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理

Ⅰ 以專利制度為例,論述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平衡原理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平衡原理，在《專利法詳解》中有相關內容：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長期依靠獎勵制度來鼓勵發明創造，實行的是所謂「一家開花，百家引進」的體制，也就是發明創造做出後歸國家所有，任何單位都可以無償地予以使用。在這種體制下，發明人得到的回報是獲得獎狀、獎章、獎金等獎勵，發明人及其所在單位不能從發明創造的實施中獲得經濟效益，因而也就無法回收為完成發明創造所作的投資。這種狀況不利於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及其所在單位發明創造的積極性，因此，雖然國家年年撥款搞科研，年年撥款獎勵發明創造，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總不是很多。
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為了更為有效地鼓勵發明人多發明創造，國家必須建立一種制度，使完成發明創造的單位或者個人能夠從中獲得經濟利益。對發明創造授予專利權保證了專利權人享有優越的競爭地位，能夠幫助他們收回完成發明創造所付出的投資，國家往往不需另外花錢獎勵，就能促使發明人公開新的技術，為公眾及時輸送有用的技術信息，豐富人類知識寶庫。美國前總統林肯有一句名言，即專利制度是「給天才之火增添利益之油」，這個比喻是很恰當的。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發明創造都能夠產生良好的技術效果和社會效果。只有取得效果的發明創造才應當得到社會的回報，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如何正確、公正地評價發明創造能否產生效果以及能夠產生何種程度的效果，卻是我國過去一直在努力，但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的一件事情。而這一點正好體現了專利制度和過去的獎勵制度之間的高下。在專利制度下，專利權人獲得經濟利益是通過自己實施專利、許可他人實施其專利以及制止他人的侵權行為來實現的。獲得專利保護的發明創造是否有價值由市場來決定，專利權是否值得保留由專利權人自己來判斷，而不是由某些人或者某個機構以審核、鑒定的方式予以評判，因而其結果也就更為公正和客觀。換句話說，專利制度的運作方式確保「利益之油」能夠有選擇性地增添在價有所值的「天才之火」上，這是專利制度的突出優點之一。」

Ⅱ 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理

我不喜歡從什麼地方去復制長篇大論的東西給別人，我給你我自己記得的東西，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為：充分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犯罪不正當競爭的原則；促進社會發展的原則。就這些

Ⅲ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戰略的作者簡介

何敏，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法國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法國社團組織）副理事長。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與調解中心」調解員。武漢仲裁委員會優秀仲裁員。
目錄：
乾坤空處多 創新無止境（再版序）
充分運用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全面提升我國高科技競爭能力（代序）
前方
第一篇 知識產權的取得與保護
第一章 知識產權概述
第二節 著作權的法律保護
第三章 專利權的法律保護
第四章 商業秘密權的法律保護
第五章 商標權的法律保護
第六章 植物新品種權的法律保護
第二篇 知識產權管理原理
第七章 知識產權管理規范狀況分析
第八章 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模式
第九章 知識產權管理的功能和作用
第十章 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系
第十一章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體系
第三篇 知識產權管理戰略
第十二章 知識產權管理戰略基本原理
第十三章 專利戰略
第十四章 商標戰略
第十五章 商業秘密戰略
第四篇 知識產權管理制度
第十六章 知識產權管理的現實情況
第十七章 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則
第十八章 知識產權管理規范的基本要求
第十九章 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基本內容
第二十章 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參考範例
第二十一章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信息系統（文字文本參考方案）
第二十二章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評價體系
參考文獻
後記

Ⅳ 我國的知識產權法修改了幾次，分別是什麼時間

我國的知識產權法是《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四個法律的總和。

四個法律的修訂頒布與修改時間為：

《專利法》1984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08年修訂的版本。（實施細則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審查指南有效的是2009年版本，另有1997年《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及其2007年版的實施細則）

《著作權法》1990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10年修訂的版本。（實施條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另有2001年頒布的《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以及2006年頒布的《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

《商標法》1982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01年修訂的版本。（實施條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商標評審規則有效的是2005年版本）

《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頒布，現行有效的是2017年修訂版本（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2018年1月1日施行）

(4)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理擴展閱讀：

專利法的授予范圍：

①違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發明，一般都規定不授予專利。不過這項規定的應用是與國家的階級實質密切相關的。

②科學發現和自然科學基礎原理，因不能在工農業生產上直接應用，不授予專利。許多國家都依專門法律給予獎勵（見發現權）。但美國《專利法》明文規定其適用范圍包括「發明」和「發現」，其觀點是：「凡是太陽底下的新東西都可以申請專利。」

③某些物質發明，如以化學方法獲得的物質，以原子核變換的方法獲得的物質以及食品、飲料等，大多數國家不給專利，但少數工業發達國家則授予專利。其製造方法一般也可以取得專利。

④動植物新品種，許多國家不給專利，少數國家規定授予專利。

⑤診斷醫療方法和葯品，也是少數國家授予專利。

⑥計算機程序（軟體），極少數國家授予專利。

Ⅳ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Ⅵ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Ⅶ 馬克思怎樣看專利制度

在國內社會科學界，曾被馬克思批判為「庸俗」的西方經濟學（或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憑借數量化的「科學」話語，已然造就了一個「經濟學帝國」。西方經濟學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限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對馬克思理論的關注熱情空前降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西方經濟學產生濃厚興趣，正如人們曾熱烈地追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表現在知識產權法領域，經濟學的外部性、公共產品、「搭便車」理論隨處可見。西方經濟學似乎已經可以揭示知識產權的全部奧妙，即使是主張降低知識產權地位的論者，也能在西方經濟學中找到理論依據。[1]另一些論者，則希望從洛克的勞動價值學說中尋找知識產權的哲學基礎。[2]這恰恰是馬克思當年在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時，曾經做過的事情。

毋庸置疑，從言必稱「馬克思」到去「馬克思」，於中國的社會科學而言，似乎是一種學術繁榮的表現。然而，真理與謬誤之間往往只有一步之遙。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經濟學帝國主義」，過分強調和抬高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可能使我們失之偏頗。對知識產權的闡釋尤其如此，因為它是一個充滿生機並不斷變化的領域，需要我們進行多角度的考察。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讀馬克思，為知識產權提供一種認知視角。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獨特的闡釋力。經濟學家熊彼特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贊揚馬克思理論是具有生命力的偉大創作，它雖遭受幾度隱沒，但復又重現。[3]經由馬克思的理論，我們或許能更好地理解知識產權與經濟發展和經濟民主的關系。

一、馬克思知識產權觀的邏輯起點

考察馬克思的財產理論，是解讀其知識產權觀的邏輯起點。馬克思財產理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有形財產上。對馬克思而言，所有權是關於有形財產而不是無形財產的權利。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精通有形財產領域的法律。當他論述財產關系時，他腦海中浮現的是土地等具體物。[4]關於財產權，或者說私有財產（property），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我們可以獲得三個重要的觀念：（1）財產權是異化的一種表現形式；（2）財產權是一種統治工具；（3）財產權是一種意識形態。

（一）財產權是異化的表現

人們大多認為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持批判態度，實際上馬克思主張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馬克思有關財產與異化的關系詳細論述，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具體化的結果。「異化」是馬克思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術語。勞動者耗費在勞動中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的異己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歸他所有的東西反而越少，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異化對馬克思而言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殘酷事實，一個讓他形成異化理論的事實。但是，財產權在這一理論中是異化的一種表現而不是異化的原因。因為，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人、異化的生命是理解私有財產的前提。[5]

馬克思認為，自我異化的揚棄跟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共產主義是揚棄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表現，並且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待私有財產關系的。[6]可見，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並不是完全否認私有財產的。作為私有財產的知識產權，在異化勞動的揚棄中，同樣會找到其地位。因為，知識產權法不僅承認資本家可以對知識享有產權，更承認勞動者對其智力成果享有產權。通過知識產權，勞動者至少可以在異化勞動中部分實現自己的主體地位。

（二）財產權是統治工具

馬克思認為，財產權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一種權力工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不斷地進行著階級斗爭。法律在這種斗爭中如同歷史上其他權力工具一樣，屬於統治階級。它是統治階級成員擁有的、用來控制他們的權力資源和生產方式的工具之一。法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並且受到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在談到英國的工廠法時就說，工廠法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的一個有意識的反應，它和棉紗、自動機、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7]作為統治工具的法律觀，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觀是相聯系的。這種法律觀認為，社會生活可以被分割為一系列經濟關系，這些經濟關系是法律和政治上層建築得以建構的真正基礎。也就是說，法律不是被理解為社會生活和歷史中的一種獨立力量，而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一個結果。或者說，法律必須建立在社會物質條件之上。唯物主義者的社會歷史進化論，可以用來分析任何上層建築現象，包括法律制度。

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任何認為國家在相互競爭的利益中處於中立地位的思想，都是具有欺騙性的。[8]因此，即使是作為所謂「私法」的財產法和合同法，也是為確立不平等提供服務的。知識產權法亦不例外。最近幾十年來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內和國際上急劇擴張，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說，是一種重要的上層建築變化。這可能是一些主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生產力發生根本變化的跡象。知識商品保護的國際標准，可能是一些國家（統治地位國家）在利用知識產權法來維護它們的各種統治權力，因為它們的生產方式正遭受一次深刻的變化。知識產權法的迅速發展表明，有些國家會通過生產和分配知識，來維護其統治地位。[9]不過，馬克思將法律看成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不是對法律性質的一般評價，也並未指控統治階級始終以損害被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來運用法律這一工具。恩格斯就曾指出：很少有一部法典，率直地、十足地、純粹地表示一個階級的統治。[10]現在，冷靜的馬克思主義法學者也認識到，階級斗爭範式的、泛政治化的法律觀是膚淺的、有害的。[11]許多馬克思主義法學者開始將法律看成是意志性與規律性、階級性與共同性、利益性與正義性的結合。[12]

（三）財產權是意識形態

對馬克思而言，財產權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在馬克思那裡，意識形態是指那些宗教的或者社會哲學的學說，統治階級藉助它們來為現存的法的關系和統治關系辯護。按照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認為財產法的功能在於激勵無產階級的觀點是一種謊言，它隱瞞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受到剝削這一事實。[13]知識產權法把抽象物[14]視為有財產權之物，這印證了馬克思所稱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商品和商品交換是獨立存在於人們社會關系中的各種關系。勞動產品作為人腦和人手的產物，當被作為商品來生產時，在商品拜物教里，成為有生命的東西，互相發生關系，並與人發生關系。[15]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知識產權代表著人們精神生活的商品化。在知識產權領域，商品拜物教達到了其頂峰。個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屬於個人所有的東西，外化成事物之間關系的一部分，異化成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機制的一部分。商品拜物教的一個理論結果，是庸俗經濟學孤立地分析社會生產關系中的知識產權。例如，知識產權是用來矯正信息市場、或者解決搭便車和外部性問題的一種方案。這樣的分析，沒有看到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知識產權的基礎。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質，既不是從其使用價值中發生的，也不是從其價值決定要素的性質中發生，而是從勞動產品取得商品形態這一過程中發生的。[16]在抽象物的商品化世界裡，人們將其自身從物質共同體和智力共同體中分離出來的這一事實，被商品拜物教遮蔽了。

二、馬克思知識產權觀的核心概念

在馬克思的視角之下，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需要通過能夠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勞動來維系的，而這種勞動對於工人而言，恰恰創造出了異己的力量，成為一種異化勞動。在當代，創造性勞動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和擴張至關重要，它是我們從馬克思的視角理解知識產權制度的核心概念。

（一）對創造性勞動的理解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創造性勞動不是指馬克思所期望的一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取代，就會出現的將勞動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非異化勞動的理想形式。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以一種更庸俗的方式而非批判的方式使用創造性勞動這一概念。對創造性勞動可以被理解為受雇於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用以改進生產機制、產品和生產方式的勞動。這種理解可能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有些背離，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個人喪失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正是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機制所造成的。[17]馬克思所描繪的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安寧平靜的經濟體制。除了頻繁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還具有競爭激烈和無休止地尋找新市場的特徵。雖然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勞動大量出現，但是在這些異化勞動中，依然存在著創造性勞動。因為，歷史表明，人類的勞動並不因為其處於受僱傭或受剝削的地位，就完全喪失了創造性。

正如有學者結合現實社會深刻地指出，馬克思揚棄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的人性假設，而抽象出「自由人」的人性假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但是當前我們還遠沒有達到「自由人」的社會發展階段，今天的人性假設應建立在「知識人」的基礎上，以反映知識對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主導作用。「知識人」假設是馬克思「自由人」假設基本內容與現實社會客觀要求相結合的產物，人類在尚未徹底擺脫「對物的依賴性」時，通過知識創新和知識傳播，將知識作為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物化源和價值源，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自身綜合素質時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徵，其實質可以理解為以「勞動自由」來取代「資本自由」。[18]即使在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對於勞動者而言，創造性勞動會創造出異己的力量，但對於資本家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維系而言，創造性勞動卻是必要的。除非市場經濟制度被共產主義經濟制度所揚棄，馬克思所期待的作為非異化勞動的創造性勞動才會出現。

（二）市場經濟對創造性勞動的依賴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里，有一種利潤率下降的惡劣趨勢。[19]這一趨勢使得資產階級內部產生激烈競爭。這反過來導致資本家們爭相引進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產品。革新於是成為資本家們在市場中生存的關鍵手段。雖然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闡明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理論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來的發展會顯著地依賴創造性勞動。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技術變化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他假設單個資本家對新生產方式的需求是可以滿足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依賴創造性勞動尋求新機器、新技術的生產方式，至少會暫時增加利潤，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增加剩餘價值。

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的研究重點

中心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專要和學屬術發展趨勢，統籌考慮基礎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統籌考慮整體發展與凸顯特色，統籌考慮理論上的自洽性和學科上的融通型，統籌考慮制度的整體發展和各類權利的自有邏輯，形成以下研究重點：
1）以著作權制度、專利制度和商標制度為主幹，以其他知識產權制度相配套，展開基本理論和具體制度研究，創建一個新的無形財產權理論體系和制度框架。
2）以知識產權的相關領域為新的研究對象，從方法論上向多學科滲透，探討知識產權制度與經濟、社會、科技、人權、環境等相關制度之間的關系。
3）以21世紀知識產權制度的一體化、國際化為背景，全面展開知識產權的國際比較研究和國內區域比較研究，為發展國內、國際知識產權貿易提供理論導向。
4）以社會發展為視角，在現代科學技術、傳統文化、市場經濟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社會背景中展開知識產權的動態研究，確立知識產權的實踐性目標。
5）以高新技術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為切入點，探討全球高技術發展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沖擊、網路環境下的著作權保護、新技術革命下的基因專利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