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带有创造性柳宗元

1. 为什么说美感具有创造性

美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对美感的定义是不同的。 比如有些人喜欢骨感美，有些人喜欢丰腴美。所以不同的人定义着不同的美感， 想法独特的被利用下来，跟设计创造的灵感一样 极具创造性。

2.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是谁的观点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提出的一个涉及审美活动本质的极其重要的美学命题。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在这里柳宗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只有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审美主体的意识去发现“景”（清湍修竹），并“唤醒”它，“照亮”它，使这种自然之“景”由实在物变成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抽象的感性世界即“意象”时，自然之“景”才能够成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对象，才能成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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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理解：

第一、 美不是天生自在的，美离不开观赏者，而任何观赏都带有创造性。

第二、美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同一外物在不同人的面前显示为不同的景象，生成不同的意蕴。

第三、美带有历史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阶级，美一方面有共同性，另一方面又有差异性。

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

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并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

3. 怎么理解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一、简单地说：美是在人对事物的领悟之上得以体现，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人的领悟，也就无所谓美。
二、延伸：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个道理。
——普通认为是很丑的一个人，在她情人眼里，就是好看。这不正说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吗。
自然万物身上的美，都是被人发掘出来的。竹虚梅傲，鹤逸鸳盟，不都是人赋予他们的“品格”
罗丹也说过：世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从另一个侧面讲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道理。

4. 柳宗元两句诗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柳宗元
宿云散洲渚，
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
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
偶此成宾主。
这首诗作于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五年。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接下来，具体描写愚池近景。高大的树木下临清澈的池水，绿树、池水相映生辉，一阵风来，使夜雨残留在树叶上的雨珠似受了惊吓一般，纷纷坠落下来。诗人观察景物之细腻，可谓令人叫绝。他捕捉了景物瞬息间的动态，并创造性地用了一个“ 惊 ”字，使“夜来雨”人格化了。顿时，笔下的景色产生了活力，具有了流动感。这两句构思奇特，用极简练的语言和富有特色的景物，描绘了一幅极富光彩和活力的图画。最后，抒写诗人在景色中的感受。眼前色彩明丽，目光所及一片开阔，飘散的云朵，阳光照耀下的村落，高树清池，风吹雨落。这些景物动静结合，和谐地统一在一个画面中。诗人置身于这宜人的美景，有些陶醉了。在这难得的“心适无事”之时，深深地感到自己与眼前的自然景色犹如宾主相遇，舒畅自如。短短一首小诗，描绘出如此鲜活动人的景色，可见诗人炼字炼意的艺术功力。同时描摹景物，处处充溢着诗人的情感，景中有情，情寓景中，使全诗浑然天成。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柳宗元
觉闻繁露坠，
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
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
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
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的诗歌大都写于他遭贬之后，而且大多抒写其离乡去国的哀愁和谪居生活的苦闷。这首诗即作于诗人被贬永州的困境中。
诗一开篇便扣紧了题意：深秋，寒夜寂寥。诗人因心绪不宁，至“中夜”仍孤自愁苦，辗转难眠。户外，传来了“繁露”滴落的轻微的声音，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静寂的夜晚。于是，他打开屋门，来到西园。户外，空旷、宁静。一轮明月从东山后面爬上来，把它那清冷的光辉洒在疏疏落落的竹林之中。 “泠泠”一词用在此处极为巧妙，诗人取其“清凉”之意来形容月光，与“寒月”的“寒”字互相映衬，着意渲染了一种凄冷的意境。
此时，四周万籁俱寂。山脚下从石缝中流出的泉水声，愈远而声音愈为清晰，山中的野鸟偶尔发出一阵喧鸣，这更反衬出环境的清远、幽静和空旷。
诗人用“繁露”坠地、石泉的“逾响”和空山深涧的鸟鸣，极写居处四周静谧的气氛，这种以闹写静，动静相衬的手法，生动地勾画了幽深寂静的月夜景色。在这景色中寄寓着作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有遭冷遇后的不平，有离开家园和亲人的寂寞，也有封建知识分子的孤傲高洁⋯⋯。
诗人面对眼前清冷寂静的景色 ，倚门沉思默想，直至天明。尽管如此，诗人仍无法摆脱孤独苦闷的心境，所以最后说“寂寞将何言”，寥寥数语，其种种苦痛和烦恼尽在不言中。
诗人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来写大地的宁静和山林的空旷，从而绘成了一幅意境清幽的月夜图，繁露、寒月、疏竹、石泉的流响以及山涧的鸟鸣涵盖其中，显示出诗中有画，静中有声、动静相衬的特色。
渔翁
柳宗元
渔翁夜傍西岩宿，
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
唉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七古与柳宗元的另一首五绝《江雪》，都是描写渔翁的。渔翁的形象都体现着诗人向往的理想人格，而艺术上各具特色：《江雪》中的蓑笠翁在孤傲中映着寒光，而这里的渔翁却于高逸中透着凄清。
“渔翁夜傍西岩宿 ，晓汲清湘燃楚竹 。”西岩，即永州城外的西山。柳宗元于顺宗永贞元年（805 ）被贬为永州司马，曾遍游这一带山水，先后写了被誉为“千古绝唱”的《永州八记》，借山水以写幽怀。我们将这首诗与《永州八记》放在一起参读，让这一作品群所展示的山水美与人格美相互映照，会更容易看清诗人在这个时期的孤清高洁的情怀，而他笔下的山水人物都打上了诗人这种审美情趣的印记。柳宗元在青山绿水间为什么特别注目于渔翁的形象？他是否想起了一千多年前屈原被放逐到潇湘之间，在江畔与渔父对话的情景？是否屈原那“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高洁的悲剧形象触发了诗人的情思？以柳宗元的谦卑自放的性格，决不会自比为先贤屈原，但我们从渔翁的生活情趣中隐约看见了诗人的影子。这位渔翁的居处是“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的西山，饮的是“清莹秀澈”的潇湘水，连烧水做饭的竹子都是浸过娥皇女英之泪的班竹。何等高洁而富有诗意的生活情趣！这个渔翁不象是一位高人逸士吗？时间由“夜”而“晓”，画面由幽暗转为明丽，再加上“清湘”、“楚竹”的轻灵诗笔点染，更令读者悠然而神往。
“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晨炊既毕，风烟俱净，朝晖照亮了山峦，这位渔翁也该驾着他那一叶扁舟出现了吧？然而却不见其人，正当你凝眸远望时，忽然一声唉乃摇橹的欢快渔歌自山间传来，你禁不住心头喜悦，正准备一睹仙颜，那歌声却又飘然远去，消溶于满目绿色之中了。人呢？终于可望而不可及 —— 这望也只不过是想望，原来前面的“夜宿”、“晓汲”云云，都是打听来的关于这位高人的传说而已。然而多么奇妙，隐约却又真切，“唉乃一声山水绿 ”，当你从想望中醒来，再看眼前景色时，似乎山更青了，水也更绿了，好像这山水之美恰是刚才那“唉乃一声”从仙境召唤降落到人间来的。难怪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叹为“奇趣”，这实在是一种飘逸超然得带点神秘味道的审美境界。
寻访而不得见，你也许有点儿怅惘，只好泛舟而下 。然而当你驻舟中流 ，回望渔翁居住的山巅时，“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简直就是一位仙翁，居处如在天际，缥缈虚无，超然于尘世之上。你看，“古今隐逸之宗”陶渊明所向往的“云无心以出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悠然境界又在这儿的“岩上”出现了。
应该说，柳宗元笔下的这个渔翁形象，并非中唐时期渔民生活的现实反映，而是诗人自己的志趣的客体化。这个形象是高洁的，悠然自得的，同时又是虚无缥缈的；其背后还浮动着屈原和陶渊明的影子。这样，读者从诗人苦心孤诣的构思里，又可窥见一层凄清之色。
柳州峒氓
回答者：幽若岚兮 - 经理 五级 11-1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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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鉴赏

千山鸟飞绝， 山岭重重，不见只鸟飞过，

万径人踪灭。 道路条条，也无人迹行走。

孤舟蓑笠翁， 只一条小船坐个穿蓑衣的老翁，

独钓寒江雪。 大雪纷纷，独自在的江上垂钓。

赏析：

这是一首妇孺皆知的小诗，它字浅句顺，让人过目成诵，经久不忘。如果一个人只能背诵三首古诗，《江雪》十有八九是其中之一。当我们陶醉于它的凝练的时候，不禁会思考它到底表达了什么？

一首诗的内涵能有多大？《江雪》似乎提供了一个典范。西方中世纪释读《圣经》，曾有“四义释读法”，主张分字义的、寓意的、规训义的、灵义的四个层次理解《圣经》。我们也不妨从多层意义上来欣赏这首小诗。

首先从最浅显的字面上看，《江雪》提供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寒江独钓图”。前两句是天寒地冻的大背景：千山叠嶂，白雪皑皑，万径盘曲，冰封凄凄，天空中没有一只飞鸟，路面上没有一个行人。后两句是小焦点：在这大背景中有条江，江面上有一小渔船，渔船上有一穿蓑戴笠的老渔翁，老渔翁手持一根钓竿，独自垂钓。描绘极有层次，很多的国画常常取材于此。宏阔的天地和微小的渔翁形成鲜明对照，而整幅画面给人直观感受是“冷”和“寂”。

“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马上会想到诗人恐怕不单单是为了画一幅毫无意义的图画吧？这苦寒静寂的图画背后，是怎样一付情怀呢？自永贞革新失败以来，诗人屡遭打击迫害，被贬谪到荒凉的永州，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志同道合的朋友天各一方，生活上又陷入失朋少伴的孤独之中。这陷入幽静寒冷的境地之中，在千山万径的人世间也没有同伴的孤苦老渔翁，不正是此时诗人的自况么？

然而，用诗人的政治、人生遭际作比附，虽然可以一一应验，却不能中止我们对诗意的领会。从更深一层看，这首诗则反映了诗人的在此厄运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虽深陷绝境而不悔其执着之心，虽历冰雪而不改其高洁之志。有论者以为在这样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凛然不可侵犯。这个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

不过，精神写照说，还算不得最高层次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精神，必得在如此的环境中才能展现出来，诗境真正的高超之处却在于超越这个苦寒的世界，而达到精神的沉寂。这便是禅的境界。诗人深受佛禅思想浸染，必然深悟“色即是空”的佛理，千山也好，飞鸟也好，万径也好，人踪也好，江面、小船、钓钩、老翁，不过都是空无，唯一存在的是渔翁的超脱。所钓非鱼，乃禅也。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同层次上体会这首小诗的美，层次虽有深浅之分，然而每一层面都有自己特有的艺术美。言有尽意无穷，这也许是《江雪》千百年来令人赞叹不已，以二十字而占据中国文学史重要一席的原因吧。
你从里面找两句就行了

5. 柳宗元主张的文学理论是什么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南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生于长安。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柳宗元所属的河东柳氏，是中国北方一支著名的士族，但到柳宗元所在的时代，其势力已渐衰微。柳宗元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刻苦勤奋，见解开阔，13岁时就写下了《贺平李怀光表》这样难写的文体。这篇文章气势不凡、措辞练达。小小柳宗元出手不凡，马上获得“奇才”的赞誉。

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同考中进士，三年后又中博学宏词科，由此步入仕途。

这一时期柳宗元仕途顺畅，在文坛上也颇负盛名。他家学渊源深厚，所写文章纵古论今，气势宏大，当时的士人仰慕其文名，纷纷登门求教，柳家常常门庭若市。

永贞元年，唐顺宗重用王叔文主持政务，推行新政。王叔文领导“永贞革新”，打击宦官和豪强，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这一革新运动和柳宗元的实行仁政民本的政治主张相吻合，于是他便积极投身其中，与刘禹锡等成了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但是新政严重触及了宦官、官僚和藩镇的利益，在他们的联合反对下，新政仅历时100多天就告失败。柳宗元等八人因此被贬为边远各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

元和元年(806年)，柳宗元举家来到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任所——永州。新政失败造成的心理创伤，再加上水土不服、生活艰苦，柳宗元抑郁寡欢，疾病缠身。但是，险恶的环境和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他写下了名篇《捕蛇者说》，借以抨击官府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还写下了游记散文《永州八记》，通过精妙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移心写作，发愤著述，身体力行地投入古文运动。他和韩愈一起，努力把文体从骈体中解放出来，着意用散文文体进行各种体裁创作的活动，从而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

柳宗元用散文体写的论文，重要的有《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封建论》等。他还与韩愈、刘禹锡等人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创造出新文体创作的氛围。

柳宗元还创造性地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他用散文体写就的寓言《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具有非常高的品位，是我国古代寓言的珍品。

柳宗元以其在散文领域取得的全面的划时代的成就，和韩愈一起被世人并称为“韩柳”，视为散文史上的两座丰碑。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结束贬官生涯，被召回京师。但因为政敌的排挤，他被派往更偏远的柳州任刺史。

在柳州任上，柳宗元废除奴俗，对已经沦为奴婢的，自己出资为他们赎身。他还发展生产，凿水井，修城池，广植树，使柳州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他还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改变了柳州落后闭塞的状况。全国各地的学子钦慕柳宗元的才名，不远千里前往柳州向他请教。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已病入膏肓，在京师朋友的努力下，唐宪宗同意将他召回京师，但在诏书到达柳州之前，这位文学大师含冤而逝。柳宗元以其在文学上的造诣，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因为柳宗元有德于民，柳州百姓在他死后为他修建了“柳公祠”和衣冠冢，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共45卷，外集二卷。包括论说、寓言、传记等五类文体。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等为政论的代表作。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春秋时期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多用来讽刺、抨击南昌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组成的《三戒》，其中《临江之麋》讽刺了那些仗势欺人的走狗，他们只要没有靠山，就成了一群无用的废物，任人摆布。《黔之驴》讽刺了那些外强中干的人，没有真才实学，却要四处炫耀。《永某氏之鼠》则讽刺了那些利用社会或者个人的关系作掩护，从而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的人。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危害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安全。另外，《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柯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办山赋》、《吊屈原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如《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除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长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杰出的散文家、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以无神论思想和进化的历史观，批判了“天人感应”和“圣人”创造历史的谬说，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与韩愈的主张基本相同，但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他提倡“文者以明道”，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而这个“道”却不专宗儒家一说，主张把百家之说“通而同之”。他强调发挥文学“辅时及物”的社会功能，鲜明地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异扬讽喻而已”。他特别重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社会实践问题，认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明确指出那种“不知耕农之勤苦，物役之艰难”而“专弄文墨”的人，在文学上绝不会有什么成就。此外，柳宗元对作家的写作态度、继承与创新、文学源流、艺术风格、写作技巧、语言运用等问题，都有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以寓言、传记、游记和骚赋的成就最高。寓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只是用作比喻的片断，柳宗元把它发展成为更独立、更完整、更形象的文学样式，推上了中国文坛，并以短小精巧、尖锐泼辣的艺术手法，嘲讽了朝野上下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他的传记文大多取材于劳动人民，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聪明才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热烈的歌颂。许多不同职业的下层人民群众的形象进入文学传记，是柳宗元对后世的一大贡献。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美的刻画精微，洞察幽深，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在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以自然境界之美映衬个人品德之美，对比官场丑恶现象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山水名手，为中国的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的骚体文继承了屈原的优秀传统，愤世嫉俗，讽事喻理，构思巧妙，文辞优美，使这种久已沉沦于宫廷庙堂的文学样式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6. 柳宗元的最富有创作性文章的代表作有哪些

柳宗元的寓言讽刺文和山水记是两类最富创造性的文章。如《三戒》等寓言，讽刺一些社会现象，概括某种普遍的生活真理，锋利简洁，发人深思。他的山水记如《永州八记》，在对自然美的描绘中渗透着自己的感受和情怀，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其传记散文往往借题发挥，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缜密谨严，条理井然，风格严峻沉郁，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等。

7. 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有何主张及看法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来，他的作品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其次，韩愈比较刻意于语言、形式上的革新与创造，为了突现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对地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畅而义美”，而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提出：“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可见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调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更能令读者回味。
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如《封建论》，逻辑谨严，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从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沉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篇幅虽短而波澜曲折。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截取了段秀实治理驻军、孤身入营劝谕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生动而有说服力。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炼，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像《钴鉧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的被人遗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记》），愚溪的“无以利世”（《愚溪诗序》），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怜而售之”、“枕席而卧”（《钴鉧潭西小丘记》），觉得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为他对山水抱有这种感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才写出如此细腻、优美、动情的山水游记。
同时，柳宗元又以极其优美、凝炼、精致的语言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把这些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极善于用各种传神的辞句来写各种各样的山林溪石，如写水的幽深平静，则用“黛蓄膏淳”（《游黄溪记》）；写水的清澈浅平，则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跳动轻快，则用“流若织纹，响若操琴”（《石涧记》）；写水流动曲折，则用“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石渠记》）；写石，则有“嵚然相累而下者”、“冲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为坻为屿为堪为岩”的岸边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的园中之石（《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又有“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丰富的语汇和精微的观察，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
而在布局谋篇时，他又极善于运用虚实相生、忽叙忽议的方法，使文章开阖变化，意趣无穷。如《游黄溪记》从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范围来说永州山水最善，然后逐渐集中到黄溪这一块地方来，然后依游览登临的次序一一呈现黄溪景色，有如从空中俯瞰，从远而近，由外而内，逐渐呈露，最后转到黄溪的传说后戛然而止，不羼入半点主观感受，让读者如历其境，用自己的眼光观赏；而《始得西山宴游记》则从每日登临的泛泛而谈转入具体的西山之行，在极细的描摹后转入登高远眺，以作者自身“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感受收束，又充满了主观情感色彩，令读者在这种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神游山水；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在水中的怡然之乐和作者坐潭上的凄清悄怆相映，以日照潭水的明与竹树环合的暗互衬，显出一种鲜明的对比感；而《袁家渴记》则在匆匆记叙袁家渴的幽丽之后，转过来写风来时“纷红骇绿”、“冲涛旋濑”，使单纯的登临游览又横生出一种动态的奇异情状。
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汲取了骈文的长处，多用短句，节奏明快并且富于变化。像《袁家渴记》写风，在“每风自四山而下”之后，连用八个四字句：
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
以急促的节奏烘托了风的气势。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写鱼：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则在参差舒畅中略有紧促，使鱼的静与动极生动地随节奏而生。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地方，却凝聚了柳宗元精心锤炼的功夫。
当然，柳宗元古文在当时影响不如韩愈那么大，但是柳宗元以他与众不同的创作实践，为文风的改变开拓了一条新路。尤其是他的山水游记，突破了过去散体文偏重实用、以政治和哲理议论为主的局限，改变了散体文以先秦两汉诰誓典谟、史传书奏为典范的观念，创造了一种更文学化、抒情化的散文类型。他的寓言也是具有创造性的。在此之前，寓言大抵只是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用作论说的例证，柳宗元的寓言则摆脱了这种依附性质，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柳宗元散文的语言以“峻洁”著称，文字准确而简洁有力，又兼有含蓄、自然之长，体现出孤高脱俗的人生情调，是一种与人格相统一的散文风格。他的散文创作与韩愈的以奇崛雄放为特征的创作一道，为号为“古文”而实为新体散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而且我们也看到，虽然古文家标榜以“传道”、“明道”为文章的最高原则，但韩、柳最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却大抵并非以此为核心的；韩文雄奇，柳文幽丽，都饱含了个人的生活情感，具有鲜明的艺术追求。因为他们对“道”的理解并不那么狭隘，他们自身的“道学气”也并不那么浓厚。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张旭的书法，说张“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这种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成败得失的激情表现于书法，才获得卓越成就。这不仅反映了韩愈对自由奔放的盛唐艺术的爱好，而且与他的文学观也有相通之处。但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古文运动的的弊病也是相当严重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取得了虽非精确却已是颇为清楚的认识，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实用性的和艺术性的文章加以分判。这为文学在其独立地位上获得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古文运动由于强调道对文的支配性，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这在文学观念上是重大的倒退。由于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倡导以文学为维护封建政治秩序服务，这必然导致作家个性的收敛，从而对文学的发展加上沉重的束缚。封建专制愈是强化，这一种束缚就愈是严重，同时“古文”也愈是表现出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实际上，像韩愈对“情炎于中，利欲斗进”式的激情的赞许，到了宋代就已经很难见到，更不用说更为拘谨的明、清正统古文家了。这也是古文运动先天的隐患所致。

8. 柳宗元有什么美誉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