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知識產權法差異

1. 有關國際組織關於知識產權的定義各是什麼

國際上對規范知識產權立法、執法和民事行為影響重大的國際條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是通過列舉知識產權應當包括的范圍和權利種類來界定知識產權的。

依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第2條第（8）款的規定，知識產權包括下列權利：

1．與文學、藝術及科學作品有關的權利，即版權或著作權；

2．與表演藝術家的表演活動、與錄音製品及廣播有關的權利，即鄰接權；

3．與人類創造性活動的一切領域發明有關的權利，即專利權；

4．與科學發現有關的權利；

5．與工業品外觀設計有關的權利；

6．與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商號及其他商業標記有關的權利；

7．與防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權利；

8．一切其他來自工業、科學及文學藝術領域的智力創作活動所產生的權利。

應當指出的是，該《公約》第16條規定，參加本公約，不得對本公約作任何保留。也就是說，加入該公約，必須對該公約所有條款均同意和遵守。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個國家加入該公約，我國也已於1980年加入該公約。因此，可以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同意該《公約》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一個奇特現象是，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同意上述公約劃定的知識產權的范圍，但國內立法真正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劃定的「知識產權」作為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國家卻很少。一個典型的事例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認定的隸屬知識產權的「發現權」，只有我國和幾個少之又少的國家立法承認其是「知識產權」，查看我國《民法通則》關於「知識產權」的第三節之規定，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民法通則》確認「發現權」屬知識產權，但卻沒有賦予發現人以獨占專用權，而僅賦予獲取證書、獎金和其他獎勵的權利。由此可見，發現權與專利權、商標權、版權等知識產權相比具有較大的差別。另外，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加入了該公約，並承認該公約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但各國學者對這一范圍在學術上仍存在較大爭議。

世界貿易組織（WTO）文件《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中所指知識產權的范圍包括：

1．版權與鄰接權；

2．商標權；

3．地理標志權；

4．工業品外觀設計權；

5．專利權；

6．集成電路布圖設計；

7．未披露的信息專有權。

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相比，一方面，TRIPS協議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中沒有科學發現權。這主要是因為這種知識產權與貿易無關。另一方面，增加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這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特別是為了適應某些經濟大國在對外貿易中保護本國利益的實際需要。再一方面，強調突出了「未披露過的信息專有權」。這種信息主要指「商業秘密」，特別是其中的Know-How。多數國家保護商業秘密是將其納入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軌道，我國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TRIPS協議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是一致的。但商業秘密是否為一種知識產權，此前曾有爭議，TRIPS協議給予了肯定回答。我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以我國認可這個國際組織關於知識產權范圍的界定。實踐中，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實際上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各國對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水平。我國目前對知識產權一致公認的范圍是專利權、商標權、版權、禁止不正當競爭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將TRIPS規定的「未披露的信息」，也列入知識產權的調整范圍，對這種觀點尚未達成共識，但這種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

上述兩個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劃定的范圍，是當今世界各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為止，多數國家的法理專著、法律，乃至國際條約，都是從劃定范圍出發，來明確知識產權這個概念，或給知識產權下定義的」[1]除了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關於知識產權范圍的規定外，一些論著也就知識產權列舉了范圍。如英國劍橋大學W.R.Cornish教授所著的知識產權教科書將 「保護技術發明和設計的專利權」、「保護文學藝術創造的著作權」、「保護經營標記的商標權」合稱為知識產權[2]。

概括式的知識產權定義

目前，對知識產權采「概括主義」定義方式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是將「知識產權」定義為「知識產權指的是人們可以就其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權利。」[3]這里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較為籠統地界定為「智力成果」，與知識產權的英文單詞（Intellectual Property）本意最為接近。類似的定義還有，知識產權「是指在智力創造活動中智力勞動者及智力成果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權利。」[4]

二是認為，「知識產權是基於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依法產生的權利的統稱。」[5]這個定義將知識產權的客體具體化為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兩類；認為以知識產權名義統領的各項權利，並不都是基於智力創造成果產生。1992年國際保護工業產權協定（AIPPI）東京大會將知識產權劃分為「創造性成果權利」與「識別性標記權利」，可見知識產權並非都是就「智力創造成果」享有的權利。吳漢東教授將知識產權的定義進一步闡釋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對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依法享有的權利。」認為知識產權是產生於精神領域的非物質化的財產權，即是基於智力成果、經營標記或知識信息所產生的權利；知識產權不等於是智力創造性成果權，以知識產權名義所統領的各項權利並非都是來自知識領域，亦非都是基於智力成果而產生，從權利來源來看，主要發生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從權利對象來看，則由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信譽以及其他知識信息所構成；知識產權是法定之權，其產生一般須由法律所認可。[6]

三是認為，「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依據法律的規定，支配其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享受其利益並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7]這一定義，強調了知識產權是法定「支配權」的屬性，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界定為「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

上述三種概括式的知識產權定義各有其特點，核心區別在於對知識產權客體或對象范圍理解上的差異。第一種定義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界定為「智力成果」，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本意相一致；將知識產權的各種保護對象統一歸入智力成果的范疇之中，避免了採取列舉式表述可能出現掛一漏萬的可能。第二種定義明確將知識產權的客體列舉為「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或「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使人們通過該定義就能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有一個明晰、確定的認識。第三種定義則將知識產權保護的所有對象稱做「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表述方式與第一種定義有類似之處，區別在於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是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而非智力成果。

我們認為，知識產權的定義不管如何表述，至少應當闡明如下幾點涵義：首先，應當明確知識產權主體是民事主體或私權主體。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私權利」，知識產權的主體也宜表述為民事主體或私權主體。上述第三種定義強調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依據法律的規定對客體享有的權利，這種關於知識產權主體的表述比其他說法顯得更為妥當。其次，從概念的明確性角度分析，知識產權定義中應當對知識產權的客體范圍加以界定和區分。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簡單表述為「智力成果」或者「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略顯籠統。1992年國際保護工業產權協定（AIPPI）東京大會將知識產權劃分為「創造性成果權利」與「識別性標記權利」，表明知識產權主要來源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知識產權對象由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信譽以及其他知識信息已經在國際范圍內成為共識。所以，吳漢東教授在其知識產權的定義中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表述為「人們對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更趨適宜。再次，知識產權是法定權利，是一種支配權。強調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權利，一方面在於明確知識產權類型法定，另一方面旨在凸顯知識產權中商標權、專利權等必須依法申請審批，這往往是知識產權特有的，與其他民事權利相區別的。強調知識產權是一種支配權，意在明確知識產權和物權、人身權等權利屬性的一致性，與債權的不同性。總之，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對其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依法享有的支配權。

2. 《知識產權法》專利權與著作權有哪些主要區別

1. 知識產權法律，如著作權緝廠光斷叱登癸券含猾法、專利法、商標法。

2．知識產權行政法規。其主要有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專利法實施細則、商標法實施條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等。

3．知識產權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如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知識產權法

4．知識產權行政規章，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規定。

5．知識產權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此外還有國際條約與公約，中國在制訂國內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同時，加強了與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與合作，加入了十多項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主要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其中，世界貿易組織中的TRIPS協定被認為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中涉及面廣、保護水平高、保護力度大、制約力強的國際公約，對中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3. 世界各國為什麼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首先，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調動人們從事科技研究和文藝創作版的積極性。知識產權權保護制度致力於保護權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領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對權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權利給予及時全面的保護，才能調動人們的創造主動性，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其次，加強保護知識產權，能夠為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增強經濟實力。知識產權的專有性決定了企業只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時技術、品牌、商業秘密等無形財產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讓這些無形資產逐步增值，有賴於對知識產權的合理保護。
最後，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有利於促進對外貿易，引進外商和外資投資。

4. 馬來西亞知識產權制度和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區別

二者主要的區別就是他們各自所適用的法律不同，發展歷史也不同，但是其主旨都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知識產權。
在馬來西亞，有關專利保護的主要法律法規包括《專利法》(1983) 和《專利規則》(1986)。根據《專利法》和《專利規則》，申請人可以直接在馬來西亞境內申請專利，一經注冊，專利在馬來西亞全國有效。與其他國家立法相似，馬來西亞也立法規定，具有新穎性、創新性和工業適用性的發明才可申請專利。
根據 TRIPS 協議，在強制許可范圍內，《專利法》允許進口已經在其他國家市場投放的專利產品（同類進口）。出於公共秩序或者道德的原因，馬來西亞政府禁止某些專利的商業開發。《專利法》經過修正後，加入了有關《專利合作協議》的條款，並且允許在強制許可范疇內進口專利產品。
根據 TRIPS 協議，《專利法》規定專利的保護期限為 20 年，從申請之日起開始計算。實用新型的保護期限為 10 年，也是從申請之日起開始計算；根據使用情況，可以連續辦理兩次延期，每次延期 5 年。專利所有人享有專利發明開發權，轉讓權或者傳播權，以及許可協議締約權。
在中國1984年3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5年4月1日，即我國專利法實施的第一天，原中國專利局就收到來自國內外的專利申請3455件，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譽為創造了世界專利歷史的新紀錄。中國專利法保護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種創新成果。在大多數國家，專利法僅保護發明，而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保護單獨立法。我國將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保護規定在一部法律中，都稱為專利，是我國專利法立法體制特色之一。
專利法制定後經歷了兩次修改。1992年9月，為更好履行我國政府在中美兩國達成的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我國對專利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2000年8月，為了順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對專利法進行了第二次修改。
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歷史悠久：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4.知識產權制度與貿易掛鉤的階段(20世紀末至今)
隨著科技的發展,國際貿易中商品知識、技術含量增加,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為了取得和保持市場優勢地位,開始重視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些國家不僅注意提高本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水平,同時還設法利用國內立法以及簽訂或修改國際公約和條約來迫使其他國家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這一階段最引人注目的發展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極力推動訂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5年起為世界貿易組織所替代)體系內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TRIPS的誕生,不但進一步擴大了知識產權保護對象的范圍,而且還提出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須達到的最低保護要求,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得原來差異較大的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統一到了同一個最低保護標准上,它對今後世界知識產權制度乃至各國經濟貿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5. 國內外知識產權方面的法律差異大么

在共同加入的國際條約方面都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 不同法系的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專保護屬力度不同
想美國等國家保護力度比較強，規定就比較嚴格
我國因為法律制度在構建之初借鑒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方面的法律，所以就就介於兩者之間
差別是有 但是應該說還不是太大

6. 美國、日本、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方面的差異是什麼

與西方發達國家知識產權走過了幾百年不同，專利制度在我國只有20多年的歷史，卻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績。1985年4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以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國內外專利申請總量達到350萬件左右專利受權總量達到187萬件左右。世界各國專利制度的實踐表明，專利是推動經濟、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美國前總統林肯稱贊專利制度是「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它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發明創造熱情，有力地推動著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專利制度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受和實施，這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顯著標志。

7.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區別，並舉例說明

這要是考題的話，你最好找本書翻翻。
印象中，區別主要在侵權賠償方面。
大陸法系採用填平原則，侵權造成多少損失，就賠多少。
英美法系採用懲罰性原則，在侵權造成的損失之外，可以加處懲罰性賠償。
另外一點，不知道是不是法系的關系，
似乎大陸法系的專利確權是由行政機關決定的，法院只能撤銷並要求重作決定。美國呢，法官是可以判決專利無效的，不知道英國是不是這樣。

8. 知識產權法是國際法還是國內法

知識產權法即有國內法、也有國際法！
知識產權法是指因調整知識產權的歸屬、行使、管理和保護等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知識產權法的綜合性和技術性特徵十分明顯，在知識產權法中，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既有實體法規范，也有程序法規范。但從法律部門的歸屬上講，知識產權法仍屬於民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法律規范大多適用於知識產權，並且知識產權法中的公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都是為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一私權服務的，不佔主導地位。
一、產生淵源：
中國知識產權立法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現已建立起符合國際先進標準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法的淵源是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可分為國內立法淵源和國際公約兩部分。
國內立法淵源：
1、知識產權法律，如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
2、知識產權行政法規。其主要有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專利法實施細則、商標法實施條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等；
3、知識產權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如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
4、知識產權行政規章，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規定；
5、知識產權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國際條約：
中國在制訂國內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同時，加強了與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與合作，加入了十多項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主要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其中，世界貿易組織中的TRIPS協定被認為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中涉及面廣、保護水平高、保護力度大、制約力強的國際公約，對中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二、法律特徵：
1、無形財產權。
2、確認或授予必須經過國家專門立法直接規定；
3、雙重性：既有某種人身權(如簽名權)的性質，又包含財產權的內容。但商標權是一個例外，它只保護財產權，不保護人身權；
4、專有性：知識產權為權利主體所專有。權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經權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別規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這種權利；
5、地域性：某一國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發生法律效力；
6、時間性：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定一定的保護期限，知識產權在法定期限內有效。

9. 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

【摘要】：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根據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中國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好於印尼;根據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數,該法律指數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中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95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理論上講,在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投資意願應該不強。但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發大國」——根據世界經合組織報告,2006年中國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間中國企業研發費用增長率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調查統計,中國超過所有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主要跨國公司進行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否中國企業與眾不同,他們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來保護其先進技術和創新產品?還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支持中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大問題。 為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通過跨省比較分析來考察各省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狀況的不同是否影響各省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以及研發產出。研究發現: (1)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較強的省份,高科技企業更可能獲得各類外部融資:外部債務融資、非正式金融機構債務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他們也更願意將更大比例的資金投入到研發活動中,並開發出更多的專利技術和新產品。 (2)雖然我們上述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與高科技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否存在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因素,不僅提高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業發展水平,從而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偽相關」呢?對於這一問題,如果我們發掘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的作用機制,那麼顯然二者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而非「偽相關」。作者設計實證檢驗並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產生影響的: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技術容易被競爭者仿製和盜取的「外部性問題」;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因擔心研發項目信息被泄露而不願向外部投資者披露信息,從而融資困難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三,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代理問題」——中方股東很可能將外方股東所提供的先進技術挪為他用,致使後者不願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 上述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第一個問題作出了回答: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起作用,其總體水平仍然落後,外資高科技企業似乎不該將中國作為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因為與國內企業不同,外資企業是可以選擇到其他知識產權保護較強的國家進行研發投資的。因此作者推斷: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到中國進行研發投資的作用。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代機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領域的經典定義來自LLSV(1997):「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合作傾向,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傾向於通過合作來獲得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計導致『囚徒困境式'無效率的結果。」Knack和Keefer(1997)則進一步強調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互信、社會公德、和團隊精神。基於世界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LLSV(1997)發現中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則進一步指出:與西方不同,中國較高的社會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企業主的進一步問卷調查結果還表明:100%的企業主認為如果企業破產了,那麼經濟上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信用和聲譽的損失來得重要。可見,守信用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很高,人民的誠信度和公德心很強,那麼即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該國人民也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所以社會資本可以作為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重要機制。為檢驗這一機制,我們考察了各省社會資本水平差異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 (1)在控制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保護水平,政府廉潔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同行業密集度,上、下遊行業密集度,基礎設施建設,薪酬水平,人力資源豐富程度,政策優惠啞變數之後,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進駐。而且在社會資本較高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也更願意與當地企業組成合資企業,並且研發投資意願較強。 (2)在高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卻是逐年下降的。這一結果與我們的理論預測相一致,說明外資高科技企業對當地社會資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積累經驗,並對當地人的誠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應。 這些結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社會資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此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我們還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地區)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中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我們得到如下研究結論: (1)如果外資高科技企業是來自於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麼他們將更重視合作夥伴和員工的誠信程度,因此他們會選擇到社會資本比較高的地區進行研發投資。 (2)如果外資高科技企業來自於中國文化背景差異很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較大的文化差異使外商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非常陌生,因此為減少風險他們也將選擇在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省份進行投資。 (3)來自風險迴避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其投資決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的高低。 (4)對比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者,具有華人血緣關系的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對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依賴程度較低,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機制,例如基於關系與聲譽的治理機制,來應對當地人的不誠信行為。 (5)歷史上曾經交戰的雙方仍然很難忘記仇恨,歷史上與中國交戰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不可能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也更不願意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戰次數每增加一次,兩國投資者建立合資企業的概率就減少3.2%,來自這些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強度減少0.6%。這些研究結果從多方面拓展了「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介紹論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問題、研究思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改進與創新等。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司財務」,「社會資本與公司財務」都是交叉學科領域,目前該領域的文獻不多,作者綜合運用經濟學、財務學、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具體分析闡述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資本對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研發產出、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等財務決策的作用機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紹中國現行的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以及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各省知識產權執法狀況的差異;最後我們分析了世界各國(地區)社會資本水平以及中國各省的社會資本水平的差異。 第四章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具體檢驗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投融資決策的三大作用機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會資本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選擇的影響,接著作者討論了外資高科技企業來源國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對論文研究成果的總結,包括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的主要改進與創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如果要研究這個問題,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數據能比中國的數據有說服力,因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之差,而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快,無「國」能出其右。中國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下又快又好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這一問題為世人所困惑,也為世界所矚目。本文利用了中國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間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首次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率先指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代機制,在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可為中國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規劃和制度建設提供一個決策依據,而且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了解和借鑒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 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引入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論文。前人的研究主要從跨國研究角度探討世界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條文不同對各國經濟增長(Gould和Gruben,1996)、技術變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資(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響。這些研究並未涉及公司財務問題的研究,而且他們所採用的跨國研究方法無法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執法水平的影響,因為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同既有法律條文的不同,又有執法水平的不同,二者無法清楚區分。我們採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國研究方法,因為同一國家的不同省份只有執法力度的差異,沒有立法水平的差異,這使得我們可以集中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公司財務決策的影響。 第三,本文首次提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代機制,並率先應用「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原理來研究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問題。雖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發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參與(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雙邊貿易和跨國投資(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風險投資(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響,但將社會資本引入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決策這些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尚屬首次。 第四,本文率先構建了各種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指數。前人研究主要是通過考察一個國家是否頒布一些旨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或者簽訂一些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進行評分,來構建知識產權保護指數(Park和Ginarte,1997)。但是這類指數只是說明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完善與否,卻不能用於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本文所構建的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指數,希冀能為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與經濟金融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分析工具和檢驗方法。 第五,本文具體解析了法律對企業融資的作用機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與金融」領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簡稱LLSV)開創「法與金融」研究領域以來,盡管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備受矚目,但研究者始終沒有能夠清楚地說明宏觀層面的法律保護究竟是通過什麼經濟學機制來影響微觀層面的企業融資行為的。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法律——知識產權保護法,並選擇了與該法律切身相關的行業——高科技行業,提出、檢驗、並證實了法律(知識產權保護法)是通過三大經濟學機制影響企業(高科技公司)融資行為的:(1)減少外部性問題;(2)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3)減少代理成本。 第六,本文還對「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的社會文化如何影響其在中國的投資行為。其中,社會文化包括:文化差異、血緣關系、風險迴避程度、社會資本、戰爭史、語言、地理距離等諸多方面。迄今為止,「文化與金融」領域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見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綜述),因此對這個領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於吸引越來越多的有興趣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做更深層次的探討。 第七,本研究參加了學術領域的一場大辯論,也就是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強勁而制度缺陷明顯的悖論。Allen,Qian和Qian(2005)認為LLSV的法律與經濟發展的理論很難解釋中國為什麼法律體系不完善,經濟卻取得迅猛的發展,所以他們認為法律似乎不是經濟發展之必需,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因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機制如聲譽機制和關系機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評Allen,Qian和Qian(2005)誇大了聲譽和關系機制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評說:中國經濟增長卻快於發達國家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均GDP的起點比較低,所以增長空間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對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觀點,我們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是起作用的,因為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進高科技企業發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機制也是存在的——社會資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進駐投資的作用。這些結果意味著:一個國家、一個產業的發展並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視和加強法律的執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保護和傳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給我們的儒家誠信文化,夯實我們的社會資本基礎,也同樣至關重要。

10. 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什麼發展水平

你好：
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一個體現，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根據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中國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好於印尼;根據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數,該法律指數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中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95位,低於世界均勻水平。理論上講,在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投資意願應該不強。但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發大國」——根據世界經合組織報告,2006年中國企業的研發用度總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間中國企業研發用度增長率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調查統計,中國超過所有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主要跨國公司進行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否中國企業與眾不同,他們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來保護其先進技術和創新產品?還是存在其他可以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支持中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大題目。為回答第一個題目,我們通過跨省比較分析來考察各省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狀況的不同是否影響各省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以及研發產出。研究發現:(1)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較強的省份,高科技企業更可能獲得各類外部融資:外部債務融資、非正式金融機構債務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他們也更願意將更大比例的資金投進到研發活動中,並開發出更多的專利技術和新產品。(2)固然我們上述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與高科技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否存在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因素,不僅進步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進步了高科技企業發展水平,從而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偽相關」呢?對於這一題目,假如我們發掘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的作用機制,那麼顯然二者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而非「偽相關」。作者設計實證檢驗並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產生影響的: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技術輕易被競爭者仿製和盜取的「外部性題目」;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因擔心研發項目信息被泄露而不願向外部投資者表露信息,從而融資困難的「信息不對稱題目」;第三,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代理題目」——中方股東很可能將外方股東所提供的先進技術挪為他用,致使後者不願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上述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第一個題目作出了回答: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起作用,其總體水平仍然落後,外資高科技企業似乎不該將中國作為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由於與國內企業不同,外資企業是可以選擇到其他知識產權保護較強的國家進行研發投資的。因此作者推斷: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到中國進行研發投資的作用。我們以為社會資本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換機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領域的經典定義來自LLSV(1997):「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合作傾向,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傾向於通過合作來獲得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計導致『囚徒困境式\'無效率的結果。」Knack和Keefer(1997)則進一步誇大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互信、社會公德、和團隊精神。基於世界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LLSV(1997)發現中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則進一步指出:與西方不同,中國較高的社會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企業主的進一步問卷調查結果還表明:100%的企業主以為假如企業破產了,那麼經濟上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信用和聲譽的損失來得重要。可見,取信用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假如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很高,人民的誠信度和公德心很強,那麼即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該國人民也較不可能往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所以社會資本可以作為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重要機制。為檢驗這一機制,我們考察了各省社會資本水平差異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1)在控制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保護水平,政府廉潔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同行業密集度,上、下***業密集度,基礎設施建設,薪酬水平,人力資源豐富程度,政策優惠啞變數之後,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省份更輕易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進駐。而且在社會資本較高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也更願意與當地企業組成合資企業,並且研發投資意願較強。(2)在高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逐年進步;相反地,在低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卻是逐年下降的。這一結果與我們的理論猜測相一致,說明外資高科技企業對當地社會資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積累經驗,並對當地人的誠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應。這些結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題目: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社會資本可以起到了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此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我們還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地區)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中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我們得到如下研究結論:(1)假如外資高科技企業是來自於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麼他們將更重視合作夥伴和員工的誠信程度,因此他們會選擇到社會資本比較高的地區進行研發投資。(2)假如外資高科技企業來自於中國文化背景差異很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較大的文化差異使外商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非常陌生,因此為減少風險他們也將選擇在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省份進行投資。(3)來自風險迴避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其投資決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於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的高低。(4)對比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者,具有華人血緣關系的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對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依靠程度較低,由於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機制,例如基於關系與聲譽的治理機制,來應對當地人的不誠信行為。(5)歷史上曾經交戰的雙方仍然很難忘記仇恨,歷史上與中國交戰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不可能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也更不願意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戰次數每增加一次,兩國投資者建立合資企業的概率就減少3.2%,來自這些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強度減少0.6%。這些研究結果從多方面拓展了「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全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導論。主要先容論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題目、研究思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改進與創新等。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司財務」,「社會資本與公司財務」都是交叉學科領域,目前該領域的文獻未幾,作者綜合運用經濟學、財務學、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具體分析闡述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資本對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研發產出、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等財務決策的作用機制。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先容中國現行的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以及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各省知識產權執法狀況的差異;最後我們分析了世界各國(地區)社會資本水平以及中國各省的社會資本水平的差異。第四章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具體檢驗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投融資決策的三大作用機制。第五章是研究社會資本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選擇的影響,接著作者討論了外資高科技企業來源國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第六章是對論文研究成果的總結,包括研究結論與啟示。本研究的主要改進與創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題目。假如要研究這個題目,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數據能比中國的數佔有說服力,由於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之差,而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快,無「國」能出其右。中國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下又快又好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這一題目為眾人所困惑,也為世界所矚目。本文利用了中國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間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對這一題目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首次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率先指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換機制,在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可為中國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規劃和制度建設提供一個決策依據,而且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了解和鑒戒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引進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