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苏轼创作了哪些古诗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23] 《记承天寺夜游》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Ⅱ 苏轼在诗词发展史上的贡献
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建权了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开有宋一代诗歌新貌；苏轼的书法、 绘画皆善，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苏轼的词创造了多种风格除传统的婉约清丽外，他的词或清旷、或雄放、或凝重、或空灵，佳作极多，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Ⅲ 苏轼在文学创作的理论上有哪些宝贵见解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材。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或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Ⅳ 韩愈的古文创作是如何实践他的古文理论的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6�1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已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Ⅳ 苏轼的词有哪些创新
化源于苏轼的“诗词同源”观念，在《祭张子野文》里，苏轼明确提出了“词为诗裔”的
词体观念，
“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
。这里他
明确认为，词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诗词在边县功能上是一致的。苏轼评词亦是以“词
为诗裔”的标准来评判的从他评论柳永《八声甘州》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的“不减唐人高处”
（赵令畴《侯鲸录》
）的话就不难看出他是以唐诗的风韵来评判宋词之
高下的。他推崇唐诗那种恢弘气象和高远境界，推崇“句句挺拔”具有“诗人之雄”的词
作，如他《与陈季常书》即云：
“又惠新词，句句挺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
。他以实践
来支持自己的观念，
“颁示新词，此古长短句诗，得之惊喜，试勉继之”
（
《与蔡景繁书》
）
，
可以看出苏轼从文体观念上是将词提高到了与诗同等的地位，
这为他以后作词向诗风靠拢，
吸收诗的特长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奠定了他对词全面革新的基础。
由此可见苏轼的诗词一体观念是针对当时北宋词坛为“艳科”的观念日趋得到普遍认
同，词风日下之时提出的。从他训诫门人秦观不要学柳永词之软媚风气，以“自是一家”
为荣，可以看出他对“词为艳科”的观念及其创作是极为不满的。
（二）
苏轼的“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在他的大多数词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对词的各
种开拓、创新就体现在他“以诗为词”
（陈师道《后山诗话》
）的创作实践中。
首先，在题材内容上，他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舞筵歌场的“艳科”
局面，扩大了词的题材及表现功能，提高了词的境界，举凡咏史怀古，抒情言志，悼忙赠
答，
说理谈玄，
叙事写景等诗人所用的题材，
苏轼都可以用来表达，
如熙宁七年他写的
《沁
园春•密州马上寄子由》表现的就是“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也流露出仕途挫折之后复杂
的人生感慨。整首词里作者把自己眼前处境，心头感触，往日抱负，今后打算和盘托出，
这在古来诸多咏怀述怀的诗作中不乏先例，但作为词却是空前的，它一概往日表现“爱情”
之词“性情”之词。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
壮志，词中“挽雕弓”
、
“射天狼”的壮士形象也一概往日以红粉佳人，绮筵公子为主要抒
情主人公的格局，整首词洋溢的生命豪情，呈现出与原先词作柔软情调完全不同的格调。
这首词也为南宋许多爱国词人表现靖边杀敌的爱国主题的词做了成功先导。把农村题材引
入词中，真实地反映农村的农业生产及农村风情，苏轼是第一个。他在亲身经历与感受的
基础上描写了农民的辛酸、淳朴、痛苦、快乐。在密州所写的《望江南》中，词人怀着无
限喜悦之情，生动地描绘农村春耕生产的繁忙景象和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色，决然炯异于以
往的伤春之词，为脂粉气浓重的词注入了新鲜的泥土芬芳气息。在徐州所作五首《浣溪沙》
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农村秀丽风光，讴歌农村劳动者的繁忙生活，如风物画令人神往。在黄
州所作五首《浣溪沙》表现其对农民疾苦的关怀。这些农村突破了填词取材局限于封建贵
族上层生活的传统藩篱，从劳动人民生活中直接开掘出了词新的创作源泉，更为广阔地打
开了词人们的眼界。
苏轼词中也有很多传统题材，但他却能赋予其新的思想，抒发真实情感，提高了词的
境界。苏轼的爱情词《蝶恋花》
（记得画屏初会遇）以一种曲折的笔法记述了一段优美的爱
情故事。
《江城子·记梦》写对十年前去世的妻子王弗的思念，表现其伉俪情深，这完全不
同于“花间”词写男欢女悦，幽会密约的轻浮之情。
还有描写歌妓的词，以前词人笔下常常出现歌妓形象，描写其神态色相，甚至带有狎
侮女性的恶习，
但苏轼的歌妓之词，
则或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
如
《菩萨蛮·
润州和元素》
，
或表现对她们之中善良的心地和高尚品质的赞赏，如《定风波》
（长羡人间琢玉郎）
。
写景之词，苏轼一改往日词作者流连光景或以景烘托离愁憋绪的模式，他往往创造出
比自然更美的境界，表现其对自然美的向往和追求或表现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还有很多
传统题材，如咏物、怀人伤别之词，苏轼能够在这些题材中注入一定的时代社会内容，使
这些词作具有浓厚的意韵与深沉强烈的情感内涵。
苏轼词对日常交际，官场应酬，闲居读书，闲游，饮酒甚至洗澡都能融入词中，在现
实生活中，在生活琐事中，或悟人生哲理，或抒郁闷忧愤之情，或表达人生理想，词的内
容变得丰富充实，
艺术境界得到提升。
他达到了词
“无意不可人，
无事不可言”
（刘熙载
《艺
概·词曲概》
）的境地。从而，词与诗有了相同的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也有了
同样自由抒写情志的功能。
其次，题材的变化必然带来词风的变化，在风格上苏轼打破了词以婉约为主的传统，
词中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清旷、幽美等多种风格，显得更多姿多彩。
苏轼豪放词风的创立转变了词坛上粉泽相高的浮艳之风，给词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
了新气象，提高了词的气格。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中写到：
“近却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
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
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他引以为荣的这首词即《江城子·密州出猎》
，他“自
是一家”的词风也正是不同以往婉约传统的豪放词风。可以看出他决意“自是一家”
，为力
挽词坛颓风，而自觉为之。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能代表他豪放词风的最高成就，词
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
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我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
酹江月。
这首词上片起笔突兀，雄视千古，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远的时空背景，气势磅礴，
一泻千里。下片因景生情，追慕英雄人物，通篇充满了作者美妙的理想同现实的矛盾，怀
古伤今，慷慨激昂，不愧为千古绝唱。
苏轼的豪放词作在他整个词中虽为数不多，
但在当时却如空谷回音，
震动了整个词坛，
后人以苏轼为豪放词的开山祖，足见其对于“词为艳科”传统的冲击以及革新传统词风所
做的贡献。
Ⅵ 概括苏东坡的才华和成就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 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
苏轼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
Ⅶ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古文有何独特的成就
苏轼主要成就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Ⅷ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古文有何独特的成就.苏词
苏轼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称“欧苏“。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亦庄亦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
其代表作品:《饮湖上初晴后雨》，《海棠》，《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赠刘景文》，《春夜》，《荔枝叹》等。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