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创造社

① 分析比较文研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以及它们对新文学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於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於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后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 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於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犟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犟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於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於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画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② “文研会”,“创造社”名词解释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顾毓琇、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舒庆春（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编辑出版《创造周报》以及《中华新报》的文学副刊。

创造社在前期以“尊重天才、主张自我表现”为艺术宗旨，作品有典型的早期浪漫主义唯美特征，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以创造社为核心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也称为早期浪漫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后期的创造社还有从日本归来的冯乃超、王独清、穆木天、彭康等新会员加入。主要刊物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关闭。

③ 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异同 在艺术主张上的异同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分别引领着当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而并行。两者同为二十年代的文学社团，但文学取向却不同。前者”文学为人生”，后者”文学为艺术”，直接显现着其思想倾向，此时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文学社团。但其本相同。
所谓本质相同，也要看是在哪个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当时国情战局的变化，到了40年代的时候，创造社转型，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终于与文学研究会站到了一条战线上。
另外，有的作家分别担任这两大文学社团的重要成员也是主要的原因，如郭沫若等。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文学研究会的特点:
1、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关注社会，关注底层，面向大众。
2、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为根本。把对黑暗污浊社会的不满，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
创造社的特点：
1、在内容上以侧重自我表现为主，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2、在表现手法上，利用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来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大胆诅咒和强烈抗议。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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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创造社名词解释

创造社 [ chuàng zào shè ]
生词本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 chuàng zào shè ]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回著名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由 郭沫若、郁达答夫、成仿吾 等发起成立。反帝反封建及积极浪漫主义是其基本倾向。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其先后出版的主要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并编辑出版了《创造丛书》等。

⑤ 请问新月社的代表人物，语丝社的代表人物，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人物，创造社的代表人物各是谁，请详细列举。

1、新月社来：胡适、徐志摩自、闻一多、梁实秋

2、语丝社：孙伏园、周作人

3、文学研究会：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

4、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

(5)郑振铎创造社扩展阅读

新月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占有重要比例，曾有沈雁冰、郑振铎先后主编了《小说月报》。

创作社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⑥ 郑振铎资料

笔 名： 西谛、郑源新、落雪
性 别：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编辑本段]简介
郑振铎（1899~1958）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诗篇：《我们是少年》。
[编辑本段]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编辑本段]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编辑本段]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编辑本段]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编辑本段]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听众》选入六年级课本
[编辑本段]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编辑本段]郑振铎的爱情故事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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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编辑本段]梁羽生谈郑振铎
（选自梁羽生《笔·剑·书》，“郑振铎与商务”）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阿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说来和郑振铎颇有关系。原来郑的妻子高君箴乃是当时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郑振铎留学英国回来，便因岳父的关系，进了商务当编辑。
郑、高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宾客致贺辞，“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见茅盾的《回忆录》）这些说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当时（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
不过郑振铎虽因岳父关系而进商务，却不能说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说是“相得益彰”。商务的藏书对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对商务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出版的两种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质量最高的两种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便曾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
但《小说月报》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恽铁樵主编；一九二一年后，茅盾接编，全盘革新，始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其后再由郑振铎接编，杂志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才是《小说月报》蜚声全国的黄金时代。郑振铎那部著名的《文学大纲》就是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
不过，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却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因为他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实在要比他的创作大得多。他写过一些短篇历史小说和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说，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但他所主编的刊物，却无一不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说月报》之外，如《儿童世界》可说是儿童文学的启蒙，叶圣陶著名的童话《稻草人》便是在《儿童世界》发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的许地山，也曾将它谱过几支儿童歌曲。另外，如《新社会》、《文学》、《文学季刊》、《文学复兴》以及《时事新闻报》的副刊《学灯》等等，无一不是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另一个重大贡献，足以与他的编辑工作相提并论甚或超过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就有九万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见。
他对于书籍的热爱，尤其中年时代，对文献的搜罗、保护，费尽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衷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龚定盫诗。从序言中，可见他搜罗文献的苦心。
1953年全力筹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郑振铎任主任，庞薰琹任展览筹备会副主任。展览会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与肯定。

⑦ 创造社的历史及其成员

又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新文学团体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郑振铎、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

作为响应，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

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国故”

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28期发表国学运动之我见，斥责整理国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

早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倡从训诂、校勘、引导人们理头于故纸堆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对此，成仿吾指出：国学运动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诸，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诗作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麦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麦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

作者认为：“我们的文学家假如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那我们的文坛一定会有进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的精神”。

彭康谈“健康”和“尊严”

1928年7月10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发表了创造社成员彭康的文章《什么是“健康”和“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

彭康在文章中针对《新月》杂志的发发刊词，回击了新月派的挑战，他指出：“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阶级获得了尊严。‘妨碍’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阶级增进了健康”。

创造社要求战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

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1929年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7)郑振铎创造社扩展阅读：

创造社的成果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创造社

⑧ 不是“创造社”成员的是

鲁迅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内耿济之、容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作为响应，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

⑨ 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什么不同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不同点如下：

1、为人生与为自我

文学研究会注重与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来反映社会，关注人生。他们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这样陈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创造社则是直接而猛烈地抨击社会现实中的弊端，企图改造社会。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2、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文学研究会鲜明地打出现实主义的文学旗帜，提倡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反对纯文学观点，并十分注意研究和介绍俄国、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

在创造社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9)郑振铎创造社扩展阅读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1920年底开始筹备，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者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孙伏园、耿济之、朱希祖、瞿世英、王统照、蒋百里、郭绍虞、许地山、周作人共12人。后来该会的活动中心转到上海。

创造社是五四时期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何畏等，是该社最早的成员。他们以多种刊物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发动猛烈攻击，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创造社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⑩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有什么异同点吗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著名的文学团体，由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等人发起。他们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这样陈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因此可以看出他们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主旨。

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创造社诸作家。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其中多数成员创办过《现代评论杂志》，故又称为“现代评论派”。该社取名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诗集《新月集》，曾于1926年借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和《剧刊》，对新诗和戏剧发展有过一定贡献。1926年多数成员南下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又于1928年创办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新月》。该社政治上宣扬英美式的“自由”与民主，强调“人性论”，在文艺上主张“艺术至上”和“天才论”。

这些差不多就可以，其实文学特点就是文学倾向，你回答的时候把语言组织一下就行了，我们上学期考现代文学差不多也就这些内容
祝考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