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已经创造

⑴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程 很急，在线等答复

那么复杂地的答案，你却不给悬赏分，恐怕没人愿意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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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
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⑵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史

“黄河画派”方兴未艾——论中国北方山水画派之端倪

(2005-07-12 03:28:14)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地带，黄河、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等北国风光孕育了古往今来的北方山水画家，使他们的山水画形成了气象雄浑和阳刚大气的共同艺术风貌，这是古今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形成的首要因素。

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始于唐末五代，中国绘画史称：荆浩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荆浩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画家，他将后起的山水画推入中国绘画的首位，开创了中国北方山水画风，由此成为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的奠基人。中国绘画史上的“三家山水”画派，被史家称颂为“三家鼎立、百代标程”、“三家，犹如诸子之正经矣。”“三家”乃指关仝、李成、范宽。关仝是荆浩的入室弟子，范宽、李成皆学出荆浩。荆浩以自己卓越的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上承晋宋隋唐，下开五代以下1500多年以来中国绘画的新局面。

五代以下，中国北方山水画派一直在延绵不断地向前发展。北宋郭熙、王诜等山水画家，兼取法荆浩开创的“三家山水”画派，并有所创造和发展；南宋李唐别开生面，创造了大斧劈皴（后世称为“李唐画派”），又一次开创了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画风的新面貌，一直影响至今。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黄河、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为三晋山水画家提供了“外师造化”的“天然粉本”。在新时代的中国北方山水画派中，山西画家占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和重要地位。上述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的三个特点，在山西山水画家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鲜明，特别是一部分画家作品中对黄河和黄河精神的描绘体现得最为突出。所以，我将山西的画家群体命名为“黄河画派”，是名副其实和理所当然的，完全符合历来“画派”主要以地域命名的习俗，同时也体现了“画派”应具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建国50多年以来，山西的这个山水画家群体，经历了“人才培育期”和“发展成长期”两个阶段。

上世纪50年代，黄景涛先生从四川美专中国画系毕业以后，来到山西工作，先后任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山水画教授，山西群众画报、山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等职务。他继承了李唐的大、小斧劈皴的中国北方山水画风，创作了不少表现黄河、太行山、吕梁山的山水画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以他为主并执笔合作的山水画长卷《同蒲风光》。这幅山水画是赵延绪、高寿田、黄景涛、邓相唐、段体礼、范华亭、张晓岚（作品署名次序）七位画家为建国10周年合作的献礼作品。作者以极大的创作热情，讴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铁路建设的伟大成就，描绘了同蒲铁路由大同至古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的三晋千里锦绣河山。画卷中黄河、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五台山等三晋名胜尽收其中。《同蒲风光》发表于当时的《美术》杂志，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延绪、黄景涛、赵球三位先生，是当时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山水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的山水画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三晋山水画坛的山水画家如：王朝瑞、张明堂、王茂彬、王学辉、梁海福、董智敏、任晓军和笔者等，都是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以及后来合并至山西大学美术系毕业的学生。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60年代是三晋山水画坛人才的培育期。上世纪7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是三晋山水画创作的发展成长期。在这30年中，原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和后来合并到山西大学美术系和其他美术院校毕业的爱好山水画的学生，以及自学成才和从外省、市调入的山水画人才，构成了山西山水画创作的基本骨干队伍。这批山水画家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逐渐成长并趋于成熟，他们在各种全国性的中国画大展中频频获得大奖，成为中国画坛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生力军。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山西画院的赵益超和张明堂，他俩合作的《晓色初动》，获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这是国家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布的中国绘画的最高奖励，也是建国以来山西美术界获得的最高奖项。《晓色初动》的艺术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他俩对中国山水画的笔墨语言和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创新方面。张明堂是我在山西艺术学院时的同班同学，据我所知，张、赵联手合作多年，在创作中，往往因为创作思想不一致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种争论使他们的创作思想在不断升华的同时，又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张、赵原来致力的画种并不是山水画，他俩的中国山水画传统功力并不深厚，正因如此，他们在创作中没有传统模式的束缚。当他们进入山水画创作领域以后，在正确的创作思想和创新意识的支配下，很快就在山水画的创作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张、赵在创作《晓色初动》的过程中，首先是紧紧抓住生活的真实感受，同时又吸收了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点子皴法，抽掉了传统山水画法对线的表现，将点子皴和素描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耳目一新的黎明前“朦胧美”的绘画效果。作者描绘了黄土高原上的一所小学校的小学生在黎明前上学途中的景色，在主题思想上，紧扣当时全党重视教育的时代脉搏，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这种“解构传统”和“中西融合”的艺术法则，能否成为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主流意识姑且不论，但它却不失为一种新的艺术创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山西山水画创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

但遗憾的是，山西的山水画家们，多年来关门闭户、各自为政，缺乏“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在创作方向上共同性的艺术追求（这与绘画艺术个性追求并不矛盾）；缺乏群体性的学说研究讨论，在艺术创作和创新上，形不成大气候。张、赵二人在调到陕西画院后不久，便不幸先后英年早逝，山西的这种“领先地位”也就很快地“昙花一现”了！

笔者在学习中国绘画史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了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发展的端倪，大胆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和创立“黄河画派”的观点和倡议，2004年3月，在张明堂同志逝世后，笔者撰写的《“黄河画派”的奠基人》一文，将他俩对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成就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室研究员、中国著名美学史家韩林德先生手中，先生看后来电话表示：“‘黄河画派’的概念和创立‘黄河画派’的观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定的根据，它是五代荆浩开创的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延续。”

目前，三晋山水画坛有成就的山水画家约有10多人，老一辈的在70岁左右，中年一代的在60岁左右，青年一代的在50岁左右，大多年富力强，后劲十足。进入20世纪以后，三晋山水画坛的这个画家群体已经进入出作品、出人才的成熟阶段，只要能抓住时机，创立三晋“黄河画派”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中国著名美术史家陈传席先生说：“画史上凡称画派者，必备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是有画派之首或骨干画家；其二是画派的基本风貌有某些共同因素。否则，便很难称‘派’”。陈传席先生的立论吓倒了不少画家，谁都知道，历来的“画派”和“画派”的“领袖”人物，是社会和历史公认的结果，不是自封的。充当“画派”的“领袖”人物，必须是开宗立派的大师级画家，谈何容易！

但是，须知陈传席先生立论的“画派”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第一个因素中，“画派之首或骨干画家”，一个“或”字，说明了一个“画家群体”，只要具备了骨干画家和一定的共同风貌，就可以称为“画派”。例如清代的“扬州画派”中的“扬州八怪”，各家的画风并不一致，也没有公认的“扬州画派”的“领袖”人物，“严格地说，扬州并没有一个‘画派’”，“但总的来看，扬州画坛上还有一个主流画风，还有一个大概的精神状态”（陈传席《西山论道集》），这就是陈传席先生论“扬州画派”所以能够成立的主要依据。由于扬州的这个“画家群体”在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家也就公认“扬州画派”的存在了。

笔者对中国山水画史、对中国山水“画派”、对三晋山水画坛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山西的这个山水画家群体，基本上具备了“画派”形成所必需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黄河画派”完全可以认定，打造和创立三晋“黄河画派”的时机已经到来。创立和打造三晋“黄河画派”的宗旨，明确体现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先进文化方向，符合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打造三晋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符合三晋山水画坛全体画家的根本利益。我以不知进退之愚见，希望能促成三晋山水画坛全体同仁的共识，只要大家本着“搞流派，不搞宗派”的原则，不计较名利得失，目标一致，携手共进，坚持求索，创作出一批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中国山水画力作，那么，可以断言：三晋“黄河画派”也就一定能够很快地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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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山水画的发展历史

唐代始于吴道子，成于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之变”，其本质是由山水精神的追求转向山水意境的表现。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发挥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由精神而意境，不是垂直的历史线索的过渡，而是一个线索的分枝，是美学上的平行关系。山水画中意境问题的提出，是山水画在发展过程中侧重点的转变，是在美学上的完善。

五代宋初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完善了山水画的艺术表现，并把中国绘画中的山水画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山水画在这一时期成为时代的主流艺术。被称为“百代标程”的五代宋初山水画，在表现领域中将山水的物理和技巧结合起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话题，传统山水画对精神和意境方面的关注经此而转向于技术层面——形式。

“元四家”不仅完善了山水画的水墨技法，而且因为时代的特点，为山水画在审美范畴内增添了“逸”的概念。这种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审美时尚，虽然有审美之外的社会原因，但却因为这一契机在山水画意境的领域内创造了一个新的标准，后世则将此推为最高的准则。

尽管文人画鄙薄技艺，但文人画在山水领域所提出的依附于“笔墨”的审美准则，却不能脱离一定技术的规范。绘画的形式与山水的程式，都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所以在南北分宗时，人们对它的划分与解释，也是以技术的标准来树立南宗的美学规范。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南北分宗，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也是山水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以新的技术标准和美学规范来疏导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状况，回归历史的传统，实际上已经表现了山水画的衰落。董其昌对现世的感叹，说明了其中的许多道理。

明清两代在山水的精神和意境方面已无能为力，在宋元的峰巅面前人们只有景仰和赞叹。为了挽回历史的颓势，董其昌打出了“复古”的旗帜。在一个过于强调笔墨和程式的时尚中，画家们只有穷毕生的精力“血战宋元”，人们只有通过“临”、“仿”、“抚”、“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价值。 “四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为山水画创造的最后的辉煌，最终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

20世纪的黎明，以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山水画也进入到现代文明之中。在“反传统”的呼声中，阵营瓦解，代表新旧两种势力的各方人物纷纷登场，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论战。当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的实践去塑造山水画现代风格的时候，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使画家对文化的关注转为对民族和自身生存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山水画面临新的时代，经受了生存的考验。“新山水画”在改革旧文化的现实要求中脱颖而出，承担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责任——表现新的生活，反映新的审美要求。“新山水画”为传统山水画找到了生存的方式。“时代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继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之后，再次提出了笔墨与时代的关系。

进入本世纪的后期，山水画在各种思潮中面临考验，所幸山水画并没有改为风景画以与世界接轨。现代人认同了山水画，无疑这是确认了山水画的精神、意境和形式。因此跨世纪的画家并没有放弃历史的责任，依然孜孜以求这具有悠久传统的艺术突破新的时空。但传统山水画艺术精神中的完善与充实，艺术形式的全面与多样，已使新的创造成为历史的极限，所以现代画家更多的还是在技法层面上作发展的努力。

山水画的改观已是显而易见，山水画的变革更是历史的必然。

时代变了，山水画仍然不同于风景画。

⑷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所重视的意境的创造

就是指作者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表现自我。一般来说画中的意境多是作画者的想象，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环境。

⑸ 创造了全景山水风格的代表画家是

李成和范宽是北宋初期山水画家的代表，上承荆浩以水墨为主的传统，以表现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为主，与五代的关仝一起，被认为是“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大师，他们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继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纳、王诜等。除北方山水系统的山水画外，长于界画的郭忠恕，善于表现湖山小景的惠崇、赵令穰，以及继承唐代以来的青绿山水画法的王希孟等，都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各自的独特贡献。

南宋时代的山水画家，一部分人仍在表现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皴法，曲折多变的山势都来自于上一时代大师的创造。传为宗室画家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故宫博物院藏）卷实际上是南宋画院高手的作品，代表了承继上代山水画法的作品。其弟赵伯驌有《万松金阙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写临安凤凰山景色，点染与勾画相合，笔法朴拙，是在传统青绿基础上，吸收董源、米芾等的水墨技法而成的新风格。但真正代表了南宋一代山水画创作的是那些讲究意境的创造、以抒情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偏角山水”。画家以突出一个局部的方法来加强描写的力度，用笔更加泼辣，水墨的韵味发挥得更加充分。李唐是公认的开创这种新风的一代宗师，他的《万壑松风图》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继承他的技法的刘松年则在描写江南景色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马远、夏圭更是因为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的不全之景，画面中留下大块的空白，而被人称为“马一角”和“夏半边”。这种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的山水画有一种全新的境界。正是这种创新引起了许多评论，而有的评论甚至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他们的山水是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残山剩水”的反映，已属附会之说。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法则流传于文人士大夫画家之中，成就同样可观。

◆李唐，字晞古，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北宋徽宗时画院画家，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金兵攻破汴京后，他辗转到了临安，以卖画为生。年近80被举荐入宫，授成忠郎、画院待诏，颇受高宗赵构赏识。擅长山水及人物故事画。山水取法荆浩、关仝及范宽而有所变化。布局多取近景，突出主峰或崖岸；山石作大斧劈皴，积墨深厚，开南宋一代山水画新风。《万壑松风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李唐70岁左右的手笔，反映了李唐北宋时期的山水画面貌。藏于同一地的《江山小景图》卷与前幅的格调接近。故宫博物院藏的《长夏江寺图》为绢本重青绿设色，虽为青绿山水，仍以墨笔勾皴为主，勾勒挺健多断折，皴笔横劈竖砍，放纵自由，以“大斧劈皴”和青绿着色相结合，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造。李唐也擅长人物故事画，故宫博物院藏其所绘的《采薇图》卷和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晋文公复国图》卷都是借古喻今的作品。

◆刘松年，钱塘（杭州）人，因居清波门而被人称为“暗门刘”，是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时的宫廷画家，他的老师张敦礼是李唐的学生，因此他的画风与李唐一脉相承。他的山水、人物都有很大的影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四景山水》卷是其山水画代表作，分四段描写春、夏、秋、冬的景色，并穿插以人物活动。与李唐的取材不同，刘松年多描写西湖一带的风光，因此他的绘画风格显得精细秀润一些，与李唐的气势雄壮形成了对比。

◆马远，字遥父，山西永济人，宋光宗、宁宗时的画院待诏。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兄弟、儿子都是画院画家。他近承家学，远学李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南宋后期院画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山水画在取景上善于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时人称之为“马一角”。在用笔上，他扩大了斧劈皴法，画山石用笔直扫，水墨俱下，有棱有角。故宫博物院所藏《踏歌图》可称是他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画中远峰巨石下，竹翠柳疏，几个老少农民歌舞于垅上，形象地表达了“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的诗意。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水图》也是他的代表作，原为册页，今裱成手卷，以勾线为主，分别描写十二种水态，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技巧。其人物、花鸟画也有《华灯侍宴图》（两本，一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在重庆市博物馆）、《梅石溪凫图》（故宫博物院藏）等小幅真迹。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还藏有其《西园雅集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其《欢梅图》轴，也为珍品。其子马麟，承家学，工人物、山水、花鸟，曾为画院祗侯，代表作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山水画《静听松风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的花鸟画《层叠冰绡图》轴，画风较其父更为致密纤巧。

◆夏圭，字禹玉，钱塘（杭州）人，宋宁宗时画院待诏。画风与马远极为相近，构图亦多空白，人称“马半边”，画史中多以“马、夏”并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溪山清远图》卷，画面上巨石远山、丛林茂树、楼观村庄等都布置得疏密有致，笔法坚挺峭秀，将烟雨迷蒙的江南景色，描绘得极其清幽秀丽。他的另一代表作品《山水十二景图》卷现只存四景，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各自独立成章，但在布局上却连为一气，描写江天空阔的黄昏景色。夏圭的小幅作品，大都笔法简括，墨色苍润，诗意浓厚，故宫博物院藏的《遥岑烟蔼图》为其代表。另有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洞庭秋月图》轴，也是夏圭精品。

⑹ 山水画在东晋得以发展成为独立画科的原因

山水画在魏晋、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
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平。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史和园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由于长期乱战，社会动荡不安，使得社会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名士们纷纷寄情山水以逃避现实。大量的山水诗、田园画的出现促使山水画的生成。
从东晋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中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看出此时的山水画已经与人物画相提并论，并且已初步从人物画的陪衬中独立出来，而他的人物画《洛神赋图》卷中的部分配景山水中可以领略到当时山水画的大致形貌。此时的山水画理论已经基本成熟，而且讨论了空间的表现，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而这个时期的宗炳和王微的“神”、“情”之说主张山水画创作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表现出来的天人合一哲理思想，对园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造园活动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折。受隐逸思潮的影响士大夫们爱园成癖，在营造“第二自然”中得到精神上的乐趣。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进一步促进了私家园林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寺观园林。
在东晋陶渊明的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已是抒发内心的情感和志趣，反映在园林创作上，则追求再现山水，有若自然。南朝地处江南，山水园林别具一格。这时的园林穿池构山，并结合地形进行植物造景，因景而设园林建筑，对植物、建筑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园林是山水、植物和建筑相互结合组成自然山水园。
由上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名士们逃避现实、寄情山水的情怀促使了山水画和山水园林的生成及普及。山水画初兴，只限于文人自画、自赏，故传之不广，但却促成了文人山水园的诞生。中国山水园林由单纯摹仿自然而适当的对山水加以概括、提炼，但始终保持着“有若自然”的基调。
隋唐始独立，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形成南北两大派系，达到高峰。自唐代以来，每一时期，都有著名画家，专尚从事山水画的创作。尽管他们的身世、素养、学派、方法等不同；但是，都能够用过笔墨、色彩、技巧，灵活经营，认真描绘，使自然风光之美，欣然跃于纸上，其脉相同，雄伟壮观，气韵清逸。
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到了明代，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从老庄开始，到汉代，基本上形成了贵无贱有、贵神贱形的传统。虽并不一味反对形，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需形以存”（嵇康《养生论》），但形神相比，神为本，为贵，“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同上）之所以贵神贱形，跟气的传统也是有着根本联系的。到魏晋，名士们即使玩味自然，清纯潇洒，但似乎也要从有形世界中达到某种形上的玄远之境。而魏晋风行一时的人物品澡，也讲究的是“神采”“神韵”“风神”“神情”“神气”，是于仪容之外见其内在精神、俊雅清逸玄远的风神。所以，在顾恺之这里，此命题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古画品录》：“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皆；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摹写是也。”
有气韵者自生动。生动者，亦可比之于顾长康的“传神写照”。传神，亦是传其气韵者，有气韵者自已会神。大化流行之谓神，之谓气，气亦是神，人无精气则无生命、无光彩，书画无元气，则不能传神。所谓神气活现，乃上品之谓也。有神有气，自有风韵，自然生动。
隋唐伊始，中国山水画便有了独立的分科，自此山水、人物、花鸟，成为传统中国绘画熠熠生辉的三大艺术科目。而山水画不仅是世界艺术丛林中独特的风景，也承载着中国人文领域里最为深邃的寄托，伴随着中国艺术走过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应该说，中国山水画得到大的发展，与“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有莫大的关系。文人终于找到了一种独特的道白语境，在用笔墨描摹自然山水之际，倾吐内心中无限的天地爱恋和优雅韵致。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作为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而他族或以征服华夏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分支，从隋朝就开始出现山水画，山水画强调“平远”、“高远”和“深远”，运用散点透视法，平远如同“漫步在山阴道上”，边走边看，焦点不断变换，可以画出非常长的长卷，括进江山万里；高远如同乘降落伞从山顶缓慢下降，焦点也在变换，从山顶画到山脚，可以画出立轴长卷；深远则运用远近山的形状深淡对比，画出立体，山谷深邃的效果。
不拘泥于物体本身的真实性，而重在其背后的主观真实，“山川使我为山川言”，这是中国山水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东晋偏安江南，士族大家个个富裕掌权，不够忠于皇帝司马氏，同时各士族之间常为了争权而北伐，这是政治上特点。
但在另一方面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文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也流行了骈文。而绘画、书法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东晋人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印度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西元三三八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今日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
从唐朝开始，中国的山水画开始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创始人是唐代画家李思训，他发明的大斧劈皴法，画中重用色彩，浓墨点苔上也用鲜亮的石青敷色，非常适合表现北方阳光灿烂、峭壁高耸的山峰。宋代的画家张择端、李唐、马远、夏圭等继承了他的风格，形成一种派别。
南派以被评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诗人王维为滥觞，运用披麻皴和宋代画家米芾发明的雨点皴或叫米点皴，多用墨色少用颜色表现蒙蒙细雨中的江南丘陵，后来发展到只用墨的水墨山水，王蒙、倪瓒等画家发展形成了南派风格。
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会，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促进了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大发展。晋及南北朝时，族群大迁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黄河流域由原来的中原而沦为北方，和以江南为重心的南方相对而称。当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上流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时官学不振，而世家大族学术兴盛，尤其在南方，家学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形式。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知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
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裴頠及郭象。裴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荡。

⑺ 山水画兴起的原因

山水画的形成和兴起，是魏晋风度的渗透，崇尚自然的必然，文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 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感知。崇尚自然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自晋代顾恺之创作了《庐山图》后，山水画得以形成和兴起，山水画并成为“山水文化”的重要的独特的表现形式。

(7)山水画已经创造扩展阅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仕隐分工”，形成了隐士阶层，隐士们厌烦世事纷繁，回归自然，深入山水，通过自然山水以“畅神”“澄怀观道”，追求“天人无际”、“天人合一”。

从山水画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始至隋唐五代日渐成熟，直至两宋形成了繁荣的景象，到元代达到了高潮，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山水画走向了辉煌。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山水画

网络——中国山水画

⑻ 谁知道水墨画是谁先创造

中国画的一种。指纯用水墨所作之画。相传始于唐代，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续有发展。以笔法为主导，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墨即是色”，指墨的浓淡变化就是色的层次变化，“墨分五彩”，指色彩缤纷可以用多层次的水墨色度代替之。北宋沈括《图画歌》云：“江南董源传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就是说的水墨画。唐宋人画山水多湿笔，出现“水晕墨章”之效，元人始用干笔，墨色更多变化，有“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唐代王维对画体提后人宗之。长期以来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⑼ 谁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山水画新图式

周尊圣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山水画新图式——“天山山水画”。为什么叫做“天山山水画”呢？周尊圣探索研究新疆的沙漠戈壁、丝绸古韵和风土人情，把天山作为他的创作基地和灵感来源，满怀热情、带着真情实感，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去描绘天山的壮丽景观，因此称为“天山山水画”，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领域。

周尊圣追求一种苍凉之美、一种悲壮之美、一种阳刚之美、一种强势之美，与前人的绘画风格截然不同，同时又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绘画创新的新思路，他用炽热的红色和沉稳的黄色，描绘生命的绚烂篇章，谱写壮美的自然风貌，最终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

⑽ 中国山水画历史等等 急急急急急！！！！！！！！

【山水画定义】
简称“山水”。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尚未从人物画中完全分离。隋唐时始独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传统上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小青绿山水、没骨山水等。

【演义历史的长河——中国山水】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那一个画科能向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我的图像、人的性情。
中国山水画较之西方风景画，起码早了1000年。它所呈相的图义，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早在7000多年以前，先古的觉醒便以图案方式纪录下来。新石器的河姆渡文化，已用线刻表达着观念性文化的内涵，定居的农耕文明起源，不仅让人认知了工具美，亦让人于器之上认知了形上美。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自然想象的象征。先古与自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逻辑的发现与艺术的鉴赏推演着人们的双眼，让一个天人合一的中国图式由混顿而至清晰。
自抑韶文化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具有了象征性。在几何装饰的手法中，对称、运动等构成概念己明显地运用于时空的表现之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稷神祟拜图》。在以农立国的背景上，祭祀稷神一直成风。而这幅图中的禾、田、人的关系传达了先祖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素朴理解。在沉淀了人与动物、植物的自然关系认知的基础上，社会意识又成为最为关键的文明起源。沧源文化的《村落图》，用岩画形式记述了人类对农耕定居的“家”的理解。这幅画最有视觉趣味的是以村落为中心的道路关联，以及押俘、赶畜、祭天、跳神等场面围绕正面中心的梯度延深，平面中的深度己在这幅画中得到有力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这样拌随着艺术的看，不断地深化与发展。
到了秦汉时期，描绘劳动生活的场面，由乡土而至皇权，殿堂宫室的壁画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以宫室喻家室的认信取向，使中国美术摆脱了原始形态。统治阶级士大夫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士者文化实现了与乡土文化的分离。对于山水画而言，这一分离是深刻的。若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曲阜石刻的《庭院图》，就会被其视错觉创意震撼。这是两种视觉冲突的艺术：在满足正面的平视前题下，建筑物的平移重迭与倾斜重迭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不同透视法则所致生的力的碰撞，使画面具有了超现实的立体感。有趣的是，先贤的艺术家一开始便使用了纵横平移重迭、视线具有深度却不消失的重迭透视法则，而且在复合视域中能将正面与倾斜两种透视法则艺术的冲突起来。应该说这一法则较之当今的西方立体派早了近两千年。正如本书一再所讲的，祖先的聪慧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白，只要我们认真地凭藉科学的双眼走入先贤的思想，我们一定会发现经学方式能告知我们的更多更多。
这种用视觉形式冲突所构成的艺术感动，在石刻画的《春雨图》、画像砖的《宅门图》、《收获戈射图》等等古远经典中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体验。一个十分明显的指向是，随着人与自然、社会的认识关系的深入，人们看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观念为象、装饰为用、几何为图的原始图式，演化为意志为象、生活为用、境界为图的古典图式。这一看的历程，认信的积淀，山水画构成要素的萌芽集合，都为山水画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体验天地宇宙的永恒，体味人在此中的自由，是魏晋山水诗的开启。谢灵运的意义就是在文的自觉时注重形的依托，从哲学的本体论出发，追求玄远的神超理得。真正代表中国山水情怀的是陶潜。陶诗是超越玄言的哲学深刻，它没有放弃玄言诗的宇宙本体和生命本体的体悟，并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种体悟的本质和意义，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一个有艺术的创意，就是将亲身体验到的无形结构找到形状。山水草木在陶诗中是真意深情，是体现中国精神的哲学，是超然事外，是平淡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