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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期限利益案例

发布时间:2021-03-28 08:00:24

『壹』 交付定金后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关系

一、概述

1、概念

早在罗马法,就有“不完全附约”和“完全附约”两种定金种类,这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解约定金”和“证约定金”,很明显这是继受罗马法的定金制度,各国只是立法例各有不同。

我国《担保法》8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依上述规定,可将定金定义为:为担保债权,依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一方于合同履行前给付对方一定的金钱。通过定金交付,债务履行与否与该定金之得失挂钩,使当事人心理产生压力,从而积极、适当的履行债务,发挥担保作用。

2、属性

(1)定金为金钱担保。定金,是作为担保债权而存在的,其标的乃作为消费物之金钱,具有高度的流通性特征,使得金钱担保不同于人保和物保。定金一旦交付于债权人,按照“占有与所有一致”的货币所有权规则,定金之所有权即转移于债权人。因此,定金不同于所有权保留,也不同于将金钱特定封包的金钱质押。交付定金一方只有在收受定金方不履行债务时得以要求双倍返还,这显然又不同于让与担保。问题是定金之标的可否为金钱以外之种类物?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依我之见,既然定金非担保物权,本质上就属于契约,故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不妨承认之,但需以种类物为限。

(2)定金合同具有从属性。凡担保合同,均从属于主合同,故定金合同成立需以主合同成立为前提,主合同无效,定金合同亦随之无效(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主合同获得履行,定金也就失去目的。但立约定金、成约定金场合,定金合同是与主合同分离而存在的(后述)。

(3)定金合同为要式合同和要物合同。首先,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担保法》90条),以体现其要式性;其次,定金实际交付为定金合同成立之条件。有一点需注意,《担保法》90条后半段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这意味着交付定金是定金合同的生效要件,而不是成立要件,这里显然混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含义。《解释》119规定,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视为变更定金合同;收受定金一方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定金的,定金合同不生效。这可视定金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所谓交付,既可依现实交付为之,也可依观念交付为之。如果当事人订立定金合同后,拒绝交付定金的,定金合同尚未成立,因此不能视为违约,也不能按《解释》第7条的规定处理。至于是否存在合同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衡量。

(4)定金担保为担保双方的债权。其他担保一般仅担保一方当事人的债权,而定金所担保的合同为双务合同,且当事人双方之义务均属定金担保范围,即无论是交付定金方还是接受定金方,其义务履行均与定金得丧挂钩。

二、种类

定金制度,自罗马法以来已存在,但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而种类各异,其性质和效力也不尽一致。从《担保法》89条规定来看,似乎只有违约定金一种。但《担保法解释》增加了若干定金种类。

(1)立约定金

是指保证正式订立主合同的定金。实践中,当事人常常于正式合同之前签订意向书,而在意向书中常能看到当事人对立约定金之约定。《解释》11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时,定金合同先于主合同生效。值得注意的是,立约定金成立的特别要件是:当事人对主合同的主要内容已有预设,即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达成潜在的合意,只需将来予以确认,如达成意向书、对需书面订立的合同已经达成口头合意等。因为将来合意达成与否具有不确定性,立约定金非为担保主合同讨价还价之过程行为,乃担保双方根据预设内容正式签约之结果行为。例如双方仅约定立约定金担保将来签订某合同,但该合同之性质、种类、具体条款无从考证,定金合同不能成立,除非依交易习惯可确定之。

(2)成约定金

作为主合同成立要件的定金,因定金的交付,主合同才成立或生效,在这里,定金是作为主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存在的,定金合同得脱离于主合同而成立。《解释》116条前半段承认了这种类型,同时,后半段又规定: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这完全符合《合同法》36、37条的精神。在法律、行政法规或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成立条件未具备时,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并由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3)解约定金

以定金得丧为代价而保留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定金不当然具有保留合同解除权的效力,除非当事人有明确约定。《解释》117明确承认了此类定金,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

(4)违约定金

这种定金的作用类似于违约金,并且对违约方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担保法》89条规定的定金性质上就属于违约定金。按照通说,违约定金兼有证约定金之功能。

(5)证约定金

以定金作为合同成立的证据,定金此时是作为证明合同成立为目的。我国现行法暂无此类定金的规定,但通说认为,定金的交付一般都标志着合同的存在,所以有证明合同成立的作用。

三、定金与相关概念

1、定金与预付款

定金和预付款有一定相似之处:都可以是一方预先向另一方交付一定的金钱;定金在合同履行后可以抵作价款;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将预付款的交付作为合同成立或生效的条件等。但二者法律性质和效力却存在很大差别:(1)效力上,二者最大的差别是是否适用定金罚则,预付款无此效力。(2)法律性质上,定金是作为债务的担保,而预付款则属于债务履行的范畴,其主要功能是提前履行部分债务,使得接受预付款的一方获得期限利益。(3)法律特征上,定金的交付产生一个定金合同,独立于也从属于主合同关系,而预付款的交付属于履行主债务的一部分,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合同;定金一般是一次性交付,预付款可以分期支付。

2、定金与其他金钱担保

所谓“其他金钱担保”,是指《担保法》未明文规定的非典型金钱担保方式,《解释》118条的例举了以下主要形式: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等。这些与定金差异之核心为法律效力上,即是否适用定金罚则。而于法律特征上,其差异亦有体现,不过《担保法解释》并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些非典型担保的法律特征,实践中应根据行业或一般交易习惯来确定,如:(1)定金为担保债务之主给付义务,而押金则通常担保债务之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如旅店所收住房押金,多为担保住客照顾、保护房内设施之义务(附随义务),若住客未违反该义务,押金或折抵房款或返还;(2)所谓订金,多用于饭店包间预定,依照行业习惯,订金是作为饭店保留包间的对价,没有订金的,饭店过时不候。订金可以抵作日后饭款,但饭店不能对订金予以扣押;(3)保证金一般用于信用证开证申请的担保,在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没有得到清偿时,开证行可以就保证金优先受偿,开证申请人支付信用证款项的,保证金冲抵款项。

在实践中区分这些非典型金钱担保与定金,首先要考察是否有明确的约定,而且不仅考察其名称,更重要的是考察其内容,即所谓“名实并举”。如约定中虽然没有出现“定金”字样或者以其他字眼代替,但合同内容有符合定金特性的定金罚则,也应当认定为定金合同;又如合同使用了“定金”字眼,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解释》118条)。

3、定金与损害赔偿金

损害赔偿金,就是合同一方因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向另一方支付的损失赔偿金额。定金与损害赔偿金是否可以并用,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合同法》和《担保法》都没有明文规定,按照《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定金原则上应折算为损害赔偿金。但我国大多数观点均认为:定金具有非补偿性的特点,其适用不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前提,因而是独立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所以定金与损害赔偿金可以并用。不过二者并用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观点认为,定金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联系体现在,二者的并用不能超过全部货款的总值。该观点实际上仍然是将定金与实际损失挂钩,因为合同责任的损害赔偿包括了预见性可得利益之损失(《合同法》113条),货款乃可得之收益,因此超出货款即超出实际损失范围,故不足取。定金与损害赔偿金并用应遵循如下规则:(1)若定金收益高于实际损失额,如无特别约定,则直接适用定金,此定金应折算为损害赔偿金。需要注意,如果定金收益过分高于损失,由于定金与惩罚性违约金功能有类似之处,参照《合同法》114条之规定予以调整定金数额,以防止一方利用他方违约行为过分获利。(2)若定金小于实际损失,当事人除收取定金收益外,仍得请求赔偿损失,但二者并用总值之限制也应参照《合同法》114条规定。(3)若当事人明确约定定金为损失之预设,则定金与损害赔偿金不得并用。

4、定金与违约金

首先,应明确违约金之性质。理论上,违约金可分为惩罚性与赔偿性两种,前者不以实际损害为要件,属于“私的制裁”,后者的主要功能是实际填补损害。各国立法多承认惩罚性违约金,如《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我国《合同法》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解释上,该条款所规定的违约金,实质上系以赔偿为主,惩罚为辅。尽管如此,由于合同法遵循自愿原则(《合同法》第4条),所以如果当事人明确约定了惩罚性违约金,法律也是承认的。

因此,在《解释》114条违约金的性质,应当以当事人订立违约金条款的主观目的上来判断,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如果当事人约定了违约金的性质,那么,法官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来认定。问题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如何认定违约金的性质?此时应参照《合同法》第61条规定,看当事人能否达成违约金性质的补充协议,如果达成补充协议,则根据当事人的补充协议来认定违约金的性质;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则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来确定当事人之间违约金的性质;也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来确定违约金的性质。上述方法用尽仍不能确定违约金性质的,原则上把违约金视为对损害赔偿的预定。

在定金与违约金关系问题上,《合同法》116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从这条规定的字面意思看,违约金与定金似乎应该是选择适用,即是不可并用的。这一观点未免有些僵化,应该看到,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担保法》,在其颁布时并未对定金的种类作出明确的区分,如前所述,定金可分为立约定金、成约定金、违约定金、解约定金、证约定金,而《担保法》规定的定金仅仅属于违约定金。各种定金的性质和功能均有所不同,一是违约定金 。违约定金的作用类似于违约金,而违约金可分为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相应的,违约定金也可分为惩罚性和赔偿性两种。在惩罚性违约定金场合,基于其惩罚性质,应与赔偿性的违约金并行不悖;而在赔偿性定金场合,由于是对损失的预定,则应与赔偿性违约金择一适用,当然,当事人另外约定惩罚性违约金的除外。违约定金性质之判断,正好与违约金相反,非补偿性为原则,补偿性为例外。但即使在赔偿性违约定金的场合,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二选一适用的前提是违约定金与违约金需指向同一违约行为,否则定金与违约金仍不得并用。如违约定金一般在根本违约的时候才产生罚则效力,而违约金可因一般违约(如履行迟延)发生效力,二者指向不同违约行为,并用是顺理成章。二是解约定金。关于解约定金的功能,其实质是当事人以定金为代价而享有的合同单方解除权。既然当事人双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就无违约存在之余地,所以解约定金与违约金互不搭界。三是立约定金。于此场合,定金的功能是担保主合同的订立,主合同一旦完成订立,立约定金即无存在的必要。此时定金或被返还之,或转化为合同预付款。因此,其与违约金之关系无从比较”。四是成约定金。与立约定金的情况类似。五是证约定金。由于法律没有规定,不作讨论。

综上所述,《合同法》116条所指之定金,实质为赔偿性违约定金,且选择适用之前提为:定金与违约金指向同一违约行为。另外,定金与违约金并用,要受到《民法》、《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限制,并用总和过高、有失公平的,法院应酌情予以适当减少。

四、定金的效力

1、概说

从总体上说,定金的效力因主合同订立之时与主合同订立之后而有所区别。

主合同订立之时,定金的主要效力为:证约。我国虽然没有规定证约定金,但通说认为定金一般具有证明主合同成立的效力,因此除非有相反证据,定金合同之存在,就表明主合同之存在。不过证约定金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如果合同存在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交付定金也不能使合同有效。

主合同订立之后,定金之效力主要有:(1)预先给付的效力。主合同履行时,根据明示或默示之约定,定金或转化为预付款,即作为给付之一部分,或返还交付定金一方,但一般不发生利息返还的效力。(《担保法》89条前半段);(2)定金罚则效力。定金作为担保,是以定金罚则作为表现形式的。即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担保法》89条后半段;(3)主合同因特殊事由(主要是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原因)而导致履行不能时,不适用定金罚则,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定金应返还之。《解释》122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不适用定金罚则。在这种情况下,定金合同之目的已无法实现,受定金方应返还定金。

2、定金罚则的适用

定金罚则效力系定金制度之核心,法律上对此应有规制,《担保法》缺乏规定,《担保法解释》做了较为详细的补充规定:

(1)适用罚则的基本条件。《解释》120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但书),适用定金罚则的基本条件是当事人出现根本违约,即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核心是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谓合同目的,应理解为合同之直接目的、主要目的,而非间接目的或次要目的,何为直接目的、主要目的,可依具体情况衡量确定。一般违约行为如无碍于合同主要目的实现,不能适用定金罚则。

(2)解释120条之但书规定,系把当事人之特别约定、违约定金以外的定金种类从定金罚则中解放出来。如成约定金的特别效力是使主合同成立,主合同一旦成立定金便无后继效力,因此不适用定金罚则;证约定金的特别效力在于证明合同成立,也不具有罚则效力;立约定金和解约定金虽有罚则效力,但其处罚条件有其特殊性,并不以根本违约为必要。因此,《解释》120条对定金罚则适用条件的规制仅仅针对违约定金而言。

(3)主合同部分得到履行,部分没有履行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构成合同目的的落空,因此适用罚则应无疑义。但若全部定金被罚,恐怕也会造成当事人的利益失衡。对此,《解释》120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当然,如果主债务本身为不可分之债,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无益的,自然不能按照本条规定处理。

(4)不适用定金罚则的特殊事由。《解释》122条前半段之规定,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不适用定金罚则。从理论上说,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并不等同,前者为合同责任的法定免责事由,定金合同应予适用无疑。但不可抗力的范围比较狭窄,一旦有不属于不可抗力范围但又无法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客观事件发生,是否适用罚则,需要确定。解释赋予了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同等地位,统一规定不适用定金罚则。当然,意外事件的概念在现行法是没有规定的,学理上争论也颇多。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问题是,因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的过错,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应如何处理?首先应该明确,第三人的行为在法律事实里属于行为(与人的意志有关),而意外事件属于事件范畴(与人的意志无关),因此第三人行为不能视为意外事件,《解释》122条后半段明确规定:适用定金罚则,但受处罚一方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3、定金效力之限制

基于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定金收益方不应因定金罚则而获得过高利益,使得双方利益失衡。因此法律有必要对定金效力作一定的限制。

(1)最高额的限制。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担保法》91条)。超过限额的定金合同并非全部无效,而是对超过部分,不具有定金罚则的效力(《解释》121条)。

(2)如果主合同标的不能用金钱计算(如劳务),定金效力限制可参照《合同法》114条处理,即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或依照民法基本原则予以解决。

(3)定金本身虽然没有超出最高额限制,但与其他制度并用时,其总和也有一定限制,如与损害赔偿、违约金并用等。

『贰』 死亡赔偿金计算时间是从多久开始算的呢

重审或再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死亡赔偿金时,对其起算时间存在不同理解,缘于《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虽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死亡赔偿金计算的标准时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但在案件发回重审或进入再审后,死亡赔偿金的起算时间是以原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标准,还是以重审或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标准,各有不同认识。笔者倾向于以重审或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死亡赔偿金的起算时间点。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为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范围内的近亲属所享有的财产损失赔偿金。
依照《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3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并不是对死者生命权侵害的救济和赔偿,也不是死者的近亲属因受害人被不法侵害致死所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是不法致人死亡时特有的财产损失赔偿项目,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未来收入的赔偿。
死亡赔偿金被定性为财产损失,其计算依据中直接的一个指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民人均纯收入。死者的近亲属是导致死亡的侵权行为的间接受害者,因此,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是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范围内的近亲属。可见,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是对赔偿权利人未来利益损失的填补。
第二,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是指依据有关赔偿参数计算损害赔偿金额的大小时,应当以哪一时间点为标准进行计算。理论上对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主要有两个时间点:其一,侵权行为时。侵权行为时,又具体可区分为侵权行为发生时及侵权结果发生时的。传统民法认为应当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其二,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靠近对受害人损失的实际填补,对受害人较为有利。
依照《人身损害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参数是“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民人均纯收入”,该“上一年度”具体是指侵权行为发生时的“上一年度”,还是侵权结果发生时的“上一年度”,或者是指损害结果确定时的“上一年度”。我国立法对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没有统一的界定。
《人身损害解释》鉴于涉及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时的主要是残疾赔偿和死亡赔偿,对赔偿权利人利益损失的填补主要是指向未来,因此确定以最接近实际填补时间的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作为死亡赔偿金计算的标准时。其法理依据是,赔偿以损害事实的确定为基础,而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即为损害事实确定时。
因此,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参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上一年度”,应是损害结果确定时即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
第三,侵权行为发生时与诉讼行为发生时通常存在时间差,个别案件的这两个时间间隔还比较长,而物价指数的上涨因素等并未在计算中予以考虑。如果仍然按照原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较低统计指标计算死亡赔偿金,死者的近亲属难免会因物价指数上涨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数额减少,而赔偿义务人则会因违反诚信原则故意拖延赔偿而获取不当的期限利益。
综上,在重审或再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将《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死亡赔偿金起算时间点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规定,理解为重审或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而不是原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充分考虑了损害填补的实际发生时间与损害填补的利益的未来指向,更好地平衡了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双方的利益,符合赔偿未来财产损失的本质特征,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也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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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合同法第八十三条怎么理解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就是说双方互负给付义务。抵消权是民法上的一种形成权(与双方约定抵消不同),需要双方债务同质且到期,所以期限利益上不成问题。
以下是来的案例:
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债务,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之履行,而使其债务与对方债务在对等额度内相互消灭。我国合同法设立抵销制度主要是为了避免双方当事人互为实际履行债务的麻烦,节省履行费用。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抵销分为约定抵销和法定抵销。约定抵销又称合意抵销,即双方当事人约定,使自己所负的债务与对方之债务抵销。法定抵销则是指二人互负到期债务,且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其构成要件主要有:(1)须二人互负债务、互享债权。(2)须双方所负债务种类相同。(3)须双方债务均到履行期,但债务后到期的一方放弃其期限利益的,应允许其主张抵销。(4)须双方抵销的债权、债务均是合法的,依法律规定或依债之性质不得抵销的,不得主张抵销。法定抵销权是一种形成权,主张抵销的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主张法定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但抵销不得附条件或附期限。

在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甲租赁乙的房屋,到2000年底欠乙租金1。5万元未付,但乙一直未向甲主张该笔租金;2003年6月,乙向甲购买价值3。5万元的货物,约定同年12月底前付清货款。到了年底,乙仅支付甲货款2万元,称尚欠的1。5万元货款抵销甲欠乙的租金1。5万元。甲不同意,认为乙对甲所享有的1。5万元租金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能适用法定抵销,便诉至法院,要求乙支付尚欠的1。5万元货款。此案主要涉及到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是否适用法定抵销的问题,此种情形该如何处理,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种观点认为,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能行使法定抵销权,理由是: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再受法律保护,若规定债权人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可以行使法定抵销权的话,势必会损害未过时效一方当事人的时效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可以行使法定抵销权。理由是:根据民法理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属自然债权,其本质在于“不能通过诉讼程序强制债务履行”,并不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更不是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只丧失胜诉权,债权人的实体债权仍然存在,只要双方互享到期债权,且种类、品质相同的,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就可以行使法定抵销权,只需通知对方即可。

笔者赞同上述第一种观点。从法理上讲,诉讼时效又称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限内不行使请求权即丧失了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限。在此期间,权利人可以依照诉讼程序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便丧失了胜诉权,其权利便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除非债务人自愿履行或同意履行义务。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的实体权利便转化为一种自然权利,也即作为权利根本属性的“法律上之力”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超过了诉讼时效的债权,除非债务人自愿履行或同意履行,否则债权人不能强制债务人履行。可见,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已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不能视为受法律保护之“合法” 债权。因此也就不能适用法定抵销制度,不能单方将之与对方未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相互抵销,除非对方同意。不过这样便成为附条件的“抵销”了,显然不属于法定抵销,而应是合意抵销。在上述列举的案例中,除非甲自愿同意以其受法律保护的1。5万元货款与乙已超过诉讼时效的1。5万元租金相互抵销,否则乙不得单方行使法定抵销权,即对这两笔债权不能适用法定抵销,最多只能由双方合意抵销。

『肆』 债权人是否享有期限利益

在履行期限届满以前,债务人履行或者债权人要求履行而会使相对人失去的回利益,称为期限利益答。当债务人享有期限利益时,债务人可以抛弃期间利益而提前履行,但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抛弃期限利益而提前受领,例如无偿保管合同。当期限利益既属于债权人又属于债务人时,当事人一方抛弃期限利益的,应该获得对方当事人的许可。抛弃的期限利益,利益人不得请求返还。对于侵害对方期限利益的,由侵害人负赔偿责任。详细债权债务法律条例华债网更为清楚。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是指债权人享有期限利益的情况下,债权人为了使自己的期限利益不受损害,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是指在债权人不享有期限利益的情况下,债务人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伍』 法院执行局说是工司什么都没有,农民工要求执行股东老总,执行局说你们告的公司无法执行股东

嗯,公司债务让股东承担责任,主要是情形:1、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2、股东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司法实践中,主要是第2种情形,以前的话,会比较困难。现在的话,如果股东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让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要方便很多,尤其是在《九民纪要》出台之后,
根据《九民纪要》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二)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及表决权 6.【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当然,具体情形和具体的操作会很复杂,如果标的较大,建议咨询律师处理。

『陆』 什么是合同中的期限利益

比如债务人欠债权人钱,规定1年之内还,那么这1年的期限就是给予债务人专的权利属即为一种利益,由于这是债务人的权利,所以债务人可以放弃,提前履行,债权人在不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受领。
总之,期限利益是给予债务人的一种利益。

『柒』 举例说明合同中的先履行抗辩权

比如合同约定,买方于某年一月付款,卖方于同年六月发货。此约定对卖方来讲具有期限利益或顺序利益。期限利益的主要表现,在于卖方可以利用买方的资金及时间差去组织货源。如果买方到期不付款,卖方到期也可以不供货。不供货的原因,在于买方未付款。

此种情况不能视为双方违约,而应认定买方违约,卖方因对方违约而行使抗辩权。履行合同条件,一方的履行是另一方履行的前提条件。如有的买卖合同明确规定:“款到提货”或“交款提货”,在类似的规定中,顺序利益和期限利益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一方履行与另一方履行之间的关系,却十分明确。



(7)获得期限利益案例扩展阅读

抗辩权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该项请求权只能是具有财产内容的抗辩权。民事权利如果从作用上划分,可区分为请求权、抗辩权、支配权和形成权四种,其中请求权的客体为被请求人的给付行为,支配权的客体为被支配的对象如物、智力成果、人格利益等,形成权的客体为民事法律关系自身。

而抗辩权的客体则是他人的请求权,这是由抗辩权的作用所决定的,因为抗辩权是对抗他人请求权的一项权利,其行使的结果是他人的请求权暂时或永久地不能实现。

同时,请求权作为抗辩权的客体只能是具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比如物权的请求权、债权请求权,如果是具有人身内容的请求权(如人格权请求权)则不得成为抗辩权的客体,因为在民法上对人身权的保护优于对财产权的保护,人身权请求权一旦产生,任何法律都不得附加条件对其行使给予限制。

『捌』 汽车出事故后撞伤了人,伤者耍无赖该让他起诉吗

如果你有全险,你交给保险公司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

『玖』 哪里有预期可得利益案例

【案例解析】预期违约可能在履约期满前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简介:

2000年6月4日,王某与中国建设银行城关支行签订了一份房屋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王某向城关支行贷款人民币2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0年6月14日至2005年6月13日;王某采用分期还本付息的方式偿还贷款;另外,王某以其一套拥有产权,位于市区的三居室做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2000年6月14日,城关支行按照约定向王某发放了贷款人民币20万元。而截止到2003年6月,王某只偿还了部分本金和利息,经城关支行催要仍拖欠9期按揭款未还。

2003年6月20日,城关支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担保借款合同,要求王某偿还所欠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并主张就王某位于市区的三居室折价或以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王某则辩称,城关支行仅因自己拖欠部分按揭款,就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担保借款合同;王某偿还所欠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并以抵押房产为其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贷款合同纠纷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房屋担保借款合同是否可以解除。城关支行认为王某拖欠9期按揭款未还,属于不能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王某则认为该拖欠贷款的事实不足以导致合同解除。而此争议的关键就涉及到预期违约。

首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担保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是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既然为有效合同,王某拖欠的9期按揭款就必须偿还。

其次,城关支行要求解除合同,也必须有其法律依据。中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四)……;(五)……。”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涉及预期违约及其两种形态: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城关支行按照合同约定向王某发放了贷款,但王某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还贷义务,拖欠银行9期按揭款未还,根据第94条的规定,王某的行为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城关支行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也是依据以上法律规定作出了解除合同的判决。(

『拾』 民间借贷法院受案期债务人付利息吗

您好,“民间借贷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处理规则”的最高法观点,供您参考:导读:在现实的民间借贷纠纷中,一些贷款人为确保收回利息,在提供借款时常常将利息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借款人实际借款数额仅仅是本金扣除利息后的数额。这种做法影响了借款人资金的正常使用,片面加重了借款人的资金成本,严重损害了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同时,预扣利息属于变相提高贷款利息的行为,严重扰乱我国的经济秩序。鉴于此,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处理规则进一步进行了明确。本文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此问题的司法观点及相关案例。【最高法观点】观点一:本金数额的数额认定及利息的提前扣除,应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证明责任予以事实认定。借据、收据、借条等债权凭证对于本金认定具有初步证据效力。但一方面囿于我国尚未有大额现金支付强制银行转账的规定,另一方面基于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有待提高,另外基于资本的逐利性,债权凭证上载明的出借金额往往与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数额不一致。且目前出借人提前扣除利息的做法一般比较隐蔽,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往往进行定期结算,签订结算协议、还款协议等书面文件,或者更换借条、欠条、收据等债权凭证方式导致债权凭证载明出借本金数额并非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数额。一旦出借人要求以借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要求还款,借款人往往以借条等债权凭证包含隐形高息、提前扣除利息、实际本金数额与载明本金数额不一致等抗辩,法院很难查证出借本金的实际数额。在此情形下,应初步判断出借人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具有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在存在合理怀疑时,应要求出借人进一步举证。对于本金实际数额的法律事实认定,应该以《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为依据,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依据《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90条、91条以及第108条的证据规则法理,出借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借款人按照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本金数额归还借款的,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以及按照债权凭证载明数额已经实际交付的证据,如汇款凭证、银行转账记录等。如不存在疑点事实,可以认定出借人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借款人主张利息已经提前扣除的,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出借人未举证证明其已按照债权凭证载明数额实际支付款项,借款人抗辩主张利息已经提前扣除的,且出借人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存在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的,比如债权凭证载明的大部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而其余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人民法院应该要求出借人补强证据,以排除合理怀疑。如果出借人不能证明与债权凭证载明数额的差额以现金交付事实的,应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对于民间借贷案件中本金是否扣除利息的事实认定比较复杂。要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从本证和反证角度相互比较,确立高度盖然性原则。本证是诉讼证明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证明活动,比如出借人主张债权凭证载明金额即为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并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收据等证据,反证即为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出借人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利息已经提前扣除、实际收到借款数额与债权凭证载明金额并非一致。本证证明活动目的在于使法官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形成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应当满足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即法定的证明标准,而反证的证明活动,目的在于动摇法官对于本证所形成的内心确信,使其达不到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对于反证而言,其证明程度要求比本证要低,只需使待证事实限于真伪不明即可。法官无权拒绝裁判。在出借人主张债权凭证载明金额即为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借款人主张利息提前扣除债权凭证载明金额与实际收到金额不一致,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时,应该按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之规定,根据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进行确定。观点二:明确利息性质,避免变相提前扣除利息行为的合法化。案例:2011年12月26日,杨某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乙方(借款人)金兰公司,丙方(担保人)李某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杨某出借1500万元给金兰公司作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5日至2012年7月6日,月利率为2%,利息总额为180万元,如乙方不按期归还借款,逾期还款利率按4%计算违约金。丙方作为保证人,为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1月17日,杨某向金兰公司转账支付1500万元。2012年1月18日,金兰公司支付给杨某现金180万元。借款到期后,金兰公司没有及时付款,杨某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金兰公司归还借款150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金兰公司抗辩称本金应按照1320万元计算。从案涉《借款合同书》约定来看,借款期限为2012年1月15日至2012年7月6日,月利率为2%,利息总额为180万元。借款人在次日将180万元利息归还出借人,本案是否存在利息预先扣除情形、出借人要求归还本息是按照1500万元计算本金还是1320万元计算本金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双方在《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利息为180万元,但并未约定利息支付的时间,因此,债务人可以随时支付利息,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支付利息,这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体现,金兰公司支付了180万元,虽与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利息基本一致。法律并未禁止提前偿付利息,法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是指交付本金时预先扣除利息。本案借款人以实际偿还行为对向出借人支付利息的时间形成了合意。这种合意应当优先于法律的规定和法律精神的推理。因此,应当按照出借人主张的1500万元计算本息。我们认为,此种行为尽管并非通常出借款项时直接扣除利息后交付本金的行为,但结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利息性质等分析,应该予以否定性评价。首先,就利息性质而言,利息是按约定利率计算的孳息,是借款人完全支配和使用借款本金所承担的成本,是借款人使用该借款本金所创造经济效益一部分利润转移给出借人。如果事先从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无疑使借款人利用本金创造经济效益的资金条件受到限制,这对于借款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借款,借款人的主要义务是偿还所借款项并支付利息。就本案而言,虽然当事人对于返还借款期限没有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205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所以,本案中,当事人完全可以就返还利息时间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应该根据法律规定,交易方式、交易惯例进行确定。当事人借款目的是为了取得利益,包括借款的期限利益,如果次日即偿还借款,无疑剥夺了借款人对于部分借款本金的期限利益。本案情形虽然并不属于出借人预先扣除利息后交付本金,并非典型的“本金中扣除利息”的行为,但对于此种行为的认可,无疑是当事人可以借此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纵容。所以,对于此种行为,结合法律规定、利息性质分析,应该予以否定性评价。(摘自《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者:杜万华、杨临萍、韩延斌、王林清、于蒙,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5年第9期)【参考案例】1.“砍头息”不得计入借款本金——陈某花诉黄某锭、黄某坤、厦门市金穗园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例要旨: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案号:[2013]厦民终字第2298号。摘自《民间借贷:司法实践及法律重述》,作者:陈国猛,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2.出借人不得将利息在本金中预先扣除,为从本金中预先扣除部分放贷收益而让借款人出具的现金收条,法院不予认可——浙江金佑担保有限公司与浙江格瑞特服饰有限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上诉案案例要旨:出借人不得将利息在本金中预先扣除,为从本金中预先扣除部分放贷收益而让借款人出具的现金收条,法院不予认可。(案号:[2011]浙商外终字第78号,摘自《民间借贷法律政策案例适用指南》,作者:田朗亮,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3.贷款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的,经公证的典当借款合同将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李某与某典当公司借款典当合同纠纷案案例要旨:典当借款合同虽然经过公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贷款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的,法院将裁定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摘自《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指引与实务解答》,作者:张家麟,法律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法律依据】1.《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25.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的,应当按实际出借款数计息。以上资料供题主参考。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法信” 公号(ID:Legal_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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