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律学成果

㈠ 两宋史学的成就

南宋之词，向来为阳羡，浙西，常州三派推崇，当然他们所重之人自然不一。稼轩是阳羡所宗，白石玉田则为常州，浙西所祖。这三个词派在一起足以代表清朝前期词坛，在整个清词史上同样也分量非小，南宋词之影响，可见一斑。
以上是南宋词对后世词家在创作上的直接影响，那么还有表现在评论上的间接影响。
南宋的长调是南宋精华，诚然北宋有不世出的清真，但好在南宋胜在人多。随便举几例：
谭献《箧中词》：“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这是评价项鸿祚。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这是评价陈维崧。
可见，有清一代论及词人，除却周，苏二公，词家的标杆基本都是南宋七家，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南宋词尤其是南宋长调之影响，约略可见。
吴梅《词学通论》：“余故谓绍兴以来，声律之文，自以稼轩、白石、碧山为优，梅溪、梦窗则次之，玉田、草窗又次之，至竹屋、竹山辈，纯疵互见矣，此南宋词之大概也。”在此仅提及稼轩，梦窗，白石，碧山，梅溪，草窗，玉田这七家，同时本人并没有看过后三位的集子，写的时候会更简单些。
稼轩之词相信也不用多说，无论是旧时词人还是现在教科书，给稼轩的评价都很高，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也是南宋少数在今天得到公正评价的词人。

㈡ 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馀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

㈢ 宋代在文学的突出成就有哪些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叙事、议论等功能方面，都为宋代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唐代古文本是作为骈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韩、柳对骈文颇为排斥，这使习惯于骈文的作家和读者都感到不满，所以古文并没有取代骈文的地位。而且韩愈的古文已有艰涩古奥的倾向，韩愈以后的古文作家因袭了这个缺点。到了晚唐、五代，骈文又重新占据了优势。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欧、苏等人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就美学价值而言，宋文与唐文并无高下之分。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复彝仲论文书》)这是后人对宋代散文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后人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可是唐诗和宋诗之忧劣，却引起了后代旷日持久的争论。宗唐还是宗宋，甚至成为后代诗坛宗派门户的标志。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宋诗与唐诗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从宋初到北宋中叶，人们先后选择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李白、杜甫作为典范，反映出对唐诗的崇拜心理。待到宋人树立起开创一代新诗风的信心之后，他们就试图摆脱唐诗的藩篱。然而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这样宋人就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唐诗和宋诗，是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或学唐体或效宋调的现象。唐宋诗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南宋严羽推崇唐诗，批评宋代的诗人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实即总结了宋诗异于唐诗的一些特征。但这种归纳，主要着眼于艺术手法和功能，尚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到了近代，学者对唐宋诗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阐述。如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或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在两宋时期的北方中国，文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的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相当繁荣。辽、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金人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辽、金与宋王朝之间的军事对峙，并未阻断南北文化的交流。南北之间使臣的往来，还常常促进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元好问等词人深受苏、辛词风的影响，就是明证。而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性格，为辽、金文学注入了较多的阳刚之气；戎马倥偬的时代背景，也使辽、金作家更多地注重沧桑兴亡之感的抒发。金代产生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这位鲜卑族的后裔，以卓越的成就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行列。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学的典型例证。

㈣ 宋代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
沈括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指南针在宋代又有重大进展 ，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
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开封府、杭州、西川、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南宋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宋廷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 。景德三年（1006）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元佑年间，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水运仪象台。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 ，庆元五年（ 1199 ）实行的《统天历》，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383年 。北宋中期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 ，世称贾宪三角形 ，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600年 ；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 ，但早约770年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 。元丰五年 （ 1082 ），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种类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 。王惟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 ，标志着针灸学的重大进步。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名著。南宋《洗冤集录》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北宋末陈旉在南宋初撰成《农书》，是综合性的农学著作。皇佑元年（1049），陈翥撰写的《桐谱》，嘉佑四年（1059），蔡襄著《荔枝谱》，淳熙五年（1178 )，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庆历元年（1041），喻皓在开封建成砖塔，其建筑方法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内的开元寺塔 ，于至和二年（1055）建成，又称了敌塔，高84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

㈤ 宋代训诂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宋代承接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学者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扩大了眼界，学术思想也因之大为解放。在经学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都是如此。在解说文字方面则出现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说》。王安石《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是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谓“与邑交”为“郊”，“同田”为“富”，“讼者言冤於公”之类，完全出于主观臆断，虽行于一时，终不免为人所弃置不顾。
但同时有另一学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谐声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戋” 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都以戋为义。汉字的形声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义，声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称声旁为右文。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传。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学说对后代的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
宋代研究《尔雅》的有邢昺（932～1012）、郑樵两家。邢昺有《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有《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都各有发明。在南宋期间，朱熹（1130～1200）是重视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书。既采用前代旧注的优点，而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于《诗·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
在宋代以前，学者对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到南宋时期才开始注意到古韵问题。吴棫作《韵补》，从古代的韵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也提出“诗韵”与后代音不同。郑庠又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古韵的先导。对研究词义有一定的帮助。

㈥ 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和史学发展主要成就。

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和史学发展主要成就具体如下：

一、史学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史学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1、官修史籍体裁多样，内容丰富

宋朝设立国史院，实录院,会要所等机构负责修史。宋代官修史籍体裁有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多种，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超过汉、唐等盛世。元朝中央有翰林国史院、艺文监等机构负责修史，所修史书种类很多。

2、私人撰述活跃

宋朝近三百年的时间裏，文化发达，私人修史之风盛行，除了私家撰述的当代史以外，还有通史、制度史等史书。元朝对境内各民族不进行思想控制，促成了私人撰述史籍的活跃。私人撰述的史籍包括前代学术总结，典章制度、通史、当代史等。

3、宋元时期,儒士,学者的诗文集成为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大多数知名儒士，学者的诗文集保留下来，这些诗文集或由本人撰稿或由其后代门人整理，数量非常庞大，内容涉及当代史实、典章制度、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成为我们认识宋元历史的重要参考。

4、方志成为宋元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宋元方志的修撰已近完备，不仅中央政权重视全国性的总志编撰，地方政府也支持地方志的修撰。现存宋代方志有近三十种，元代方志也有近十种。

5、游记体史籍大量增多

一些使臣将出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参考。宋朝以后，蒙元王朝疆域广大，与周边国家联系紧密。因此更多的学者、使臣、旅游者、商人包括一些外国人有游记留下来。

6、非汉文史籍开始出现

元朝非汉文的史籍变多，元代通用蒙文藏文，波斯文也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些非汉文典籍的敍事方式，关注的重点与汉文典籍不同，既可以与汉文史籍相印证，也可以补充汉文史料的不足,使宋元史学更加丰富多彩。

二、史学发展主要成就

在宋元王朝统治的四百多年的时间裏，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宋朝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元朝统一以后大量外来文化流入中国。文化的交流与涵化日益活跃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元时期对前代史学成果的总结与整理有较大成绩，司马光编成巨著《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新局面。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对此前历代典章制度进行了总结。

㈦ 宋代律学出现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1、学科的兴盛与衰微，与学问本身无关，而是决定于社会大环境
2、宋代两个原因造成“律学”的衰微：
3、宋代科举制度及官员磨堪（官员考核、提拔）制度，决定了律学不受重视。明法科出身的官员，只能担任司法专业职务，在这个专业中转任升迁。不能担任其他更有前途的职务。
宋代优待“进士科”，进士科出身官员磨堪是“一年一考一迁转”，也就是说一年考核一次，调整一次职务，只要不出事，一年能提拔一次。就算是考核不通过，最差的三年也能按部就班升职一次。
而“明法科”是“三年一考一迁转”。最优秀的也只能3年提拔一次。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律学人才的待遇，等同于最差的进士。待遇相差太遥远。
因此优秀人才都去考进士科，律学欠缺优秀人才参与。
4、宋代阶级矛盾不激烈，统治者手段温和，平均18个月大赦一次。因此对法律的研究、解读、运用显得不重要。就算是错判误判，只要不是“十恶”，一年半载就会被赦免了。因此律学的重要性也就低了。
《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元年十一月，大赦；四年九月，赦天下；五年十二月，赦亡命荆湖溪洞者；七年八月，赦天下；八年十月，赦天下；十年，赦广州囚罪一等，徒以下尽释之；赦广南东路、荆湖南路系囚，余各降一等，徒以下释之；十一月，赦天下。宋神宗在位时期平均三年大赦一次，这还算是少的。总体平均下来，宋代18月大赦一次。

㈧ 西周到宋朝时期出现的乐律理论

六乐 亦称六代乐舞。即原始氏族社会传为黄帝之乐的《云门》、传为帝尧的《咸池》、传为帝舜之乐的《韶》和奴隶社会禹的《夏》、商汤的《濩》、周武王的《武》。周代制定礼乐，六代乐舞用于郊庙祭祀。以《云门》用于祭天、《大咸》用于祭地、《大韶》用于祭四望、《大夏》用于祭山川、《大濩》用于享先妣、《大武》用于享先祖。

律吕 即十二律中的六律、六吕，律吕也是十二律的又称。十二律中的单数律位，称作律，又称阳律；十二律中的双数律位，称作吕，又称阴吕。因双数的六吕位于单数的六律之间，故六吕又称作六间；又因金文（殷、周钟鼎等器物所铸文字）的“同”字写法与后世的“吕”字写法相同，而有了六吕和六同两种写法并存的情况。

八音 中国传统乐器分类法。西周出现的按八种制作乐器的材质归并众多乐器的分类方法，称之为八音。金—钟、铙，石—磬，土—埙、缶，革—鼓、鼗，丝—琴、瑟，木—柷、敔，匏—笙、竽，竹—箫、篪。

旋宫转调 是指宫调系统中的调高（宫）转换和调式（调）转换。《礼记•礼运》有：“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即十二律以此作为宫音构成不同音高的音阶。“旋相为宫”就是旋宫。旋宫是指调高的转换；转调是指调式的转换。

、《声无哀乐论》 三国魏嵇康的音乐美学论著。认为音乐只有形式美，如：大小、单复、高埤、猛静、舒疾的变化、对比；并不表现人的思想、道德和哀乐之情，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观的外物影响。他说：“心之于声，名为二物。”“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他否认音乐是人的精神产物和音乐对人的思想影响，显然是片面的。但他重视音乐的形式美和美感作用，重视表现人的自然性情，反对儒家礼乐对人的束缚和把音乐作为名教的工具，则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部音乐美学论著。

燕乐二十八调 隋、唐至辽、宋间宫廷燕乐及民间俗乐所用的宫调。亦称俗乐二十八调，简称二十八调。历史上二十八调就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隋唐燕乐是四均（四种调高），每均七调（七种调式）而得二十八调；另一种解释为七均，每均四调而得二十八调。由于有关理论不存，隋唐时燕乐二十八调的音位不能确知。

《乐书》 宋陈旸撰，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音乐网络著作。始编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历时近40年成书，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首次刊行。全书200卷，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共95卷，摘录《礼记》等10种经书文字，并作解释；后一部分共105卷，有律吕、乐器、声乐、歌舞、百戏及典礼音乐等，附插图540幅。全书有1124个条目，内容宏富，对俗乐和胡乐给与一定重视，保存了大量史料，至今仍具使用价值。

诸宫调 产生于北宋时期的大型说唱形式。为汴京（今开封）勾栏艺人山西泽州（今晋城）孔三传所创。诸宫调表演的是情节曲折复杂的长篇故事，有说有唱，与之相配合的音乐是由多种宫调构成的多种曲牌联缀形式。一个宫调组成一个套曲，整个诸宫调的表演是由若干个不同宫调的套曲完成的，体现了多调性的运用，诸宫调因此特点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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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比如汉代的官方诗歌集成，就叫《汉乐府》，唐诗、宋词当时也都能歌唱。甚至到了今天，也有流行音乐家为古诗谱曲演唱，如苏轼描写中秋佳节的《水调歌头》还有李白的《静夜思》。
中国古代对音乐家比较轻视，不像对待画家，因为中国画和书法联系紧密，画家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朝时甚至可以“以画考官”（其实也是因为宋徽宗个人对绘画的极度爱好）。乐手地位较低，只是供贵族娱乐的“伶人”。唐朝时著名歌手李龟年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现在的人知道他也是因为他常出现在唐诗中，受人赞扬。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精通“琴棋书画”，所谓的“琴”就是流传至今的古琴。不过古琴只限于士大夫独自欣赏，不能对公众演出。古琴音量较小，也是唯一地位较高的乐器。
总结：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夏、商时期音乐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东周时期音乐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三声]、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 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秦、汉时期音乐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音乐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音乐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竺（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音乐
宋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㈨ 宋代法医和甚麼学成就突出二个字...

理学。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分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司马光学派。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㈩ 先秦时期乐律学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成果

重要成果：

1、钟律铭文。

体现了先秦时期乐律学发展的重要成果，编钟上的2800个铭文，对中国的乐律学史和音阶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2、三分损益法

春秋战国时期乐律学上突出的成就，是理论与实践上均获得证明的三分损益法的产生及应用。这种生律方法的记载，虽然晚见于《管子·地员篇》及《吕氏春秋·音律篇》，但是其实践上的应用却要远早于文献的记载。

“三分损益”是指把一个音管分为三份，“损减益加”，以此延续就产生了十二律。十二律吕是指 在十二律中，六个单数的伴音“律”和六个双数的伴音“吕” 的总称。 “旋宫”是指十二律中的每一律轮流作为宫音。

(10)宋代律学成果扩展阅读：

我国乐律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内容：

1、春秋时期产生了以弦长为计算基础的乐律学理论——三分损益法。

2、汉代律学家京房因见古代三分损益十二律最后一律仲吕（F）依原法回不到黄钟（C），提出六十律的理论。即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利用第一律与第十二律之间存在的音差，继续损益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六十律，后世称之为“京房六十律”。

3、南宋的蔡元定提出的十八律是宋代律学的重要成就。所谓十八律，就是用三分损益法生成十二正律之后，继续往下生六律而构成的一种律制。这六律蔡元定称之为变律，即“变黄钟”、“变林钟”、“变太簇”、“变南吕”、“变姑冼”、“变应钟”，加上原有的十二律，共十八律。

4、明清时期的推朱载堉发明的“新法密律”科学地解决了三分损益法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是音乐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律学理论。朱载堉用八十一档的打算盘，开平方，开立方，在 2 和1 之间，求出十一个数，形成了十三个数的等比数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