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版權修訂條例爭議

⑴ 《逃犯引渡條例》為何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逃犯引渡條例》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的原因是：

一是阻礙香港與內地及港澳開展刑事司法協助，使得香港某種意義上成為「逃犯天堂」。

該條例的導言部分，明確了移交逃犯安排「適用於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或香港及香港以外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

是為移交因涉及違反香港或該地方的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緝以作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一名或多於一名人士而作出的。」今年兩會期間，原公安部副部長、現全國政協委員陳智敏，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示，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達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

但受到《逃犯條例》的限制，香港並不能將這些逃犯移交內地。2016年香港特區政府曾書面答復議員，因內地-香港兩地法制差異，有關移交逃犯安排的商討工作須小心進行，各項細節要仔細審視。由於沒相關法例授權，故在相關安排正式立法及生效前，不會將逃犯移交到大陸。

二是港人在未簽訂雙邊協議的國家及地區發生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責任面臨極大困難。

根據《逃犯條例》規定，香港只能向簽定雙邊協議的國家及地區移交逃犯。經筆者查詢，目前香港只與英國、新加坡、紐西蘭、馬來西亞、法國等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議，仍未與其他100多個國家及地區達成雙邊協議。

三是一些在港犯案後逃往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嫌犯，也因為沒有引渡安排，港府無從引渡他們來港受審。

為阻礙修訂《逃犯條例》，香港內外反對勢力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使出了很多毒辣的招數。這其中，很多都是他們在「反國教運動」「反『一地兩檢』」中反復使用過的，凸顯出反對派逢「中」必反的根本立場，也預示著修法必將面臨一場艱苦的纏斗。

極力渲染恐慌氣氛。香港多個反對派政黨宣稱，修法會成為內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佔中」黑手黃之鋒撰文，聲稱修法「將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對港人的法律保障……屆時若有台灣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為干犯中國大陸的罪行。

只要該人在香港過境、逗留或旅遊，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國大陸的可能」。同時，也有香港反對派顧慮，內地會以非政治化的罪名，例如逃稅等，要求引渡逃港政治異見人士。和反對「一地兩檢」時一樣，反對派大肆渲染內地將大規模拘捕或引渡港人的場景。

試圖激發港人的恐懼心理，從而形成反對修法的輿論。一直以溫和反對派立場著稱的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對有關「遣返政治犯」的說法感到氣憤，並斥反對派將政治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大做文章及隨意提出無理指控。

漠視社會公義等，重申香港不應發生這樣的情況。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執行主席鄧清河表示：「這些所謂憂慮純粹只是反對派的危言聳聽，他們只是試圖將有關修例建議妖魔化、政治化和陰謀化。

除此之外，他們對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屬並無任何憐憫同情之心。」反對派的擔憂並沒有道理，因為現行條例已經把「政治犯」排除在外。也不會出現大規模移交「政治犯」的問題。相反，特區政府在每個具體案例上都會極為慎重，不可能出現濫用《逃犯條例》的現象。

極力阻礙「一國」進程。目前保安局修法建議其實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取消對除香港以外中國其他區域的限制，二是與香港沒有簽訂長期移交協議的司法管轄區，開辟以「個案形式」移交逃犯的通道。但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建議，先就對台灣的限制松綁。

3月15日，反對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先處理(適用於)台灣、不適用於中國內地」等3個動議，結果全遭否決。其實，反對派的這些建議，是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台灣這方面的要求比較緊迫，先對台灣松綁，但其他國家和地區就都不動，等爆發出新的問題了再繼續改正。

同時，他們心中其實是有一條底線的，那就是可以同台灣進行司法協助，澳門也可以談，但必須迴避內地地區。究其實質而言，這些反對派依然迴避「一個中國」原則，以所謂的「司法獨立」來妨礙「司法公正」。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蓬勃開展，內地及香港、澳門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往來越來越密切，可能發生的法律問題將會變多，在刑事司法協助方面的需求自然會更加迫切。

如果在同一個國家、特別是同一個大灣區內都不能實現刑事司法協助和逃犯的順利移交，那麼三地融合的步伐和程度自然就會受到影響。正如一座不允許多向自由通行的大橋那樣，其綜合效益是很難得到充分發揮的。

⑵ 香港版權條例的幾個問題

registrable designs

注冊的外觀設計
pre-1973 drawings
1973年以前的圖紙

⑶ 香港特區立法會否決有關修改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有什麼影響

從兩方面看，一抄香港政府襲依然需要更加的快速融入大陸中央政府，建立中央管轄內的香港特區一國兩制政治體系，需要新的渠道。比如，中央委派監督等。二香港人民需要強有力的特區政府來建設香港，並且，香港各界需要加快與大陸的交流，化解兩地的矛盾，並且，依託內地市場發展香港經濟，建設美麗香港，對兩地都有好處。

⑷ 香港性條例算不算違法中國憲法

香港基本法依憲法而定，香港各種發又是依香港基本法來定，因此並不違反憲法，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授權，其因制度不同而同大陸不同也是正常的，這也是憲法規定的。

⑸ 著作權法修改的爭議問題有哪些

著作權法爭議的問題雖然比較多，但總結來說主要爭議的問題就三個：法定許可、網路傳播、集體管理。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三個主要爭議問題。
主要爭議問題之一：法定許可
所謂法定許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不經著作權人的許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須支付報酬。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了教科書編寫出版、報刊轉載、錄音製作、電台電視台播放等五類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法定許可的本意是要促進作品傳播，但在實踐過程中，著作權人獲取報酬的權利卻不能得到保證。正如國家版權局在關於修改草案的簡要說明中所指出的那樣：「從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二十年的實踐來看，基本沒有使用者履行付酬義務，也很少發生使用者因為未履行付酬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權利人的權利未得到切實保障，法律規定形同虛設。」
但國家版權局認為，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的價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目前該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於付酬機制和法律救濟機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對法定許可制度著重從這兩方面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備案、及時付酬和指明來源等義務的規定，如使用者不及時履行上述義務，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課以行政處罰。
對於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條關於「錄音製品首次出版3個月後，其他錄音製作者可以在法定條件下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用其音樂作品製作錄音製品」的規定，音樂界人士聯名提出了強烈的反對，認為「3個月」時間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將會嚴重打擊音樂原創的積極性，會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會認為其他音樂傳媒推廣企業(如電台)也會受牽連。
但從草案來看，第四十六條的適用有明確的前提條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條規定進行備案、指明來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費的前提下才能夠不經著作權人許可而使用其發表的作品。《著作權法》不是保護某一群體的利益，而是要兼顧著作權人、首次錄制者和其他錄制者以及社會公眾的利益，達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實上，對音樂作品錄制的法定許可制度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對音樂錄製品的壟斷，這是因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詞曲作者與之簽訂獨家許可協議，以成為唯一有權使用其音樂作品製作錄製品的公司，藉以壟斷音樂作品錄製品市場，抬高價格。但目前草案中「3個月」的時間規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討論，在確定這一期限時應充分考慮到錄音製品的生命周期，確定一個合理的期限以達到首次錄制者和其他錄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報刊可以作出專有權聲明外，草案並沒有允許其他著作權人聲明保留權利以免架空法定許可制度，使其失去適用的機會。法定許可制度本質上是對權利人權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證權利人的獲得報酬權，才能避免該項制度成為對權利人權利的剝奪。
主要爭議問題之二：網路傳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條有三個條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純技術服務的網路服務商不承擔審查責任，即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網路用戶提供存儲、搜索或者鏈接等單純網路技術服務時，不承擔與著作權或相關權有關的信息審查義務。事實上在《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中已經有了類似的規定，該規定是在網路環境下平衡作品創作者和傳播者利益的一種選擇，是世界各國對提供網路技術服務方的通行規定，也就是通常所稱的「避風港原則」，即技術中立和過錯責任原則。網路服務商承擔的是過錯責任，這也符合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一般原則。而且，這一規定也符合現實情況，要求網路服務提供商對網路內容進行審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術水平還難以實現。
第六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是通知與刪除義務，網路服務提供者在被著作權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刪除等義務，如不執行，將與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第三款規定的是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明知和應知侵權的情況下承擔的責任，是指網路服務提供者要承擔注意義務，即通常所說的「紅旗原則」，網路服務商如果沒有盡到注意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一規定與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理論是對應的，網路用戶如果實施了直接侵權行為，網路服務提供商則需有主觀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應知)才應承擔連帶責任。
反對者則認為，這一制度使得著作權人面對諸多網路企業的維權行動收效甚微。在實施侵權行為的網路用戶往往難以確定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將使著作權人的利益難以從根本上得到保護。如果著作權人的勞動都能在網路盜版中免費獲取，原創力無疑將被扼殺。但如前所述，《著作權法》是要在現實情況下努力達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僅僅考慮某一群體的利益。
主要爭議問題之三：集體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條和第七十條是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向非會員延伸的規定。按照這兩條規定，即使權利人沒有加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集體管理組織也可以代表權利人行使權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了報酬，就不必承擔賠償責任。如此規定使得權利人無法再通過訴訟向那些已經向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了使用費的使用者進行索賠。而從目前情況來看，通過訴訟獲得法院判賠的數額通常會高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收費標准，因此該項延伸性集體管理規定引起了諸多權利人的質疑。
根據修改草案的規定，對於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許可其代表非會員開展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這種「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決「使用者願意合法使用作品卻找不到權利人」的問題，擴大了著作權代理保護的覆蓋面，但問題在於「被延伸」到的權利人是否願意被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所代表。非會員通過訴訟可能獲得的較高賠償額將會使會員受到影響從而退出集體管理，這將破壞集體管理制度，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有賴於訴訟賠償額和集體管理組織的收費標準的統一。
也有觀點認為，在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效能尚未充分發揮、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向非會員強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名稱上雖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質應是為著作權人服務，其公信力取決於服務質量。但目前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存在費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開不透明，在維護著作權人權益方面不積極不到位的問題使其公信力不高，難以獲得權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條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體管理組織中引入競爭機制也很有必要。
望採納，謝謝！

⑹ 香港《國家安全條例》為什麼香港人會反對

主要有三來點：
1. 沒有清楚源的定義。怎樣是叛國怎樣是顛覆。政府可能會利用法律漏排除異己。
2. 內地有太多案例針對民主推動人士（大學教授和文學作者）以《國家安全條例》入罪。令香港人很擔憂，怕失去民主自由。
3. 現有法例如香港法例第245條公安條例已可以保障國家安全，沒有必要再立法。

有人認為是意氣之爭。後來中央和特區政府修改提議，報章書籍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可是民主派一直對抗，對人不對事。

詳細討論你可以在網上找立法會視頻有關這個立法的討論。

⑺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修改提案權屬於誰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香港特別行政區。

⑻ 香港法例是怎樣一部法律

《香港法例》是香港現存的成文法法例編匯。由於香港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為依歸，對於有爭議的案例或有必要遵守的規定，都會以成文法的形式頒布並實行。

⑼ 與香港公司條例相關的判例

有。不過網上沒有直接的資源。可以先在網上搜索經典案例，然後去HKLII找具體例子。能上Westlaw or Lexis就更好啦。
不過基礎的、核心的、經典的案例應該還是英國的案例。

⑽ 2018香港公司修訂條例實施會有什麼影響

您好，有關2018年香港公司修訂條例的實施會有以下影響：

1、披露重要控制人的責任在於公司及其董事會，而不是重要控制人。主要控制人沒有義務主動通知公司他們在公司的重大控制權。他們的披露責任僅是在收到公司的查詢其是否實重大控制人時才產生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法是增加了公司的行政負擔。

2、然而，公司的責任並非必須找出或識別重要控制人，而是採取合理的步驟來確定是否存在重要控制人，及如果有的話，識別其身分。因此，關鍵是採取合理步驟，其中包括上述步驟。一旦確定採取了合理的步驟，公司就被視為已履行了法定責任，盡管不能確定或識別重要控制人。所以，記錄公司所採取的合理步驟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公司注冊處亦十分鼓勵公司對採取了什麼合理的步驟作詳細記錄。

3、對於大多數大股東同時也是董事或在董事會有代表的香港小型私人公司而言，要確定誰是重要控制人並不因難。然而，對於管理和所有權不同的大中型私人公司而言，要確定誰是重要控制人則可能比較困難。

4、從重要控制人的以上的定義來看，顯然不限於直接股東。例如，它可以延伸到股權結構中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等等）層的間接股東。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重要控制人根本不用是股東。例如，公司或其大股東可以簽訂協議(如貸款協議)，授權第三方(如貸款人)委任或罷免公司大部分董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貸款人則可能被視為一個重要控制人。

5、 SCR只供香港執法機構及重要控制人本身而非公眾人士查閱。但是，有意與公司進行交易的人仕(如貸款人或投資者)可要求公司自願披露SCR作為貸款、投資或交易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SCR的存在確實有助於提高香港公司的透明度。

有關香港公司的問題歡迎與我們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