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再创造基础

⑴ 中华文化是谁，怎样创造出来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起源于华夏文明，从远古至秦、汉，为中国回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答时期；汉朝之后，历经在北方异族多次入侵与统治，而被鲜卑、蒙古人、满洲人等统治中国的人影响。汉唐时期借由丝路，亦传入了大量西域文化。自汉末以来，则为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
其流传年代久远，虽然较诸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古文明，约晚一千至两千年才产生，在中国各朝代的统治者虽然由许多民族有所更替，但是中华文化却始终延续，所以中华文化是持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之一。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其特征是以中华文化的诸子百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天朝思想为其骨干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的大部分的“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皆指黄河、长江流域一带。

中华文化发展于华夏文明，华夏文明的源头有两个，即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中华文明是历经千年以上的时间历史演变，中国各大古代文明长期相互影响融合。如今，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中国，带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屹立在世界东方！

⑵ 如何再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西方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一神权文化，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及征服性，而现在的中华文化恰恰就是缺少了这种特性，所以才有现在很多的文化精神殖民的产生。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糖衣炮弹。那么，咱们以前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抵抗，或者说中华文明的次序能够影响世界被别的文明所接受，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华文明次序是世界次序的行为准则？就在于君权神授的唯一性，如果你不认可我的次序我的文明，那么就是别的人种别的文化质疑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代表着战争。我们这里不讨论君权神授的好坏。我想提的是在当今社会怎么在中华文化里面添加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力，免疫力的问题。现在的中华文化就像古代的墨子文化，讲非攻，讲兼爱，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添加新的元素呢？

⑶ 如何科学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创造性发展

首先，要善于从历史传统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鸦片战争之后，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梦想，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探索过各种道路，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中国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都提出过救国方案，但均以失败告终。教训也表明，照搬西方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终于成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并最终选择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其二，要善于从文化积淀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文化土壤。当代的中国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中，讲仁爱、求大同等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一直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被视为人间正道、浩然正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仁人志士无不把公平正义、大同世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就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他在考察西方近代社会后提出，中国未来要建设的新社会，应当是“节制资本”的社会。中国道路中还有很多内容，都与我们独特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其三，要善于从古今比较、中外比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从古今比较看，今天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实践成果是史无前例的。比如，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基本政治制度，还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等。这些都是我们经济社会高速稳定发展的基础，不仅远远超越了孙中山领导的发展道路，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从中外比较看，今天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实践成果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奇迹。在几乎所有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剧烈的内部矛盾以及外部矛盾，甚至对外侵略、发动世界大战。唯有中国现代化道路保持了长期稳定、高速、和谐、和平发展的特征。
只有从历史、文化、现实的结合上进一步思考中国道路，才能增强道路自信，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

⑷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环境基础

一、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气候：温度的变化，湿度的变化，人口增长、民族文化融合，治世乱世，经济开发。
2、地形、地貌：地势西高东低，湖泊、河流、沙漠水系的变化。

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地形、地貌及气候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地形、地貌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的风格主要有一是雄伟，如泰山、喜马拉雅山。二是险峻，如华山。三是幽深，如四川青城山。四是奇特，如黄山、峰奇、石奇、松奇、云奇。五是秀丽，如四川峨眉山。中国历代的山水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天人合一，以及对大自然的崇拜。中国文化里较少人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更多地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和西方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高低相差很大，自西向东构成“三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为最高的一级阶梯。青藏高原以东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第二阶梯，海拔多在1000--2000米，主要由山地、高原和盆地组成，东部宽广的平原和丘陵是最低的第三阶梯。沿海地区多处于第三阶梯。

以上三个阶梯的地形、地貌是在漫长的地壳运动中逐渐变化的，这些变化属于“人化自然”的过程，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有些湖泊消亡了，有些河海岸变成了陆地；沙漠面积扩大。

我们仅从水系和古代水利工程建设上，就能发现“人化自然”的过程，发现地形地貌的变化，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出现了最初的水利事业，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水入海，治服了洪灾。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规划修建了第一个见于历史记载的水库芍陂（今安徽寿县南）。自东汉至唐，芍陂变成人工湖，宋元此湖逐渐消失。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秦国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至今都江堰仍灌溉着成都平原上的800万亩土地，秦统一后，派史禄主持开凿了灵渠（今广西兴安县境内），沟通了湘水、漓水，第一次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联结起来。秦汉以后，中原地区与岭南交通多取道于此，近代成为以灌溉为主的河渠、白渠（开凿于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由于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故而得名白渠）、漕渠等。公元605—610年，隋朝开通了北起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这些古代水利工程的兴建，给原来的地形地貌带来了变化，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创造为人类改造自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水利工程本身也是“人化自然”的实体文化，总结说来，中国特有的地形地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游览、文学、和绘画等方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特别是魏晋以后，文人墨客盛行游山玩水，在文学界形成了山水诗派，在绘画界有山水画派。许多描写山水风光的散文、诗歌、和绘画，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也就是说，中国多山多水的地形地貌，既哺育了古代文人，也造就了极富特色的中国山水文化。

2、气候
中国气候有三个特点：一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从南到北，既有热带，又有寒温带，国土的大部分处于温带地区。二是季风气候明显，冬季多刮北风，夏季多刮南风，降雨量多集中在7、8、9三个月，三是大陆气候强。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气温年差较大。以上三点是中国气候的总体特征。总的来看，有史以来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气候状况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最明显的体现在温度与湿度两个方面，

比如温度的变化：从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到17世纪（清代），我国气候的总趋势是由温暖转向凉爽。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温度上升，受厄尔吉诺现象影响，中国的气温也迅速上升，如今，青藏高原上千年的冰山开始融化。
再比如湿度的变化：距今五、六千前的新石器时代至两千五百年前较湿润，洪水频繁，这从古代史书记载可以看到，古代受人尊敬的英雄，都是治水有功的人。到了近五百年，我国的旱灾多于水灾。北方尤其明显，而南方的水灾更加频繁，这实际上与气温变暖、冰山融化有关。

另外，人口急剧增长，北方民族不断南侵，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都与气候的变化有关系，甚至连治世和乱世也与气候的变迁有关，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等等都与当时的气候宜人、风调雨顺有关。

中国气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特定的气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节气文化与气候：我国古代以农立国，节气文化是适应农业需要而很早就发展起来的。“春争日，夏争时”，农民们世世代代就像打仗一样按24节气种地。否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连收成都成了问题。24节气不仅指导了我国古代农业，而且深深融入我国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之中，有的节气还成了民间重要节日。

二是中医文化与气候。中医学把外感病邪分为“风寒湿热燥火”。俗称“六淫”，大部分与气候有关。南京中医学院老教授干祖望说：“欲知《黄帝内经》之精华，一半在气候。”没有中国特殊气候，也就不会诞生中医学，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是针灸，针灸的取穴和针探深度也都和四季有关。不同的季节应取不同的穴位，针探深度也不一致。中药的使用也分季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门有一篇“四时用药例”，说明用药也要讲究季节。《黄帝内经》中指出：在各季节中要分别加温热甘酸和苦寒之药，以顺四时气候而养天和之气。

三是诗词与气候。请大家举出与气候季节有关的诗句。

我国是世界上四季最鲜明的国家，鲜明的四季影响到诗人的日常生活，创作环境和灵感。于是，古诗中有大量的咏怀四季的诗句，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些都是咏春的。在四季中诗人们对气候体会最深的要数夏季的炎热。杜甫遇到酷热天气就会：束带发狂欲大叫，恨不得“安得赤脚踏层冰”。王维在《苦热》一诗中，热得想到大气层之外去凉快凉快：“思出宇宙外，矿然在寥廓。”还有展示暮秋景物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的《西厢记》）。总之，正是四季分明的气候造成了咏怀四季的美妙诗句。

二、人文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疆域、政区

（1）疆域：西汉、唐、元、清、疆域超过“雄鸡式”、960万平方公里。
（2）政区：商周——分封制，秦汉——郡县制，东汉——州、郡、县二级制，元——行省制度，明——省府县，清——省府县，近代——省、道、县，现代——省、市、县。

2、民族、人口：

（1）民族：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总称。华夏族指汉族。
（2）人口：特点是分布不均衡，人口迁移频繁。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或者叫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进货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样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是古代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在人文地理环境方面，疆域、政区、民族和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文地理环境主要是指社会人为创造和划分的地理环境，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诸多方面，其中，对文化影响较大的是疆域、政区、民族、人口。
（一）疆域、政区
疆域（重点了解各朝代的疆界变化，有哪几个朝代的疆域比现在的大，西汉、唐、元、清）
（1）夏朝：夏代始于公元前1300年。中国古代的华夏族在黄河流域繁衍发展，当时的华夏族同蛮、夷、狄等不同族类经过长期的交往和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族体“华夏族”。华夏族分为几个不同的部落，这些不同的部落集团先是生息在黄河及其支流一带，后来发展到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等广大地区，建立了持续600多年的夏朝。夏朝的疆域，以黄河、长江为主，以今河南西部为中心，西起山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接湖北、北到河北。

（2）商朝：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始于商朝。其疆域与夏朝相似。商朝的文化非常发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商代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使用文字。最大的成就就是甲骨文，仅从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十多万块甲骨上，已发现的单字就有5000个。

（3）周朝：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延续了800多年的周朝。周文王姬昌用姜子牙治理国政，国运昌盛。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建都镐京，东周建都洛邑。其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东大部。周朝在中国文化上最大贡献是灿烂的青铜文化。

（4）春秋战国：从东周开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500多年，习惯上称春秋战国。在此期间，各诸侯国之间战火不断，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此时的疆域基本上和周朝接近。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锋“百家争鸣”的现象。

（5）秦朝：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公元前221年由秦王赢政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立国仅15年，它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今甘肃、四川、至今云南、广西、北到长城一带。秦朝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兵马俑”和“阿房宫”成为历史的见证。

（6）汉朝：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都长安，先后统治达214年，其疆域东南至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西南至云南、广西、越南的中部，北至大漠，东北达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自西汉中期至唐朝末年的千余年间，越南南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7）唐朝：唐帝国是一个空前强盛的封建帝国，唐朝全盛时，疆域东到大海，南到南海诸岛，西到巴尔客什湖，东北抵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北界包括今俄罗斯的一部分，南界包括越南北部，西界包括乌滋别克斯坦的咸湖，号称唐大帝国。唐以后至宋代中国的疆域有所缩减。唐大帝国的文化十分繁荣，主要成就是艺术。

（8）元帝国，是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元世祖忽必烈灭掉南宋后，疆域辽阔，北达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至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境内，东北达鄂霍次克海。元代的科技和文学比较发达。元杂剧是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宏篇巨著。

（9）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疆域北接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到葱岭，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公里的土地。这种疆域基本上与当今的疆域相似。（最新测算表明，中国的实际面积是一千万平方公里）。1840年鸦片战争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3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9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这些使中国人民遭受屈辱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中国的大片领土沦为殖民地。

总的来看，在中国历史上，西汉、唐代、元代、清代几个朝代的疆域都超过了中国当今的“雄鸡式”疆域。
今天我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实际上随着香港、澳门（1999/12/20）的回归，我们的国土面积可能在1000万平方公里之上。目前中国的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政区

政区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是人为划分的，因此属于人文地理环境范畴。研究政区应当探讨古代地方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机构组织及权利分配。

（1）商周：中国古代行政区域制度最早产生于奴隶制时代。相传夏朝开始按地区划分居民，史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究竟哪九州，无从查考（因无文字记载）。商朝开始在王室以外地区分封诸侯，世袭统治权。西周实行了“封邦建国”，“受民受疆土”的典型分封制。各封国尊周王为天下共王，承担守疆土，卫王室，纳贡税的义务，诸侯在封国之内，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权，兼可分封下属为卿大夫。春秋时期，列国兵争，晋、楚、秦等在边地先后设立县和郡，至战国，郡县两级制，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总的来看，第一个时期，商周时期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县以下置乡、亭、里等基层政权组织。郡、县两级行政长官由皇帝任免，实行年终考核，依任职情况决定升降留免（类似于今天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2）西汉初年，采用“郡国并行制”。长安及附近地区实行郡县制，长官有太守和都尉。其余地区是分封制。同姓子弟分封为王，功臣和亲属外戚分封为列侯。汉武帝时，诸侯王的封地分割缩小，治民之权被取消，王国变成和郡一样的地方行政机构，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另分全国为十三个州郡，每州由皇帝派刺史一人监察郡国。东汉取消郡尉，固定刺史为州级长官，地方行政机构演变成州、郡、县三级制。

（3）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基本保持州、郡、县三级。但一个州所管的郡县越来越少。
总的来看，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4）隋唐：恢复郡县两级制。隋初取消郡，只存州、县；隋末改州为郡，实行军政分权。唐代再改郡为州，州有剌史，县有县令。并分立“道”（镇），成了州以上的一级政区，这就形成了“道——州——县”三级制。另外，唐在边疆设节度使，集数州的军事、财政、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逐渐膨胀。“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遍设到内地。实际上节度使就是方镇，或称道。总的来看，隋唐基本上是郡、县二级制，唐代后期形成了“道—州—县”三级制。

（5）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宋太宗废止了方镇辖域制度。各地设置府、州、军、监（州级单位），其下辖县。其行政长官由京官带原衔出任，简称“知府”、“知州”、“知县”。府县之上，设“路”为监察区，路设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总称监司，分掌军事、财政、刑狱等职。这样一来，宋朝就形成了：“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制。

（6）元朝：由于疆域辽阔，确立了行省制度。全国除了西藏归宣政院外。其余地方分设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行省长官有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等。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
元朝：行省—路—府—州—县。

（7）明：明洪武九年废除行中书省。全国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简称省，现行的省由此开始）。每省设左右布政使掌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合称“三司”。三司互不相统，分别隶属于中央有关机构。省下设府（或直隶州）、县（或散州）。府里的长官为知府，县里的长官为知县。明朝：省、府、县。

（8）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分省、府、县三级。全国划分为十八个省、五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和内外蒙古旗盟。省里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督和巡抚。一省或数省设一总督，各省均设巡抚。省下设府，距京城250里设一府“府见府，250”，北京至保定250里，故设保定府，保定府距正定（真定）府250，故设正定府。府长官为知府。府下设县，县里的长官为知县。另外历代在少数地区设过特殊机构。

（9）近代，辛亥革命前后废除了府一级、州、所都改为县，又重划了道区，所以成了省、道、县三级制。国民党政府废除了道，实行省、县二级制。但在30年代又在省和县之间设立了行政监察专员。
（10）现代：1949年建国后地方行政机构分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地（包括自治州、盟）县（包括自治县、旗、自治旗）。1986年开始废除地区，专区，实行市管县。因此形成了省、市（不包括县级市）县三级制。目前我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二） 民族、人口

（1）民族：

谈到民族，我们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是定居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现有56个民族。

其次要明确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富饶的土地是靠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从夏朝到秦汉时期，当华夏族，苗瑶族、百越族等民族开拓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时，边疆各民族的先民已在开发着祖国的边疆。比如，东北部和北部的东胡、乌桓、鲜卑、匈奴等民族开发了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及华北北部的广大地区；西域的乌孙、月氏、龟滋等民族开发了今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西部和西北部的羌、吐蕃族开发了今青藏高原；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百越各民族开发了今广西、广东及福建、浙江等地。

再次，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华各民族互相接近和融合，共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到公元前200多年前，汉族的前身华夏各族就已经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以后随着自身的扩张、迁移和其它民族的迁入，汉族融合了其它民族。汉族在数量上高居首位，在经济文化上保持着总体上的优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大多数朝代是汉族统治的多民族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上，非汉族建立的政权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公元13世纪初，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后来发展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

另一个统治过整个中国的民族是满族。满族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在风景秀丽的长白山下，有一个碧波粼粼的湖泊，三位仙女降临，洗浴之后登岸。这时，一只神鹊衔来一枚红色的果子，鲜嫩异常。年龄最小的仙女佛古伦拾起来吞入肚中。结果怎么呢？

佛古伦吞下红色种子不久，便生了一个男孩，姓爱新觉罗，叫布库里雍顺。他就是传说中满族人的祖先。正是他的后代建立了大清帝国。1644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入关，占领北京，席卷大江南北，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清帝国。满族人的语言大师不少，曹雪芹著有《红楼梦》，老舍著有《骆驼祥子》等。

总之，中国的历史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不断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2）人口：
中国这块土地是特别适应人口繁育生息的地方，苏联则不适应人口繁衍，故此曾奖励多生多育的“英雄母亲”。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汉代，中国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北宋时期和近代也占三分之一。当时人口众多是优势（人力资源）。
历史上，中国人口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分布不均衡。总的来看，各朝各代人口分布极具变化，但一般都是东南部和中原地区人口稠密，西北地区人口稀少。
第二个特点是人口迁移频繁。人口迁移主要受战争、宗教、经济的影响，同时人口迁移又带动了文化的传播和交融。下面仅以乌兹别克人的迁移，说明人口迁移状况。18世纪中期，俄国境内的乌兹别克人陆续迁移到中国新疆，散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的城镇。乌兹别克人一日三餐都吃奶制品，禁酒，忌食猪、驴、骡肉，喜欢吃牛、羊、马肉及蜂蜜和糖浆。他们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大都有较大的清真寺。在公元19世纪中叶以前，乌兹别克人以经营商业为主。他们组成商队，赶着成群的骆驼、马、骡，往返于新疆及中亚各地之间。因此，乌兹别克人的足迹遍布新疆及邻国各地。他们把乌兹别克人的文化传播到各地，又把各地的文化吸纳过来。为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作出杰出的贡献。
从15世纪以来，中国人不断移居海外，当时以移居东南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再次大规模不断移居海外，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现如今，在没有四川人的县不多；在世界，没有中国人的国家不多。人口过多是最大的生态失衡，双胞胎多，男孩多则是人类自身失衡。

⑸ 2，为什么说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版可分割的一部分权。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因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多元形态。

秦汉以后，中华大一统的思想逐渐形成，中原地区文化持续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交融，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发展，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借鉴，是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强大动力。

(5)中华文化的再创造基础扩展阅读：

《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集中阐述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白皮书强调：“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既推动了各民族文化发展，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

产生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交融，其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在博大深邃的中华文化中获得包容和展现，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重要构成。

⑹ 从文化创新的角度说明如何提升中华文化创新创造能力

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都包含着文化创新的意义。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源于社会实践，又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标准所在。
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历久弥新，民族文化才能充满活力、日益丰富。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⑺ 怎样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但经过改造仍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部分，既不是全盘继承，也不是全部抛弃，而是推陈出新，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它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和模仿，而是结合当前、面向未来的创新、创造和再生。所谓推陈，即立足于当代，扬弃那些不适合今天需要的东西；所谓出新，即对这一层次的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和提炼，并积极创造新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2，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继承和保护就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即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3，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华部分，必须积极加以继承，进行创新性发展，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

继承与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在当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中汲取力量，对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华部分积极加以继承，并不断进行创新性发展。

将现代内涵融入民族精神之中，重塑当代中国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

(7)中华文化的再创造基础扩展阅读

党的十九大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这些方针阐明了在新时代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一是让优秀传统文化生动起来；二是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三是要努力去实现生活和社会认同这种传承、发展这种传承；四是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

首先就是找出传统文化的生动性。其实，传统本身就具有着生动性，但传统在其传承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的久远，岁月的变迁，空间的转换，可能使它的生动转变或减弱，但它仍不失是一种生动的文化，这时，就要对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动的部分进行“修复”。

⑻ 如何再创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才能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⑼ 中国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人与自然间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始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以生产实践、即经济活动为基础。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的文化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又是怎样的呢？简单来说，中国几千年来的物质生产方式一直是以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自距今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农业开始，农耕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这首先应归功于东亚大陆这片辽阔的土地。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气候类型多样，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创造辉煌的自然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辛勤劳作和无数文化巨匠的创造，才形成了今天为世界所叹服的、汪洋恣意的中国文化。

我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有以下四种形态：

①夏、商、西周——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春秋以前，是我国农业自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大的阶段，其特点一是土地国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二是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相授受；三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作为主。

②春秋战国、秦汉乃至明清——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春秋以降，农业经济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此后2000多年间，中国经济形态虽多有变化起伏，但基本格局却大体一以贯之：一是土地国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二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三是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占据主导地位。

③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城市对乡村的经济依赖。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城市不具备自立的经济，而与乡村间在经济上是同一的；这对于中国文化特质的形成及其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④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比例呈现周期性失调。中国历史上这两种生产比例的协调与失调，往往与王朝的盛衰兴替相对应，二者间互为因果。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的两种生产都处于自发性发展阶段，人口无政府地增殖，物质资料生产扩大的天地又受到限制，因而两种生产间的比例很容易失调，而对这种失调的人为控制作用毕竟有限。历史往往通过战争、瘟疫、饥荒等来大量消灭人口，使这一比例重新得以缓和，但其代价是巨大的，这便对中国社会进步造成周期性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时至今日，我国人口形势更加严峻，两种生产的比例协调问题极其紧迫地摆在全民族面前。可以说，中华民族在今后能否繁荣昌盛，很大程度上系于两种生产比例的协调之上。