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在艺术上

① 比较论述创造社“为艺术”的文学主张与人生派“为人生”的艺术主张。

20年代小说的总体面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浪漫抒情小说相互对峙、互为补充。20年代大体的小说发展脉络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但是问题小说比较形而上。“虚”一些，大部分问题小说作家都先后倾向于现实主义，与问题小说之后出现的“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合流，其间还出现了从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的乡土小说，而乡土小说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说方面，则是先后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和其他一些主观型的叙述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创造社为主。
20年代的文研会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无疑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在王统照与叶圣陶身上，王统照突出“爱”与“美”的观点，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而叶圣陶也是由“问题小说”起步，后来又成为了“为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简单的表现“爱”与“美”之外，更集中于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而“隔膜”问题与同时期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问题小说”潮流过去之后，叶圣陶在专心地刻写学校知识分子和市镇小市民的精神历程方面，显出与众不同。而文研会的其他作家则主要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小说的作家群体，乡土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突破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创作的相对狭小天地，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会小说创作集中于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并推动了20年代整个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的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这样的创作思路无疑使得创造社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选择了浪漫抒情小说。2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分支——“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创造社的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而创造社后起的青年作家紧接郁达夫几乎构成了一个抒情作家群体（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主要是集中于浪漫抒情小说的。
20年代的文研会与创造社在小说创作上，由于不同的文学主张，分别选择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不同方面，并成为各自阵营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20年代小说创作的发展。

② 创造社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对吗

创造社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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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解释创造社

创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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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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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1]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
编辑本段过程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
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幻洲》半月刊创刊
1926年10月1日，创造社后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创刊。由创造社和光华书局后出版。全刊分上，下两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叶灵凤主编，专载文艺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载杂文、述评。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刚、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汉年、田汉、蒋光赤等。
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一无所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后停刊，共20期。
编辑本段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国故"
1923年11月18日，成访吾在创造月刊第28期发表国学运动之我见，斥责整理国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倡从训诂、校勘、引导人们理头于故纸堆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对此，成仿吾指出:国学运动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诸，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诗作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麦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麦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作者认为:"我们的文学家假如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那我们的文坛一定会有进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的精神。
彭康谈"健康"和"尊严"
1928年7月10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发表了创造社成员彭康的文章《什么是"健康"和""尊严" 一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彭康在文章中针对《新月》杂志的发发刊词，回击了新月派的挑战，他指出:"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阶级获得了尊严。'妨碍'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阶级增进了健康"。
创造社要求战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1929年 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编辑本段成果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创造社

④ 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什么不同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不同点如下：

1、为人生与为自我

文学研究会注重与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来反映社会，关注人生。他们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这样陈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创造社则是直接而猛烈地抨击社会现实中的弊端，企图改造社会。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2、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文学研究会鲜明地打出现实主义的文学旗帜，提倡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反对纯文学观点，并十分注意研究和介绍俄国、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

在创造社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4)创造社在艺术上扩展阅读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1920年底开始筹备，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者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孙伏园、耿济之、朱希祖、瞿世英、王统照、蒋百里、郭绍虞、许地山、周作人共12人。后来该会的活动中心转到上海。

创造社是五四时期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何畏等，是该社最早的成员。他们以多种刊物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发动猛烈攻击，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创造社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⑤ 结合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创作，简述创造社“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主要有哪些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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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专文学团体。前期作属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⑥ 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异同 在艺术主张上的异同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分别引领着当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而并行。两者同为二十年代的文学社团，但文学取向却不同。前者”文学为人生”，后者”文学为艺术”，直接显现着其思想倾向，此时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文学社团。但其本相同。
所谓本质相同，也要看是在哪个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当时国情战局的变化，到了40年代的时候，创造社转型，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终于与文学研究会站到了一条战线上。
另外，有的作家分别担任这两大文学社团的重要成员也是主要的原因，如郭沫若等。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文学研究会的特点:
1、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关注社会，关注底层，面向大众。
2、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为根本。把对黑暗污浊社会的不满，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
创造社的特点：
1、在内容上以侧重自我表现为主，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2、在表现手法上，利用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来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大胆诅咒和强烈抗议。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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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什么是创造社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编辑出版《创造周报》以及《中华新报》的文学副刊。

创造社在前期以“尊重天才、主张自我表现”为艺术宗旨，作品有典型的早期浪漫主义唯美特征，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以创造社为核心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也称为早期浪漫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后期的创造社还有从日本归来的冯乃超、王独清、穆木天、彭康等新会员加入。主要刊物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关闭。

⑧ 创造社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的作家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