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時間性和專有性
從地域性上來說，抄如果專利襲技術中的5項美國專利只是在美國申請，那在中國不享受專利保護，地域局限性大；
從時間上來說，專利技術發明20年有效，實用新型10年有效，接近有效期的專利潛力不大；
專有性來說，如果對方是將產品賣給你，那產品本身的專利權一次用盡，你在中國境內銷售產品不侵犯專利權，不需要再次支付專利使用費用。
⑵ 知識產權專業怎麼樣
1．具備知抄識產權專業各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同時兼具普通法學各學科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
2．掌握知識產權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同時具備法學一般分析方法和技術；
3．了解知識產權發展的前沿和知識產權發展的趨勢；
4．熟悉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和相關政策體系及普通法律體系和政策；
5．運用知識產權知識解決和處理知識產權代訴訟和管理問題的能力；
6．掌握專利和商標檢索、資料查詢的技能和方法，同時具有一般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能盡快解決文獻檢索和查詢的問題
⑶ 《知識產權法》專利權與著作權有哪些主要區別
知識產權法律，如著作權緝廠光斷叱登癸券含猾法、專利法、商標法。
2．知識產權行政法規。其主要有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專利法實施細則、商標法實施條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等。
3．知識產權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如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知識產權法
4．知識產權行政規章，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規定。
5．知識產權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此外還有國際條約與公約，中國在制訂國內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同時，加強了與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與合作，加入了十多項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主要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其中，世界貿易組織中的TRIPS協定被認為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中涉及面廣、保護水平高、保護力度大、制約力強的國際公約，對中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⑷ 軟體著作權保護的局限性
軟體著作權保護的局限性，著作權保護期限是指著作權受法律保護的時間界限。在著作權的期限內，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權期限屆滿，著作權喪失，作品進入公有領域。這也是著作權作為知識產權具有時間性這一法律特徵的體現。那麼軟體著作權保護的局限性是怎樣的？軟體著作權保護的局限性軟體著作權保護的局限性是怎樣的？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保護的第十五條規則，除開發者的身份權外，其他各項權力的保護時長為二十五年，截止於軟體初次公開後第二十五年的最後一天。保護期滿前軟體能夠向軟體辦理機關請求續期二十五年，但保護期最長不超越五十年。在軟體著作權保護期內，符合法令規則的活動、運用答應活動和轉讓活動的發生，均不改動該軟體著作權的保護期。保護期滿後除原作者的著名權，該軟體的其他各項權力停止。但發生下列狀況之一的，軟體的各項權力在維護期之前進入公有范疇：具有該軟體著作權的單位停止而無合法承繼者；具有該軟體著作權的公民逝世而無合法承繼者。根據著作權法idea(思維)/expression(表達)兩分法的基本理論，新修訂的法令第六條規則，對軟體著作權的保護不涉及開發時所用的思維、操作方法或許數字概念等。對此規則的理解，應當不僅是程序及其有關文檔等軟體源文件的外在表現形式在法令保護內，而且構成該等計算機程序和文檔的邏輯結構、表述方法等能夠固定化的內容也應當在法令保護內，只是把全部功勞歸於智力活動，以及沒有外在表述的智力活動的成果(思維)排除在保護之外。
⑸ 知識產權與所有權的法律性質 效力 保護方法上的異同
1.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而所有權一般具有具體的內容
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的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它的無形性，它不能用其自身的物理參數被定義或識別。它必須以某些可辨別的方法去保護。由於知識產權保護對象的無形性，當私有財產的所有權人對其財產行使權利時會受一定的限制。例如，如果我買了一本教授寫的書，在未註明出處時我不能使用書中的信息作為我的研究文章的內容。就所有權來說，當我買了一本書，我的權利對象就是這本書。
2.知識產權系原始取得，而所有權可以基於多種方式取得
所有權的原始取得主要包括生產、孳息、優先佔有。也就是說，不需要任何資格條件，不需要政府許可（除了某些特殊的不動產）。根據中國《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是以真實的創作為基礎，依靠申請和政府的許可而取得。然而，不是所有的知識產權都需要政府的授權，例如版權、商業機密。對於版權，與其他類型的知識產權相反，獨家使用和控制並不需要過多的申請。但如果作者向政府登記了他的作品，他能獲得更多的法律保護。所有權的取得有的直接受讓就可以取得，有的則需要向政府有關部門登記。
3．知識產權兼具人身權和財產權雙重性質，所有權只具有財產權的性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的章節中，前兩章規定了財產權利，第四章規定了人身權，第三章規定了知識產權，它是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結合體。這是因為知識產權的客體與人身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它是人類腦力勞動創造出來的。同時，知識產權也具有財產權利的特點，因為這個知識產品有很高的價值 。此外，知識產權也可以像其他財產權利一樣進行交易。但所有權一般只針對財產，不具有人身權性質。
4．知識產權有期限限制，所有權一般無期限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財產所有權不受時間的影響，其權利期限與財產物品存在的期限一樣長。但是對於知識產權,為了促進全世界的技術進步,每個國家都規定知識產權有一個有效期，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產權將不再有效，到那時所有的信息將會被每個人共享。更深一步講，法律的作用是要避免知識產權變為一種經濟壟斷的工具。
5．知識產權具有地域性，所有權不受地域限制
由於政府授權的地域性，大多數知識產權的保護仍局限在國家的地域范圍內，這阻礙了世界范圍知識產權合作保護的發展。雖然在世界范圍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一些知識產權協定，但地域性由於其批准方法和保護方法仍由各國法律所規定而並未因此有太多的改變。而所有權則不然，你自己所有的一本書，你帶到任何一個國家仍然享有所有權，所有的國家都會保護這種權利。
⑹ 知識產權
簡介
英文為「 property」，其原意均為「知識（財產)所有權」或者「智慧（財產）所有權」，也稱為智力成果權。在中國台灣，則稱之為智慧財產權。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是基於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依法產生的權利的統稱。有學者考證，該詞最早於17世紀中葉由法國學者卡普佐夫提出，後為比利時著名法學家皮卡第所發展，皮卡第將之定義為「一切來自知識活動的權利」。
概念
知識產權是指對智力勞動成果依法所享有的佔有、使用、處分和收益的權利。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它與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一樣，都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都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有些重大專利、馳名商標或作品的價值也遠遠高於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
由來
有學者考證，該詞最早於17世紀中葉由法國學者卡普佐夫提出，後為比利時著名法學家皮卡第所發展，皮卡第將之定義為「一切來自知識活動的權利」。
類型
知識產權是智力勞動產生的成果所有權,它是依照各國法律賦予符合條件的著作者以及發明者或成果擁有者在一定期限內享有的獨占權利，它有兩類:一類是版權，另一類是工業產權。 版權是指著作權人對其文學作品享有的署名、發表、使用以及許可他人使用和獲得報酬等的權利； 工業產權則是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商標、服務標記、廠商名稱、貨源名稱或原產地名稱等的獨占權利。 按照內容組成, 知識產權由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兩部分構成，也稱之為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所謂人身權利，是指權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離，是人身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例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的權利，或對其作品的發表權、修改權等，即為精神權利； 所謂財產權是指智力成果被法律承認以後，權利人可利用這些智力成果取得報酬或者得到獎勵的權利，這種權利也稱之為經濟權利。它是指智力創造性勞動取得的成果，並且是由智力勞動者對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
希望採納
⑺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⑻ 誰知道知識產權有那些特性
知識產權，是人們對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的智力成果以及經營標識和工商業業績所享有的法定權利。知識產權本質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關於其特徵，學者們有諸多論述，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的唯一特性是客體的無形性；有的學者將知識產權的特徵概括為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和客體的非物質性；還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的特徵是權利的無形性、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和可復制性。筆者認為知識產權的特徵是在與有形財產所有權相比較中凸顯出來的，本文擬從這兩種權利的比較入手，將知識產權的特徵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客體的無形性
客體的無形性是知識產權的最本質特徵，是知識產權與有形財產權的根本區別所在，下述知識產權的特徵――相對壟斷性、法律效力在時空上的有限性和權利保護范圍的不確定性，從某種程度上說皆根源於此。知識產權的客體是知識產品，它通常是創造性智力勞動的產物，其本質是一種信息。這種信息處於「專有領域」，它能夠使專有權人獲得某種合法的市場壟斷權，並憑借這種權利獲取經濟利益和阻止他人與自己展開競爭。當代西方學者將財產分為動產、不動產與知識財產。他們認為智力勞動的創造物之所以稱為「知識」財產，在於該項財產與各種信息有關。人們將這些信息與有形載體相結合，並同時在不同地方進行大量復制，知識財產並不包含在上述復制中，而是體現在復製品所反映出的信息之中。有學者甚至提出「把知識產權看作信息權可能會更好，隨著社會的發展，主張權利分為三類正日漸必要：物權、債權和信息權」。
緣何認為知識產品的本質是一種信息？從知識產權的各類客體來具體分析。專利權的客體是發明創造，這些發明創造無論是作為一種「新的技術方案」還是「新設計」，向公眾傳達的都是一種信息，社會公眾可依據這些信息來實施專利。著作權的客體是作品，作者意欲通過作品向人們表達自己的某種思想和情感。日本著作權法將作品定義為「文學、科學、藝術或音樂領域內，思想或情感創造性表達的產物」；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給「作品」下的定義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創作成果」。可見，作品的實質依然是信息。商標作為商標權的客體，是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志，它向社會公眾傳遞諸如商品的製造者、產地、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等方面的信息，消費者往往憑借商標做出適合於自己的選擇，生產者則依靠商標將自己與競爭對手的產品或服務區分開來。資料庫，尤其是電子資料庫則更可說是信息的集大成者，美國1999年10月的H.R.354法案將資料庫定義為「信息集合體」，即「被收集和組織起來，從分散變為集中在某個供人們訪問的處所或來源的信息，上述信息包括事實、數據、版權作品或任何其他能被系統地收集和組織的無形材料」。至於商業秘密就更可以說是一種信息，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3款明確將商業秘密定義為「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
作為知識產品本質的信息，其根本特徵是無形性，「它並不是以諸如土地、空氣、野生動物的形式存在……這種財產，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說，是一種創造」，這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物權客體有體物。日本學者紋谷暢男將知識產權的客體定義為「無形的發明、創造、思想的表達或顧客吸引力這類非有體物以及智力活動成果」。正是由於這種無形性，使知識產權與有形財產權二者在客體上存在顯著區別：
其一，有形財產權的客體與載體是相統一的，而知識產權的客體與其載體是相分離的，知識產品必須通過一定的、有形的物質載體才能得以體現，且這種物質載體的形式並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將一部作品固定在膠片上以電影形式放映，也可將其寫入書本中以文字形式出版。「從傳統的文字、音樂、照片、廣播、電影等著作物的商業交易中，可以發現其交易的對象並非著作物本身……著作物雖然在形式上以書籍、唱盤、膠片等有體物為化身進行交易，實際上是從價值的觀點來看處於主體地位的著作物內涵的交易，在法律上利用了處於從屬地位的有體物的交易形態。」那麼，知識產權的客體與其有形載體之間的關繫到底是怎樣的呢？有學者引入了「抽象物」這一概念來描述知識產權的客體：「抽象物是構成有形物的同一性所必需的核心結構，這種核心結構成為觀察者們在兩個特定的有形物之間進行同一性判斷的基礎；法律人士們利用這種核心結構來決定完全不可比較的有形物之間是否相同或相似，亦或彼此類似。」
其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所賴以依附的有形載體可以被復制和仿造，知識產權人只對若干有形載體中所反映出的同一信息享有專有權；然而對於有形財產權的客體而言，即使出現了完全一樣的兩個有形物體，該兩物之上存在的亦是兩個獨立的物權。
其三，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同一知識產品可以被若干多個主體同時使用，且這種使用不會像有體物那樣發生有形損耗，也不會由於實物形態消費而導致其本身的滅失，「信息對某個人的供給並不會減少另一個人可獲得的信息供給量，用經濟學術語來說，信息在消費量方面具有非競爭性的特徵」。知識產品的存在僅會因期間產生私有財產與公共財產之別。
二、相對壟斷性
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與有形財產權人對客觀物的自然佔有不同，知識產權人對知識產品的佔有是一種人為的法定壟斷權。
（一）知識產權壟斷性的經濟學分析
在知識產品上界定產權源於經濟學家關於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理論。經濟學家依據物品的消費和使用狀態即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將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與俱樂部物品（該類物品不屬本文探討的范疇）。私人物品是指在消費或使用上具有個人排他性的物品，它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只能由某一特定主體使用；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費或使用上不具有個人排他性的物品，也就是說一個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並不減少或排斥他人對該公共物品的消費，公共物品的自然屬性或技術屬性意味著要排他的費用是高昂的。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易逝性特徵和使用上的非競爭性，決定了它屬於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
私人物品的產權為私人所有，公共物品的產權為公共所有，原本作為公共物品的一部分知識信息因何成為了私人產權的客體呢？首先，「信息一旦被用某種方法加以界定（指用電子或非電子手段對信息進行加工，使其成為能夠被感知的信息的存在），情況就不一樣了。比如趣聞被收集起來編輯成書籍，不受限制的信息便作為著作物獲得了財產價值；如果是企業的客戶名冊或者是研究開發的數據信息，作為營業秘密，則不僅具有實際價值，而且具有法律價值」。知識信息的有用性和稀缺性使其成為一種財產被承認並受到法律保護，從而進一步成為知識產權法中可通過契約進行交易的對象。
其次，在知識產品上界定產權更重要的是源於其公共性所帶來的嚴重的外部效應和「搭便車」行為（即不支付任何成本而從他人或社會獲得利益的行為）。就精神領域而言，知識產品一旦公開，信息生產者就很難對付不付費的「揩油者」，後者對信息生產者提供的產品享受利益但不向其支付費用，結果信息生產者不能通過市場交易得到足夠的收益，以補償他們投入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的私人收益得不到保障，從而導致知識存量的發展和知識產品絕對數量的增長動力不足。政府採取了通過知識產權制度將知識產品界定為私有的形式，使得生產者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應並得到成本補償，刺激私人生產知識產品的積極性。由此可看出，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條件是：知識產品所有人將自己的作品、發明創造等公之於眾，使公眾得到其中的專門知識，而公眾則承認作者、發明創造者在一定時期內有獨占使用、製造其知識產品的專有權利。知識產品是公開的（公共產品屬性），而知識產權是壟斷的（私人產權屬性）。
（二）與有形財產權相比，知識產權的壟斷性是相對的
第一，知識產權與有形財產所有權在權利人對其客體的「佔有」和「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別。有形財產所有權的客體為有形物，具有客觀實在性，因而可以為所有人實際佔有、控制和支配，且某一主體的使用必然排斥另一主體的使用。而知識產權的客體與載體是相分離的，權利人是對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品享有權利，但這類無形財產卻極易逃出權利人的控制同時為不特定的多數人佔有――在這里，「佔有」表現為對知識產品的知悉和了解。在英美法系中，知識產權被認為是一種訴訟上的權利，即在訴訟中可以贏得佔有而實際並未佔有的權利，「通常訴訟上的財產（choseinaction）被認為是不可以實際佔有的動產，而是要通過訴訟來重新獲得……可實際佔有的財產（choseinpossession）是指有形物體，而訴訟上的財產則與無形財產相聯系，這種無形財產不可能通過實質佔有來主張權利」。正是由於這種佔有方式的特殊性和知識產品所具有的信息本質，決定了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亦可同時許可多人以多種方式非獨佔地使用其知識產品。
第二，知識產權與有形財產所有權在權利的「行使」上存在區別。知識產權的各項權能與有形載體是可以分離的，權利的許可和轉讓可以不依託於載體。例如，當某人收到他人的信件時，信件作為有形物歸收信人所有，然而存在於信件上的著作權（如發表權、復制權等）仍歸寫信人專有。相應地，知識產權人向他人許可或轉讓權力時也無需提供具體的有形載體。而由於有形財產權的行使必須實際佔有標的物，因而權利人許可他人使用其財產（如出租、出借）時，必須將該有形物一同轉交被許可人，否則被許可人得到的只是「空」權，無法行使。
三、法律效力在時空上的有限性
（一）法律效力在時間上的有限性
有形財產權以有形物的存在為前提，有形物一旦發生滅失，所有人的權利也就隨之消亡。而知識信息，具有非損耗性的特徵，且任何知識信息都不可能在完全隔斷歷史聯系的情況下產生，因而具有「永續性」的特點。然而為了鼓勵知識產品的廣泛傳播與流通，從而促進科技、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法律硬性規定了知識產權的存續期限，知識產權只在這一法定期限內有效，期限屆滿，權利歸於消滅。
知識產權特徵新論 來自: 免費論文網
從經濟學上看，規定法律效力時間上的有限性是針對這樣一個「悖論」：「通過給予思想的生產者以壟斷權，該生產者就有一種強有力的刺激去發現新的思想，然而壟斷者對產品索取高價將阻止該產品的使用。簡而言之，這一問題的困惑在於，沒有合法的壟斷權就不會有足夠的信息生產出來，但是有了合法的壟斷又不會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解決這一兩難困境的法律途徑就是要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上對這一壟斷權實行必要的限制。規定知識產權的期限就使得知識產權在法定時間內受到保護，而在規定的期限外則解除保護使這些資源為社會共享。這樣知識信息就具有了雙重性，既是私人產品又是公共產品：作為私人產品必須保證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盡可能地一致，而作為公共產品，則必須讓社會普遍受益，使知識信息最終成為共享資源。
著作權中除發表權以外的人身權是沒有期限的。也有學者提出商標權和商業秘密權是無時間性的，對此筆者存有異議。首先來看商標權，法律之所以規定注冊商標的續展制度是緣於商標的特殊性質和功能：「識別性」是商標的基本特徵，商標的價值不在其本身，而在於它所標識的商品和服務，在於企業經過長期努力所建立起來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如果商標在生產者停止製造該商標所標識的商品之前就已失效，那麼生產者將不得不對產品重新命名，他所辛苦建立起來的商譽和對顧客的「吸引力」也必將付之東流，這會給生產者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然而商標是否「續展」，完全取決於商標所有人的意願和行為，只要權利人停止續展，權利就歸於消滅。從這個意義上看，商標權仍然是有期限的。其次，反不正當競爭中的商業秘密權是否也不受時間限制呢？其實對商業秘密而言，其時間性取決於秘密的自保能力，一旦權利人將秘密公開或他人依據「反向工程」破解，則商業秘密權也就「壽終正寢」了。
（二）法律效力在空間上的有限性
多數學者把這一特徵概括為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從知識產權的起源看，原始知識產權是以封建君主授予的特權形式出現的，因而其法律效力只能局限在君主權力所及的范圍內。到了現代，知識產權的這一特徵仍然存在，這是由於各國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各異，因而為各國法律所認可的知識產品的范圍和受保護程度也不盡相同，各國在對待知識產權的態度上也存在差異。例如，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發達國家提倡所有國家，無論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如何，都應實施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因為對於這些國家來說，知識產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際貿易收入，增進私人投資和技術轉讓，並且鼓勵國民的創造性。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則更相信知識是「人類共同的財富」，而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公司的專有權利。法律效力空間上的有限性特徵在《巴黎公約》第4條所規定的專利獨立性原則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按照獨立性原則的要求，一個成員國批准或駁回一項專利，並不決定其它成員國是否對同一發明的申請案批准專利；同樣，一個成員國撤銷了一項專利或宣布它無效，也並不影響其他成員國就同一發明已經批準的專利繼續有效，且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體內容和保護范圍均是獨立的。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以及互聯網路的迅速普及，知識產權在本國領域之外發生域外效力已經成為可能。例如美國的《商標法》是可以在美國領土之外適用的，該法授予人們對任何在商業中不當使用注冊商標的人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這里的「商業」被定義為任何國家可以依法進行管理的商業活動，包括國際商業活動。[16]（38）。美國還通過《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和特別301條款，將貿易與知識產權相連，使其行政部門能夠通過採取可信的單方面貿易報復的威脅來調整完全發生在美國領土之外的行為。另外，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簽訂也使得知識產權的立法日益呈現出一體化趨勢。《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規定了有關保護知識產權國際義務的條約，《專利合作條約》（PCT）中則明確界定了「地區專利」這一概念，即「有權授予在一個以上國家發生效力的專利的國家機關或政府間機關所授予的專利」。
在網路將地球變為一個地球村的同時，現實世界中的各國也在政治、經濟、科技、法律等各個方面不斷地發生融會和碰撞，除非不同國家之間的法律能夠完全相互協調，否則國際沖突不可避免。因此，各國希望通過建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公約，利用其所提供的爭議解決機制來解決不同法律體系之間的差異，使知識產權得到更有效的保護，這恐怕是導致知識產權地域性弱化的一個深層次原因。但應看到，知識產權法律效力的空間有限性特徵仍然存在，即便是「地區專利」也只能在《專利合作條約》的締約國范圍內才有效；另外，在是否授予專利權的問題上，仍然要結合各國的國內法來加以判定，各國在程序上仍保持司法獨立。同樣，被人們認為代表了知識產權保護較高標準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只是一個地區性協定，不能適用於其他地區的國家。
四、權利保護范圍的不確定性
對有形財產所有權而言，有形物是處於權利人的實際控制和支配之下，所有人可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對所有物行使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並得排斥非所有人對其所有物進行不法侵佔、妨害和毀損，因而可以說，有形財產所有權的權利保護范圍是確定的。相比之下，對知識產權權利保護范圍的界定就要困難得多，以下分別從專利權、商標權和版權來分析這種不確定性。
首先，對發明和實用新型，各國法律都承認權利要求書是界定其權利范圍的法律文件。我國專利法第56條規定：「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要求」；《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規定：「歐洲專利和歐洲專利申請的保護范圍決定於其權利要求的內容，說明書及附圖可用於解釋權利要求書。」然而發明人在申請專利時往往無法准確預測將來可能出現的所有侵權行為，很難將權利要求書寫得滴水不漏，這就使得如何理解和解釋權利要求書的含義成為了確定發明或實用新型專利權范圍的關鍵。各國目前存在兩種做法，即「中心限定」和「周邊限定」。「周邊限定」的方法由於要求嚴格按權利要求書的字面含義來解釋，因而不利於對發明人權益的充分保護；而採用「中心限定」法固然有利於專利權人，但在對權利要求書作擴大解釋時就會由於人為因素使權利保護范圍的邊界處於模糊狀態。
其次，我國對商標實行注冊制度，商標權以核准注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申請人在提起商標注冊申請時，必須按商品分類表准確填寫該申請注冊商標所要使用的商品類別和商品名稱，商標局以此為依據來具體核定商標權的保護范圍。然而隨著高速信息公路的發展，信息新產品與服務不斷涌現，致使《尼斯協定》中規定的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表已不堪使用。另外，按照我國商標法第38條第1項的規定，他人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在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核准注冊商標相同或者類似的商標，即構成侵權。但如何判斷同種或類似商品？與核准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標準是什麼？很顯然，這又給商標權權利保護范圍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三，版權理論中「只保護作品的表達形式，不延及思想（或內容）」的准則在數字化技術的沖擊下難以為繼。新型信息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往往融為一體，難以界定。例如美國上訴法院1986年8月就Whelau公司訴Jaslow公司一案所作的判決宣稱：在關繫到計算機程序作品時，思想與表達的劃分應以作品本身所追求的目標來確定。在其它作品中通常被認為是「形式」范疇的作品的「結構、順序和組織」，在計算機程序作品中則是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應同樣受版權法保護。電腦信息空間的數據通常不具備傳統作品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同作品均可通過數字技術轉換成二進制數碼進行存儲和傳輸。人們不禁要問：在這種由傳輸端（原創者）確定數據內容，而由接收端（使用者）確定作品形式的過程中，作品取得版權所要達到的獨創性標准，是由形式決定還是由內容決定呢？另外，在判斷作品的版權保護要件時，英美法系國家長期秉承「額頭淌汗」的理念，認為只要作品系獨立創作，非剽竊抄襲他人即可受版權法保護。然而如何對「淌下的汗」進行量化，「汗」淌到何種程度可以構成受法律保護的成果卻是個值得爭議的問題，也是個很不確定的因素。
除了以上論述的權利保護范圍本身不易確定外，知識產權的客體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而不斷擴展也給權利保護范圍的確定帶來了困難，正如一些學者所言，「知識產權是一項發展中的權利」。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信息的更替日新月異，各種知識產品噴薄而出，例如電子貨幣就已經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獲得了專利。近年來，商標開始出現在農產品上，農民開始給大米、水果和其它產品標上商標以區別和保護，另外諸如微生物、DNA重組技術、蛋白質結構甚至人類基因也已被或正在被授予專利。與此同時，知識產權的內容不斷豐富和細化，相應的其侵權方式也不斷「推陳出新」，這一切都使得知識產權的權利保護范圍呈現出了不確定性。因而在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時，應與科技的發展密切相聯，同時考慮到知識產權客體的特殊性，對知識產權的各項權能及時地給予界定、擴展或限制，以有利於知識產權人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智力成果，同時使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既保護智力成果創造者的合法權益，又促進科技、文化的廣泛傳播――得到貫徹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