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做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坚持正确导向,发挥引领作用。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明确政府主导,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与文化、体育事业单位改革相衔接,坚持与完善文化、体育管理体制相衔接,制定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套、操作性强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和管理规范。
培育市场主体,丰富服务供给。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与培育社会化公共文化服务力量相结合,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立足群众需求,创新购买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需求为目标,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不断创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建立“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规范管理程序,注重服务实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机制,规范购买流程,稳步有序开展工作。坚持风险和责任对等原则,规范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关系,严格价格管理。加强绩效管理,完善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⑵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具体指什么
具体指:好公益性与经营性、均衡化与个性化、普遍服务与提高效率三对关系。
1、处理好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决定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而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2、处理好均衡化与个性化的关系。公共文化服务着眼于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文化需求,应在区域空间、社群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之间尽可能实现均衡的文化资源配置,尽力做到公平公正。
3、处理好普遍服务与提高效率的关系。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用PPP模式,是要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下简称“PPP模式”)推广应用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转变。
(2)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扩展阅读
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前,亟须澄清模糊认识、克服不良倾向,引导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健康发展。
在PPP模式的实际运行中,受经济利益驱动,社会资本往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缺乏足够重视,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营利化倾向。如何处理好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保证公益性的主体地位,约束社会资本过度的营利行为,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主要应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城市地区。这些地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个性化需求较强,但在个别领域出现了个性化文化服务规模盲目扩张、布局失衡的现象。
从实施情况看,一些社会资本没有处理好公共服务与提高效率的关系,为提高自身效率随意缩减服务项目和服务人群范围,导致服务质量不同程度地下降
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有哪些
一般来说,前者是政府,政府的相关文化职能部门。后者是文化企业单位。
⑷ 细看公共文化服务新政对百姓作出哪些承诺
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性的制度设计,这份意见就像一张扎实的文化民生“施工图”:任务明确,标准具体,进度明晰。按“图”索骥,我们来看看公共文化服务新政对老百姓作出了哪些承诺。
百姓基本文化权益新政“兜底”
对百姓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观看演出、参加文体活动和免费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文化权益,政府明确了保障底线。
作为意见附件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以表格的形式,一目了然:“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服务,其中每年国产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两年)比例不少于1/3”“县级以上设立公共体育场”“为每个县配备用于图书借阅、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服务的流动文化车”……
标准是政府划定的保障底线,重点是“兜”住百姓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梳理出标准的三个特点:一是“提低”,充分体现对现有公共文化基础薄弱、设施简陋、资源匮乏、投入不足地区的有效提升。二是动态平衡,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取各级政府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中准线”,力求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付能力之间持续保持动态平衡。三是“不降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应略高于国家标准,向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富有当地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农民工留守家庭
显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命题的提出,就是因为目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并不均等。但改善文化民生、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和特殊群体文化生活质量,又不能搞“一刀切”。
由是,意见提出,要明确老少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口,实行精准扶贫,并将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作为重点对象。
“关注这部分群体的文化需求,不仅仅是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兼政府研究所副所长杨永恒表示。
免费+优惠:鼓励降低商演和电影票价
“免费”是意见中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博物馆(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免费之外,还要“优惠”。标准特别规定“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文化遗产日免费参观”。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之外的文化服务项目,意见鼓励以“优惠”价格提供,比如完善公益性演出补贴制度、支持艺术表演团体提供公益性演出,鼓励在商业性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低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
巫志南认为,“免费+优惠”大大拓展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空间,也会培育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
政府为群众公共文化服务“买单”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在标准中就提出要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为农村乡镇每年送戏曲等文艺演出。
“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缓解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提高效能。”杨永恒如是解读。
目前,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和指导性目录,已正式上报中央。
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
此次意见提出,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巫志南认为,这是将“选择权”交给群众十分重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广泛征询人民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菜单”涵盖范围,在“菜”的来源上真正体现群众的主导性和主体性。
工、青、妇、科等拥有大量公共文化资源的领域,也被纳入视野,意见提出,“推动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让数字文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
目前,互联网渗透融合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全过程已是不争事实。如巫志南所说,主动积极应用网络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高服务效能是明智之举,也是加快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路径:统筹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建设、数字农家书屋等项目,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鼓励各地整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化产品;加强推进数字文化资源在智能社区中的应用,实现“一站式”服务。
乡镇文化站编制至少1人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心在基层,乡镇文化站是基层“枢纽”。但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化专干不专、没编制待遇低,有的文化站工作人员长期被抽调搞乡镇中心工作,文化站被迫常年关门,以至于出现“空气站、牌子站、无人站”的怪现象。
显然,“人”的问题是个突出问题。意见和标准明确,落实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编制配备不少于1至2名,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
“效能”成考评领导干部政绩内容
一些地方缺乏文化自觉,“重经济、轻文化”,单纯追求gdp增长,对文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意见的这条规定,就是要扭转党政干部的文化政绩观:以效能为导向,制定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考评制度,考评结果作为确定预算、收入分配与责任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期待各地结合各自实际,也扎扎实实地制定出详尽的施工细则,把这份普惠文化民生的改革新政以工程进度台账的形式得以实现。
⑸ 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
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有效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广阔空间,切实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效路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这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减轻政府压力,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率;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社会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激发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创造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各级政府保障责任和义务的标准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方式,激发文化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方面有许多立足实际、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宝贵经验。今后,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健全政策措施,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扶持;营造平等准入的发展环境,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加强宣传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舆论氛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要把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格局,全面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活力和发展动力。
⑹ 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哪些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文化场所提供的文化服务。
⑺ 什么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它包括哪些内容,望各位研究生大佬指教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可以做一篇大文章啊,这个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你是想写这篇文章还是只做一个了解。如果想写的话,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⑻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缺什么
由于文化服务人员数量短缺、质量较低,这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作用没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版。基层文化人才紧缺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
现在一些送戏下乡、农村电影放映、农村图书室等效果欠佳,主要是因为“农味”不足、供需脱节、不接地气,导致“一边是广场舞、麻将场热热闹闹,一边是图书屋、文化馆冷冷清清”的尴尬场景。许多乡镇文化站只有一名站长且身兼数职,成了徒有虚名的“打杂工”。
建议组建一支扎根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真正把文化服务落实到基层。各级政府要解决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许多传统文化项目因无人传承而消失,一些非遗项目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以戏曲为例,我国各地方、各民族戏曲剧种50多年来消失了101个,现存仅267个,其中有一半仅有业余演出,60多个剧种没有任何音像资料保存。2014年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的剧种179个,其中一半以上仅存资料,没有剧团演出。
⑼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与非公共文化需求的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公共财政的有力支持,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同样要清醒看到的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托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框架,多年来形成的、覆盖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在这个体制框架中难于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随着政府职能转换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稳步推进,重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工作已经开始实施,新形势下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不单是一个大力加强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整体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问题。因此,正视并分析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有必要的。
首先,公共文化需求表达不足,表达机制不健全。
在世界各国,公共需求表达都是一个难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政治和长官意志决定。改革开放多年以后,这种思维模式还有很深的影响。存在领导人拍脑袋替公众决定他们有什么“公共”文化需求的情况,结果提供了一些不受欢迎的产品。例如一些脱离群众的奖项,往往按照领导的好恶评出“叫好不叫座”的文化产品。而这些产品评奖结束就直接进入仓库,既浪费了公共资源,又损害了公共文化服务应有的信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需求,公共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需求。区别在于前者表现为“私人”需求,后者表现为“公共”需求。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最终出资购买者都是公众,都必须体现他们的意愿。因此公共产品的选择必须经过一个公共决策程序。这一程序包括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意见搜集和社会评估等环节。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会发现,我国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这些环节上的制度设计相当薄弱,有的关键环节仍付阙如。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首先就要尊重他们文化需求的表达权和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因此这些环节的完善势在必行。
其次,与财政和基建投资规模增长相比,公共文化总体投入规模过小,与人民群众增长着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2005年,全国财政投入达到495.22亿元。但中央和地方文化事业费投入在各自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仍然较低。中央财政2005年的文化事业费只占其整个支出的0.39%;而1985年这个比例是0.52%,1995年是0.49%。同样,2004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37.12亿元是历史最高值。但即便如此它在国家基建投资总额中只占0.09%。事实上,“九五”以后,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超过0.2%,而此前的八个五年计划中,这个比例都在0.2%以上(三年调整期间除外),多的时候达到过0.75%(“六五”时期)或0.60%(1985年)。这就是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例不升反降。在这个全球竞争的时代里,我们公民的文化素质迫切需要提高,但在文化方面的投入跟不上,例如能惠及全民、既是文化又是教育的基础建设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严重不足。
囿于现行的财政体制,投入不足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区域和城乡差别上。统计显示,2005年,广东省的文化事业财政拨款达12.8亿,居全国第一;江苏省超过11亿,比头年一下增加2.4亿。而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居于末位,拨款不过亿。有调查表明,“四川省2003年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总额只占全省文化财政补助收入的29.9%;城市文化投入则高达70.1%”;“四川省仍有5个县没有文化馆,69个县没有图书馆,1500个乡镇没有文化机构” 。这样的财政投入机制显然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增长的要求不适应。
第三,与投入规模相比,投入方式的问题主要是:公共文化财政依循传统投入方式,使得有限的财政资金不能发挥最大效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文化事业单位规模很小,财政支出规模有限,因此行政支配方式曾经有效。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为了适应财政分权的体制状况,多方调动积极性,各个系统的政府部门(条条),以及各个地方政府(块块),都成了公共文化机构资金资助的重要来源。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公共财政基本确立,经济建设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仍然按照传统行政管制的“条条”、“块块”模式发展公共文化,无疑将导致种种弊病。
比如说,分系统和过分依赖地方的投入模式使得资金投入分散化,既容易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重复建设,也导致不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目前着力推动的几大公共文化工程就是分属不同部门推动的,其中颇多相互重叠之处,通盘考虑公共文化建设效率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又比如,不管在“条条”还是在“块块”中,行政化的资金拨付和使用方式,使得公共文化财政资金的使用决策和监管都集中在系统内,甚至集中于主要领导。这种方式缺少公众意见和专家系统作支持,缺少决策的科学性,往往成为问题工程。一些地方领导贪大求洋,不考虑公共文化需求的程度,热衷于搞超豪华的“首长工程”,结果公共文化设施建起后却没有足够的内容供给,连场馆的日常维护费用都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在工程建设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又“甩包袱”,将这些场馆委托给某些商业机构运营,改变了它们的公共文化服务用途,结果是使其承担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大打折扣,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至于“问责”与“评估”,就更难实现。在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开始的情况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更像是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回潮。显然,投入能力增强后,投入方式和使用效率是需要更多考虑和设计的问题。
第四,行政管制型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垄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既使有效财政投入不足,又限制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一般地说,与公共需求相比,公共财政永远是紧缺的,因此公共投入永远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制型的体制弊病更大。它既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又垄断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和民间财富的增加,社会及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兴办非营利文化机构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而现在民间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兴办需要文化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双重审批,批准后,只能以“民办非企业机构”的名称登记。这个名称只说明了该机构不是什么性质,而没有对其性质进行正面界定。这表明,对于“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还持有较强的疑虑,亟需更务实地对非营利组织的基本体制及监管方式进行研究。这将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充分发展有较大影响。一般说,公共品的非市场提供方式总是不如市场有效,而垄断会使问题雪上加霜。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公民的文化需求能通过自主活动解决的就不用政府干预;能通过市场予以满足、能由民间组织提供的也鼓励民间力量先做;最后才是政府出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述问题说明,我国链条整齐、功能卓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未完整打造成型。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个系统或体系,有必要进行充分的制度设计和稳妥坚定的改革,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更为有效,国家文化机构的内部管理更加规范,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极大丰富。
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需要大力发展
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严重滞后、国民阅读率下降已受到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少、规模小,发展面临窘境。
有资料显示:至1998年底,我国共有2731个公共图书馆,其中区县级图书馆2301个,还有250个县没有建立公共图书馆。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全国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数58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47%;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3.4亿册,人均拥有0.27册,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仅为0.4次,而联合国20世纪70年代公布的公共图书馆拥有量标准为:3万人/座。近年来我国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总量偏少,比例偏低,致使许多应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图书馆馆未能落实到位。“六五”期间提出的“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由于日常事业经费偏少,有些省级图书馆由于经费不足,近年来只好实行“砍外文保中文”、“砍图书保期刊”等政策。甚至于有600多个公共图书馆全年无一分购书经费,没买一册图书。(
⑽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哪些内容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内做好政府向社会容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国新表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全新的改革性工作,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各级政府有正确的认识、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还需要有一批形态多样、结构合理、能力专业、治理规范的承接主体,其中就包括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文化类社会组织在文化治理体系中可以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是政府以社会化机制和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