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站发明

1. 茅以升发明了什么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

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非常兴奋。尽管面临筹款能否成功，面临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建造、炸毁、直到修复的领导工作。

茅以升当时在北洋大学任教。他两下杭州调查研究钱塘江建桥的可行性。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受水流冲刷，变迁莫测，突然刷深的最大变化可达10米以上。茅以升仔细研究分析了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调查考虑之后，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他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要在钱塘江上施展抱负，为国争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拟成建桥计划书。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他邀请罗英任总工程师，延聘了4位工程师，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不久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的技术队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厅已清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钱塘江桥工程设计方案。经研究认为，华德尔方案全桥长1872米，正桥29孔，公铁两线路平列，孔径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适合江水与河床地质条件，需758万元（银元），造价太高。茅以升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茅以升的设计方案以其经济合理性一举夺标。

中选方案桥址选在闸口六和塔旁。其优点是地质较好；江面较窄，再经堤岸整治，约束江流，使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主流稳定，建桥50多年来，通航孔道不变。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长1072米，由16孔跨度为65.84米简支钢桁梁组成，钢梁选用铬铜合金钢，强度高，重量轻，抗锈蚀。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是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组成。全桥方圆配合，色调稠和，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全桥设计方案明显优于华德尔方案的特点有：全桥长度减少；钢梁自重减轻；采用双层结构，桥墩长度减去约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减少桥墩数量，水下工程量锐减，从而工期缩短，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采用等跨度梁，遭破坏时便于修复。全桥造价（决算）仅531.64万元（法币）。

在施工上，采取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措施，如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涨落浮运架梁等。在施工组织上，采用了“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办法，有效地组织五家承包公司，基础、桥墩、钢梁等工程同时进行，只要两个相邻墩子完工，即可架梁，从而保证了在困难丛生的情况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技术与创新，例如，沉箱下水浮运问题，在修建船坞、滑道失败后，成功地采用了水平轨道运输；沉箱浮运就位后，因洪水猛涨、潮水激荡，多次发生锚走绳断，冲走沉箱事故，后改用10吨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射水将重锚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为使长30米的木桩桩顶入土10—15米而设计专用送桩；采用独特的射水打桩法，使原来每24小时打桩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处沉放柴排和石笼，防止沉箱移动和倾斜；此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特殊工具与设备，如特制打桩船、送桩、沉箱起吊设备，钢梁浮运专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茅以升决定组织赶工，他几乎每天都下到桥基气压沉箱内，与员工研究措施。经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于9月26日通了火车，宣告大桥建成。从1935年4月6日动工起，历时不到两年半。不幸的是，战局恶化，于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挥泪亲自参与将桥炸毁。直至1953年茅以升亲临主持大桥修复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这座大桥始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钱塘江桥时已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他筹建了桥梁公司，把这些技术人员和原钱塘江桥工处的部分员工，集中到桥梁公司，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茅以升不顾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这批职员的生活费用。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力于工科教育，倡导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多座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是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他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1940年，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所长时，全所只有60人，4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我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他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他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历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离职后，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3532人，其中科技人员1827人；全院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30多年来共取得180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约60%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已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铁道科技研究试验中心

2.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声光化电方面的重大发明

一．导言

清末官报，是一种由清政府各部门主办的近代形态的机关报刊。政治上，它服务于清王朝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新闻发展史上，作为晚清报业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了古代形态报刊的终结，提高了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新闻史研究对象是新闻业的发展规律，应当从整体上涵盖各种新闻现象，找出其间的联系，而不能用情感的判断作为取舍标准，形成缺漏，否则难以准确把握规律性的东西。许多新闻史著作中对于清末统治阶级官报活动的描述，大体上仍停留在20年代戈公振先生提供的资料上，只提及10种左右官报的名称，然后简单从政治上给予一否定性结论；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一现象。因此，官报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有鉴于此，笔者翻检当时各类官办和民营报刊，以及后人编纂的一些资料性书刊、著述，搜寻剔抉，所获资料见有111种官报，1在当时创办的近千种报刊中，是一个不小的类别。这一数字当已囊括行省以上级别官报的大多数。2下文将围绕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在总体描绘的基础上研究官报这一现象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统计方法上，由同一部门主办并有不间断承继关系者，如直隶学务公所的《教育杂志》、《直隶教育杂志》和《直隶教育官报》，均作为一种计算。官方机构直接开办并委任官员经理，仅吸收商股参加者，仍包括在官报总数之内。始商办后官办者，自改归官办之日起计为创办时间。此外，因官报均附于某政府机构之下，由官方委派主管人员并审核稿件和垫拨官款，所以，当时有些仅接受官方津贴的报刊，时人称“半官半商”者，因其活动方式与严格意义的官报不同，故排除在官报总数之外。

二．官报的概貌及其活动方式

首先，我们应当确定官报产生的时间上限和它在各阶段的活动特点。通常的看法，是将1902年《北洋官报》的问世当作新式官报的起点。此说不确。官报肇始自1896年官书局出版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3据笔者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至《北洋官报》创办时的前6年间约有5种问世。这6年可称为官报的萌芽时期。和古代形态的《京报》之类相比，二者性质上有着质的差别，这一时期的官报已有了电报、访稿、论说、调查报告等，可归属近代报刊范畴。它注重国内外的动态性消息和科学知识介绍，形式上比较接近民间商业性报刊；谕旨章奏极少，与此后的官报相比，二者内容的侧重上有着量的差别。5种官报中，3种由官书局主办，两种为地方商务局主办。4前者“皆译外国之事”，5后者偏重商务，都嘱意外界信息的获取与交流，不大像以后那样强调自上而下的“开风气，正人心”。但是这一时期官报的活动方式已呈现出下一时期的某些特点。以影响较大的《江南商务官报》为例，该报是江南商务总局的机关报，由江宁布政使及苏、皖、赣三省布政使札发各县派销，期发约2000份，报费从各属养廉6项下扣除。后期官报的管理和发行特点已初见端倪。

官报的第二个时期，即大发展时期，始自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迄于1911年底，其中又以1907年10月26日《政治官报》的问世为巅峰期的标志。官报是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退出历史舞台的，它的消亡几乎产生于瞬息之间，因此没有经历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和萌芽期相比，这一时期官报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数量的急剧增长，10年内至少有106种面世，每年平均新开办10.6种；其次，以《北洋官报》为始作俑者，官报正式形成了固定的内容、体例、办报思想、办报方法和完整的布局。《政治官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机关报，延至1911年8月24日《内阁官报》取代《政治官报》出台，官报又被赋予了相当于正式法令、公文的效力，7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和地位。

萌芽时期的官报尚属过渡性质，数量甚少，且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将以始自1902年这10年大发展时期的官报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研究。

“官报”二字是清末的专利品，民国以后很少使用。8它作为固定报名，最早可溯至戊戌政变时夭折的《时务官报》，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沉寂，又开始散见于一些报刊和朝臣的章奏之中。《北洋官报》之前，《湖南官报》已开始征文，山东1902年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官报局之设。9这可以说明，官报活动并非始自《北洋官报》，只是由于北洋的特殊地位而使之超越了其他地区。

官报按内容可分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按主办单位可分作中央、总督辖区、省和县四级。中央一级的除前述《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外，还有《商务报》10、《训兵报》11、《商务官报》12、《学部官报》13、《交通官报》14、《北京日报》15等共8种。督辖级共5种16，除《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外17，尚有《两湖官报》（1907年）、《两广官报》（1911年5月）和《东三省官报》（1911年9月）。在地域分布上，清末22行省除新疆外都办有官报，数量多寡不一。它的触角还伸到了国外，如1906年12月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处在东京开办了《官报》，次年7月陆军部留学生监督处也在东京办了一份《远东闻见录》，均以留日学生为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纵向四级两类、横向遍布各地的结构严密的官报网络，恰与金字塔型的各级政权组织及其分工形式相契合，其规模之大为世所仅见。无论是经典意义上的松散的西欧庄园制封建国家，还是东方式专制主义的俄国、日本、土耳其和印度等，这些国家在向近代化过渡时期，除孤零零的几份官报外，都没有形成如此成熟、几达无远弗届的官报网。各国新闻发展史从侧面证明，正是在清季已发展到极至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使清末官报能够并且必然呈现出上述分布特点。

清末省级以上官报多由某一政府机构下设的官报局主持具体业务。这个“局”相当于民间的报馆，没有统辖其他报刊的权力，相互间往来公文须经督抚札转。省辖各职能部门出版专业性官报时，一般不另立官报局名目，而直接以该部门名义出版。省府城市除济南、长沙、武汉等少数之外，多不在省级官报之外另设官报。就主管人员名称看，官报局与民间报馆不同，综理报务的主管称总办（《政治官报》改称局长）、会办，主持庶务的称提调。这三种称谓以及前述将报馆称局的作法，都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机器制造局、织布局之类官办企业所习用的。此类称谓恰恰反映了官报的性质。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做总纂、分纂，本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也与民间使用的主笔之类名称不同。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上述人员称谓均首见于《北洋官报》，可以反映该报作为前后两个时期官报分水岭的意义。至于各员的职衔，不仅各级官报有别，各地同级官报也是不尽相同的。中央级的《政治官报》以退职三品章京为局长，军机处三品章京两人负责审核文稿；督辖级和省级的多为观察、太守、同知等衔，18品秩在从四品以下。如《北洋官报》历届总办均为观察衔，《安徽官报》总纂与分纂分别为候补知府和同知衔，《湖北官报》总办为太守衔，等等。兼职情况较少，仅见《北洋官报》第二任总办有半年左右由洋务局总办兼任。官报机构中的上述官职，多系署缺而非实缺，并且大量起用候补官员或退休官吏参与其事，似可说明官报在衙署中的地位尚不很高。省属各职能部门所办专业官报又有所不同，因不设专局，所以总办有时由该部门主官兼任，如《吉林教育官报》即由提学使兼理；有时则由该部门指派本部官员办理。

分析各类内容的比例，是研究官报特点的基础。根据层级和对象的不同，笔者选取7种官报，即综合类的取中央级的《政治官报》，督署级的取《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省级的取《四川官报》和《江西官报》，专业类的取《商务官报》和《学部官报》，将林林总总的栏目归为8类，对平均每期各类内容所占篇幅的百分比进行统计19。结果可见，官报内容中，公文类占34.07%，章奏23.03%，新知、实业18.09%，新闻10.88%（条数17.53），论说8.72%，谕、抄6.27%，艺文3.49%，广告1.58%。选取上述各报的理由，第一是它们分别代表了占绝大多数的省和省级以上综合性和专业性官报，有的一直是其他报纸模仿的对象。很多记载表明，南北洋官报和商学两部官报都多次接待过各地来访者并答复函索办报资料信；两份省报则可代表内地闭塞省份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以这种方法推断总体，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官报之间的相互模仿、陈陈相因，否则非概率抽样样本是不能任意推总体的。第二，便是考虑到这几份官报庋藏较为完整，易于统计。

这个统计告诉我们，官报刊载最多的三项内容，依次为公文、章奏、新知与实业。如将前两项合称官文牍的话，则已占总量的50%以上，这就是官报的主要内容。公文项下包括公告、往来文札、法规章程和调查报告，又以后两者居多。

以上为官报内容总体状况，倘做个案研究，则需注意各报的某些差异。以论说为例，官报后期都有减少或取消的趋势，而《政治官报》、《两广官报》等创刊时即无此项内容。另外，综合性与专业性官报尚有内容侧重的不同。

下面再看官报的活动方式。它的开办费主要来自官拨款项，但来源不一。多数由某部门或库银划拨，如《湖北官报》、《长沙日报》的费用由善后局支给，《晋报》由洋务局拨款，《济南日报》借商务局款，《政治官报》、《山西白话演说报》由部、院司库拨银。专业报则由主办机构拨给，如教育类官报款来自学务部门。这些款项均属垫支性质，数额由数千至一两万元不等，官报需从以后的订费中扣还。另有少数在官款之外吸收少量商股做开办费，如《商务报》等，但入股者对报务无发言权，因为官报并没有民间报馆那样的董事会之设，纯粹是一种集资方式。各级官报的人事任免权归该报的主管政府部门，如督辖级官报由督署任免，省级由抚署任免。一般来说，官报的主要人事均需指派，个别的甚至连书手亦须派委。20

开办费和人事确定后就可以开张了。官报内部均不设采访部门，没有专职记者。虽然所聘访事人数不少，而且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类乎今天的通讯员性质，这和民间报馆相比是一个较大区别。这样的访事并不采访动态性的时政消息，只围绕自己职责撰写综述性的新政进展情况，如新办学堂、劝工场活动、新订规章等，勉强可称为非事件性新闻。其取舍以成果为主，存在的问题为辅。官报内容中的公文类，多半由此构成。至于消息，即硬新闻，除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由能力直接接收外国通讯社电或选译外报外，多数则采自国内各大报，虽范围很广，但也已是三四手的材料了。在审核方面，各类文稿定稿后须先交主管部门过目，如《长沙日报》由抚署文案处核定，《吉林教育官报》脱稿后要“禀承学宪分别去取”21。像《粤东公报》的论说直接“由学务处撰稿”22的作法，则比较罕见。除中央级官报，各地官报的地方色彩很浓，选材以与地方有关者为主，这样的内容也决定了它们的发行范围，如《南洋官报》主要在所辖苏、皖、赣三省发行，《安徽日报》如欲在苏、赣两省派发，须呈督署转咨。

官报以“派销”为主，这是它与民营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23派销的实质是派购，是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区划层层分摊。24中央级的分配到省，《政治官报》“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25；省级到县，《四川官报》颁发“大缺一百份，中缺六十份，小缺四十份”26。分送时通常由官报局将数期官报并作一起，“包封”后发各属，再由各属下转。通邮处经邮路寄递，不通邮处由驿站或民信局转递。前者邮费已计入报价，后者力赀由阅者支付。根据派销数确定的报费由地方衙署汇解，具体作法是，无论实销如何，衙署须根据派定报纸数（包括派给学堂、阅报讲报所的），从养廉、税款或闲杂款项下扣除报费上缴；专业官报则多从该管部门的专项款下扣除。其他报费，如动员绅商个人订阅的（时称“劝订”），以及少量在市面销售的，27则需订阅者自理。民间代售官报者可有一至二成的折扣，官员则不能享此优渥，因为派报被视为“尽其在官之义务，无庸给额外之酬劳”28。派销数额的多寡，是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在派定数之外加添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29这就直接刺激了官报印数，《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30，《晋报》1.13万份31，《湖北官报》初期免费赠送每期达两万份32。全面的统计数字今已无法获得，但依据各地零星记载推算，省以上综合性官报印数当在5000～10000多份不等，专业性官报则少些，大体在5000份之下，如《学部官报》1907年期印4000余份33。这样的印数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官报的印量之大是相当惊人的。须知同一时期经常性印数达万份以上的民营报刊，上海只有三两家，北方印数最高的《大公报》也只印4500份。

三．官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政府的信息流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内部的文报传递，二是政府向公众公布信息，如布达政令、法度、礼教、重大政事或战事消息等。后者所借助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象魏悬书、布告、露布、榜、粉壁以及朔望读法、遒人木铎之类的专人宣讲手段。政府内部向官员传递信息的邸报、进奏院状报、朝报之类，虽时有流入民间的，但那不是办报的原本意图。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部门都没有直接创办面向公众的报刊，像清季的民间报房《京报》，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信息，起的是官方信息“公告板”的作用，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更遑论议论时政了。这也是清政府允许民间报纸存在的原因。政府自己不办报纸，这种状况直到晚清官报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那么，上距传教士在华开始出版活动约80年，中经国门开启后列强一次次的侵华战争，其间交织着镇压农民起义和推行洋务运动，为什么统治阶级要延至19世纪末才投入官报活动呢？在此之前，19世纪中叶民营报刊的发展，可以说明当时已具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不是不办官报的原因。陈炽、郑观应、王韬等有关报刊的论述，海通之后的中外交流和洋务运动的大规模翻译西书，都证明客观上已有对于报刊这一媒介的需求，这也不是统治阶级不办报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19世纪末开始的变革已深入到制度层次，它不同于前一时期仅引进西洋坚船利炮一类的洋务运动，仿效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制度。从维新到新政，已触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兵制、司法等许多方面。直到这时统治阶级才意识到，没有全方位的变革就无法自强，而报刊（包括官报）就是推行这种变革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工具。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否以巩固统治阶级地位为终极目的，这种变革对于旧制度的冲击，它所带来的某些进步的客观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官报是这一变革需求的产物，研究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也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展开。

萌芽时期的官报，就是维新运动的产物。虽然它不是维新志士直接开办的，甚至官书局本身也是强学书局被封后的一个改头换面的机构，但它之所以不应被视为顽固派的产物，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从倡办官报的李提摩太、李端棻34和主持官书局的孙家鼐等，到支持办官报的光绪本人，都是维新变法的参与者或支持者；其次，这一时期的官书局报和商务性官报，内容以动态性消息和国内外实业新知为主，实践的是维新派通情达故、作育人才的主张。东邻日本的官报，其萌生恰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可作为上述结论的旁证。1862年出版《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的，正是以译介国外情况为主的与官书局性质相近的蕃书调所，同样是在闭关锁国状态被欧风美雨冲决后产生的，同样目光向外，有着较大的信息量和知识性。因此可以说，清末官报的萌生是与维新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需要说明，它与维新运动相始而不相终，在戊戌政变后能够继续出版，是因为它译介国外动态和新知并着眼于商务活动，可以被统治阶级接受。跳出维新运动这一短暂的时间段就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以后，这样性质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比如严复所译斯宾塞和斯密等人的几部著作，就是在维新运动失败后的两三年内不间断出版的。

20世纪初，外国列强一度攻陷北京，环布畿辅，《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数额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不平等条约，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出那道著名的变法上谕；8月至9月连下数旨，提出“人才为政事之本”35，要求广立学堂，讲求中外实学；9月，就刘坤一、张之洞的变法三折示谕：“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36从此，揭开了“新政”的序幕，引发了清末十年官报的迅速发展。除上述1月29日谕外，同官报乃至阅报讲报等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两道谕旨。一是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谕，此谕称“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唯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37。二是1907年7月8日的“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气”38的立宪施行方法谕。这三道谕旨，是官报在申述开办理由和宗旨时反复引申的。就是从这三支主根上，孳生出了官报这株歪歪扭扭的大树。三道谕旨的核心，是在指出变法必然性的前提下，强调沟通上下之间和国内外之间的信息交流，培养“新政”人才，达到立宪自强的目的。清末十年官报的发展，正是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手段之一，即所谓“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始……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39

以北洋的官报活动为例，让我们解剖一下这只麻雀，看看它与新政的关系。北洋辖山东迤北，拱卫京师，北洋大臣由皇帝指派，有权直接办理对外事务，其权柄之重超过了各地督抚。1901年11月，袁世凯督直，不久兼北洋大臣，即开始措办清末颇为引人注目的“北洋新政”。北洋新政是清廷政策的具体实践，围绕振兴实业这一核心，所涉及的几乎包罗了教育、法政、兵事等各个方面，而且尽着先鞭，走在了各地之前，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省咸派员视察，借为取法之资”40。官报就是其中之一。《北洋官报》从1902年初筹设，次年经外务部饬各地仿照办理，于是大至宗旨、章程，小至如何选聘工匠、选购机器，均成为各报模仿对象。以这份报纸为中心，北洋官报局出版或代印、代派的官报共11种，绝大多数为各门类专业报，几乎每立一新政即有一相应内容的官报。该局还参与新式教科书编篡41，为民间代印图书、证券、票据等印刷品，活动方法多种多样，与新政较为合拍。总之，北洋能够成为清末十年官报的滥觞之地，正是它率先推行新政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深入到官报的结构层次来分析它与清末新政的关系。

官报的内在结构以公文、章奏、新知和实业为主，前两项即官文牍。它怎么能同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联系在一起呢？在今人眼中，这似乎不易理解，但是在官报办报指导思想中却被认作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官报者，所以发摅官为百姓之事，与百姓所已知已能者提倡之，百姓所未知未能者诏示之”，“以晓告政府之方针”42，自应“专以章程文牍为的”，使“人人……自察其身居何等职业，以自尽其职业所当为”43。而新知与实业方面，则各国政治文化制度、声光化电、发明创造、世界重要都市的商品和股票价格、国内各项实业的进展等等，琳琅满目。《邦交辑要》、《说公司》、《论经济恐慌之理》、《北美合众国政府保护航海业制度述》之类的论说比比皆是，数量上较之政治性论说要大得多。此外尚有不少劝禁烟、戒缠足、提倡男女平权等改良风习的纂述。

官报的外在结构方面，注重开通知识的专业类官报占总数的48.54%。其中学务类又占专业类总数的46%，比重是不小的。在各省的布局，也大体以一份综合性官报和一份学务官报为主干，有条件的再开办几份实业、政法、白话官报。这种内在和外在结构的特点，可以说明官报主要是为新政的通情达德、养育人才的需求服务的，即如《北洋官报序例》所称，欲求“广见闻，开风气，而通上下”，“不能无赖于官报”。这就是它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清政府所以不再依赖民间报房的古代形态报刊，也正是由于它只刊载谕折，内容单调，不能适应新政的需求。

研究官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还需要分析它与民间舆论宣传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官报是为抵制革命派的宣传活动而开办的。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论者尚缺乏足够的论据。其推理过程很可能是这样的：革命派报刊以反清宣传为己任，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必然需要创办官报以压制革命宣传。这是用后世的眼光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官报与革命派报刊之间几乎没有交锋。首先，革命派报刊宣传的高潮大体始自1903年，而此前官报活动已正式展开，两者在时间上没有对应的因果联系。相反，官报创办数量的时间分布主要与清廷的新政活动相关，例如1905年至1906年是预备立宪紧锣密鼓开张的阶段，而1905年官报创办数量为1904年的两倍，1906年则达到数量的最高点。其次，前文提到的官报结构特点说明，它主要是为上下交流、中外沟通而办的，不是宣传性报刊，所以政论甚少，与当时其他类型报刊推重论说的做法反差很大。就笔者接触到的较有地位的一些官报看，还未见到与革命派报刊直接辩驳的论撰。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不去压制革命报刊，只是官报没有直接承担这项任务而已。在革命派一面，像《苏报》、《民立报》等具体批评某一份官报的文章也极少见。因此，还不宜认为官报的指向是革命派报刊。

另一方面，官报中不时可见的匡正人心一类提法，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自由、平等的批判文章里。这些文章认为：“一国之治，治于不平等；一国之安，安于不自由”，“果使人人自由、平等，则权限堕矣，尚复成何世界？”44在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上，强调国家“自由”至上，“小己”服从“国群”，个人自由“必须参于家与国之公理”，否则“人人皆言自由，事事反多掣肘”，要求人们“守法律服从之义，而为素位安命之人”。45对于民间言论自由的呼声，则驳曰“国家之坏，不坏于言论之塞，而坏于言论之开”46；对于民权要求，则声言“吾恶吾国之言民权者”47。还有的文章，就直接点名攻讦卢梭、洛克等人的启蒙学说了。这些观点，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儒学中用集体的规范化人格否定个体人格的精神。翻览清末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即可看出，拾起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民主口号，要求言论自由，并就此广为宣传的，正是内地改良性质的报刊，尤以租界内的大报为著。革命派报刊推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以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不是在封建体制内争民主自由，所以官报“匡正人心”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前者而非后者。1901年大学士张百熙奏“由公家自设官”，以与“挟清议以訾时局”的民间报馆，尤其是租界内挂洋旗的民营报刊相颉颃，48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而能够将官报抽象为一种现象，从根本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全面、深刻抨击的，也正是这些民营的改良派报刊。

望采纳！！！

3. 哪部电影中提到了 ：第一台计算机是为了战争而发明的

反映辛亥革命来的纪录源片《武汉战争》。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新闻纪录片），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纪录片。记录的事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系列起义战争。武昌起义军强渡长江天堑、与清军激烈拼搏的一个个活龙活现的画面，如10月12日武昌起义军占领汉口、汉阳；10月27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球场内外至歆生路一带的激烈争夺战；11月16日，起义军自汉阳反攻，冲至居仁门、歆生路，二次光复汉口等场景。

4. 廖可富1年9项发明专利是真的吗

据武汉媒体报道，可以升降的高跟鞋、带座位的行李箱、防堵塞蹲式马桶……湖北大学计算机学院电子与通讯工程专业24岁研究生廖可富，一年申请16项发明专利，到今天已经拿到9项专利证书，正在求职的他，信心满满地说，另外发明专利正在审批“路上”，期待有机会将部分专利转化为实用产品，为居民服务。

去年，他一口气申请16项发明专利，到现在已经拿到9项国家发明专利证书。“都是受生活启发的发明，对老百姓生活很有帮助。”廖可富很是感谢湖北大学科技处孙军、张伟等老师，“老师们的不断鼓励，让我完成了系列发明。”同时，同校女友罗雨婷也给了他很大帮助，在申请专利时，帮助查找英语资料。

据了解，廖可富是监利农村人，家庭比较贫困，本科的学费是借的，研究生学费也是贷款而来。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部分专利转化为产品，造福社会，也能为自己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问题。

5. 武汉为什么被称为九省通渠

九省通衢的含义指的是交通便利，不代表一定和9个省接壤，你误会意思了。
从武汉为中心，1000公里以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都包含在内，公路，水路，铁路都很方便

6. 武深高铁在武汉什么地方

武汉火车站
周边公交
现阶段，武汉火车站周边共有始发公交线路七条，通往各大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汉口火车站)、公路客运站(新华路客运站、新荣村客运站)以及公交枢纽站(武昌鲁磨路、汉口武胜路、塔子湖体育中心)。
234路(新荣村客运站-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桥路 → 现代花园 → 黄州街 → 工业四路 → 青山少年宫 → 沿港路 → 建设十路 → 平安铺 → 严汉湾 → 朱家河 → 游湖 → 新荣村客运站 (15站) 下行：新荣村客运站 → 游湖 → 朱家河 → 严汉湾 → 平安铺 → 建设十路 → 沿港路 → 青山少年宫 → 工业四路 → 黄州街 → 现代花园 → 北洋桥路 → 建十南路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武汉火车站 (15站)
525路(群力村-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厂前商场 → 铁铺岭 → 龚家岭 → 张家铺 → 武东路 → 武东 → 武东四村→ 努力村 → 康宁路 → 群力村(11站) 下行：群力村 → 康宁路 → 努力村 → 武东四村 → 武东 → 武东路 → 张家铺 → 龚家岭 → 铁铺岭 → 厂前商场 → 武汉火车站 (11站)
540路(武昌站东广场-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桥路 → 现代花园 → 东方红村→ 友谊大道109街坊 → 友谊大道112街坊 → 大洲村 → 钢洲花园 → 钢花新村 → 钢都花园 → 柴林花园 → 华城广场 → 才盛街 → 才茂街 → 才华街 → 团结村路 → 秦园路东 → 宏祥路 → 沙湖湾 → 车家岭 → 青鱼嘴 → 周家大湾 → 白鹭街 → 姚家岭街 → 中南路→ 丁字桥 → 文安路丁字桥路 → 文安路 → 武昌城市公园→ 南安街 → 武昌火车站东广场 (33站) 下行：武昌火车站东广场 → 南安街 → 武昌城市公园 → 文安路 → 文安路丁字桥路 → 中南路(中南商场) → 东湖路→ 姚家岭 → 周家大湾 → 青鱼嘴 → 车家岭 → 沙湖湾 → 宏祥路 → 秦园路东 → 团结村路 → 才华街 → 才茂街 → 才盛街 → 华城广场 → 柴林花园 → 钢都花园 → 钢花新村 → 钢洲花园 → 大洲村 → 友谊大道112街坊 → 友谊大道109街坊 → 东方红村 → 现代花园 → 北洋桥路 → 建十南路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武汉火车站 (32站)
551路(武胜路公交枢纽站-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桥路 → 现代花园 → 黄州街 → 工业四路 → 青山少年宫 → 沿港路 → 红钢城 → 建设五路 → 和平公园 → 八大家→ 建设三路 → 建设二路 → 建设一路 → 罗家路 → 罗家桥 → 杨家路 → 余家头 → 杨园→ 四美塘 → 永清街→ 球场街 → 西马路 → 循礼门 → 解放大道新华路 → 友谊路→ 武商路 → 解放大道航空路 → 武胜路公交枢纽站 (31站) 下行：武胜路公交枢纽站 → 站邻街 → 解放大道航空路- 协和医院中山公园→ 解放大道新华路 → 循礼门 → 西马路 → 球场街 → 永清街 → 团结村路 → 团结路 → 徐家棚 → 四美塘 → 杨园 → 余家头 → 杨家路 → 罗家桥 → 建设一路 → 建设二路 → 建设三路 → 八大家 → 和平公园 → 建设五路 → 红钢城 → 沿港路 → 青山少年宫 → 工业四路 → 黄州街 → 现代花园 → 北洋桥路 → 建十南路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武汉火车站 (33站)
610路(汉口站-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桥路 → 现代花园 → 东方红村 → 友谊大道109街坊 → 友谊大道112街坊 → 大洲村 → 钢州花园 → 钢花新村 → 钢都花园 → 柴林花园 → 华城广场 → 才盛街 → 才茂街 → 才华街 → 永清街 → 劳动街 → 澳门路→ 湖边坊 → 澳门路开明路 → 三眼桥 → 鄂城墩 → 天门墩 → 黄菱路 → 马场角 → 新华西 → 马场路 → 八古墩 → 汉口火车站金墩街 → 汉口火车站银墩路 → 汉口火车站 (33站) 下行：汉口火车站 → 汉口火车站银墩路 → 汉口火车站金墩街 → 马场路 → 新华西 → 马场角 → 黄菱路 → 天门墩 → 鄂城墩 → 三眼桥 → 澳门路开明路 → 澳门路 → 劳动街 → 永清街 → 徐家棚 → 团结路 → 团结村路 → 才华街 → 才茂街 → 才盛街 → 华城广场 → 柴林花园 → 钢都花园 → 钢花新村 → 钢州花园 → 大洲村 → 友谊大道112街坊 → 友谊大道109街坊 → 东方红村 → 现代花园 → 北洋桥路 → 建十南路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武汉火车站 (34站)
643路(鲁磨路光谷广场-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厂前商场 → 铁铺岭 → 龚家岭 → 彭家岭 → 先锋村→ 黄家大湾 → 李家大湾 → 雁中嘴 → 鹅咀 → 磨山 → 梅园→ 樱花园 → 武汉植物园 → 小李村→ 毕阁山 → 茅屋岭 → 南望山 → 地质大学 → 中航181 → 曹家湾 → 鲁磨路公交枢纽站 (22站) 下行：鲁磨路公交枢纽站 → 曹家湾 → 中航181 → 地质大学 → 南望山 → 茅屋岭 → 毕阁山 → 小李村 → 武汉植物园 → 樱花园 → 梅园 → 磨山 → 鹅咀 → 雁中嘴 → 李家大湾 → 黄家大湾 → 先锋村 → 彭家岭 → 龚家岭 → 铁铺岭 → 厂前商场 → 武汉火车站 (22站)
725路(塔子湖体育中心-武汉站)
上行：武汉火车站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桥路 → 现代花园 → 东方红村 → 友谊大道109街坊 → 友谊大道112街坊 → 大洲村 → 钢洲花园 → 钢花新村 → 钢都花园 → 柴林花园 → 华城广场 → 才盛街 → 才茂街 → 才华街 → 工农兵路 → 花桥三村 → 黑泥湖 → 金桥大道兴业路口(武汉六中上智中学) → 德胜堂 → 塔子湖体育中心 (23站) 下行：塔子湖体育中心 → 德胜堂 → 金桥大道兴业路口(武汉六中上智中学) → 黑泥湖 → 花桥三村 → 赵家条 → 才华街 → 才茂街 → 才盛街 → 华城广场 → 柴林花园 → 钢都花园 → 钢花新村 → 钢洲花园 → 大洲村 → 友谊大道112街坊 → 友谊大道109街坊 → 东方红村 → 现代花园 → 北洋桥路 → 建十南路 → 团结大道黄鹤路 → 武汉火车站 (23站)鐧惧害鍦板浘

本数据来源于网络地图，最终结果以网络地图最新数据为准。

7. 武汉站有到江夏的城际高铁吗

截止2016年11月，武汉站没有到江夏的城际高铁，只有武昌站和汉口站有。

公交线路：轨道交通4号线，全程约16.5公里

1、从武汉站步行约230米,到达武汉火车站

2、乘坐轨道交通4号线,经过14站, 到达武昌火车站

3、步行约690米,到达武昌站

公交线路：j1路，全程约7.4公里

1、从纸坊东站步行约110米,到达新街城际铁路纸坊东站

2、乘坐j1路,经过10站, 到达文化大道联投广场站

3、步行约120米,到达江夏区政府

8. 建国六十年以来的具有突出意义的数学发现与发明

近代数学发展概况
在近代，数学处在飞速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现代数学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十分活跃的科学。现代数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或特点：一是数学更加理论化，所研究的数学对象更加抽象；二是数学与基它自然科学、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知识领域的关系更加密切，几乎触及或深入到各行各业，甚至成为它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说明数学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突出，说明数学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也是数学科学更加成熟的体现。

当今社会，必须把扫除“数学盲”的任务代替昔日扫除“文盲”的任务而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目标。人们可以把数学对社会的贡献比喻为空气和食物对生命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人们是生活在数学时代。神通广大的电子计算机最能反映出数学的存在。

进入20世纪，数学的研范围迅速扩大，数学的分支犹如雨后春笋，其复杂性和抽象性也日甚一日。而数学研究的课题真可谓五花八门，不但外行人面对数学的整个领感到莫名其妙，就是在其它数学分支领域工作的数学家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不过，尽管存在着这种日益专门化的倾向，数学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具体、更富有生机。

回顾20世纪数学的发展，就要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学领域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B.Bussell，1872～1970）在1901年发现的集合论“悖论”（即所有不属于其自身的集合的集合，是属于该集合，还是不属该集合，都导致矛盾），令数学家们震惊。这是对数学界的一个极大的冲击，由此产生了关于数学基础论的危机。其后几十年争论激烈，至今尚未终止。其实所谓“数学危机”如同前面的“物理学危机”一样，不是数学学科本身的危机，而只是人们尤其是数学家们认识上的危机。虽然有“数学危机”，数学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应用范围更广，效果也更明显。二是在1900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D.Hilbert,1862～1943）提出著名的23个数学问题，涉及面广，每个问题都很有难度，许多数学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了不懈努力，但至今尚有不少问题没能解决。希尔伯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20世纪前50年数学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对数学提出许多新课题，推动数学的发展，形成许多新的数学分支。本章只能介绍新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数学分支。
或：
数学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学推动了重大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限于技术条件，依据数学推理和推算所作的预见，往往要多年之后才能实现，数学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效益容易被忽视。进入二十世纪，尤其式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数学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时间已大大缩短，特别是当前，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信息的数字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规模联网，依据数学所作的创造设想已达到即时试、即时实施的地步，数学技术将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直接、最及时、最富创造力和重要的技术，故而当今和未来的发展将更倚重数学的发展。
数学对人的影响也式非常深刻的，“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数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它蕴含在各个知识领域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地锻炼人的思维，有效地提高能力，而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运算能力）则是关系到学习效率的更重要因素。
在我国建国60年来，我国数学科学的发展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了一批如：华罗庚、吴文俊等站在数学发展最前沿的，代表数学发展方向的，享誉世界的数学家 ，对比其他国家数学科学的发展，我国的数学发展可谓一波三折。
与美国相比，自二战以后，为了迎接越来越大的内外挑战，美国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实践，由二十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在“外层空间”的挑战而引发的“学科结构”为运动发端的教育大讨论，70年代初兴起了改变职教与普教分离的“生计教育”，至70年代中期又展开了强调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训练的“回归基础”运动，而80年代则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综合教育改革运动，如果说美国80年代以前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应时性”特征的话，那么进入80年代后则更多地呈现出综合性与前瞻性的特点，并以四个著名的教育改革文献——《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061计划：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为标志，向世界呈现了一副21世纪的教育蓝图。
我国的近代教育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数学教育也和整个近代教育一样，基本照搬日本模式，大量采用日本教材，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于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数学教育的作用也为更多人所认识，我国自编的中学数学教材也纷纷出现。从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此间大量引进以英美为主的西方数学教材。解放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我过全面学习前苏联的教育模式，采用吉西略夫的教材，以及以其为蓝本而改编的教材，因此，我国近代数学发展所走的路线大致是：先照搬日本，后模仿美英，然后又学习前苏联，由于当时前苏联的数学教育曾经体现了数学改革的主流，所以我国的数学教育虽然起步晚，但还是绕道跟上了世界潮流。
随后，于1958年我国展开了赶美超英的大跃进运动，这一客观形势使我国数学教育改革也出现了过热的势态，批判了1955年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认为传统的中学数学教材“内容贫乏，陈旧落后，脱离政治，脱离实际”，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学科，但由于改革过于急促，所以整个改革方案未能进行到底，1961年以后，我国教育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于1961年和1963年相继修订了中学数学教学大纲，重新强调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同时教学秩序趋于正常，教研活动深入开展，数学教学质量得到了稳步的提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批教师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教师队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教育事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致使我国各项教育教学工作不能继续进行，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于1978年颁布了《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使我国的数学科学教育事业重新回到正常地轨道上来，该草案对中学数学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精简了传统的中学数学内容，增加了微积分、概率统计、向量、矩阵等初步知识，把集合映射等近代数学思想渗透进中学数学课本中，由于近代数学所发现的微积分、矩阵等知识主要还处于理论应用之中，且只有在具备了相应地数学学习能力之后，才能很好地理解其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太符合我国当时数学教育还处在较低级发展水平的现实，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负担，知识体系也不够完善，针对这种情况，于1982年又拟定了《六年制重点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对中学数学的内容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编写了几套深度和广度不同的教材，以供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具体基础选择相应的教材，同时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大量地教材改革试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1985年5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4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并且颁布了《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并对教育的目标提出了适应当时具体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新要求，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这一决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影响直至今日。

9. 名人在几岁发明了什么

李四光童年的时候，家庭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一家数口仅靠父亲办私塾收缴（jiǎo）学生的一点学费来勉强维持，如果遇上灾荒年，私塾的学生少了，就有断粮断炊的危险，不得已时也只好从当地的地主家里租借。所以，李四光的母亲也经常纺线织布，换些零用钱。特别是李四光的父亲为人耿（gěng）直，爱打抱不平，曾经因与黄冈的革命党人有来往被迫逃离家乡，去南京躲了一年多，家庭生活就更加艰难。这一切，对童年的李四光影响很大。
当他50多岁的时候，还不时想起幼年的苦难，深为自己的父母所忍受的种种苦楚而痛心。正是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常常帮着妈妈打柴，舂（chōng）米、推磨、扫地、提水、放羊、割草等，几乎样样事情都能干。
5岁的时候，李四光开始跟一位姓陈的老先生启蒙，6岁转到父亲的私塾里，随父亲念书。李四光学习的时候，刻苦认真，勤奋用功。每天从早到晚，朗读、背诵、练字、作文忙个不停。他不贪玩，老师不在的时候，依然能独自学习，而不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桌子，踩凳子，闹翻了天。李四光从小就喜欢动脑筋，问问题。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捉迷藏的时候，看到村头的一块特别大的石头，他就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这石头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周围没有这种石头呢？也许是个偶然的巧合。他后来果真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还曾科学地回答过他孩童时的疑问呢。
李四光小时候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小玩具，什么小船啦，小汽车啦，各种色彩的灯笼啦什么的。他心灵手巧，同龄的孩子都喜欢他、佩服他。特别是，他富有同情心，对左右邻里的穷苦人有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天气很冷，一个小偷摸进私塾里把同学盖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学捉住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狠揍了一顿，最后还被吊了起来。但是只有李四光没有动手，他只是悄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脚下，劝诫说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不然挨这么多打，可怎么受得了呢？
1902年5月，湖北省开始兴建大、中、小各种学堂，少年有志者，都愿意来武昌上学。消息传到黄冈后，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很支持他，从乡亲手里借来路费；母亲也支持他，特地将自己出嫁时的嫁衣给李四光改制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别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武汉求学。
1902 年冬，李四光进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该学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学堂供给。李四光全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李四光学习非常用功，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没有人帮助疏通关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李四光回黄冈向父亲辞行，随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费有限，他只好买了统舱票，以便节约开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学习，李四光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当船驶出上海吴淞口，眺望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小小少年，心旷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他的思绪随着海风海浪飘得很远，很远??
经过漫长的旅行，轮船终于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后又乘汽车来到东京，但不巧的是，临行前，亲友饯（jiàn）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鱼之类的荤腥，在海上又着了点凉，所以一到东京便腹泻不止，医院诊治为痢疾，并对他隔离治疗，只得借钱治病。这次病对他影响很大。当大夫劝他平时多吃素少吃荤时，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劝告，几乎一生饮食清淡，至多吃点鱼呀蛋呀什么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日本国的语言和初等数理比。1907年7月毕业之后，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每年仅能吸收中国留学生10名左右，而报考者竟达千余人，李四光能够考中，是极其不容易的。
在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依旧清贫。每月收到的官费用于必须的开支后，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常常把生米放进暖水瓶中，加上开水，浸泡一夜，第二天，凑着咸菜一起吃下去。除了学习、生活，李四光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常步入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站在革命一边，拥护革命。1905年7月，李四光终于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孙中山曾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Wèi）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仅16岁。
1910年7月，李四光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结束了7年留学日本的生活，和同学们一起返回祖国。不久，他被派到武昌县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从学生到教师，李四光感受到一种新鲜和责任，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参加留学毕业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他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收拾行装南下。回到武昌不久，李四光便被委托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来，又改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然而，革命的发展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不久，袁世凯上台，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宏伟计划已成幻想，他内心郁闷，陷入彷徨之中??于是，李四光产生了再去读几年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的想法。1913年7 月，李四光由官派出国，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深造，年轻的李四光如愿以偿。当时，和李四光一起留学的有4个人，政府发放的路费全是金条。李四光告诉同伴：“你们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银行兑换钱币。”当李四光来到银行的时候，一身破旧的衣服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非但没有换回钱币，还被怀疑偷别人的金条而被抓了起来，任他如何解释也没有结果，连饿带冻，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回。尽管如此，青年李四光还心系父亲兄长，将自己旅费的一部分省下来交给他们，以供弟妹们上学之用。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情怀呵！李四光试图用所有的爱恋来报答14年乡村生活中父老乡亲所给予他的关怀与厚爱，就像他后来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一样，鞠躬尽瘁而又无怨无悔！
长途跋涉，远渡重洋，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终于抵达伦敦。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如今早已车水马龙，五光十色，大厦林立。但在李四光的眼里，这一切无异于过眼云烟，他心里更渴求的是知识和科学。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四光决定进入在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他匆忙离开了伦敦，来到了英国西部重镇伯明翰城，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李四光的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生，即使休息时间，也下放松学习。偶尔在假日走进公园，看看名胜古迹，身边也总是少不了一叠报纸杂志，或是一卷厚厚的书籍。在林阴里，在流水旁，他一坐下来就抄抄写写，或是思考一连串的问题。但平静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为重
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了生死大战。一时间，生活物资日益短缺，物价开始上涨，生活极度困难，许多留学生已无法忍受，纷纷离开英国。但李四光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从小养成的坚忍精神，节衣缩食，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学习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利用假期，跑到矿山做临时工，赚钱维持生活，继续完成学业。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乐观旷达，劳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并成了终生的爱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5月，李四光用英文写成了一篇长达387页的论文——《中国之地质》，并提交伯明翰大学地质系。6 月，他通过了论文答辩。由于这篇论文的提出，李四光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不久，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6 年多的英国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尽管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你争我夺，李四光还是接受了邀请，带着为真理奋斗的治学精神，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1920年5月，李四光结束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回到北京。此时，他已经31岁，在这年轻的生命成长中，除了幼儿时期和暂短的工作以外，他几乎都在不停的学习中忙碌着，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如今，对李四光来说，该是他向祖国贡献知识和学问的时候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6 P0 j1 Y, k5
李四光到地质系后，主要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备课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从岩石的肉眼识别，到显微镜下的鉴定以及进行全面的化学分析，他都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他考试的方法不同于其他老师的方法，除了要进行笔头的问答以外，还发给学生几块岩石的标本，要求他们写出标本的名称、矿物成份、生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等。他还极其重视书本以外的知识，经常带学生赴野外考察，边看边讲，边讲边看，要求同学们大量采集标本，回来后，归类整理，陈列在实验室供教学研究之用。
在长期的国外留学生活中，他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的文化程度比我们高，艺术比我们精。人家的地方已经开辟到十分田地，我们的一块沃土，还在那里荒着。请他们来做好了，再拱手奉还给我们，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一线的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所以，李四光上课的时候，除了科学上的一些专有名词以外，他始终坚持用中文讲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叫他“Mr.李”，叫了几声，他就问那个学生叫谁？那个学生说：“叫你。”李四光说：“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阿猫、阿狗什么的，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有一次，李四光带了七八个学生到宜昌做野外考察，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不给车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李四光看到后，气愤极了，就跑到美国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车钱，并且不准打人。那个美国人开始愣了一下，后来一看是一个穿破西服的中国人，竟蛮不讲理地冷笑一下，准备一走了之。李四光和七八个学生操起地质锤把他拦住了。那个美国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开有大纺织厂的资本家，与其他许许多多资本家一样，以剥削工人为生，而且他的父亲性格暴躁、强横，稍不如意即大发雷霆。因为恩格斯是长子，所以被父亲严厉管教着，一切均要按父亲的旨意行事。甚至父亲笃信宗教，就要让恩格斯“按上帝意志”办事。
& a7 x# e" {0 x8 k, t4 ^ J2 a! N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恩格斯并不是唯命是从，相反，他常常为软弱的母亲受到父亲欺负而大鸣不平。他自己也经常希望能冲出父亲严厉甚至蛮不讲理的约束，去寻找自己的生活，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P7 X! P9 N7 A4 Z! \6 ~
他在19岁时写的一首诗，反映了他这种积极开拓、勇于进取的精神：一股汹涌的洪流，呼啸着独自奔出山谷，松树在他面前轰然倒下，它就这样给自己冲开了一条大道；我也将和这股山洪一样，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 [3 ~" r& h, o4 ^* W# v, s 恩格斯中学未毕业，父亲就强迫他停学，让他去学习经商做生意，他希望恩格斯将来能继承他的事业，成为大资本家。恩格斯虽然不满父亲的安排，但无奈之下，只好听从父亲安排，去到一个小营业所去工作。
' ^) P, j }+ }8 e6 w K2 h# n ~ 18岁时，恩格斯又被父亲送到德国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布莱梅，到那里的一家大贸易公司工作。这一次，恩格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F- J, h, ?4 p2 b# X: D" z
布莱梅虽属德国，但不是普鲁士的领土8 F: n8 ]' i% c5 y6 H8 L
，这里的思想比较自由，普鲁士专制政治对这里影响不大，人们可以自由地看书、议论。喜欢自由的人和对专制制度不满者，都希望能够来到这里，恩格斯也是这样。0 g6 o1 h5 N% Q9 z
到了布莱梅，恩格斯除了应付一下父亲派给的工作之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习上。恩格斯酷爱学习，但威严霸道的父亲不让他读书，他心里总是窝着一股怨气，暗暗地对父亲表示不满。现在终于有机会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对各方面的书都感兴趣，哲学、历史、物理、化学等他一本本、一卷卷地深入学习。读书使他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R5 D" J1 c* }6 e- k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恩格斯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阅读了许多国家的进步书刊，这使他更为同情工人无产者的遭遇。# Z8 N: v3 v: [ t1 P
早在家乡读中学时，恩格斯就对为自己家里干活的工人充满了同情之心。他常常一个人偷偷跑到工厂里去观察工人劳动，又来到工人所住的地方，观察工人生活。他看到了这么一种现实，工人们在潮湿，窄小的低矮工棚里生活，一家老小挤在一起，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亮光，乱糟糟简直无法立足。工人们缺吃少穿，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而正是他们在为自己家里创造着一笔又一笔的财富。他们拖着疲惫、纤弱的身子在没日没夜的劳动，有时有了病也没有时间去看病。有不少工人因积劳成疾还不得不带病干活。更使恩格斯吃惊的是，工厂里有不少童工！他们本该和自己一样读书、学习，无忧无虑地度过他们的童年，但他们却在这里，在这里辛辛苦苦地为资本家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