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有關國際經濟法中的知識產權擔保問題急求
不用負責。賣方僅對買方國家和訂立合同時知道的轉售國負責。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內售合同公容約
第四十二條
（1）賣方所交付的貨物，必須是第三方不能根據工業產權或其它知識產權主張
任何權利或要求的貨物，但以賣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權利或要求
為限，而且這種權利或要求根據以下國家的法律規定是以工業產權或其它知識產權為
基礎的：
（a）如果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預期貨物將在某一國境內轉售或做其它使用
，則根據貨物將在其境內轉售或做其它使用的國家的法律；或者
（b）在任何其它情況下，根據買方營業地所在國家的法律。
（2）賣方在上一款中的義務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a）買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此項權利或要求；或者
（b）此項權利或要求的發生，是由於賣方要遵照買方所提供的技術圖樣、圖案、
程式或其它規格。
B. 在國際技術許可協議中，搭售條款屬於
在國際技術許可協議中，搭售條款屬於限制性條款
搭售條款
許可協議中可以規定，受許可人如果提出要求，許可人有義務按照國際市場的公平價格向受許可人提供機器設備、原材料或零配件等。此外，為了保證許可技術的正確實施和產品質量達到標准，協議中也可以規定受許可人向許可人購買某些特定的設備、原材料或零部件等。
C. 國際經濟法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與國內貨物買賣合同的比較
1、交付義務中交貨地點的差異。當合同當事人對交付貨物的四點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時，《合同法》和《公約》對此採用了不同的補缺原則。《合同法》採用的是「約定———推定———法定」順序補缺，盡可能充分的尊重當事人的真實意圖。在履行地點不明確時，首先採用補充協議。只有在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在採用推定方式，即依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如果仍然無法確定，才適用合同法第62條第（3）款或第141條的法定方式。而《公約》則不同，因為《公約》調整的合同雙方當事人處於不同國家，因而補充協議顯得不太實際，而且耗時較長，故《公約》沒有採用補充協議的補缺方式，而是採用剛性的規定方式。如：《公約》在第31條明確規定了三種情況下的履行地點。以期盡量縮短交易周期，降低交易成本。
2、貨物權利瑕疵擔保義務不同。在貨物買賣合同中，貨物的權利保證儀是賣方的一項主要義務。合同法和公約對此規定有較大的差異。 《合同法》第150條規定，出賣人就交付的標的物，負有保證第三人不向買受人主張任何權利的義務，但另有規定的除外。買受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或應當知道第三人對買賣的標的物享有權利的，出賣人不承擔上述的權利保證義務 . 《公約》則規定，賣方所交付的貨物 ，必須是第三人不能提出任何權利或要求的貨物，除非買方同意在這種權利和要求的條件下，收取貨物，賣方所交付的貨物，必須是第三方不能根據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主張任何權利或要求的貨物，但以賣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權利或要求為限，而且這種權利或要求是以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為基礎。 由此可見，在貨物權利保證方面，《合同法》與《公約》存在著的主要差異在於（1）在《合同法》中，賣方免責的條件是在訂立合同時，買方知道或應當知道第三人對買賣的標的物享有權利，而在《公約》中，賣方免責的條件是即使有第三人提出權利要求，但買方同意並收取貨物。（2）《公約》特別規定了賣方對於貨物的知識產權的保證義務，但在《合同法》中無此特別規定。
（二）買方義務的比較
貨物買賣合同作為一種雙務合同，買賣雙方的義務都是相對應的。買方的基本義務主要有兩項，一項是支付價款，另一項是受領貨物。公約與合同法對此規定是最主要的區別在買方的付款義務上。
1、在國際貿易中，買方支付貨款的義務不僅僅是支付貨款這么簡單，還應包括按照合同或任何法律，規章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步驟及手續，以便使貨款得以支付，因為國際貿易付款程序遠比國內貿易復雜，並且涉及到外匯的使用，如果買方不履行必要的付款手續，到時可能付不了款。此外，買方支付貨款的時間和條件也與國內貿易有所不同 .
2、合同法規定，在當事人未約定或價款約定不明確時，當事人可以協議補充約定，未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合同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確定價款，但公約無此種規定，盡管公約並不禁止當事人以補充協議的形式來約定價款。
1、承諾生效問題
《合同法》第28條、29條是關於逾期承諾的效力問題。上講逾期承諾有三種情況，即受要約人超過承諾期限發出承諾；受要約人在承諾期限內發出承諾，按照通常情況能夠及時到達要約人，因其他原因超出期限後到；受要約人在承諾期限內發出承諾，但按照通常情形也無法在規定期限內到達。《合同法》第28、29兩條只規定了前兩種情況，而未論及第三種情況，而《公約》中則將一、三兩種情況概括為正常情況下的逾期一同加以規定體現了以上三種情況，本人認為這實際是立法技術上的問題，也是《合同法》相對於《公約》不足之處 .
2、知識產權擔保問題
《合同法》中規定賣方義務時指出賣方有按時交送貨物的義務，有對貨物所有權提供擔保的義務，卻沒有像《公約》第41條那樣對貨物的知識產權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這一點顯然是不適應國際貿易中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買賣合同日益增多的趨勢。
3、意思自治問題
《合同法》第126條第（1）款將涉外合同的當事人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的自治權利限制於「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有違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如前所述，市場是自由競爭的經濟。作為市場主體發生經濟關系進行經濟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合同也以自由為其旗幟。相應地，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靈魂。作為規范市場主體合同行為的法律，《合同法》應首先確立並保護意思自治的原則，其次才是著眼於防止當事人合同自由權利的濫用。唯有如此，才能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從而實現《合同法》所追求的效率目標。由獨立，平等、自由的各方當事人自己決定合同主體資格、訂立和履行、解釋、爭議的解決等事項所適用的法律，正是意思自治原則的必然要求和主要，也是世界各國立法和國際公約中通行的准則。比較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我國採取的「處理合同爭議」的限制性作法罕有先例可循，雖然這一規定在我國存在已久（見於《涉外經濟合同法》第5條、《民法通則》第145條和《海商法》第269條等）。 此外還有國家規定當事人只能選擇與合同有客觀聯系的國家的法律，但是如我國這樣將當事人選擇法律的自由限制在「處理合同爭議」，實無必要，應該予以修改。修改後的文字表述形式可以是「當事人可以選擇合同所適用的法律」，也可以仿照《公約》的用語，即「合同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法律選擇規則對國際民商事關系全過程、而不僅僅是對爭議解決的規范作用。
4、我國《合同法》中的瑕疵擔保責任制度還有很多漏洞，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合同法》只是規定對於標的物的狀況出賣人對買受人應承擔什麼義務，買受人對出賣人享有什麼權利。因我國尚未制定物權法，而且現有法律中也未明確對善意買受人的保護問題，實踐中處理這一問題也不很統一。因此亟需指定物權法對此明確規范，這就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深入，包括借鑒各國立法經驗，使之臻於完善。
5、在國際貿易實踐中，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的很少，甚至合同中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往往由仲裁庭來發現公約的適用，這反映了我國當事人對法律選擇的意識不夠 .
D. 請問國際經濟法中的這幾個縮寫是什麼國際BOT,TRIPS協議，GATS，ICSID體制,MIGA體制
BOT : 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設-經營-轉讓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服務貿易總協定
ICSI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
MIGA：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多邊投資擔保機構
E. 國際經濟法中BOT是指什麼
BOT的內涵界定與法律特徵簡述 BOT名稱是對Build-Own-Transfer（建設—擁有—轉讓）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形式的簡稱。現通常是指後一種含義。關於BOT投資方式的定義，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但至少有下列幾種觀點：1，BOT是一種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項目融資方式；3，BOT是一種國際技術轉讓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資租賃方式；6，BOT是委託管理；7，BOT是一種新型的投資方式。[2] 筆者認為BOT是一種新型、特殊的投資方式（觀點1到6均只是其內容的某一方面）。具體而言，它是指東道國政府與私人投資者（本國或外國均可）簽訂特許協議（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將某一公共基礎設施或基礎產業項目交由私人投資者成立的項目公司籌資、設計並承建，在協議規定的特許期內，由該項目公司通過經營該項目償還貸款、回收投資及獲得利潤，而政府則從行政角度對BOT項目進行行政管理、監督；特許期滿後，項目無償移交給所在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3] ＢＯＴ投資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資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點： 第一，法律性質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許協議的特殊性質（留待下文論述）。 第二，主體的特殊性。ＢＯＴ合同主體，一方是東道國政府，另一方為私人投資者或企業，大多數為外資企業。其中政府既是一個與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夥伴，又是一個政府特許權利先行獲得者、承受者和具體實施的監督者，即其具有雙重身份。 第三，投資客體的特殊性。作為ＢＯＴ投資項目的標的——東道國的基礎設施，如橋梁、電廠、高速公路等，不同於其他的投資項目，建設的又都是公益事業，東道國對其擁有絕對的建設權，私營企業則通過許可取得其專營權。又因其涉及到本國使用者的利益，國家必須權衡本國的國情和投資者利益兩個方面，對其行使價格決定權以及相應的管理監督權。 第四，法律關系的復雜性。BOT投資方式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新型的投資方式，其內容涉及到投資、融資、建設、經營、轉讓等一系列活動，當事人或參與人包括東道國政府、項目主辦人、項目公司、項目貸款人、項目原材料供應商、融資擔保人、保險公司、經營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參與人。因此BOT投資方式形成了由眾多當事人或參與人組成的多樣復雜的法律關系。[4]BOT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復雜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關系無一不是通過合同確立的。這些合同包括特許協議、貸款協議、建設合同、經營管理合同、回購協議以及股東協議等。 BOT的以上特徵把它與一般的合資、合作項目及工程承包區別開來。
求採納
F. 在特許經營制度中，特許人的知識產權總和即所謂的特許經營權
知識產權與特許經營的關系：
特許經營是指，特許人通過訂立合同，將其擁有的注冊商標、企業標志、專利、專有技術等經營資源許可被特許人使用，被特許人按照合同約定在統一的經營模式下開展經營，並向特許人支付相應費用的經營活動。特許經營的核心是特許經營權，特許經營權是被特許人通過特許人授權，利用特許人知識產權及經營模式等無形財產從事經營活動的權利。知識產權是人們對其智力勞動的成果及商業標記所享有的專有性權利。
兩種權利的界定表明它們有明顯的區別。但特許經營作為特許人利用自己的知識資本與他人貨幣資本相結合來擴大規模，進行低成本擴張，提高品牌影響力的經營模式，註定特許經營必然與知識產權有著天然的聯系。特許經營權實質上是一種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整合後的綜合性權利，並以傳統的知識產權如商標、商號、專利、專有技術、服務標記、商業秘密為其核心內容。故而對特許經營權及知識產權關系的探討對保護這兩種權利及發展特許經具有重要意義。
一、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的共同方面
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是兩種獨立存在的權利形式，但都屬於無形財產權的范疇，都是重要的可供企業長期使用，/考試大/收集/具有超額盈利性的無形財產。因此，特許經營權和知識產權都具備無形財產所具有的某些共同屬性。
1.客體的非物質性
特許經營權的客體是被特許人能否取得特許人許可，使用特許人注冊商標、企業標志、專利、專有技術等經營資源並獲得從事相應經營活動的資格。知識產權的客體是知識產權人智力活動的成果。因此，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的客體都具有不佔有空間位置，不具有物質形態的特性。
2.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都具專有性特徵
特許經營中的特許人經過自己長期奮斗努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產品或服務，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商標、商號、技術、服務標記等成為吸引消費者消費的一種無形力量，也成為同行競爭者窺視的對象，同行競爭者希望自己投資，同時能夠獲得特許人的商標、商號、技術，服務標記、商業秘密等重要資源的使用權。這種需要促成了特許經營權的產生，也使特許經營授權使用體系得以形成。所以說特許經營的核心是無形資產的輸出，一個特許人往往有為數較多的被特許人，但這種許可被特許人使用的權利只能歸特許人專有。也可以說，特許經營權只有向特許人去申請才可能獲得。知識產權實際上是法律賦予智力活動主體對其智力活動客體在一定時間、范圍內的專有權，以達到鼓勵發明創造，推動社會、經濟、文化進步的目的。
3.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都具有時間限制的特點
特許經營權一般都存在使用的期限問題，特許經營合同中的一個重要條款就是被特許人使用特許經營權的期限。這種對特許經營權的時間限制一般來源於雙方當事人的約定。知識產權的時間限制是法律為了平衡知識產權人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做的巧妙安排。/考試大/收集/從此意義上看，知識產權的時間限制是法定的，但知識產權人行使許可權時對被許可人的時間限制是由當事人約定而形成的。
二、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的差異
雖然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有著某些共同屬性，但作為兩種權利形式，它們的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
1.權利產生方式不同
特許經營權的產生主要來源於特許人與被特許人之間的合同，是一種基於約定授權而產生的權利。而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權利，授權的客體及其范圍，授權的條件與程序均由法律直接規定。
2.專有性程度不同
特許經營權基於特許人與被特許人之間的約定而產生的特點決定了被特許人行使權利時應以雙方當事人的事前約定為界限，受控於特許人，向特許人繳納特許費，需要遵從特許人在經營中的各種標准和模式。尤其是被特許人對特許經營權的處分會受到嚴格地限制。而知識產權是權利人對其智力活動成果依法享有的專有性權利，可依法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各項權能。
3.主體要求不同
獲取特許經營權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盈利，故決定了特許人與被特許人雙方當事人的資格會受到一定的限制。雙方都應具有從事盈利性活動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如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不得從事盈利性活動的法官、公務員，不能取得特許經營權從事特許經營活動。知識產權是因智力活動或顯著標記而取得的權利，/考試大/收集/因此，一般情況下，知識產權主體的范圍比較寬泛，受限很少。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不得從事盈利性活動的法官、公務員在滿足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
4.客體的具體指向不同
雖然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同具有客體非物質性的特點，但他們客體的具體指向不同。特許經營權的客體是針對從事特許經營的「資格」。而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
5.權利內容不同
特許經營權的內容具有豐富開放的特點，從特許人的角度而言，特許經營權包括知識產權，是授予、理念和制度安排、資金營運方式、管理手段、操作系統、經營人員的服務方式等。而知識產權的內容是法定的、特定的，包括排他權、轉讓權、許可權、請求保護權等。
6.人身屬性存在差異
特許經營權是一項直接指向財產內容基於授權而取得到的權利。與人的精神活動無關，是一項單純的財產性權利，不具有人身屬性的特點。而知識產權的獲得與人的精神活動密切相關，是人格的延伸，知識產權因而是兼具人身屬性和財產屬性為一體的權利。
三、特許經營權與其中所包含知識產權的關系
特許經營產生發展的歷史表明，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有著緊密聯系，與包含其中的知識產權同生同亡，相輔相成。
1.特許經營權與其中的知識產權同生同亡
特許經營權本身包括特許人自身的知識產權，而且以其為核心內容。特許人從一開始授權，簽定特許經營合同，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就是其內容中的核心部分，沒有關於知識產權授權的特許經營是不可想像的，也就不成其為特許經營。可以說，特許經營權與其包含的知識產權同生。從被特許人的角度看，/考試大/收集/特許經營權喪失的同時，使用特許人知識產權的權利也隨即喪失，從此來看，特許經營權喪失的同時使用他人相應知識產權的權利也就隨即喪失，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共亡。
2.特許經營權與知識產權相輔相成
特許經營權的實現需要藉助其中的知識產權，通過利用其中的知識產權可以使特許經營權中蘊含的經濟利益得以實現。一方面，可以擴大特許人的市場份額，提升其品牌影響力，提高競爭實力，實現企業低成本地快速擴張。另一方面，被特許人可藉助特許人的知識產權實現自己投資盈利的終極目標，省卻自己創名牌、研發技術，籌措創業的艱辛。
知識產權豐富成就了特許經營權。特許經營合同是所謂的「一攬子」協議，在此協議中，許多條款是關於特許經營權中知識產權的內容，如：關於商業秘密的保密條款;商號的使用;商標等知識產權的使用。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就沒有所謂的特許經營，特許經營權便是空洞無物的。
特許經營權是傳播知識產權的有效途徑;同時特許經營權的實現需要藉助知識產權這只臂膀，兩者相輔相成。
G. 國際經濟法案例求答案
1.（1）2.（1）3.（2）4.（1）5.（3）6.（3）7.（2）8.（1）9.（2）
H. 為什麼說Trips協議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公約
看國際經濟法書，書上有
I. WTO的規則及其適用(國際經濟法角度,簡要說明即可)
WTO成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WTO成員的基本權利 ：
◆在142個現有成員中享受多邊的、無條件的和穩定的最惠國待遇。
◆享受其他成員開放或擴大貨物、服務市場准入的利益。
◆發展中成員可享受一定范圍的普惠制待遇及發展中成員的大多數優惠或過渡期安排。
◆利用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和程序，公平、客觀、合理地解決與其他國家的經貿摩擦，營造良好的經貿發展環境。
◆享有成員利用各項規則、採取促進本國經貿發展的權利。
WTO成員的基本義務 ：
◆在貨物、服務、知識產權等方面，根據規定，給予其他成員最惠國待遇。
◆根據WTO有關協議規定，擴大貨物、服務的市場准入程度，即具體要求降低關稅和規范非關稅措施，逐步擴大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
◆按《知識產權協定》規定，進一步規范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
◆根據WTO爭端解決機制與程序，和其他成員公正地解決貿易摩擦，不能搞單邊報復。
◆增加貿易政策和有關法規的透明度。
◆按過去3年中，本國/地區貿易額在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繳納一定會費。
J. 關於《國際經濟法》的問題
內容摘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1988年生效以來，已成為調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關系的最重要的一個統一法公約。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英國外，均是公約的成員國。可以預計，公約在未來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因此，研究公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於公約的第一部分（適用范圍和總則）是理解和運用整個公約的前提和基礎，本文就此展開論述，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約的適用范圍概述。
公約作為統一的國際實體法，可以被當事人直接採用和在一定條件下自動適用，克服了利用沖突法規
則選擇准據法的間接性和不確定性，但是公約不能解決所有與國際貨物銷售相關的法律問題，不僅它本身規定不適用於某些合同爭議，而且就銷售合同法應有的范圍看，公約也僅僅規定了一些主要問題，「本公約只適用於銷售合同的訂立以及買方和賣方因此種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公約第4條）。至於其他法律問題，如合同的效力、違約金定金條款的效力等，都不屬於公約的調整范圍，要由相應的國內法去解決。
二、 公約的適用范圍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
1、 公約以營業地位為標准來決定銷售合同是否具有國際性，遺憾的是公約沒有給營業地下定義，盡
管「公約」起草過程表示永久性的企業是必須的，貨棧和賣方代理所都不算「營業所」。由於各國代表對「營業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後的意見是由裁判機關考慮可以界定營業地的相關因素（如組織許可權、營業活動情況），在個案（case by case）的基礎上確定「營業所」。
當乙方或雙方都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時，這個「營業所」標准就會引起麻煩。公約第10條第1款規
定：「如果當事人有一個以上的營業地，則以與合同及合同的履行關系最密切的營業地位其營業地┈」以此表明哪一個營業所應被用來確定一項交易的國際性。但即使這樣也可能會含糊不清――「營業所指與合同和履行合同關系最密切的那個營業所」（下劃線處即筆者強調處）。這樣，在有一個營業所與合同的簽訂關系比較密切而另一個與履行合同義務關系比較密切的地方，關於那個營業所是相應的「營業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秘書處評論①指出，「其中的短語『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體，包括與要約承諾及合同履行相關的所有因素。」但是秘書處的評論並非公約的正式評論，實際上，公約沒有任何正式評論，因此實踐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會採納秘書處評論中所說的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確定營業所是個未知數。然而，第10條第1款的後一句「但書」又限定了在從多個營業所進行選擇時可用的事實，范圍定在「當事方」都了解的事實基礎上，才能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這就要求謹慎的當事人在合同內明確說明他們認為各方的哪一個營業所與「合同有最密切的關系」，以解決可能的指代不明問題。
2、 根據公約第95條，締約國可以聲明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約的擴大適用。中
國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國的「公約」版本就是，當某個合同是由在不同國家有營業所的當事人簽訂並且只有一個國家是締約國時，「公約」就不適用了，雖然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應該實施締約國的法律。例如：中國一方與在英國（非締約國）的另一方簽定的銷售合同不受公約的制約，即使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可以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中國法律適用，是由國內的《涉外經濟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約來調整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即使訴訟是在法國，即一個沒有提出這種保留條款的締約國，為了說明第1條第1款b項，中國不是一個締約國。但是，如國締約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則公約可以通過國際私法規則得以間接適用。例如：當事人甲的營業所在締約國a而當事人乙的營業所不在締約國內，a國沒有對第1條第1款b項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沒有法律適用條款，如果仲裁庭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決定適用a國法律，則應適用公約而非a國的國內法。
3、 公約沒有給「銷售合同」下定義，因此，它在用於某些種類的交易時就會產生問題。已知的問題
包括「寄售」，即買方可以把任何賣不掉的貨物退還；易貨貿易或對銷貿易，用這種方式把貨物兌換成其他貨物而不是貨幣；租賃合同，規定一方將其財產使用權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另一方，而收取預定租費的合同。
寄售合同屬於委託銷售，由於買方沒有買斷貨物，因而貨物所有權不發生轉移，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買賣關系，公約不適用。
關於易貨貿易能否適用公約，則有很大爭議。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聲明是否將其納入公約的調整范圍，以避免爭議。
至於租賃合同，由於租賃期間出租方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所以，公約不適用。即使是融資租賃合同，承租方在租賃期屆滿時有優先購買租賃物的權利，也不能掩蓋在這種交易中將貨物讓於他人使用的因數是最重要的這一事實。而且，不管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上都發展了一套區別於貨物買賣制度的租賃規則。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便制定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1988年5月28日）。
此外，關於特許權合同。一般來說，此種合同本身不適用公約的規定，因為此種合同通常並不將貨物買賣義務規定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問題是權利的轉讓。但是，依據此種合同所進行的貨物買賣則屬於公約的適用范圍。
4、 公約沒有給「貨物」下定義，而是以排除法，從反面確定公約的貨物銷售范圍。公約第2條分別
按買方購買貨物的目的(a項)、貨物交易的方式（b、c、d項）、貨物自身的性質（e、f項）做出了排除。從公約制定的歷史可以看出，公約立法者希望對「貨物」作更廣泛、更有彈性的解釋，以適應國際貨物貿易的發展。
5、 公約第三條排除了兩種類型的貨物銷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書」和第2款的內容，但其用語過
於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斷？是以材料的數量還是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呢？有學者認為，確定供應材料的多少一般應以材料的價值來確定。筆者亦同意此種觀點。至於多少屬於大部分難以預計，應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衡量，而不應僵硬的堅持以某一個百分比（如50%）為標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貨方的絕大部分義務在於提供勞務或其他服務（如技術知識產權）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絕大部分義務」（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義務的經濟價值占整個合同的絕大部分，如果服務部分的價值超過合同總價的50%，公約不適用。例如：計算機軟體的賣方為滿足客戶特殊需要提供經過改制的軟體產品，則賣方的主要義務是提供服務，不應由公約調整。但想使公約調整混合合同，除滿足上述一個條件外，還須使得供應貨物、提供勞務的義務必須同規定在一個合同中，而且兩者之間要有緊密的聯系，不可分割。公約在這里並沒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問題，一個合同是否可分割，應由合同適用的國內法解決。秘書處評論公約草案第3條亦表明了這種觀點。
6、關於第4條（a）項與第9條第1款規定的關系問題。
公約第4條規定公約不適用於任何慣例的效力，而第9條第1款確認了當事人同意的貿易慣例有約束
力，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第9條的規定實際上不受第4條規定的影響。第4條（a）項的含義是公約不負責解決貿易慣例的法律效力問題。慣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適用的國內法去處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國內法而非公約決定一樣。如果慣例不違反國內法的強制性法律規則以及該國的公共政策，它們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則當事人即使選擇了慣例也無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約或相應的國內法的規定。而第9條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精神，一項慣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同意採用。由此可見，這兩條規定同時存在並不矛盾，調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慣例對合同是否有約束力，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將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該慣例與合同所適用的某個國內法是否抵觸，是否被該國內法承認。實際上，使用慣例的最大障礙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質以及各國法院依據本國法對同一慣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釋。
7、 公約第5條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賣方對於貨物對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傷害責任。」這一條將
公約的調整范圍與產品責任法、侵權法區別開來。但公約並未排除缺陷產品給買方造成的財產損失問題，而很多國家的產品責任法也調整財產損失的賠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適用相應的國內產品責任法，還是應適用公約呢？公約第7條第1款，「在解釋本公約時，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進其適用的統一」，可見應該適用公約，否則會損害公約的統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買方根據國內的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可能負有沉重的舉證責任（如證明賣方有過錯），而適用公約則減少了買方的這種舉證責任（無須證明賣方有過錯）。
8、 公約第6條允許當事人通過協議使本來可以由公約調整的合同關系不適用公約，相反的問題是，
當事人能否通過協議使不符合公約條件的合同關系適用公約？這就是所謂的參加公約（opting in cisg）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區分不同情況。對於公約第2條（a）項、第4條(a、b)項以及第五條所規定的事項，因為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所以當事人不能通過共同約定來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否則會造成約定無效的後果。至於當事人明確排除第2條（d、e、f）項或第3條的規定，使上述條款中規定的銷售適用於合同的管轄，在不違反公共政策、強制性國內法的前提下，似乎應該准許。如果交易與締約國無關，並且不符合第1條第1款b項規定的情況，此時當事人之間約定適用公約，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與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有「合理聯系」的國家的反對。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締約國內，雙方約定適用公約，能否得到允許？筆者認為，由於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不違反強行性國內法的前提下，已為多數國家所承認，因而這種情況下公約可被允許約定適用。在我國的實踐中，內地公司企業與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之間簽訂的合同也被視為涉外經濟合同，那公約是否可以適用呢？有仲裁裁決表明，這種情況下，公約不能自動予以適用。雖然香港、澳門屬於中國，但根據公約第93條，我國政府並未聲明公約可用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因而，香港、澳門的公司企業與營業地位於公約其他締約國的公司企業之間的貨物買賣合同，不適用公約。但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公約，則會被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