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著作權的意義

1. 完善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議

一、引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權人實現權利，進一步與國際著作權制度接軌

著作權歸著作權人，著作權應由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二款就是這樣規定的：「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著作權法修改後，在這方面增加了集體管理組織的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並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由此條我們可以明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得到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幫助權利人實現著作權或權利人著作權受侵犯後代行救濟權。

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眾多的作者通過一個統一的機構，即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共同行使他們的權利。在西方，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發展歷史。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驗。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制定時，就有專家提出將集體管理組織寫進，鑒於當時許多人對這個組織不夠了解，且我國又缺少相關實踐經驗，故未寫入。但在實踐領域，相繼出現一些對某一方面著作權進行集體管理的組織，如1992年成立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1998年成立的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均在各自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

修改後的著作權法規定了權利體系完善的著作權，體現於著作權法第十條。這些權利中，有些由著作權人自己行使，如發行權、改編權、展覽權等；但有些權利著作權人無法或很難控制，如復制權。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報刊轉載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圍內被多次轉載，其作者獲得稿酬權利是很難得以有效保護的；再如音樂作品的廣播權，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電台、電視台，其相應的財產權也難以實現，等等。對此，在知識產權制度發達的國家，作者往往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實現自己的權利，由集體管理組織代表作者去履行義務許可、收取費用，已成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權利的手段。在這次著作權法修訂中，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在立法上是一大進步。

通過專業性集體管理組織來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對權利人來說，可節約權利實現或救濟的成本，使權利得到充分的維護；對國家而言，也便於實施著作權管理，同時與世界知識產權制度接軌；從整個社會來看，有利於維護權利人的創作積極性，激發創造性，促進科技文化進步。

二、擴大行政處罰范圍和行政處罰種類，強化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力度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的「雙軌制」〔2〕。有人主張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強化司法保護，淡化行政保護，以防止行政力量對知識產權的過多干預〔3〕。但是，知識產權糾紛數量多、影響大、專業性強，全通過司法解決是困難的，而行政保護具有速度快、程序簡便的特點，能及時處理糾紛，節約成本；並且行政保護具有主動性，對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促進公平競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國際知識產權組織也承認並支持對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故修改後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均規定了行政保護，並且予以強化，在著作權法修改中主要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1、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與原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比較可以看出，修改後的著作權法新增了以下行政處罰情形(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向公眾傳播著作權人的作品，也可給予行政處罰，並且這種傳播方式不限於復制、發行，還包括表演、放映、廣播、匯編以及通過信息網路傳播等方式；（2）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經錄音錄像者同意，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3）未經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或者故意刪除或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4）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於美術作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行政處罰在著作權領域所涉程度和廣度均得以加強，這一方面是基於著作權客體范圍的發展變化，新的權利客體需要行政救濟；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當前盜版活動猖獗，雖經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濫勢頭，且這越來越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不利於我國與世界知識產權的交流，需要發揮行政機關主動、迅速的執法作用。

2、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原著作權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主要是沒收非法所得和罰款；修改後，新增了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及沒收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即除侵權所得外，侵權製品及實施侵權行為的資料也予以沒收，這一方面增強了處罰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權人後續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較好的打擊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採用過錯推定原則，規定法定賠償制度

1、 規定了臨時保護措施

為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保存有可能的證據，為認定侵權打下基礎，WTO知識產權協議要求成員國司法當局採取及時有效的臨時措施，如臨時禁令、證據保全措施等，這也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國家的普遍做法。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侵權構成應具備「有損害後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對即將發生的侵權的司法救濟，也不存在針對此類行為所採取的臨時禁令措施。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在證據可能或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與人可以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但這種措施只有在有關實體爭議的訴訟中採取。基於此，在以往的著作權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由於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致使侵權行為不能及時制止，侵權證據滅失，侵務人得不到應有處罰、權利人得不到應有保護的後果，削弱了司法保護力度。著作權法修改後，增加訴前禁止令、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的規定，突破了傳統侵權構成理論，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進步，這樣可避免侵權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和擴大；及時保全和固定侵權證據，便於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

2、確立過錯推定的歸責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按此規定，在著作權領域，如果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提起訴訟後權利人要提出證據證明侵權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但著作權侵權行為有自己的特點，侵權行為數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來越專業化，領域涉及也越來越廣，這給被侵權人舉證帶來相當大困難。如著作權人要訴數年來久治不除的盜版行為，就要舉證證明成立盜版行為。但事實上，盜版行為被權利人發現後，盜版行為人往往不提供盜版製品的來源，以各種借口來掩蓋盜版製品的非法性，權利人僅憑自己的力量是很難舉出有力反證的，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給侵權事實認定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同時也易使權利人在主張自己權利時存在畏難情緒，怕無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筆不小的訴訟費用。這種對權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權法修改後得以扭轉。修改後的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復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製作有合法授權的，復製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製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該條採用了倒置的舉證責任，要求復製品或其他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發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製品時，必須履行注意義務，確保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就有可能承擔法律責任。著作權法所確立的過錯推定原則，對著作權的實施，對完善著作權糾紛訴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3、細化賠償規定，增加法定賠償數額

修改前的著作權法對賠償問題僅作出原則性規定，修改後予以細化。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列出了幾種賠償數額確定方法：（1）按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賠償；（2）按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賠償；（3）按法定賠償數額賠償。法定賠償數額確立後，即使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違法所得難以確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據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侵權情節、侵權范圍等，在法律規定的限額內判令侵權人予以判賠，避免了過去那種「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尷尬局面，將對權利人的保護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同時，該制度的確立，也豐富了我國民事賠償制度。

知識產權隨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而快速發展的特性，決定了著作權法的修改不是一勞永逸的，但修訂後的著作權法，無論是在立法內容亦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均達到了國際水平，面對撲面而來的知識經濟浪潮，面對國際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日趨完善，相信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完全可以滿足時代要求，能為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2. 廣播權的完善建議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二條 第二款的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支付報酬。」這一「法定許可」規定，極大地方便了廣播電台、電視台，促進了我國廣電事業的發展，同時也賦予了廣大著作權人有權向廣播電台、電視台主張其作品「廣播權」的使用報酬。但是，法律沒有規定廣電「法定許可」付酬辦法的制定部門。《著作權法》規定了五項「法定許可」制度，並將其納入集體管理的范疇，使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更加完善，保證了著作權人合法利益的充分實現，但是《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卻將廣電播放他人已發表作品的「法定許可」排除在集體管理之外，實際上，將權利人的權利處於落空狀態。由於我國著作權方面的法律法規的上述欠缺，根本無人從廣電組織拿到「廣播權」的使用報酬。實際上，這是為著作權人許下了一張無法實現的「空頭支票」，已經造成社會不公平。事實證明，這種制度欠缺，嚴重影響了廣大著作權人的創作積極性，影響了我國廣電組織的公眾形象。這是嚴重違背我國《著作權法》的立法宗旨的，是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相背離的。建議明確《著作權法》中關於廣電「法定許可」付酬辦法制定部門的規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中明確廣電「法定許可」付酬辦法的具體制定機關、對廣電「法定許可」進行集體管理的規定，將著作權人的權利落到實處。建議對原有法律條文進行修改，如下表述更為完整周全：「廣播電台、電視台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是應當支付報酬。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具體付酬辦法由國務院(或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規定。」(《著作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依照著作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使用他人作品的，應當自使用該作品之日起2個月內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二條)「依照著作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使用他人作品，未能按照《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向權利人支付使用費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四十七條 )

3. 數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數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國尚未出台專門針對數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規，《著作權法》中也未對數字出版行為進行規制，實踐中需要藉助《出版管理條例》、《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等出版領域基礎性的法律法規對數字出版行為予以規制。因此，在數字出版日新月異的當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構建層面完善對數字出版行為的規制。一方面，以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為契機，在法律條文中明確數字出版物的作品屬性、明確數字出版保護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動數字出版專門性法律的出台，對數字出版行為的含義、數字出版權利人的權利范圍、數字出版涉及的特殊問題等作出更為細致、妥善的安排。
1．明確「數字出版」的含義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差異最終體現在價值增值方式的變革。傳統出版價值的實現需藉助於傳統物質生產方式；而數字出版價值的實現則直接體現在數字化、網路化流程中。
這種逐步擺脫了物質載體和物理空間的數字出版方式，引發了出版行為在獲取、製作、發行方式上的變革，這種改變也直接突破了傳統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數字出版」的概念，應當關注如下幾個要素：首先，數字出版應當是一種合法的出版行為，即數字出版的本質還應當是出版，應當遵守我國出版領域的法律規制，包括出版主體的資質要求、出版物的審查要求和出版內容的限制性規定；其次，數字出版形成的數字出版物應當是經過編輯的、具有特定形態的作品，即數字出版行為區別於一般的互聯網服務行為，必須產生為著作權法肯認和保護的作品；最後，數字出版的概念必須突出數字技術和數字化傳播手段的特點，尤其是需要強調內容形式、內容製作和內容傳播的數字化特點。因此，筆者認為，參考新聞出版總署在《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所給出的概念，我們可以將「數字出版」界定為「數字出版是指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形成數字化作品，並通過數字化手段傳播的一種新型出版方式。」
2．明確「數字出版物」的屬性
當前數字出版的發展方向是由單純的作品數字化向數字化復合出版發展，多媒體的表現手段成為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然而，多媒體的法律屬性一直沒有明確，著作權保護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所謂多媒體，「是指以計算機系統為核心，融合了數據、文字和圖形處理以及音頻、通信等技術，從而具有將文字、數據、圖形、圖像、聲音等多種信息同時或交替表達、交流以及分析處理能力的結合體。」
簡而言之，多媒體應當具備多元素結合、信息技術輔助和互動式使用的特點，其包含的文本、圖片、聲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但是對於這些元素的結合所形成的綜合體，著作權法沒有明確其應屬的范疇，對於一部分運用多媒體方式進行數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時在著作權法上難以找到恰當的所屬類型。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認為應當將多媒體作為一項新的作品類型加以規定和保護。這已經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中得到了體現，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國的《信息和通信服務法》等。
在我國著作權法修改推進過程中，宜增設「多媒體作品」為一項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過發布行政法規的方式，明確多媒體作品的定義和保護方式，並將符合多媒體性質的數字出版物納入到「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圍。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規尚未出台之前，對於多媒體類數字出版物可以參照著作權法中有關「匯編作品」的規定進行初步保護。
3．明晰「數字出版者」的權利
數字出版者是數字內容的傳播者，其主體包括傳統的出版商、技術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對數字內容的形成和傳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直到數字時代的到來，傳播者從來沒有在著作權價值和功能實現過程中介入如此之深，發揮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為資金、渠道和技術的投入方，數字出版者作為數字出版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一方介入到數字出版物的產生、數字出版物的傳播以及數字出版物的價值實現過程中。但是，與數字出版者在數字作品形成過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國在專門保護傳播者的鄰接權制度中，並沒有提出對於數字出版者的保護，甚至對於傳統出版者的保護也較為有限——僅規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而且在我國的立法實踐和大多數學者的觀念中，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應該限於保護印刷版本整體，而不涉及原版的圖形標識。
在數字出版條件下，對於數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對較為便捷，數字流媒體成為出版的主流，數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動性，在數字出版物進入使用者的終端時，會自動根據終端的情況（如，終端屏幕的大小、解析度、形狀）調整數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調整數字出版物的布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對數字出版者提供「整體版式設計」的專有使用權，將不能有效反映對鄰接權人經濟投入的回報。因此，在著作權法進行修改過程中，我們應當將數字出版者的權利范圍予以擴大，在整體的「版式設計專有使用權」之外，賦予數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權利：一是復合出版權，即數字出版者有權禁止他人以其數字出版物為藍本製作生成其他數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權利；二是內容再提取權，即數字出版者有權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將數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內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實質性地、再現性運用於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復利用權，即數字出版人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復制、傳播數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內容。
（二）完善數字版權許可制度
1．完善准法定許可制度
法定許可制度是一種非自願的許可制度，是著作權取得過程中對授權許可制度的重要補充，其更多地體現為經濟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納所言，在一般情況下，市場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最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場決策成本高於法律決策成本的情況下，資源配置問題應由法律制度來解決。
法定許可制度的出現正是為了解決版權保護和版權價值實現之間的不匹配，通過國家法律強制性的介入來實現利益最大化。我國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在著作權法中有明確的規定。
著作權法第23條、第33條第2款、第40條第3款、第43條第2款、第44條對為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而編寫出版教科書、出版者權的法定許可、表演者權的法定許可、錄音錄像製作者權的法定許可和播放者權的法定許可等情形進行了規范，授予了相關的傳播者無需經權利人授權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權利，但需要其支付相應的報酬。在這五種法定許可中，有一種顯得比較特殊，即對於出版權的法定許可，在作者通過事先聲明保留的情況下，法定許可制度將不可適用，對於這種不是很徹底的法定許可制度，有學者稱之為「准法定許可制度」，也有學者認為應當被認作「默示許可制度」，在本文中筆者將其稱為「准法定許可制度」以便於論述。
根據數字出版海量授權需求以及價值實現特性，應當拓寬數字出版權的「准法定許可制度」適用的情形、適用作品的類型，同時改良授權條件的形成方式和適用條件。首先，應當拓寬「准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范圍，其不應僅僅限於紙質這種有類型，應當實現紙質與數字化樣態之間的雙向互通，實現紙質媒介與數字化媒介的相互轉載、摘編許可。即數字出版條件下的「准法定許可制度」應當適用於紙質媒介之間、數字化媒介之間和紙質媒介於數字化媒介之間相互轉化的各種情形。其次，應當擴大「准法定許可制度」適用作品的類型，現有制度僅僅適用於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現形式，對於多媒體集合形式的數字出版物而言，將這種轉載、摘編行為拓寬到錄音製品、錄像製品、攝影作品、計算機軟體等作品形式將是真正發揮「准法定許可制度」價值的必然要求。再次，應當借鑒「出版公告制度」，將授權條件的確定更加公開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數字出版商「應當在提供前公告擬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擬支付報酬的標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內，著作權人不同意提供的，數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滿30日，著作權人沒有異議的，數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並按照公告的標准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數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權人的作品後，著作權人不同意提供的，數字出版商應當立即刪除著作權人的作品，並按照公告的標准向著作權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間的報酬。如果無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權人的，可以將報酬支付給相關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最後，限制「准法定許可制度」的適用條件，尤其是應當明確所使用作品應在超過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後才能適用法定許可制度，這樣才能保證前一次出版行為的經濟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確保法定許可制度這種非自願許可行為不會過度侵犯授權許可這種自願許可行為的利益邊界。但是，具體時間限制性條件的確定，應當經過充分的論證，有學者認為這個時間規定為半年為宜，但筆者認為可以更短。
2．倡導知識共享許可協議
權利人取得權利的途徑往往有兩條，一條是通過授權許可這種自願許可方式獲得，另一條是通過法定許可、強制許可等非自願許可方式獲得。目前，我國數字出版非自願許可制度較為滯後、適用條件較為嚴苛，如何拓寬授權許可的通道和途徑、創新授權許可的方式將成為現階段解決數字出版商內容需求旺盛和授權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現有的權利授權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權、間接授權和默示許可這三種類型，這些授權形式大多是封閉式的授權模式，造成權利擁有者長期處於待價而沽的狀態，而權利需求者則面臨著無米下鍋的信息不對稱狀態。權利擁有者和需求者之間的上述關系不利於授權許可活動的開展和版權交易的繁榮。
為解決上述難題，一種被稱為知識共享許可協議（Creative Commons協議，簡稱「CC協議」）出現在人們視野中，這為數字時代知識共享和傳播帶來了福音，同時也為數字出版的授權模式探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廣義上講，CC協議是授權要約模式的一種，是由知識共享組織於2002年12月發布的一系列著作權許可協議構成，供廣大社會公眾免費自由使用。該協議目的在於幫助文學創作者、藝術家、曲作者等創作者在自己創作的作品上標識自己作品的權利狀態，並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圍。該協議由「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演繹」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構成，根據特定的規則組合後CC協議主要有六類核心許可協議，分別是：「署名—非商業使用—禁止演繹（by-nc-nd）、署名—非商業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業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繹（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業使用—禁止演繹（by-nc-nd）」協議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註明作者的姓名並與作者建立鏈接，就能合法使用並與他人共享該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對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業性質的使用。在作者創作完作品後，可以選擇 CC 協議所提供的任何一種範本，在完成選擇之後系統將會生成三種表述方式的許可協議，分別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數據，提供給作者在不同情況下進行使用。
自2002年以來發布，CC許可協議以來，知識共享組織已對其進行了三次版本修訂，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協議3.0版本）更新於2007年初，4.0版本的公開討論正式在進行中。
與此同時，CC協議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斷的推進，2006年3月29日，中國大陸版2.5版CC系列許可協議在北京發布，CC中國大陸項目官方網站也開通運營。
如今，網易、搜狐、騰訊等門戶網站以及專業視頻網站在網頁終端或者手機終端上陸續開辟了「公開課」平台，這些公開課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魯、牛津、斯坦福在內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費教育資源，極大地便利了公眾對於高質量、低成本學習資源的獲取。這些公開課平台所使用的資源就是國外採取CC協議發布的開放教育資源（Open E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說，CC協議引入中國後已經影響著中國人文化消費生活，並將有助於繁榮我國的文化產業。實踐證明，在數字出版過程中倡導開放式的版權自助服務協議，採用CC協議這種知識共享型的許可協議，將能夠有效保障作者版權的保護和價值的實現。
3．賦予集體管理組織延伸管理權
數字出版帶來大量頻繁的版權貿易需求，這種高頻率的海量版權授權需求催熱了人們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追捧，尋求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突破成為了人們解決數字出版授權困境的主要途徑。「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一定的社會組織對著作權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難於事先的權利進行的統一管理。它是通過代表著作權人的集體管理組織，授權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該組織成員的作品，並收取著作權使用費分配給著作權人的一種社會行為。」
各國著作權法中對集體管理的權利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權利人將權利授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二是著作權法規定某些權利強制由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三是延伸性集體管理。
在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賦予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代為簽訂許可使用合同、收取並轉付使用費以及代為進行訴訟的權利，這些以授權為基礎而衍生的著作權集體管理職能在數字出版條件下將很難適應現實需要，引入延伸性集體管理已經成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進一步完善自身職能、權利人更加充分地實現作品價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實現獲權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體管理，即集體管理組織在向使用者授權許可使用時，不僅有權許可會員的權利，還可以許可非會員的、但法律規定適於集體管理的權利。非會員可以事後不同意集體管理組織的授權，從而禁止使用者進行相關的利用。」
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夠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未得到非會員的授權的情況下，有權與使用者簽訂的一攬子有效的許可合同，但是應當向非會員分配報酬，同時在非會員事後明確拒絕該種延伸管理的情況下這種管理將無效。這種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種受到嚴格約束的制度，權利人具有較為通暢的「退出機制」，不必擔心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權利造成損害或者使集體管理組織形成不合理的壟斷地位。在數字出版條件下，面對海量的信息傳播、瞬息的傳播速度、廣域的傳播空間，內容授權工作開展若仍然依賴一對一事先授權模式，集體管理制度的優勢將盪然無存。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面對井噴式的作品創作環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獲權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數字出版條件下仍需要擁有一條無風險、能夠簽訂一攬子協議的授權通道，退一步講能夠找到一個通過向特定主體繳付許可使用費從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權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賦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於非會員權利的延伸管理權顯得格外重要。而且作為全國性的、特定領域內唯一的非營利性著作權管理組織，理應承擔起非會員報酬的收取和轉付這項工作。當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條件的，必須建立在較為完善的集體管理制度基礎上，一方面集體管理組織必須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運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體管理機制較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許可費收集分配機制、完善的數字處理技術、高水平的國際協調能力等。
因此，在醞釀建立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之初，我國必須出台更為詳細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對版權的授權、版稅的收取以及版稅的分配等內容予以更為具體的規定，以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集體管理制度。
（三）完善數字版權轉讓制度
數字出版的出現，完美地實現了技術與藝術的結合，也為兩者的聚變提供了能量釋放的平台，使得傳統出版內容獲得了價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財產權的財富性和商品性意味著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財產權的傳播性和實用性則體現了交易的可行性。」
數字出版本身藉助了數字技術、利用數字平台，從而繁榮了數字版權轉讓市場。在實現數字版權價值增值的過程中，數字版權轉讓是一種重要的實現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權轉讓，促進版權轉讓市場的繁榮，將成為構建新時期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須關注的問題。
1．推進版權轉讓公共服務市場化、信息化
一般認為，「版權公共服務是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依據法律規定由版權行政管理機構或政府授權的其他組織在公共領域內圍繞版權在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所提供的各種服務」，提供上述服務的機構就是版權公共服務機構，一般包括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版權協會、作品登記機構、版權代理機構、版權保護中心、版權交易中心等。版權公共服務可以包括貿易輔助、糾紛解決、信息支持、教育宣傳等內容。我國版權公共服務起步較晚，專門針對數字出版版權轉讓的公共服務更是寥寥無幾。完善的版權公共服務能夠極大地提高版權轉讓的效率、降低版權轉讓的風險，進而大大促進版權交易市場的繁榮。
因此，高質量的版權公共服務、健全的版權中介服務機構、完善的版權公共服務體系將能有效實現版權交易環境的優化。完善版權公共服務，我們需要根據數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場化運營機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要「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經營性文化產業，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在宏觀上，通過將一部分競爭性、經營性強的數字版權公共服務項目推向社會，節約資金投入到其他基礎性數字版權公共服務中去，在堅持非營利性的基礎上，引入多主體的競爭機制和多元化的激勵機制，以提高服務的質量、創新服務的內容、擴大服務對象。在微觀上，在版權公共服務機構內部引入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場化管理模式，「將董事會制度引入其治理機制。董事會的成立，改變了傳統由政府全盤管理和運作公共服務機構的做法，使政府從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脫，也使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向更加專業化、更具效率的方向發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務機構的組織治理機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運作機制。數字出版條件下，版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版權服務也面臨著巨大的變革。首先，版權服務需求產生變革。面對數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傳播，版權的權利類型復雜化、權利主體擴大、侵權幾率增大、網路取證困難。版權公共服務機構承擔的基礎性版權服務將極大延伸，全新的版權服務內容將大量涌現，只有利用版權信息化運作機制才能有效面對信息化對版權服務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版權服務提供方式產生變革。依靠網路進行版權宣傳教育、交易平台建設、信息披露傳遞，不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權利人的參與和社會的監督。所以，在具體建立版權公共服務機構的過程中，要以國家推動電子政務發展為契機，積極將信息上網，推動無紙化、電子化、信息化運作，以便於數字版權貿易的開展。
2．搭建轉讓平台，延伸服務的環節和層次
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巨大交易風險已經極大地限制了版權轉讓市場的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對於數字版權轉讓而言，我們需要為其搭建一個更為透明、更為可靠的版權轉讓平台，為轉讓雙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權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環境，從而降低交易風險、提升交易效率。版權轉讓平台應當能提供「四個環節兩個層次」的服務來滿足社會的需求。
版權轉讓平台提供的服務貫穿版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四個環節，在創造環節，服務內容主要集中於鼓勵創作，通過營造全社會崇尚知識、保護知識產權的氛圍來激發作者創作的熱情；在運用環節，主要通過交易平台運作、版權評估等方式為版權運用提供便利，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實現權利的全面保護；在保護環節，主要通過集體維權、糾紛解決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環節，指導企業進行版權經營管理，制定企業版權戰略，提供版權知識培訓等服務。上述「四個環節」的服務應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總的來說，以版權交易中心為主體構建起版權轉讓平台，並提供相應的版權轉讓服務，將進一步滿足數字出版對於版權授權的需求。版權轉讓平台在數字出版過程中提供的服務可分為基礎性版權服務和其他版權服務兩個層面，基礎性版權服務主要屬於保障性的基本服務，市場化能力較弱，不宜推向市場，基本上靠政府財政支持，如版權交易平台搭建、版權糾紛調解；其他版權服務，如版權訴訟代理，可以引入市場化機制減少政府財政在此領域的支出。這種不同層次的劃分，有助於我們在優化交易環境過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國家資金，並引導社會對數字版權轉讓的投資熱情。同時，版權轉讓平台的服務功能應當加強，建立以作品的創作、傳播和使用全過程的版權轉讓平台，並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圍的版權綜合服務技術支持將能夠極大推進版權轉讓的實現，有助於版權轉讓市場的健全。
近年來，我國版權交易中心發展迅猛，版權轉讓平台發展勢頭強勁，但是在數量增加的基礎上，應當更加註重質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點區域、重點行業的優勢的培養。目前，僅北京一個地區就已經出現三家版權交易中心：北京國家版權交易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版權交易中心和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
因此，當前亟需對於同質性、業務相近的版權交易中心進行整合，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建成若干個區域性、行業集聚、實力雄厚的版權交易中心。「一個權威的、在線的版權交易平台，將會極大地方便數字版權交易。到時候作為版權買賣雙方只需要在這個平台上選取版權然後付費就可以了，讓這個平台承擔版權審查和信息明確的工作，這樣就會使得版權交易規范化。」
由行業內較有影響力的組織牽頭搭建數字版權交易平台成為一種有益的探索。如為了幫助報紙和廣播公司等媒體從手機及其他無線設備的新聞服務中獲得更多利潤，美聯社決定成立一家數字版權交易中心。該版權交易中心將代理會員媒體的報道、照片及視頻的許可談判事宜。除抽取大約20%的管理費外，其他一切版權收益均歸會員媒體所有。

4. 中國著作權法的不完善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首先，我是法律的門外漢，對我國的著作權現狀曾有所耳聞，但是對我國的著作權法完全不了解。最近因為工作的關系，接觸到了部分相關工作，才真正認識到我國的著作權現狀之糟糕。

我的boss大人曾在國內多家核心期刊發表過專業論文，近日boss大人受新加坡某出版社（該出版社總部在英國）邀請，准備出版一本英文著作。目前准備活動已經進行到了最後一部分，因為著作中涉及很多參考文獻，其中大量使用了boss大人本人曾發表過的論文和他的學生的畢業學位論文中的內容、數據和圖表，該家國外出版社要求boss大人向這些引用的文獻的版權所有者獲得版權使用授權申請。
當時我完全不了解新加坡和中國的著作權相關法律法規，也因此開始了長達幾個月的漫長工作。
首先，國內大部分出版社都表示論文著作權優先屬於作者，並允許作者免費使用。但是在面對一些不夠專業也不是很願意合作的出版人，我還是遇到了很多刁難。在面對該出版社的制式版權授權表格時國內某位核心期刊的主編表示「看不懂，不知道在說什麼」。而我接觸的將近80%的出版社則表示「以前從來沒辦過」。對此，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假設，此前很多作者是否也在類似事件上碰過釘子，因此打擊到了他們出版著作的積極性呢？
而在索取學位論文的版權時，我卻遇到了很多麻煩。似乎，我國並沒有明確規定這些學位論文的版權歸屬，或者說我詢問的所有機構和個人都不了解。有稱其版權屬於作者個人的，也有認為是作者和導師共同享有，也有認為是屬於高校。至少，到目前我還沒有明確得知這一 著作權歸屬問題。
僅以個人經歷，熱烈呼籲我國盡快完善著作權法。

5. 中國著作權法的不完善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中國的著作權法不完善嗎？開什麼玩笑。

當然，沒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法律。與其他國家相比，國內的著作權法也不差哪裡。

國內的著作權法在於實施保護的問題。如大量的盜版書籍、音像製品，網路上的盜版等等問題無法杜絕。不過在於國內形勢上來說，這個對國民是有利的。如國外的一些技術性書籍、論文等，很貴的，確認要正版？

1. 有些國家著作權法中，作品保護時間要比國內要長。

2. 教育方面也要收取材料復制費用。（如：教授講一些國外教材時，復制其中幾頁內容發給底下學生，這個在有些國家要交錢的。）

3. 有外國歌曲的練歌房，也要交費，而這個費用要給外國人。

   等等

如：以上1、2、3條都要添加到國內的著作權法中嗎?

這不是不完善，這是對國人的一種保護，著作權法的宗旨是什麼？是讓本國繁榮富強為前提下，立法的。

6.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完善嗎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在新一輪修訂中。
目前的法律已經對權利和侵權類型回等，作出了明確答規定。但是隨著數字時代的發展，一些新現象，新定義，也需要不斷被納入法律監管體系中去。所以法律需要不斷修訂並完善。
如果是劇本、小說、漫畫需要登記著作權，可以上可以在中國版權保護中心DCI體系示範平台——雲萊塢上登記。線上可以完成全部流程，而且沒有費用，可以獲得版權登記證書。

7. 著作權中一些權利存在的問題，應該如何完善

個人覺得你的問題范圍有些大，最好具體些，這樣針對性更強，可以回答得更清晰。

8. 論科技進步與著作權制度的發展與完善

這個我也不知道,你找找看吧,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