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完善程度

㈠ 當前國內對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

雙創環境，還是挺重視的，保護知識產權才能鼓勵小微企業公司創新的動力，國家也更容易回科技轉型。 現在答對企業的知識產權貫標（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方面，國家壓的特別很，企業想要完成高新企業申報項目申報什麼亂七八糟的，知識產權貫標認證通過都是其中一項必要條款。

㈡ 亞洲除了日本還有哪些國家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做得比較完善

韓國、新加坡、前蘇聯的幾個加盟共和國，還有中國的台灣、香港也很好。

㈢ 知識產權保護

從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看，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不但起步早而且體系完備。在基本法的相關內容中會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但更多的國家還是通過制定《專利法》、《合同法》等一系列專項法對知識產權加以規定和保護。對於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政府一般不制定專門的法律，而是在現有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基礎上制定一系列引導性政策。如英國的《知識產權管理手冊》，從原則上對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做出規定，以維護科研單位、科技人員的利益，促進科技成果的推廣、轉化和轉讓。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主要是科研單位與科研人員或合作研究中科研單位之間通過簽訂協議或合同的方式，界定科技成果的歸屬和轉化、轉讓，明確彼此的利益關系。如果協議或合同沒有得到履行，則通過藉助法律的方式予以解決（王海峰，2007）。總之，國外主要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具有完善的法規體系，健全的組織管理制度，合理的產權權益分配，能夠充分激勵科研人員並激發其創新的潛能。

近些年來，我國按照TRIPS 協議的最低保護標准，相繼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軟體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為保護知識產權和促進科技創新提供了法律保障（袁曉東，2006）。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及科技成果交易額的上升，成果轉化中的知識產權侵犯案件卻逐年上升，反映出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以知識產權的制度建設為例，受「重成果輕知識產權」傳統思想的影響，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以成果獎勵制度為主，大學和科研院所的人事管理制度也以發表論文為主要考核指標。結果是，研究項目低水平重復現象嚴重，無法形成自主知識產權。2010年國內發明專利申請授權率為27.2%，而在中國申請專利的國外發明授權率為56.4%，無論在質量、結構和國際布局上，都與世界主要專利強國存在較大差距。與此同時，發明創新者自身的不成熟、政府法規的不健全、部分執法部門的不作為，一些企業經營者素質的低下以及政府職能體制轉變不到位、市場經濟發育等諸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進程。

㈣ 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

【摘要】：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根據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中國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好於印尼;根據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數,該法律指數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中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95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理論上講,在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投資意願應該不強。但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發大國」——根據世界經合組織報告,2006年中國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間中國企業研發費用增長率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調查統計,中國超過所有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主要跨國公司進行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否中國企業與眾不同,他們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來保護其先進技術和創新產品?還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支持中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大問題。 為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通過跨省比較分析來考察各省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狀況的不同是否影響各省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以及研發產出。研究發現: (1)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較強的省份,高科技企業更可能獲得各類外部融資:外部債務融資、非正式金融機構債務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他們也更願意將更大比例的資金投入到研發活動中,並開發出更多的專利技術和新產品。 (2)雖然我們上述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與高科技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否存在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因素,不僅提高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業發展水平,從而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偽相關」呢?對於這一問題,如果我們發掘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的作用機制,那麼顯然二者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而非「偽相關」。作者設計實證檢驗並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產生影響的: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技術容易被競爭者仿製和盜取的「外部性問題」;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因擔心研發項目信息被泄露而不願向外部投資者披露信息,從而融資困難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三,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代理問題」——中方股東很可能將外方股東所提供的先進技術挪為他用,致使後者不願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 上述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第一個問題作出了回答: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起作用,其總體水平仍然落後,外資高科技企業似乎不該將中國作為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因為與國內企業不同,外資企業是可以選擇到其他知識產權保護較強的國家進行研發投資的。因此作者推斷: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到中國進行研發投資的作用。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代機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領域的經典定義來自LLSV(1997):「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合作傾向,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傾向於通過合作來獲得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計導致『囚徒困境式'無效率的結果。」Knack和Keefer(1997)則進一步強調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互信、社會公德、和團隊精神。基於世界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LLSV(1997)發現中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則進一步指出:與西方不同,中國較高的社會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企業主的進一步問卷調查結果還表明:100%的企業主認為如果企業破產了,那麼經濟上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信用和聲譽的損失來得重要。可見,守信用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很高,人民的誠信度和公德心很強,那麼即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該國人民也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所以社會資本可以作為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重要機制。為檢驗這一機制,我們考察了各省社會資本水平差異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 (1)在控制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保護水平,政府廉潔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同行業密集度,上、下遊行業密集度,基礎設施建設,薪酬水平,人力資源豐富程度,政策優惠啞變數之後,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進駐。而且在社會資本較高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也更願意與當地企業組成合資企業,並且研發投資意願較強。 (2)在高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卻是逐年下降的。這一結果與我們的理論預測相一致,說明外資高科技企業對當地社會資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積累經驗,並對當地人的誠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應。 這些結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社會資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此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我們還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地區)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中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我們得到如下研究結論: (1)如果外資高科技企業是來自於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麼他們將更重視合作夥伴和員工的誠信程度,因此他們會選擇到社會資本比較高的地區進行研發投資。 (2)如果外資高科技企業來自於中國文化背景差異很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較大的文化差異使外商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非常陌生,因此為減少風險他們也將選擇在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省份進行投資。 (3)來自風險迴避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其投資決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的高低。 (4)對比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者,具有華人血緣關系的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對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依賴程度較低,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機制,例如基於關系與聲譽的治理機制,來應對當地人的不誠信行為。 (5)歷史上曾經交戰的雙方仍然很難忘記仇恨,歷史上與中國交戰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不可能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也更不願意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戰次數每增加一次,兩國投資者建立合資企業的概率就減少3.2%,來自這些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強度減少0.6%。這些研究結果從多方面拓展了「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介紹論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問題、研究思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改進與創新等。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司財務」,「社會資本與公司財務」都是交叉學科領域,目前該領域的文獻不多,作者綜合運用經濟學、財務學、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具體分析闡述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資本對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研發產出、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等財務決策的作用機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紹中國現行的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以及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各省知識產權執法狀況的差異;最後我們分析了世界各國(地區)社會資本水平以及中國各省的社會資本水平的差異。 第四章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具體檢驗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投融資決策的三大作用機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會資本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選擇的影響,接著作者討論了外資高科技企業來源國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對論文研究成果的總結,包括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的主要改進與創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如果要研究這個問題,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數據能比中國的數據有說服力,因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之差,而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快,無「國」能出其右。中國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下又快又好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這一問題為世人所困惑,也為世界所矚目。本文利用了中國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間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首次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率先指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代機制,在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可為中國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規劃和制度建設提供一個決策依據,而且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了解和借鑒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 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引入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論文。前人的研究主要從跨國研究角度探討世界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條文不同對各國經濟增長(Gould和Gruben,1996)、技術變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資(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響。這些研究並未涉及公司財務問題的研究,而且他們所採用的跨國研究方法無法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執法水平的影響,因為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同既有法律條文的不同,又有執法水平的不同,二者無法清楚區分。我們採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國研究方法,因為同一國家的不同省份只有執法力度的差異,沒有立法水平的差異,這使得我們可以集中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公司財務決策的影響。 第三,本文首次提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代機制,並率先應用「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原理來研究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問題。雖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發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參與(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雙邊貿易和跨國投資(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風險投資(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響,但將社會資本引入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決策這些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尚屬首次。 第四,本文率先構建了各種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指數。前人研究主要是通過考察一個國家是否頒布一些旨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或者簽訂一些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進行評分,來構建知識產權保護指數(Park和Ginarte,1997)。但是這類指數只是說明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完善與否,卻不能用於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本文所構建的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指數,希冀能為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與經濟金融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分析工具和檢驗方法。 第五,本文具體解析了法律對企業融資的作用機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與金融」領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簡稱LLSV)開創「法與金融」研究領域以來,盡管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備受矚目,但研究者始終沒有能夠清楚地說明宏觀層面的法律保護究竟是通過什麼經濟學機制來影響微觀層面的企業融資行為的。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法律——知識產權保護法,並選擇了與該法律切身相關的行業——高科技行業,提出、檢驗、並證實了法律(知識產權保護法)是通過三大經濟學機制影響企業(高科技公司)融資行為的:(1)減少外部性問題;(2)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3)減少代理成本。 第六,本文還對「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的社會文化如何影響其在中國的投資行為。其中,社會文化包括:文化差異、血緣關系、風險迴避程度、社會資本、戰爭史、語言、地理距離等諸多方面。迄今為止,「文化與金融」領域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見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綜述),因此對這個領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於吸引越來越多的有興趣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做更深層次的探討。 第七,本研究參加了學術領域的一場大辯論,也就是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強勁而制度缺陷明顯的悖論。Allen,Qian和Qian(2005)認為LLSV的法律與經濟發展的理論很難解釋中國為什麼法律體系不完善,經濟卻取得迅猛的發展,所以他們認為法律似乎不是經濟發展之必需,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因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機制如聲譽機制和關系機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評Allen,Qian和Qian(2005)誇大了聲譽和關系機制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評說:中國經濟增長卻快於發達國家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均GDP的起點比較低,所以增長空間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對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觀點,我們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是起作用的,因為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進高科技企業發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機制也是存在的——社會資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進駐投資的作用。這些結果意味著:一個國家、一個產業的發展並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視和加強法律的執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保護和傳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給我們的儒家誠信文化,夯實我們的社會資本基礎,也同樣至關重要。

㈤ 為什麼要保護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保護需要那麼嚴格才好嗎

你好，知識產權制度始於歐洲，到現在已經有近四百年的歷史了。歷史實踐證明，歐美通過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嚴格保護知識產權，有效的激發了創新的動力，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才達到了現如今的領先定位。從這點來看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
就知識產權保護本身而言，知識產權是保護的是人們對其智力勞動成果享有的財產權利。知識產權是可以變現的，是可以創造財富的。人都是逐利的，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財產權利，人們才有動力去發明創造，科技創新。這才能帶來技術的進步，帶動社會發展。
從中國的知識產權發展歷程來看，我們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制定知識產權法律，而改革開放初期，出於發展的需要，知識產權制度並沒有很好的執行，給大眾造成了知識產權無用，抄襲無罪等錯誤觀念。山寨橫行，企業缺乏創新，不敢創新，技術得不到進步，雖然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偉大的，但是可以看到，我們的發展是人口紅利帶來的，我們的產業供應鏈大部分還是處於中低端，利潤最低，勞動最多，不持續，沒有話語權，容易被西方卡脖子。
近幾年中國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而且越來越嚴格，很大程度上已經和歐美對接，一是西方國家的強烈要求，我們與西方的貿易，在技術上是處於劣勢的，西方要保護本國的技術優勢，肯定會要求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二是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不能走老路，要鼓勵創新，掌握核心技術，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

㈥ 一個國家的法律健全到什麼程度就可以算比較完善的了

法律是誰這社會的發展
在持續完善過程中
任何法律都不能對以後說完善的

㈦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是什麼

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和目標出發，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可忽視的問題：

民眾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較為淡漠

知識產權文化強調知識是有價和有償的，對於知識創造者注重個性發揮，鼓勵獨立思考和自主創新。但當前我國公眾和企事業單位知識產權意識比較薄弱的狀況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尊重他人知識產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和能力普遍缺乏。

我國重視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教育始於改革開放以後，更多的是倉促地應付外部和內部對盜版、假冒等侵權指責的形式性宣傳，缺乏理論上的支持。因此我國的立法進程與國民意識的提高存在脫節。在相當多的地區，公民對知識產權保護還普遍缺乏一種較為清晰的認識，「竊書不算偷」這樣的意識在民眾心目中還占據著「主流」的位置。另外，由於知識產品的特殊性，公民對這種無形財產歸屬與佔有的判斷，很難做到像對待有形財產那樣有一個直觀的感覺，所以許多人將日常生活中諸多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皆視為「合法」，甚至對政府打擊知識產權侵權的執法行為和法院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判決持懷疑態度。這也是為何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不斷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而相當多的地區和領域侵權活動仍然有增無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仍缺乏足夠的重視

多數國內企業還沒有建立專業的知識產權工作機制，對國際規則的了解還比較貧乏，運用知識產權制度參與市場競爭尤其是國際市場競爭的准備和經驗不足。

在國際領域，跨國公司基於研發優勢，在我國申請大量專利，積極「跑馬圈地」，然後利用手中的專利大棒壓制、排斥和打擊我國企業。同時其利用對「標准化」的壟斷，實施不正當競爭，獲取超額利潤，中國許多企業因此頻頻陷入外國企業的知識產權「陷阱」。還有的企業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要麼沒有及時地將自己的創新性成果產業化，使自己的先進技術被他人低價收購並申請專利，要麼本身商標在國外企業被搶注，辛苦創造和積累的無形資產付諸流水。據統計，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中國企業已經將13萬項發明「奉獻」給了外國企業。而在國內，企業長期受「寧可仿製求生存，也不冒風險創新」觀念的影響，不強調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不重視積累自主知識產權，僅僅靠「出大力，流大汗」，把力量和精力集中在打價格戰上，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到最後在價格上無利可圖時，就很難擺脫被市場淘汰的厄運。

造成我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也存在歷史原因。我國自清末以來所發展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基本上都是「強迫性學習」的產物。建國以後,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也使知識產權制度缺乏存在的環境。此外，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依靠國家權力機關的立法行為強制推行的結果，並沒有使我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產生切身的體會和積極的要求。

知識產權保護立法與執法水平有待改進

首先，知識產權執法效果還不甚理想。知識產權執法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瓶頸和軟肋。我國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處在一種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層面主管知識產權事務的機構有七八家，這直接導致了執法過程中效率和相互協調性的缺乏。另外，知識產權保護信息的公開、披露也無法實現及時和到位。為此，我國應該建立一個統一高效的知識產權行政機關。

其次，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上存在較為嚴重的分散、沖突、缺乏統一性的問題。已有的《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也有著共性的內容。但是，由於各部法律實施的時間不同，因此它們在制定目標、司法和行政保護范圍和力度上存在著差異。同時，對於專利、商標、著作權之間的交叉問題應適用何種法律也沒有較為完善的具體規定。另外，由於高新技術不斷涌現，許多無形財產已經超出了原有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所涵蓋的范圍。在這方面，我國立法尚顯滯後。

再次，我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缺乏一個清晰的定位。目前關於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認識，存在著三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保護水平過高論、保護水平過低論和保護水平適中論。各方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這種對定位存在的分歧，直接影響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與執法，既不利於改善引進外資環境、提高引進外資質量，也不利於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配套技術的研發與產業化。

面臨國際競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亟須完善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知識產權的競爭，提前意識到這一點的發達國家不遺餘力地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來維護其利益。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熱點所在。

美國在2005年4月底發布的中國知識產權「特別301評估報告」中，將中國放入了「重點觀察國家」，知識產權糾紛已經成為中美之間貿易發展的瓶頸。日本在華企業也已經成立了一個名為IPG的知識產權聯盟，其目的就是聯合起來，以知識產權戰略抑制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歐盟商會也在其2004年建議書中特別指出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印度、越南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發展和完善它們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在人力資本上的優勢正在逐漸減少。倘若其他發展中國家擁有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加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其投資與外貿環境可能吸引外商將目光從中國轉向他們。因此，中國在面臨發達國家壓力的同時，更要注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

所以，我國要建立起完善的現代化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與制度，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為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知識產權保護還任重道遠。

㈧ 世界各國為什麼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首先，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調動人們從事科技研究和文藝創作版的積極性。知識產權權保護制度致力於保護權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領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對權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權利給予及時全面的保護，才能調動人們的創造主動性，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其次，加強保護知識產權，能夠為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增強經濟實力。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決定了企業只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時技術、品牌、商業秘密等無形財產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讓這些無形資產逐步增值，有賴於對知識產權的合理保護。
最後，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促進對外貿易，引進外商和外資投資。

㈨ 知識產權保護的特點

知抄識產權保護對象的基本特點有哪些？

1、依據知識產權與其他(一般)民事權利聯系和區別，知識產權的對象為包括商標、專利、版權(著作權)在內的以獨創構思為核心並附以載體表達的民事權利。

2、知識產權和其他(一般)民事權利的區別主要源於知識產權本身的特殊性，即知識產權的對象具有復制性、地域性、時間性：

(1)、復制性在於知識產權在載體上重復體現價值特點;

(2)、地域性源於各個主權國家或地區對其管轄范圍知識產權的特殊規定;

(3)、時間性源於各個主權國家或地區對其管轄范圍知識產權時間有效性限制。

4、知識產權本身融合了權利人的財產權、人身權(人格權和身份權)，因此單純對比財產權和人身權，知識產權均有區別。

5、知識產權與所有權區別主要在於所有權的佔有、使用、收益、處分更加排他，由所有權權利人自己意志行使即可完成，所有權是絕對權，具有排他性、永久性特點，而知識產權需要法律和法定程序的保障才能完成;且二者產生權利沖突時候，知識產權必然要讓渡於所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