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成果

① 论述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对中华帝国的影响

含义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影响

1、学术的影响
如上个段落所描述，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
2、思想文化的影响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陆枝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
3、政治的影响
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早信敏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
4、社会的影响
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著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
5、经济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电、自来水、电影、广播、坦旁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

②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成果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成果如下：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冲裂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散困闭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影响，诸如“重义理轻艺事”、“明其理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逐渐解体，与之相联系的士农工商思想也缩小了原有阵地。知识分子中崇尚实用、尺册注重科技、追求民主的风气则日益加浓。

“西学东渐”对中国人的妇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导致了中国近代妇女立世观念的转变。

③ 西学中有什么好处

西学中的好处有：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先进的社会科学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社会危机。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盯首判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凯改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并且在一定芹游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是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洋务运动

④ 西学东渐的三个阶段及史实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时代，异国是那样离奇而遥远。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然封闭不能自固，锁国难保国门。在鸦片战争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其时，朝士多耻言西学，只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改革者开始瞩目西学。此时此刻，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满口忠君保国，以“天朝上国”作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从这个腐败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离析出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不档培厅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行隐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中明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政治、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类。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原强》。>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网络全书》达一百册之多。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国民教育活动接踵而起。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报刊，革命者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总计四十种以上。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在编印新式教科书，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创办各种杂志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的。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了《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许多报刊，宣传西方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和西方革命史实，据台湾学者张玉法查考，现存《浙江潮》十期，共载重要论著288篇，其中鼓吹西方民族、民权思想的占75篇，介绍社会主义的11篇。《江苏》十二期中，共载文385篇，其中宣传西方民权、民族思想的达125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清季革命团体》第17-20页。>。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当时，一方面是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学术趋向自由；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等进行封建复辟活动，以孔教为旗帜的封建文化猖獗一时，向资本主义新学发动反攻。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许多小党派被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国约五百种报纸，大部被封禁。祭孔尊孔、整理国故、国粹至上的复古浪潮迷漫社会和学术领域。袁世凯署名颁行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法孔孟”，《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61页。>

面临封建旧学的反扑，新学乃奋然迎战，陈独秀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反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从而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学的大激战。到“五四”前后，如大地解冻，万卉抽萌，全国各地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科学社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等各方面人士，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学科的创建者。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虽然问题很多，但它抛弃了从中国经学体系言哲学的旧路子，开了以近代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史之先河。

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中国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大幅度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勤工俭学者数以千百计。他们从海外输回了各种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的罗素还分别在“五四”后不久赴中国各省市讲学，其讲义又刊行成册，流布各地。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末就有人谈论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但毕竟未真正理解，而且影响亦有限。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才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就是在他们的拓殖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奉为圭臬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历史观念，到此，开始让位给社会主义和阶级论了。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风糜之势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西学东渐的最大成果。

⑤ 黄宗羲在汲取西方科学成果乃至方法的同时，却提出西方数学源于中国句股之学的重要观点，即概称的“西学中

搜一下：黄宗羲在汲取西方科学成果乃至方法的同时，却提出西御凯方数学源于中国句李好股之镇扰唤学的重要观点，即概称的“西学中

⑥ "西学东渐"在明清时期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影响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培岩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配正御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清磨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⑦ 近代西学东渐分为几个阶段,代表人物及其成就

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述其崖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 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林则徐：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虎门销烟，翻译《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中体西嫌卜用，办军事、民用企业，维护清朝统治.代表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徐继畲，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 著有《瀛环志略》;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嘉约翰，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李善兰：把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翻译为中文，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甚多，将近代科学最主要的几门知识从天文学到植物细胞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传入中国，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徐寿和傅雅兰等人于1874年在上海创建了格致书院。华蘅芳：译作众多，有《地学浅释》。严复：《天演论》。傅兰雅（英国人):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 种，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迟此 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
二．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维新派康、梁、谭、严,著书立说，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制度，同顽固派进行思想论战，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
三． 从民国初期到“五四”运动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在社会科学方面码者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⑧ 汤若望在西学东渐中的贡献有哪些

汤若望在西学东渐中的贡献有：

汤若望在西学东渐中把西学引入我国，使我国学者接触到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思想观念。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化的内涵和我国学者的学识，并使他唯缺们开始逐渐放眼全球以及产生经世致用等思想，促进了我国的近代化发展。

⑨ 近代历史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科技、军事、经济、教育、法律、政治、社会学说诸方面渐次东传情形的通称，是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发展并创造文明的必要过程，是被强迫启动起来的。“西学东渐”虽已成为历史，可是它的思想和精神却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中国。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每前进一步，都经历着新旧文化的激烈甚至极端的交锋与碰撞。由此，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对其做出恰如其分的解析，对于学习、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

一、认识“西学东渐”，必须首先搞清它的发展脉络。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组织人翻译传教士在澳门、广东创办的报刊，命人翻译瑞士人的《各国律例》，编译《四洲志》，标志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魏源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悉夷、师夷、制夷三位一体，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制夷”，方法是“师夷长技”。

难能可贵的是，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还很推崇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是“西方桃花源”。林、魏跨出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步。

继之而起的洋务运动因甲午海战而偃旗息鼓。这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结果。1861年，冯桂芬最早表达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的具体措施，通过洋务新政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其思想本质如后来鲁迅所概括的那样：“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今人都能洞悉其局限，为着总结经验、资政治道的目的，也是正确的。然而，过分地诟病古人的作为，先入为主，不是客观的态度，而是主观主义的表现，是脱离当时现实的做法。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其功绩与地位却不容抹杀：创办了许多新式企业和近代海军，培养了近代中散州国早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定程度地抵制了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新式教育、留学教育兴起，打破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坚冰，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早期维新派的出现，等等。

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通过企业、书籍、报刊杂志、新式学堂、政府官员出洋考察等方式，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在不断加深和扩大。在深化认识洋务思想及洋务运动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分道扬镳了。早期维新派在思想启蒙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之后，影响更深远更猛烈的维新思潮将西学东渐推向新的高潮，“改良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成为19世纪90年代的思想主流。《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知掘滑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这个典型事例充分说明：相对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思潮更大更深刻地冲击了“夷夏之辨”的保守观念，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的风气，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这以后，民主革命思想、民主与科学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二、从上述发展脉络看，“西学东渐”的发展过程本身是合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是无庸置疑地应被肯定的。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前处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特殊背景之下。在这个特殊背景之下，尽管“西学东渐”是被强迫启动的，也存在着“中体西用”的致命弱点，它却符合事物发展和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下面这段文字很能证明这一点：

1840年到1894年，西学除宗教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都有大量和系统的介绍。单项学科的引进也很全面，如介绍的物理学中就包括了力学、电学、声学、水学、热学等分支学科。1895年到1911年传入的西学，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又搭腊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

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也总结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洋务运动——笔者注，下同）。……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新文化运动）。……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 陈独秀则将向西方学习概括为“学术觉悟”“政治觉悟”和“理论觉悟”三个阶段，道理都一样。

三、“西学东渐”作为一个不断探索、艰难渐进过程中的新生事物，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走弯路入歧途，也固然夹杂和充斥着西方的侵略意识与腐朽错位观念（如全盘西化），但它始终闪耀着撼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启蒙图变的星火之光，其主流影响是主要的、积极的。

首先，它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这里的科学指西方近代科学）。其次，西学东渐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知识分子中崇实致用，重科学技艺，求民主自由的风气日渐浓厚。从开眼看世界到派驻外国公使，从成立外务部（先是总理衙门）到设立参议院，从帝王独断到政党政治，尽管艰难，中国却在走向民主、自由和开放。第三，西学东渐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厂企业的建立。洋务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及其出现短暂春天，都是既依靠西学西艺西技，也反过来推动西学西艺西技，两者相互为用，互为前提。第四，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固然是民族危机影响下的政治、思想运动，但这些运动又无不是以西学为精神武器的。那些安坐旧营的士子之所以能转变成改革者、革命者，都有赖于向西方学习，把西学进行一番加工和再创造，与中国文化相会通，构筑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列宁把孙中山称为“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并说他“从欧美吸取解放思想”（《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426页），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在新文化运动深入过程中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开拓了阵地。这可说是西学传入中国的最伟大的成果。第五，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的变迁：从中国学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始，留学教育、科技教育、师范教育、平民教育、女子学堂、外语学堂、近代军事学堂纷纷兴起，并逐渐热闹起来。不称“大人”“老爷”，停止蓄辫、缠足陋习，出现新式追悼会、现代广告、早期时装秀，等等，（转引自皮明庥《近代西学东渐三个阶段及其社会影响》，见《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这些都透露出，“西学东渐”带给中国的新生和进步是主要的、积极的。

四、反思“西学东渐”的历程，它警示我们：认识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任何简单的首肯一端不计其余，或者不论轻重平分秋色，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和态度，这诚如我们现在评论“西学东渐”一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尽管已经成了历史名词，西方文化渗透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作用的慢性威力仍然是巨大而可怕的，毫无疑义，我们必须警惕洋文化的全面冲击，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性与适应全球化趋势并不矛盾。为此，有选择地兼收并蓄，把握好“中”“西”取舍的“度”，是唯一正途。也就是说，西方好的方面固然应该“拿来”，艳丽的洋垃圾却该尽力避免，中国传统根基中的糟粕应该弃之如“洗澡水”，却不能连同健康的“婴儿”一起倒掉；吸取“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闭关自守，被动接纳，简单嫁接，必然会导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抵抗派的新思想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以失败收场、维新派的改良方案昙花一现，原因都在这里。只有以传统和自我为基点，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热情迎接科学、民主和革命的曙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视野才能开阔，灵智才能启发，社会才能大踏步地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