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請問商務部或商務局的職責范圍是什麼
商務部主要職責
(一)擬訂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戰略、政策，起草國內外貿易、外商投資、對外援助、對外投資和對外經濟合作的法律法規草案及制定部門規章，提出我國經濟貿易法規之間及其與國際經貿條約、協定之間的銜接意見，研究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合作、現代流通方式的發展趨勢和流通體制改革並提出建議。
(二)負責推進流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流通企業改革、商貿服務業和社區商業發展，提出促進商貿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建議，推動流通標准化和連鎖經營、商業特許經營、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現代流通方式的發展。
(三)擬訂國內貿易發展規劃，促進城鄉市場發展，研究提出引導國內外資金投向市場體系建設的政策，指導大宗產品批發市場規劃和城市商業網點規劃、商業體系建設工作，推進農村市場體系建設，組織實施農村現代流通網路工程。
(四)承擔牽頭協調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的責任，擬訂規范市場運行、流通秩序的政策，推動商務領域信用建設，指導商業信用銷售，建立市場誠信公共服務平台，按有關規定對特殊流通行業進行監督管理。
(五)承擔組織實施重要消費品市場調控和重要生產資料流通管理的責任，負責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應急管理機制，監測分析市場運行、商品供求狀況，調查分析商品價格信息，進行預測預警和信息引導，按分工負責重要消費品儲備管理和市場調控工作，按有關規定對成品油流通進行監督管理。
(六)負責研究擬定葯品流通行業發展的規劃、政策和相關標准，推進葯品流通行業結構調整，指導葯品流通企業改革，推動現代葯品流通方式的發展。
(七)負責制定進出口商品、加工貿易管理辦法和進出口管理商品、技術目錄，擬訂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措施，組織實施重要工業品、原材料和重要農產品進出口總量計劃，會同有關部門協調大宗進出口商品，指導貿易促進活動和外貿促進體系建設。
(八)擬訂並執行對外技術貿易、出口管制以及鼓勵技術和成套設備進出口的貿易政策，推進進出口貿易標准化工作，依法監督技術引進、設備進口、國家限制出口技術的工作，依法頒發防擴散等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進出口許可證件。
(九)牽頭擬訂服務貿易發展規劃並開展相關工作，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促進服務出口和服務外包發展的規劃、政策並組織實施，推動服務外包平台建設。
(十)擬訂我國多雙邊（含區域、自由貿易區）經貿合作戰略和政策，牽頭負責多雙邊經貿對外談判，協調談判意見並簽署和監督執行有關文件，建立多雙邊政府間經濟和貿易聯系機制並組織相關工作，處理國別（地區）經貿關系中的重要事務，管理同未建交國家的經貿活動，根據授權代表我國政府處理與世界貿易組織的關系，牽頭承擔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談判和貿易政策審議、爭端解決、通報咨詢等工作，負責對外經濟貿易協調工作。
(十一)承擔組織協調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其他與進出口公平貿易相關工作的責任，建立進出口公平貿易預警機制，依法實施對外貿易調查和產業損害調查，指導協調產業安全應對工作及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的應訴工作。
(十二)宏觀指導全國外商投資工作，擬訂外商投資政策和改革方案並組織實施，依法核准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及變更事項，依法核准重大外商投資項目的合同章程及法律特別規定的重大變更事項，依法監督檢查外商投資企業執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合同章程的情況並協調解決有關問題，指導投資促進及外商投資企業審批工作，規范對外招商引資活動，指導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蘇州工業園區、邊境經濟合作區的有關工作。
(十三)負責對外經濟合作工作，擬訂並執行對外經濟合作政策，依法管理和監督對外承包工程、對外勞務合作等，制定中國公民出境就業管理政策，負責牽頭外派勞務和境外就業人員的權益保護工作，擬訂境外投資的管理辦法和具體政策，依法核准境內企業對外投資開辦企業（金融企業除外）。
(十四)負責對外援助工作，擬訂並執行對外援助政策和方案，推進援外方式改革，編制對外援助計劃、確定對外援助項目並組織實施，管理具有政府對外援助性質資金的使用，管理多雙邊對中國的無償援助和贈款（不含財政合作項下外國政府及國際金融組織對中國贈款）等發展合作業務。
(十五)牽頭擬訂並執行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的經貿規劃、政策，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部門和台灣地區受權機構進行經貿磋商並簽署有關文件，負責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商貿聯絡機制工作，組織實施對台直接通商工作，處理多雙邊經貿領域的涉台問題。
(十六)依法對經營者集中行為進行反壟斷審查，指導企業在國外的反壟斷應訴工作，開展多雙邊競爭政策交流與合作。
(十七)指導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駐聯合國和有關國際組織經貿代表機構以及駐外經濟商務機構的有關工作，負責經貿業務指導、隊伍建設、人員選派；聯系國際多邊經貿組織駐中國機構和外國駐中國官方商務機構。
(十八)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㈡ 怎樣才算侵犯知識產權
判定是否侵犯了知識產權可以看是否主觀意識，是否以經營為目的，情節版嚴重的構成犯罪權，侵犯知識產權罪是指違反知識產權保護法規，未經知識產權所有人許可，非法利用其知識產權，侵犯國家對知識產權的管理秩序和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侵犯知識產權罪包括：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商品罪、非法製造或者銷售非法製造注冊商標標識罪；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假冒專利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知識產權是人類創造性勞動的智力成果，包括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等。
㈢ 急求一篇關於知識產權的文章
論國際貿易中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存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摘要]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知識產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顯著，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重視和加強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培育國民的知識產權意識，對於我國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關鍵詞] 知識產權保護保護戰略
知識產權主要指個人及其組織在腦力勞動方面創造並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它具有無形性、雙重性、確認性和獨占性的特點。根據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識產權有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在當今知識經濟社會顯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勵發明，創新知識，而且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加快配置技術創新資源，促使新技術商品化和產業化。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一、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知識產權保護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對國際及國際經濟關系的反映，是新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產生剩餘價值，而知識產權作為一種非物質經濟本身不產生剩餘價值，只有參與物質生產部門的價值分割才能產生價值。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壓低物質部門的產品價格，而提高與知識相關的非物質經濟部門的價格，從而在國際貿易中取得較為有利的地位。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上把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相提並論，其重要性可見一斑。1994年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第十回合談判過程中，形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協議；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TRIPS》協議同時生效，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TRIPS》協議也當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准則。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1.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眾所周知，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其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商品佔有較大的比重，且這個比重還在不斷攀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大量成功地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技術，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國建立並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為正常的國際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奠定了基礎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中，國際貿易和投資才能得到有效發展。
2.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
在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中，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工業都將經歷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創造新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第二階段，國內市場飽和，向國外市場出口；第三階段，對外投資，向外國市場提供產品；第四階段，外國生產，向母國市場出口。從發達國家角度說，當處於產品周期的二、三階段時，它會極力支持自由貿易；而當到了第四階段時，國內市場的產品為進口產品所替代時，該國產品的市場地位開始衰落，其市場佔有率受到挑戰。此時，它會轉向知識產權保護，在貿易政策中會極力與知識產權保護掛鉤，通過強制性措施來實施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以設法減慢產品周期的步伐。這對在技術上處於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疑是有失公平的。這樣知識產權的保護無疑擴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貧富差距愈加嚴重。
二、當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隨著世界步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關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國公認的成績。但從我國社會還正處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完善，在國際貿易中，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比較薄弱
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我國企業每年取得省部級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幾萬個項目，而申請的專利數卻不到10%，企業較為重視有形資產的保護，卻忽視了其作為無形資產的保護，從而導致我國每年有很多知識產權被「搶注」 。所以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已成為企業家的共識，加強企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也已成為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和「分水嶺」。目前，我國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如山西老陳醋商業秘密泄露事件的發生；景泰藍、宣紙等民族絕技的泄密，國內大量的知名商標在國外被搶注。因此，在大力保護國外的馳名商標時，應加強對國內馳名商標的扶植與保護。
2.知識產權人才缺乏
國內大多數企業尚未建立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沒有專門負責知識產權工作的人員，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識產權知識的人才不多。企業萬一牽連到知識產權爭端，要麼處於極其被動的地位，要麼要支付高額費用聘請外部人員應訴。一些專業性很強的包括專利申請、商標注冊、產權談判及分析工作，因為專業人才的缺乏而無人勝任。
3.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亟待完善
我國有些法律和TRIPS相關法律還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許多空白。知識產權是法律賦予的一種合法壟斷。一些跨國公司企圖利用知識產權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競爭實現其壟斷地位。針對濫用知識產權的非法壟斷行為，許多發達國家都通過制定反壟斷法進行制約，但我國目前還沒有出台反壟斷法，知識產權保護法律中也沒有可操作的反壟斷條款。這樣，我國企業在遇到知識產權爭端時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動狀態，從而在國內市場上對其他企業的壟斷行為束手無策、在國外市場上遇到嚴格的反壟斷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尷尬境地。
三、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各國都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護制度，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我國而言，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涉及面較廣的系統工程，雖然我國政府在這方面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制度，但真正從國民意識上重視知識產權問題還需一個過程。就目前看，應該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實施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政策傾斜，資金扶持。政策上要從籠統扶持轉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上來，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建設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民族工業群體。同時，採取有力措施，保證專利制度各項獎酬的兌現，重獎一些重大發明專利技術。在資金上，面對「入世」後的新形勢，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多渠道、多形式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泛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如火炬計劃、星火計劃、高新技術產業化、技術改造項目、新產品開發項目等各種科技和經濟計劃項目。
(2)加強立法，完善法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制定要以鼓勵創新、優化環境為宗旨，進一步形成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抓緊修訂和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辦法、保護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的立法。 同時，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決好知識產權糾紛。積極發揮跨部門執法協作機制和區域協作執法機制的作用，打擊和防範群體侵權、反復侵權行為。鞏固知識產權重大案件聯合督辦制度以及與外國政府、國際組織間的溝通對話機制。加強「奧運會」和「世博會」等各類展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我國農業技術、農用工具、農葯化肥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認真落實知識產權司法解釋，依法追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
(3)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科技以人為本，人才是國家的第一資源。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誰佔有的人才越多，誰就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取得勝利。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本土人才的爭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掉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同時，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變革，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要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人才隊伍培養工作，特別是加大知識產權工作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類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知識產權隊伍。繼續加強對各級政府領導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知識產權宣傳與培訓工作。
(4)突出特色，借鑒經驗。發展經濟有特色，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國和地區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重點和方向。近年來，美國將打擊盜版等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其中媒體盜版是重中之重。同時，它們根據現代標准改進美國知識產權法規——特別是刑事懲處手段，包括通過修訂及更新美國簽署的雙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條約，讓盜版者及偽冒者在美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國也應注重在尋求傳統知識資源的聯合保護。當發達國家對全球現代工業知識產權「圈地運動」基本完成後，我們的「傳統知識」便成為新世紀圈地運動的新目標。中國應當積極運用現行知識產權法律機制，對傳統知識資源進行保護的同時，積極尋求國際聯合集團式的保護。
2.實施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樹立品牌 ，增強意識。知識經濟時代,品牌之「名」越來越在於產品的知識含量之高,企業應保持產品在知識含量上的優勢來謀求產品的競爭優勢,只有企業掌握了過硬的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推出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更應該樹立品牌保護意識,洞悉跨國集團在我國運用的品牌戰略,以品牌的國際化帶動知識產權戰略。不僅要利用國內的資源條件和市場,更要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與市場,進行跨國經營,使我們的品牌發展成為全球化品牌。由於我國的一些企業在早些年沒有商標保護意識,大量的國內馳名商標被在國外搶注,例如「同仁堂」「青島啤酒」等,使這些企業在國外的發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們要吸取這些教訓,要時刻注意自己的馳名商標的保護問題。否則無異於在扼殺企業在國外的發展之路。
(2)加強申請，促進保護。據報道,僅加入世貿以來我國企業因知識產權糾紛引發的經濟賠償累計超過10億美元。因此我們應從多個角度、立體地實施專利保護戰略。實施專利保護戰略作為企業發展的護身符已是我國企業的當務之急。
第一，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機構,建立專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構建知識產權保護網,通過專利信息中心,對與本企業產品相關的專利作分類管理。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表明,每年新技術發明創造的90%以上都會在專利文獻中檢索到,所以我們可以不斷地更新我們的專利資料庫,對相似技術進行排查並通過專業人員對相關內容進行侵權分析,在不構成侵權的情況下,使企業的研發人員了解本行業的技術發展趨勢,為創新項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開發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專利申請率，設置專利網戰略。對每一項創新方案都申請一項專利,並在基本專利的周圍設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權利,並且技術開發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升級的過程,因此當一個企業擁有自己的自主專利權時,應通過不斷改進原有技術而獲得網狀的專利保護范圍。
（3）加大創新，提高效率。實施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必須加快建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 增加知識產權的產出量，形成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體地位。一要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確立知識產權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文獻,注意發現、申報和形成知識產權;二要加強企業技術中心建設,使技術中心成為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和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載體,成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調動和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共同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研究所和實驗室,共同培養技術人才。
㈣ 誰來講一下版權法的問題
摘 要:認定版權侵權行為的極大困難是如何確定作品的原創性。通過版權法與專利法、商標法立法目的及相關制度設計的對比,可以明確原創性的內涵;在實務操作中通過對比進行比較更易於把握作品的原創性。對於版權侵權行為,侵權人應當承擔的罪過形式,適用我國民法關於過錯責任的規定有兩大弊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已成為無法避免的國際趨勢。我國版權轉讓無須登記是著作法上一個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權轉讓登記的合理價值。
關鍵詞:版權;侵權行為;相關問題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簡介:李進一(1964—),男,四川省渠縣人,暨南大學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識產權領域,對侵權行為的認定在版權法中最為復雜。其原因在於:作品原創性(獨創性)認定的困難、作品版權的取得不依賴於任何審批手續、舉證不易等幾個方面。下面筆者就版權行為中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教於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國法院和中國法院便分別在阿爾泰案和李淑賢與王慶祥就《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一書訴賈英華案中開創了對涉嫌版權侵權行為的「三段論侵權認定法」。[1](P482)「三段論」法,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作品思想表達的原創性的註解和詮釋。其第一步為抽象法,指將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這是版權法原理的基本要求。盡管各國版權法對作品的創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沒有哪一個國家會把思想納入版權法的保護領域。《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和《WTO版權條約》第2條明確規定:「版權保護延及表達,而不延及思想、過程、操作方法或數字概念本身。」我國版權局於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第5條也增設了版權法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概念、發現、原理、方法、體現和過程的條款。這種立法體制為司法機構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中提供了一條版權法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的標准,從宏觀的角度給版權法實務指明了方向。應當說,從理論講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是明確的。然而,近年來隨著版權法將計算機軟體納入保護范圍以後,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在實務中出現了越來越模糊的趨勢。1986年,美國的威蘭訴傑斯羅一案便將版權法的保護范圍指向了思想。[2](P53)不過盡管存在著實務中這樣的困難,「三段論」的第一步抽象法的運作還是有效的,它試圖在思想和思想的表達之間劃一條線,以將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權法保護范圍的混淆。「三段論」的第二步是過濾法,指將雖屬思想的表達但又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過濾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公有領域的東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種表達的作品,超過版權保護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種作品,只有一種惟一的表達形式,則版權法不予保護,因為這與版權法促進一國文化繁榮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便終審判決了一起版權糾紛,判決中認定一幅加利福尼亞居民區的天然氣地下管道圖不受版權保護。判決的主要理由是:該圖毫無差錯地反映了該區地下管道的真實情況。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獨立地繪制該區管道圖(如果不出差錯的話),也只能與這幅已有的圖一模一樣。[3](P28)可見,雖屬作品的表達,但屬惟一的一種表達,其他任何人若要說明相關問題而只能採用該惟一的表達時,則該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超過保護期的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表明國家把繁榮本國文化與對著作權的權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權人與社會需求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而保護期的長短無非說明了誰在這場交易中處於優勢誰處於劣勢而已。對著作權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護期規定得足夠長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會需求者則希望把這種保護期規定得足夠短以期能無償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護期屆滿便是社會需求者無償使用作品的開始,也是作品進入公有領域不再受到版權法保護的開始。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著作權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論」的過濾法這一過程表明,版權法把版權看作一種私權,版權法上保護私有領域的東西,而不將公有領域的東西納入其中。對於計算機軟體來說,許多程序涉及的「內部功能」和「外部事實」多屬於公有領域,這一部分是不受版權法保護的。縱觀「三段論侵權認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筆者認為這兩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過程,思想也罷,外部事實也罷,都是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這兩個步驟的工作其實都是把屬於版權法規定的公有領域的東西劃在版權保護的界限之外。「三段論」的第三步是「對比法」,指經過「抽象」與「過濾」之後,對比原告作品與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著實質相同的部分,這涉及到對作品表達原創性的認定。
2 作品原創性的英文涵義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應當注意的是,原創性僅適用於對作者權的保護,而不適用於鄰接權。例如播放是對已有作品的重復,版權法盡管對其保護,但更多的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考慮的。英國律師PeterGrover認為要求原創性便破壞了播放組織權的整個基礎。Novelty譯為新穎性,是專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項發明若要取得專利權,享受專利法的保護,新穎性是其必要條件。原創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獨立創作的,不是抄襲的,而新穎性要求一項發明與現有技術相比是新穎的,可見新穎性比原創性的要求為高。原創性與新穎性不同的原因在於版權法與專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設計的不同。版權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推動文學藝術的發展,它要求受保護的作品與已有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著差異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個更先進、更優秀。版權法關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達的。而專利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推動技術的發展,它要求某一項發明必須在原有技術上更進一步,對處於原有技術水平的發明不授予專利權。同時,專利法為了節約技術開發成本,以利於把有限的精力用於更新技術的開發,它賦予專利法以壟斷權,即使是同樣先進的獨立開發的兩個發明也只授予一個專利權①。既然專利權是一種壟斷權,專利法便開創了一套與此相適應的審查和登記公告制度,規定一項發明者獲此權利,必須履行相應的程序。這種制度為專利法要求的技術新穎性打開了方便之門,如何認定新穎性,其參考系便是專利公報上登記的「已有技術」,這個「已有技術」是確定的。而版權法採用自動保護制度,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受版權法保護,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創性包含有新穎性的內容,那麼作為參考系的已有作品則浩如煙海,這在實務上是行不通的。同樣商標法要求的識別性(Remarkab1e)也不同於作品的原創性,其理由與版權法和專利法的區別相似。然而,這並不說明二者之間沒有交叉與重疊,《草案》第11條暗設了這種交叉地帶的存在。Uniqueness可譯為惟一性,或獨一無二,這離作品的原創性就更遠了,因為作品的創造絕大多數都是在公有領域材料的基礎上吸收他人優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權法之保護,這樣反而會阻礙文學藝術的發展和交流。惟一性不僅不是版權法對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種表達反而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這種作品在美國多半列為與「藝術作品」相對的「事實作品」,在德國多被列為與「社會科學」相對的「自然科學」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國都在相應的版權法中規定了對作品原創性的要求,但都沒有解釋何為原創性。英國的Denning認為,「原創性」一詞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獨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創作過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創作技巧、知識、創造性勞動和判斷。作品權是一個人勞動、技巧、投資的產品,這些不能為他人盜用。作品的原創性並非指其構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實。作品的構成元素、事實等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們進行創作。然而,區別一個作品與另一個作品的差異在於基於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組合,在這種組合中體現了作者的技巧、知識、投資和判斷。但是筆者認為,單純地依靠作者的知識、技巧、投資、判斷來認定作品的原創性,實際操作意義不大。而且現實生活中的作品繁多,為認定而認定作品的原創性所花費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於版權法推行的是自動取得保護原則,實行不審查主義,在訴訟過程中通過比較來認定或許更有價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處於公有領域就推定其有原創性,然後通過對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與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確定被訴作品是否有原創性。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盡管不處於公有領域,但系抄襲別人的作品,被告的舉證並不能減輕自己的責任,只能發生訴訟法上的主體變更,而被告的實體責任並不能免除,當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權利人參加訴訟。
在侵權訴訟中,確認被訴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權,直接證據較難獲得,一般採用間接方法即「實質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觸」的方法,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創作性」可以解釋為「不是模仿的結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為,只有行為人本人知道,權利人若要證明侵害者的模仿行為,除了行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實上是困難的。所以通常不去證明模仿行為本身,而是以對他人作品的接觸加以結果的類似性來證明。如果權利人與被告的作品相同或類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創作過程,成功地證明了未進行模仿而是獨立創作的,侵權也不成立。不過,這里的舉證責任發生了倒置,即由被訴作品的作者證明自己沒有接觸過原告作品,否則就可以推定存在著接觸。[4](P144)然而「實質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個較難把握的問題。有人認為,就作品而言,其質量而非數量是關鍵性的。如果一首詩中的幾個關鍵措詞被運用,即使這首詩有一百個音節,也構成了實質部分。如果你因為一個關鍵的音節的質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釋這屬於實質性部分。也有人認為,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並把那種試圖解釋實質性部分內涵的作法視為一種通過概念解釋把事實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的誤導。[2](P54)所謂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觀點,提高了版權法對作品創作性要求的高度,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被抄襲的多為創作水平較高的作品,這與德國版權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數國家的版權法並沒有對作品作這一要求。日本學者中山信弘指出,由於作品是人的個性表露,其價值不存在絕對標准。設定價值標准,等於劃分人格優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討論的是價值,而用來證明或批評價值的根據仍然是價值,於是評價作品的高低便帶來了技術性的困難。假如把某種價值看作是超載了其他價值之上的標准,那麼這種思想在學術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堅持學術的公正,使任何一種價值都可以其他價值來批判,則不存在任何標准,這應構成了一個悖論。可見,劃分作品的創作高度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筆者感到,通過比較,進行區別,或許對實質性的認識更為清晰。例如:兩首主旋律不同的音樂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構成了實質性部分。
3 作為一種民事的侵權行為,侵犯版權行為要求侵權者主觀上具備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我國版權法的規定與有關的國際公約及多數外國版權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權法上存在著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劃分。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6條至22條所列舉的行為皆屬直接侵權行為,而第22條至26條所列舉的行為是間接侵權行為。之所以作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對侵權人的主觀狀態要求不一,對他們規定了不同的責任原則。對於直接侵權行為,英國版權法暗含了應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者的犯意不是認定侵權性質的實質條件,盡管無辜可能會減少賠償,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97條1款的內容便規定了犯意並不影響侵權行為的認定問題。而對於間接侵權行為,法律要求侵權者主觀上有過錯。亦即在英國版權法上,把侵害版權法的行為分成了直接侵權行為和間接侵權行為,對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對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德國版權法第97條規定:「受侵害人可訴請對於有再次復發危險的侵權行為,現在就採用下達禁令的救濟:如果侵權系由於故意或過失,則還同時訴請獲得損害賠償。」日本1989年版權法第117條1款規定了直接侵權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而第2款規定了間接侵權應承擔過錯責任,Trips第45條1款規定:「對已知或有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的侵權人,司法當局應有權責令其向權利人支付足以彌補因侵犯知識產權而給權利持有人造成之損失的損害賠償。」第2款規定:「司法當局還應有權責令侵權人向權利持有人支付開支,其中可包括適當的律師費。在適當場合即使侵權人不知,或無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成員仍可以授權司法當局責令返還所得利潤或令其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Trips第45條對侵權人主觀上的狀態作了區分,並規定了有過錯的侵權人應給予受害人以賠償費的范圍,對於無過錯的侵權方在適當的場合也應返還所得利潤或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這就是說過錯,也構成了侵權,只是一般不支付賠償費。可見,在國際上,至少是對直接侵權行為讓侵權者承擔無過錯責任是通例。在我國版權法上,沒有區別直接侵權行為與間接侵權行為,而且也沒有明確侵害版權行為的責任原則。由於版權是一種民事權利,按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之規定,侵害版權的行為屬於過錯責任。這樣的規定存在的弊端在於:其一,證明侵權者主觀上有無過錯,權利人力不從心,因為侵權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一般只有侵權人自己知悉,這對於打擊日益猖獗的盜版行為極為不利。其二,對於侵權行為不作劃分,一律規定適用過錯責任,未免武斷,因為間接侵權行為的危害和直接侵權相比畢竟要小。我國最近的版權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第51條作了這樣的規定,即侵權復製品的製作者、發行者、出租者應承擔推定過錯責任,並在第50條2款增設了法定賠償金的規定,法定賠償金適用考慮到了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盡管版權法的修改草案向國際規則邁進了一步,然而該方案並非盡善盡美,並且網路環境下的版權侵權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基於此,有人提出對於一般情況下的直接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對於網路上的個別特殊情況讓侵權人承擔推定過錯責任的折衷方案。[6]
事實上,目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再堅持過錯責任原則或推定過錯責任原則(實際上也是一種過錯責任原則),都無多大實際意義。因為,版權法及國際版權公約發展的趨勢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尊重,是對著作權人利益保護的加強①,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也表明了這一點。而對侵權人適用無過錯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另一方面,特別是1999年以來,我國加快了恢復WTO成員國的步伐,如果我們國內的版權法達不到Trips的要求,這將會阻礙我國WTO成員國地位的恢復。從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著法律多元的現象,然而在知識產權領域各國的統一化進程卻在加快,其原因在於世界貿易大國把知識產權與經濟貿易進行了勾連,而世界上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已在所難免。這便造成了知識權法雖屬一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走著與其他法相反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看,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把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向國際規則邁進是出於無可奈何的考慮。
4 前已敘及,在版權法上採用自動取得原則,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享受版權法之保護。然而,版權被視為一種絕對權,其義務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數,對社會影響較大,而且版權法又沒有商標法和專利法上的那種公示制度,這就增大了版權侵權的系數。特別是對於後繼作品,作品的轉讓在我國並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這就有可能使原權利人受利益之驅動再許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後繼版權人的權利。因此,我們認為,對版權的發生與變動應借用物權變動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權不同於動產,因為它的無形,所以它的佔有或交付在現實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應借鑒不動產登記制,對版權的取得採用選擇登記制,對版權的轉讓採用登記制。版權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種權利,在他的作品創作完成以後,如果他怠於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到登記機關登記,在發生訴訟時,他的舉證就要比已經進行了登記困難得多。然而,多數國家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體現了對權利人權利的尊重,因為權利人可以放棄其權利。我國自1995初年開始,對軟體之外的其他作品採用了選擇登記制。而對於版權轉讓,我國著作權法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我們認為這正是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一個不足。其理由在於:第一,加拿大、美國、日本等都有版權轉讓進行登記的要求。這些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版權登記盡管會給當事人帶來一定的麻煩,但能在以後的訴訟中節約相當大的訴訟成本,而且也便於國家對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權轉讓登記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關作品,可以到有關登記管理機關去查詢,以便尋找真正的權利人。其二是對抗功能,也就是說著作權轉讓登記以後有對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權利人先把其版權轉讓給甲,但沒有進行登記,後又轉讓給乙,並且雙方到登記機關履行了登記手續,盡管甲受讓在先,該版權仍轉屬於乙。其三是證明功能,在發生糾紛時,轉讓登記可以證明誰是真正的權利人。第三,我國1995年《擔保法》第79條明確規定:以依法可以轉讓的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並且,我國已於1996年9月23日通過了《著作權質押合同登記辦法》。著作權的質押並不涉及權利的轉移,法律都明確要求登記,而版權的轉讓又有什麼理由不進行登記呢?
[參 考 文 獻]
[1] 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鄭成思.版權公約、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聞侵權與賠償[M].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體與著作權[M].張玉瑞譯,北京:專利文獻出版,1997.
[6] 李軍.計算機時代的相應版權制度探究[J].現代法學,1999(1).
㈤ 怎樣打擊侵權盜版國家企業個人
新華網廣州1月20日電
新華社記者 戴勁松 陳冀
打擊盜版特別是打擊有組織的盜版犯罪是一項世界性的難題。中國正實施「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並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擴大對外文化科技的交流與合作成了大勢所趨。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大打擊「制黃」「販黃」、非法出版和侵權盜版的力度，顯得尤為重要。這首先是維護中國文化出版健康發展的自身需要，也是中國應該履行的國際義務。
在建立健全打擊盜版的法律法規上，我國多年來一直在做堅持不懈地努力。1991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及其配套法規頒布實施。1997年10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首次列明了懲處侵犯著作權罪的條款，最高可判處7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在此基礎上，經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建議和協調，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12月17日公布了《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對查處侵犯著作權罪作了多處解釋。為了在全國推廣懸賞舉報這一有效措施，由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為主起草，與財政部、公安部、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聯合制定、發布了《對舉報「制黃」「販黃」、侵犯知識產權和其它非法出版活動有功人員獎勵辦法。這些法律法規的出台，為「掃黃」、「打非」，特別是對有效地發動群眾，嚴厲打擊盜版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完）
㈥ 傳播學批判學派 默多克和戈爾丁 誰知道這兩個人著名的傳媒批判理論是什麼嗎謝謝！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闡述了傳播產業中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系； 英國學者戈爾丁和默多克為代表，主要是從考察媒介所有權的集中和壟斷程度入手，揭示資本主義媒介為壟斷資本服務的本質；
㈦ 宏盈國際股指被騙了怎麼辦
你也是受害者嗎，我投了將近十萬多，不過還好已經追回了
㈧ 求助律師等高手 急急急！！！
200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各位代表：
現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大會報告工作，請予審議，並請全國政協各位委員提出意見。
2006年是人民檢察事業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為做好新形勢下的檢察工作指明了方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中央《決定》和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精神，各項檢察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認真履行檢察職責，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全國檢察機關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堅持立檢為公、執法為民，深入實踐「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工作主題，繼續在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上下功夫，致力於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一）依法打擊刑事犯罪。堅持把維護穩定作為重要任務，積極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平安建設，認真履行批捕、起訴職責，全年共批准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891620人，提起公訴999086人。
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重點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和「兩搶一盜」等多發性犯罪。批准逮捕故意殺人、放火、爆炸、強奸、綁架犯罪嫌疑人47228人，提起公訴46607人；批准逮捕搶劫、搶奪、盜竊犯罪嫌疑人419578人，提起公訴445849人。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積極投入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對重大案件適時介入偵查活動，批准逮捕黑惡勢力犯罪嫌疑人18446人，已提起公訴8343人，查辦了一批國家工作人員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的職務犯罪案件，有力地打擊了黑惡勢力犯罪。
加大打擊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和環境資源犯罪的力度。嚴懲嚴重危害經濟安全、擾亂市場秩序、損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犯罪，批准逮捕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嫌疑人24211人，提起公訴27728人，同比分別上升14.2%和11.1%。加強對知識產權和環境資源的司法保護，批准逮捕制假售假和侵犯商標權、著作權、商業秘密犯罪嫌疑人3729人，提起公訴3634人，同比分別上升16.7%和12.6%；批准逮捕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礦等破壞環境資源犯罪嫌疑人7974人，提起公訴12240人，同比分別上升15.4%和24.8%。繼續開展查辦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瀆職犯罪專項工作，立案偵查在市場監管中失職瀆職、包庇放縱經濟違法犯罪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295人。
高度重視死刑案件辦理工作。針對死刑案件核准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第二審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開庭審理的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文件，強調要切實依法做好可能判處死刑案件的批捕、起訴工作，嚴格把好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依法加強對辦理死刑案件全過程包括死刑復核的法律監督，確保辦案質量。同時，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規范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程序的司法解釋。由於長期以來多數地方對死刑第二審案件不開庭審理，檢察機關沒有專門的辦案力量和人員編制。各省級檢察院面對工作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採取臨時內部調整辦案力量、從下級檢察院借用業務骨乾等措施，保證了辦理死刑第二審案件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深入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堅決貫徹中央關於反腐敗斗爭的總體部署，依法履行查辦職務犯罪職責，全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33668件40041人，已偵結提起公訴24448件29966人。
堅決查辦大案要案。強化上級檢察院對辦案工作的組織指揮，加強跨地域偵查的協作配合，提高發現和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立案偵查職務犯罪大案18241件，其中貪污、受賄百萬元以上的案件623件。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36人，其中廳局級202人、省部級6人。會同公安機關開展追逃專項行動，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670人，比上年上升137.6%。
嚴肅查辦侵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立案偵查貪污、挪用國家支農資金、征地補償金和扶貧、救災、救濟等款物的農村基層組織人員3878人，私分、侵吞、挪用國有資產或出賣國企利益的國有企業人員10742人，利用職權非法拘禁、刑訊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930人。對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同步介入有關主管（監管）部門的調查，注意發現和查辦事故背後的職務犯罪，立案偵查玩忽職守、縱容違法違規生產，造成重大損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629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介入了8起特大事故的調查，現已立案偵查涉嫌瀆職等犯罪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50人。
積極參加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真貫徹中央關於治理商業賄賂的重大決策，及時制定檢察機關的工作方案，在全國范圍組織開展專題舉報宣傳，建立和完善與有關主管（監管）部門的案件協查機制和移送受理機制，對45件重大典型案件掛牌督辦，並直接指揮查辦了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有關人員在葯品注冊、審批中收受賄賂和嚴重瀆職等重大案件。各級檢察機關以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葯購銷、政府采購、資源開發和經銷等領域為重點，積極排查線索，深挖窩案串案，共立案偵查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9582件，涉案金額15億多元。一批涉案地域廣、涉案人員多、涉案金額大的商業賄賂大案要案受到嚴肅查處，震懾了違法犯罪，遏制了商業賄賂蔓延的勢頭。
立足檢察職能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結合辦案，加強對典型案件發案原因、特點和職務犯罪易發多發行業、領域犯罪態勢的分析，及時建議有關部門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共提出檢察建議13662件。開展以案說法，進行預防警示教育33000多次，228萬多人接受了教育。在工程建設、政府采購等領域建立行賄犯罪檔案，提供查詢7319次。
加強反貪污賄賂國際司法合作。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發起成立了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承辦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137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了會議。這一國際組織的成立，為我國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三）強化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全面履行對立案、偵查、審判和刑罰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職責，突出監督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增強監督實效。
依法監督執法不嚴、打擊不力的問題。對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偵查機關立案16662件。對應當逮捕而未提請逮捕、應當起訴而未移送起訴的，決定追加逮捕14858人、追加起訴10703人。對違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提出糾正意見2846人次。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組織開展了監外執行罪犯脫管漏管專項檢查，監督糾正6074名監外執行罪犯的脫管漏管問題，對不再具備監外執行條件的207名罪犯督促有關部門予以收監執行。
依法監督侵犯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對違法動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經濟糾紛等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督促偵查機關撤案4569件。對不符合逮捕條件的，決定不批准逮捕96382人；對依法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或證據不足的，決定不起訴7204人。對偵查活動中的違法情況提出糾正意見11368件次。鞏固集中清理超期羈押的成果，監督糾正超期羈押233人次，檢察環節繼續保持無超期羈押。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組織開展了逮捕工作專項檢查，共抽查10萬多件近年來辦理的逮捕案件，針對存在的掌握逮捕條件過寬或過嚴、批捕後未及時執行等問題進行整改和糾正，促進了逮捕措施的依法正確適用。
依法進行審判監督。加強對有罪判無罪、無罪判有罪、量刑畸輕畸重案件的監督，對認為確有錯誤的刑事判決、裁定提出抗訴3161件；對刑事審判活動中的違法情況提出糾正意見2200件次。加強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監督，及時受理和審查當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申訴，提出民事、行政抗訴12669件，提出再審檢察建議5949件。對不服正確裁判的37524件申訴，認真做好當事人的息訴工作。
嚴肅查辦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注意在訴訟活動監督中發現執法、司法不公背後的職務犯罪線索，完善查辦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工作機制，立案偵查涉嫌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索賄受賄等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員2987人。
（四）加強控告申訴檢察工作，積極化解矛盾糾紛。從促進社會和諧出發，把依法化解社會矛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共依法處理群眾來信來訪477596件次。
進一步完善信訪工作機制。暢通信訪渠道，推行上下級檢察院聯合接訪，探索帶案下訪、定期巡訪，全年聯合接待疑難案件上訪人員739人次，通過下訪、巡訪接待群眾27283人次。堅持檢察長接待日制度，完善首辦責任制。嚴格執行責任追究制度，對存在執法過錯的信訪案件進行了責任倒查，追究責任63人。
認真解決群眾涉檢信訪問題。實行「四定」、「兩見面」制度，定領導、定專人、定方案、定時限，在立案和結案後分別當面聽取申訴人意見，依法妥善處理涉檢信訪2942件。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派出23個督查組，深入17個省份對涉檢信訪案件直接督辦。對信訪案件中反映檢察機關違法扣押、凍結款物的問題進行了集中糾正，返還當事人款物摺合人民幣3300多萬元。對近年來檢察機關已作賠償決定尚未執行的549件案件組織了全面清理，目前已落實541件。
積極探索在執法辦案中做好群眾工作的有效方式。不少地方檢察機關實行了不批捕、不起訴等工作環節的答疑說理制度，在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的同時，針對當事人的疑問和異議耐心釋法說理，力求以法、以理服人，既依法對案件作出了處理，又解決了與案件相關的矛盾和問題。
（五）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繼續深化「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堅持一手抓完善執法規范，一手抓制度落實。針對容易發生問題的執法崗位和環節，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和修改了審查逮捕案件質量標准、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准和扣押、凍結款物工作規定等規范性文件33件。各地把規范執法行為的重點放在狠抓法律規定和制度規范的落實上，開展逐級檢查和上下互查，對發現的問題及時督促整改，力求使制度規范落實到每一個基層單位、每一個執法崗位和每一個辦案環節。不少地方檢察機關把規范執法與信息化管理緊密結合起來，積極推進業務、隊伍和信息化「三位一體」機制建設，利用計算機網路對執法辦案活動進行流程管理、過程式控制制和動態監督，促進了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經過努力，檢察機關的辦案質量進一步提高，職務犯罪案件起訴率和有罪判決率分別達89.5%和99.4%。
一年來，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不斷增強服務大局的意識。最高人民檢察院繼前幾年作出為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服務的意見後，又制定了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的意見。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服務發展的途徑和措施，改進執法方式，講求執法效果，努力營造有利於改革和創業的環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二、推進檢察改革，保障司法公正
繼續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部署，落實200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檢察改革三年實施意見，堅持以強化法律監督職能和加強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為主線，進一步完善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
（一）健全對偵查取證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近年來發現的冤錯案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認真分析原因、總結教訓，制定了《關於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工作中加強證據審查的若干意見》，進一步完善了對違法偵查行為的監督機制。強調在辦理偵查機關移送的刑事案件中，要更加註重對證據合法性的審查，及時監督糾正違法取證行為，堅決排除刑訊逼供獲取的言詞證據，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二）完善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銜接機制。為督促行政執法機關及時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加大對刑事犯罪特別是經濟犯罪的打擊力度，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有關部門下發了《關於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明確了檢察機關對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進行監督的具體程序，拓寬了監督渠道，完善了監督手段。一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建議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57件，查辦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執法人員130人。
（三）深化檢務公開。為更好地接受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以公開促公正，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深化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的意見》，增加12項向社會和訴訟參與人公開的工作制度、辦案規程等方面的內容，完善訴訟參與人權利義務告知制度，在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設立新聞發言人，建立對違反檢務公開規定的責任追究制度，進一步增強了執法透明度。
（四）繼續推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2005年建立這一制度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又於去年制定了兩個技術規范，完善了具體的操作程序。目前已有2171個檢察院實行了同步錄音錄像，佔全國檢察機關總數的59%。這一制度的推行，強化了對檢察機關自身執法辦案的監督，對防止訊問中出現不規范行為，提高職務犯罪偵查水平，發揮了積極作用。
（五）推進人民監督員制度試點。目前全國已有86%的檢察院開展試點工作。全年共有5191件擬作撤案、不起訴處理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決定的職務犯罪案件進入監督程序，其中人民監督員不同意辦案部門原擬定意見的252件，檢察機關採納178件，對未採納的依據事實和法律向人民監督員作出了說明。拓展人民監督員的監督范圍，對違法搜查、扣押等「五種情形」規定了具體的監督程序。人民監督員制度在促進公正執法、保證辦案質量、增進司法民主等方面的作用進一步顯現。
三、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整體素質
堅持以公正執法為核心，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為載體，加強檢察隊伍的思想、組織和紀律作風建設。
（一）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根據中央政法委的統一部署，全國檢察機關開展了以「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通過組織集中培訓、開展向先進典型學習活動、運用反面典型進行警示教育、剖析錯案和執法不規范案件等形式，引導檢察人員全面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科學內涵和本質要求，從執法思想、執法觀念和執法作風上，查找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不相符合的問題，提高思想認識，認真進行整改。經過教育活動，隊伍中的一些突出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帶動了檢察隊伍建設的全面加強。全年有1104個集體和2110名個人受到省級以上表彰，涌現出白潔、艾合買提·依明等一批公正執法、為民執法的先進典型。
（二）強化領導班子建設和紀律作風建設。堅持把領導班子建設作為重中之重，進一步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實行政治輪訓制度，培訓各級領導幹部18000多人次。建立完善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和述職述廉制度，加強對「六個嚴禁」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員對7個省級院的領導班子進行了巡視，21個省級院開展了對下級院的巡視工作。結合換屆選舉，配合黨委做好檢察機關領導班子的選配工作，對662名檢察長進行了異地交流。加強檢察人員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教育，試行檢務督察制度，完善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嚴肅查處違紀違法的檢察人員273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27人。
（三）推進隊伍專業化建設。認真落實檢察官法，嚴格檢察官職業准入，普遍實行新進人員統一招考、檢察官從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中依法選任，繼續完善和推行檢察官遴選制度。以領導幹部和執法辦案一線的檢察官為重點，加強正規化分類培訓，廣泛開展崗位練兵，共培訓偵查監督、公訴、職務犯罪偵查等部門業務骨幹27000多人次。加強西部地區檢察官本科學歷教育，組織東中部地區檢察機關對口支援西部檢察教育培訓，最高人民檢察院為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培訓業務骨幹500多名。
（四）繼續抓好基層檢察院建設。堅持把檢察工作和隊伍建設的重心放在基層，落實《人民檢察院基層建設綱要》，深入開展爭創先進檢察院活動，評選表彰了200個全國先進基層檢察院。堅持上級檢察院領導聯系基層制度，努力為基層辦實事。最高人民檢察院爭取有關部門的支持，聯合下發了緩解西部及貧困地區基層檢察院檢察官短缺問題的意見，為基層檢察院補充了部分人員編制。28個省級檢察院會同財政部門出台了縣級檢察院公用經費保障標准，進一步完善了基層經費保障機制。
各位代表，一年來檢察工作的成績，是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各級黨委領導和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以及社會各界的監督、支持下取得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了對檢察官法執行情況的檢查，審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檢察機關開展規范執法行為專項整改情況的報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通過聽取專題匯報、組織代表視察等形式，加強了對檢察工作的監督。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檢察工作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建議71件，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提案8件。各級黨委、政府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為檢察機關解決了不少困難和問題。 在總結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檢察工作與黨和人民的要求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法律監督職能作用發揮得不夠。監督意識不強、履行職責不到位的問題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些執法、司法不公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監督糾正。二是法律監督能力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檢察人員執法水平不高，執法方式簡單，不注意化解與案件相關的矛盾，不善於做群眾工作，影響執法效果。三是執法不嚴格、不規范的問題仍有發生。有的不嚴格執行法律和辦案制度，不注意依法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有的受利益驅動辦案，違法扣押、凍結和處理涉案款物。四是檢察隊伍的紀律作風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有些檢察人員為民執法的意識淡薄，執法不文明、不公正，有的甚至執法犯法、貪贓枉法。個別領導幹部嚴重違紀違法，造成了惡劣影響。另外，一些地方檢察院辦案力量不足、中西部和貧困地區檢察院經費短缺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對這些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要進一步採取有力措施，加強領導和協調，認真加以解決。
四、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好2007年的檢察工作
在新的一年裡，全國檢察機關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和本次全國人大會議精神，堅持「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工作主題，加強和改進檢察工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認真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公平正義。堅持把履行好法律監督職責作為服務和諧社會建設的基本途徑，促進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依法履行批捕、起訴職責，堅決打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刑事犯罪，深入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依法履行查辦職務犯罪職責，堅決查辦大案要案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積極參與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依法履行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職責，強化對民事審判、行政訴訟和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堅決監督糾正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問題，切實防止冤案錯案。加強對人權的司法保護，堅決打擊侵犯人權的犯罪，依法維護軍人軍屬、歸僑僑眷的合法權益，維護農民工、婦女、兒童和殘疾人的合法權益，維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努力提高做群眾工作的本領，改進執法方式，全面推行不批捕、不起訴答疑說理制度，把定紛止爭、化解矛盾、促進和諧融入執法辦案全過程。
（二）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寬嚴相濟是我國的一項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更具有現實意義。最近，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檢察機關在批捕、起訴、查辦職務犯罪等各項工作中，都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做到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適度，使執法辦案活動既有利於震懾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又有利於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在依法嚴厲打擊嚴重犯罪的同時，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涉嫌犯罪人員，可從寬的依法從寬，能挽救的盡量挽救，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採取適合其身心特點的辦案方式，配合家長、學校加強幫教。積極推行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工作機制，實行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機制，完善業務工作考評體系。加強調查研究和宏觀指導，把握好政策界限和執法尺度，保證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確運用。
（三）加強檢察機關自身建設，提高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的水平。按照中央關於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進一步加大檢察改革組織實施的力度，重點建立健全對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監督機制，完善檢察機關內部監督制約，推動人民監督員制度規范化、法制化。深化規范執法行為活動，構建嚴密的執法規范體系，推進檢察業務、隊伍和信息化「三位一體」機制建設，提高執法辦案的規范化水平。堅持不懈地抓好檢察隊伍建設。繼續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進一步端正執法思想，切實解決隊伍和執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全面加強領導幹部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建設，強化對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認真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法官法、檢察官法執法檢查報告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採取有力措施，加強教育培訓，提高檢察隊伍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堅持從嚴治檢，嚴肅查處檢察人員違紀違法案件，保障司法公正，維護司法廉潔。
（四）自覺接受各級人大、政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認真貫徹落實監督法，進一步健全檢察機關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的工作機制，嚴格執行向人大常委會進行專項工作報告、接受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等制度。自覺接受政協民主監督、人民群眾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認真聽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的建議、批評和意見，使檢察工作更好地體現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裡，全國檢察機關要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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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倪樂雄教授8000字文章剽竊作家趙勤軒著作20處5000字嗎
倪樂雄教授掩蓋無恥剽竊把水攪渾
作家趙勤軒指出構成剽竊抄襲一般需要三個條件：1、要有剽竊被剽竊書刊實物作為比照，空口無憑；2、出版時間在後者剽竊出版時間在前者，時序不能顛倒；3、標題、內容對比有相同之處，捉賊捉贓。
例如，上海政法學院倪樂雄教授2002年11月25日發表的學術論文《從「施里芬計劃」到馬恩河會戰》（約8000字），抄襲剽竊趙勤軒2001年4月出版的《夢斷長河-馬恩河戰役》（軍事科學出版社，110千字）達20處5000字之多，有公開發表的書刊白紙黑字對比為證。完全符合上列剽竊抄襲三條標准。倪樂雄教授怎麼賴也是賴不掉的。
再如，自稱「軍事專家」倪樂雄教授的成名作《帷幄與決勝——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戰役述評》（20萬字1995年出版），與軍事科學院編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戰役》（20萬字1982年出版）書名、字數一樣，出版時間晚了13年，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剽竊。其他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新探》（張含英，《陰山學刊》1989年01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再思考》（倪樂雄，《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學術》（張海麟，國防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學術背景》（倪樂雄，2004年發表），都屬於這種情況。學術著作文題相符，標題的一致決定內容的相似。看來剽竊是長期的、大量的、一貫的，「軍事專家」大概也是剽竊來的。
倪樂雄教授在事實面前理屈詞窮，黔驢技窮，慣於倒打一耙的倪教授使出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卑劣無恥伎倆，編造他有「未出版的書稿」，造謠《中國作協趙勤軒《夢斷長河》系抄襲軍事專家倪樂雄教授未出版原稿》，把揭露他抄襲的對比段落時序顛倒過來，製造作家趙勤軒抄襲他「未出版原稿」的假象，真可謂顛倒黑白了！請問厚顏無恥的倪教授：你的未出版的原稿在哪裡？你未出版怎麼抄？倪樂雄還裝摸作樣問「你自己回答呀？既然一模一樣是抄襲，你是怎麼竊取到廣東人民出版社老子原稿的？」倪樂雄教授你自己回答，你的「未出版原稿」在哪裡？在你開襠褲里？造謠大師的新謠言而已。倪樂雄覺得「未出版書稿」造假太明顯，又改口說11萬字的《夢斷長河》抄襲他的17萬字《世界大通史》。查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也沒有《世界大通史》。倪教授何時何地出版的？是倪教授的開襠褲里「失禁大桶屎」吧？可笑不可笑？一頭蠢驢！
蠢驢總是把自己的愚蠢加在對方頭上。作家趙勤軒指出構成剽竊抄襲一般需要三個條件；倪樂雄歪曲為只看「時間推定」一條，後完成的作品一定抄襲前面完成的作品。倪樂雄就是只抓住一條時間推定，不管標題內容有沒有相同，造謠誣陷《碧血黃花》抄襲剽竊。倪樂雄舉證如下：《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辛亥革命史論文集》、《辛亥革命與中國社會發展道路》、《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武昌文史 第7輯 武昌首義 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專輯》、《辛亥革命中的台州著名人物》、《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長編 （上卷）》、 《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辛亥革命與華橋》、《 辛亥革命在湖北》、《辛亥革命的故事》、《貴州辛亥革命》、《華僑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資料類編》、《辛亥革命詩詞選》、《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一一 辛亥革命史料》《 辛亥革命前後 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後帝制復辭和反復辟斗爭》、《辛亥革命史料》。
倪樂雄好歹也是個教授，自稱「研究近代史」，造謠也要沾點邊，有點學術味兒。不論姓什麼比你早生二十年就是你爺？舉證的書名和《碧血黃花》有相同之處嗎？不僅沒有《碧血黃花》四字聯用，連碧、血、黃、花四個字單獨出現都沒有！一點不沾邊剽竊你娘的屁？《碧血黃花》副題「黃花崗起義紀實」，發生在廣州，是辛亥革命前奏；體裁是紀實文學歷史小說，不是學術研究。自稱「研究近代史」（盡帶屎？）的倪叫獸連這個都不懂，把武昌首義、四川、台州、貴州等無關資料都列進來。用倪教授自己的評價，「表明他是一頭無知的蠢驢！一個十足低能兒！又蠢又毒的惡棍！」
要求倪樂雄教授符合實際是不實際的，他就是在造謠誣陷，目的是敗壞作家趙勤軒聲譽。倪教授死乞白賴要和趙教授比軍事專家的真偽，按照倪教授「嚴格限定在軍事學科範圍」說法，軍事學術論文趙20篇，倪6篇；軍事著作趙7部，倪0部（內容與論文重復的不計）。倪教授無視事實，津津樂道他自己自吹自慰褲襠里打擂5480，捂死把圈。倪樂雄為證明自己的謊言，竟荒唐無賴到這種地步，用倪樂雄自己的話說「十足的漢奸、內賊、人渣、蠢貨！廢物、閹貨！王八蛋！」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