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翻译中的“叛逆性再创造”是什么意思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编辑本段成语出处
B. 译文的产生与作用怎么理解
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其任务在于用一种语言文字忠实而流畅地传达另一种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思想，是一个艺术再创造过程。它包含理解与表达两个基本过程。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理解时表达的前提，表达是理解的表现形式。文章首先论述了理解与表达的相互关系，然后分别探讨如何实现正确的理解和充分的表达，还提出了表达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C. 为什么说翻译文学具有再创作的特征
文学作品中有文化和美学的信息，如果只忠实翻译出字面的意思，译文往往不知所云。有时候译者不能太过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必须是理解了原文的含义，再用译文语言中自然、恰当、效果对等的表达方式，读者才有可能欣赏到原文的意境。而这个理解以后重新表达的过程，就是“再创作”。 举个显浅的例子，如成语，"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如果拘泥于形式，翻译为“哪里有意志，哪里就有道路。”非常工整，但是读者读来别扭，远不如“有志者，事竟成。”但是这个好的翻译其实就是“再创作”，形式不对等，但是效果对等。
D. 英语专业想当一名翻译，现在对翻译不清楚，能解释下吗
翻译有三种类型：
书面翻译 就是比较基本的，翻译书面材料，在出版社做笔译。
同声笔译 就是比如 苹果发布会 就去现场听他讲话 当场用中文记下来 然后做素材
同声传译 这个比较热门 就是比如CN领导人在和国外友人讲话 对方说一句 你翻一句 说一句 翻一句
翻译需要知识面非常非常宽，会涉及到很多领域。要是从事职业翻译的话，要考上海的高级口译，笔译证书，这是基本的了。
这里是关于同声传译的具体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O(∩_∩)O
同声传译既要有翻译水平，又要有反应速度，还要体力，因此被称为“九段翻译”。有这样条件的，估计北京有百来人，上海三四十人，广东有多少？曾被誉为广东省政府“首席翻译官”的方凡泉，掰着手指数了数：“深圳一两个，广州多一些，全省也就十多个吧。”
物以稀为贵。同声传译也不例外。北京开出了一小时250美元的价格，也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同传”人才。蒙上神秘色彩的同声传译，是怎么铸就的呢？又是如何报考的呢？
同声传译
口译按大类可分为同声传译（又称同步翻译、会议翻译，简称同传）和交替翻译（又称连续翻译，简称交传）。同传，顾名思义，即基本同步地实现对讲话者发言的口译，多用于国际会议、专业研讨会等场合。鉴于同传有一定的技巧性要求，专门的培训和大量的练习都不可或缺。
目前的各类培训项目中，中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项目就其历史和所训学员人数而言是影响较大的一个。该项目时间为5个月，从翻译技术上讲，整个培训分为记忆练习、笔记介绍、交替（连续）翻译和同声（会议）翻译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老师（欧盟的职业同传译员）要求学员在不作笔记的情况下，集中全力于分析和领会所听内容，然后口译成文，旨在训练记忆。选材上由逻辑性较强、以一二三贯穿全文的篇目到以内在联系为主、整体感鲜明的段落，循序渐进。第二阶段，老师们讲解了为什么记笔记（提示难点，突出逻辑），记什么（时态、关联词、数字等），怎么记（尽量用目标语言加符号）等基本问题，又启发性地提供了他们惯用的一些符号，供学员参考和发展适合自己特点的笔记体系。如"!"表示"but"，"□"表示"a
country"，"√"表示"agree"，"⊙"表示"point of view, opinion"。第三阶段，学以致用，学员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笔记，又通过优化了的笔记系统提高翻译质量。老师和中方的访问学者配合采用英－中－英或中－英－中的三角训练方式，通过原文和译文之译文的对比找出交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行之有效。第四阶段，阐释了同传和交传的联系与区别，即交传是同传的基础，同传是交传在特殊场合下的应用。学员轮流进同传箱练习，老师们随后进行评论、纠错，提出指导性建议，如记忆力较好的学员可以落后于讲者一句话左右再进行翻译，以便对语序做出必要调整，使译出的目标语言更符合其本身的习惯表达方式；而延时记忆力较弱的学员可采取紧跟发言人的办法，做到主要内容无遗漏；是不是要适当地作些笔记因人而异。培训期间，欧盟还提供了数次现场到会实习和听会上同传的机会，均使学员受益匪浅。
当然在实践中，一名受过训练的同传译员要较为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还需提前作好相关材料的熟悉和准备，以便实现口译过程中的快速反应。举例来说，联合国各组织机构会议和其它区域性组织会议如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亚欧会议（ASEM）,包括在日内瓦举行的中国入世工作组会议（WorkingParty Meeting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等都有专门的词汇和术语，像MIGA-Multilateral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TILF--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只有对这些先期做到心中有数，上场才能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如果为一些专业性较强、可能涉及石油、电子商务、风险投资、铁路通讯等专门领域的研讨会作同传，就更得事先热身，熟记行话。举个例子如WAP---WirelessApplication Protocol (无线应用协议)， DNS---Domain Name Server (域名服务器)等。
同传的难度虽然相对较大，但使用的场合较为单一，因此只要受过训练，有大量练习的基础，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尽量忠实地反映发言人的情绪，就能在口译过程中比较准确地传递演讲者的信息。
论新世纪对译员的素质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交流、合作日益频繁，贸易将不再有明显的内贸与外贸之分，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个变化中，翻译工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先进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等，都要通过翻译的手段进行广泛的传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及加入WTO，我国在国际政治事务和经济网站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二十一世纪翻译人才的任务不仅是把国外的先进东西翻译过来，而且还要把我国的优秀文化、科技成果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我国的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因此，培养二十一世纪需要的翻译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要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忠实地表达出来，译者就必须具备掌握这两种语言的能力。本国语和外语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译作的质量。因此，译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语言素质。茅盾先生认为?quot; 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的语文是从事翻译的起码条件"。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翻译工作者应有的语言素质包括二个部分：本族语的语言素质；外语的语言素质。
本国语是作好翻译工作的基础。人们大多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学好了外语，搞翻译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提高本国语文水平对于翻译而言就如同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基础越坚实，楼才能盖得越高。本国语的基础打得越深厚，外语水平才能提得越高。提高本国语文水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能力：本国语的理解能力；本国语的表达能力。汉译英时，尤其需要很强的本国语理解力。反过来，在外译汉时，如果只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而没有较强的本国语表达能力，那就无法将外国作品中那些精彩的内容用同样精彩的本国语表现出来，翻译的目标仍无法实现。
只有对本国语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表达力，有深厚的语文知识，才能在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发现和找出两种语言共有的规律性和两种语言在词汇，语义，结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等等方面的差异之处。遇到问题时，才能知道从何处下手去解决，从而达到顺利完成翻译之任务的目的。
翻译工作对外国语的要求也同样包括语言理解力和语言的表达能力。必须掌握大量的词汇、习语、谚语、俚语，能够灵活地、熟练地运用语法手段和修辞技巧。只有这样，才能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同一概念，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思想内容，然后从中选择最合适的词句，最理想的表现方式。这两方面的能力强了，才能在外语译汉时正确地理解原文，掌握原文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在汉语译成外语时，才能用道地的外语忠实、流畅进行表达。
具备了扎实的汉语和外语的语言素质，仍不能说具备了做合格翻译的资格。进行翻译实践，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外表之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在所进行的文学、科学等实践活动中。
因此，翻译时就必需熟悉本国和外语国家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西方国家多信基督教，但犹太人信犹太教，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它们的文化都反映了其宗教的信仰、宗教的习俗，如果对这些不了解，翻译中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所翻译的内容，因而也就不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
同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学等的历史和现状构成了其文化的总和，这些方面从各自的角度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内含；这些方面的知识欠缺就可能导致翻译失误。如："敦刻尔克"（Dunkirk）不单是一个法国海港，而"滑铁卢"（Waterloo）也不单是个比利时的地名；它们除了地理意义之外，还包含着历史文化上的种种背景和联想。敦刻尔克使人们联想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在该港的大溃退、而滑铁卢则使人想起了拿破仑在该地的惨败，并由此联想到它们所引申出的意义。
作为翻译工作者，不论是从事文学、科技，还是其它方面的翻译工作，都应该加强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有的人在翻译出现误解、错译或漏译不是因为语言能力差，而是逻辑思维能力差，原文中存在的一些逻辑上的关系，译者未能从字里行间、上下文关系上悟出来，所以出现差错。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从字面上无法理解的内容。
总而言之，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大有作为的世纪，本文对翻译人才素质提出的要求是二十一世纪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翻译工作者的伟大使命，真正使翻译工作在四化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其应起的作用。
同声传译的技巧
一、同声传译译员经常遇到的问题
1、倒装句的处理
英、汉语的语序差别很大，这就给口译造成了较大困难。例如：Japan surrendered in 19 45 after Americans dropped two atom bombs。同声传译时，往往是刚刚译出前半句"日本人在1945年投降了"，接着又出现了后半句"美国人投了两颗原子弹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译员已按英文语序译出，只好把句子重新组合，再重复说一遍。但这又显得翻译水平不高。如何处理好呢？以下二种方法不妨试一试。第一种：译员不要接得太紧，而是等讲话的人将大部分句子说出后，再开始翻译。但是，在快速的同声传译中，往往等不了这样长的时间。这样，我们可以采取第二种方法：将一个句子断为二、三个简单句，在简单句之间，适当补充一些字、词，把它们有机地联结起来。上述例句可以译成："日本人投降了，那是在1945年，在这之前，美国人投了两颗原子弹。"这样译，虽然不完美，但是主要意思都译出来了，而且句子也比较通顺。
2、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
英语常用被动语态，相对来说，汉语则多用主动语态。了解这一点，在互译时，就会避免译出英文式的中文，或中文式的英文。例如：In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eople ar e given the biggest social benefit such as medical insu rance.此句英文用的是被动语态，翻译时应将其改为主动语态，译为："在有些欧洲国家里，人民享受到最广泛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等等。"在同声传译时，由于时间紧迫，译员很容易顺着英文的句子结构往下译，译成"……人民被给予最大的社会福利……"。仔细听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就会发现不少译员经常犯这一通病。因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3、长句的处理
处理好长句子，是同声传译的基本功之一。翻译长句，除要注意根据意群，将其切断为简单句外，还有一个关键要掌握，即英文句子之所以长和复杂，那是为了避免重复使用同一个词，于是用who, which, that代替主词和宾语，因而使句子变得很长。而中文则不怕重复使用同一词语。例如：That is the single moneta ry policy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at the next European Union Conference。这里，英文中为了避免在第二句话中重复single monetary poli cy，将其简化成一个which，并将两个句子合为一句复合句。在译成中文时，可以不怕重复，译为"那就是单一的货币制度，这个货币制度将在下一届欧洲联盟会议上进行讨论。"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一关键，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学会使用"润滑剂"。在同声传译时，为了赶时间，往往尽可能依照原文的句法结构，避免做大的改动。当把长句切为短句时，难免会造成一种断断续续互不关联的感觉。因此，在短句之间，要灵活地添加一些虚词，这些词本身不只有任何意义，但却能使译出的句子听起来不那么艰涩、生硬。例如：How can the European Unio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E uropean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 instry which is competitive in the would market, forward looking and ca pable of radiating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culture an d of creating jobs in Europe?这个长句，在同声传译时在不打乱其完整结构的情况下，首先将其切割为短句，在必要的地方，重复使用一些字词，同时在断句之间，添加一些虚词，使句子与句子之间有机联结起来。此句可以这样译：欧洲联盟应该怎样做才能对欧洲的电影、电视工业有所贡献，使它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使它有能力发挥欧洲文化的影响，并且能够在欧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
4、词义的细微差别的处理
中国译员的特点是记忆力强，但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是对英语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别，在理解上有所欠缺。因此在翻译时，常常是大意都翻译过去了，但是却丢掉了发言人用词的微妙之处，显得比较生硬，有时，甚至因为不了解词义的细微差别而导致意思上的重大差别。例如有的译员一听到"关心"，马上就译为"be concerned about"。" 我们对中国的四化建设进展非常关心"这句话，曾有人译为："We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s Four Modernization."岂不知英文里"concern"一词带有"worry"之意，选用此词，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讲话人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十分担忧。此处应选用"be interested"或"follow closely"。再例如有不少人在"问题"一词上也易出错。英文里，"问题"可以用"question"、"issue"或"problem"等词表达。但在口译时，一定用心体会上下文意思，体会这几个词的词意差异，才不致于犯错误。在一次会议上，发言人说："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中国妇女权力的问题。"这句话里的"问题"实际上是指"topic"，但译员却译为"women's rig ht problem in China"，这是极端错误的译法。讲话人本意只是转换一个话题，但由于误译，使听众认为将要讨论一下中国妇女权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作为译员，应该尽量创造机会，尽可能地吸收各类与英语语言相关的知识，利用听、说、读、写各种方法，熟悉英语的习惯表达法，体会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别，以求临场担任同声传译时，能作出正确、快速的反应。
二、同声传译临场紧急情况的处理
下面谈谈如何处理在同声传译时遇到的一些临场问题。
1、遇到听不懂的词怎么办？
翻译时，最怕遇到听不懂的词。克服这一障碍的唯一办法是口译人员应培养自己的猜测和预测能力。当然，事先充分了解必要的背景材料和知识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做，译员就能心中有数，知道讲话人要谈什么方面的内容。译员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翻译，即使遇到个别不会的词，根据上下文，根据对整个讲话精神的体会，也可以将全句内容猜测出来。千万不能被一个词卡住，而不能将翻译任务继续下去。
2、如何在现场纠正传译中的错误
同声传译，又要同步，又要快速和准确，难免发生错误、漏译和误译。如何在现场纠正同传过程中的错误，这也是一门技巧。下面就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译员发现自己译错后，如果是小错，只要是不影响大局的，则不必纠正，可接着往下进行；如果发现自己的内容出现了大的错误，则必须立即纠正，可以明确地说："刚才这点翻译错了，应该译为……"千万不能顾及自己的面子而给会议造成损失；如果完全听漏了一句话，这时千万不要慌，最好的办法就是接着现在的话往下译，而不必考虑刚才漏听了什么，同传中漏听掉的话如同洒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有的人过分认真，总在想刚才漏掉了什么意思，这样一来，不但漏掉的话补不回来，而且会漏掉更多的话。
3、碰到发言人讲话速度过快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时，译员可以请发言人讲得稍慢些。但有的人讲话快已成习惯，很难克服。这时译员一定要稳住，不能着急，要仔细分析整段的内容，紧紧抓住中心思想译出即可。
E. 对外国名著的翻译是译者的再创作吗
再创作也说不上，但是每个人翻译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人追求语言的准确性，还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的就加入了自己的感情色彩。
F. 请问将外国影视作品翻译过来的台词再创作用于商业算侵权吗
侵权，侵犯著作权中的改编权。
外国影视作品台词的翻译属于作品，你对原作品进行再创作属于改编，在未经原作者允许的情况下，属侵权行为。
G. 何谓翻译中的叛逆性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
基于此，先撇下林纾那部分被指责的“讹”不谈，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解直接推论出，林译的有意识叛逆和创作，完全可归入“创造性叛逆”范畴之内。这种有意识的叛逆有时竟会妙笔生花，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例1：《孝女耐儿传》第四章开始一段:
“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弱，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我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益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其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原文当中的罗嗦话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这样一来，可以连接上文，统领下文，使读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辈之言”亦属添加成分。这使得我们中国读者联想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语，我们更能够快速理解前后的意思。还有一些连词，例如：乃，且，亦，即，于是等词，这使得译文更通达流畅。文中的四字格结构：同声奋呼，置若罔闻，自甘凌虐，忠良相质，等等，更是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汉语之美。在描绘邻居吃白食的形象时，林也加入了词语：猛如攻城，争举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例2：《黑奴吁天录》第十章结尾处乔治送别汤姆时两人的对话:
汤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于理非福。”
乔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于二亲。”……
汤姆曰：“且吾尚有两雏，此后仰属小主人恩履矣。”
乔治曰：“谨佩良箴，至尔二儿，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亲”都是林纾翻译时加上的词语，这样便有了中国传统的意象，两人的礼节表现的非常形象。后两句更是增补的，林纾只不过想让两人更具国人离别时的托孤形象，以求小说自然、亲切、感人。
三、中外理论视角
从理论上讲，承认“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在不同的符号系统里，词语与意义参照关系是有别的，正是这一差别，使机械的变异势必成为“叛逆”的行为。另外，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而译者的这一赋予原作以新面貌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
我国首先注意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是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他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2）一文中，分别从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方面给予了详尽阐述。随后，又在其《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做出进一步阐发和补充。谢天振教授先是分析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他认为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翻译，文学翻译学所使用的是一种特殊语言，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由于语言自己所辐射出的文化意境和文化内涵，这就使翻译这门仅在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同文学创作一样，并非简单的将不同体系中的文学进行转化，而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与原作的创造性不同，翻译的创造性属于二度创作，即再创作。两种创作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原作的创作直接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作家的现实，译作的创作来源于原作，来源于原作作家所表现的现实。两者在地位上的孰高孰低，人们各持己见。谢教授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作胜出原作的现象不胜枚举，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中表现最为突出。
此外，谢教授还从媒介者的角度以及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丰富的阐述。他指出在译介学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是指译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可归为两类：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个性化翻译和节译、编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另有一类转译改编所属的特殊型创造性叛逆。接受者与接受环境自然是指一种语言在经过编码转换后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所遇到的人与社会的反应。接受者，广义上包括译者和读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体现在媒介者之中了，读者的叛逆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比译者的翻译更富创造性，更具叛逆精神。这是因为主观上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客观上仍处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接受环境的影响是指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译者、读者、翻译的目的、采取的文学手段等因素，皆有深刻影响。这些因素也致使译本在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发生了叛逆和变形。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们避而不谈的那部分林纾的“讹”也被谢教授归入了创造性叛逆一类。
国内其他学者：许钧，孙致礼，袁莉等，均对此有研究。
在西方则存在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派别。释义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和理解的理论，把翻译理论至于语言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勒内指出，从释义学角度来看，翻译主要关注的是文本信息，语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把翻译当作语言学习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翻译当作艺术创作的手段。
现代释义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海德格尔释义学循环的思想，开创了哲学释义学。他认为，释义学不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是有关理解的理论。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理解是把人的经验与世界相联系的途径。理解是视域融合。“视域就是 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创造性叛逆就是视域融合中的意义生发。视域融合使我们有了新的视域。视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的不断变化就是理解中意义的生成运动，而意义生成则是创造性叛逆的结果。在理解中，我们不得不背叛他者视域，同时也无法坚守自己的视域，如果没有叛逆，活动就会停下来，我们只能滞留在各自的视域中，文化传统也将失去活力，所以叛逆是理解中的必然。而赋予叛逆以意义的，则是“创造”。伽达默尔还指出，人类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的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可以看作是人们创作力的表现。它展现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现代释义学对翻译研究提供了两个新视点：一是原著的生命在译本中得到更新和延续；二是肯定了译者的历史性。译者的历史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译作是否真正体现作者原意，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符号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已广泛地应用于分析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符号现象。符号学与翻译是有相通性的，两者都与信息或文本，即符号的用法、解释和操作有关。翻译与语言活动有关，而语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翻译涉及一整套非语言因素，而符号学把翻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D．L．戈雷女士在其专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士的符号学》一书中，阐明了符号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译是符号创新过程，解释在翻译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具有双重发生率，即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跟着直觉，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翻译意味着一个采取决定的符号过程。于是，她断定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用完整的信息进行游戏，那么译者就是游戏者。游戏包括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但又鼓励创造性和个人技能。结果的不确定是这种游戏的又一特点，游戏者在采取决定时总含有冒险或赌博的因素。这种因素完全是符号学的。因为符号的理解和用法永远都不是认识上的一种稳定的对等，而总是一种猜测的或创造性的推理。翻译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和会犯错误的语言游戏，其中产生的符号学模式受规则支配，同时解释者又改变和创造规则，这就把翻译变成了一个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具有创造性技巧的游戏，它把翻译从它特有的抽象的语言属性中解放出来，放手推理，允许译者把他个人的创造性潜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并开拓了新视野。罗朗巴特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即开始起作用。宣称原作者死亡，置疑文本中心意义的存在，使我们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译者。创造性叛逆从理论上赋予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译者有了自由权。福柯认为，原著在翻译处理过程中不断被改写，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从而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尽管解构主义观点有些极端，但它却跳出了传统译论只注意文本的框框，看到了译者的创造性，尊重了译者的贡献，审视了译者所处的地位。正是译者对原著的不断改写，对原文不断解释，才赋予了原著新生命，使原著广为流传。
“翻译研究派”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该派将研究方向转为外部因素，探讨译文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制度、民族等因素都在其考察范围内。他们把翻译理解成一种改写和重写，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和摆布，这样一来，译者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一再强调，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改写。他与巴斯内特还进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写而生存。离开改写，“原著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改写能够“造就或扼杀一位作家”。他还声称，文学是一个系统，指的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且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因为它由文本和阅读、创作和改写文本的人组成。这个系统对改写者有一系列制约作用，因此，译者不得不做“叛逆者”——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如果他们想使自己留在他们所寄养的文化之中的话，如果他们想对自己的文化的演进施加影响的话，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这种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有着普遍性。中西译论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翻译活动创造性、背叛性的理解，这也就承认了“创造性叛逆”的价值。林纾的“讹”，尽管我们曾试图辨证来看，但通过谢天振教授的分析，全部可以归为“创造性叛逆”的一类，当然也包括那部分删减、增补的“讹”。设身处地为这位翻译先驱想一下，他的众多谬误，我们就不难解读了。承认了他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我们也就承认了他的创造性，他作为译者应得到的地位，承认了他对当时文学青年和社会的影响。尽管这同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强调“案本”、“信”、“忠实”的观念似乎有相悖之处，但实际上，不存在冲突，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的目光不应只限在文本框架内，还应从译者主体社会环境读者的角度去分析译作。“创造性叛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综观世界翻译史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叛逆”的例子不胜枚举：庞德是如何翻译李白的诗，傅东华先生的《飘》中的译名，苏曼殊翻译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勒图诺尔、伏尔泰对莎翁各自的演绎，赖利格拉斯翻译的《草叶集》等等。
总之，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无处不在的产物。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由于它涉及到了翻译主体性的确立、翻译话语的流传、意义的理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复杂又深刻的现实问题，因此蕴藏着具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突破狭隘的研究层面，突破单一思维方式，用文化的视角，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H. 傅雷对 翻译的 评价是
1.选材的标准。傅雷在选择原文时，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 趋势及读者需要的作品。
2.理解、表达与读者。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如何做到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
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进行中文写作。傅雷曾说过：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 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2)务必反复修改。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认为，“翻译工作 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 ”。(3)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4.美学观——“神”与“形”的和谐
(1)“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于翻译理论，借助绘画和诗文领域里的“形神论”来探讨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傅雷说过：“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 能济事。”“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可以置形式不顾， 更不是主张不要形式。”，“神 ”依附于“形”，而“形”是“神”的外壳，“形”与“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形 ”与“神”的轻与重，是无法用二五分或三七开来衡量的。
(2) “神”与“形”的和谐源于译者的再创造。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 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纯粹之中文”就是中国规范语文。但当时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话文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 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只能达意，不能传情” 不足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为了再现原作生动的内容、时空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 傅雷认为，“非杂糅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旧小说套语”和“文言”，关键在于 “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傅雷创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话文中加入方言 、行话、文言和“旧小说套语”等办法来转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使之“水乳 交融，语言流畅”。
（3）“神似”与“形似”和谐体现中西美学之精髓。：“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的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 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神似”与“形似 ”的和谐的实质在于，既表达出语言的“确定点”——“显形”，又表达出语言的“未定点”——“隐形”，使之既传神又达意。
基本就是这些，可能不太全面，望有帮助。
I. 翻译句子
弗莱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不是一般人。他是少有的能把乐趣和同情心相结合的人。他高兴时会笑得最响，但也会在别人的不幸时显得最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