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创造奇迹甄中海

⑴ 韦伯理性官僚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五、几点评价

韦伯科层制理论对西方政治学影响深远。他的关于“合理性”、“合法化”等范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公理。他认为，对韦伯科层理论的积极意义的探讨似乎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韦伯建立了对科层制的全新的学理分析模式。他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全方位地、动态地讨论这一问题，使得科层理论在较多的向度上展开，表现出他的这一理论的确呈现了深入厚重而又富于延展性的特点。他的关于合理性和合法化等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的无意识认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其应该提到的是，他不仅就科层这一社会的子层面作了条分缕析的议论，而且注意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也同时部分地暗暗契合了后来人们从系统论和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追究科层主义的风气。

其次，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学理追踪最终指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拷问。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的价值扭曲及其现实运作中人性的泯灭。尽管韦伯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工具理性表示了赞赏，但也只是就科学对神学的胜利这一层面而言的，因而看起来就只具有个案的、实证论的意义。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异化带来社会的全面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而韦伯则通过合理性范畴同样针贬了资本主义。

尽管韦伯关于科层理论的合理分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其中亦包藏了不少在一些情况下连韦伯本人也甚感困窘的漏洞，并突出表现在他对工具理性的提升和对技术主义的改造问题上。具体来说：

首先，韦伯对社会系统合法性的研究建立在纯粹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试图刻意避免对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他认为统治系统的确立与存在以合法性为基础，而一个系统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众的“同意”为理由，公众的“同意”又反过来表露了统治的合法性。这样，韦伯就在逻辑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方互证的陷井：每一方的存在竟然成为对方存在的唯一理由。这就使合法性理论堕入了二者死循环的封闭的怪圈。倘若对系统的存在与合法性的社会前提作进一步的追问，那么所有理论释读都将会不甚了了。

其次，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同样也是一个二难推理。韦伯坚持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似乎在现代社会在总量上是确定的，一方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缩。那么如何在一个总量衡定的结构里在调整中实现平衡同时又不致贬抑任何一方的必要性意义，就终于成为使包括韦伯在内的所有人进退维谷的难题。

再次，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是把暴力理论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公众对统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机制问题。在社会同意的过程中，无不隐藏着包括暴力在内的国家编制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调整，应有业已技术主义的国家怪物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中的潜在投射。

复次，以强化民族国家为方案来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癖，既反映了韦伯对官僚主义全能化的深刻而急追的忧虑，同时也说明了他在解决方法上的欠缺。在他所描绘的民族国家图景中，国家将完全包融社会与个人，以国家利益为唯一目的，这种国家的发展结果必然最终走向强权政治。

最后，韦伯为了补缀上一点的不足，在社会科层中设计出了具有强烈的“卡里斯马”倾向的各类精英们。他们富有个性和创造力，信仰坚定，目标明确，责任感强烈，然而如何才能调适他们的?

⑵ 传统的科层组织有哪些弊病

理性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⑶ 名词解释 官僚制

官僚制（bureaucracy） 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⑷ 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特点

君主专制制度：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宗教祭祀与军事征伐是君主专制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中国的“王”字，有两种解释。一是董仲舒的看法，参通天地为王；二是甲骨文中的“王”，为斧的象征，故而历史传说中的周公“负斧依南向而立”。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

1、经济基础稳固：经济基础主要在于两点：土地国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2、皇帝总揽天下大权，包括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的权力，同时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

3、皇帝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官僚制度的趋向是皇帝任用亲信随从以取代和驾空庞大的官僚机构。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正常的决策行政系统。针对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办事机构，常采取两种方法以制约其行政职能：一是架空，二是分权。因此，秦汉时代建立的丞相，魏晋时代就被尚书取代；魏晋后期更是出现了中书省，取代了尚书；东晋时代出项了门下省，取代了中书省；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同样是内朝挑战外朝的例子。古代正常的行政决策制度，有朝议制度、谏议制度，而这些在内朝决策中荡然无存。

4、中央对人身控制严密：(1)最早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如“什伍组织”，把百姓编入什伍之中（管仲制定，以10家为一什，以5家为一伍，什有会长，伍有伍长，对基层进行控制，有上报制度、惩罚制度）；再如商鞅“连坐法”，把伍、什通过户籍办法编制起来，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一般来说，郡县长官为皇帝直接任命，郡县之下有乡（10亭为一乡）、亭（10里为一亭）、里（25家为一里）、什、伍等组织，它们管理人民、土地和赋税，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结果是使得平民失去流动的可能。

⑸ 韦伯的科层论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五.几点评价
韦伯科层制理论对西方政治学影响深远.他的关于[合理性".[合法化"等范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公理.他认为.对韦伯科层理论的积极意义的探讨似乎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韦伯建立了对科层制的全新的学理分析模式.他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全方位地.动态地讨论这一问题.使得科层理论在较多的向度上展开.表现出他的这一理论的确呈现了深入厚重而又富于延展性的特点.他的关于合理性和合法化等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的无意识认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其应该提到的是.他不仅就科层这一社会的子层面作了条分缕析的议论.而且注意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也同时部分地暗暗契合了后来人们从系统论和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追究科层主义的风气.
其次.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学理追踪最终指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拷问.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的价值扭曲及其现实运作中人性的泯灭.尽管韦伯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工具理性表示了赞赏.但也只是就科学对神学的胜利这一层面而言的.因而看起来就只具有个案的.实证论的意义.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异化带来社会的全面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而韦伯则通过合理性范畴同样针贬了资本主义.
尽管韦伯关于科层理论的合理分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其中亦包藏了不少在一些情况下连韦伯本人也甚感困窘的漏洞.并突出表现在他对工具理性的提升和对技术主义的改造问题上.具体来说:
首先.韦伯对社会系统合法性的研究建立在纯粹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试图刻意避免对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他认为统治系统的确立与存在以合法性为基础.而一个系统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众的[同意"为理由.公众的[同意"又反过来表露了统治的合法性.这样.韦伯就在逻辑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方互证的陷井:每一方的存在竟然成为对方存在的唯一理由.这就使合法性理论堕入了二者死循环的封闭的怪圈.倘若对系统的存在与合法性的社会前提作进一步的追问.那么所有理论释读都将会不甚了了.
其次.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同样也是一个二难推理.韦伯坚持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似乎在现代社会在总量上是确定的.一方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缩.那么如何在一个总量衡定的结构里在调整中实现平衡同时又不致贬抑任何一方的必要性意义.就终于成为使包括韦伯在内的所有人进退维谷的难题.
再次.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是把暴力理论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公众对统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机制问题.在社会同意的过程中.无不隐藏着包括暴力在内的国家编制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调整.应有业已技术主义的国家怪物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中的潜在投射.
复次.以强化民族国家为方案来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癖.既反映了韦伯对官僚主义全能化的深刻而急追的忧虑.同时也说明了他在解决方法上的欠缺.在他所描绘的民族国家图景中.国家将完全包融社会与个人.以国家利益为唯一目的.这种国家的发展结果必然最终走向强权政治.
最后.韦伯为了补缀上一点的不足.在社会科层中设计出了具有强烈的[卡里斯马"倾向的各类精英们.他们富有个性和创造力.信仰坚定.目标明确.责任感强烈.然而如何才能调适他们的?

⑹ 后官僚制的概念

后官僚制时代是一个新的组织时代，它意味着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周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组织内部，组织模型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在组织外部，新技术时代—特别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正在日益改变和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是：

第一，组织变迁越来越表现出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善治”已经成为判断模型好坏的基本标准 詹·库伊曼（J.Kooiman）指出，因为政治系统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管理和治理本身也应该是动态的、复杂的和多变的。〔7〕政府组织是实施管理与治理活动的主体，针对这种多样的、复杂的和动态的状态，仅以一种模型对应已经不可能。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实施管理与治理功能的组织更加多样化，公共部门的模型变迁并不完全依赖企业型政府范式，私营部门的情形变得更加不可琢磨，崛起的第三部门界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非政府与非营利的特点是人们不得不思考其究竟为什么而存在。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出现，究竟是为了调整国家的矛盾还是解决家庭的问题都不甚清楚。如果再把“公共部门—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国家—公民社会—家庭”两组概念对应起来分析，问题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假设公共部门是代表国家的利益而存在，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的利益为重，那么，私营部门和家庭的关系是否更加密切?

组织的多样性，组织利益的多元性，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与不稳定的结构使得模型的选择不再是唯一的，这种情况下，实现善治就成为模型选择的唯一的标准。“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8〕其有四个基本要素：(1)法治；(2)有效的行政管理；(3)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政治透明性。〔9〕人们往往以是否具有这四个基本要素为标准，就能够对组织模型进行必要的科学的选择。

第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出现，“开放性”成为组织的显著特征

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公共管理时代是科学管理的时代，也是服务于人本主义的时代。根据尼古拉斯·亨利的观点，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是组织具有开放性的显著特征。〔1〕[P.93-127.]曾经流传的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但我个人认为公共管理时期组织开放性的意义更加深远：(1)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2)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3)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工业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4)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企业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

第三、政治制度的规范与创新意识萌发，政府组织显示自己能力不再以是否对外国技术模仿、移植了多少为标准

政府发展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形象建设，对法律、制度、道德的追求远远超过其他，而把技术的创新交给企业与研究机构来完成。在整个“重塑政府”的运动中，政府依靠法律、制度、规范“掌舵”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服务”也是政府从自身发展中切实感到应该做的事情。许多国家并没有走相同的道路，制度创新更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英国、新西兰所走的道路与芬兰、丹麦不同，“用更具体的概念来进行总结，可以说威斯敏斯特国家采用的是‘最小化模式’(minimization model)。他们努力分解传统的公共服务机构，让国家提供最少的产品和服务，而最大限度地扩张私人领域的空间。相反，北欧国家更多采用的是‘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 model)，较少使用私有化方式。”〔10〕认可和创造某一模式始终与某一种政治制度的规范、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模式的选择正是制度规范的选择。

第四， 人事管理从公务员制度时代走向人力资源管理时代

就公共部门而言，“人”与“物”两者之间对“人”的研究始终是最重要方面，行政管理时期侧重人事制度的安排，即政治任命制度、公务员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弱势群体保护行动制度，而公共管理时期重在研究人事管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其中，寻求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方案成为人事管理的中心。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的认识之后，学者们把人事管理的传统功能扩展，提出了人事管理的“PADS”四项新功能，即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开发、纪律与惩戒等。〔11〕公共管理中更愿意把人看作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资源人”。[1]更愿意把人事问题看作一个动态的系统，发展的系统，一个与目标紧密相连的系统，从而使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研究都得到重视。

第五，“虚拟政府”、“e政府”、“数字政府”作为同义词出现，代表着在传统公共部门之外出现了“影子公共部门”，并有能力分担和改善传统的政府职能

互联网技术作为一个平台支撑着公共管理虚拟领域的存在，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或者第三部门，都可以借助这一平台扩展自己的服务功能。网络的普及使得传统的政府职能可以延伸进家庭或者私人生活空间，传统公共组织的边界线、组织层级消失，有形组织向无形组织方向发展，直接的权力控制变成了间接的制度控制，权力权威变成了制度权威。其中的好处体现在几个方面：(1)公共部门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2)公共部门更加开放，回应性更好；(3)公共部门信息资源利用率提高，信息的社会价值增高；(4)透明性好；(5)责任明确，公共责任全社会分担的趋势明显。(6)催生数字城市、数字经济等一系列概念出现。

⑺ 关于尊重他人的名人的事例

1、鲁迅的故事

鲁迅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认为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尊重和理解孩子，“如果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更大碍于孩子发达。”

曾经有一次，先生在家中宴客，儿子海婴同席。在吃鱼圆时，客人均说新鲜可口。唯海婴说：“妈妈，鱼圆是酸的！”以为孩子胡说乱闹的妈妈便责备了几句，孩子老大不高兴。

鲁迅听后，便把海婴咬过的那只鱼圆尝了尝，果然不怎么新鲜，便颇有感慨地说：“孩子说不新鲜，我们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看来我们也得尊重孩子的说的话啊！”

2、孙中山

有一天，孙中山先生病了，住院治疗。当时，孙中山已是大总统、大元帅了，对医务人员仍很尊重，讲话很谦逊。平时，无论是早晨或是晚间，每当接到护士送来的药品，他总是微笑着说声：“谢谢您。”敬诚之意溢于言辞。

1925年，孙中山患肝癌，弥留之际，当一位护理人员为他搬掉炕桌时，他安详地望着她，慈祥地说：“谢谢您，您的工作太辛苦了，过后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这阵子您太辛苦了。”听了这番话，在场的人都泣不成声。

3、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它出自宋代着名理学家将乐县人杨时求学的故事。杨时从小就聪明伶俐，四岁入村学，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人称神童。

他十五岁时攻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他一生立志着书立说，曾在许多地方讲学，倍受欢迎。居家时，长期在含云寺和龟山书院，潜心攻读，写作教学。

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师程颐，以求学问上进一步深造。有一天，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因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了求得一个正确答案，他俩一起去老师家请教。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浓云密布。他们行至半途，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冷飕飕的寒风肆无忌惮地灌进他们的领口。他们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匆匆赶路。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

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这时，远山如玉簇，树林如银妆，房屋也被上了洁白的素装。杨时的一只脚冻僵了，冷得发抖，但依然恭敬侍立。

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他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后来，杨时学得程门立雪的真谛，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学正宗”，世称“龟山先生”。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4、陆晓慧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国，有一个叫陆晓慧的人，他才华横溢，博闻强识，为人更是恭谨亲切。他曾在好几个王的手下当过长史，可以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了，然而他却从来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前来拜见他的官员，不管官大官小，他都以礼相待，一点儿也不摆驾子。

如果客人离开，他更会站起身亲自将对方送到门外。有一个幕僚看到这种情景，很是难以理解，就对他说：“陆长史官居高位，不管对谁，哪怕对老百姓也是彬彬有礼，这样实在有失身份，更什么也得不到，长史何必这样麻烦呢？”

陆晓慧听了不以为然地轻松一笑，说道：“欲先取之，必先与之。我想让所有的人都尊重我，那我就必须尊重所有的人。”

5、孔子尊师

公元前521年春，孔子得知他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京都洛阳去朝拜天子，觉得这是个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征得鲁昭公的同意后，与宫敬叔同行。到达京都的第二天，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

正在书写《道德经》的老子听说誉满天下的孔丘前来求教，赶忙放下手中刀笔，整顿衣冠出迎。孔子见大门里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料想便是老子，急趋向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子礼。

进入大厅后，孔子再拜后才坐下来。老子问孔子为何事而来，孔子离座回答：“我学识浅薄，对古代的‘礼制’一无所知，特地向老师请教。”老子见孔子这样诚恳，便详细地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回到鲁国后，孔子的学生们请求他讲解老子的学识。孔子说：“老子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确实是我的好老师。”同时还打比方赞扬老子，他说：“鸟儿，我知道它能飞；鱼儿，我知道它能游；野兽，我知道它能跑。

善跑的野兽我可以结网来逮住它，会游的鱼儿我可以用丝条缚在鱼钩来钓到它，高飞的鸟儿我可以用良箭把它射下来。至于龙，我却不能够知道它是如何乘风云而上天的。老子，其犹龙邪！”

⑻ 责任创造奇迹 甄中海 阅读答案

1.责任感创造奇迹2.事理说明文具有准确性3.什么东西都会有用

⑼ 官僚制的内容

官僚制是近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较早阐释和分析了官僚制。他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以某种权力为基础的，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制的基础；它为管理活动、管理人员和领导者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式的规则。官僚制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体制。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就意味着按照正式规则对组织活动进行控制。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和任命。组织成员资格应通过正式考核获得，他们进入组织并占据一定职位的依据，是他们经由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除最高领导者外，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是专职的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管理人员晋级有统一的标准，其薪金应与责任和工作能力相适应。
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根据组织目标合理地分解了组织权力，提供了组织内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组织管理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助于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但是，由于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成员的个性特征，等级森严，任何行动都受到正式规则的严格束缚，使得组织成员的创造性、主动性受到压抑，容易滋生墨守成规、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组织沟通容易出现障碍，从而导致组织效率的降低。

⑽ 校训的校训欣赏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北京大学：四个版本：1、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2、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3、“博学，审问，慎思，明辨”4、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中南大学：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河南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安徽大学：至诚至坚博学笃行
重庆大学：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东华大学：崇德博学励志尚实
东南大学：止于至善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福州大学：明德至诚 博学远志
河海大学：艰苦朴素 实事求是 严格要求 勇于探索
黑龙江大学：博学慎思 参天尽物
湖南大学：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
华侨大学：会通中外 并育德才
吉林大学：求实创新 励志图强
暨南大学：忠信笃敬
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南开大学：允公 允能 日新月异
西南大学：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
山东大学：学无止境 气有浩然
上海大学：自强不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同济大学：严谨求实 团结创新
天津大学：实事求是
武汉大学：自强弘毅 求是拓新
西安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西北大学：公诚勤朴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云南大学：立一等品格 求一等学识 成一等事业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北京外国语大学：兼容并蓄 博学笃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格高致远 学贯中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明德勤学 求是竞 四川理工学院：厚德达理、励志勤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北京交通大学：知行
北京科技大学：求实鼎新
北京理工大学：德以明理，学以精工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大连理工大学：团结进取求实创新
电子科技大学：求实求真 大气大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厚德博学强军兴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工至善大学至真
华东理工大学：勤奋求实励志明德
华中科技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周万物道济天下
南京理工大学：团结献身求是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创新
河南理工大学：明德任责
武汉理工大学：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西北工业大学：公诚勇毅
西南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艰苦朴素求真务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
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至人至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中国矿业大学：开拓创新、严谨治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华东师范大学：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正德厚生 笃学敏行
东北师范大学：勤奋创新 为人师表
福建师范大学：知明行笃 立诚致广
河北师范大学：怀天下 求真知
哈尔滨师范大学：弘毅致远 敦品励学
华南师范大学：艰苦奋斗 严谨治学 求实创新 为人师表
华中师范大学：求实创新 立德树人
山东师范大学：弘德明志 博学笃行
陕西师范大学：厚德积学 励志敦行
首都师范大学：为学为师 求实求新
四川师范大学：重德博学 务实尚美
辽宁师范大学：为人师表 厚德博学
江西师范大学：静思笃行 持中秉正
湖南师范大学：仁爱精勤
重庆师范大学：厚德 笃学 励志 创新
西北师范大学：知术欲圆 行旨须直
楚雄师范学院：笃学尚行 扬美崇善 上海财经大学：厚德博学，经济匡时
西南财经大学：严谨 勤俭 求实 开拓
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
中央财经大学：忠诚、团结，求实、创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学诚信求索笃行
浙江工商大学：诚、毅、勤、朴
国家会计学院：不作假账
江西财经大学：信敏廉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实事求是朝气蓬勃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西南政法大学：博学笃行，厚德重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文明理厚德济世
中央财经大学：忠诚团结求实创新 东北林业大学：学参天地 德合自然
北京林业大学：知山知水，树木树人
华南农业大学：修德博学求实创新
华中农业大学：勤读力耕立己达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诚朴勇毅
南京农业大学：诚朴勤仁
山东农业大学：登高必自
四川农业大学：追求真理造福社会自强不息
中国农业大学：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勤求博采厚德济生
哈尔滨医科大学：木直中绳 博学载医
南京中医药大学：自信敬业
首都医科大学：扶伤济世敬德修业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严谨博精创新奉献
中国药科大学：精业济群
中国医科大学：政治坚定 技术优良
湖南中医药大学：文明 求实 继承 创新 中南民族大学：笃信好学 自然宽和
中央民族大学：团结 求实 文明 创新
北京体育大学：爱国 拼搏 求实 创新
北京舞蹈学院：文舞相融 德艺双馨
鲁迅美术学院：紧张严肃 刻苦虚心
中国传媒大学：立德敬业 博学竞先 淡江大学：朴实刚毅
东海大学：求真笃信力行
东吴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逢甲大学：忠勤诚笃
辅仁大学：真善美圣
高雄师范大学：诚敬宏远
国立成功大学：穷理致知
国立交通大学：知新致远崇实笃行
国立阳明大学：仁心仁术真知力行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诚朴精勤礼义廉耻
国立台湾大学：敦品励学爱国爱人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诚朴博毅
国立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国立政治大学：亲爱精诚
国立中央大学：诚朴雄徫
国立中兴大学：诚朴精勤
国立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国立中正大学：积极创新修德泽人
世新大学：德智兼修手脑并用
台北师范学院：敦爱笃行
台南师范学院：仁智诚正
台湾师范大学：诚正勤朴
彰化师范大学：求新求本求精求行
中国文化大学：质朴坚毅
中山医学大学：诚爱精勤
中原大学：笃信力行
香港科技大学：求新求进创未来
香港中文大学：博文约礼
香港城市大学：敬业乐群
香港大学：明德格物
香港浸会大学：笃信力行
香港理工大学：开物成务励学利民
香港岭南大学：作育英才服务社会
澳门大学：仁义礼知信 黄埔军校：三民主义，吾党所系。以建民国，发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情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国防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美国西点军校：荣誉、责任、国家 宾夕法尼亚大学：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杜克大学：追求知识信仰宗教
多伦多大学：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
哥伦比亚大学：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
哈佛大学：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加拿大皇后大学：智慧和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剂
加州理工学院：真理使人自由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
康奈尔大学：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
麻省理工学院：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
密歇根大学：艺术科学真理
普林斯顿大学：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
斯坦福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
芝加哥大学：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 北海道大学：青年们，要有大志
光州大学：青春开放活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自强不息
早稻田大学：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 爱丁堡大学：有知识者既能看到事物的表象，也能发现其内涵
剑桥大学：此地乃启蒙之所，智识之源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了解万物发生的缘故
牛津大学：上帝给我光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重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本质
悉尼大学：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新南威尔士大学：实践思考出真知
墨尔本大学：以人为本，与时并进 北京一零一中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第一中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第五中学：尚美崇学，坚毅求新
福建省莆田市第六中学：团结求实，创新竞取
江苏省淮阴中学：入则进德修业，出则任重道远
绵阳高级实验中学：踏实读书，笃实做人
东阳中学：求实求真 惟善惟新
友谊中学：尚贤立德，卓荦群芳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抱璞守真 奋斗超群
山东诸城第一中学：为实现理想走进来，为服务人类走出去。
桂林中学：专心志、忧天下
从化中学：严、勤、实、活
东源中学：立志勤学成才奉献
长沙市雅礼中学：公勤诚朴
民乐中学：严谨求实文明进取
正始中学：人生正始，伟业我待
武鸣高级中学：走光明之路
运河中学： 知行合一，超越自我
莲花中学：说实话,办实事,做真人,求真理
燕郊开发区冶金中学：敢吃寒窗的苦，成德才兼备人
平冈中学：诚、信、勤、朴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福建龙岩第一中学：弘毅守志，任重道远
龙岩初级中学：崇德、尚美、成人、成才
龙岩莲东中学：理想、荣誉、责任
福州第一中学：植基立本，成德达材
沔州中学：没有借口没有不可能
瑞安中学：甄综术艺、以应时需
卢龙县中学：砺志、勤奋、谦慎、健美
衡阳市华岳实验中学：努力，创造奇迹
衡阳市一中：努力，创造奇迹
衡阳市八中：忠、信、笃、敬
虾子镇中学：团结、爱校、博学、尚礼
四川师大附中：重德，博学，务实，尚美
贺州市中学：教书育人勤学奋进
绍兴市高级中学：和而不同
桐城中学：后百十年人才胚胎兴起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华陶冶而成。勉成国器
肥西中学：纯实勤严
丰顺中学：勤朴仁勇
江油市太白中学：勤奋、严谨文明、进取
太平高级职业中学：创新求实团结
长来中学：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爱国立学、勤奋拼搏
格致中学：格物致知，求实求是
东莞高级中学：励志、勤学、求实、创新
邢台市第六中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城厢中学：博学、慎思、严谨、笃行
金陵中学：严谨，务实，创新
浙江天台实验中学：勤奋好学，求实创新
洪湖市园林中学：团结求实拼搏进取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励志笃学,荣校报国
北屯高级中学： 公、诚、勤、实
四川省安岳中学： 勤、弘、信、公
荆家镇中学：团结、诚实、勤奋、守纪
中山市华侨中学：自强不息敢争第一
徐州35中学校：求真进取
陕西省长安县第一中学：踏着层层台阶登攀
河北衡水中学：追求卓越
崇贤中学：崇尚贤德
河南省实验中学：异想天开脚踏实地
临颍一高：志当存高远 敢为天下先
夏邑县高级中学：博学厚德 励志报国
永城市高级中学：团结求实拼搏进取
海城同泽中：明耻自强,振兴民族
台北市立信义国民中学：诚、信、勤、朴
广水实验中学校训：团结求实拼搏进取
洪溪中学：重德、敬业、勤奋、进取
静宁县成纪中学：团结求实拼搏进取
崇义县过埠中学：团结求实拼搏进取
广东实验中学：爱国团结求实创新
山西铝厂第二中学：团结求实拼搏进取
云岗中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腾冲县第七中学：求实、认真、团结、进取
孝友中学:孝贯人伦友睦天下
濮阳市油田五中:诚信高效创新强国
长沙市周南中学:诚朴、健美、笃学、奋进
高密市育才实验中学：求实务实，稳妥塌实
湖北省中祥市实验中学：诚实努力
象贤中学:任重道远、自强不息
山东莒南实验中学:崇德、乐学、自主、创新
江西省宜春中学：厚德博学，创新自强
肇庆市第四中学：立志、崇德、求知、创新
商南高级职业中学：厚德自强修技立身
石鞋中学：诚信和谐公心砺志
绵阳市游仙区街子中学：求实、创新、拼搏、奉献
广州市番禺中学：你行我也行
唐山49中：勤奋严谨,开拓创新
潮州市虹桥职业中学：勤学、惜缘、修身、创业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同心同德、兢兢业业、求实创新
东洲中学：天道酬勤
进才中学：树立创造性志向，开展创造性活动，培养创造性人才
复兴高级中学：求真
久隆模范中学：勤俭、勤劳
行知中学：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市东中学：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风华中学：学会做人、学会求知
华师大一附中：做人求真、学问求实
上海中学：读书，明理，做人，成才
闸北八中：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奉献自我
上外附属大境中学：读书、明理、成才、报国
控江中学：学会求知、学会实践、学会创造、学会做人
建平中学：今天我以建平为荣，明天建平以我为荣
娄山中学：弘扬民族精神，做可爱的娄山人
奉贤中学：奉贤、至诚，明朗，力行
格致中学：格物致知，求实求是
上海市第二中学：诚、勇、俭、朴
上海市南洋中学：俭朴、好学、自主、求实
平乐学校：理解学生；教在心灵；理解教师，勤学奋进；理解自己，塑造人生
市北中学：活跃、和谐、求实、创新
上海一八九中：正真、敬业、自律、自强
七宝二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顾村中学：同心协力、淳朴严谨、勤奋刻苦
杨行中学：求实创新、团结奉献、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瑞金第一中学：团结、勤奋、求实、进取
丰镇中学：团结、求实、奋进
闵行中学：勤、诚、礼、爱
东林中学：遵纪、团结、务实、进取
上海交大附中：砺志、博识、厚德、笃行
南洋模范中学：勤、俭、敬、信
龙川县黄布第二中学：遵纪守法、严教勤学、文明诚实、开拓进取
上海市宝山中学：民主、和谐、严谨、创新
濮阳市第六中学：成人成才成功
安仁中学：进德修业
滁州市市级示范高中临淮中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金石中学：格心致远，学达德彰
胶州市第四中学：德才兼备至真至美
东丽中学：团结勤奋求实进取
罗村高级中学：爱国立志奋发进取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二中学：至真至诚至善至美
重庆中山外国语学校：辅仁成德为事致善
上海市洋泾中学：负责
深圳市桃源中学：博学博爱
深圳市龙珠中学：顺性达情，和谐发展
深圳市南山外语学校：博学笃行
长春市市一高中：树人固本 和而不同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崇德励志 为国担当 追求卓越 勇争第一
辽宁阜新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厚德 求异 勤勉 成器
山东省昌邑市文山中学：博学于文，厚德如山
潍坊广文中学：厚德广文 笃志强身
部分小学校训
和平里一小 团结、勤奋、活泼、创新
和平里二小 文明、健美、求知、创新
和平里三小 诚实、勤奋、团结、创新
和平里四小 文明、勤奋、活泼、创新
和平里九小 文明、勤奋、健美、活泼
安外三条小学勤奋、文明、求实、创新
和平北路学校 勤学、苦练、立志成才
青年湖小学 文明、守纪、求实、进取
东师附小 诚信、创新、勤奋、健康
地坛小学 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分司厅小学 勤奋、文明、健美、创新
北锣鼓巷小学团结、诚实、勤学、向上
方家小学 尊师、爱校、奋发、进取
国学小学 勤奋、文明、团结、健美
黑芝麻小学 勤奋、文明、健美、创新
府学小学勤奋、诚实、文明、团结
帽儿小学 团结、礼貌、进取、创造
北新桥三条小学 文明、勤奋、团结、诚实
东四十四条小学 团结、勤奋、文明、健美
史家分校 学习与生命同行
北新桥小学 团结、守纪、勤奋、创新
雍和宫小学 勤奋、守纪、朴素、诚实
北官厅小学 真诚待人，快乐生活
曙光小学文明、勤奋、自主、健美
西中街小学勤奋、健美、文明、活泼
艺美小学 文明、诚实、勤劳、创新
东四七条小学 勤奋、创造、文明、活泼
东四九条小学 团结、勤奋、活泼、文雅
回民小学 团结、诚实、勤奋、创新
育芳小学 诚实、勤奋、团结、进取
美术馆后街小学勤奋、守纪、团结、向上
什锦花园小学敬业、爱生、进取、创新
东高房小学 诚实、勤奋、团结、创新
织染校尉小学 团结、勤奋、健美、创新
灯市口小学致知力行，合作创新
北池子小学 团结、勤奋、求实、进取
东交民巷小学勤奋、礼貌、团结、活泼
礼士小学 文明、勤奋、活泼、进取
春江小学 勤奋、诚实、友爱、进取
新鲜小学 团结、勤奋、文明、健康
史家小学 勤勉、文雅、活泼、奋进
西总布小学 团结、勤奋、文明、进取
东总布小学 勤奋、诚实、团结、进取
新开路小学活泼、勇敢、团结、勤奋
遂安伯小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丁香小学团结、活泼、求知、奋进
特教学校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铁路一小 文明、勤奋、团结、进取
景山学校小学部明礼、勤奋、严谨、创新
一中小学部 勤奋、求实、和谐、创新
景山分校 明礼、勤奋、严谨、创新
温中实验初中 严谨,求是,勤奋,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