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创造新文明

『壹』 如何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城市

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意义深远：一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实现初级卫生保健，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二是培育社会文明卫生新风， 提高市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是完善城市功能、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因此，我们要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各项工作之中，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整洁优美、文明进步的现代化科技城，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下几点：
一、借鉴***经验，进一步增强抓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责任感

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政府组织，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分类指导”的方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创建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卫生村镇为载体，以“清除垃圾，规范摊点，美化城市”为主要内容，按照“巩固、提高、延伸、辐射”和“以城带镇、以镇促城、城镇联动”的总体思路，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经历了全面发动、夯实基础和不断提高的过程，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省实际的创建工作路子。通过这项工作的开展，全省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作、生活和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创建活动中，全省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其中***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创建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列。总结***市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强化领导、齐抓共管。***市切实把创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成立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指挥部，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指挥，抽调精干人员设立专业工作组，组成自上而下的工作网络。四大班子领导全面动员，踊跃上阵，人人肩上有责任，个个分工抓落实。各级各部门协同配合，通力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动员、积极参与，营造出合力抓创建的良好氛围。

二是明确责任、完善制度。制定出目标清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的创卫责任分解表，层层签定责任状，完善各项配套规章制度，严格奖惩制度，强化制度约束，推动创卫工作走上经常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是突出主旨，务求实效。创卫工作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着力建设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人居环境，围绕群众生活实际和发展要求，突出抓好城市绿化、净化、亮化、美化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各项民心工程，坚决杜绝政绩工程，创卫成果惠及全市城乡群众。

四是统筹城乡、整体推进。始终把农村的创卫工作和城市创卫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农村改水改厕、沼气推广等项工作有声有色，形成创卫工作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市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方面的做法，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为全省加快创建工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值得各地借鉴学习。

二、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取得新成效

创建卫生城市是城市居民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享受空间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的开展，将极大地改善城市卫生面貌和形象，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完善和拓展城市的整体功能。近年来，我省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创建工作，在城乡环境整治、农村改水改厕、旅游景区卫生治理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我省创建工作虽然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经济发达省份、城市相比，在创建的规模、档次、标准、水平上差距还很大。目前，我省只有黎城县进入了国家卫生镇（县城）的行列，至今还没有一个城市进入国家卫生城市行列。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加快创建卫生城市步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总的目标要求是：争创国家卫生城市和卫生村镇必须取得突破，即***市、***市、***市、***县、等有条件的市、县、镇要力争进入国家卫生城市、卫生镇（县城）行列。同时，要在全省形成争先赶超的热潮，产生一批省级卫生城市，提高全省整体的创建水平。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和提高，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创建之路。

1、以防病为重点目标,提高公共卫生整体水平。要以治理公共卫生环境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大搞室内外环境卫生，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保持清洁优美的市容环境。把以灭鼠为重点的除四害（老鼠、苍蝇、蟑螂和臭虫）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切断四害引发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加强食品卫生、公共环境卫生和饮用水卫生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

2、以完善城市环卫基础设施为重点，提高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注重长短远近结合，抓紧抓好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的建设，显著提高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率。在城市规范和建设垃圾箱、垃圾收集点和公共厕所，加快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步伐。大力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清洁生产，发展集中供热，建设烟尘控制区和噪声达标区。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切实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和重点流域的环境监管，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坚决防止各类环境事故的发生。

3、立足统筹城乡发展，注重整体提升。在抓好创建卫生城市工作的同时，以点带面，城乡联动，拓展新领域、扩大覆盖面，继续深入开展创建国家卫生村镇和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的活动。创建卫生村镇，要深入开展农村改水改厕改灶工作，移风易俗，讲究卫生，改变农村地区落后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解决“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禽畜乱跑”等五乱现象，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各市在全国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国家卫生村”开评时，要争取榜上有名，不能落空。创建卫生先进单位和大型企业工作要进一步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向卫生先进社区延伸，整合社会资源，创新体制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尽力提供好的条件，努力建设环境优美、欢乐祥和、治安良好的新社区。单位和居民小区内要落实责任制，动员广大群众，使环境整洁，卫生设施完善，道路硬化，路面平整，绿化美化好。

3、全面普及健康教育，重视公民基础行为习惯的培养，革除陈规陋习，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积极健康的人文环境。切实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以法律的形式倡导爱国卫生工作，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赋予爱国卫生工作新的内涵、新的生机和新的活力，推动社会卫生管理实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三、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为突破，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爱国卫生作为一种政府组织、各部门协作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卫生工作方式，五十多年来在除害防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及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抗击“非典”和禽流感的斗争中更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夏季即将来临，各类肠道传染病进入高流行期，同时，非典、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还在严重威胁着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卫生工作时刻不能放松，爱国卫生运动丝毫不可松懈。

1、加强组织领导，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国家卫生城市”通过环境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还将对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招商引资起到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促进城市的全面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提高认识，坚持“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管理、社会监督”的原则，真正把创建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担负起组织领导职责，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亲自检查督促，着力解决影响创建工作开展的重大问题，分管负责同志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协调创建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抓好各项工作的督促落实，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推广创建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各级爱卫会要把创建工作抓在手上，统一协调各部门的行动，解决难点问题，督促检查推进情况。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要按照省爱卫会的实施方案，把工作任务尽可能地细化、量化，具体工作要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促进创建目标的最终实现。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爱卫机构建设，为爱卫办配备必要的人员、经费和工作手段，切实发挥他们的督促、协调等职能作用。要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爱护创建战线的同志，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让他们大胆放手地开展工作。

2、强化长效管理，促进创建工作与经常性卫生管理工作有机结合。创建工作贵在坚持，重在长效。各级政府和爱卫会要将创建工作融入经常化的卫生管理工作，广泛开展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卫生村镇为龙头、以农村改水改厕和除“四害”为重点的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坚持创建与管理、突击性整治与经常性管理相结合，重点解决集贸市场、摊点管理等老大难问题，突出抓好食品卫生和小街小巷整治，着力解决好环境污染问题，条件好的城市和县城要争取提档进位，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拓宽投资渠道，实行多元投资体制，因地制宜建设城市供、排水系统工程和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以及城市垃圾、粪便和污水无害化处理系统工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质量，逐步提高卫生整体水平，努力创造净、绿、亮、美的人居环境。

4、坚持面向群众，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创建工作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作为最终目的，坚持服务群众、依靠群众。一是始终着眼于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以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把开展卫生城市创建与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起来，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二是充分考虑群众的意愿和承受力。推进卫生创建，一定要考虑群众的利益，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把工作开展的力度和推进的速度同群众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改造老旧小区和小街小巷，规划建设摊群点和城市休闲设施等具体项目时，要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进，坚决防止和克服以创建为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三是广泛发动群众和吸引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之所以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各级爱卫会要以促进实际工作和满足群众需求为目标确定各种活动主题，使得群众乐于参与和便于参与，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创建工作要通过新闻媒介和各种宣传方式进行广泛动员，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群众成为创建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

5、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创建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创建工作要重视工作机制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创新的理念、改革的精神部署工作，以开拓的精神和市场化的办法推动工作，努力实现创建工作的良性循环。一是推进城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坚持市场导向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吸引增量，走出一条以城建城、以城兴城的市场化之路。二是推进创建工作机制创新。建立健全指挥有力的领导机制、凝聚群众的动员机制、齐抓共管的协调机制、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各方参与的监督机制，形成行为规范、公开透明、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三是推进创建手段的创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寻求广大干部群众和全社会的支持。

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取得新成效

创建卫生城市是城市居民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享受空间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的开展，将极大地改善城市卫生面貌和形象，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完善和拓展城市的整体功能。近年来，我省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创建工作，在城乡环境整治、农村改水改厕、旅游景区卫生治理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我省创建工作虽然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经济发达省份、城市相比，在创建的规模、档次、标准、水平上差距还很大。目前，我省只有黎城县进入了国家卫生镇（县城）的行列，至今还没有一个城市进入国家卫生城市行列。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加快创建卫生城市步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总的目标要求是：争创国家卫生城市和卫生村镇必须取得突破，即***市、***市、***市、***县、等有条件的市、县、镇要力争进入国家卫生城市、卫生镇（县城）行列。同时，要在全省形成争先赶超的热潮，产生一批省级卫生城市，提高全省整体的创建水平。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和提高，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创建之路。

1、以防病为重点目标,提高公共卫生整体水平。要以治理公共卫生环境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大搞室内外环境卫生，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保持清洁优美的市容环境。把以灭鼠为重点的除四害（老鼠、苍蝇、蟑螂和臭虫）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切断四害引发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加强食品卫生、公共环境卫生和饮用水卫生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

2、以完善城市环卫基础设施为重点，提高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注重长短远近结合，抓紧抓好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的建设，显著提高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率。在城市规范和建设垃圾箱、垃圾收集点和公共厕所，加快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步伐。大力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清洁生产，发展集中供热，建设烟尘控制区和噪声达标区。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切实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和重点流域的环境监管，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坚决防止各类环境事故的发生。

3、立足统筹城乡发展，注重整体提升。在抓好创建卫生城市工作的同时，以点带面，城乡联动，拓展新领域、扩大覆盖面，继续深入开展创建国家卫生村镇和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的活动。创建卫生村镇，要深入开展农村改水改厕改灶工作，移风易俗，讲究卫生，改变农村地区落后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解决“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禽畜乱跑”等五乱现象，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各市在全国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国家卫生村”开评时，要争取榜上有名，不能落空。创建卫生先进单位和大型企业工作要进一步巩固成果，提升水平，向卫生先进社区延伸，整合社会资源，创新体制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尽力提供好的条件，努力建设环境优美、欢乐祥和、治安良好的新社区。单位和居民小区内要落实责任制，动员广大群众，使环境整洁，卫生设施完善，道路硬化，路面平整，绿化美化好。

3、全面普及健康教育，重视公民基础行为习惯的培养，革除陈规陋习，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积极健康的人文环境。切实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以法律的形式倡导爱国卫生工作，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赋予爱国卫生工作新的内涵、新的生机和新的活力，推动社会卫生管理实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贰』 中国应如何发展中华文明和提高中国地位。

中华文明之璀璨 博大精深。 引来了其他民族的妒忌，如果中国再次灭亡，异族就会将我们的文字 文化 武术 艺术 医学 饮食全部摧毁，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然后篡改历史，奴役我国人民。

『叁』 古代中国人是如何文明的呢

中华文明令人着迷。它是今天仍然存在的仅有的古代文明之一。

它出现在黄河流域。当时，许多彼此竞争的农业社区都沿着这条河生活，这是他们的重要元素，因为它给田野浇水。

但是，这条河还是很危险的，因为洪水经常使它从河床中走出来，从而摧毁了整个村庄。

没有哪个社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每个社区只能控制河流的一小部分，只能动员数百名工人。

因此，有必要使所有部落团结起来，以便挖出数百公里的运河，以期遏制和驯化河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氏族最终合并成一个国家的原因。

根据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Yu的人设法说服了多个敌对部落团结起来开展这些巨大的工作，并最终获得了回报。

石皇帝，中国第一位皇帝。

这个巨大的主权君主是中国长城建设，保护中国免受中亚敌对人民的打击以及建立著名的兵马俑的起源。

1974年发现兵马俑是自埃及图坦卡蒙陵墓以来最大的考古发现。

在史Huang帝统治时期，政府发展了很多，例如设立了所得税。经济蓬勃发展。

『肆』 怎样看中国文明创建

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首先要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伍』 耳闻"文明中国"如何才能称为"文明,"又怎样才能成为文明人

文明一词在辞典里的解释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明(中文有称开化)的概念早已在人类广泛使用，本是约定俗成。我们讨论文明，必须和历史上所指出的文明一致。尽量不违反古人人原来印象。但是文明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人明确指出。
文明的实质是指有益于人类的发明创造的总和(名词)或程度(形容词)野蛮指破坏文明的行为(名词)或程度(形容词) 比如，一个社会保括各种形式体力脑力劳动者管理人员等等)都在以各种形式按照社会分工创造财富，符合文明社会要求的都是文明行为。而杀人，抢劫等严重破坏了创造财富，可称野蛮行为。
人类古代由原始到文明发展过程非常相似，都是大量农业技术生存，建立固定居所，有社会分工，财产分配由有序社会管理而不是武力、出现文字帮助交流超越时间空间，使得技术发展有保障，社会没有杀人抢劫行为也完全可以生存等待等等。进入这个时代就可成为文明社会。英文文明一词(civilization)由拉丁文定居而来，中文“文明”也指有秩序社会管理，都和上述定义不矛盾。古希腊对附近抢劫文明地区的民族称作babarion，和古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称没定居、经常抢劫民族为蛮族。在现在中文通称野蛮行为，符合上述定义。
雅斯贝尔定义古代文明四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这些显然是外部特征的定义，且不完全。如：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玛雅文明没有青铜器，印度非雅利安史前文明没有城市。这些外部特质，都是有益于人类的发明创造的必要条件。
如果同意上述定义，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处于是文明、野蛮或原始状态就容易了。我认为中原农耕民族对比北方游牧民族是文明民族，因为中原民族对人类后代有益的发明创造远远超出周边地区。如果北方游牧民族只是生活水平低、技术差，没有杀人抢劫，那么可称为处于原始状态。但根据历史记载，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残杀凶狠，经常靠抢劫文明地区才能维持财富生活，所有严重破坏文明发展，这部份游牧民族或森林民族具有野蛮的特点。

文明的定义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技术，也包括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文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就象善於打铁和善於做木工一样，无所谓那个先进落后，合在一起能更先进。
世界上各文明既独立发展，有相互借鉴，各文明有益于人类的发明创造当然会不一样，比如，希腊罗马地区古代树木稀少，采用石料发展建筑工艺非常发达。而中国由於树木较多，所以建筑才用木料多，不易于保存。可对造纸等技术有利。
和其他文明相比，由於地理环境影响，中国古代文明对其他文明借鉴少，自己的独创多。这是因为中国周围都是野蛮落后的民族，和其他文明中心离得远，当和印度佛教文明有接触后，就对中国发展有推进作用。但中国的严重问题是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破坏，使得文明发展有巨大大倒退。这个问题在其它文明中一样存在，直到火器发展成熟后才解决。西方文明本来不是最发达的文明，是因为近代免于被野蛮民族破坏才开始迅速领先的。而其它文明因为野蛮民族破坏，一直没有这个迅速发展时期。
所谓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思维是不对的，中国古代发展的数学，比如圆周率，没有逻辑思维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但没有古希腊那样的严格逻辑表达方法是不错的，这种表达方法的优点是便於逻辑思维广泛推广。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独有的，后来希腊文明被消灭了。传到阿拉伯保存下来，再传到西欧，阿拉伯被蒙古人破坏后，西方文明才开始超过阿拉伯文明的。
对人际关系和伦理上的重视，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文明社会是有组织的合作关系，劳动成果的分配非常重要，否则就容易垮掉。有些人以为现代西方社会不重视人际关系和伦理,这是对的。实际上，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伦理已经比中国进步到一个更高级的形式。但古代并不是这样，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所长。
当文明发展后，社会财富增加，就野蛮民族的抢劫收获大，使得野蛮民族变得强大。对中国文明破坏比较严重的是五胡乱华时期，蒙古时期。满清也起了严重阻碍发展作用。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各部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杀人最多，最残忍，被屠杀地区人口比例下降最大，文明被破坏最严重的集团，本身对人类未留下有益的文明贡献。所以根据定义，蒙古被称为最野蛮的集团应该是客观描述而不是任何主观作用。
至於于满清，是更复杂的情况。满清前身金政权是典型的野蛮民族，入主中原后开始进入文明状态，但后来这部份人几乎被蒙古种族灭绝。明初的另一部份女真被蒙古骚扰抢劫，熟女真归顺明政权，不应该称为野蛮民族，因为生产水平低，应可称为原始或初步进入文明的民族。生女真有部份抢劫奴役文明地区朝鲜、汉族做工，这部份是有低度野蛮性质的民族。
这些野蛮民族统治后，由於文明使得他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就纷纷放弃自己语言文化，促进了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但是，由於他们不是文明的创始人，对文明没有信任，所执行的政策往往阻碍中国文明发展。
文明社会(国家)也有野蛮行为，而且，由于有文明的力量在背后支持，这个野蛮行为威力更大。纳粹、军国主义日本的行为就是如此。中国唐代是典型的文明社会，但由於受北方野蛮民族影响，对外族也有较多的野蛮行为。后来使中国自己也深受其害。
追究民族的文明和野蛮历史，是可以总结过去什么东西对今天的后人有益，来指导我们做什么事情对以后的人类有益。而不是用褒义来吹捧或用贬意来羞辱、歧视某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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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文明-由文明语言谈起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感恩的气度——由央视名嘴看起
二战的飞虎队老兵来到中国参加抗战六十周年纪念。面对这些为了中国人民自由和解放而血战沙场的勇士，有些中国人似乎并不感动。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同志在说到飞虎队时却说：要说感谢，我们应该感谢；要说不必感谢，我们也不用感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
新华社沈阳8月19日电 美国国务院19日向二战期间帮助过美国战俘的3名中国人颁发"表扬证书"，以感谢他们的"人道和勇气"，并铭记这些"真挚的朋友"。他们是已经去世的葛庆余、高德纯，还在世的李立水。
这3名中国人做了什么事情值得美国国务院为他们颁发证书呢？高德纯，曾协助3名美军战俘逃跑--他提供了一份地图；葛庆余，他和美军战俘塔沃里一道"偷轴承换粮食"，并将外界的战事告诉战俘们；而现在还活着的李立水，只不过有一次偷偷扔给编号为266的战俘几根黄瓜。不过几根黄瓜而已，就让人家"永世难忘"。60年过去，美国国务院还颁发证书。数数人家飞虎队死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架飞机？我们向人家颁发过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不仅没有，我们的白岩松同志还说不用感谢。
我们尽可以说，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只不过就是愚弄人民而已。……
以上内容摘自：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846337，有删节。

看到这篇文章，我想起了很多。
我们号称“文明古国”，的确，最近看了央视的纪录片《故宫》后更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
王朔曾经撰文说故宫里只有金银珠宝，哪儿有文化，何谈文明；只有带女儿在美国的博物馆参观才看见些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他没有错。我去过故宫博物院多次，可能因为条件所限，更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真正能代表一个国家文明、文化的书籍、美术、音乐确实过去没有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展示中。

我想要说的是，我国的文明离人民大众太远。用周有光先生的话说，中国不是文明古国，而是文盲古国。
我国有句古语，我忘了哪里说的了，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不下庶人，就是说不对庶人做礼方面的要求。礼不就是文明的形式吗？
不做要求，当然也不会主动去做教化。过去说谁家是书香门第，一定会想到他家人一定是彬彬有礼而又深明大义；说谁是村夫民妇，一定是没文化没礼貌没教养还没钱，再次还有刁民泼妇。

我还是回到“语言”吧。
我们常常要求说的文明用语，有“请”、“谢谢”、“别客气”等。这是执政党和政府要求推广的，还搞过“五、四、三”运动。单从这一重视程度来看，说明问题是够严重的了。

我学英语时，我的一位澳大利亚老师说：我们教孩子第一个词就是Please。我无法证实是否所有的英语国家的人都这么教育孩子，但我们在国内，用国家统编教材学英语时，日常用语除了“Good morning之外”，最早接触的大概就是“Thank you.”和“Come in,please.”。还有什么呢？啊，对了，还有，“Excuse me.”。
我记得有一天在北京，外研社书店，熙熙攘攘，有一个白人小男孩儿，大概十二、三岁模样，背着一个大背包，对服务员说：“Excuse me,”待那卖书的女孩转过头来，他又问，你能讲英语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才问哪里有地图，服务员告诉他后，他又非常快乐地说了句“Thank you.”。
整个过程全是英语，简短、平实、没有做作。
在我国的商场中，即使是相当文明的书店中，我也很少听到这样的对话。

敬烟在我国是一种文明礼貌的表现。我不吸烟，遇到有人向我敬烟，我总是回答：“不会，谢谢！” 以前总是会有人坚持要递过来并念念有词，一是要表达真挚之情，二是表达“你怎么这么酸文假醋”。现在，我必须说，情况好多了。
别人也有拒绝的，可这“不”后边的“谢谢” 确实挺罕“闻”的。

很多英语电影里我们看到，有人打了个喷嚏，这时一定会有人说“God less you.”或者“Bless you.”。我的一位英语老师，中国人，讲了个他在美国经常经历的事：在飞机上、餐馆里，没有熟人，有人打了个喷嚏，一定会有人说“God less you.”或者“Bless you.”，并且当有了目光接触后，常常对他再说一遍。打喷嚏的人处理过后也会说“Thank you.”，然后，可以各干各的事，也可以就此认识。我的老师说，美国人虚伪到已成习惯的地步了，就这么点儿屁事儿。

更有意思的是，当你对别人表达了善意，别人接受了，说谢谢你时，我们的语言表达仿佛凝固住了。雷锋的回答是：这是我应该做的；宣传品提示的叫做“别客气”；我见到更多的是：抿嘴一笑。我们东方人很含蓄，也很羞涩。

“请”字通常，至少在普通话里，是比较正式的说法。日常要是用的话里面也常要包含人情或金钱或吃喝。替代的日常用语，在北京过去叫“劳驾……”、“借光……”，天津说法是“麻烦您老……”。这些说法现在越来越少了，新的流行语还未见统计。

过去，我小的时候，人们打招呼或问候通常都是“吃了吗？”（华北一带，江南、西北等不清楚），由于问候语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特性，以致后来成了相声材料。现在，代替的说法就太多了，但是，无论如何，您不觉得有这一声招呼或问候和没有这一声招呼或问候，文明程度大不相同吗？您愿意看到，正常情况下，您的一个好朋友在大街上与您碰面儿后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点一下头，然后走开吗？

所以，我觉得，文明的语言，说与不说大不一样。虚礼成了习惯，人民的文明水平自然就体现出来了。

礼貌用语以外的，我国人民的不够文明的情况还很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过去我国人民仅有的一些文明习惯也被涤荡殆尽，被作为“封资修”了。
还好，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教化的成果不是旦夕可现的。

李敖说，你们不是我以前的大陆人了。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以前我到店里的时候，他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没有信心了，人变坏了。

『陆』 谁知道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许纪霖 原创| 2013-02-22 10:32 | 投票编辑推荐标签： 中国 文明的崛起 文明国家 文化多元主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国还缺少什么，她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所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炼，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与迷信物质力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内部的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一个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野蛮性，并非自现代性而始，然而，现代性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未必）绝后。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现代性承认了人性的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争，最终乃是人性中的欲望冲突。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虽然冷酷，却是一针见血：贪婪和虚妄。人类的虚妄发展到现代，莫过于此。当各种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学）崩溃之后，各种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充斥人间，并且都以某种貌似崇高的名义施行暴力。现代性的内在野蛮性不是一种外在之物，而是内在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它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内在一部分。暴力不仅施行于人的肉体，而且摧残人的灵魂，前者比较容易察觉，而柔性的强制性力量――通常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福科所说的话语权力却无所不在。现代文明的野蛮，说到底，乃是一种心魔。与野蛮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内部的战斗，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搏杀。无论历史如何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争，是一场人类永恒的战争。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如今这个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为现世享乐主义激励，不相信来世，不恐惧地狱，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见的欲望满足。古代人、中世纪人对自然与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现代人活得太嚣张，肆无忌惮。地球总有一天会毁于人类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偶然失误。古老的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与人类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抑或弥赛亚时刻也好，都有一个对现世有所制约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端，让人懂得审慎、畏惧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现代人，特别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奥运会、世博会倒计时，还是个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买车、买房、晋升的幸福倒计时，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时刻”，一旦来临，即陷入虚无。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循环，生死轮回，永无尽头。这，难道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好的”与“我们的”：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全世界。他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重建，是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恢复文明国家的风采？对于一般国家而言，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使命只是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但中国不一样，作为曾经的轴心文明，一旦进入世界舞台，注定要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政治之中，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时，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民族国家是个别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国家是普世的，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力（军事力、金融力或经济力）领导世界，在实力背后还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仅仅适合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个别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适合全人类的普世性价值，从轴心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各种宗教与哲学，无不具有这种普世特征。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当代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只是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在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上，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论”，认为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原教旨自由主义视西方为文明的普世模式，这种黑格尔式的文明发展一元论将导致科耶夫所批评的并非美妙的“同质化的普遍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将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所彻底摧毁。普世文明的确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发生了内在的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扞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签订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这种意义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者所坚持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在当代社会便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价值。只是在这些价值之间何为优先，什么最重要，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就不同了，它顽固地坚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独特的价值标准，文化之间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好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世文明并存，但文化相对主义只能导致封闭的、狭隘的“中国特殊论”。中国文化的确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样，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普遍性，蕴涵着可以与人类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也。 富强背后的国家理性
当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坚持“中国特殊论”，拒绝在文明价值上与其他文明相互比较和参照，而试图走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时候，他们所谓现代性的公共标准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富强：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在文明价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国家实力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某种量化的可比较性：谁有实力，谁能武力称霸，谁的现代化就最成功。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国家的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一种将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于是德国的黑格尔主义，以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赋予国家以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在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于自然与天国，开始从人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集体人格，并非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义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的。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让国家获得现代的神学政治形式，而试图将二者最后调和起来的，是黑格尔。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为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学政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历史中逐步展现，它需要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权势作为主宰人类生活的载体。但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势的道德表述。国家理性获得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尊严。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较起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是德国可以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纠缠梅尼克一生的问题便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与权势之争。近代德国的一部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生出法西斯主义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写《德国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国家理性内部的权势扩张。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大家，他没有回到普世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与赫尔德）那里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 用今天的说法，如何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文明基础？ 从欧洲近代思想、特别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观当下，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结局大不一样。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两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如何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国家？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应该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

『柒』 追求和平文明，从而建设新的中国

追求和平，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也是老百姓心中最期待的事情。

『捌』 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进而向面现代化

从传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历史性飞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又一方面，它为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中华文明过去一直建立在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耕经济和以氏族、部落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游牧经济以及山林农牧经济基础之上。近代以后，产生了现代工业经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但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极低。经过67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已被称作“世界工厂”。同时，中国正和世界主要大国同步向以信息革命、绿色革命等为标志的新文明迈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开始广泛应用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知识、文化、科技、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社会治理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全面实现现代转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玖』 我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呢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是什么？为了营造“乡风文明”、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形象，你认为该怎么办？ 参考答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以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 ①农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②农村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符合自身发展的措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③坚持对内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坚持开放，充分吸收和利用外来的资金、人才以及一切可利用的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④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2.请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献计献策？ 参考答案：①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村科技普及和推广，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实国家农村经济政策，加大对农村的扶贫力度，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②政治方面，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农村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③文化方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消除各种迷信思想的影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武装农民的头脑。 3．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青少年应怎样做？ 参考答案：①肩负“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树立远大的理想，立志成材，发扬艰苦奋斗和创新精神，努力学习，通过深造，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将来要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中； ②向父母建议：要利用农闲时间，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水平； ③向政府建议：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培育新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等。

『拾』 急《创造新时代文明》演讲稿！

从优良传统的神州看《创造新时代文明》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学者梁燕城访谈：太初有道、道(Logos)是信息的意思。神的话成为万有的根据，也成为万有的规律。当代的量子力学就非常奇妙地发现，万有事实上是根据很多信息的秩序组成。这主要是由戴维·玻姆（DavidBohm）,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提出说：万有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叫“ImplicateOrder”，里面都是非常复杂的信息系统，造成我们看见的秩序，叫作“ExplicateOrder”。中文“道”这个字也有信息、语言的意思。老子那个时候非常奇妙地体会到，宇宙背后是有真理的信息存在。《庄子》里面提到：“夫道，有情有信”。从前后文里还可以看到，庄子心中的神是有位格的。这个传统一直到1911年，就是上帝是没有形像的。天坛里没有偶像，祈年殿里一个偶像都没有，里面只有一个牌子，叫“皇天上帝”。中国祖先本来就相信无形的上帝，老子、庄子事实上是继承这个传统而来。这正是《圣经》里的内容，上帝是个灵、而且恨恶世人崇拜偶像。
在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里有一份手稿，作者名叫马斯——乌迪。他在这份手稿中宣称所谓胡夫的金字塔是埃及王苏里特叫人建造的，而这个苏里特是在大洪水前统治埃及的。根据其它文献记载，这位目光深远的苏里特王命令他的僧侣们，写下他们的全部常识，藏在金字塔里，给洪水后的人们留下必要的知识。
《圣经》创世记前11章，关于人类早期共同史的记述，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印证：
《周易》也神秘地说：七日来复，天行也；
《圣经》说：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圣经》说：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出珍珠玛瑙。
《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食之令人圣智也”；
《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
《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重黎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
《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神通路。
《老子》说：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众妙之源，从无中生有，乃天地之始；
《庄子》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
一位伟大的学者在美国神学院读书时，发现《老子》与《圣经》有奇妙相通之处。老子的道，是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这七点很像上帝的属性。无神论者把道归于自然神，其实老子的道不乏人格特征，有信实、有恩德、有慈爱、有赏罚、能赦罪、能教化。更神奇的是，惜字如金的老子竟然着重笔墨描述一位道的化身圣人：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说他承袭上天大道的光明和永恒，来普救世人。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成为世人认识大道的中介。圣人秉持大道本像，普天下的人都前往归向他，领受平安。他外表粗卑、内怀宝贝，能将众人从过犯中领回来。最后，老子竟然暗示这位圣人要受辱受难，却作主作王，直到永远，是谁?
查考世上所有的经典、教门的主子都对不上号，唯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非常酷似。这25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知道《圣经》中“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跨越时空的谜团。
老子说：道是万物之主、是善人的宝贝、罪人的中保。美好的言辞固然可以博取尊荣、美好的行为固然使人得到敬重，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干净呢? 所以,就是立为天子,身为太师、太傅、太保，财宝无数、荣华加身，还不如坐进这大道里呢。古时候为什么重视道呢? 不就是因为在道里面，寻求就能得着，有罪可得赦免吗? 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啊！
老子的笔墨中展示给人间的不正是《圣经》中上帝的天国、耶稣的救赎吗?
《尚书》、《诗经》都记载着：中国人来自上帝。早在老子古经中便记载旧约《圣经》预言中的“耶稣”。而且两千多年来，举凡太平盛世，竟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学说。顺天道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当代多个皇帝均尊纯了老子“天道”的统治方式，那么老子的神学知识是那里来的呢？就目前世界不管任何一种教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方式都在努力提高到上帝的道上来，这又是为什么?
清皇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原”两副扁额，又作诗称颂耶稣：“功求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在《生命之宝》一文中，康熙明确表示：“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古人老子、孔子、孟子对“道”的认识，已如此入神境界，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代表着中国的古人，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他的“道”影响着整个中国尽至世界的每个人的行为和思想。
可悲的是现今一辈自己不进去，却连急俗得到真知走进真理的下辈也挡在门口。而至今只能在未接触过这批“贵人”的最低层中找到蛛丝马迹：
《广东新闻网》2011年10月21日10:12王华报道：10月13日晚，两岁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市某市场内被两辆车相继辗过，肇事车辆逃逸。18名路人陆续经过均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孩子视而不见。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伸出援手的竟然是一位俗世里被视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捡垃圾的阿婆。期间，阿婆想向附近店主要块纸皮为孩子遮挡有些凉意的秋雨，亦被拒绝。
历史以来，司机驾车交通肇事撞伤了人，伤者都是理直气壮责令司机赔偿，司机都是礼亏连连道歉。可是现今被车撞伤者爬起来就逃，问曰何故?答：我怕又是高校大三的大学生药家鑫！
老辈人们看到读书人都会夸耀说：“读书人讲句话都特别有道理，不像我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文盲，开口就只知道讲女人、男人那一点东西”。可是现今算是文化的中国，耳朵听到的、眼睛看见的，千篇一律。都是男人、女人的那个“爱”。或者几个男的争一个老婆、或者几个女的争一个老公。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杀人的、放火的也是自家园子，通行无阻。现今的文化已经傻到随眼见到的都是胡编乱造，谎话连篇累牍，而真话却无处寻觅的朝代。当然聂耳、洗星海已经死了这是事实，但活着、真正有一定艺术水准、记录写实的近代作品也被挤到角落里，成了葱蒜。
古人早已给后人作过警告，就汉字信息也明白罢着：一人二女则是“爽”字，不难发现一人两边颈上是4个“杀”字的头，按麻衣相法用语：即凶多没吉。你若认真地去看一下，也是斜着的罗马人死刑犯用的4个十字架；就国内而论，刚好是冲军犯人戴在头颈的一个枷(锁)。古人说：“万恶淫为首”，冲军路上小心“爽”死。
60岁的粗人都知道，古人对这个字的造词指向是十分狭隘的，往往都只两个人、夜里床上才好轻声说的话，可怜的今天打开电视就能听到，“爽XX”、“XX爽”还作为光彩照人的时尚广告。什么话还讲不清楚、刚学说话的婴孩却先会“爽XX”！你若反对恐怕就得挨罚款，因为是国家批准当产品商标的。
公安不辞辛苦天天在扫黄，而名牌的幼儿用、小儿科教片打开就听见“谈恋爱啦！” 2010年4月8日《杭州日报》B11版告诉人们：开发商的卖房广告：“卵巢寻找精子”、“如果你不能给她一个名分，那就送她一套房子”、手提红裙露出大腿的靓女画旁“要提，还要往上提”等雷人广告已经出现。60岁的人答不出的有关男女问题，现今6岁的孩童都能回答。不论看的、听的若不加上男的女的哪些事休想出版、上架。历史以来关于男、女哪些事，没有一个朝代能写得如此透彻、细腻，比现今更精粹了。
若借着有把“靠椅”就是为了“机不可失”、调节一下精神，倒是情有可原，否则，哪中国的爱国人士该放声大哭了，它所折射的已不只是一付简单的中国画像。
2009年8月6日《杭州日报》B7版文章：八岁儿子给他们女班长写情书；
2007年3月9日《钱江晚报》A12版文章：11岁女孩遇害，谜底令人震惊，凶手今年12岁。文章说：11岁的小女孩就因为不接受12岁小男孩歪歪斜斜的“我爱你”三个字送了命。
更可悲的是，党中央再三强调“社会和谐、人民稳定”的今天，“弱肉强食”斗争“进化论” 新、老剧本通行无阻，而历史悠久极力推行的孔子、孟子、老子优良传统的“天道”实体；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道德源头、中国文化背景；劝人为善、不要犯罪、否认地上“有神论”的《圣经》有关文章出版界成了一条不可碰的红线、上不了架。网络界只会删除、屏蔽。
人啊! 一个失去了心灵的口头道德世界，用子弹是无法收服的。我国祖先文明建设靠的就是： 一直传到今天从未分离的“道德”二字，若没有了“道”还有什么“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