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创造政府出版时间

① 一个男生每次看完电影，觉得不满意，就会获得灵感重新创造一本小说，是不是挺有才

你不工作学习吗？ 天天看电影写作。你写的小说发表了吗？你的灵感还是来源于电影。灵感在现。创作小说超过原著了吗？发表了吗？如果一切都是空话。说实话你没有才。

② 如果真的存在神，为什么要把生命毁灭再重新创造

因为神也是喜新厌旧的，只有这样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③ 创造社成立于日本什么城市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创造社

④ 创造社的建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⑤ 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你好：
[荷]H·弗洛里斯·科恩：，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这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小册子，可以看作作者的另一本大部头学术著作《近代科学如何诞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的普及版。李约瑟问题一直是中国科学史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特别关心的主题，香港学者陈方正最近出了本《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周程老师翻译了一本书也叫做《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其实托比·胡弗的那本书原名只是叫“近代科学的兴起”，中译的书名显然是出于我们的兴趣。如果为了吸引读者的话，如果卜天师兄译的这本书改名叫“近代科学为何诞生在西方”倒是更加恰如其分一点。虽然在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的讨论还略显单薄，但可以看出作者整本书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在17世纪的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读完全书，我感觉有些失望，这或许是因为起初期待太多的缘故，但读到最后感觉许多疑惑并未解开。当然，作为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作者毕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讲透彻，要不然他就用不着再写后面那本巨著了。因此，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确实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提供出的新思路，新的叙史方式。本书的标题可能引起误解，我们可能会认为“世界的重新创造”是作者对“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但事实上，作者在正文中并未深入讲述何谓“世界的重新创造”，而只是把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讲成是近代科学的后果（而不是原因）。作者开篇描绘了现代人身处的世界：充满噪声而且祛除神秘了的世界，作者问：这个与古代迥异的新世界是从哪儿来的？“是谁躲在那背后？是谁造成了古代模式的根本改变？”（第2页）作者回答道：“这种转变是赫兹和马可尼造成的，但不只是他们”（第3页，p9）从赫兹“回溯”到麦克斯韦，再到法拉第、牛顿，一直到伽利略，作者指出，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600年左右，世界被重新创造出来。”（第4页，p10）直到这里，作者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洞见，而只是复述了这个早已被人熟知的事实：“科学革命”导致了全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教科书也都会这么说。这本书的标题倒不妨叫做“重新创造世界的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在这本书里，“世界的重新创造”只是一个引子而非结论。那么这本书的结论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不妨概括为“三种自然认识、三次变革和三次融合”。作者把近代科学的缘起叙述为如下一个过程：以雅典为标志的“自然哲学”的认识形式、以亚历山大为标志的“抽象的—数学的”认识形式和诞生于西欧的以实用为导向的认识形式，在17世纪前后各自（不约而同地、独立地）发生了一次“升级”，然后两两结合，最终在牛顿那里完成了综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雅典与亚历山大的明确区分。亚历山大缪斯宫中的科学传统一般被归结为“希腊化科学”的范畴，被描述为希腊传统加上了一些东方实用精神，总体而言是希腊科学传统的延续。但在科恩看来，这是两条不同的，而且在当时并未互通的传统，这两种认识形式之间“明显缺乏互动”（第17页，p27）。起源于希腊的学术传统试图认识自然的“本质”，这一传统试图从某个第一原则出发对世界作出一个整体的、定性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原则性和统一性，“亚历山大人”不感兴趣，“‘亚历山大人’不作解释，而是描述和证明，不是转弯抹角地用语词作定性说明，而是运用可以作计算的数学单元——数和形。”（第16页，p25）不过作者对雅典和亚历山大的区别过于强调，以至于认为“两者之间几乎无法进行对话”（第18页，p28），这似乎也值得商榷。事实上，雅典和亚历山大无非是两个时期的学术重镇而已，但整个学术传统所属的文化圈基本上是重叠的，除了雅典和亚历山大以外，还包括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这一整片希腊文化区域，欧几里得生于雅典，阿基米德生于西西里岛，雅典和亚历山大只是学者们的汇聚之地，而非学术的起源之地，根本没有作者所说的“它们的诞生地在地理上相距遥远”（第18页，p28）的问题，雅典人和亚历山大人都是“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并没有完全断裂。既然如此，如果仍要说雅典和亚历山大截然不同的话，我们就还需要解释这个“希腊的科学革命”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回避了毕达哥拉斯与不通几何者不得入内的柏拉图学园的关系，把柏拉图学园归入“雅典”，而把毕达哥拉斯放在“亚历山大”下讲述。但作者也注意到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的变化：“欧几里得更加精确地研究了相应的比例。这时，他不再考虑整个世界是如何构造的——天体和和声更多是哲学家的玩具……”（第13页，p21）事实上，毕达哥拉斯一方面是数学传统的先驱，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哲学家”，“万物皆数”和“万物皆水”一样，是一种典型的对宇宙整体进行定性解释的自然哲学的“认识形式”。通常我们也认为毕达哥拉斯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具有深刻的关联。然而从毕达哥拉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却是一脉与自然哲学不可互通的另一种“抽象的—数学的”认识形式，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其中的要害并不在于“抽象”或“数学”，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柏拉图学派的同心球宇宙模型和构成五元素的正立方体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但与阿基米德和托勒密的数学不同的是，自然哲学家的“数学”仍然是旨在提供定性的解释，而在后者那里数学成了提供精确预测的实用工具。也就是说，传统的说法，即“希腊化科学=希腊传统+东方实用主义”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不能否认“亚历山大”的确是与“雅典”迥然不同的新范式，但需要注意到“亚历山大”的确是诞生于“雅典”的土壤，是一次不那么彻底的科学革命的产物，自然哲学的传统并没有被完全“革”掉，在后来的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这两条传统之间始终保持某种张力。至于与这两种古代范式不同的第三种认识形式，则更是疑点重重。作者认为，这种认识形式“仿佛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凭空发展出来”（第71页，p93）。这种自然认识认为“真理并不能从理智中导出，而是要到精确的观察中去寻找，目的是实现某些实际的目标。”（第67页，p88）关于这种认识形式的典型，作者举出了文艺复兴时期对“精确描述”的追求以及炼金术的传统。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潮流真的是凭空出现的吗？第二，这些潮流可以被一并归于“实用导向”的范畴吗？例如作者提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炼金术追求，但显然炼金术在伊斯兰世界就有，那么帕拉塞尔苏斯的“以实用为目的的自然研究”与他的伊斯兰前辈相比有何不同呢？作者的回答是：“与伊斯兰文明相比，帕拉塞尔苏斯及其追随者将所有这些更深地嵌入了一个被详细描述的魔法世界当中”（第71页，p93），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宇宙还是个化学实验室……所有物质均由三种基本本原所构成……”（第71页，p93）。我们看到，与阿拉伯人相比，帕拉塞尔苏斯的最大差异并不在什么“实用导向”，而是在于他的研究被嵌入到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哲学”之中了。但在作者那里所谓第三种认识形式与“雅典”的结合发生于更晚的时代啊，怎么在第三种模式的起源处就发生了呢？在我看来，阿拉伯的炼金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炼金术之间的区别恰好在于前者更为追求“实用”，他们钻研炼金术就是为了炼金。但到了欧洲人那里，例如自诩“火术哲学家”的赫尔蒙特那里，炼金术的目的不再只是实用，而且还是揭示宇宙奥秘的一种哲学探索活动。另一方面，关于“精确描述”的潮流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人没有精确描述的追求吗？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到普林尼的《自然史》，以“精确描述”为主旨的自然研究传统的并非前无古人，而普林尼对事物的记录也充满着各种实用特性的描述。作者举了几本“草药书”（第69页，p90）试图说明这些描述工作的“实用目的”，但他没有提到大量其它的文献工作。例如格斯纳编写动植物的自然史发自于他文献学和书目学方面的兴趣，皮埃尔·贝隆到中东考察动植物并在1553年出版的书初衷在于校订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要求。与古代自然史家（博物学家）不同的恰恰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史越来越以文本知识的整理本身而非实际用处为导向进行的，在描述方法上，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事物的自然的客观性状，而非人文的实用属性。作者认为，这三种互相独立的认识形式在近代早期各自经历了一次“升级”，亚历山大的数学模式进一步与实在紧密结合，通过“自然的数学化”而成为“亚历山大加”；雅典模式在希腊原子论之上加入了运动规律的观念，形成了新的解释机制；实用导向则从被动的观察转向了“发现的—实验的”自发研究的模式。在作者看来，“亚历山大”的“升级”最具革命性（第206页，p253），但此处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果说要点在于赋予数学模型以实在论的地位，那么这一点早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里就出现了，只是在亚历山大人那里被背离了。那么此时为什么不说是亚历山大向雅典的回归，而偏要说是亚历山大独立自发地进行升级呢？与其说“自然数学化”了，不如说“自然”和“数学”都发生了变化。伽利略的数学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不同，后者是定性的、证明的，而后者是定量的、计算的。不妨说，近代人是给亚历山大人所使用的工具性的数学赋予了一种只有在雅典人那里才会具有的本原地位，同时被打破的是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自然现象与受迫现象之间的界限。要理解这些变化，不能脱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统。作者举出的两位亚历山大加的贡献者——开普勒和伽利略，前者是柏拉图主义的狂热信徒，后者直接与亚里士多德相对抗。很难想象能够脱离开“雅典”的传统来单独讨论这个亚历山大的升级。作者引用了许多欧洲社会的特性（如贪婪、好奇、技术环境等）来解释这“三种几乎同时发生的转变”之所以“几乎同时爆发”的问题（第107页，p135），但作者似乎自始自终都回避了雅典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只好把它们的同时升级看作是机缘巧合之事了。最后作者讲述三种形式的结合过程，先是升级后的雅典与升级后的亚历山大在惠更斯那里结合起来，再是波义耳、胡克和青年牛顿把雅典加和实验模式结合起来，最后所有线索在成熟的牛顿那里被综合起来。在某处作者曾经提到“近代科学最终只产生于其中一种自然认识”（第31页，p44），但在现在看来近代科学却是三种自然认识的杂交后代。作者只是讲述了这些结合如何发生，但没有说明这些结合何以可能发生。这一结合似乎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结果，比如得益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的妥协精神（第173页，p213），这种解释让人难以接受，我不禁怀疑这份结束西荷战争并正式承认荷兰独立的和约有被这位荷兰学者过度评价的嫌疑。不可否认荷兰及其自由的出版环境对于近代科学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要说荷兰的独立拯救了整个近代科学传统不至夭折，恐怕还是太过了些。至于这三种认识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它们“内部有一些主题多多少少可以作些偶然的跨越”（第172页，p212），这当然也是我不能满意的。事实上，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雅典”是两次结合的核心，首先是雅典依次与另两个形式相结合，而数学模式和实用导向这两个在理论上看似乎更为相通的进路在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生一个显著的结合，这看来是奇怪的。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科学的问题，首先，作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但是中国自己的“自然认识形式”为何没能独立发展壮大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作者的解释是：中国缺乏“文化移植”，而西方科学从希腊到阿拉伯到西欧，“曾经发生过多次移植，而中国则没有发生过一次。”（第33页，p46）作者提到，亚历山大学派与墨子同样都拥有同时代人看不到的发展潜力，并在当时处于边缘地位，“但亚历山大有两次复兴机会，墨子没有。”（第34页，p47）这套解释看似新颖，实际也还是挺经典的。无非是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比较封闭，而西方的环境比较开放。但是，恰恰是引入了作者“三种自然认识、三次变革和三次融合”的思路后，这种解释套路需要被重新考虑了。如果说雅典和亚历山大也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科学范式，那么难道说中国古代就只有一种“自然认识形式”吗？作者在希腊和中国的自然认识之间进行对比时，给出的是一个笼统的模型：“总体而言，希腊的自然认识主要是理智主义的，中国的自然认识主要是经验主义的。”（第31页，p44）这又是一个老套的经典说法。然而既然西方传统之内还能细分为包括经验主义的实用导向在内的三条脉络，那么中国传统的内部又如何呢？难道独尊儒术之后就真的铁板一块了吗？魏晋博物学、魏晋玄学、佛学的引入、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网络全书风潮……中国的学术模式其实一直在发生变革，只是站在西方的立场看，觉得差异不大，但如果我们把整个西方笼统地看待，反而在中国传统之内细细分辨的话，能够区分出多少种自然认识形式和多少次变革和融合呢？ 若非注明，随轩的文章均为古雴原创。

望采纳！

⑥ 中国人重新创造发明类同苹果iso系统 直接使用苹果海量的APP 那么难吗

一、难！
二、苹果iso系统是专利产品，你做出一模一样的也不能上线用。

⑦ 《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荷]H·弗洛里斯·科恩：，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这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小册子，可以看作作者的另一本大部头学术著作《近代科学如何诞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的普及版。李约瑟问题一直是中国科学史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特别关心的主题，香港学者陈方正最近出了本《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周程老师翻译了一本书也叫做《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其实托比·胡弗的那本书原名只是叫“近代科学的兴起”，中译的书名显然是出于我们的兴趣。如果为了吸引读者的话，如果卜天师兄译的这本书改名叫“近代科学为何诞生在西方”倒是更加恰如其分一点。虽然在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的讨论还略显单薄，但可以看出作者整本书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在17世纪的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读完全书，我感觉有些失望，这或许是因为起初期待太多的缘故，但读到最后感觉许多疑惑并未解开。当然，作为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作者毕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讲透彻，要不然他就用不着再写后面那本巨著了。因此，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确实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提供出的新思路，新的叙史方式。本书的标题可能引起误解，我们可能会认为“世界的重新创造”是作者对“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但事实上，作者在正文中并未深入讲述何谓“世界的重新创造”，而只是把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讲成是近代科学的后果（而不是原因）。作者开篇描绘了现代人身处的世界：充满噪声而且祛除神秘了的世界，作者问：这个与古代迥异的新世界是从哪儿来的？“是谁躲在那背后？是谁造成了古代模式的根本改变？”（第2页）作者回答道：“这种转变是赫兹和马可尼造成的，但不只是他们”（第3页，p9）从赫兹“回溯”到麦克斯韦，再到法拉第、牛顿，一直到伽利略，作者指出，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600年左右，世界被重新创造出来。”（第4页，p10）直到这里，作者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洞见，而只是复述了这个早已被人熟知的事实：“科学革命”导致了全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教科书也都会这么说。这本书的标题倒不妨叫做“重新创造世界的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在这本书里，“世界的重新创造”只是一个引子而非结论。那么这本书的结论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不妨概括为“三种自然认识、三次变革和三次融合”。作者把近代科学的缘起叙述为如下一个过程：以雅典为标志的“自然哲学”的认识形式、以亚历山大为标志的“抽象的—数学的”认识形式和诞生于西欧的以实用为导向的认识形式，在17世纪前后各自（不约而同地、独立地）发生了一次“升级”，然后两两结合，最终在牛顿那里完成了综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雅典与亚历山大的明确区分。亚历山大缪斯宫中的科学传统一般被归结为“希腊化科学”的范畴，被描述为希腊传统加上了一些东方实用精神，总体而言是希腊科学传统的延续。但在科恩看来，这是两条不同的，而且在当时并未互通的传统，这两种认识形式之间“明显缺乏互动”（第17页，p27）。起源于希腊的学术传统试图认识自然的“本质”，这一传统试图从某个第一原则出发对世界作出一个整体的、定性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原则性和统一性，“亚历山大人”不感兴趣，“‘亚历山大人’不作解释，而是描述和证明，不是转弯抹角地用语词作定性说明，而是运用可以作计算的数学单元——数和形。”（第16页，p25）不过作者对雅典和亚历山大的区别过于强调，以至于认为“两者之间几乎无法进行对话”（第18页，p28），这似乎也值得商榷。事实上，雅典和亚历山大无非是两个时期的学术重镇而已，但整个学术传统所属的文化圈基本上是重叠的，除了雅典和亚历山大以外，还包括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这一整片希腊文化区域，欧几里得生于雅典，阿基米德生于西西里岛，雅典和亚历山大只是学者们的汇聚之地，而非学术的起源之地，根本没有作者所说的“它们的诞生地在地理上相距遥远”（第18页，p28）的问题，雅典人和亚历山大人都是“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并没有完全断裂。既然如此，如果仍要说雅典和亚历山大截然不同的话，我们就还需要解释这个“希腊的科学革命”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回避了毕达哥拉斯与不通几何者不得入内的柏拉图学园的关系，把柏拉图学园归入“雅典”，而把毕达哥拉斯放在“亚历山大”下讲述。但作者也注意到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的变化：“欧几里得更加精确地研究了相应的比例。这时，他不再考虑整个世界是如何构造的——天体和和声更多是哲学家的玩具……”（第13页，p21）事实上，毕达哥拉斯一方面是数学传统的先驱，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哲学家”，“万物皆数”和“万物皆水”一样，是一种典型的对宇宙整体进行定性解释的自然哲学的“认识形式”。通常我们也认为毕达哥拉斯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具有深刻的关联。然而从毕达哥拉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却是一脉与自然哲学不可互通的另一种“抽象的—数学的”认识形式，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其中的要害并不在于“抽象”或“数学”，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柏拉图学派的同心球宇宙模型和构成五元素的正立方体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但与阿基米德和托勒密的数学不同的是，自然哲学家的“数学”仍然是旨在提供定性的解释，而在后者那里数学成了提供精确预测的实用工具。也就是说，传统的说法，即“希腊化科学=希腊传统+东方实用主义”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不能否认“亚历山大”的确是与“雅典”迥然不同的新范式，但需要注意到“亚历山大”的确是诞生于“雅典”的土壤，是一次不那么彻底的科学革命的产物，自然哲学的传统并没有被完全“革”掉，在后来的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这两条传统之间始终保持某种张力。至于与这两种古代范式不同的第三种认识形式，则更是疑点重重。作者认为，这种认识形式“仿佛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凭空发展出来”（第71页，p93）。这种自然认识认为“真理并不能从理智中导出，而是要到精确的观察中去寻找，目的是实现某些实际的目标。”（第67页，p88）关于这种认识形式的典型，作者举出了文艺复兴时期对“精确描述”的追求以及炼金术的传统。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潮流真的是凭空出现的吗？第二，这些潮流可以被一并归于“实用导向”的范畴吗？例如作者提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炼金术追求，但显然炼金术在伊斯兰世界就有，那么帕拉塞尔苏斯的“以实用为目的的自然研究”与他的伊斯兰前辈相比有何不同呢？作者的回答是：“与伊斯兰文明相比，帕拉塞尔苏斯及其追随者将所有这些更深地嵌入了一个被详细描述的魔法世界当中”（第71页，p93），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宇宙还是个化学实验室……所有物质均由三种基本本原所构成……”（第71页，p93）。我们看到，与阿拉伯人相比，帕拉塞尔苏斯的最大差异并不在什么“实用导向”，而是在于他的研究被嵌入到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哲学”之中了。但在作者那里所谓第三种认识形式与“雅典”的结合发生于更晚的时代啊，怎么在第三种模式的起源处就发生了呢？在我看来，阿拉伯的炼金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炼金术之间的区别恰好在于前者更为追求“实用”，他们钻研炼金术就是为了炼金。但到了欧洲人那里，例如自诩“火术哲学家”的赫尔蒙特那里，炼金术的目的不再只是实用，而且还是揭示宇宙奥秘的一种哲学探索活动。另一方面，关于“精确描述”的潮流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人没有精确描述的追求吗？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到普林尼的《自然史》，以“精确描述”为主旨的自然研究传统的并非前无古人，而普林尼对事物的记录也充满着各种实用特性的描述。作者举了几本“草药书”（第69页，p90）试图说明这些描述工作的“实用目的”，但他没有提到大量其它的文献工作。例如格斯纳编写动植物的自然史发自于他文献学和书目学方面的兴趣，皮埃尔·贝隆到中东考察动植物并在1553年出版的书初衷在于校订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要求。与古代自然史家（博物学家）不同的恰恰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史越来越以文本知识的整理本身而非实际用处为导向进行的，在描述方法上，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事物的自然的客观性状，而非人文的实用属性。作者认为，这三种互相独立的认识形式在近代早期各自经历了一次“升级”，亚历山大的数学模式进一步与实在紧密结合，通过“自然的数学化”而成为“亚历山大加”；雅典模式在希腊原子论之上加入了运动规律的观念，形成了新的解释机制；实用导向则从被动的观察转向了“发现的—实验的”自发研究的模式。在作者看来，“亚历山大”的“升级”最具革命性（第206页，p253），但此处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果说要点在于赋予数学模型以实在论的地位，那么这一点早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里就出现了，只是在亚历山大人那里被背离了。那么此时为什么不说是亚历山大向雅典的回归，而偏要说是亚历山大独立自发地进行升级呢？与其说“自然数学化”了，不如说“自然”和“数学”都发生了变化。伽利略的数学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不同，后者是定性的、证明的，而后者是定量的、计算的。不妨说，近代人是给亚历山大人所使用的工具性的数学赋予了一种只有在雅典人那里才会具有的本原地位，同时被打破的是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自然现象与受迫现象之间的界限。要理解这些变化，不能脱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统。作者举出的两位亚历山大加的贡献者——开普勒和伽利略，前者是柏拉图主义的狂热信徒，后者直接与亚里士多德相对抗。很难想象能够脱离开“雅典”的传统来单独讨论这个亚历山大的升级。作者引用了许多欧洲社会的特性（如贪婪、好奇、技术环境等）来解释这“三种几乎同时发生的转变”之所以“几乎同时爆发”的问题（第107页，p135），但作者似乎自始自终都回避了雅典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只好把它们的同时升级看作是机缘巧合之事了。最后作者讲述三种形式的结合过程，先是升级后的雅典与升级后的亚历山大在惠更斯那里结合起来，再是波义耳、胡克和青年牛顿把雅典加和实验模式结合起来，最后所有线索在成熟的牛顿那里被综合起来。在某处作者曾经提到“近代科学最终只产生于其中一种自然认识”（第31页，p44），但在现在看来近代科学却是三种自然认识的杂交后代。作者只是讲述了这些结合如何发生，但没有说明这些结合何以可能发生。这一结合似乎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结果，比如得益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的妥协精神（第173页，p213），这种解释让人难以接受，我不禁怀疑这份结束西荷战争并正式承认荷兰独立的和约有被这位荷兰学者过度评价的嫌疑。不可否认荷兰及其自由的出版环境对于近代科学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要说荷兰的独立拯救了整个近代科学传统不至夭折，恐怕还是太过了些。至于这三种认识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它们“内部有一些主题多多少少可以作些偶然的跨越”（第172页，p212），这当然也是我不能满意的。事实上，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雅典”是两次结合的核心，首先是雅典依次与另两个形式相结合，而数学模式和实用导向这两个在理论上看似乎更为相通的进路在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生一个显著的结合，这看来是奇怪的。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科学的问题，首先，作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但是中国自己的“自然认识形式”为何没能独立发展壮大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作者的解释是：中国缺乏“文化移植”，而西方科学从希腊到阿拉伯到西欧，“曾经发生过多次移植，而中国则没有发生过一次。”（第33页，p46）作者提到，亚历山大学派与墨子同样都拥有同时代人看不到的发展潜力，并在当时处于边缘地位，“但亚历山大有两次复兴机会，墨子没有。”（第34页，p47）这套解释看似新颖，实际也还是挺经典的。无非是说中国的历史发展比较封闭，而西方的环境比较开放。但是，恰恰是引入了作者“三种自然认识、三次变革和三次融合”的思路后，这种解释套路需要被重新考虑了。如果说雅典和亚历山大也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科学范式，那么难道说中国古代就只有一种“自然认识形式”吗？作者在希腊和中国的自然认识之间进行对比时，给出的是一个笼统的模型：“总体而言，希腊的自然认识主要是理智主义的，中国的自然认识主要是经验主义的。”（第31页，p44）这又是一个老套的经典说法。然而既然西方传统之内还能细分为包括经验主义的实用导向在内的三条脉络，那么中国传统的内部又如何呢？难道独尊儒术之后就真的铁板一块了吗？魏晋博物学、魏晋玄学、佛学的引入、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网络全书风潮……中国的学术模式其实一直在发生变革，只是站在西方的立场看，觉得差异不大，但如果我们把整个西方笼统地看待，反而在中国传统之内细细分辨的话，能够区分出多少种自然认识形式和多少次变革和融合呢？ 若非注明，随轩的文章均为古雴原创。

⑧ 1921年7月郭沫若等人发起的创造社的观点有哪些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⑨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时间

自1915年起，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空前的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开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917年，俄国爆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从本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底，和会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悍然决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立即在中国人民中、首先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是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主张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始终同进步社团和青年保持密切联系，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及时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6月3日和4日，北洋军阀政府连续逮捕大批上街演讲的爱国学生，激起全国各界的义愤。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数日内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十余万人。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沪上出现“三罢”高潮，随后，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表明它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爱国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形成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慑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间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6月28日 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爱国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5月5日 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5月 《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实际出版时间在9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两期刊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匏安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7月14日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该刊从第二期起连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发“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
7月20日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同月 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7月23日 李大钊开始给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
8月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建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8月15日 上海早期党组织主办的《劳动界》周刊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该刊以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团结、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为宗旨，被誉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8月16日 天津觉悟社及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进步社团，在北京陶然亭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李大钊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8月22日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

8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9月1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新青年》自本期起成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机关刊物。

9月 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外国语学社，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作准备。

10月 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吉右加力）、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本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施存统和周佛海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同时，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巴黎成立，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11月7日 上海早期党组织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沪创刊，李达任主编。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阐明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日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出版，邓中夏担任主编。
11月21日 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到会并发表演说。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11月25日 毛泽东分别致书罗章龙、向警予等人，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
11月 上海早期党组织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最终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强调，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
同月 张东荪自本月起陆续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等文章，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其观点得到梁启超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他们断言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
12月1日 陈独秀将他与张东荪等人的通信及有关文章编辑成《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长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由此全面展开。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施存统、何孟雄等纷纷撰文，对张东荪、梁启超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12月 上海早期党组织领导的印刷工会成立，会员达1300余人。

1921年

1月1日 邓中夏等主持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

1月1日－3日 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都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2月11日 蔡和森在法国致信陈独秀，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信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详细论证了中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3月6日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海员的第一个真正工会组织。

3月 李大钊（署名S·C）在《曙光》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呼吁中国共产主义者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月1日 在北京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长辛店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庆祝游行，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会（后更名为“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同日，上海、长沙、汉口、广州等地也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6月3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进行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出席。

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及旅日早期党组织的代表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由张国焘主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并热情致词。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7月30日晚，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和法租界巡捕的搜查，被迫休会。8月初，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完成了大会的全部议程。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党纲明确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纲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等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⑩ 为什么wow系统重启,然后我的角色没了,进去之后是重新创造角色

应该是服务器没选上你之前玩的那个，打开服务器列表，看看那个服务器后面有数字，说明你在那个里面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