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與知識產權

B. 知識產權有關知識

發展中國家似乎把保護知識產權看做是件很高尚的事情，甚至是區分文明人和野蠻人的標志。我猜想，在人們的潛意識里，似乎保護知識產權就等於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知識真的可以被據為私有嗎？傑斐遜就不同意。他聲稱思想其本身不能受限制或據為己有，因而發明就起本身而言不能成為財產實體。新經濟增長理論指出，人們之所以可以保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人們的收入水平之所以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斷地提高，主要就是因為知識無法完全私有化，知識是一種「准公共產品」。知識如同黑夜裡的燈光，不僅照亮了房間里的人，也能夠讓那些過路人看清道路。那些想永遠占據思想壟斷權的葛郎台們，就像是把房間的門和窗戶緊緊關起來，貪婪卻徒勞地希望，這樣一來就不會讓外邊的行人「享受」到他們的燈光。除非新的產品和新的服務一直被鎖在保險櫃里，否則只要這些新的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人們就可能會學習和模仿體現在這些產品和服務中的部分新知識。由於人們總是能夠「免費地」學習到新的知識，後一代的人總是能夠以更低的成本開發出來更新、更多的產品和服務，這才使得人類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更何況許多被應用於商業的發明創新本來就所源自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活動。根據美國制葯業協會提供的信息，只有43%的葯業研發機構由本工業自身提供資金。而29%的研發機構由美國政府的國家健康研究院資助。
我們承認，保護知識產權能夠提供激勵機制，激發出更多的創新。林肯曾經說過，「專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創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這種燃料」。然而，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謬誤。知識產權並不是惟一的添加劑，與赤裸裸的利益相比，名譽和好奇心或許是更好的燃料。知識產權甚至不是讓創新者獲得利益的惟一工具，比如說，我們可以用懸賞制度獎勵創新者，而市場本身就已經發明了相當精妙的激勵機制。即使沒有專利，創新者仍然可以利用許多「天然」的保護機制，獲得大量的收益。這些「天然」保護機制包括「模仿時滯」（由吸收新知識的成本造成）、「名聲利益」（作為首創者）。一位叫Levin的美國經濟學家對650名高級研發經理的調查發現，專利反而沒有「模仿時滯」和「向下移動的學習曲線」等「天然利益」重要。在另一項有趣的調查中，Mansfield詢問100名美國公司的研發執行主任：如果沒有專利保護，將會有多少發明和創新不會出現。這100名代表來自12個工業集團，其中只有三種工業的代表認為這一比例會較高（制葯業60％，其他化學工業38％，石油工業25％）。有6種工業的代表答案是基本為零（其中辦公設備、汽車業、橡膠產品和紡織是0％，初級金屬和儀器製造行業是1％）。認為比率很低的行業還包括：機械工業17％，鋼鐵製造業12％，電器11％），平均的比率大約為14％。Mansfield後來在英國和德國也做了類似的調查，結果與此類似。
即使知識產權保護了創新者的利益，但是，創新者的利益和全社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嗎？換言之，保護知識產權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很多學者擔心：專利體系的「贏者通吃」的本質會阻礙創新者之間的競爭，或是導致創新努力與投資的重復。還有的學者指出這一體系會導致發明者努力改進已有專利，而不是創造出真正的新知識，因而資源被浪費。考慮到科技進程的積累性和互動性，對關鍵創新的強有力的保護可能會延誤競爭者創造出對世界更有用的革新。許多人還問為什麼所有的發明盡管其社會價值不同，卻都獲得同樣期限的保護及為什麼保護期限長達17或20年。
在發展中國家，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能否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更值得懷疑。沒有證據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會鼓勵更多的研發活動。實際上，最近在發展中國家所作的關於對科技問題的研究表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新知識不是可以申請專利的那種。發展中國家最需要的知識並不是從世界角度來說真正新穎的知識，而是更適合當地情況的知識。為了進一步吸收更高級的科技知識，發展中國家必須首先模仿和復制，在這種模仿和復制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出現了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學習並掌握新的生產過程需要付出努力；追蹤新的技術發展也需要付出努力；評價和選擇適用的技術業也需要付出努力；把新技術應用到本國的生產條件中，需要在生產過程、生產工藝、組織安排做出調整；這些努力均表現為對技術能力的投資，並導致本國有效使用技術知識的能力的提高。遺憾的是，這些在模仿和學習的過程中積累的知識進步卻無法得到專利體系的保護。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國家不得不用幼稚產業保護和其他工業政策措施來鼓勵這種科技發展（19世紀的美國和其他追隨者就是這種情況）。不幸的是這些措施在當今WTO協議下是受到禁止的，盡管這些措施並不像所認為的那樣有害。哈佛大學教授Helpman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Grossman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模仿行為反而能夠促進發達國家的創新。
WTO框架下的TRIPs由於其缺陷，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產生了相當負面的影響：（1）TRIPs強化了發達國家廠商的壟斷力量，使得他們能夠攫取更多的利潤，但同時卻使得產品價格高企，妨礙了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也包括發達國家消費者）的利益。姑且不提計算機軟體、音像製品的高昂價格，更嚴重的是，有些產品直接關繫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和健康，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卻無法獲得。舉治療艾滋病的葯品為例，全球范圍內的艾滋病患者已經有3600萬人，其中95％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在某些非洲國家，由於多於1/4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其人口壽命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下降20歲。如果能夠及時得到葯品，艾滋病的死亡率可以大大降低。然而，美國公司生產的治療艾滋病的葯品，夠一年使用的劑量價值10，000-15，000美元，而在印度生產類似的非專利葯品，價值只有300美元。（2）發達國家利用TRIPs竭力阻止先進技術流入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為了提升技術水平必須付出更昂貴的代價，而在某些情況下，發達國家乾脆完全關閉了大門，讓發展中國家無從獲得先進技術。印度的企業為了履行《蒙特利爾公約》，打算不再生產對臭氧層有破壞影響的CFCs，而是轉產對環境保護更有效的HFC134a，但是擁有專利權的美國公司開口就要2500萬美元的高價，其實際價格不過200萬到800萬左右。為什麼美國公司漫天要價，為的是好就地還錢：它想要購買並控制印度公司的股權。（3）TRIPS允許以前被認為非專利性的天然物質和程序申請專利（微觀有機體，生物過程等），這將從根本上改變知識產權的含義。原本的知識產權只是保護創新者，而在加進對微觀有機體和生物過程的保護之後，知識產權保護的可能只是盜竊者。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發達國家正在伺機進行「生物盜版」活動：一些發達國家的生產商能夠將在發展中國家已經廣為人知的東西申請專利，這是因為他們能夠重新包裝這些由傳統知識體系組成的產品，這些產品根據協議是可申請專利的，而發展中國家卻沒有這種能力。這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害將是很大的：美國的一家公司試圖申請用一種草葯治療傷口的專利，而印度政府針鋒相對地指出，印度人自古就知道這種草葯的療效。但是，另外一家美國公司卻順利地把從泰國的苦葫蘆中提取治療艾滋病葯物的技術注冊了專利，盡管這首先是由泰國的科學家發現的。
人們在有意無意地忽視歷史的教訓。那些聲稱保護知識產權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惟一選擇的西方學者，篡改了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真相是。凡是後進國家，無不通過「偷師」引進技術。在發達國家進行工業化的早期，知識產權從來就沒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尤其是對其他國家的知識產權更不尊重。與發達國家過去的做法相比，當代發展中國家在許多方面做的要好的多。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是技術水平最先進的國家，為了防止技術泄露，英國甚至通過法律的形式阻止熟練技工出國。為了應對先進國家阻止技術外流的這些措施，較落後的國家採取了各種非法手段獲取先進技術。這些國家的企業家和技術工人們經常在國家明確表示同意甚至是積極鼓勵（包括對獲取特殊技術的獎勵）下從事工業間諜活動。法國、俄國、瑞典、挪威、丹麥、荷蘭和比利時對英國進行了廣泛的工業間諜活動。瑞士直到1907年才半心半意地制定了專利法，到1954年，瑞士專利法才達到其他先進國家的水平。但是，在19世紀末，盡管瑞士沒有專利法，瑞士人是世界上最有創新頭腦的人之一。在這段時期里瑞士人在紡織機械、蒸汽機和食品加工（牛奶巧克力、嬰兒食品等）等領域做出了世界聞名的發明。他還指出，沒有證據表明缺乏專利體系會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障礙。在某些行業，尤其是食品加工工業，專利體系的缺乏反而導致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
隨著經驗的積累，發展中國家將日益明白TRIPs並不是為它們的利益服務的，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或許有一天也會明白，這一體系也不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當世界專利97%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時，使用這些專利所支付的成本要遠遠大於從這些專利支持中所得到的收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歷史回顧表明，發達國家現在想要做的，不過是在自己爬上樓之後，就撤掉了發展中國家能夠向上攀登的梯子。
學生最起碼要尊重他人的知識，不抄襲，不作弊

C. 為什麼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知識產權案例會越來越多了呢

由於中國的法律法規開始完備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知識產權本身的原因。我們知道，知識專就是屬力量，知識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直接因素。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就提出，「沒有產權的社會是一個效率絕對低下、資源配置絕對無效的社會」。美國的經濟學家威廉姆森也表示：「運行及資源配置有效與否，其前提之一就是要實現明確雙方交易之前的產權，以確保交易後不會因未來的不確定性產生困擾，不會帶來事後的交易成本。」

而人類歷史上的三次工業革命都是科技的進步帶來的，而科技就是知識。假如一家公司率先引用某種先進的生產技術，那麼，這家公司的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那麼它的生產成本就會降低，因此它的產品在同類產品的市場上就會獲得競爭優勢。這是每一個公司管理者所願意看到的局面。相反的，如果一家公司的生產技術遲遲上不去，那麼，這家公司在激烈的競爭中就只能處於被動局面，最終將會被市場淘汰。

所以知識能為企業帶來高額的利潤，而對知識的唯一佔有就是知識產權，這就會讓企業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這就好像壟斷一樣，我是唯一的，那麼，所有的其他企業都無法與之相競爭。

D. 知識產權與經濟，在資本和共產主義道路上的共同點是什麼

您問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吧？因為時至今日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政權敢聲稱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現在是不存在的。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我也思考過很長過時間，請教過許多老師，以前很迷惑，因為我們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似乎都在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我們的「社會主義」特點似乎越來越淡化。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意識形態的區別如今發展到了更深的層次，我總結了三點。其一，私人資本勢力對國家政權的影響程度不同，有本質差別，比如美國，一些超級私有財團能夠左右從政府到議會的方方面面；而在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現在開放了很多，到私人資本的發展還是受到極大的限制，就我國來說，比如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已經有四十餘家入圍，全部是國有企業。說簡單點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控制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控制資本。其二，從權利分配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行政權力向來很弱，而立法機關（議會）權力很強，並且行政權力一直處於加強之中；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權利從開始就很強，因而政治改革的重心在於弱化行政權利，以促進民主進程。其三，發現程度上不同，不是從橫向比較，而是從縱向來分析，現今資本主義已經高度發達，幾乎達到了這種社會制度所能達到的極端水平，所以近年來問題不斷阻礙重重，發現速度減緩甚至停滯；而社會主義的發展才剛剛開始，勢頭正盛，雖然社會問題也不少，但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是發展過快的問題，所以我國雖然一直以來堅持改革開放，但總體上本質上對經濟的發展還是勒緊了繩索，趨向於保守。這次的金融危機我國雖也受到了影響，但相比之下損失不大而且能夠很快恢復增長，正是受益於當前的經濟制度。以上純屬個人見解，淺薄粗漏，僅供參考。

E. 知識產權的概念，及分類

知識產權的概念

知識產權，概括的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其在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等領域內，主要基於腦力勞動創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

廣義概念上的知識產權包括下列客體的權利：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表演藝術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廣播節目，人類一切領域的發明，科學發現，工業品外觀設計，商標，服務標記以及商品名稱和標志，制止不正當競爭，以及在工業、科學、文學和藝術領域內由於智力活動而產生成果的一切權利。

狹義概念上的知識產權只包括版權、專利權、商標權、名稱標記權、制止不正當競爭，而不包括科學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

2、知識產權的特徵

知識產權的特徵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無形財產權。

（2）確認或授予必須經過國家專門立法直接規定。

（3）雙重性：既有某種人身權（如簽名權）的性質，又包含財產權的內容。但商標權是一個例外，它只保護財產權，不保護人身權。

（4）專有性：知識產權為權利主體所專有。權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經權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別規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這種權利。

（5）地域性：某一國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發生法律效力。

（6）時間性：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定一定的保護期限，知識產權在法定期限內有效。

分類：
從權利的內容上看，知識產權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知識產權中的人身權是與智力活動成果創造人的人身不可分離的專屬權，比如：署名權、發表權、修改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則是指享有知識產權的人基於這種智力活動成果而享有的獲得報酬或其他物質利益的權利。 按照智力活動成果的不同，知識產權可以分為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發明權、發現權等。對於上述知識產權，我國《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三節作了明確規定。

F. 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技術發達的14世紀的中國

對於李約瑟之謎(Needhamrs Puzzle)在學術上的重要性,林毅夫先生曾如此評價:"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比較經濟史的學者來說,一個最富挑戰性的問題就是,"在十四世紀,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因為那些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作是產生了18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的所有主要條件,在14世紀的中國幾乎都已存在了"(林毅夫,1994).
本文對李約瑟之謎提出了一個有待進一步證實的假說:專利制度的確立是工業革命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發生的關鍵因素;反過來說,中國之所以沒有產生工業革命,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沒有專利制度.
人們已經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解釋李約瑟之謎,但概而言之,可分為技術需求不足論和技術供給不足論兩大類.[1]我們認為,對於李約瑟之謎這樣一個復雜的問題,任何一種解釋可能都是片面的,具有局限性的.在此意義上,上述各種理論是互補的,它們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而在這一小節,我們試圖通過考察專利制度的功能和績效,對林毅夫的模型進行一些擴展,從而為認識李約瑟之謎提供一些新的洞見.
和林毅夫的觀點類似,我們也認為,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乃是技術供給不足的後果.但不同之處是,林毅夫認為中國官本位的激勵結構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積極性進行技術創新,而我們則強調,人們不進行創新的原因是沒有法律機制保證創新者對其成果的可佔有性.不可否認,在科舉制度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急速升遷夢想強烈吸引讀書人花費很大精力去熟讀"聖賢之書",已獲得功名.一旦順利踏上仕途,則收益頗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對此的真實寫照.正因如此,林毅夫先生的解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的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能夠通過科舉制度而獲得功名的人只是少數.這樣,如果人們可以通過技術創新而獲利,那麼,即便存在科舉制度也並不會影響人們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如果人們可從技術創新中獲得巨額利潤,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們不願意這樣做,畢竟"人之趨利,若水之就下也",而即便在科舉時代,"財富可以直接帶來社會地位,金錢成了社會地位高低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基於此,我們認為,在古代中國技術供給不足的根本原因並非科舉制度使人們無意於研究,而是進行技術創新的收益太小,而這又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制度環境無法保證技術創新的可佔有性.[2]
專利制度作為社會計劃者向潛在創新者提供的一種機密交換契約,它以法律的形式保證了創新成果的可佔有性.它一方面鼓勵人們將創新知識公開披露,使得累積創新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它還是克服公共品效應的激勵機制.也就是說,引入專利制度會改變微觀主體創新項目的可行集.如果沒有專利制度,則微觀主體只能以商業機密作為保障其可佔有性的方式.而在商業機密保護下,微觀主體在選擇創新項目時只關心的項目價值 和創新知識的隱含性乘積,這將意味著最終沒有人願意進行那些對社會貢獻很大但保密性很差的創新活動目.但是,如果存在一個專利制度,則創新的可佔有性是通過法律制度來保證的,它與知識本身的屬性分離的.而且,在專利保護下,任何兩個對社會價值相同的項目給私人帶來的收益也幾乎是相同的.由此可見,如果引入專利制度,那些對社會價值很大但本身私密性很差的項目也將最終成為可能.
為論證我們的假設,需要考察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專利制度在英國和歐洲的確立和英國工業革發端在時間上和邏輯上的相關性.第二,將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條件和中國的情況進行比較,以說明專利制度的關鍵作用.
首先考察歐洲的情況.早在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就首先建立了專利制度.該法明確規定:"在10年期限內,未經發明人同意與許可,禁止其他任何人在製造與該發明相同或者相似的裝置.若其他人貿然防止,將賠償專利人金幣百枚,仿製品也將立即銷毀".根據這項法律,著名科學家伽利略在1494年獲得了"揚水灌溉機"的專利權.(轉引自李濟群, 1999, p12).實際上,在威尼斯建立專利制度後,曾經吸引周邊許多國家的工匠進入威尼斯,對威尼斯工商業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之後,16和17世紀,中西歐各國或各地區廣泛採用了向發明者授予壟斷特權(Monopoly Privileges)的做法.幾乎在歐洲的任何地方,發明者,或者更正確的說,工匠或者實業家,都被授予特權.這(指Privilege)只是其中的一種.實際上,在重商主義的框架下,還存在著大量由國王欽定或者地方政府頒發的特許狀(Charters)、專賣權(Franchise)、許可(License)和律令(Regulation).尤其是在1623年,英國政府頒布了欽定的《壟斷法案》,人們稱其為"現代專利法之始".到18世紀末,世界上三個重要的國家也都擁有了法定的專利體制.法國於1791年通過了專利法,而美國國會則在1793年通過了首部專利法.在隨後的半個世紀中,專利制度擴散至其他國家,奧地利在1810年頒布了專利法,而俄羅斯在1812年,普魯士是在1825年,比利時和荷蘭在1827年,西班牙在1820年,巴伐利亞在1825年,撒丁島在1826年,梵蒂岡在1833年,葡萄牙在1837年.(Machlup and Penrose,1950).
不論是欽定的特權,或是後來的專利保護,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發明者對其知識的可佔有性,從而對歐洲的技術創新或技術擴散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通常,認為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是工業革命的代表性事件.以瓦特發明蒸汽機為,"在其專利權屆滿之後,那些被壓抑的蒸汽機改進品像雨後春筍一樣在市場中泛濫開來"(Derry and Williams,1993,p324).對這段話我們可以作如下推斷:
首先,瓦特至少可由其蒸汽機專利獲得一定的利潤,從而可以保障瓦特的發明激勵.[3]其次,蒸汽機作為一種創新,雖然其價值巨大,但其知識的隱含性卻很小.對應於前面的分析,蒸汽機作為一個創新項目很可能就是那些很容易模仿的產品.否則,瓦特對其將更偏好於商業機密保護.在前面,我們為分析方便假設創新項目的知識隱含性是外生給定的;但正如Nelson and Winter(1978)所言,知識的隱含性乃是一個內生結果.給定一個創新項目的價值很大,則其他廠商或個人將有積極性花很大的成本對其進行編碼(Codification).這意味著,對於蒸汽機這樣一些價值非常高的創新項目而言,其知識的隱含性,即便剛開始很高,也會迅速降低.所以,若無法律機制保障其可佔有性,則公共品效應必然使瓦特等沒有創新激勵.
再次,在當時,創新知識具有很強"生產性",否則,蒸汽機的改進品就不會像"雨後春筍"般出現.盡管專利保護壓抑了許多的改進技術的商業化進程;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專利制度的巨大作用.在商業機密下,可能連最初的蒸汽機都沒有,也就更談不上什麼改進了.
從時間上看,工業革命在英國乃至歐洲濫觴之時,恰好是在專利制度在歐洲建立之後.我們認為,這決不是簡單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專利制度的確立乃是誘發和促進工業革命的一個關鍵因素.如前所述,英國作為現代工業革命的發端國家,其專利制度的確立,若從1623年算起,到工業革命在英國興起,大概有一百多年的時間.盡管沒有足夠的證據,但我們認為這是醞釀一場技術革命所必需的科學技術知識的積累時間.對於其他國家,專利制度的建立可能是和工業革命的時間相交替的,從而似乎存在著因果循環的關系.但是,既然英國已經發生了工業革命,對這些國家而言,其工業革命在本質上已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更應看作是是從英國"擴散"而來的,從而並不能由此得出工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確立的原因.
剛才從時間順序上闡釋了工業革命和專利制度的之間的聯系,下面我們有必要再從邏輯上說明兩者的因果關系.工業革命,在其具體形式上,強烈地表現為工商資本拓展市場的過程.隨著機器大規模代替手工勞動,隨著新技術和新產品的不斷引入,生產率大大地提高了.此時,市場份額成為決定商業資本命運的關鍵因素.但是,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律保護,創新廠商的壟斷地位和高額利潤絕對是不可維持的,由模仿和周圍創新所導致的激烈競爭很快會將所有的租金耗散殆盡.從動態的角度看,廠商在預期到這樣的結果時,必將沒有激勵進行創新,從而也將不會有工業革命的發生.但是,如果存在專利制度,情況將大為不同.根據前面的分析,如果廠商接受專利契約,則其創新的可佔有性將由法律來保證.在前面的注釋中我們曾經指出,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專利保護的本質在於市場份額的控制.這恰好和工業革命時期工商資本拓展市場的目標是一致的.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認為,專利制度在歐洲的確立,為工業革命的濫觴和興起提供了必備的條件.與之相比,盡管許多學者說"那些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作是產生了18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的所有主要條件,在14世紀的中國幾乎都已存在了",他們卻忽視了專利制度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變數.
作為比較,中國的專利制度最早只能追溯到1859年的《資政新篇》,是由洪仁?在總管太平天國的朝政之後提出來的.這在時間上比英國的《壟斷法案》晚了237年.實際上,由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洪仁?的專利主張還並未得到實施.
李約瑟之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和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一樣,14世紀的中國,已經具有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從而似乎也應該具備了從農耕社會向商業資本過渡的條件.但在我們看來,由於沒有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發達的商品經濟並不能構成技術創新的充分條件.商品經濟很發達意味著一旦有新的技術出現,則會迅速傳播.但是,熟知的公共品效應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技術擴散越快,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根本就沒有技術的供給.
最後,我們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歷史上中國曾具有非常明顯的技術優勢,但在後來卻是無法維持的?對此,林毅夫(1994)提出了一個概率創新模型.他認為,在沒有科學指導的情況下,經驗是發明的主要源泉.而與歐洲各國相比,早期因為中國具有人口上的優勢,從而更容易通過"試錯和改錯"而獲得技術創新.但是,"經過8世紀到12世紀這段技術發明的高峰期之後,技術水平已經達到了經驗發明曲線的頂點.14世紀之後,發明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是,發生重大技術突破的概率趨勢越來越小,大多數新發明都是對原來的技術做小的改進h而只有在應用了現代科學原理的指導之後,技術變遷才又恢復到更高的速率上".
林毅夫的概率發生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歷史上中國曾具有非常明顯的技術優勢,但對為什麼後來中國被歐洲反超,我們的解釋則有所不同.
我們認為,盡管區分"經驗知識"和"理論指導"對於解釋科學技術後來的發展路徑是有意義的,但它對於李約瑟之謎的缺乏解釋力,因為歐洲產業革命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現代科學原理的指導的結果.作為佐證,瓦特雖然發明了蒸汽機,但實際上他也主要靠的是經驗,而不是有意識地利用熱力學定律的結果.其他像紡紗機等等也是如此.(姚洋老師在經濟研究上的文章也指出了類似的問題).
作為對比,我們認為區分"隱含知識"和"公共知識"才是問題的關鍵.由於缺乏保證知識的可佔有性的法律機制,中國的創新大多以商業機密形式存在,這往往隨著創新者本身肉體的滅失和一同消失,從而使知識的積累性很差.[4]但是,在歐洲,專利制度的建立極大地保證了知識的累積性.因為發明者只有對其創新結果進行信息披露的情況下才可申請專利並獲得法律保護.一方面,這使得創新知識和創新者的肉體相分離,從而不會因為創新者本人的死亡和一同消失;另一方面,披露的創新信息最終將變為人人皆可獲得的公共知識,從而成為其他人創新的基礎.正是這兩點,有效地保持了創新知識在歐洲具有累積性,創新活動具有連貫性,從而更有可能導致具有更高價值的創新成果的出現.[5]
在歐洲出現專利制度之前,歐洲的創新也是在商業機密下進行的,而每個人依賴的主要是其本身所積累的私人知識;但由於生命的有限性,這種知識積累是非常有限的.在此種情況下,利用林毅夫先生的概率創新模型,由於歐洲在人口上少於中國,所以從概率的角度,中國產生的創新數目就要多於歐洲,從而可以解釋中國曾在長時間內在技術水平上領先於歐洲.根據Arrow對知識的生產性的解釋,任何創新的實現,不光依靠創新者本人的努力 ,還依賴於創新者可以獲取的知識存量 的大小,而且,隨著 的增加,努力的邊際產出將會增加.下面,我們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說明正是因為專利制度的出現,增了歐洲的公共知識庫,從而使"技術變遷才又恢復到更高的速率上".
假設歐洲的人口總數為E,每個人的創新產出為pe;而中國的人口總數為C,而每個人的創新產出為pc.相對於任何一個歐洲國家,C>E一般都是成立的.[6]為簡單起見,假設在商業機密下每個所積累的知識別人無法獲取,從而某個創新者可以利用的知識存量也就只能是其自己靠經驗所積累的知識存量;鑒於各國人的壽命都是有限的且相差不多,可以認為這個知識存量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記為K.同時,不失一般性,假設每個人的努力程度都為f,也是一樣的.最終的結果是,在商業機密驅動下,每個人的創新概率幾乎是相同的,即pe=pc.這樣,在沒有專利制度之前,從概率學的角度看,歐洲的預期創新數目就必然少於中國的,即Epe<Cpc.
但是,隨著歐洲專利制度的出現,上述情況就會發生本質的變化.如前所述,對創新知識進行公開披露是申請專利的前提條件.這樣,一旦某個創新者申請了專利,與之有關的創新知識將變為人人皆可獲得的公共知識.由此,歐洲的知識累積將和創新者分離開來,形成了一個公共知識庫,不妨將其存量記為H.在中國,由於沒有專利制度,知識的積累還是通過商業機密進行的,從而每個人可以獲得的知識存量依然為K保持不變.在專利制度下,隨著創新知識的日積月累,歐洲的公共信息庫將越來越大,必將使得H>>K.給定努力水平相同,這又意味著pe(H)>>pc(K) .最終,雖然E<C,但由於公共知識庫的存在和創新效率的極大提高,歐洲的創新總產出可以遠遠高於中國的創新總產出,即Epe(H)>>Cpc(K);
這在知識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尤為如此.實際上,產業革命後歐洲的經濟的爆炸性增長正是說明了公共知識庫增加後所導致的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對李約瑟之謎的解釋是:在歐洲專利制度建立以前,中國和歐洲的技術創新都是靠商業機密驅動的.在此情況下,中國人數上的優勢將最終體現為技術上的領先優勢.但在專利制度建立之後,歐洲的情況發生了如下幾方面的改變.其一,由於專利制度克服公共品效應的功能,那些社會價值很大由於知識隱含性太低而在商業機密保護下不會被投資的創新項目,現在變得有利可圖了.其二,由於專利制度的機密交換功能,使得歐洲創新知識的累積性大大提供,而公共知識庫的增加又大大提高了歐洲人均的創新產出.這樣,盡管歐洲在人數上依然具有劣勢,但人均產出大幅增加使得歐洲的創新總量也遠遠超過了中國.第三,由於專利制度可在法律上保證創新的可佔有性,這更加有力地促使創新技術和工業資本的結合,而這種工業資本"瘋狂"拓展市場的最終結果導致了工業革命的產生.基於以上三點,我們認為,專利制度或許才是解開李約瑟之謎最重要的鑰匙.

G. 工業革命跟法律有關系嗎

工業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法律先進，確保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推進，這樣保護了發明人的權利地位

H. 專利權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正式確立了嗎

專利權在抄英國工業革命之前就已襲經正式確立。

1474年3月19日，威尼斯共和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正式名稱為《發明人法規》（Inventor Bylaws）。

英國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60年代。1852年，英國政府設立英國專利局(UKPO)，迄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

I. 國外知識產權產生的社會背景是什麼啊

有學者考證，該詞最早於17世紀中葉由法國學者卡普佐夫提出，後為比利時著名法學家皮卡第所發展，皮卡第將之定義為「一切來自知識活動的權利」。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商品生產者迫切需要獲得最新的技術成果。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原先的特權制度顯然無法適應新的形勢。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就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從物權、財產權的演變及西方國家立法的進展看知識產權地位的確立以及對財產權制度和財產權理論的影響,分析物權、財產、財產權概念的演變,聯系西方國家關於財產立法的演進,我們可以對知識產權的產生及在財產權中地位的確立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都有適合其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政治制度的權利形態。在階級社會里,權利的產生則是直接基於法律的創設。在性質上,權利是國家或社會對某種社會事實狀態特別是人們對生產要素佔有狀態的確認,以及對所有人依法對其進行支配的保護。在人類力量尚不足以支配自然的條件下,人類只能在有限的權利客體面前以分裂的狀態結成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一部分人佔有物質資料並將這種佔有賦予合法佔有的權利形態,同時以社會其他人的義務履行來完善這種佔有。於是,權利形態集中表現為人對物的佔有——物權。

物權概念源於奴隸社會的羅馬法,其產生比知識產權要早得多。在羅馬法中可以看到財產的不同分類方式,如不動產與動產之分在《十二銅表法》中即有規定。然而,盡管如恩格斯所說「羅馬法雖然是簡單商品生產時期的完善法律,卻包含了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法律權利的關系」,但羅馬法並未涉及無形財產或知識產權的規定。在這一時期,由於物質資源有限,人們充分認識到了物的價值,及對其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重要意義。那時的財產觀念自然限於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物,談不上對知識產品價值的認識。由於物的佔有對於實現物權具有關鍵意義,人們特別重視對物的佔有。正如馬克思在分析羅馬社會和私有制時所指出的一樣:「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佔有,是一個事實,是一個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只是由於社會賦予實際佔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佔有才具有合法佔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

知識產權的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之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英國工業革命後,不僅帶來無形財富的思想,而且由於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客觀上為在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礎上考慮智力因素參與分配提供了可能。人們要求界定知識產品產權的願望日益迫切。與此同時,作為現實經濟生活反映的法律,總面臨著大量的非物質的財產關系的挑戰。財產的非物化便逐漸成為一股法學思潮。此時法學對產權的理解已不再是一種對「物」的權利,而是一種對價值的權利。產權概念的這種演變,使有價值的權利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大量進入了財產權的范疇,如商譽、商標、著作權等。終於,在傳統物權的參天大樹旁,出現了一開始多被稱為「無形產權」的知識產權的幼苗。時至今日,這顆幼苗已長成參天大樹,正如著名知識產權法學家鄭成思教授所言,「從發展趨勢來看,知識產權肯定會在無形產權中占頭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財產中占頭等重要的地位。」

其實,西方學者對財產法的研究進展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知識產權在財產權中地位的確立狀況。根據財產的形態,西方國家學者很早就將財產分為動產、不動產和無形產三類。以英國《財產法》教科書為例,財產被分為土地、貨物、無形動產、貨幣、基金。而在無形動產中包含了知識產權、商譽、債權,不屬於債權的合同權、商業票據及股票和股份。知識產權被明確地列為財產的一種。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第二次飛躍。到了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壟斷資本家的勢力范圍也超出了國界,他們希望對國外的投資、產品和技術輸出獲得更大利潤。這些國家的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隨著有形商品輸出而進入國際市場後,在國外卻得不到保護。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壟斷資本家尋求國際市場的需要之間的矛盾便暴露出來。於是產生了簽訂國際條約的願望和要求。

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我們可以稱為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第三次飛躍。這一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J.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對知識產權是缺乏保護的嗎如果是，那麼它對英國的衰弱有何影響

不是吧，我記得瓦特那個時候，英國就有了專門的專利保護法，以前學歷史的時候，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英國，其中就有一條是，英國注重對知識產權和發明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