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历史论述题
1、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反，北宋王朝的积贫的局面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进一步加深。个人认为造成积弱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土地兼并严重。由于在唐中期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到了北宋建立后，由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少了。所以北宋政府采取得土地政策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纵容地主兼并土地。官僚、地主、豪绅、僧侣等在北宋期间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属于地主阶级当权派。他们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同时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却想方设法隐田、漏税。到了北宋英宗时期，纳税土地仅占全国总耕地的十分之三。土地兼并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以致于这些破产者不得不成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客。佃客经常收到地主的鞭打，甚至是连女儿的婚姻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使当时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二、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冗官：北宋之初，宋太祖、太宗为了分散地方官的权力，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并把各路官员的权力四分为司法（宪臣）、财政（漕臣）、军事（帅臣）和农事（仓臣）四项。在中央，为了分散相权，以同中枢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同时设立副宰相；设立枢密院时相权与军权分离；设立三司将财权分离。宰相主政，枢密主军，三司主财，使三权分离。这样将地方官权力和宰相权力消弱，但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就是造成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庞大。加之北宋政府又通过科举制、恩荫制和其他途径使地主阶级广泛的参政机会，而官多职少，以致于许多官员长期待职。这样又使原本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冗兵：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北宋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招兵。太祖期间，禁军、厢军共38.7万人，到了真宗年间激增到了91.2万人。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将负担转移到了人民身上，这就造成了冗费。北宋除了要收最基本的两税（按田亩和资产征税，分夏秋两次缴纳）之外，还有丁口之税、杂变之税、和买绢帛、和籴粮食。赋税之外又有十分沉重的差役和杂徭。三冗问题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断发生。北宋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派兵所需的军饷和粮饷又摊派到了下层劳动人民身上。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北宋国力愈来愈弱。三、岁币。国力下降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加之北宋实行虚外守内的国防政策，北宋边境屡遭辽、西夏的入侵。北宋统治者一直认为内忧重于外患，所以对辽、西夏的战争中经常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并分别于景德元年、庆历四年与辽、西夏达成和议。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年需要“赠予”辽、夏大量的岁币。这又大大加重了北宋下层人民的负担。
最近看陕西台《开坛》中有人说两宋时期人民是封建时代中最富裕的，但是国家实力确实最弱的。其实两宋时最富裕的仍然是大官僚和大地主，这些官僚和地主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并想方设法逃脱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徭役。北宋可以说也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即国家财政紧张和下层人民经济负担过重，而中间的官僚和地主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个人认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赋税制度不力。从宋代开始，土地兼并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政府所能做的不在于如何抑制兼并，而在于如何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减轻繁重的赋税。如唐朝时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及后来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是以这个目的进行改革的。但是由于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之北宋政府对土地兼的默许。导致保守势力强大，最终影响了王安石变法的实施。可以说自北宋建立实行繁重的赋税制度就已经注定了它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局面。
2‘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
（1）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械化的工厂大工业的飞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工业时代。
（2）在工业时代，适应机器大生产的要求，工厂制度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工业组织形式进入大企业时代（原因、特点）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和资本出现集中趋势。同时，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工业，如电力、石油工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巨额资金。
（2）著名代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等八大财团；
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德国通用电气、西门子电气、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
（3）大企业的影响：大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企业日趋国际化，出现了国际联合企业、跨国公司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的影响 :
工业革命促进经济的发展
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工业革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农业发展，流动人口增多；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厂制日益普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为人口流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有这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1个，1851年达到13个；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1851年，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总和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2％。初步实现城市化。
工业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首先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经济发展尤其迅速。19世纪40年代，在以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部门，工厂生产已占据主导地位。1770～1840年间，英国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约提高了20倍。棉纺厂工人的生产率高于手纺工人266倍。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纺锭总数比法国多三至四倍，比德国多十倍，遥遥领先于世界。生铁产量，1825年已超过法、俄、美、德四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1840年相当美、法、德三国产量总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国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47％；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英国把半数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法、德等国也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同时，工业革命也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是推动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学说，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是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在17、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由的口号，这时自由的含义都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确定的。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其他各种特权，它强调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私有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言论自由等。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18世纪后半期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它要求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相适应。因为工业革命发展以后，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对政府的种种陈旧的框框束缚感到非常不满，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凭自己的实力在市场上一争高低，过去，政府给某些大公司以特权，并进行保护的政策，大大约束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希望可以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19世纪以后，由于欧洲各国的工业已经有很大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资产阶级对维也纳体系下的专制与反动非常不满，这促使自由主义在欧洲兴起，并成为19世纪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学说包括社会和经济两方面。自由主义思想家主要有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英国的耶利米·边沁和约翰·穆勒等。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后，许多人对斯密的学说加以解释和发展，其中，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成绩最为突出。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即他们发现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又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因此，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否定重商主义理论。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地租、工资和利润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三者成反比例运动，地租增长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的积极性，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要增长国家财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工人也要忍受暂时的困难。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经过不懈努力，19世纪中期，各国通过改革或革命，工业资产阶级陆续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和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印度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典型国家，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 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棉织品冲击下，驰名世界的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三四万人。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挣扎在死亡线上。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殖民者还强迫印度农民种植棉花、黄麻、茶叶等作物，使印度沦为英国的农业附庸。19世纪中期，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
首先，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如电力，煤炭等，这些新能源的直接促进了重工业的大踏步前进，使大型的工厂能够方便廉价的获得持续有效的动力供应，进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并为之后的经济垄断奠定了基础。
其次，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发动机的出现，发动机的发明又解决了交通工具的问题，推动了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足迹遍布了全世界，也让各个地区的文化，贸易交流更加便利。
第三，通讯工具的发明。自从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不在局限与面对面的谈话。
最后，化工业的迅猛发展。炸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军工业的进步，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煤炭中提取各种化合物，塑料，人造纤维先后被投入实际生活。
上述的四种发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开始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纯粹的知识，然后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应用
3、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1934年至1936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㈡ 比较论述创造社“为艺术”的文学主张与人生派“为人生”的艺术主张。
20年代小说的总体面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浪漫抒情小说相互对峙、互为补充。20年代大体的小说发展脉络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但是问题小说比较形而上。“虚”一些，大部分问题小说作家都先后倾向于现实主义，与问题小说之后出现的“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合流，其间还出现了从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的乡土小说，而乡土小说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说方面，则是先后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和其他一些主观型的叙述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创造社为主。
20年代的文研会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无疑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在王统照与叶圣陶身上，王统照突出“爱”与“美”的观点，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而叶圣陶也是由“问题小说”起步，后来又成为了“为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简单的表现“爱”与“美”之外，更集中于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而“隔膜”问题与同时期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问题小说”潮流过去之后，叶圣陶在专心地刻写学校知识分子和市镇小市民的精神历程方面，显出与众不同。而文研会的其他作家则主要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小说的作家群体，乡土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突破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创作的相对狭小天地，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会小说创作集中于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并推动了20年代整个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的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这样的创作思路无疑使得创造社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选择了浪漫抒情小说。2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分支——“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创造社的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而创造社后起的青年作家紧接郁达夫几乎构成了一个抒情作家群体（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主要是集中于浪漫抒情小说的。
20年代的文研会与创造社在小说创作上，由于不同的文学主张，分别选择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不同方面，并成为各自阵营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20年代小说创作的发展。
㈢ 中国现代文学史
1、最早尝试新诗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初期白话诗人是（ A ）
A.胡适 B.刘半农 C.康白情 D.周作人
2、中国现代被称为“舶来品”的文学样式是（ D ）
A、小说 B、散文
C、诗歌 D、戏剧
3、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基础的《呐喊》出版于（ D ）
A、1920年 B、1921年
C、1922年 D、1923年
4、下列哪位作家的创作体现出“爱的哲学”的主题？（ D ）
A.叶绍钧 B.庐隐 C.冰心 D.王统照
5、吴荪甫是下列哪部作品中的主人公？（ D ）
A、《蚀》 B、《边城》
C、《林家铺子》 D、《子夜》
6、《凤凰涅盘》出自诗集（ A ）
A、《女神》 B、《星空》
C、《恢复》 D、《前茅》
7、《憩园》和《寒夜》标志着巴金小说的纵深发展，它们产生于哪一时期？（ C ）
A、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
B、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初
C、40年代中后期
D、40年代初期
8、下列哪一位诗人被称为“农民诗人”？（ A ）
A、田间 B、艾青
C、戴望舒 D、臧克家
9、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主张“为艺术”的文学观念并且取得较大成绩的团体是（ B ）
A、文学研究会 B、创造社
C、语丝社 D、沉钟社
10、如果说周朴园是《雷雨》命运悲剧的核心人物，那么谁则是《雷雨》精神悲剧的核心人物？（ A ）
A、蘩漪 B、周萍
C、周冲 D、鲁侍萍
11、《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破落望族出身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她的名字是（ A ）
A.白流苏 B.曹七巧 C.孟烟鹂 D.吴翠远
12、《故事新编》中的哪一作品赞扬了墨子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感？（ C ）
A、《奔月》 B、《理水》
C、《非攻》 D、《铸剑》
13、善长以教育界和底层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作家是（ B ）
A、 沈雁冰 B、叶绍钧
C、 振铎 D、王统照
14、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的作者是（ B ）
A、丁玲 B、孙犁
C、赵树理 D、周立波
15、以下哪一部是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 C ）
A.《写在人生边上》 B.《传奇》 C.《人
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
简析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
徐志摩作为新月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创作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集》四部诗集。真挚的独抒性灵，追求个性解放，是徐志摩诗歌的基本艺术个性，其艺术上的突出特点表现在：(1)构思精巧，意象新颖。如《再别康桥》，康桥周围有名的景物很多，但诗人却着力描写康河。(2)章法整饬，灵活多样。他的诗虽以四行一节式较多，但从整体上看，节式，章法、句法韵脚等都各有变化。如《再别康桥》每节四行，隔行押韵，一、三行稍短，大抵六字，二、四行稍长，大抵八字，诗行有规律地长短错落，又整齐匀称。 (3)词藻华美，风格明丽。(4)灵动飞扬，洒脱妩媚。如《莎扬娜拉》，虽只有短短五行，却将日本女郎与朋友道别时的神态、情绪、心理活动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挥洒自如、轻盈、柔和、恬淡。(5)有着循环往复的节奏美和音韵美。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有力的实践了闻一多诗歌理论的“三美”主张，具有“纯诗”的惊人之美，并以自我和理想的表达为中心，在中国现代诗领域树立起一种真纯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论述题（每题5分，共2题）
1、为什么说杂文创作是鲁迅创造力的重要标志，并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2、结合作品，论析郁达夫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那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而且具有大胆的反抗情绪、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就郁达夫小说艺术的产生、艺术特色以及深远意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问答完毕 ！！累死 题目好难 希望亲满意
㈣ 文学研究会的主张是什么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4日，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回文学主答张是：文学为人生。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这种“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
㈤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和主要贡献各是什么
文学研究会：
文学主张：“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和“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内，整理容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主要贡献：介绍外国的文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介绍了世界的现代思想，传播了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
创造社：
文学主张：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
主要贡献：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㈥ 我我要请教，中国近·当代诗歌派别及代表人物
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简述
初期白话诗派 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其后，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竞相尝试，李大钊、鲁迅、陈独秀也写新诗，形成了体现文学革命最初实绩的“五四”新诗运动。他们因在否定旧诗、探索新诗、致力于诗的自由化、白话化方面显出共同的有意的努力，且在诗歌风格方面有一致之处，我们将其称为初期白话诗派。代表作有：《尝试集》（胡适）、《冬夜》（俞平伯）、《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卖布谣》《田主来》（刘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儿在前》《别少年中国》《鸭绿江以东》（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初期浪漫主义诗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诸诗人组成的新诗派别，他们用磅礴的气势、创造的精神、心灵的激情和罗曼谛克的宣泄开了一代诗风。代表：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三者后来融进了现代主义诗潮）。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为出名。
“为人生”诗派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二十年代阵营最强影响极大的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俞平伯等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 派。主要代表作：诗集《踪迹》（朱自清）、《歌者》《永在的真实》（徐玉诺）、诗集《春水》《繁星》（冰心）。
“湖畔”诗派 1922年3月，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在杭州西子湖畔组成了湖畔诗社。其后，又有魏金枝、谢旦如（谵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形成了湖畔诗派。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然的向往。代表作：《妹妹你是水》（应修人）、《伊的眼》（汪静之）、《落花》（冯雪峰）、《月夜》（潘漠华）。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其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积极提倡现代格律诗，团结了一大批新诗人，如刘梦苇、朱湘、饶孟侃、林徽音、于庚虞、蹇先艾等人，形成了新月诗派。其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代表作：《死水》（闻一多）、《示娴》（刘梦苇）、《采莲曲》（朱湘）、《再别康桥》（徐志摩）。
象征主义诗派 象征主义诗潮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主张：“诗不是为了说明，诗是值得表现的”，表现的题材领域是生、死、病、残、梦、幻、爱、欲，追求的风格是“幽深、晦涩和含蓄”，即“从意象的联结、企图完成诗的使命”。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是李金发。代表作《弃妇》。另外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新月派与象征派的合流。其代表是：戴望舒、施蜇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番草、废名、侯汝华、金克木、李白凤、林庚、玲君、路易士、吴奔星、辛笛、徐迟、孙毓棠、南星等。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乡愁》（李广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中国诗歌会诗派 此派因诗歌团体而得名。中国诗歌会是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革命诗歌团体，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穆木天、任均、杨骚、蒲风等。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捉住现实”是其宗旨。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王亚平、温流、关露、石灵、田间、柳倩、林林、袁勃、雷石榆、窦隐夫等。代表作：《动荡的故乡》《六月流火》（蒲风）。
七月诗派 由《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得名，指活跃于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天蓝、彭燕郊、邹荻帆、庄涌、杜谷、贺敬之、胡征、化铁、艾青、田间等人。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晋察冀诗派 因地区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交界地区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末，“抗战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学员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从延安到这里。西战团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等到人的战地社于1939年1月创办了诗刊《诗建设》，抗大学员丹辉等人成立了“铁流社”，1939年3月创办了诗刊《诗战线》。以战地社和铁流社为中心，形成了晋察冀诗派。41年7月3日，成立了晋察冀诗会，田间任主席，邵子南、魏巍、陈辉为执委。会员有沙可夫、杨朔、方冰、王炜等30于人。
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九位（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此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代表作《布谷》（辛笛）、《冬日黄昏桥上》（陈敬容）、《挖煤工人》（唐祈）、《噩梦》（杭约赫）、《春天》（郑敏）。
民歌叙事体诗潮 四十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民歌体长篇叙事诗。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和《圈套》、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和《野女儿》、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这些诗篇的出现，表现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潮。
㈦ 结合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创作，简述创造社“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主要有哪些主要表现。
互动网络：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专文学团体。前期作属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㈧ 简要叙述前期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方法。
前期创造社被认为是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他们从表现"内心的要求"提出内重情感、轻功利、容重艺术等一系列文学主张.他们表现的"自我",其具体内容都是围绕一种苦闷、悲哀和感伤的情绪而展开.他们高举唯"全"与"美"的旗帜,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
㈨ 中国传统文化概观论述题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