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鲁郑：中美竞争，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宋鲁郑：中美竞争，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不错：有活力，人人有干劲，效率挺高。服务行业态度和蔼可亲，热情满面，积极主动。我到超市一问他们的工作时间，简直惊掉了：早八点到晚十点。比勤劳的中国人还勤劳。据美国的朋友说还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这和暮气沉沉、安逸的欧洲对比实在悬殊。在法国这就叫违反劳工法。要么工会会组织罢工，要么司法部门找上门来，大加责罚。也怪不得法国不少学者过去对我讲，中国太像美国：发展模式像，生活模式也像。如果说区别，中国人是为了工作，美国人是为了金钱。而且根据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中国的效率大约是美国的两倍。
这一印象印证了自己以前的一个看法：欧洲、日本、俄罗斯都已经没落，只有中、美还有未来。不过，美国的条件确实比中国好。一是地缘政治优势中国望尘莫及。中国邻国大国多，日本、俄罗斯、印度不必说，那些小国也都不是善茬。菲律宾一个仲裁举动给中国带来多大麻烦，耗费多大精力和国际资源。二是美国资源丰富，许多都能自给。还有资源更丰富、关系更铁的加拿大。中俄如果也能保持如此关系，中国资源压力会小很多。三是相对而言，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其国内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规模远小于中国。
本来，以美国的先天禀赋和民族的进取特性，21世纪只会把中国拉的更远，而不是被中国迎头赶上。出现这种局面，有人认为是小布什的失误。可是奥巴马8年也没能改变局面。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是制度。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仅归于某一个人并不公正。更何况美国是标准的三权分立，个人因素无法主导一切。实是整个制度运作的结果。
确实，两国民众都勤劳、进取，美国的内外先天禀赋都远超中国，却日益被中国迎头赶上，不是制度是什么？
其实许多美国学者也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只不过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专制制度遇到好的领导人，表现会远远优于民主国家。但遇到不好的领导人，就会前功尽弃。福山就是这种看法，还提出中国如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但中国早就解决了“坏皇帝”命题，一是最高领导人经过长期基层锻炼和全国选拔——过去皇权只是在家族里，也无基层经验。二是任期制。假如有不称职的领导人，也会和西方一样定期改变。
解决了“坏皇帝”挑战的中国，自然表现将远远优于西方这种民主体制。
说起来，西方等着中国出错然后再超过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真正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八年把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极速上升到近20万亿，也就是说他八年欠的债等于过去美国两百多年欠的债！对外则是反对中国搞亚投行，在南海挑衅中国。7月12号美国官员、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竟然在智库发布演讲时声称：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真是无比荒唐和愚蠢。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美国不改革自身，总寄希望于中国自己失败或被它搞下去，怎么能赢得这场竞争？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何以如此，但是中国的自由派或许功不可没：他们一直忽悠美国是中国的学习榜样，既然美国是榜样，自然无须改革。看来中国没有被忽悠，倒是忽悠了美国。
我到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才发现在机场命名上，新旧大陆可谓不谋而合：都喜好冠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英国是希思机场，法国是戴高乐机场，华盛顿另一机场是前总统里根。机场还有里根的雕像。不知这算不算个人崇拜。这是我对美国的第二印象。我想，如果北京首都机场命名为毛泽东机场，也树立毛泽东雕像，估计西方和海内外某些群体必群起而攻之。
对美国的第三个印象是它的宏伟建筑。许多地方颇有纪念碑式的风格。至于林肯纪念堂等地标场所更是巍峨。这竟然一下让我想到北朝鲜。不管双方目的为何，但风格上颇为相似，给人的感受也一样：产生畏惧感、崇敬感。
第四个印象则是警察多，报亭少。来之前就听说美国街头警察密集。一到美国，发现果然如此。一下飞机先看到警察，到了出关大厅、等行李的地方也到处是警察。从机场出来也是如此。街道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警笛声不断。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在布鲁塞尔开会，两小时就听到六次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见微知著，可知西方现在的状态。
华盛顿没有综合性的报亭。这和北京、巴黎、台北随处可见报亭的情景很不同。原因暂时无法知晓，估计是美国特色，但感觉确实非常不便。
美国一个让我意外之处是出租车非常方便。简直和国内一样，大街上随手拦车，随到随走。过去总说欧洲打车难、出租车极少是因为家用车普及。可是美国也是家用车普及，何以出租车仍如此方便？当然出租车都是黑人在开，职业和种族如此固定化，还是显示了美国的问题。社会上下流动如果和种族出身有关，实是社会的倒退。
最后一个美国不同之处（当然是和中国比，和欧洲比），是家庭门口悬挂国旗的现象很普遍。欧洲即使国庆节，家庭挂国旗的也很少，更别说平时了。这可能和欧洲二战后去主权化的欧盟建设有关。德国是因为二战原罪。中国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去政治化有关。只有美国，象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旗依然高扬。这也从一个侧面理解何以如今美国民粹主义盛行，以至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第一印象往往敏锐而未必准确全面。下面就看和美国学者们的碰撞了。
我在华盛顿一共和三位美国学者交流了看法。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老师。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安排妥当。从中也可见，中美如果合作，必然高效、务实，易出成果。如果换作法国，没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第一位学者是马伟宁先生（Brendan S. Mulvaney），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刚和中国军方著名作家戴旭合出了一本书。由于他下午还要赶飞机，我们在华盛顿一家快餐店见了面，虽是快餐，但也有些名气。吃饭时有个细节，再次显示了美国的“文化”。我们各要了一盒酸黄瓜。可是我发现既无刀叉，也无筷子。原来要下手吃！美国人穿着随意的现象也随处可见。我旁边一位食客居然身着带洞的衣服外出就餐。
征得马伟宁先生同意，我可以无保留发表我们的看法。以下只是大意，并非原话。
由于时间紧，我没有客套直接发问：中美是竞争对手，双方争夺的是什么？
他答：中美不是竞争对手，只是竞争者。比如在经济上。
我追问：竞争对手和竞争者很难区分。关键是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中国，一些学者和我一样认为，中美在今天竞争的目标有三个——谁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谁的货币是世界货币？谁的制度更好？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双赢。
他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经济总量20年、30年会超过美国，但人均不可能。政治领域并不是竞争的关系，适合一个国家的，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国家。
我回应到：我理解你的看法。可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比如南海问题。美国反对亚投行。
他的观点令我意外：南海并不重要。并不是双方必须争夺的领域。至于亚投行，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是美国的愚蠢行为。
我又问：那么中国不接受海牙法庭的裁决，您认为是正确的吗？中国认为，美国就经常不遵守国际条约。
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形势不同了，过去能做的事，现在就不合适了。
我换了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的模式可以持续吗？
他回应：中国发展很快，当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污染。但我认为是可持续的。
我继续发问：那么未来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民主化了？
他笑了：政治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好说谁最好。从欧洲角度看我们有黑人问题，有死刑，也有其他人权问题。中国的制度其实有不少民主因素。比如人民的代表性。中国没有皇帝，也积极回应民意。
从历史上看，我们是一步步实现民主化的，先是白人有产者有投票资格，到后来一步步实现普选。
我立即发问：如果中国民主化，可否像美国一样一步步来？先是男性有产者、受教育的人有投票权？
他再一次笑了：中国民主化是应该一步步来，选举应该是一步到位。至于怎么一步步开始，我也不知道。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试错型的，发现问题就调整。
我问了个敏感的话题：您认为中国一党体制下，反腐败能成功吗？
这个话题显然他很熟悉：我知道许多人说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是权力斗争，但我认为中国是真的在反腐，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这个民族和国家。当然一开始会有激烈的做法，但以后会制度化。腐败是很顽固的，美国也有腐败。
我插话：都是相对廉洁。法国和意大利就是西方较为腐败的国家。新加坡和香港则做到了非常廉洁。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希望中国反腐败能够成功，但我确实不知道答案。
最后我自然不会放过对西方制度的质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没有未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种族结构。根据出生率，欧洲二十年后就全面伊斯兰化。二是中产阶级日益萎缩，欧洲和美国都不到50%，已成绝对少数。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原因则是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这两大历史趋势。这也是福山忧虑的。
马伟宁先生赞同欧洲已没有希望了，无法改变。采取措施也已经太晚了。美国仍然还有机会改变。因为这种现象以前出现过。当爱尔兰人大量涌入时，美国惊呼要改变自身特性。当意大利人大量涌入时，也出现同样的担忧，后来是中国人，现在是拉美裔。每一次美国都找到了解决办法。
美国大选在即，自然也是我们的话题。他强烈反对希拉里，认为她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坏。他认为政府当然有存在必要，但不能决定我们买什么医疗保险，不能决定我们干什么。他属于保守派小政府的立场。
我笑道：中国人都支持特朗普，他主张美国事务优先，不愿意介入国际事务。他当选，什么TPP、南海问题，都不存在了。
他也大笑道：这很好。
❷ 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是什么意思
我来纠正所谓满意回答的肤浅认识
普世价值是人权的好的一方面。而西方只宣扬他普世价值的一面。然而普世价值的好，是空洞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邪恶。
先讲人权。一个阶级所统治的社会都有他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权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心态。资产阶级需要自由不受控制的市场、需要资本扩张、需要无尽的利润、需要他们的聚敛的财富得到保护、需要追求利润变得合法。于是便有了”自由“、有了”人性“、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就让朕来揭穿这些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吧！
自由——人生而自由。人要真的生来便有了自由，那就没有必要再谈论什么自由啦！自由只是市场的自由，资本家可以在其中自由地竞争。自由是资本家的自由，可以自由使唤劳工，可以自由地搜刮利润。无产者也有自由，他们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哇好自由喔！无法理解的是，这些无产者中居然有人为这样的”自由“叫嚣。
人性。人性化。什么是人性？5.12地震中的不顾学生的幼小生命，自己逃之夭夭的范跑跑的行为无疑体现了人性！此时此刻他没有怜悯更没有爱。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性啊！我要怎样来赞扬这样一种人性呢？而英雄的王成喊出那惊天动地的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却是非人性的！小男孩吃了一颗糖还想吃第二颗，是人性的；满足无尽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而群众消灭利润消灭华尔街的贪婪，用暴力推翻这个旧的社会秩序却是非人性的。
人性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立场跟标准。开车的人希望开快是人性使然，行人过马路要车慢慢开避让行人也是人性。此人性和彼人性都不是人性？所以人性是无力的。人性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他只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天性，好跟坏都富含其中。对于西方西方只宣传其普世价值的一面，而掩盖其深处的肮脏，朕非常愤慨，并表示强烈抗议！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1％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99％的财产可以没收。公园广场街道这些都是私有财产，它们神圣不可侵犯！
❸ 宋鲁郑：美国为什么要从阿富汗“胜利大逃亡”
6月23日，今年已经多次震撼全球的美国再现惊人举动：奥巴马出人意料的宣布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军，人数高达三万三千人，并将于2013年终结全部军事存在。更令世人震惊的是，奥巴马首次承认和恐怖组织塔利班进行谈判，并称可取得政治解决方法，以结束长达10年的阿富汗战事（又是一个十年，当年苏联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也是十年，阿富汗真堪称世界大国的坟场，无论是最强盛时的英国，还是后来的苏联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折戟沉沙）。
二战以后，战争的目的逐渐发生变化。哪种西方传统的以吞并和殖民为首要目标的战争不再为现在的社会所接受。所以当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引发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它们遭到了苏美的联合反对。而新的战争模式则是推翻反对自己的政府，扶植亲已政权。苏联在匈牙利、捷克的干预以及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的均是如此（当然还有不用自己流血的颜色革命）。所以衡量当代一场战争的胜负已不是是否能够占领一个国家，而是是否能够有效的建立起一个亲已的政权。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美国无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遭到了失败。
世界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可谓独步天下。然而，随后卷入的两场反恐战争成为美国由胜到衰的转折点。这颇类似于当年不可一世的英国卷入英布战争导致大英帝国衰落一样。到今天，阿富汗战争已经持续十年，可称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虽然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政权，但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软弱、无能、混乱和腐败的政府，甚至由于宗教、民族等原因并不十分的亲美。
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在全球178个国家中，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列176和175位。仅胜于排名最后一位的索马里（阿富汗和缅甸并列）。法国媒体披露，在阿富汗国际援助的80%被各级官员贪污。今年更发生喀布尔银行九亿美元不翼而飞的丑闻， 这不仅导致阿富汗最大银行濒临破产，更也把阿富汗经济推上破产的边缘（但是至今依然没有人被起诉，因为这家银行的大股东是现任总统的哥哥。不翼而飞的资金则被用于在阿联酋迪拜为权势人物购置的豪华别墅和公寓）。伊拉克的腐败也同样触目惊心，仅2010年就有9位部长和75位部门负责人因为腐败而下台。美国甚至在亲自起草的报告中这样称：“伊拉克政府直属的反腐败办公室是个消极机构，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自己的职责，伊拉克政府各部存在暴力腐败分子，而该机构对此不闻不问，结果使伊拉克政府内部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另外，伊拉克的司法系统也很弱”。美国驻伊拉克使馆的报告还特别强调，“伊拉克政府一些部因被犯罪集团控制，既没有财务审计，也没有正规的财务运作程序，对那里腐败问题的调查也无法进行”。
令美国失望的不仅是这两个国家的腐败和无能，更有在美国枪杆子下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2009年总统卡尔扎伊的任期届满，全国举行大选。不料在欧盟和美国的严格监督下，竟然发生大规模选举舞弊事件。根据事后统计，高达四分之一的选票做废。尽管如此，卡尔扎伊仍然宣布以过半数获胜，引发主要的竞争对手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的抗议，政治动荡弥漫全国。经过多番幕后的讨价还价和美国强大的压力，选举委员会最终宣布两人均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阿卜杜拉在重新投票前不到一周，宣布退选，声称是为了抗议政府和选举委员会的不当行为。至此，阿富汗民主之路再遇断桥。不仅如此，社会发展方面阿富汗也大幅倒退。竟然在美国等西方占领下还出台了歧视妇女的《婚姻法》。包括：妇女不得拒绝丈夫的性要求、除非发生紧急情况，妻子外出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妻子外出工作或上学要得到丈夫明示的准许、 如果丈夫要求妻子打扮，后者不得拒绝、如果夫妻离婚，妻子不能要求得到子女的监护权、妻子无权继承丈夫遗留下来的房子和土地。顿时举世哗然，甚至西方眼里 不民主的伊朗，妇女组织都进行抗议。阿富汗上院女议员修麦拉·纳 玛蒂对媒体表示，这项新法案“比塔利班时期的法律还糟糕”，而且在国会辩论时“任何发言反对的人，都被指控为违反伊斯兰教义”。
在伊拉克，就在美国撤军一刻，选举已经举行了六个月的伊拉克仍然没有政府，处于权力真空中----美国人支持的前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虽取得选举胜利，却不受什叶派的马利基等人承认（美国在中东的新敌人伊朗就是什叶派）。当美国宣布2011年12月将完全从伊拉克撤离时，百姓竟然涌上街头放鞭庆祝。电视台把美军从城市撤退的日子“2009年6月30日”订为“民族主权日”，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美国之不受欢迎，由此可见（当然还有掷向小布什总统的一只鞋）。在阿富汗，反美游行最后演变成暴力袭击联合国机构的事件。
此情此景，令投入上万亿美元、付出六千多条宝贵生命（数万人受伤）的美国情何以堪？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做总统，第一件事恐怕就是要谋求脱身之道。
促使美国“胜利大逃亡”的另一个原因则是2007年至今的经济危机已令美国元气大伤，无力再同时进行这两场战争----仅仅阿富汗一周的军事开支就高达20亿美元。自经济危机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连续投入巨额救市资金，进行干预。但到今天为止，却出现了没有就业的增长。失业率仍然接近两位数，与此同时，联邦债务已经达到国会制订的上限：14.2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接近100%（欧盟规定不能超过70%）。到8月份，如果不能将这个上限提高，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到时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要关门大吉，全球都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此时的美国进行大收缩，已是迫不得已的别无选择。所以奥巴马在宣布撤军时做这样的声明："美国，是到了在国内集中力量建设的时候了。"
促使美国“胜利大逃亡”的最后一个原因则是2012年的选举到来了。“九一一”带来的爱国热情、复仇必理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刻意误导，美国在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时，都得到了民意的强烈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战成为民意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做为执政党的民主党，怎能不顺应民意？所以尽管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和塔利班谈判颇令世界感到意外，但从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其实进入2012大选周期，美国已经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大事。 已经进入执政第三年的奥巴马竟然再度面临他不是美国人的质疑！为此，白宫不得不公开了他的出生公证。尽管如此，质疑声仍然没有平息下来。奥巴马为了连任，尽管美国的债务又要突破国会的限制，他仍然推出了 扩张性的财政预算。在野党共和党自然要竭力反对。最后双方闹到差一点要政府关门的地步。当然迄今为止奥巴马最大的手笔就是击毙美国已经追踪十年的头号通缉犯本拉登（当然是在违反国际法、非法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的前提下），这一震撼全球的事件，也令奥巴马的支持率大涨近10个百分点。现在从阿富汗撤军则是这种震撼事件的延续。2012年也是法国的大选年，仍然没有在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的法国，其总统萨科奇为了拉抬声势，迄今为止已经有如下精彩表现：率先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率先对利比亚政府动武，而动武一刻，法国同时还有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特迪瓦推翻总统巴博的战争；为和极右争夺选票，大打移民战争，不仅大幅减少新的合法移民，更对来自被西方称为解放了的突尼斯的大量难民极力封杀；强令企业给每一名员工发放一千欧元的分红。这发生在一个号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令人称奇。以致反对派指责萨科奇以每人一千欧元的方式买票。
众所周知，没有选举就没有西方的民主。因此，从正常逻辑来计，选举应是展现民主制度优点的最佳时机。然而，西方的民主发展到今天，大选的来临，反而成为集中展现这种制度弊端之时。
世界是平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正陷入苦战的卡扎菲政权则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剂，特别是美国居然要和恐怖组织塔利班谈判，实在令卡扎菲感到匪夷所思。难道卡扎菲比塔利班实力还弱？难道卡扎菲比塔利班还邪恶？当然卡扎菲也明白，为什么打了十年之后，美国才同意和塔利班谈判。现在仍然不是卡扎菲和西方谈判的时机（实际上卡扎菲想谈判，西方拒绝），只有卡扎菲坚持到西方再也打不下去了，才是他逃出生天的机会。对于西方来讲，强权即公理，打的过你自然是不会停手，而等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再邪恶的对手也会握手言和。不过，这可能对正在卷入利比亚战争的欧盟是一个启发，趁着现在还有时间，不如早一点撤出，意大利和挪威不是正在撤出吗？（或者早一点开展谈判？）
不过美国从阿、伊两国撤军，还是冒着相当大的道德和利益风险。以阿、伊两国政府现有的治理水平，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能否生存下去都是个问题（阿富汗内政部的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国防军还远远不能维持安全）。更别说应对强悍的塔利班等的恐怖组织了。而且就在美国宣布撤军的同时，塔利班迅速发表声明：将战斗到把所有的外国军队赶出一刻。要知道，当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南越政府很快就垮台就是前车之鉴。等到阿、伊两国重新落入敌手，历经十年、上万亿美元的投入、数千条美军生命岂不全打了水漂？这也是为什么一位BBC的网民这样留言：我真的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在哪里已经十年，为什么我们置阿富汗人民于这样的命运（塔利班将重获权利）。我认为我们应该完成我们开始的使命，否则将一无所获。其实西方何尝不想如此？只是当道义（或者利益）超过付出（或者成本无法再承受），只能选择抛弃阿富汗人民了。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位网民为此而欢呼：很高兴听到美国和法国撤军，债务折磨的英国最好也撤出，钱最好花在别处。是阿富汗人展示由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到了。只是本人有一问，阿富汗的问题究竟是谁制造的？
美国撤离后，可能令之尴尬的事情还有：假设和塔利班的谈判成功，在阿富汗这样的部落社会中，塔利班在大选中获胜，夺得民主果实，美国将如何面对呢？是不是像对待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或许这个西方主导的时代就是荒诞的：鼓励你搞民主，但是不承认选举结果；鼓励你学习美国，但不鼓励你享有美国的生活水平（本句是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先生对毕业生的致辞：“鼓励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希望何先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教育教育他的学生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还有一个荒诞之处：与之作战的塔利班是美国培训和高度武装出来的，过去这些人被称为自由战士，现在则是恐怖分子（当然也可以谈判，如果双方达成妥协，又会变成民主战士）。这其中的原因美国政府能否对美国人民讲出个是非曲直？
最后还有人认为美国从这两场战争脱身是为了遏制抓住时机迅速崛起的中国。不过当年美国发动这两场战争的时候，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是为了遏制中国（以及俄罗斯）。这种无论进还是退都是遏制中国的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我们只能说的是，今日的中国已经没有人能够再遏制，他们唯一能做的大概是治理好自己，同时在中国培植分裂力量，希望通过中国人的内部对抗和分裂达到削弱中国的目的。事实上，今天美国的撤出是其在全球影响的全面退缩的一部分。和当年苏联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是同一个道理。美国的时代如果不说是已经结束，恐怕也进入到了尾声。
❹ 如何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一）加强学习
参政议政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方面面，而每个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学习。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学习社会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形势的认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掌握，扩大与参政议政有关的多方面、多学科知识的了解，不断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学习形式可以多样，应尽量根据不同人员的特点开展多形式的学习活动，如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座谈会、学习班、培训班等等。通过学习，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
在思想认识，部分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同志确实存在一些不同认识。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党派、工商联难有作为。有同志认为，民主党派是政治花瓶，参政议政是“不讲白不讲，讲了白讲，白讲谁不讲。”有同志讲：参政议政“不讲没有意思，讲多了是什么意见？”有的说：政协委员就是“举举手，鼓鼓掌”，万事大吉。这是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误解。因此，提高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
进入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共同前进。各民主党派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保持独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过合法程序、自由表达不同政见的广阔空间。
可以讲，老一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因为有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经历，对党的领导，对多党合作制度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轻同志，因为没有经历，对多党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触，认为是一党专制，对西方多党制度一知半解，却推崇备至。
3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转载宋鲁郑的文章：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有些观点比较新颖，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认为：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多党制相比有六大优势。
优势之一：在于政策的延续性
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贴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定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温饱的问题，而中国的粮食却是印度的两倍。
优势之二：在于行政执行力
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法国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经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灾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在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优势之三：在于遏制腐败
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
第一，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道路。
第二，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经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
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就如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结果是腐败较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第四，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和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权钱交易的刚性原则。
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打击腐败。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选拔
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的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优势之四：在于负责任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际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有推卸责任说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逃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优势之六：在于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国、法国、美三国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这一特点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刚才提到的这些观点，对我们较好地认识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强化对履行好参政议政重要性的认识
从政治学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两大系统：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统；二是学术型政策研究系统。两个系统各有其优长，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补充。
党政机关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统的优势是：靠近党和政府高层决策机构及人员，掌握大量内部情况和信息，研究具有权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时也会在一定思维定势主导之下，惯性较强，部分成果存在简单机械地为现行政策提供注释和支持的情况。受领导人更替的影响，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长远考虑。
学术型政策研究虽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学科广泛，基础资料系统，研究题目选择自由，研究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灵活性，具有研究视野广阔和眼光长远的特点。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既能够部分参与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够在学术型政策研究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知情范围和程度方面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贯彻党对民主党派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创造性地充分发挥优势，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而民主党派只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处理好参政与议政的关系，准确把握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完整内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是大有可为的。
（二）建立队伍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一批政治素质高、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为骨干的党派成员，没有一支关心时事、关注民生的参政议政意识强的党派队伍，民主党派的任何组织要履行好职能、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将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建立一支参政议政的队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队伍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严把入口关
严格按照民主党派有关组织发展的三个《纪要》和中共中央[2005]5号文件精神，坚持“三个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组织发展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层次高、代表性强、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同志，有参政议政潜质的同志成为民主党派成员。
要改革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制度，改变领导说了算，一言堂，拿社会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试行竞选机制，公示制，增强透明性，杜绝哑巴委员，无为代表出现。在推荐代表人选和委员名单时，要充分听取支部负责人和各党派负责人的意见，允许演讲竞争，选取那些真正有学识、有水平、有公心、有时间、有热情、懂政治、敢为民办实事、乐于奉献的成员到参政议政第一线。让大家心服口服，参政议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愿，都有积极性。
二是加强培训
培训，既有对参政党意识的培训，从根本上认识到参政议政是我们民主党派的职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养参政议政能力，着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则就会发歪言。
2005年，重庆市政协有一个有相当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协委员要由政协产生，既要带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协委员的质量。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政协是党领导的统战组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其他界别在政协是平等的。政协党组受中共委托，负责日常运行。二是党的领导体现在，政协委员由党委推荐产生，具体工作由党委统战部门负责。正如人大代表选举，由组织部负责组织。部队招兵与带兵也是两条线。这件事闹得非常大，政协的部分同志也在进行调研，推波助澜。最后不了了之。
还要澄清一点，就是处理好与政协、与统战部的关系的问题。民主党派、工商联在政协都仅仅是一个界别，而统战部是代表党委领导、协调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作的主体。也就是说，统战部是民主党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实上，在参政议政方面，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经验，有一些区县、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参政议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么办，就要把他们请过来座谈交流，传授经验，搞传帮带。民盟重庆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区县盟组织提出带共性的好的提案、议案，因为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照搬过来，何况是参政议政的经验。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别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各类特约员的积极性，发挥群体优势和组织优势，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还要树立精品意识。当前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贪多求全。在政协，比提案的多少，比领导批示。浪费了民主党派、政协、政府部门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却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开政协会，要求每个党派、工商联只能有一个提案，作大会发言。其他的，先沟通，作社情民意处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门作出解释、说明。这就要求有精品意识。
要紧密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数人的利益，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则一改就到位。如车改，房改、教改、医改。
当今社会，信用体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调研
民主党派的同志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深入调研，适应社会情况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执政党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确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执政党对参政议政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断丰富调研内容，创新调研机制，拓宽调研路子，增强调研实效，才能观察社会、发现和研究新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才能为中共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转变观念，增强创新意识，要从实际出发，主动与政府部门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视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具有科学性、预见性、全局性和实效性的意见和建议，实现参政议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进展。
当前分配不公的五种主要现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二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
三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库”、乱收费罚款等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五是压低、克扣、拖欠工资等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四）创新机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通过科学严格的程序来保证人们行为的规范，完善制度建设是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参政议政工作很难正常进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要向其他地区、其他民主党派、工商联学习，广泛征求本级组织成员的意见建议，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够共同遵守的课题酝酿、调研、撰写、提交机制。
长期以来，参加市委双月座谈会，小型谈心会，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经过深入调研产生的素材，经常是打急抓，几个处长动脑筋。处长的水平与市长水平，因为思维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个层次，当然不一样。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九三学社重庆市委试行重点课题常委负责制。每个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自行申报一个课题，这样，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时拿出来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议案的社情民意。
制订计划。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须要有一定的计划。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报本年度的参政议政计划，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调研任务，确定时间、主题、撰稿人等。同时，制定计划要注重科学性，要仔细研究国家、市、区新出台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重点研究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项目，民权、民生等问题，随时关注与这些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计划制定还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成果，力争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和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会议精神及会议确立的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从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十件民生问题”、两江新区建设、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问题入手开展调研，做好规划。
第二，要形成竞争激励机制。要制定适合本党派特定的奖惩办法，奖励先进，激励后进，在党派内部形成浓厚的参政议政氛围，让每一位会员都感到有压力，有使命感。
关于民主监督
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行政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重要补充。关于民主监督能力，前面我已经讲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实现的。这里谈一谈影响民主监督作用发挥的制约性因素：
一是对民主监督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一些领导干部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过程中的批评建议缺乏足够的认识，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致使民主监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监督无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民主监督随意性较大；
三是民主监督是说的多，做得少，监督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拓宽。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共与民主党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民主党派监督的舆论宣传，广泛营造民主监督的社会氛围；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及相关制度，使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能够持续有序开展下去；
三是要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的领域，规范民主监督的考评机制。
在民主党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维，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出发，把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结合起来，以提案议案形式不断探索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大民主监督力度，不断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二是要摆正位置。政协民主监督必须尽职不越位，到位不越权。坚特“监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监督于支持服务之中，对被监督单位的工作不横加指责、指手画脚，而是积极出谋划策，利用政协上达中央、横衔党政、下通各界的政治优势，为部门工作营造环境，提升人气，促进部门更好地履职为民，促进政协与被监督单位的双向沟通与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坚持把政协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与人大、纪委、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他们扎实开展行风评议工作，深化民主监督效果。
二是坚持把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公众更多的了解民主监督工作、理解民主监督工作，使被监督单位采纳落实党派意见和建议的情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促进意见和建议的落实。
三是把提高民主监督实效与履行职能结合起来。通过民主监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结合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❺ 如何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
（一）加强学习
参政议政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方面面，而每个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学习。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学习社会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形势的认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掌握，扩大与参政议政有关的多方面、多学科知识的了解，不断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学习形式可以多样，应尽量根据不同人员的特点开展多形式的学习活动，如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座谈会、学习班、培训班等等。通过学习，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
在思想认识，部分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同志确实存在一些不同认识。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党派、工商联难有作为。有同志认为，民主党派是政治花瓶，参政议政是“不讲白不讲，讲了白讲，白讲谁不讲。”有同志讲：参政议政“不讲没有意思，讲多了是什么意见？”有的说：政协委员就是“举举手，鼓鼓掌”，万事大吉。这是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误解。因此，提高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
进入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广泛的政治合作，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团结他们共同前进。各民主党派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保持独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过合法程序、自由表达不同政见的广阔空间。
可以讲，老一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因为有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经历，对党的领导，对多党合作制度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轻同志，因为没有经历，对多党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触，认为是一党专制，对西方多党制度一知半解，却推崇备至。
3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转载宋鲁郑的文章：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有些观点比较新颖，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认为：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多党制相比有六大优势。
优势之一：在于政策的延续性
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贴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定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温饱的问题，而中国的粮食却是印度的两倍。
优势之二：在于行政执行力
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法国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经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灾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在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优势之三：在于遏制腐败
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
第一，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道路。
第二，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经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
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就如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结果是腐败较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第四，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和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权钱交易的刚性原则。
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打击腐败。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选拔
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的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优势之四：在于负责任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际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有推卸责任说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逃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优势之六：在于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国、法国、美三国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这一特点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刚才提到的这些观点，对我们较好地认识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强化对履行好参政议政重要性的认识
从政治学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两大系统：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统；二是学术型政策研究系统。两个系统各有其优长，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补充。
党政机关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统的优势是：靠近党和政府高层决策机构及人员，掌握大量内部情况和信息，研究具有权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时也会在一定思维定势主导之下，惯性较强，部分成果存在简单机械地为现行政策提供注释和支持的情况。受领导人更替的影响，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长远考虑。
学术型政策研究虽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学科广泛，基础资料系统，研究题目选择自由，研究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灵活性，具有研究视野广阔和眼光长远的特点。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既能够部分参与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够在学术型政策研究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知情范围和程度方面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贯彻党对民主党派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创造性地充分发挥优势，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而民主党派只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处理好参政与议政的关系，准确把握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完整内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是大有可为的。
（二）建立队伍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一批政治素质高、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为骨干的党派成员，没有一支关心时事、关注民生的参政议政意识强的党派队伍，民主党派的任何组织要履行好职能、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将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建立一支参政议政的队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队伍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严把入口关
严格按照民主党派有关组织发展的三个《纪要》和中共中央[2005]5号文件精神，坚持“三个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组织发展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层次高、代表性强、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同志，有参政议政潜质的同志成为民主党派成员。
要改革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制度，改变领导说了算，一言堂，拿社会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试行竞选机制，公示制，增强透明性，杜绝哑巴委员，无为代表出现。在推荐代表人选和委员名单时，要充分听取支部负责人和各党派负责人的意见，允许演讲竞争，选取那些真正有学识、有水平、有公心、有时间、有热情、懂政治、敢为民办实事、乐于奉献的成员到参政议政第一线。让大家心服口服，参政议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愿，都有积极性。
二是加强培训
培训，既有对参政党意识的培训，从根本上认识到参政议政是我们民主党派的职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养参政议政能力，着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则就会发歪言。
2005年，重庆市政协有一个有相当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协委员要由政协产生，既要带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协委员的质量。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政协是党领导的统战组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其他界别在政协是平等的。政协党组受中共委托，负责日常运行。二是党的领导体现在，政协委员由党委推荐产生，具体工作由党委统战部门负责。正如人大代表选举，由组织部负责组织。部队招兵与带兵也是两条线。这件事闹得非常大，政协的部分同志也在进行调研，推波助澜。最后不了了之。
还要澄清一点，就是处理好与政协、与统战部的关系的问题。民主党派、工商联在政协都仅仅是一个界别，而统战部是代表党委领导、协调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作的主体。也就是说，统战部是民主党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实上，在参政议政方面，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经验，有一些区县、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参政议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么办，就要把他们请过来座谈交流，传授经验，搞传帮带。民盟重庆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区县盟组织提出带共性的好的提案、议案，因为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照搬过来，何况是参政议政的经验。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别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各类特约员的积极性，发挥群体优势和组织优势，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还要树立精品意识。当前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贪多求全。在政协，比提案的多少，比领导批示。浪费了民主党派、政协、政府部门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却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开政协会，要求每个党派、工商联只能有一个提案，作大会发言。其他的，先沟通，作社情民意处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门作出解释、说明。这就要求有精品意识。
要紧密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数人的利益，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则一改就到位。如车改，房改、教改、医改。
当今社会，信用体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调研
民主党派的同志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深入调研，适应社会情况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执政党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确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执政党对参政议政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断丰富调研内容，创新调研机制，拓宽调研路子，增强调研实效，才能观察社会、发现和研究新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才能为中共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转变观念，增强创新意识，要从实际出发，主动与政府部门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视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具有科学性、预见性、全局性和实效性的意见和建议，实现参政议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进展。
当前分配不公的五种主要现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二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
三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库”、乱收费罚款等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五是压低、克扣、拖欠工资等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四）创新机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通过科学严格的程序来保证人们行为的规范，完善制度建设是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参政议政工作很难正常进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要向其他地区、其他民主党派、工商联学习，广泛征求本级组织成员的意见建议，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够共同遵守的课题酝酿、调研、撰写、提交机制。
长期以来，参加市委双月座谈会，小型谈心会，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经过深入调研产生的素材，经常是打急抓，几个处长动脑筋。处长的水平与市长水平，因为思维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个层次，当然不一样。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九三学社重庆市委试行重点课题常委负责制。每个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自行申报一个课题，这样，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时拿出来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议案的社情民意。
制订计划。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须要有一定的计划。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报本年度的参政议政计划，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调研任务，确定时间、主题、撰稿人等。同时，制定计划要注重科学性，要仔细研究国家、市、区新出台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重点研究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项目，民权、民生等问题，随时关注与这些工作相关的各种信息。计划制定还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成果，力争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和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会议精神及会议确立的我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从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十件民生问题”、两江新区建设、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问题入手开展调研，做好规划。
第二，要形成竞争激励机制。要制定适合本党派特定的奖惩办法，奖励先进，激励后进，在党派内部形成浓厚的参政议政氛围，让每一位会员都感到有压力，有使命感。
关于民主监督
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行政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重要补充。关于民主监督能力，前面我已经讲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实现的。这里谈一谈影响民主监督作用发挥的制约性因素：
一是对民主监督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一些领导干部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过程中的批评建议缺乏足够的认识，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致使民主监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监督无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约束机制，民主监督随意性较大；
三是民主监督是说的多，做得少，监督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拓宽。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共与民主党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民主党派监督的舆论宣传，广泛营造民主监督的社会氛围；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及相关制度，使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能够持续有序开展下去；
三是要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的领域，规范民主监督的考评机制。
在民主党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维，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出发，把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结合起来，以提案议案形式不断探索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大民主监督力度，不断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二是要摆正位置。政协民主监督必须尽职不越位，到位不越权。坚特“监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监督于支持服务之中，对被监督单位的工作不横加指责、指手画脚，而是积极出谋划策，利用政协上达中央、横衔党政、下通各界的政治优势，为部门工作营造环境，提升人气，促进部门更好地履职为民，促进政协与被监督单位的双向沟通与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坚持把政协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与人大、纪委、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他们扎实开展行风评议工作，深化民主监督效果。
二是坚持把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公众更多的了解民主监督工作、理解民主监督工作，使被监督单位采纳落实党派意见和建议的情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促进意见和建议的落实。
三是把提高民主监督实效与履行职能结合起来。通过民主监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结合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❻ 谁哪有宋鲁郑的详细资料
宋鲁郑，祖籍山东省滨州市，现旅居法国巴黎市。当代欧洲华人社会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时事撰稿人、政论家、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多次访问台湾地区，对两岸关系有着独到见解。
❼ 中国创造的奇迹是什么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2299] (2009-10-05)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也必然体现在制度竞争的结果之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我们是不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成功决定了中国再度复兴。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落后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尽管随后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却惨败于葺尔小国日本，旧的东亚体系全面崩溃，随后便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早已被彻底瓜分（美国二十年代大学课堂上的讨论题目是：是否应该瓜分中国？）。中国之失败显然在于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是制度之败。到现在，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异议。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以美国为范本重建中国的制度，并最终于1911年取得成功，终结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历史。然而，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间，别说中国再度复兴，甚至连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历史任务都没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着1840年以降的下滑轨道加速沉沦：国家进一步分裂、国力进一步衰微。其实民国成立不到半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公开提出“民国亡国论”，实是振聋发聩、远见卓识。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其权力私心，但中华民国不适合中国也是其理由之一。张勋复辟固然和他个人对清王朝的愚忠有关，但同样也是中华民国的失败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一个甲子，中国在重新赢得独立和主权之后，也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新的强国。不仅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超过世界所有国家。到今天，中国银行业早已超过金融帝国美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位居前三。中国汽车销售量也超过汽车王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国时相比，GDP增长了77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增长了一万多倍；贸易总量增长2200多倍，跃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则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长两倍（从4.5亿到13亿）的情况下，超过3000美元，增长133倍。不仅经济如此，社会发展也是成果惊人。文盲率从80%降至3.6%，人均寿命不足35岁增至73岁。基本医疗将在今年覆盖12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镇化速度的两倍。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源于制度成功，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一点，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评价一种制度：“国际上的投资，大的资本的投资，人家要选择投资环境，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国家去投资”。虽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时说的这番话的，但却是对任何一种制度模式有效的检验标准。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全球五百强（这可是十足的大资本）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投资设厂。显然，全球用资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制度投了赞成票。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的投资主体是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更多是短期、风险性高、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全球对哪一个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超强的纠错能力。谁都知道中国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灾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独立建国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北方对南方在战争期间甚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焦土政策。而种族隔离制度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方式才获得的，这期间惨烈的暴动曾震憾全球。
不仅制度上的纠错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就是政策性的纠错能力也是天壤之别。中国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但中国意识到错误后，立即实行计划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虽然也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曾想尝试计划生育政策，但却屡屡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任何政党想推进计划生育，都会在大选中败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口暴涨，并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说，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过中国的地方。还有，当中国七十年代末放弃计划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印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后，才于九十年代实行市场经济，比中国落后十多年，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其实西方的制度只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纠错能力，只有等到危机爆发才有可能解决，原因可从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寻找到答案：1989年，西方资本曾大举撤离，邓小平当时撂下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资本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还回不来吗？”可谓一语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质。日本京都大学每年都做一个调查；信赖商人的比例为3%，而信赖政治家的比例则为0.3%！美国有一个说谎俱乐部，规定政治家不得参与。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专业水准。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这是道德正确色彩浓厚但却弊端丛生。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几十年历任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奥巴马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势要取得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会演讲也毫无退路的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把他与斯大林、希特勒并列，并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帽子，现在鹿死谁手仍难预料。至于法国，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只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屡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劳工制度，老板一旦雇用员工将很难辞退。但却造成老板不愿雇人的现象。特别是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增加老板的权力。针对青年人雇用前两年可以辞退）。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却发起大规模长期的罢工、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律做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但选民只会看自己。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宁可通用破产，鱼死网破，民众也不会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度难关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产生次贷危机，进而可以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 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于政治权力之下，一旦资本逐利本性恶性发展，政治权力可以迅速解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尽管企业本身妄图收买媒体和当地政府掩盖真相，但却在最高政治权力面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必将会是第二个“两房”。
中国的现行制度如何，从自身取得的成就，从纵向与满清、民国相比，从横向与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无容置疑的结论。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制度的成功，才创造了中国的复兴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奇迹。
法国巴黎 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