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三大创造

⑴ 中国历史三大改造:农民为什么心甘情愿把土地让给国家

根本原因是农民分到了土地。
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我党打专下江山后立即实施土地属改革，把地主老财们的土地都给没收了，分配给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根本上获得了农民阶级的支持。
三大改造时，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生产资料分散的农民无法独立进行有效的农业生产，所以农民客观上也需要集体劳动的形式。
综上所述，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既是对党的领导的信任，也是由于现实生产力过于低下，客观上需要走集体经济。

⑵ 使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的历史事件 A新中国成立B三大改造C大跃进发展D土地改革完成

选D。

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回翻身作了主人，从答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⑶ 中国对三大政策黄箱、蓝箱和绿箱的实施情况是怎样及政策建议有哪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简称中央2004年“1号文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突出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为解决我国长期形成的“三农”问题

提供了政策和制度的保障。

笔者在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认为其中对农民实施粮食直补，也就是推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是对农民增收最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但仅就粮食直补，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做法，有倾向于价格补贴的，有对种粮大户进行补贴的，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包括目前我区正在实施补贴的做法，均有较大的缺陷。本文最后将专门对我区粮食直补政策进行述评。笔者目前比较推崇安徽、吉林等省的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并据此形成如下观点：即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应与农村税费改革相衔接，应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相配套，应与我国加入WTO的形势相适应。总之，通过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应实现上述三大政策目标。现分述如下：

一、它应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继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农村推行的第三次重大改革。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解决了“耕有其田”的问题，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夙愿。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耕者有其权”的问题，亿万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和挖掘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创潜力。现时的农村税费改革，则要实现农民“耕者有其利”的政策目标，通过“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的税费制度。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据此认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完成”，那就大错特错了。虽说“减负就是增收”，但这仅是现行改法的政策措施，最大的意义还仅是体现在规范农村的税费制度上。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廉、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自然环境和耕作条件恶化，加上税改所定农业税较之改革前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农民难以实现“有其利”的目标，只是过渡期确保农村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政策需求。真正要使农民增加收入，减负之外，再施以补贴、支持等方面的措施，这才是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治本之举。农村税费改革是全方位的，它涉及的对象是农村中的所有农户，因此，粮食补贴方式改革也应针对所有农户。这才称得上是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普惠措施。具体地讲，就是应将改革的着落点定位在农民的计税土地和计税常产上，使之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前期的并税改制工作有效地衔接起来，并完全将其视为农村税费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当然，除此之外，农村税费改革还包括通过政府的机构改革，调整教育布局等措施以保证农民负担不再反弹；通过弥补以往政府在农村中公共服务项目的缺失，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政府支持力度，“让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的农村地区”来改变农村中各项事业的落后面貌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

二、它应同时将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为配套的政策措施。中央“1号文件”中有关“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面的叙述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有关部门要抓紧清理和修改不利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法规。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步伐，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完善粮食现货和期货市场，严禁地区封锁，搞好产销区协作，优化储备布局，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当前，粮食主产区要注意发挥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其它地区也要对本省（区、市）粮食主产县（市）的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要本着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原则，制定便于操作和监督的实施办法，确保补贴资金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粮食补贴方试改革的政策要求，一是把政府的补贴由原来补给粮食企业变为直接补给农民，由补贴流通环节变成补贴生产环节。二是通过配套改革，搞活粮食流通体制，进行粮食企业改革。过去，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环节以“保护价”的方式间接补贴农民的做法，其实并未使农民受益，反而为政府增加了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此其一。其二，多年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难以走向市场。“价格国家定，资金银行贷，储备财政补，亏损给挂账”，这种“安逸”的经营环境造成了国有企业只负责执行政策，不负责企业效益，只负责收购，不负责销售，只负责储粮，不负责盈亏，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争收购、争库存和争补贴上，积重难返，“粮食大锅饭”使得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逐渐形成了“三老、三多、三旧”的通病。“三老”即人老、粮老、账老；“三多”即亏损多、不良资产多、机构人员多；“三旧”即思想观念陈旧、经营机制陈旧、管理模式陈旧。粮食流通企业同时拥有部分政府职能，成了臃肿的官僚机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触及的计划经济航母，对其进行改革已不能再拖延！

有鉴于此，实施粮食直补，同时对粮食流通企业体制改革作为其中的配套改革措施，无从时间上、机遇上还是操作上，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安徽、吉林等省此前实施的直补改革，都是从改革补贴方式作为基本着眼点，并且是在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提出了“一取消、两放开、一锁定、一调整”的具体改革内容，也就是取消按保护价收购余粮的政策；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销售市场；锁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老库存、老挂帐；把对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调整为直接补贴给农民。在具体实施上，采取与农村税费改革时所定的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土地面积相关的各种实施方案，以致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税费改革的成功经验为直补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粮食直补又进一步保证了税费改革的成果。可以说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时，区外的粮食直补改革很多都没有限定补贴品种，规定，农民只要种地，不管是种粮食还是种经济作物，都能拿到补贴。

三、它同时还应是我国对农产品补贴的开始。我国加入WTO已三年，是到了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等方面启动国内支持措施的时候了。WTO《农业协议》把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划分为三类：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绿箱政策，是对生产和贸易没有扭曲影响或影响很小，不受限制或免于削减义务的支持政策。它以政府提供一般性服务、农业安全和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具体包含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检验检测、营销和促销、基础设施等服务措施，对生产者退休计划和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补助，以及对结构调整提供的投资补贴、环境保护补助，地区性援助等措施。黄箱政策，是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影响，需要限制或削减的支持政策。蓝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的特例，是免于削减义务的国内支持政策。

黄箱政策以补贴和价格支持为主，对国内农产品生产的支持作用很大，这也就意味着对与国外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具体是，黄箱政策对农产品价格实行补贴，对农产品给予营销贷款；按产品种植面积对生产或个人给予补贴；按畜禽数量对生产或个人给予补贴；对农民使用种子、肥料、农药、灌溉等投入给予补贴等等。这些措施对促进生产、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其作用比绿箱政策更为直接。因此，研究如何用好、用足黄箱支持政策是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任务。

很显然，对农民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是我国对黄箱支持政策的启动，但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同时认识到：

（一）目前补贴项目仅为粮食，今后的补贴还将扩展到农业产出的方方面面。

（二）目前补贴总量很小，未来仍有较大的补贴空间，即所谓先动存量（粮食风险基金），后动增量。

（三）体现在我国农业政策上，一方面是征收农业税的阶段性、暂时性；另一方面是补贴的长期性，是未来的主题。

（四）补贴将受到限制和削减，应增强补贴紧迫性的认识。

在黄箱政策中，WTO要求各成员方按综合支持总量（AMS）占农业总产量（或产品产值）的一定比例来削减黄箱支持水平。《农业协议》中规定：对某一具体农产品（或所有农产品）的支持，其综合支持总量不能超过该产品生产总值（或农业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我国入世所作的承诺为8.5%，即对农业或某一具体农产品的支持只能在当年农业生产总值（或某一产品产值）的8.5%以内。另外，根据《农业协议》规定，综合支持总量必须以1986—1988年三年的平均水平为基础，自1995年开始，发达国家在6年内逐步削减20%，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逐步削减13%。由于我国刚加入WTO，我国国内支持基期时间为1996—1998年。我国农业补贴在1996——1998年的基期内，直接补贴是没有的，间接补贴的总额也很小，约为300亿元（粮食风险基金），而且并没有真正补到农民手中并对农民征收农业税，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农业真的很危险，最惨可至全行业崩溃破产。而如按1996—199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水平（20,400亿元左右）计算，我国每年对农产品补贴的水平就可达到1734亿元，即目前每年最少有1400多亿元的补贴空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逐步削减。而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能力补贴农民，这其实是个认识误区。财政有一个总量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分配问题，何况近年国家财政增收很快。现在，真正认识到我国补贴农产品必要性的有识之士，认为国家每年就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实施补贴都是值得的。可见，这实在的一个认识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当局者们，更需要具备这种补贴的认识。

而我区的粮食直补政策，明显存在很多缺陷。首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财政厅等部门《关于对部分粮食主产县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与储备粮订单收购挂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04〕50号，以下简称《通知》），就将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与储备粮订单收购挂钩。显然，它是在维持当前我国的三级储备制的前提下实施的“改革”。其次《通知》说，“工商部门负责加强粮食市场管理”，说明并没有做到“两放开”。第三，《通知》规定与直补挂钩的粮食品种为“农民当年自己种植的早籼稻谷（扣除农民自己用的口粮）”，既限品种又限数量，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改革”的意味。第四，《通知》还说，“种粮农民凭签订的储备粮订单收购合同销售粮食，享受补贴；没有签订订单合同销售的粮食不能享受补贴”。这一方面说明它不是真正要补贴农民，让农民增收和还利于农民；另一方面体现出它的政策主旨是确保国家粮库能收到粮，那么，补贴就仅仅是对收粮的一种激励措施，是次要的。由此，笔者认为，它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和漏洞：

(一)它没有将对粮食流通企业的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配套改革措施是最大的缺陷。这将错失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良机。

(二)它本身并非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或直补农民。在原有体制不变，“保护价”政策不变、补贴主体及手段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补贴充其量属于对农民交售余粮的奖励。

(三)政策规定补贴的对象是农民交售的当年生产的早籼稻谷，而不是对所有农民进行补贴，就算成功地执行了这套政策，也极有可能在农村中制造贫富分化。

(四)政策规定给予粮食流通企业很多主导权，反而巩固了粮食流通企业的官商及官僚机构的地位。

(五)这种直补曲解了国家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精神，认为国家粮库有粮就“安全”了，而忽视了“天下足，仓廪实”的道理。

(六)这种直补完全与农村税费改革脱节，与税改无关。

(七)这种直补在操作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容易出问题，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部门利益甚至个体利益将有可能扭转政策导向。按政策很容易看得出是为了国家能收到粮，多收粮，但在不正当利益的驱使下，就可能出现主观上以苛刻的条件让农民售粮不成，然后收合同，搞操作，“完成”收购任务，窃取补贴款。

为此，笔者对今后补贴农业、农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 明确补贴的重点，把补贴放在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产品贸易上，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强农产品贸易的竞争能力，让广大农民尽快增收致富。

第二， 尽快扩大补贴范围和增加补贴额度，按照“先动存量，后动增量”的要求，首先应把存量中的粮食风险基金用足；然后通过调整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使农村能获得较多的财政资金，加速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

第三， 要利用WTO“绿箱”政策，对农业资源和环境进行保护。

第四， 要学习利用技术壁垒保护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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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我国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一、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相对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相对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实现农业现代化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从国内看，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不高，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在给现代农业发展带来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十八大提出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在这四化发展中，农业是短腿。改革开放35年，我们的工业化走过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史。全世界最重要的500种工业产品，中国有220多种在世界位居第一，2012年世界粗钢产量不到14亿吨，中国生产了7.2亿吨，铝合金、水泥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世界产量的50%以上。

从城镇化来看，我们的城市建设特别是硬件建设方面不输于发达国家，信息化方面基本和发达国家同时起步，但农业现代化，我们不仅没有用三十多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史，甚至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相对于二三产业，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2012年，一个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大约是2万元，工业是10万元，第三产业是8.4万元，也就是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的1/5、第三产业的1/4。

因此，十八大报告对四化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到2020年工业化是目标实现，城镇化是质量提升，信息化水平是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是成效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要跟上其他三化的发展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对这个形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2、如何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的过程中，13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围绕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有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区域平衡、进出口平衡等多个平衡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仍然是总量平衡。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既面临人口增长带来的绝对需求，也同时面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成长性需求。1978年，我国人均GDP是190美元，2012年是6195美元，在190美元的阶段，大家的要求是吃饱，在6195美元的阶段，我们不仅要求吃饱，还要求吃好，吃的安全，这对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2.6亿农民工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个转变性需求也是巨大的。此外，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等间接需求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保障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要有战略考虑。

3、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权益。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之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全会《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提出了很多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合理的保障，要赋予更多的财产权利，比如土地权利，过去主要是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益，可不可以进一步丰富处分权，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深化。

从国际看，全球一体化发展使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当前，全球农业产业分工深入发展，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给我国农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1、如何提升农业的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

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农产品进口规模增加、品种增多，农业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竞争力有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之分，从资源的层面讲，我们的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缺乏像美国这样的绝对竞争力，但是我们的畜产品、水产品仍然具有相对竞争力，特别是和日本、韩国等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回旋余地还很大。新阶段，需要更多地从全球范围思考我国农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定位。

2、如何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适度进口是有必要的，关键是把握一个度，哪些是必须确保自给的，哪些可以通过适度进口来缓解供给不足压力。目前，我国大豆进口已经达到5838万吨，棉花540万吨，大约占国内需求的80%和50%，在进口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三大主粮的基本自给，大豆、棉花可以适当进口一些。

3、不仅要关注农产品进口，还要关注农业怎么“走出去”，要研究农业“走出去”的政策定位问题。

比如，对南美国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重点农产品的进口保障问题，对东盟国家主要是农产品的互利互惠，对非洲国家可能主要是技术援助和扶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消除中国粮食威胁论的必然选择。对日韩等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农产品出口创汇的问题。

二、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任务。

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竞争力不足的现实背景，要求我们“做大”、“做强”和“做长”我国现代农业。“做大”即是针对我国农产品总量失衡、结构性短缺的状况，要求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千方百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产品供给总量，解决好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强”即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市场，发挥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提升不同区域农业的相对竞争力和绝对竞争力；“做长”即农业重要产业、重要产品，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如何生命力长久、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标准化、品牌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围绕这三个目标，现代农业有三大任务：

1、确保13亿人的吃饭问题，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2、增加农民的收入。

2012年，农民收入四大来源中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44.6%，农业仍然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在吉林等粮食主产区，家庭经营性收入可能占到农民收入的60%以上，在陕西苹果产区、新疆棉花产区可能要占到60-80%。只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推动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才能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3、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过去发展现代农业，主要是关注供给和增收，现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去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文明应该做正面贡献而不是负面贡献，这应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三大任务。

三、建设现代农业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实现现代农业建设的三大任务，既要靠发展，也要靠改革。从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价格和补贴是对农民影响最大的政策，价格对农民收入和农产品总量供给具有直接的拉动效应，要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政策效应。从改革的角度看，在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引领下，怎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把握五个大的方面。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在稳定家庭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实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机制。在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背景下，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这有利于推动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受资源条件制约，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但是与日本韩国相比，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总体上看，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有利于提高科技应用水平，也有利于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实现规模的适度，使得土地产出效率可以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2、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从组织属性来讲，把新的经营主体归纳为四类，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都可以算作家庭经营的范畴，土地合作、股份合作、流通合作、产销合作等各类合作，都可以算作合作经营的范畴，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其它工商资本等属于企业经营的范畴。

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商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有效载体，应加以扶持，促使其发展壮大。此外，小规模分散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要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专业化服务，以此来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的问题，解决关键农时、关键环节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老人农业的问题。

3、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当下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原以为这个问题更多出现在人少地多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但现在看更多是出现在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日本是典型代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现在我们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显。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

过去，我们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土地要承载大量农业人口，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开放打开了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通道，在人均农业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外出务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在本地务农的收入，因此越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越多、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现在看，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都面临这一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就是说，要培养一大批新型的职业化农民。

一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提供免费职业化教育、扩大在业培训、提供创业贷款等方式，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青年人；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职业化农民的培养，实现农业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将来的职业化农民，应该是进入有门槛、收入有保障、经营有效益、职业有尊严的群体，这对于我们农科院校的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4、推进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金融保险支持。在农村金融方面，我们围绕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对金融信贷部门在货币、财税、补贴、监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政策力度还不够，覆盖面非常有限，对金融信贷部门吸引力还不强。

在农业保险方面，目前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保险品种只有15个，种植业的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天然橡胶、森林、青稞，畜牧业的包括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藏系羊、牦牛。

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高达200多个。我们一些区域性重要品种如陕西的苹果、南方地区的茶叶、大城市的蔬菜生产，都没有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下一步应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同时，积极探索创新农业保险的体制机制，目前农业保险的保额太低，只能勉强覆盖生产的物化成本，连劳动力成本都不够支付，应进一步丰富农业保险产品，适当提高保额，让农民选择是保成本还是保收益。总之，要有多种选择。

5、强化试点试验。

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重视基层的创造。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通过局部的试点试验，为全面改革创新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一直是我们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各地还有很大的探索试验空间。

⑸ 农民没有养老金，没有生活来源，中国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中的城乡差别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农民虽然没有养老金，但是农民有土地可以耕作。农民的土地就是他们版的生命线权，而且国家还实施了新农合给农民提供医疗方面的保障。我国人口众多，逐渐在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需要一个过程。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令你满意。

⑹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啊

国父孙中山先生有五大伟绩：

1、手创民国，推翻帝制，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2、创立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提供了指导和纲领。

3、设计三步走战略，建立黄埔军校，推动北伐统一中国。

4、为恢复中国海关主权和盐税主权作出斗争，使列强的炮舰政策在中国第一次失败。

5、其经济思想和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借鉴。

(6)中国农民三大创造扩展阅读：

1、孙中山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就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曾经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试图推动清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实现“自强”。结果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改良的希望化为泡影。无奈，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改良道路，走上了革命之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2、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赶走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长河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场最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