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成果

⑴ 布罗卡的人类学成就

布罗卡的名字也与现代人类学的发现紧密联系着。他的研究涉及头骨，为此，他发展了研究的技巧和方法，也研究了大脑比较形态学，以及大脑和头骨的拓扑学。
布罗卡酷嗜人类学，创建了人类学会、人类学刊物，还创办了人类学学校。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人类学家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涉及测量头颅（头盖测定学）并且信奉雷济厄斯根据这种测定以区分人种的方法。
布罗卡对头颅的知识比当时其他任何人都多，他把他的知识实际应用到人类学上，设计出头盖测定的新工具。
同时在1856年，在尼安德特（位于联邦德国莱茵兰的迪塞尔多夫附近的一个山谷）出土了一个古代头盖骨，这显然是人类的头颅，但是比较原始，与现代人的头颅相比更为象猿。从其所在的地层判断，肯定是相当古老的，于是立即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否一个极原始的人类，后来进化成现代人了呢？赫胥黎认为是这样；或者，这是否不过是古时候一个普通野蛮人，有先天的头骨畸形或是患有一种骨病呢？魏尔啸持有这种意见，他是个业余人类学者。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使争论更为激烈，因为，如果这头颅确是属于原始的“前人”进化的观念就在其最关键的一点上，就是人类能够进化这一点上得到有力支持。这样就不仅有布歇·德·彼尔特的古代工具，而且有了制造它们的古代人，甚至还不能说是完全的人，而是一种在发展的较早阶段的人。
布罗卡，这位最杰出的法国科学家，成为达尔文的早期支持者，他坚决认为这个头颅实际说明有一种原始的尼安德特人，并终于获得胜利。然而这一争论直到一代之后，杜布瓦在瓜哇发现比尼安德特人更为原始的类似于人骨骼残骸，才完全停息。

⑵ 马尔萨斯的贡献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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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科学界成就大小排名

人类自古就喜欢搞排行榜，什么“水泊梁山108将”、“金陵十二钗”之类的，至于“封神榜”、“诗坛点将录”说到底也是排行榜。如今，科学界也来凑这个热闹了。近日，美国的一位科学作家搞出来一个“200年来科学家大排行”。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人气超高的达尔文在榜上居然仅居次席。
方法 文献检索呈现影响力
给科学家“排座次”的是当红网络专栏作家约翰·伯汉农（John Bohannon），他的专栏“岗佐科学家”（Gonzo Scientist）受到众多科学人士的追捧。“岗佐”是制作《青之六号》等经典动画片的日本动画工作室。这个伯汉农也是一个兼具科学控和艺术控的极客，专门研究当科学家搞艺术，或者艺术家搞科学会生出什么“孽种”来。他搞的上一个项目是发动博士们用舞蹈的形式讲述自己的理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最近他又搞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在一个“科学家名人堂”里给200年来的科学人物排座次。相关榜单最终发布在《科学》（Science）杂志网站上。
伯汉农说，和一般的“名人堂”不同，这个排名并不是以一小群专家的主观评价为依据的。他使用了“文献计数”（literal measure）的“客观”标准，具体方法是统计某位科学家的名字在200年以来的所有书籍中出现的次数。伯汉农在解释这种方法的时候颇理直气壮：衡量科学家的科学影响力需要看同行引用他们名字的多少，而从更大的范围看，科学家的社会影响力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各种书籍中出现的次数。这些书籍大多不是纯科学的，而名字在其他领域书籍出现的次数不正说明科学家的“文化影响力”吗？
伯汉农使用的软件是米切尔（Jean-Baptiste）等人开发的，这个成果刚刚在去年12月在《科学》杂志上发布。米切尔等人把谷歌英文图书的1500万本书的数十亿个字做成了一个数据库以供检索研究。1500万本书占所有已出版英文图书的12%，米切尔等人又把这1500万本书做成的数据库精选1/3放到网上，供所有人使用，这个数据库的名字叫“Google文集”（Books corpus）。伯汉农正是使用了这个数据库做了“科学家名人堂”。
单位 “毫达尔文”
那么，谁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呢？一般人第一个想起的是牛顿。不过，这里编订的是近200年来科学家的排名，牛顿在近300年前就死了，显然上不了这个排行榜。第二个被想到的应该就是达尔文了。确实，达尔文在“名人堂”里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在谷歌文集里从1839年（达尔文30岁时）到2000年的图书文本中搜索达尔文的名字，可以在69048本书中看到128429个结果，也就是说，有2%的英文图书里提到了达尔文。
再考虑到达尔文在科学领域中的成就与重要性，伯汉农决定把“达尔文”当一个单位使用来衡量科学家的影响力。他把达尔文的名字从1839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出现的次数设为一个“达尔文”。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科学家来说，一年真的被引用不了几次，“达尔文”这个单位对他们来说太大，于是他重新选择“达尔文”这个单位的千分之一作为单位，这个单位叫“毫达尔文”，简称（mD）。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达尔文自己的影响力有多少mD呢？答案是1000mD，也就是“1达尔文”———你答对了吗？
那么，达尔文的社会影响力一定是科学界第一吗？答案让人大跌眼镜，他只能排第二。排名第一的是伯特兰·罗素，他的影响力高达1500mD。
虽然出乎意料，但仔细想想罗素老师确实有这个实力。罗素是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他同怀特海合写的《数学原理》用数学的方法来定义逻辑，在逻辑学和数学的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他提出的最有名的理论是所谓“罗素悖论”。
罗素还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可以说是古典认识论的集大成之人物，他对“人的认识”和“自然实体”关系的辩证看法对20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罗素还是20世纪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战，反对纳粹，同情共产主义，同时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他还曾经访问过中国……总之，罗素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人物。相比起来，达尔文是个很低调的人，败给罗素也并不冤枉。
排名 跌眼镜和生面孔
排在第三的又是大熟脸———爱因思坦，影响力达到878mD。排在第四的又让人跌了一次眼镜———刘易斯·卡罗尔。卡罗尔曾长期在享有盛名的牛津大学任基督堂学院数学讲师，发表了好几本数学著作，专业领域主要是几何学、线性代数和数学逻辑。卡罗尔死抱古典数学，反对“四元数”（Quaternions）、“连续性原理”等新的数学理论，可以说是数学上的反动分子，对科学本身没有什么贡献，但凭借《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赢得了惊人的文化影响力，他的影响力达到479mD。
排在第五的是一个很生的面孔———克劳德·伯尔纳（Claude Bernard）。伯尔纳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和哲人。伯尔纳曾自学写剧本，后经一位批评家建议，放弃文艺而进入巴黎医学校习医，养成了勤于动手，勤于思考的作风。后世生理学家公认，在胰腺的消化功能、肝脏的糖原生成功能、血管运动机制、箭毒和一氧化碳等毒物的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与伯尔纳的名字分不开的。他在晚年提出了“身体内所有的活命机制的目的是保持内环境恒定”的理论。伯尔纳于1878年逝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伯尔纳的影响力达到429mD。
排在第六位的更是生面孔：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对发明无线电话起到了关键作用，影响力达到394mD。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分别是：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统计学之父卡尔·皮尔生（Karl Pearson）、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玻尔（Niels Bohr）、电话的发明人贝尔。
排在后面的科学人物都是无名之辈吗？非也！诺贝尔和霍金分别排在第57和58位，可见这个排行榜竞争之激烈。
在现在还活着的科学人物中，排名最高的是美国生物学家，环保斗士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17年出生的康芒纳排名第39位，影响力109mD。华人方面，物理学家杨振宁排名第486，影响力11mD，另一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排名第583，影响力9mD；中国台湾生物学家吴成文排名第610，影响力9mD（四舍五入结果9mD，但原始数字不同，所以排名有先后）；中国物理学家周光召排名第1969，影响力2mD；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排名2287，影响力2mD；中国物理学家谢希德排名第2412,影响力2mD。

⑷ 陈景润在哪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景润是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解析数论方面成果显著，在对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陈景润1935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镇的一个邮电职员家庭。家中子女多，经济条件不好。小时候的陈景润长得十分弱小，性格十分内向，显得很不合群，因此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辱骂，甚至挨打。但他对数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一进人数学的王国，就什么都不顾了。

后来，陈景润进入了福州市的英华中学学习。有一天，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数论中的一道著名难题：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任意一个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是正确的。但他无法对此给出证明，因此只能称之为猜想。他写信给当时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助证明，但欧拉一直到逝世，也没有交给哥德巴赫想要的证明。二百多年来，许多数学家都试图证明它，但都没有成功。老师的话一说完，同学们便议论纷纷起来。老师接着说：“数论是数学的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你们应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学好数学，长大以后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同学们陷入了沉思，仿佛在思考着什么。陈景润也低头陷入了沉思，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神秘、太具有吸引力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去摘取这颗明珠。

此后，陈景润更加努力地学习数学。他不仅努力完成数学老师留出的数学题，还自学大量的数学书籍。有一次，数学老师布置了33道题，让同学们选做10道。可陈景润不仅做完了33道题，而且每道题都给出了多种解答方法。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一直保持在第一名。

到了高二时，因为家里太穷，陈景润被迫辍学。可令人惊奇的是，到了1950年，他竟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上了厦门大学。四年的大学数学系课程，陈景润只用三年就学完了。1953年，陈景润以高材生的身份提前毕业，并优先分配到北京某中学当教师。

可是，陈景润内向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教师。他失败了，只得离开中学，来到福州的街口摆书摊度日。但他又是十分幸运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知道他的情况后，立即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这样他就可以专心研究数学了。

来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后，陈景润如鱼得水地在浩瀚的数学海洋中遨游。他认真研读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对于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仔细推敲，他发现，华罗庚的书中竟然存在一些细微的错误。于是他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华罗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华罗庚收到陈景润的信后，对他的观点和才华极为欣赏。华罗庚肯定了陈景润的观点，并热情邀请他参加1956年的全国第一次数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会后，华罗庚又将他调到北京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少年时代的梦想陈景润一直没有忘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去摘取那颗明珠。在调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了跟踪世界最新数学研究成果，他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年之内学会了俄、英、德、法四门语言。在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过程中，他废寝忘食，潜心思考，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量计算，甚至被别人看成是“呆子”。有一次，他一边走路一边思考，竟撞在一棵大树上，还赶快向“对方”道歉。还有一次，他患肺结核住院，没有痊愈就从医院偷偷地跑了出来——他实在不能再呆下去了，不看数学书，不做数学题，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二百多年来，无数的数学家曾向哥德巴赫猜想发起冲锋，直到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恩易才有了较大的突破，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6个的”数之和即(1+6)。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桐证明了(1+5)。同年，王元、潘承桐又证明了(1+4)。到1965年，布赫斯塔勃等三位外国数学家证明了(1+3)。

1966年，经过近十年艰苦的努力，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第17期上宣布他已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到了(1+2)!外国科学家证明(1+3)用的是先进的计算机，而陈景润用的是笔和纸!

“文革”期间，陈景润未能幸免，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被称为“吸血虫、伪科学”。然而他克服重重困难，继续进行研究。1973年，陈景润找到了简洁地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他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国内外数学界的巨大反响。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闵嗣鹤等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数学家和权威数学刊物纷纷给予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他们称陈景润的研究是“世界上运用‘筛法’的光辉顶点”。英国著名科学家哈勃斯丹和联邦德国数学家李希特看到陈景润的文章后，立即停止正在印刷的著作《筛法》，并推迟出版发行。他们决定把陈景润的论文要点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补写到书中，命名为“陈氏定理”。英国数学家赫胥黎给陈景润写信赞美道：“啊，你移动了群山!”直到今天，这一研究成果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因长期劳累及没有规律的生活，病情加重而逝世。为他送行的一幅挽联，精辟概括出了陈景润不朽的精神和伟大的贡献：

景星有意顽强拼搏移动数学群山摘取明珠光寰宇；

润物无声奋力奉献攀登科技高峰掬捧丹心照汗青!

⑸ 陈景润在数学上的成果是什么

陈景润是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解析数论方面成果显著，在对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陈景润1935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镇的一个邮电职员家庭。家中子女多，经济条件不好。

小时候的陈景润长得十分弱小，性格十分内向，显得很不合群，因此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辱骂，甚至挨打。

但他对数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一进入数学的王国，就什么都不顾了。

后来，陈景润进入了福州市的英华中学学习。有一天，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数论中的一道著名难题：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任意一个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是正确的。

但他无法对此给出证明，因此只能称之为猜想。他写信给当时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助证明，但欧拉一直到逝世，也没有交给哥德巴赫想要的证明。二百多年来，许多数学家都试图证明它，但都没有成功。老师的话一说完，同学们便议论纷纷起来。

老师接着说：“数论是数学的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你们应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学好数学，长大以后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同学们陷入了沉思，仿佛在思考着什么。陈景润也低头陷入了沉思，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神秘、太具有吸引力了。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去摘取这颗明珠。

此后，陈景润更加努力地学习数学。他不仅努力完成数学老师留出的数学题，还自学大量的数学书籍。

有一次，数学老师布置了33道题，让同学们选做10道。可陈景润不仅做完了33道题，而且每道题都给出了多种解答方法。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一直保持在第一名。

到了高二时，因为家里太穷，陈景润被迫辍学。可令人惊奇的是，到了1950年，他竟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上了厦门大学。四年的大学数学系课程，陈景润只用三年就学完了。

1953年，陈景润以高材生的身份提前毕业，并优先分配到北京某中学当教师。

可是，陈景润内向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教师。他失败了，只得离开中学，来到福州的街口摆书摊度日。但他又是十分幸运的。

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知道他的情况后，立即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这样他就可以专心研究数学了。

来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后，陈景润如鱼得水地在浩瀚的数学海洋中遨游。他认真研读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对于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仔细推敲，他发现，华罗庚的书中竟然存在一些细微的错误。于是他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华罗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华罗庚收到陈景润的信后，对他的观点和才华极为欣赏。华罗庚肯定了陈景润的观点，并热情邀请他参加1956年的全国第一次数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会后，华罗庚又将他调到北京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少年时代的梦想陈景润一直没有忘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去摘取那颗明珠。在调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为了跟踪世界最新数学研究成果，他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年之内学会了俄、英、德、法四门语言。在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过程中，他废寝忘食，潜心思考，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量计算，甚至被别人看成是“呆子”。

有一次，他一边走路一边思考，竟撞在一棵大树上，还赶快向“对方”道歉。还有一次，他患肺结核住院，没有痊愈就从医院偷偷地跑了出来——他实在不能再呆下去了，不看数学书，不做数学题，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二百多年来，无数的数学家曾向哥德巴赫猜想发起冲锋，直到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恩易才有了较大的突破，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6个的”数之和即（1+6）。

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桐证明了（1+5）。同年，王元、潘承桐又证明了（1+4）。到1965年，布赫斯塔勃等三位外国数学家证明了（1+3）。

1966年，经过近十年艰苦的努力，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第17期上宣布他已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到了（1+2）！外国科学家证明（1+3）用的是先进的计算机，而陈景润用的是笔和纸！

“文革”期间，陈景润未能幸免，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被称为“吸血虫、伪科学”。然而他克服重重困难，继续进行研究。

1973年，陈景润找到了简洁地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他发表了《每一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国内外数学界的巨大反响。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闵嗣鹤等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世界各国的数学家和权威数学刊物纷纷给予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他们称陈景润的研究是“世界上运用‘筛法’的光辉顶点”。英国著名科学家哈勃斯丹和联邦德国数学家李希特看到陈景润的文章后，立即停止正在印刷的著作《筛法》，并推迟出版发行。

他们决定把陈景润的论文要点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补写到书中，命名为“陈氏定理”。英国数学家赫胥黎给陈景润写信赞美道：“啊，你移动了群山！”直到今天，这一研究成果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因长期劳累及没有规律的生活，病情加重而逝世。为他送行的一幅挽联，精辟概括出了陈景润不朽的精神和伟大的贡献：

景星有意顽强拼搏移动数学群山摘取明珠光寰宇；

润物无声奋力奉献攀登科技高峰掬捧丹心照汗青！

⑹ 费孝通有什么成就值得我们敬仰

个人成就
1、经济年鉴
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刊名由费孝通题写。

2、民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积极从事民族工作，曾率领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调查。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民族地区。1957年以后主要从事翻译和边界问题研究。1979年当选为社会学研究会会长。1980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还历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50年来，费孝通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为表彰他在人类学研究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利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1982年12月，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院士推选委员会推举他为该校荣誉院士。1988年获美国大不列颠网络全书奖。1993年获亚洲文化大奖。
3、人物简介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⑺ 赫胥黎都有哪些研究成果

生物方面：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提出生源论，认为一切细胞皆起源于其他细胞。其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部分被严复翻译成《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等进化论观点传入中国。他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描述了毛发内鞘中迄无人发现的一层构造，此后该层构造被称为“赫胥黎层”。还发现由双层膜所包围形成的中央空腔或消化道是刺胞动物门的共同特征。
教育方面：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教育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他积极提倡科学教育和自由教育，尖锐批判传统的古典教育，他一生追求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推动科学研究方法在生活诸多方面的应用，以及普及科学知识，发展和组织科学教育。另外强调一点，他与斯宾塞所提倡的科学教育有很大区别，他批评当时的教育实践重视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学科教育，他比斯宾塞更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平衡

⑻ 阅读下面的语段，做练习。早在19世纪，英国学者赫胥黎就注意到恐龙和鸟类在骨骼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⑼ 求达尔文的主要成就！（希望有概括性的～）

《物种起源》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著作。达尔文本人认为“他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还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如：达尔文本人所写的著名的《考察日记》和《贝格尔号地质学》、《贝格尔号的动物学》等。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物种起源》，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的逐步发展过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
进化论

⑽ 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

文明的奠基石

——胡适思想浅谈

[关键字] 胡适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实验主义 存疑主义 渐进主义

[摘要]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由他首倡的“文学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在思想界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然而奇存疑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等思想却未能与当时激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状相契合，成为了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上的“退败”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的被重拾。

一、胡适与其时代背景

自从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就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涌进古老封闭的。从此我国就开始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西化”（现代化）过程，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科学、思想文化点点滴滴地向中国的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渗入。在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并与“五四运动”相伴生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使这个“让位”过程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倾向于全面反传统，是一个“全盘西化”的文化运动。如果说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体孰用以及应否西化的问题，那么，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中心就在于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为了而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就是“启蒙后”真正的直接的改良或革命救亡的问题了。“五四运动”拉开了现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也是中国“西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

在这样一个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转折时期，胡适兼具着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一个近于被多重误解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学术但关注并干预；他竭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但反对激进的运动，认为“五四”的运动干扰了思想启蒙，“五四”启蒙运动因运动而夭折，为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观其在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下的前半个世纪的历程，胡适始终在学术与、思想启蒙与运动的矛盾之中探索行走。他企图“二十年不谈，先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由学术而，由思想启蒙而卷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学术与、思想启蒙与运动，剪不断，理还乱，将胡适牢牢地困于其中，交织成胡适起起落落的一生。

二、胡适思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一）宏观上看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贡献

年一月《新青年》刊出了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冲决了旧文学数千年的提防；随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推波助澜，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而始。而文学革命背后真正的实质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与众运动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胡适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期文化思想界之名流。

胡适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成为整个旧势力的公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胡适在这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吁个性解放，反对传统偶像，倡导文学革命，这些既是胡适的思想认识，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站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上，从宏观上看胡适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胡适打破了孔孟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人们头脑中儒术的权威形象解体破碎，成为了与诸学平等且可供讨论批判的一种经学，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孔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对旧道德旧传统提出质疑否定直至批判。其次，胡适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汉族中心主义”以一种扭曲了的“自豪”与“自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蒙蔽了人们的眼光，中国人因此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做着泱泱大国的迷梦，即使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也未从“汉族中心主义”中走出，而深深困扰于中学西学谁体谁用的问题之中。胡适在文化思想上以人类大同为基准的“世界主义”观念代替以“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将中国思想界的眼光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不再受锢于“汉族中心主义” 。总的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是开放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撞击相互包容。当然，以上两个贡献并不是胡适一人单独做到的，开启思想文化界开放之风气也不是胡适一人能做到的，但他在其中的贡献是突出的，是不能不提的。

（二）胡适思想特点

胡适之所以毫无愧色地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之所以在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取决于他的思想体系中那些特殊的，为同时代学人所不具备的，唯有他个人首倡或独创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①] 可以说，这段话是胡适对自己的思想的总结，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胡适的思想和科学方法主要来自西方，一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位是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

较同时代的学士而言其思想最大的特质在于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胡适曾说，达尔文和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存疑主义”，他从进化论那里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这个“存疑主义”。而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又是相互的。正因为存疑，所以主张实验。“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②]在胡适看来，一切可信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证明，凡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都不可信，而当先置一边，等待“实证”。

由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个主体思想延伸的其它思想特质主要还有：

渐进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③]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认识，胡适在文明进化与变革的主张上也一直是主张渐进的，体现出一种稳健性，他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④]

反教条主义的：反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其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因为存疑，所以不盲信一切主义，主张验证一切主义。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⑤]他这样论述“主义”的危害：“‘主义’的大危害，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⑥]这也是胡适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根源所在。

重具体的：胡适主张从具体的问题下手，“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反对高谈或者说空谈“主义”，他说：“凡是有价值的意思，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⑦]

另外还有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等在当时也是其主要思想特点，这种种特点构筑成了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路线方式、主张、所实践的行动都深深地反映出其思想特点，深受其内在思想的指导。如：在新文化的认识路线上，胡适认为整治中国社会之病的药方在于“树人”，在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他认为这个文化运动应撇开，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的文化基础，走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坚持“尝试”的、“实验”的态度，希望大家平心静气讨论“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上，胡适从疑古出发，提出要“整理国故”、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这一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经历一番“筛选、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在上，胡适主张渐进。

（三）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主要贡献

理解了胡适的思想特点，也就找到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路线方式、主张等的内在根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重要的贡献是基于胡适内在思想观念的指导和一份热烈而理智的民族心而产生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其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到现在则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传统引入了现代化。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是在中西文化冲突最严峻的关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转折时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清醒的历史使命感，为顺应辛亥革命帝制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大变动，寻找到了一个切实的突破口。

二是，创造性地介绍宣传实验主义学说，传播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传输西方先进思想和思维方式。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大力介绍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同时在其新文化路线、主张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其渐进主义、实验主义、存疑主义等思想，其思想启蒙与主张中的理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激进的思想氛围，也传输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发人们思考。

三是，从改良主义和思想主义出发，有力地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了“”的旗帜，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主张树立新的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在这方面，胡适的许多著述言论比别人更有力，更深刻，代表了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四是，“整理国故”的理论及其实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纲领中的重要一条，其主旨在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作整理的工作”、“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为真理而求真理”。在实践上，胡适也身体力行。可以说，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范式。

三、胡适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思想启蒙，然而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的决心，是先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⑧]，所以，胡适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说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但是文化上的“立”往往比“破”要难得多。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和危机深重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只草草地完成了对旧文化的“破”，五四运动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阻断了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的“立”。也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作为一场“为了而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就造就了一心想“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基础”的胡适的悲剧。历史现实不容给胡适足够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基础。

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理智的思想。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出于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掀起新文化运动，这样一种“为了而文化”的运动不免产生许多过激的思想，而胡适思想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思想血液，也恰恰像是给高烧的中国带来了一针清醒剂。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又显得不合时宜，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没有时间去怀疑去渐进去实验。因此，胡适上改良主义的主张也没有被接受，反而成为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批判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思想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得以生根发芽长大，随着化的主义涌入中国，胡适派的思想不断地遭到“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最终退出了中国的舞台。

我们说，胡适的思想带有资本主义改良派的色彩，但是实际上胡适并不是一个党派分子，胡适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不是出于党派利益，而是单纯的对西方先进思想的认同，并且出于爱国心而想要将这些思想作为医治中国文化与弊病的处方。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上的“退败”和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地被重拾。

年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时代”，从“真理标准讨论”到“改革开放”，中国走着一条实验探索的路，即中国式的。“真理标准”问题在“五四”时代已被胡适作过明确的解答，可是到了年之后，我们才真正接受这一答案。胡适当年反对空谈、反对盲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本身是一种务实的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意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胡适的声音还在警示现在的我们，谁违背了这起码的认识逻辑，就会陷入追求真理征途中的泥淖里，置整个民族于危难之中；谁顺应和驾驭这一起码的认识逻辑便会获得现实的真理的绝对赐予。

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已昭示了这一基本学理的合理性。胡适的主张社会改革，主张思想解放，特别是不迷信，一切学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的思想，正是我们日趋遵循并走着的路。可以说，胡适在20世纪初的理性呼唤，到了20世纪末真正得到了实践上的回应，21世纪的中国应继续循着这条理性的路走下去。

参考书目：欧阳哲生 《主义之累》

欧阳哲生 《新文化的传统 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

沈卫威 《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

《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朱文华 《再造文明的奠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

易竹贤 《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

高力克 《五四的思想世界》

胡适 《胡适作品集》

《胡适思想批判》 论文汇编 第一辑 三联书店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