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发明

Ⅰ 四大发明是谁最早提出的

应该是在清代吧．
那个时候我们的4大发明穿到了西洋，在那边的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我们只把火药用到了放鞭炮上．（失败啊，哎．）

Ⅱ 对于中国人说的“四大发明”，西方国家是怎么看待的

西方国家当然非常赞赏中国的四大发明，但是同时四大发明带来的冲击也降低了一部分，西方国家发明对于西方人的自豪感。要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可以说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四大发明同样也可以展现出中国古代人的智慧，实在是令人佩服。

但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无疑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冲击，当西方人们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之后，同样也降低了这些西方人对于自己祖先发明的成就感。刚看见西方国家祖先发明的一些特别的发明和成就的时候，很多西方人都是用一种淡然的态度来对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这四大发明也是令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事情。

Ⅲ 四大发明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四大发明对中国能有什么影响？？？

民国前的中国，连这些“四大发明”都还没载入史册呢，中国不照样延续传统照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的？？

它们影响到中国什么了？？？

Ⅳ 四大发明古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资料 速求 谢谢

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造纸术 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内涵极其丰富，又极其灿烂的文明，它又是地域极广、又极统一的文明，这是它的特点，又是其奥秘所在。
伏牛山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它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成长、特色的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勿庸置疑的。
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
关于“文明”的概念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涉及到许多繁难的问题，首先是个观念问题，各种观念问题中，首先又是“文明”的概念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论述和研究所使的“文明”的概念均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这是应当首先弄清楚的。
这要先从中西文化之根本——哲学层面谈讲。西方哲学物我两分，主客对立，个人中心；中国哲学则天人合一，万物共生，利群利物。西方是斗的哲学，与天、地、人斗，而中国是和的哲学，和合、和平、和谐。西方重物质、重金钱；中国重精神，重道义。西方过分偏阳、重理性，重武，重实力（属暴力政治），中国则阴阳结合，理性非理性结合，先天智慧与后天智慧结合，重文轻武，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为政以德的政治）。而西方物质第一性，是重物质、重利的世界，中国以人与禽兽区别是道德，是重道德，重义的世界。这些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因而在文明的判断上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偏观西方人写的世界史，皆以生产力，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进步为文明的进步，即人们通过工具和技术创造了一个复杂环境（各种高级的人造物：城市、巨大建筑物、文字以及伟大的美术作品），能越来越厉害地利用范围广泛的自然资源，从而将自己与野蛮人（农人、猎人）区别开来，即与在野外的其他人们以及动物的生存环境区隔开来①。在这种前提下形成的西方文明，张光直先生称之为破裂性文明，“即与关于宇宙形成的整体论的破裂——与人类和他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分割。走这条路的文明是用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蓄起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造起来的”②。这里突出了西方文明的物质性，及其与自然分裂，以掠夺自然资源为其生成、发展的基础的特征。
在古典文献中文明一词见于《尚书》者。《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钦明文思安安”应标点为：“钦明文，思安安”。“思”统“安安”。“安安”为重言，表思的状态： 定、静，故思与文应区隔开来。“钦明文”亦可说作“钦文明”，言庄敬、文德而明智。古文《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⑧。《周易》有相当多的文明或相关的词汇，如《乾》卦《文言》：“九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象》曰：“见龙在田，德普施也”。）”等等。在《周易》中文明一词除《乾》卦外，它多与别卦离和有经卦离的别卦相关。经卦离是二阳爻夹一阴爻，内柔外刚，象君子之德。离为火、为日、为明、为大明义，象太阳普照天下。别卦离，下离上离，《象》曰：“明两作，大人以继明照四方”。这就是中国“文明”之本义。
因此，我们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问题上文明的概念应遵循此义，方不至于落得个“东施效颦”，让祖先不满，让后人笑话。
德为何物？德是道的实践、体现。明吕坤《呻吟语》：“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自然谓之道，与自然游谓之道士，体道谓之德”。这个道，从哲学层面，在中国古文献中，主要体现在《易经》中。《易经》是天地宇宙生成学，万物发生的学，是阴阳之学，此即谓之道， 宇宙自然之大道。上述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均包括在内了。西方著名哲学家捷恩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⑨”。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阐述了中国阴阳太极之理，认为它“是‘道’的一切运动的准则”，中国人“继续研究阴和阳的各种组合，发展而成关于宇宙原型的体系，《易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体系”。他引用了威廉的一段话，其中两句：“《易经》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2．中国古史的框架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自清末以来，或将东周以上称传疑时代（夏曾佑），或将盘庚以上称传说时代（徐旭生）。这些都是在西方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自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将商或夏以前称原始氏族社会，或按西方考古的概念称为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神话传说、原始社会（进入国家、文明发展阶段以前的社会）无疑在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将这些概念套在我国古人所说的“上古”“（三皇五帝）时代就成了问题。从现在所见的古文献看[18]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将其前的历史分为上古或古、上世；中古、中世、三代；下古、当今、今世。上古等指伏牺、神农至尧舜，上可及遂人氏；中古指夏商周，或曰三王；下古指春秋战国，或战国往后。如《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於气力”。桓谭《新论》：“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以仁义，五霸用权智”。《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仁义所在曰王”。《礼记·礼运》引孔子语：言世道运行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大同之世；三代之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讲礼、义、信、仁的“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私，尚智勇功利，故诈谋兵戎四起。此种分期认识延续至元明。元代有李冶《敬斋古今黄主》，明代有吕坤《呻吟语》等，尽管各书的说法略有差异但都以道与德的盛衰为准则而划分（这主要就政治层面而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它会在个人和社会基层或隐或显反映着，流传着）。综合各家，三大期的特点分别为：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道德渐衰，为仁义礼之世；下古或当今，道德益衰或甚衰，为势力、欺诈，或演变为权力之世。《呻吟语》引伸为“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义世界，三王是礼义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战国是智巧世界，汉以后是势力世界”
老子的《道德经》即阐述自然大道，及它在人世间各方面的体现和运行变化。他以道为上，德次之，仁更次之，义、礼为末。他的“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完全是实有所指，而非纯粹或抽象的理论，更非针对儒家而发。其所指，即春秋以来各家对古史分期，世道运行的认识。道与德盛在上古，仁、义、礼盛在中古。而今世则是“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道竽，非道也哉”！“民甚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等等，都是世道变迁，历史与现实的写照。
3．“上古“时代的考古学背景
古人所说的“上古”时代，我们从考古与历史及我们所认同的年代出发，其上限暂定为距今七千年左右，约相当考古学上的仰韶及龙山文化时代。作为古代中国经经之根本，农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根我所任式楠先生的研究，我国原始农业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阶段（前12000——前7500年）”，“初步发展阶段（7500——前5000年）”，“发达阶段（前5000——3000年）”“兴盛阶段（前3000——前2000年）”[17]。“上古”时代正处于农业的发达和兴盛阶段，此时人口大量增加，村落遗址遍布。从村落文化讲，从遗址的布局、规模、数量、文化内涵远胜商周时代，陶器文化非常精致而多姿多彩，为商周村落所远不及。这是我们过去在考古调查、发掘中所感纳闷的事。这反映一古社会在生活中上下差别远不如商周那样悬殊，“和”的气氛远较商周浓厚。
在距今6600年左右，已出现铜器铸造业，此时的玉器制造较八千年为发达，进入了玉器时代。
在距今6500左右的濮阳西水坡仰韶墓中的蚌堆龙虎图，不仅反映龙崇拜观念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反映当时已有相当高的天文学成就，即二十八宿体系的产生。天文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门学科，它对农业生产极端重要，是指导农业的重要科学。由于中国农业产生极早，故它亦产生得极早。而中国的天文学饱含浓厚的哲学思想，即天人合的思想。中国天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以天极为中心，赤道为座标[18]。天极附近的星为天极或北极星，又称天一、太一（随着赤极的移动，北极星也要移换），天一即太一，太一或一即中国哲学的“道”、“太极”。二十八宿分布的赤道为以天极为轴心运转的天球的正中地带，为日、月五星运行的座标，它的五宫（东、南、西、北、中的划分，四仲中星的强调，皆与阴阳、五行、八卦运行、消长有关。故其不单是个技术问题，更主要是精神、哲学问题。如四仲与中星问题，四仲，谓春夏秋冬四季之中，即二分二至。伏牺八卦中代表春秋的离坎，象征阴阳中和，春秋二分为日夜中分；代表夏冬的乾坤，象征阴阳两个极端，纯阳纯阴。夏冬二至分别表日最长，夜最短，夜最长、日最短，为阴阳转化之机。而冬至为中国历法之本、之元。一元之终，终而复始。历代帝王祭天定在此日，体现一种天人关系。
前面已云，“上古”的皇或帝，德象或法天地，即敬天保民，保持天、地、生三者和谐。保民生，重农业，因而天文历法就是首要的。这是是否得民心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权的标志。《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朱熹《集注》说，“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困穷者，指尽头，极边缘之地。终谓止，保持住也。命舜把历法把持正中，勿有偏失，将之推向天下四方最边远之地，让天降的福禄永远给予天下百姓（非如朱熹所说：“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也，戒之也”。此是从自私而不是为公的角度出发，不合尧舜禅让之德）。柳宗元《封建论》只是一种天才理论，并未涉及到“上古”的历史实际。我们以为“上古”自遂人氏以来的社会应当是封建大帝国。古文献中无人说遂人、伏羲的“天下”有多大，对神农氏的“天下《淮南子·主术》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汉书·地理志》云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疆域，《尧典》记羲和四子至四方观测天象：东阳谷南交，西昧谷北幽都。舜巡狩五岳：东岱宗、南岳、西岳、北岳。“肇十有二州”。流四凶于四裔：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南巡狩苍梧而死。禹治洪水，定九州，方五千里，南抚交趾，北户西戎折支，渠庾、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巡狩会稽而死。也就是自神农至禹疆域与秦汉大帝国差不太多。差不远从考古考古遗存看，这些说法与事实相差不远。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即如何判别文化系统问题，目前居于主流的理论是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即将我国考古学文化分作六大区系。我们不同意北说，认为它的理论建立在日用陶器的区分的基础地的，是为 疑古派“打破民族一元论”“打破地域一统论”之思想服务的，认为这是个“陶器误区，日用陶器只是考古文化金字塔下的基层（主要表现为民俗、民风性），而代表一个文化系统的只能上其上层，礼制性文化，如代表精神意识、天文观念的四象：龙、（蛇）、虎、凤（鸟）、龟。占卜文化的龟甲、八角星图、巫术神图或雕像及塑像。象征礼制或权力的特异装柄玉或石斧（钺）、圭璋、琮、壁、环、璜等。部分陶礼器：豆、规、禾、尊、觚、盆等（均表现为祭器祭礼为国与民之大事）。从高层文化看，中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呈现的景象则是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两湖的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包括这些文化的上源）与中原的仰韶龙山文化皆为一个统一的考古文化，可以称之为“大中华文化”。这就跟从“区系类型”理论出发看到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景象就不一样了。考古学文化反映的文化疆域与上举文献上的炎帝以来的疆域大体一致。从广东珠海深圳及香港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或石礼器圭、钺、璜、块、环等，[28]反映尧时南至交趾之说亦不是凭空编造。这也是对疑古派打破古史论调及其衍生理论的一个反证。
“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还反映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从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看东北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和山东龙山东及东南良渚文化有许多地位显赫、规模巨大随葬品豪华而丰富，中原同时期的墓葬则相形见绌。从而产生一种论点，“新石器时代”周边的文化、文明高于中原，到三代中原才处于领先地位。此观点仍属西方的物质层面。看待文化与文明。如果从未中国文化文明的本义是精神层面这点来看，中原地区虽出现阶级区分，但作为高层统治者还得表现一种道德制约，不敢奢侈，这正是一种文明的体现，而边远地区的统治者受中央的控制力较差，所谓鞭长莫及，因而表现出一种淫侈心态。文明既然是一种宇宙观，价值观，一种道德，是在特殊社会条件。特定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它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活动起着指导、调和、润泽、感化的作用，不象物质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工艺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长、提高而不断提高、丰富、精致，而精神、道德却随时间、地点，即环境条件个人不同而不同，它往往时隐时现，往往物质丰富多彩，道德反向滑坡。尤其是统治者，在权力和物欲的刺激下，往往会奢侈腐化。上面所讲边区与中原考古文化的差别应当以此道理去解释。历代统治者因奢侈腐化而不务德而亡国者比比皆是，这也可解释考古学家们感到迷茫的问题，这些“高度的文明”如何一下就灰飞烟灭，去无踪影了。
从上述一些考古学家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三代，考古学文化由落后到领先的论断也可以证明古人对“上古”，“中古”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即“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三代）是仁义礼和智谋之世，之说是历史的真实三代时道德已衰，统治者自私，而要求人民遵守仁义礼。所以对中国文明的判断不能着眼于物质资料的多寡、精粗、贵贱。如同一个衣着豪华的纨绔子弟与一个衣衬蓝缕的穷书生，谁文明，谁不文明，是很显然的。故今天的考古学在研究中国有关文明的问题上，须从中国文明的本义而不是从西方关于“文明的概念出发，这是十分要紧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国家考古学界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启动的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此项工程涉及20多个自然和人文学科，旨在回答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问题，如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炎帝是否确有其人，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什么，谁在中华大地上修筑了第一座城邑，又是谁建立了第一个部落等问题。通过多学科的配合，复原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重点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拟订的课题包括：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夏商周时期环境的变迁、农业和牧业起源、手工业的发展、城市起源、战争与文明起源及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等。相关课题还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时期音乐、绘画、雕刻艺术、天文与历法、数学和金属矿产开采等。 考古学家将在传说中炎黄集团主要活动区域内，提取五千年前古人类遗传基因，将其与夏商周、秦汉以至现代中国各地人类基因对比，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编辑本段早期文明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二、中华文明与伏牛山地区
第一,因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先不论政治结构及性质，因为在现代化的道路有径可循的只有西方的范本，即西方的普世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的国家追逐一致都是经济优先，中国在自身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必定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其经验，在中国经济能达到与之抗衡或者反制的情况前，经济仍将是中国必须优先的模式，这个应当毫无疑问，一切的文化政治都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强弱与输出与否是以国家文明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所以暂时的文化不对等正是经济基础的体现。
第二，我们明确说中华文明是传统而有生命力的，在政治方面仍然成立。无论是谁当政，都是离不开传统的支撑。这里说一下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中国的权利阶层——即政府从古至今都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的，几千年从未允许过与其分权的存在，这也是家长制的延续。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唐宋，商人也只有成为官员阶层的一员才能触碰到权利，官商结合，腐败横行，当然这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国情下理所当然的被扩大，只有道德自身才能约束他们，这是儒家的济世观念，民主与此是相反的，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考验着政府的观念转变能力。所以说，现在社会是必定要冲突激烈的。
第三，无论未来中国的前景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是绝对不会完全向西方指定的方向转变的，包括民主制度，从上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自信。而西方的观念绝对不会柔软的接受中国的冲击，傲慢与偏见是相互都存在的。当然，这里就不转移您内省的主要矛盾的视线了，说国际形势也是不得已。
我们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文明国家。
我们的文化特质在被经济建设浪潮中的问题所掩盖，当把英国150年的工业革命缩短在30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这个规模宏大、土地广袤的国土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显奇迹。我们的文化只能植根于传统文化，而它的建立和传播不仅仅是内部保持的问题，更是要有宏大的经济基础来宣扬海外。
这样的文化如何建立，将会如何，我还不懂，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所以需要中西融合的人才——当然，社科在现在中国的地位远远高于人文的存在，这是不正常的。
总的来说，问题太多，而我还没形成完整的指导自身人格体系。这需要一群像楼主这样的人。量和时间，才能促进质的飞跃——不是突变。
希望楼主走向成功，仅此表达对先行者的敬意。
共勉。并不是学术性的，是实用方面，我问过许多人，有的人说美国人信仰很多，但每个人都有信仰，而中国现代就根本没有文化可言，中国大部分人还在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愁，能谈什么信仰，有钱就是信仰。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悲的，对于我而言，接受了祖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再加上高中大学一共7年，我没有我的信仰。我知道我是可悲的，可是我有原则，我不会去危害社会危害别人我不去违法犯罪（我也知道这是从小被老师父母吓出来的）。我爱我的祖国，我有一颗报国心，我想进入政治圈，但是政治又是被中国几个家族垄断的，我想救国救民，只能自己创业，先齐家，而后平天下祸乱灾难，可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适应这个时代的文化（能让国家人民强大，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不要和我说什么韬光养晦，中庸之道，这些带给了中国什么？至少我生活的这个年代更多的看到的是贪污腐败炫富无知脑残。还有西方所谓的潮流，潮流就是西方国家少数几个人为压榨世界亿万人而被神化了的词语。可是就算有人清醒可还是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为了一个比塑料袋多了一个兜的包而花去有些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这些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领先于世界？我相信这是文化的差异，就好像唐朝引领世界文化一样，中国这是怎么了

Ⅳ 造纸术为什么被称为四大发明之一

因为：除了造纸术，另外三项都是宋朝发明的。

Ⅵ 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什么用

火药是战争的时候攻击用，指南针用于荒无人烟的地方指引方向，造纸术写字用，印刷术可以方便查看

Ⅶ 戚继光发明的“反切码”为何被誉为间谍史上“四大发明”

反切码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一种密码。,反切码是以昔时福州府府治方言为基础的

Ⅷ 什么四大发明 四大名著 都是民国时期搞出来

你酒喝多了！

Ⅸ 四大发明分别是什么

1、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前身是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指南针的N指北方，E指东方，W指西方，S指南方。

2、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

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这表明了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着渊源关系。

3、火药

一种黑色或棕色的炸药，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机械混合而成，最初均制成粉末状，以后一般制成大小不同的颗粒状，可供不同用途之需，在采用无烟火药以前，一直用作唯一的军用发射药。

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实验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最后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4、印刷术

（1）雕版印刷术：

目前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成品是一单页版印度梵文撰写的《陀罗尼经》，该经是印在亚麻纸上，于650年至670年间出版，且在1974年于西安附近的唐代陵墓出土。

196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发现了一本微型《陀罗尼佛经》，该经内含唐朝女皇武则天（约690年-705年）颁行的则天文字。学者断定该经不早于704年，后来被珍藏在一座建于751年统一新罗时代的舍利塔里。

（2）雕版印刷术：

根据历史学家邓广铭考证，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黄金时期，许多道士参与印刷术的研发与创新，并在唐朝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 宋代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

（3）活字印刷术：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道家学者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文章叫《活板》，其中详细介绍了活板印刷术的全过程，通俗易懂，非常详细。

在他写于1088年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升（990年-1051年）。随著烧结陶土字符的使用，沈括描述毕升制作字形、捡字排列、印刷、并在印刷后拆解留待后来使用。宋代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

（4）木活字：

元代，著名道家学者、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唐代的雕刻印本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完成了木板《陀罗尼经》以后又传到朝鲜、中东一带和东欧。15世纪，德国人学会了用合金铸字，从此毕升首次创造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

(9)民国四大发明扩展阅读：

中华民族向来以“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而自豪，不过，“四大发明”这一说法，却诞生在抗战期间。

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

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第一个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

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和他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Ⅹ 中国有哪些“四大”

1.“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此一说法最早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并为后来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继承，普遍认为这四种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四大美女”

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 中国的四大美女究竟谁排第一，本来已有定论，不过那是古代的排法。西施居首，王昭君次之，貂蝉再次，杨玉环为末。其中西施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

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闭月”，是述说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时的故事。“落雁”，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

3.“四大古都”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黄河流域关中平原中部秦岭北麓，地跨渭河南北两岸。东有华岳、西据太白，南依秦岭，北临渭水。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不仅孕育了长江文明，也催生了南京这座江南城市。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交接部位，东距渤海。北有军都山，西有西山，东南是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

洛阳黄河中游南岸，“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称，古称豫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

4.“四大名著”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简称四大名著，是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按照成书顺序）这四部巨著。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

此四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难分高低的，都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细致的刻画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都为历代读者所称道，其中的故事、场景、人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

5.“四大才女”

卓文君： 汉代才女, 善鼓琴，貌美如花。家中富贵的卓文君却看中了穷书生司马相如，并且夫唱妇随，当垆卖酒，而司马相如在得卓文君帮助后也终得成名天下。

蔡文姬：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之女，自幼博学能文。蔡文姬一生三嫁，先嫁河东卫家，被掳至南匈奴后再嫁给匈奴左贤王。后被曹操赎回，在"回归故土"与"母子团聚"不能两全的痛苦中终成千古名曲"胡笳十八拍"。自朔漠归来后蔡文姬嫁给了董祀。

李清照：南宋杰出女文学家，以词著名，兼工诗文。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后来赵明诚病死，她独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苦孤寂中度过了晚年。李清照文词绝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宗主。

上官婉儿，复姓上官，小字婉儿，又称上官昭容，陕州陕人，祖籍陇西上邽，唐代女官、诗人。因祖父上官仪获罪被杀后随母郑氏配入内庭为婢。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