人）享有優先購買權。以宋代為例，自北宋以來，官私田產買賣已趨正常化、規模化，官府出賣官有田業時，賦予承佃人（見佃人）先買權，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出賣戶絕入官之田產，「榜示見佃戶，依價納錢買充永業」，「若見佃戶無力收買，即問地鄰，地鄰不要，方許中等已下戶全戶收買」，其後兩年，又一次詔示地方州縣出賣戶絕、沒官田時，應出榜曉示見佃戶優先購買，若其不願或無力收買時，方許按常規依序遞問地鄰戶諸色人等是否購買。15至於南宋，在競爭性契約關系中締結的租佃合同仍以見佃人之優先權為首務。以招標租佃合同為例，招標、投標、決標任何環節均不得侵害見佃人之優先權。承佃人之優先權表現為優先承佃權和優先承買權兩種，依宋朝之例，承佃人所享有的優先權有三種：一是同等條件下的優先權。紹興二十八年（1158)朝廷制「實封投狀法」，跡近於今日之招標制度，開櫃拆封後，「以時比較，給著價高人。內著價同者，即給先投狀人。或見佃賃人願依著價高人承買者，限五日投狀聽給」。16按此規定，投標者中出價最高之人並不能當然獲得承佃權，如見佃人願以同等價格承佃，則投標人必須讓位承佃人之優先權。二是帶優撫性質的優先權，即給予見佃人一定優惠條件並賦予其優先特權，鼓勵其繼續管業。據紹興五年（1135)正月指揮：「限滿拆封，給著價最高之人……仍具最高錢數，先次取問佃賃人願與不願依價承買，限五日內回報。若系佃賃及三十年已上，即於價錢上以十分為率，與減二分價錢，限六十日送納」。17這不僅使見佃人之優先權效力高於投標出價最高之人，同時尚優惠20%之價錢，確乎有利於發揮物業價值利用。三是招標前享有優先添價權。即官府在招標之前，如見佃人願加價，則中止競爭招佃程序，如不願添加佃價，則視為放棄優先權，官府有權介人，投狀添租奪佃。18此種制度延及清末民初以至於今日諸多法律條文中，有力地保護了永佃權人之權利。前者如直隸各地旗地之佃作人當旗人業主欲出售產業時必先盡佃戶留買，19後者如今日台灣土地法規中永佃權人之先買權等等。

⑹ 郭明龍的學術論文

1．郭明龍：「人類基因信息權益的本權配置」，《法學》2012年2月（2012年第2期），CSSCI。
2．郭明龍：「論個人信息之商品化」，《法學論壇》2012年11月（2012年第6期），CSSCI。
3．郭明龍：「論精神損害賠償中的『侵權人獲利』因素」，《法商研究》，2009年2月（2009年第1期），CSSCI。
4．郭明龍：「論不動產「冒名處分」中善意第三人權益之保護——兼與王利明教授、傅鼎生教授商榷」，《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10月（2012年第5期），核心期刊。
5．郭明龍：「精神性人格權之定性—兼論侵權責任法第20條對人格權立法之推進」，《人民論壇》2012年8 月（2012年8月下），核心期刊。
6．郭明龍：「民事責任范疇論綱——三種對立主張的檢視」，《新疆社會科學》2008年5月（2008年第3期），CSSCI。
7．郭明龍：「對第三人侵害債權的理論反思」，《新疆社會科學》，2007年12月（2007年第6期），CSSCI。
8．張新寶、郭明龍：「論侵權死亡的精神損害賠償」，《法學雜志》2009年1月（2009年第1期），CSSCI。
9．王利民、郭明龍：「民事責任歸責原則新論——過錯推定規則的演進:現代歸責原則的發展」，《法學論壇》，2006年12月（2006年第6期），CSSCI。
10．王利民、郭明龍：「論和諧社會的私法構建」，《河北法學》，2006年2月（2006年第2期），CSSCI。
11．郭明龍：「論物權請求權的獨立性與純粹性——以物權請求權實現之費用負擔為切入點的分析」，《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年1月（2008年第1期），CSSCI擴展版。
12．郭明龍：「擬制與衡平：一般人格權保護之路徑」，《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5月（2008年第5期），CSSCI擴展版。
13．郭明龍：「侵權統一救濟模式質論補遺」，《蘭州學刊》，2007年3月（2007年第3期），CSSCI擴展版
14．郭明龍、王利民：「轉制與應對——論我國不動產登記瑕疵救濟模式的結構性變革」，《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6年10月（2006年第5期），專業期刊。
15．郭明龍：「論機動車商業價值貶損賠償」，《判解研究》2008年4月（2008年第1輯），專業期刊。
16．張新寶，郭明龍：「侵權死亡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之算定」，《判解研究》，2008年6月（2008年第2輯），專業期刊。
17．張新寶、郭明龍：「侵權責任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請求權的關系」，載於易繼明主編：《私法》，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
18．郭明龍：「論機動車商業價值貶損賠償」，《疑難侵權案件理論與實踐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6月版，論文集 。
19．郭明龍：「論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對民法教學改革的啟示」，《法學教育改革與探索》，法律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論文集。
20．郭明龍：「侵權責任請求權與無因管理關系辨析」，《天津濱海法學》，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8月版，論文集。
21．王利民、郭明龍：「邏輯轉換與制度創新」，《政法論叢》,2006年10月（2006年第5期）。
22．郭明龍：「消費者與消費行為的界定」，《團結》，2006年10月（2006年第5期），綜合期刊。
23．郭明龍：「附帶訴訟制度構建質疑——兼論行政、民事糾紛交織案件的處理」，《廣西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6年3月（2006年第2期），專業期刊。
24．郭明龍：「論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民法發展」，《政法論叢》，2005年2月（2005年第1期），專業期刊。
25．郭明龍：「離婚訴訟一方當事人與他人達成調解幷主張系共同債務，該調解書效力應如何認定」，《人民法院報》2004年9月23日第3版。
26．郭明龍：「銀行信貸員持儲戶現金回銀行辦理正式儲蓄手續途中遭竊誰承擔責任」，《人民法院報》2003年10月19日第3版。
27．郭明龍：「受害人因其弟侵權死亡其母放棄追究其弟責任——對其近親屬的死亡賠償金是否扣減」，《人民法院報》2003年7月3日第3版。
28．郭明龍：「第三人舉證確鑿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兼與惠春霞同志商榷」，《人民法院報》2003年5月18日第3版。
29．郭明龍：「試論對具體行政行為的附帶性審查」，《政法論叢》2002年第3期，專業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